中古汉语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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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和名类聚抄》 异域典籍 中古汉语

《和名类聚抄》（以下简称《和名抄》）作为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辞书，成书于日本立志发展民族文化的平安时期，源顺在序文中写到“是故虽一百峡文馆词林、三十卷白氏事类、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适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大医博士深江辅仁奉敕撰集新钞倭名本草、山州员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纪私记等也”“汝集彼数家之善说，令我临文无所疑焉”“古人有言，街谈巷说犹有可采，仆虽诚浅学而所注辑皆出自前经旧史倭汉之书”。可见当时《文馆词林》《白氏事类》对日本文人在汉语学习及应用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因当时的汉语学习者仅限于贵族等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一般人即“世俗”对汉语文字难以理解。当时日本已经有典籍类辞书《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倭名本草》《日本纪私记》等，却“难决世俗之疑”，即在当时急需一本通俗易懂的辞书。“集彼数家之善说”指“前经旧史倭汉之书”，据查《和名抄》引用典籍360多种，其中90%左右为中国典籍[1]，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对字、词进行详细的解释，最终“临文无所疑”。《和名抄》对《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节用集》等日本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语大辞典》中“典籍”的释义为：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异域典籍是指存在于域外或域外文人用古汉语撰写的各类典籍。[2]近年来，域外汉籍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在域外汉籍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激励着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工作。[3]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对《和名抄》中所引典籍与现行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俗字演变的角度进行考释，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或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补充，或纠正一些古籍或词典的错误之处，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词典的再版校对等工作提供依据。

一、《和名抄》对古籍的验证

在国内失传的众多古代宝贵文献有时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典籍由于天灾人祸，抄录再版等原因早就不复存在了，现行版本与原典籍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利用《和名抄》可以再现相关古籍的原貌。

1.疽

《和名抄》 说文云疽 七余反 俗云发齐 久b也。（形体部疮类）

《说文解字》 b也。从疒且声。七余切。（卷七・疒部）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疽”释义为：久b也。《后汉书・刘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皆引“久b”。与小徐合。b久而⒕遥然也。从且声。七余切。五部。《唐韵》七余切，《集韵》千余切，《韵会》七N切，从音苴。可见源顺所引内容为《说文解字》原貌。 《说文解字・卷十四・且部》“且”的释义为：]也。从几，足有二M，一其下地也。凡且之俳源忧摇W佑嗲小S郑千也切。“且”在古代有两个读音，一种读音为精纽鱼部，另一种为清纽鱼部，精纽的“且”同“疽”为叠韵关系，清纽的“且”同“疽”为双声关系，读音相近，并且反应了古音中“j”“q”的反切与韵母的关系。[4]

2.o

《和名抄》说文云o音谓和名久佐布 虫似豪猪而小者也。（鳞介部虫豸类）

《说文解字》 “猬”作“帚”，虫似豪猪者。蝈，或从虫。《说文・帚部》

《玉篇》中“o”的释义为：虫也，似豪猪而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o”：或从虫作。尔雅亦入之释兽。《尔雅・释兽》：毛剌。可见源顺所引内容参照了《说文解字》和《玉篇》，重现了古籍的内容。《汉语大词典》2144页“o”的释义为“猬”的异体字，而951页“猬”的释义为：兽名。状如鼠而较大，长尺许，毛多而密，尖锐如刺，遇敌则团缩，毛攒起竖立，故俗称刺猬。穴土而居，昼伏夜出，食田间害虫。《史记・龟策列传》：“猬辱于鹊。”其实“猬”的古意有“虫类”的含义，《汉语大词典》对此只字不提有欠妥当，且《史记・龟策列传》的“猬”当为“o”，建议在“o”的义项中加入。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有“马毛缩如o，角弓不可张”的诗句。可见在南北朝时期“o”还在使用，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汉字的简化和双音节化，“猬”逐渐取代了“o”而被广泛使用，如杜甫的《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

二、《和名抄》对古籍俗字的使用

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和名抄》中俗字的使用正说明了源顺编写服务平民大众的辞书的目的。

1.黛

《和名抄》：说文云黛音代 和名万由须美 画眉墨也（调度中容饰具）

查阅《说文解字》，无“黛”字。《说文解字》有“n”字。画眉也。从黑朕声。徒耐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义为：画眉墨也。依小徐有墨字。玉篇作黑。n者，妇人画眉之黑物也。《释名》曰：黛，代也。减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通俗文曰：i石谓之“黛”，服 ，刘熙字皆作黛。不与许同。汉人用字不同之徵也。黛者，n之俗。楚辞，国策遂无作n者。从黑。朕声。徒耐切。按朕声本在七部六部合音。转入一部。又变其体为黛。可见《和名抄》的“黛”字为“n”的俗字。《汉语大词典》1738页“n”的释义为：同“黛”。《新书・劝学》：“尝试传白n黑，榆铗陂，j芷若，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此处对“n”的释义忠于此字的原始意义，比较详实，对此类被简化的古代使用的汉字进行释义时，这是个很好的范例。

2.R

《和名抄》：说文云在屋曰R 楚江反 字亦作牖 和名末置 在墙曰牖 己见墙壁 具兼名苑云一名梢艋\（居处部门户类）

《说文解字》： 在曰牖，在屋曰琛O笮巍7柚属皆从琛4埃或从穴，古文。楚江切。《说文解字・囱部》

可见《和名抄》与《说文解字》的释义一致，只是顺序发生了变化，并且源顺使用了“琛钡乃鬃郑同时源顺还参考了《兼名苑》的相关内容，对已经遗佚的典籍的辑录工作有重要作用。 与山匝院嶂蔽窗型明。可见在古代“伞庇搿案R”意义相通。《释名》：窗，也。於外Q任明也。《汉语大词典》1694页收录了“　薄А彼得髁舜实浔嘧胝叩娜险嫣度，但仅仅释义为“窗”的异体字稍欠妥当，因为在古代的意义为“在墙曰牖”，同样对“R”也应该加上古文“在屋曰琛钡氖鸵濉

三、《和名抄》对《游仙窟》的辑注

《游仙窟》是唐代张|所著的传奇小说，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游仙窟》堪称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书成后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此后，由于种种变迁，宋、元、明、清时期此书在中国彻底失传了。清朝末年，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本土后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和名抄》所引《游仙窟》材料的梳理，可以再现《游仙窟》的原貌。

1.F鬼

游仙窟云F鬼师说 伊岐须太万（鬼神部鬼魅类）

《游仙窟》原文为：余因咏曰：“梦中疑是实，觉后忽非真。诚知肠欲断，穷鬼故调人。”“F”是“穷”的异体字，原意为“洞穴不可行进的终极处。”从字形看像“穷苦人的身形”，中古时期由于音节的双音节话，即在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单音节语素，使之成为双音节词，也就是说“鬼”作为词尾已经失去其原本的实际意义，仅起调节音节的作用。唐代“F鬼”已经作为一个词固定下来，并被广泛使用。[5]

2.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 和名於岐奈比止（人类部老幼类）

《游仙窟》原文为：古老相传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鸟路才通，每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自然浮出，不知从何而至。”“古”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故也。从十、口。R前言者也。“老”的释义为：考也。七十曰老。“古老”一词是中古时期将两个意义相关或相近的语素或单音节词组合成的双音节词，如“窗户”“墙壁”等。

3.眼 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 师说万比岐 一说万奈古井（形体部耳目类）

《游仙窟》中“眼”字共出现了43次，有“眼见”“双眼”“眼尾”“眼拙”“失眼”“眼子”“眼碜”“眼皮”“曜眼”“细眼”“斜眼”“眼细”“亿眼”“眼饱”等，而“眼皮”只出现了一次，即下官曰：“昨夜眼皮p，今朝见好人。”此处“眼皮”即“眼睛”之意。并且，源顺把“眼皮”等同于“眼”，可见源顺是参照了《游仙窟》原文的，这也正好验证了源顺所引为《游仙窟》原貌。

4.眦

游仙窟云眼尾 师说训万奈之利（形体部耳目类）

《广雅》的释义为：目裂也。《说文解字》的释义为：目也。与之相邻的“睑”“眶”源顺根据《唐韵》解释为“目睑”“目眶”，而“眦”则根据当时流行小说《游仙窟》中“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的内容解释为“眼尾”，充分体现了源顺让“世俗无所疑”的初衷，堪称通俗易懂。

5.手子

游仙窟云手子 师说云太奈须惠（形体部手足类）

“手子”即现代汉语的“手指”，现代在天津等某些方言中还存在着“子”发“指”的现象，“Z”是舌尖前音，“zh”是舌尖后音，“z”也叫平舌音，发音时舌尖部位比较平直，“zh”也叫卷舌音或翘舌音，发音时，舌尖向上卷起或者叫翘起，因为“古无舌上音”“古无多舌音”，所以在古代无“zh”音。随着发音的变化，“子”音逐渐转变成了“指”音。《游仙窟》中有5处“手子”：手子腽]；当把手子；把著手子；手子从君把；忽把十娘手子而别。其意义均为“手指”之意。

6.牙床

游仙窟云 六尺象牙床 杨氏汉语抄云 牙床 久礼c古（调度中坐卧具）

《游仙窟》原文为：八尺象牙床，绯绫帖荐褥。考释此处《杨氏汉语抄》误把“象牙床”理解成了“牙床”，可见源顺或没正确理解《游仙窟》内容，或根本没亲自读阅《游仙窟》原文，仅仅错误地引用了《杨氏汉语抄》。战国孟尝君“有能扬文之各，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即楚国要送孟尝君象牙床的故事，说明战国时期就有该词，只是中国传入日本的词汇中鲜有三字词，所以才被日本学者误以为成了“牙床”。另外，《和名抄》的“六尺”和《游仙窟》的“八尺”不同，古代的标准长度单位是“尺”，不同时期“尺”的长短是不同的，年代越早，“尺”越短，秦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0.23米，唐朝时一尺约3.07分米，六尺等于1米8左右，而八尺2米4有点不符合常识，所以《游仙窟》现存版本的“八尺象牙床”当误传，《和名抄》的“六尺象牙床”为《游仙窟》原貌[6]。

7.B子

杨氏汉语抄云枳佑盍髦沼利乃佐良 游仙窟云麟脯豹胎]於玉B（器皿部漆器类）

《游仙窟》原文为：麟脯豹胎，纷纶于玉B。后缀“子”组成复合词是中古词汇变化的类型之一，起一定的语法意义，其词汇意义不发生变化，如“合子”“酒台子”“厨子”“瓶子”“错子”等，再次验证了中古口语化的变化规律。

8.鱼l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鱼l读须波夜利 本朝式云楚割（饮食部鱼鸟类）

O仪性显契 瘸址 ~名也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鲻x奈c之 lx 食部（鳞介部龙鱼类）

雉脯 游仙窟云西山凤脯 音甫师说保之止利 俗用干B二字（饮食部鱼鸟类）

游仙窟云雉 音翠师说比太礼 说文云 今按如许慎说者 俗所谓阿布良之利是 鸟尾b也（羽族部羽族体）

《游仙窟》原文为：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本草》鱼，似鲤，身圆头扁，骨软，生江海浅水中。可见源顺根据《孙仪性稀方“”简单地理解成“鱼”，其实此处的“”是指鲻鱼的幼鱼，大概二十几岁的源顺没见过鲻鱼的幼鱼，也不知鲻鱼为何物，所以才作此简单的处理。

《和名抄》中源顺将“干B”作为了“雉脯”“凤脯”的通俗说法。“雉”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雉有十四种。《尔雅・释鸟》_雉、雉、G雉、雉、秩秩海雉、M山雉、n雉、h雉。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E。江淮而南，i质五彩皆备成章曰_。南方曰_，东方曰，北方曰T，西方曰。“凤”的义项为：《说文解字》神B也。《尔雅・释鸟》凤，其雌凰。《广雅》凤凰，鸡头燕h，蛇颈鸿身，鱼尾j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义，腹文信，膺文仁。雄鸣曰uu，雌鸣曰足足，e鸣曰固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B”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长尾禽总名也。《正韵》常时曰鸟，胎卵曰禽。《尔雅・释鸟》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的相关义项为：《广韵》鸟尾上肉。又《博雅》，肥也。《集韵》祖C切，音。髁骨也。一曰肥实谓之。

通过十娘款待张骞的“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可以了解唐代饮食文化是何等的丰盛，水陆珍馔，应有尽有，真可谓“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源顺在攥写《和名抄》时除了参考中国的典籍、韵书之外，还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如《游仙窟》等，并且所引用的内容多为当时被广泛使用的口语，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唐代口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规律[7]。

三、结语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能不断进行创新、创造的国家，《和名抄》在把中国的很多典籍进行汇编和杂抄后，无论是词汇释义还是训读，都对汉字和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又对现代中国典籍的考证及汉语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名类聚抄》的汉语语言学视角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574]。）

注释：

[1]林忠鹏：《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3-89页。

[2]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159-160页。

[3]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1-124页。

[4]杨秀云：《从看中古汉语对日本汉字文化的影响》，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16页。

[5]安部逸雄：《中古hZについて--倭名聚抄を中心として》，Z学と文学 九州女子大学国Z国文学会，2000年，第3期，第157-178页。

[6]秋本吉郎：《倭名聚抄とh字文化》，国文学，1953年，第10期，第7-16页。

第2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 古汉语史料 史料解读 高考历史

近年来在高考中，文科综合试卷历史部分越来越偏重于考查学生的史料阅读理解、历史阐述、知识迁移和文字表达能力。考生往往因为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史料，最大限度地获取史料提供的有效信息并有机地将史料信息与教材知识相结合完成知识的迁移，而影响了得分。特别是涉及古汉语的史料，学生更是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就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如何突破古汉语史料解析这一瓶颈，我进行了尝试。

一、收集数据，分析原因，对症下药

为了得出客观的分析数据，我精心选择了近两年福建省高考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古汉语材料的选择题，对自己所教两个班级的94名学生的得失分情况做了认真统计，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让考生找找失分的原因，得失分情况统计如下表：

不难看出，两道题的得分都不高，而且做题所用时间超过了做选择题的平均用时量，尤其是第2题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学生得出正确的答案，我掩卷思考，认为失分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能力太弱。之后，我认真分析了学生问卷，学生的回答与老师的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在回答这两道题失分的原因时，绝大多数的回答是“读不懂材料”、“不会翻译”，有的还写道“最让我头痛的是翻译不准，导致选错”，“这种古汉语类型的题最大的障碍就是读不懂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就是学生古文知识欠缺出现的翻译卡壳导致失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古汉语史料的阅读理解能力不足。2.答题基本思路、方法和技巧欠缺。3.答题的规范程度和文字表述的准确程度、精炼程度不够。4.学生对古汉语史料解析题存在畏难情绪。

二、新高考下高中历史课堂的古汉语教学的一些做法

1.树立学生信心，激发学生学习古汉语的兴趣。教师要注意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兴趣，只有在课堂上利用多种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克服怕古汉语的畏惧心理，无论做什么事情，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成败。教师要注意选择古汉语中既有史料价值，文采又突出的作品（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就生动地反映了秦的历史），课堂上组织学生分组朗读、解读。最后老师归纳总结，这样全班学生都能参与，既激发兴趣，又获取知识。2.在课堂教学中注意贯穿古汉语史料的解读方法和答题规范。一是要求学生循序渐进，第一步粗读古汉语，弄清史料所说之事。第二步提取关键词，了解古汉语出处、人物、历史阶段或国别。第三步尝试概括古汉语史料的中心思想。第四步回扣教材，将古汉语史料迁移至课本具体基础知识。总之，我们阅读一段古汉语材料时，应该关注材料的出处，抓住材料中关键的字、词、句，提炼材料的核心观点，再结合所学知识作答。其实高考大多通过创设新历史情境设问，史料可能是陌生的，但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能和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找到某种契合点。找到这个点，适当进行知识迁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3.精选强练，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古汉语史料种类庞杂，浩若烟海，有的艰涩深奥，有的抽象难懂。为克服学生对史料解析题的畏难情绪，要精选史料拓展学生的视野，充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在史料的选择范围上先课本、后课外；在史料的选择类型上先单一、后复合。加大训练力度。教师精心筛选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史料，精心设计出不同角度的问题，精心安排由浅入深、由简至繁的不同层次的训练，以练促记，以练生趣，“缩短”历史与现实、学生与史料之间的距离，达到消除学生畏难情绪的目的。

三、历史课堂的古汉语教学环节切忌步入误区

1.在历史课堂的古汉语教学中，切不可机械地胡乱引用，更切忌信口开河的点评，以类“风马牛不相及”之举臆断嫁接古汉语于历史教学中。这样不但会偏离教学主题，而且碍于有效课堂的构建，为避其弊害，教师当本作“好问则裕”的真诚觉悟严谨治学，处理好历史学科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之间的关系，切忌越俎代庖。由于各学科各具特色，古汉语切入教学环节中历史教师尤当扬长避短，且明确自己在教学中的角色，指导、引领学生学习、赏折一些有特色的历史小品文、古诗词、楹联，还应当与学生融洽相处，培养中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态度与能力，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给他们更大的思索空间。“事定犹须待阖棺”，教师切忌“以一己之蔽而掩众生之长”。2.古诗文历史课堂的古汉语教学切忌冲淡主干知识，应该明白它只能作为一种调节课堂氛围，激励学生学习主干知识的滋润济。古汉语历史是语文而不是历史，我们可以从那类似浪漫的文字间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总之，新的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在掌握基本历史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识活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而易见，利用古代汉语作为背景材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因此，学习历史，特别是古代史部分，学好古代汉语是师生绕不开的课程。切实重视加强对古代汉语的学习，不仅是提升学生文综得分的需要，而且是新课程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4.

[2]朱煜.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 常用词 栉 历时演变 共时分布 中古汉语

1.引言

栉是中国发饰之一，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至少已有6000年①，是人们自古至今仍在使用的日常器用物品，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栉”属于词汇史意义上的“常用词”②。起初，以“栉”表示梳子、篦子等梳发用具总称，不分齿粗细疏密。后在梳、篦之间有了区分，齿大而粗疏的叫“梳”，齿小而细密的叫“篦”。现今，“梳”与“篦”已取代“栉”成为表达“栉发用具”义的常用称呼。本文探讨中古汉语时期“梳”、“篦”对“栉”的多对一更替式演变③。关于中古汉语的断代问题，本文采纳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中的观点，把中古汉语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④。

本文把常用词“栉”在中古汉语时期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常用词“栉”在中古汉语时期的更替演变予以归纳总结。王力先生有言“例不十，法不立”，汉语史的论文更重视例证。即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常用词汇是不受文学样式限制的⑤，文本查找统计的38篇文献语料⑥也力求面广，类别多样，包含传世文献、汉译佛典、出土文书，并对语料中“栉”“梳”“篦”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制出图表。本文所得结论与郭晓妮推定隋唐时期“梳”替换了“其齿大而粗的‘栉’”⑦有一定出入。

2.历时演变

据前人考证，先秦文献中只有“栉”，而“梳”始见于东汉，“篦”的出现时间亦当不晚于西汉⑧。无论时间考证是否确切，至少在中古汉语时期，“栉”“梳”“篦”皆已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梳”“篦”二字，是现当代统一使用的规范汉字。古文献中常借“疏”表“梳”，借“比”、“枇”“蓖”或“”表“篦”，本文在表格中已标注。

表1是考察文献后得出的“栉”“梳”“篦”在中古汉语各时期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栉”的历时演变轨迹。

2.1东汉

《太平经》出现于东汉时期，它保存了许多东汉口语，是研究东汉乃至整个中古时期文献语言的重要语料⑨。据表1，“栉”“梳”“篦”在《太平经》中都各自出现2次，“栉”在先秦至西汉时期的绝对优势被打破。例如：

（1）夫古者圣贤之设作梳与枇，以备头发乱而有虱也。夫人生而不栉，头乱不可复理，虮虱不可复得困;乃后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栉者，使良工治之，发已乱不可复理，头中之虱，不可胜数，共食人，头皆生疮矣;然后得梳与枇，已穷矣。（《太平经合校・不用大言无效诀第一百一十》）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谓：“栉，梳比之总名也。从木节声。”“栉”表示“栉发用具”的总称，却是用“梳比”进行解释，推测东汉时期“梳”“篦”可能在口语中使用更加频繁。

2.2三国

三国时期，据表1可见“栉”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多于“梳”“篦”。如《魏诗》中“栉”出现了4次，而“梳”、“篦”皆不见踪影。但“栉”更多的是以组合关系出现，如“巾栉”“栉风沐雨”这类词，“梳”与“篦”则多以“栉发用具”义单独使用。例如：

（2）帝敕近臣主巾栉者。（《六度集经（八七）・摩调王经》）

（3）思君见巾栉，以益我劳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三・徐干〈室思诗〉》）

（4）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伲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5）载驰载驱，沐雨栉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曹丕・〈黎阳作诗三首〉》）

（6）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三・阮r》）

（7）（管辂）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惟到梳为枇耳。（《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8）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2.3晋朝

晋朝时，“梳”“篦”的使用次数增加，甚至后秦僧人翻译的《十诵律》使用了19次“梳”7次“篦”（见表1）。这一方面与“梳”“篦”在口语中的活跃有关，另一方面即是词性影响。“梳”“篦”都可作动词用，表示“梳头”“篦垢”等动作，例如：

（9）又当洗仁足，为其梳头髻。（《生经・佛说野鸡经第六》）

（10）比丘不得以梳梳头，若梳头者突吉罗。（《十诵律》卷第三十七）

（11）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搜神记》卷十六）

（12）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十九・子夜歌四十二首》）

（13）故木梳一枚。（《吐鲁番出土文书・册一・阿斯塔那一号墓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

（14）除钵、小钵、半钵、键C、小键C、剃头刀、钳镊、截爪刀、针刀子、户钩、曲户钩、剃刀匣、刮污篦、灌鼻筒、熨斗、香炉、熏钵、钩衣钩、壁上钩、匕钵u、禅镇。（《十诵律》卷第二十八）

“栉”却仍多以组合关系出现，大大限制了使用。除“巾栉”“栉风沐雨”外，《晋书》中见“栉比”“栉沐”等词。例如：

（15）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晋书・列传第六》）

（16）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晋书・列传第六十二・文苑》）

（17）回头批栉脱，转觉薄志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十九・子夜歌四十二首》）

2.4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篦”几乎不见于文献，“栉”与“梳”在文献中使用次数相当，同义竞争。但“栉”往往出现在史书中，带有古语词性质，例如：

（18）悫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文帝甚嘉之。（《宋书・列传第三十六》）

（19）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导隆备。（《魏书・列传第一・皇后列传》）

（20）沐雪款千门，栉风朝万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十四・裴子野・上朝值雪诗》）

（21）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洛阳伽蓝记・序》）

（22）铁镜、巾箱、栉枇、手巾、刀子一具。（《吐鲁番出土文书・册二・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文书・高昌建昌四年（公元五五八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

（23）谓之密疏谓栉。（《吐鲁番出土文书・册五・阿斯塔那三三七号墓文书・高昌延昌八年（公元五六八年）写〈急就章〉古注本》）

“梳”却普遍存在各类别文献中，有取代之势。例如：

（24）若比丘尼庄严女人波逸提。庄严者，为其梳头乃至插一华，着一钏，一一波逸提。（《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十四）

（25）义熙七年，东阳费道斯新娶得妇，相爱，妇梳头，道斯戏以银钗着户阁头。（《幽明录》）

（26）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世说新语・中卷下・赞誉第八》）

（27）扫静能为世宗典栉梳，义恭善执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爱幸相侔，官叙不异。（《魏书・列传恩幸第八十一》）

（28）初，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魏书・列传第四十九》）

（29）从今一梳罢，无复更萦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十八・刘孝威・和定襄侯初笄诗》）

（30）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三・庾信・梦入堂内诗》）

（31）雁牙梳一具。（《吐鲁番出土文书・册二・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文书・高昌延昌十六年（公元五七六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

《齐民要术》是农学名著，保存了很多南北朝时期的俚俗口语，对于方言研究和汉魏六朝的语言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⑩，该书全部使用“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口语中“梳”对“栉”的取代而获得的优势地位。例如：

（32）猪肉法（七）：净@猪讫，更以热汤遍洗之，毛孔中即有垢出，以草痛揩，如此三遍，梳洗令净。（《齐民要术・蒸法第七十七》）

（33）笔法：韦仲将《笔方》曰：「先次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齐民要术・笔墨第九十一》）

插梳一度是审美装饰。根据考古发现，两周至秦汉时期，插梳之习并不流行;直至晋代，插梳之习逐渐风行，到了唐宋时期，更是盛极一时。2001年在陕西咸阳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女侍佣与女乐佣脑后均插着木梳？？？。从南北朝诗歌中多见妇女梳发挽髻的形象，从侧面印证“梳”在日常生活中比“栉”更为人们所接受与应用。例如：

（34）金钱买含笑，银G影梳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二十五・萧绎・草名诗》）

（35）梳饰多今世，衣著一时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二十六・徐君茜・初春携内人行戏诗》）

（36）楼中结梳罢，提筐候早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二・顾野王・罗敷行）

（37）罗敷妆粉能佳丽，镜前新梳倭堕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二・徐伯阳・日出东南隅行》）

（38）春楼髻梳罢，南陌竞相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四・陈叔宝・采桑》）

2.5隋朝

隋朝时，书面语中使用“栉”“梳”的次数再次接近，《诸病源候论》中的“栉”明显有例用作动词，与“梳”表动词义相同，二者表“栉发用具”义的名词称呼都减少。例如：

（39）《养生方・真诰》云∶栉头理发，欲得多过，通流血脉，散风湿，数易栉，更番用之。（《诸病源候论・风湿候》）

（40）欲理发，向王地，既栉发之始，叩齿九通而微咒。（《诸病源候论・须发秃落候》）

（41）当数易栉，栉之取多，不得使痛。亦可令待者栉。（《诸病源候论・须发秃落候》）

（42）或如梳，或如手，锥刺不痛。（《诸病源候论・诸癞候》）

（43）若言语思虑则劳神，梳头澡洗则劳力。（《诸病源候论・伤寒劳复候》）

（44）千过梳头，头不白。（《诸病源候论・白发候》）

（45）针千枚，梳具。（《吐鲁番出土文书・册四・阿斯塔那五一七号墓文书・高昌延昌三十一年（公元五九一年）缺名随葬衣物疏》）

（46）镜、杨梳五枚。（《吐鲁番出土文书・册三・阿斯塔那四八号墓文书・高昌义和四年（公元六一七年）六月缺名随葬衣物疏》）

表1 历时演变

注：“栉”、“梳”、“篦”三词在某篇文献语料中出现次数均为0，本文表格未予列出。

通过表1的历时演变分析，得出：整个中古汉语时期“梳”“篦”并没有完全取代“栉”，即使在南北朝“梳”在口头语中对“栉”有一定的取代，但“栉”通过自身的发展仍是富有活力的词。

3.共时分布

丁喜霞在《汉语常用词的演变模式初探》中强调加强对于常用词隐性的分布的演变研究。文章指出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一个概念域中的成员作为基本同义的语义单位，相互之间在语义和组合关系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各自占有一块覆盖域，从而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在梳理常用词“栉”中古汉语时期的历时演变轨迹时，对“栉”“梳”“篦”三者的组合关系有一定涉及。

表2是中古汉语时期“栉”“梳”“篦”三者的共时分布情况，综合比较后可得：“梳”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汉译佛典中使用较多，“栉”多见于文学、史书中，“篦”常作“枇”。

结合表1分析，“栉发用具”这一概念域下，“栉”、“梳”、“篦”三者都是其成员。“栉”先秦以来就保持名词义，是“栉发用具”总称，见例句（1）、（6）、（23）。在例句（2）、（3）中“巾栉”，至例句（18）中的“衣栉萧然”，“栉”也常组“巾栉”“衣栉”等词，表首服。与此同时，“栉”的动词义也在逐渐增强，从例句（4）、（5）中的“栉风沐雨”发展到例句（15）、（21）中的“栉比”，至例句（39）、（40）、（41）中的“栉发”，语义不断丰富。隋朝医书《诸病源候论》中“栉”使用次数比“梳”高。

“梳”更多在口语中使用，即使出现在文献中，多是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汉译佛典及南北朝诗歌。“梳”在南北朝出现频率更高，曾取代“栉”。“梳”在三国时期已经具有动、名词性，例句（7）与（8），同是《三国志》中的文本，一作名词“梳”，一作动词“梳头”。因为“栉”常以组合关系形式出现，限制其自由使用，又“梳”具有动词义，这都使“梳”被使用得更加频繁，见例句（8）-（12），（28）-（30）等。

“篦”，对其解释不见于《说文解字》，在各篇文献语料中也出现较少，却在晋朝《十诵律》中出现7次（见表1）。此外，“篦”多作“枇”，以“栉枇”、“梳枇”等词语出现，见例句（7）、（22）。

表2 共时分布

通过表1、表2的分析，“栉”多见于文学、史书中，动词词性不断加强，语义不断丰富;“梳”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汉译佛典中使用较多;“篦”常作“枇”，常见于“栉枇”“梳枇”等语汇中。

4.结语

除传世文献外，本文也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考察。该文书时间跨度为前凉升平十一年（三六七年）到唐大历四年（七六九年），本文选取其中符合中古汉语时期的墓葬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实例已放置在各个年代时期。通过考察，发现文书中皆有“栉”“梳”“篦”的使用，其中“梳”出现次数最多，有12次，见于“随葬衣物疏”，这与梳子是故去之人生前用品，用来辟邪祈佑标识身份有关;“栉”出现2次，“篦”以“栉枇”出现1次，见图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察，与传世文献、汉译佛典统计分析结果大体一致，中古汉语时期“梳”“篦”并没有全面完成对“栉”的取代。三者此消彼长，处于竞争之中。

本文对常用词“栉”在中古汉语时期的更替演变予以了初步探讨，得出整个中古汉语时期“梳”、“篦”并没有完全取代“栉”，即使在南北朝“梳”在口头语中对“栉”有一定的取代，但“栉”通过自身的发展仍是富有活力的词;“梳”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汉译佛典中使用较多;“栉”多见于文学、史书中，自身动词词性不断加强;“篦”常作“枇”，常见于“栉枇”“梳枇”等语汇中。所得结论与郭晓妮推定隋唐时期“梳”替换了“其齿大而粗的‘栉’”有一定出入。

注释：

①杨晶.中华梳篦六千年[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13.

②丁喜霞.关于“常用词演变研究”命题的思考[J].语言研究，2013（3）：29.

③丁喜霞.汉语常用词的演变模式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1.

④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3（2）：70.

⑤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3（2）：71.

⑥38篇文献语料为：《修行本起经》、《杂譬喻经》、《汉武故事》、《汉诗》、《太平经》、《六度集经》、《列异传》、《三国志》、《魏诗》、《生经》、《十诵律》、《搜神记》、《裴子语林》、《郭子》、《晋书》、《晋诗》、《王羲之杂帖》、《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贤愚经》、《杂宝藏经》、《百喻经》、《幽明录》、《观世音应验记》、《异苑》、《世说新语》、《宋书》、《魏书》、《宋诗》、《齐诗》、《梁诗》、《北周诗》、《陈诗》、《齐民要术》、《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诸病源候论》和《吐鲁番出土文书》。

⑦郭晓妮.“梳”、“篦”对“栉”的历史替换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459.

⑧郭晓妮.“梳”、“篦”对“栉”的历史替换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459-460.

⑨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343.

⑩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99.

？？？杨晶.中华梳篦六千年[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189.

？？？丁喜霞.汉语常用词的演变模式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2.

参考文献：

[1]杨晶.中华梳篦六千年[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13，189.

[2]丁喜霞.关于“常用词演变研究”命题的思考[J].语言研究，2013，33（3）：25-32.

[3]丁喜霞.汉语常用词的演变模式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2）：115-124.

[4]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3（2）：70-76.

[5]郭晓妮.“梳”、“篦”对“栉”的历时替换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7（4）：459-465.

[6]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7]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中国语文，1995（6）：401-413.

[8]汪维辉.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2007（1）：88-94.

[9]董志翘.汉语史论文写作漫议[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23（2）：65-70.

[10]杨明泽，叶桂郴.常用词“栉”、“梳”之演变研究[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398-400.

[11]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第4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北魏；时间名词；方位名词；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H109.2； H1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37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在古汉语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关于名词的分类有细微的差别。如杨伯峻、何乐士分为普通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时地名词。名词前可以加指示代词，可加“有、阿”作为前缀，前后可加数词、量词，一般不受副词、助动词、介宾短语修饰。名词常作句子的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状语和补语[1]。李佐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区分名词的类别为：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时间词和方位词单列[2]。姚振武将上古汉语名词分为本体名词、附属名词两大类，其中本体名词包括动物、物品、建筑物、农作物、人体、自然物以及专有名词中的人名、国名、地名、神名、先人名等，附属名词包括表关系概念的抽象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等[3]。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北魏通语的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

一、北魏通语之时间名词

关于汉语时间范畴的研究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现代汉语时间范畴研究领域已有了丰富的成果，对于汉语史专书的时间范畴的描写也有一些较好的研究。汉语由于动词形态不明显，一般是采取词汇手段表达时间概念。据总结，古今汉语时间范畴的表达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短语、句子等多种形式。表达时间概念包括时点、时段、时量等。其中，时间名词及短语是其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我们把北魏文献中的时间名词列为如下表1：

从表1中可见，北魏时间名词丰富，表现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不同时期的累积层次，既有先秦以来的历法时间词（季节、月份、时辰、干支、节气）和相对时间词“今、昔者、夜半”等，还有汉以后的十六时制如“鸡鸣、日出、平旦、日中、晡时”等二十四节气、年号、朝代， 还有中古汉语新产生的时间名词，如“昨、白日、冬月、夏月、暑月、去年、现在、现世、来世、前世、宿世、来秋、未来、去年、比来、比者、乃往、过去、中间、昔来”。碑刻中用典、借代等辞格表示时间名词的现象突出。

其中随着佛教文化传入的异域的时间名词“过去、现在、来世、现世、宿世、未来、劫”等，这些时间名词多数采取了本土已有的时间词作为构词要素，但是赋予了新的意义，属于改造。例如表将来时间的“来”产生很早，在甲骨文中已经有“来岁、来屯、来日、今来、今来翌”这类“来”构成的时间词语[4]。甲骨文中“来”与“翌”、“生”等表示将来的时间词相比，“来”不仅可以指日，还可以指年。不过，指日的时候“‘来’所指日期多数为四日至二十四日”[5]，比较确定。“来”在以后的发展中搭配更灵活，意义更宽泛，泛指未来的日期、年月。先秦文献中“来”构成的时间词语有“来年（《战国策》）、来岁（《吕氏春秋》）”。到了中古时期，与东传的佛教的三世观念结合，组成“来世、来生”等词，具有新义。北魏文献中另外的构词成分“来” 与“来世”的“来”不同。如“未来”系 “表未然的副词+位移动词”框架下类推而成的副词，与汉代已产生的“将来”结构一致，“未来”产生于东汉译经中。“昔来、比来”系“表过去起点性表时成分+类后缀”构成，是在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由“自x以来”跨层缩略而成[6]。“自x以来”的x可以是动词短语，也可以是时间名词。上古汉语表示时间范围的“（以/已）来”常用于动词短语或时间名词后构成“介词’自’+动词或时间名词+’以来’”格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缩略成词或结构，缩略方式是前面不用“自”等介词，且“以来”省用为“来”，形成“失来（《百喻经》）”、“昔来（《贤愚经》、《洛阳伽蓝记》）”等语词①。

北魏时间名词包括单音节名词、复音节名词及短语，复音节名词有偏正式合成词如“今日、明日、昨日、尔时、中叶、昼日、长夜、千古”、联合式如“时节、古昔、年岁、晨朝、辛巳、昼夜”、动宾式“积载、终身、累世”，主谓式“霜降、日暮、日i”，附加式如“已后、以来、而今”、重叠式“日日、岁岁、生生”、缩略式“昔来、比来”等。

姚双云从时基（即时间的基点）和时示（即时间的指示）的搭配角度将现代汉语时间词语归纳为12类[7]。 在北魏汉语中已经具有大多数类型：表示时间单位语素充当时基如“今日、昨日”，代词性语素充当时基如“之后、其间”，表数量的语素充当时示如“二月、四时”，方位语素充当时示如“下旬、前世”，表示身体部位的语素充当时示如“月末、秋末、春末”，表示自然现象名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阳春、阴时”，形容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白日、清晨、盛夏、长夜、永世、玄古、丰年、俭岁”，表示时间的名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明年、明日、昔日”，动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来年、春分、立秋、开春、凌旦、去岁、往日”。前面所说的几类“来”，还有“去”、“往”、“前”、“后”、“现”、“初”、“末”等都是此期比较活跃的参与时间语词构成的构词成分。说明北魏汉语中的时间名词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

此期复音节时间名词词序有不稳定的时候，如“夜半―半夜”，但有的名词的词序已经固定下来， 如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的“中日”逐渐固定为“日中”。

北魏时间名词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组成定中结构，其次是作主语、宾语，最后是作状语。其中时间名词作状语是古汉语中比较特殊的活用现象。以时间名词较多见的《齐民要术》为例，书中时间名词出现频率有133次，作状语的名词有“岁、年、月、日、时、朝、旦、暮、昼、夜、宿、春、夏、秋、冬、今、后、日日、岁岁、时时、年年、腊月、正月、七月、旦夕、日中、当日、日西、夜半、白日、今夜、明旦、夏日、凌旦”等，其中既包括四季、月份、时辰等历法时间词，也有相对于说话人而言的前、后等相对时间词。由于《齐民要术》是农书，其内容基本上是农作物耕作或畜产养殖的操作指南，故书中历法时间词多见。这些时间名词不需要与动词或介词组成词组引介时间，而是直接在谓语前充当状语，介绍谓语表示的动作发生的时间，与上古汉语中的用法相似。

北魏文献中亦有部分时间名词作动词或介词宾语的例子。《齐民要术》中此类例子出现了298次，常搭配的动词是“经、过、要欲、乘、著、竟、通、度、隔、如、为、失、周”，介词“在、至、比至、以、於、向、望”，我们发现所搭配的动词中有不少逐步虚化为时间介词。时间名词作主语517次，时间名词作为中心语的有950次。

北魏汉语中表示时间除了时间名词作状语及时间名词短语作状语大量增加之外，还有一种与时间名词有关的表达方式是“动词+名词‘时’”，以及混合形式如“介词+动词+名词‘时’”。如：

（1）我通事时，每为黄门之所w缩。（《贤愚经？二梵志受斋品第三》）

（2）槐子熟r，多收，擘取数曝，勿令虫生。（《齐民要术？种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

（3）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洛阳伽蓝记？城南》）

（4）无其妇时，后还贫贱。（《杂宝藏经？波斯匿王女善光缘》）

（5）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全后魏文？论诸葛武侯》）

（6）当作会时，主人众客前向香火，八拜叩头，三十六搏颊，满三讫，再拜。（《老君音诵戒经》）

这说明中古汉语中关于时间的表现形式较之于上古汉语中更为丰富多彩。而在汉语时间范畴日渐丰富的发展历程中，时间名词发挥着更多的作用。

这种用于动词短语后的“时”在后来的语法化过程也很有意思，即“时”逐步虚化为助词，表示假设语气。江蓝生观察到近代汉语中时间名词“时、后”发展为假设语气助词[8]，龙国富等进一步把“时”的语法化过程提前到后汉佛经里，但认为中古时期“时”用于假设的用法限于佛经，中土文献中仍用“者”表示假设语气[9]。从北魏语料可见，动词短语后的时间名词“时”向假设语气助词发展的语法化过程仍在持续之中。在上面的例句中，当动词短语后的“时”用于陈述已发生的事实，如“我通事时”，可以说仅仅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它功能拓展，逐步用于推测尚未发生的情况，如“槐子熟时”、“当作会时”都表示一种常规性的事物，可以指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指还未发生、按惯例应该会发生的情景，那么动词短语后的“时”就由本来仅仅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转而兼表示假设的可能。如“无其妇r，后还贫贱”是佛陀讲述的故事中的情形，如果“无其妇”的状况确实发生了，那么“时”表示时间，即“没有妻子了（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贫贱的状况”；如果“无其妇”是假设状况，那么“时”就表示条件，即“如果没有他妻子的话，他就会回到贫贱的状况”。所以当动词短语后的“时”功能拓展，可以出现在假设语境中，“r”就进一步虚化了。这一虚化过程在北魏汉语中仍在继续，而且已经由佛经扩展到中土文献里。

另外，王洪君认为用“n之v”表示时间的用法在中古汉语中衰落[10]。我们认为一方面确与此期助词“之”的整体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与语料所见此期时间名词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和功能拓展也不无关系。

时间名词与方位名词一直有密切的联系。何亮归纳中古汉语时间方位词有“间、之间、中间、上、以上、之上、之下、以下、外、以外、之外、内、之内、中、之中、后、以后/已后、之前、以前、前后、来、以来、以往、已去、以还、际、之际、初、之初、末、之末”[11]。“前、后、中、里”等名词在北魏汉语中兼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且不少方位词词素与时间名词词素搭配构成复音节时间名词如“日中、中古、后岁、后世、前世”，或方位词作为后置成分与时间名词搭配构成时间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状语。如：

（7）九月中鸵蛔，至春种稻，万不失一。（《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8）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鸣，下熟热饭於瓮中，以向M为限。（《齐民要术？飧饭第八十六》）

（9）后卓夜中随峦索此物，峦不与之，经年峦遂卒矣。（《洛阳伽蓝记？城内》）

二、北魏通语之方位名词

我们把北魏文献的方位名词词语列为如下表2：

北魏单音方位词包括绝对方位词“东、南、西、北”和相对方位词“上、下、左、右、中、前、后、内、外、表、里、头、首、顶、末、底、边、侧、旁、角、面、邻、缘、傍、端、间”等。合成方位词丰富，有“东（南北）向、东（北南）头、南（北）方、南（北）面、西（东、北、左、里）边、左侧、次（西、南、北）、以/已前（外、上、下）、之下（里、间）、其中、上游、上头”等，有相对连用的“东西、南北、左右、前后、表里、内外”，有相邻连用的“西南、东南、东北、西北”，有同义连用的“中间、中心、中央”，搭配更灵活，表达更细致。

汉语史上方位词的发展表现为单音单纯方位词向后置词虚化，合成方位词越来越丰富。史维国总结先秦汉语单纯方位词有“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内、外、中、间、侧、旁”。先秦合成方位词有“东（西、南、北、中）方”，上下、前后、东西、南北、内外、左右（相对连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相邻连用）。他认为除了“里”，现代汉语的单纯方位词先秦已经都产生②。而现代汉语的合成方位词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具备，现代汉语前加“以、之”、后加“边、面、头”的合成方位词在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上古汉语典型语料之一《韩非子》中的方位词有“东、南、西北、侧、旁、前、后、左、右、上、中、下、内、外、间、东边、南方、四方、西北、西面、中央、西北方”[12]。中古汉语代表性语料之一《世说新语》的方位名词有“东、西、南、北、内、外、前、后、侧、傍、旁、中、间、里、边、左、右、北方、东北、东西、前后、已后、以还、以来（已来）、以上（已上）、以下、之后、之间、之内、之上、之外、之下、之中、左右”等[13]。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汉语，方位名词有显著的发展，一方面，单音单纯方位词如“上、中、下”等意义和功能扩展，有些单纯方位词如“面、边、底”向后置词发展，如“边”意义虚化的例子“我生在母边，不如鹿边生也（《杂宝藏经？鹿女夫人缘》）”；另一方面，合成方位名词增多，构成方式有的为同义近义语素联合，如“中间、中央”，有的是反义语素联合，如“前后、左右”，有的是同类联合，如“东南、西北”，有的与后接成分“面、边、厢、游、头”或前接成分“以（已）、之”等结合。北魏汉语方位名词的表现与方位名词的历史发展趋势一致，反映出时代特点。

查基本古籍库，“方位词+‘向’”的结构先秦已经产生，汉代以后出现了“‘向’+方位词”。现代汉语中 “方位词+‘向’”只保留于书面语体中，“‘向’+方位词”很常见。北魏各文献的表现不一，《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老君音诵戒经》以及北魏诗歌中有 “方位词+‘向’”，如“东向”、“西向”、“南向”、“北向”、“下向”、“正北向”、“正东向”等，在句中充当谓语、状语等，未见“‘向’+方位词”。《齐民要术》中既有“方位词+‘向’”，如“北向”、“东向”、“前向”、“上向”、“下向”等，在句中充当状语、谓语、定语等，又有“‘向’+方位词”，如“向上”、“向西南”、“向外”、“向前”、“向内”等，在句中充当谓语、状语等。佛经中比较特别，《杂宝藏经》只有“四向”，《贤愚经》相对丰富，除了“四向”，还有与《齐民要术》相同的“上向”、“下向”、“向外”、“向下”，以及“向于四方”。可见，北魏汉语 “方位词+’向’”尤其是“绝对方位词+’向’”仍然占据相当大的优势，但新的搭配方式“‘向’+方位词”也逐渐多见，尤其是相对方位词与“向”搭配时已以后置为多见，即“‘向’+相对方位词”形式。《齐民要术》和《贤愚经》中反映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北魏方位名词最常见的是组成定中结构，作宾语亦常见，其次是作主语，再是作状语或补语。如：

（1）卷首皆有目h，於文m，び[差易。（《齐民要术？序》）

（2）收瓜子法：常qq先取本母子瓜，截去深^，止取中央子。（《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

（3）于王舍城、毗舍离二国中间，有五百群贼。（《杂宝藏经？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

（4）著席上，布令厚三四寸，之，令均得地狻 （《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5）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杂宝藏经？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

（6）以白盐M之，以甘水沃之，令上恒有游水。 （《齐民要术？常满盐花盐第六十九》）

（7）边有数十石畦，畦有数野蔬。（《水经注？河水五》）

（8）柰熟r，中破，曝干，即成矣。（《齐民要术？柰林檎第三十九》）

（9）渐复傍掘，亦得铜瓮，转掘不已，满五里中尽得铜瓮，盛满金钱。（《杂宝藏经？金猫因缘》）

（10）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洛阳伽蓝记？城南》）

（11）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后於中方有当简择种民，录名文昌宫中。（《老君音诵戒经》）

（12）若不出者，使汝心颠倒，当捉汝脚，掷恒河里。（《杂宝藏经？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

前置介词与后置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对语法现象。二者在汉语语序发展史上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先秦时期，二者均未产生，当时普通名词、“介词+普通名词”都可以作为处所补语；西汉时期方位短语产生，可以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介词+普通名词”、“介词+方位短语”也都可以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一方面普通名词与处所名词开始分离，处所名词独立发展，普通名词必须与介词组合，另一方面汉语词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后置词产生，前置介词增多；近代时期“介词+方位短语”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都很常见，方位短语充当处所状语、补语的现象仍留存，但已经少见。其间后置方位词做状语一度反弹，但已呈现颓势，说明前置介词逐渐占优。清代汉语书面语中前置介词最终取得决定地位。储泽祥指出：“在汉语与蒙古语、朝鲜语接触时，汉语方位词很容易被当作后置词使用，这为方位词发展成为后置词提供了机会。”[14]指的就是近代汉语元代文献中后置词一度反弹的异象。祖生利对于蒙古语格标记给近代汉语方位词用法带来的变化亦做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15]。北魏国语鲜卑语与蒙古语、满语等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无论北魏鲜卑人的汉化，或是北齐、北周的重新胡化，官方的政策和民间的互动对汉语的发展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的接触绝非蒙元时期才开始。北魏汉语方位词经常置于处所名词、地名或一些普通名词后，构成方位短语，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定语、补语、状语等，应与此期族群互动及语言接触有一定关系。

注释：

①江蓝生先生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短语后的“以来”的发展，省用为“失来”等结构。可参见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一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1-2页。我们认为时间名词后的“以来”的缩略成词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与何亮的推测一致。

②参见吉林大学史维国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汉语方所表达研究》（2009年）第46页。张世禄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一文则举例说明先秦时期已经有“里”。（见《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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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 亮.中古汉语时点时段表达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12]官会云.《韩非子》名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40.

[13]丁建川.《世说新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52-53.

[14]储泽祥.汉语空间短语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0.

[15]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方位词的格标记作用[J].语言研究，2001（4）：62-75.

第5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汉字;建筑;文化

一、 依木为巢、挖土为穴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历史起源，初始于华夏先民企望改变‘居无定所、露宿野处’生活状态的强烈愿望。”[2]我们的祖先看到了鸟儿在树上筑巢，野兽在山洞里栖息，于是便有了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巢居”和“穴居”。

“巢”的甲骨文写做，金文写作 ，都是下面从木，上面像鸟窝的形状。小篆写作，下部也是从木，中部如鸟窝，上面像三只小鸟的头。《说文》中解释为“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可见“巢的本意是鸟窝，引申为巢居。《诗源》上说：“原始人无居室，栖室树上，称巢居。”韩非子在他所著的《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因此，巢居时代也被称为“有巢氏”时代。

“原始巢居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大致为单树、多树和原始干栏。”[3]人类一开始摹仿鸟类建巢时，只是利用单科树木，在树杈上用树枝圈成一个巢，但这样的巢既不稳固，也不舒适。随着经验的积累，便开始利用相邻的多颗树木搭建更大更稳固的巢居。而原始干栏民居相对于前两者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它不再是依靠树木而是仿书巢在平地上用一颗颗木桩架构而成的悬空的房子，有了更过“建造”的意味。“或者说，在地面上建筑原始的干栏才是人类建筑的真正开始。”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聚落遗址，就保存了许多源于巢居的干栏式建筑遗址。

一般来说，巢居形式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因为这部分地区比较潮湿，蚊虫也很多，高于地面的巢居不仅可以躲避猛兽，更能防潮防虫害。《北史》：“土地卑湿，…… 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多又多蚊 ，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如今，我国信安地区的吊脚楼、竹楼，还保留着干栏式建筑的形式。

长江流域的先民选择构木为巢，而黄河流域寒冷干旱，多土质坚固的黄土，居住在此的先民根据所在的自然环境选择掘地为穴。“穴”的甲骨文写作，从字形上看就像是一个地穴的纵面剖面图，左右都有斜枝支撑，金文中写作 ，小篆为，比甲骨文的写法多了一个点，说明当时的地穴已经有了屋顶。《说文》释为：“穴，土室也。”《论语》中也有：“天下之民穴居野处，未有宫室，则与鸟兽同域。”又有《孟子》：“古之民未知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先民在未有“宫室”之前，都是穴居而处。

同巢居一样，穴居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一开始先民穴居的山洞还是天然形成的，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是居住在自然山洞里。但并不是所有的山洞都符合像向阳、干燥、防风等各种舒适度的要求，所以先民便开始自己“建造”洞穴，杨鸿勋在其《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书中，把穴居的发展总结为断崖横穴——坡地横穴——平地袋形地穴——平地袋形半地穴——平地直壁半地穴——地面矮壁棚屋——地面高壁房屋这样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进程。

不同于巢居，穴居的历史遗迹有很多，像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宁夏海原菜园遗址，河南偃师汤泉沟遗址。不仅如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和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都有大量穴居遗址，而今天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更是古代穴居的传承和延续。

二、 宫室之分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居住的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华夏先民逐渐抛弃树巢和地穴，开始建造地面上的建筑，于是便产生了“宫室”。在上古，“宫”和“室”是不分的，所以《尔雅》中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的甲骨文写作，外围是房屋的轮廓，里面有两个口则表示不止有一个房子，金文写作 ，小篆写作，小篆中的口与口相连，表示房与房相通，外轮廓上多了一点，则表示屋顶。《释名》曰：“宫，穹也。屋见于垣上，穹窿然也。”殷商以后，“宫”由居住的房屋逐渐引申为一切房屋的统称，到了秦汉时期，为了区别尊卑，才有宫、室之分，“宫”便由一般住房变为帝王居所的专有名词，而一般平民居住的房子成为“室”。

“宫”作为帝王居所转数名词虽然是秦汉时期的事，但早在夏代，便已经基本有了宫室、民居、墓葬等建筑类别。伴随着朝代的更迭，每一代的宫殿都会成为最宏大、最华丽的建筑物，如秦之阿房宫、咸阳宫，汉之未央宫、长乐宫，唐之大明宫、太极宫，元之大都宫城，明清之北京故宫、沈阳故宫……但也由于朝代更替的频繁，新朝代的帝王为压“王气”都会对前朝宫殿蓄意破坏，导致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有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而已，像《阿房宫赋》中那华丽奢迷的描述，也只能凭借想象了。

自秦汉有宫、室之分后，平民所居住的房屋便称作“室”。夏朝时宫殿虽已形成，但平民居住的依然多为简陋的竹楼和土穴式小房子。“到了周代，才开始营造较为规整的地面房屋，其大体是最外面是门，门内是庭院，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2]其中室是人居住的地方，它的甲骨文写作 ，外围是房屋的轮廓，里面则是一支箭射落地面的形态。《玉篇》解释为“到也”，意思是人一到这里便是一间房子。金文和小篆变化不大，分别写作、，《说文》中曰：“室，实也。”室的本义为实，引申为人充实的空间，《释名》曰：“室，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引申之则凡所居皆曰室。”古代“室”中居住的一般是辈分和地位较高的人。“室”两旁有“房”，《说文解字》中释为：“房，室在傍也。凡堂之內，中爲正室。左右爲房。所謂柗课鞣恳病！薄胺俊钡男∽醋?nbsp; ，没有甲骨文和金文，这说明很久之后才有了房、室之分。由于房在室的两侧，所以有东厢房和西厢房之分，居住的都是比“室”地位稍低的人。所以古代家庭中嫡妻又被称为“室”或“正室”；其他妻子即妾也就被称为“房”。

室与房之前是“堂”，是家庭进行祭祀、议事、待客和庆宴的场所，是民宅 建筑群体组合中的主题建筑。“堂”的金文写作  ，上面摹写的是一种屋顶为两面坡的房屋，下面则表示一个高处地面的台阶。所以“堂“的本义是建在台基上的高大建筑。《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汉书》颜师古注：“古者屋之，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说明汉代的时候堂和殿是通用的。“由于整栋房子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堂前又都有台阶，所以必须“登堂”才能“入室”。按照传统礼数，拜访者必须在主人的邀请下才能“登堂入室”，若贸然进入，会被认为于礼不合。

三、 庭院深深深几许

“院”最初是指围墙里房屋四周的空地，，而四周有墙垣围绕，自成体系的房屋，则叫做院落，又指庭院。今又可简称为院。《玉篇》：“院，周垣也。亦作寏。”“院”的异体字是“寏”，金文中的“寏”写作  ，小篆是  ，它的字形其实就是一个院落的构形：立在穴居之上的人和毗邻穴居的草木，被围合在房舍之中。

院落式民居遍及全国，主要分为北方院落式民居和南方院落民居，北方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及晋中民居院落为代表，外观沉稳凝重，结构较为封闭；南方院落民居以江浙一带园林式院落及天井民居为代表，外观秀丽轻盈，结构较为开敞。院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也极能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院子其实就是将天地划了一块放在家里，一个可以让树木从家里向天空生长的‘房间’。” [2]

庭院深深深几许，古代院落民居因其深邃悠远之美，更成为古今诗人借以抒感之处。如“深院月明人静”（宋 司马光《西江月》）；“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占断续风”（南唐 李煜《捣练子令》）。“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唐 白居易《宴散》）“庭院静，空相忆”（宋 辛弃疾《满江红》）

四、 结语

从最早期的构木为巢和掘土为穴，到阶级性极强的巍峨宫殿，再到堂、室、房具有明确划分的院落，中国建筑的不断发展在那一个个方方正正、内容丰富的汉字中得以彰显。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乃存在的家园”，那么汉字便是家园中形形的建筑，展示着精神王国的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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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字中的古代建筑》，陈鹤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3】《图解中国古代建筑史》，徐跃东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

【4】《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年.

【5】《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第6篇：中古汉语范文

同义关系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一种词类关系，对它的界定和辨析对于阅读、理解文言文尤为重要。力求梳理前人对同义词概念的界定及同义词的辨析，明确同义词的定义、特点及研究、探究方法。

关键词：

文言文；同义关系；辨析

文言文中，几乎每个词都有数量不一的同义词，组成复杂的同义关系群。关于同义词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王力先生认为“：所谓同义，是说这个词的某一意义和哪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同，不是说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和哪个词的所有意义都相同。”蒋绍愚先生认为：“所谓同义，是指一个或几个义位相同而不可能是各个义位都相通。”郭锡良先生认为“：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叫等义词或绝对同义词，这类词数量很小。绝大部分同义词都只是部分意义相同。”从中可以看出，几位学者对同义词的界定各有所长，侧重的方向也不一样，但都关注词的义项。蒋绍愚、郭锡良等学者作为王力先生的后辈和学生，对同义词的界定都是在王力先生“所谓同义，是说这个词的某一意义和哪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同”的观点的基础上衍生发展的，这也成为学术界主流的观点。一个义项相同即可确认为同义词，因同义词有不同的义项，所以会出现同一词有多个同义词，但他们之间并不能构成递推关系。

与以上观点不同，王宁先生认为：“声音没有渊源而意义局部相近的词叫同义词。同义词必定不同源。两个词只要有一个义项的义值相近，就可称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同义词。”即在一定条件下，意义相同，语音不相关的词互为同义词。这个定义尊重了王力先生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分析上又有差别。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王力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同义关系的词的本质性特征，但由于其高度凝练，又会有适用性的局限。对王宁先生的定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词的同义是有条件的，不存在绝对的、全面的同义词。即多数词的同义只存在某一义项上，而且与语言环境和历史时期有关。古汉语词往往具有多个义项，不同义项往往在多义词的义项中处于不同位置，如有的为本义，有的为引申义。

具体作区分，可分为同位同义词和异位同义词。同位同义词，就是把词与词处于相同位置上的义项的语义相同作为条件构成的同义词，如“兵”“士”与“卒”“兵”本义指兵器，“士”本义是男子，“卒”本义是奴隶，都可引申为“士兵”，以引申义相同构成同义词。就异位同义词来看，“面”和“脸”就是其中的以本义与引申义相同为条件构成的异位同义词。“面”本义指脸面，如“老妇必唾其面”“尘满面”“，脸”本义指眼睛下面，鼻子两侧的部位，如温庭筠《菩萨蛮》中的“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后“脸”引申为整个面部，和“面”同义。其二，同义词的语音是没有关联的。王宁先生认为“语音相关、具备音近义通条件的是同源词，不包括在严格意义的同义词范围内”。如“言”和“语”是同义词，“言”和“唁”虽然都有“闻”的意思，但并不是同义词，而是同源词。而在王力看来，同义词与同源词存在从属关系，从词义方面来分析同源词，将同源词分为三类，其中第二类是同义词。他指出：“同源字必然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同义词都是同源字。”何、蒋两位先生是（二者都是王力的学生）直接继承王力先生的观点，依旧没能突破这个限制。同义词和同源词本来是两个平行的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会给区别、研究同源词、同义词造成不便。对比同源词和同义词的概念，可以发现同源词必须要有历史的渊源关系，出自同一源头，而同义词是意义上的偶然相同。相对来说，王宁对于同义词和同源词的界定更明晰、合理，也更方便研究和教学。其三，同义词是相互的，即构成同义关系的词互为同义词。如“单”在“单一”的意义上，与“一”“独”“唯”同义。在“单数”的意义上，与“奇”同义；在“仅只”的意义上，与“只“”独”“特”同义。相反，只要两个词互为同义词，必然有相互重合的义项。从同义词定义的界定可以看出成为同义词所要具备的要素和同义词的特点。但要确证两个词是否构成同义词，则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语言材料才能准确得出结论。就像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借助他物就认识自己一样，确认同义词基本的方法也是比较，比较才能显出差别。通过对整个词义系统的分析，认识一个词从本义到引申义的全貌，从而明确与其他词的界限与关系。就辨析同义词的角度而言，首先，辨析同义词词义上的不同，其中包括词义的范围、程度、反映角度的差别。

其次，辨析同义词在使用上的不同，其中包括使用对象、场合有差别，使用时组合对象、功能上的不同。除此之外，辨析同义词感彩上的不同。就具体的操作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法：第一，语言环境分析法———从上下文的探求上辨析同义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注意文言中的互用、对用、连用等现象。互用就是在同样的语言环境中，两个词互相替换，而语句的意义保持不变，常见于《诗经》。对用指古代文言和诗词中，为了对仗工整而又不出现重复的字，在相应的位置上往往出现一组同义词，如杜甫《登岳阳楼》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中的“一”和“孤”。连用是为调整、补充音节，将同义词连用的情况，意义与单用相近，说明二者在这个语言环境中意义并无差别，如韩愈《谏佛骨表》中“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中的“伦”与“比”。第二，对立意义分析法———从反义词的分析上辨析同义词。

语言中的许多词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跟一个与它意义相反相对的词构成反义词，不同的反义词可以反映出同义词之间的差异。如“坚“”刚“”强”三个词，意义上很接近，都有牢固的意思。但在上古汉语中，“坚”专指土类的东西，硬而不易碎谓之“坚”，反义词为“脆”。“刚”专指金属一类的东西，韧而富有弹性谓之“刚”，反义词为“柔”。“强”原本指弓的拉力大，不易断，反义词为“弱”。通过反义词的对比分析“，坚“”刚“”强”三个同义词的异同显得更加明晰。第三，探求本源分析法———分析同义词的本义。虽然同义词和同源词本应该有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多关联，存在互渗关系。这也是王力先生把部分同义词归入同源词，认为同源词定为同义词的缘由。为了研究和教学，需要明确区分同义词和同源词，同样为了更好地辨析、研究同义词，可以部分利用同源词的方法，探求词的本义和根词，通过系联词的同源系统，探求同义词的异同。如“迁”和“徙”，两个词都有“移动”“换地方”的意思，但“迁”的本义是往高处挪。所以在“迁官”和“徙官”两个词上意义有差别，一个为升迁，一个为调职。借助同源词的研究方法，两个词的差异显而易见。总而言之，抓住同义词概念的要点，掌握辨析方法，结合具体的语言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准确判断出两个词是否为同义词，并在辨别中把握古代词语的词义和古代语言用法的妙处，进而方便我们对古代书籍的认读、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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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金贵.评王力同源词与同义关系论，兼谈同源求异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3.

第7篇：中古汉语范文

汉语方言，自古就有。《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明孔子平常讲方言，读书、主持典礼（赞礼）的时候讲标准语。《礼记・王制》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话，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汉语史的研究也证明，汉语方言现象跟中华文明史同样古老，同样悠久。汉语史、音韵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还证明，现代汉语各方言尤其是南方的吴语、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粤语等方言中，保留了程度不等的上古至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闽语、客家话、粤语中保留了一些上古汉语没有“舌上音”（类似j、q、x与zh、ch、sh之间的声母）、“轻唇音”（f等齿唇音声母）的痕迹；吴语、湘语（湖南省中小城市以下人民所说的老湘方言）中，保留了中古汉语声母的“全清―次清―全浊”对应系统；闽语、客家话、赣语、粤语、吴语、晋语等保留了上古、中古汉语语音的入声系统。取吴语的声母，加上粤语的韵母、声调，基本上就是隋唐音韵，今天的人们就能领略到唐诗的韵律，韵味，理解辛弃疾词所说的“吴音媚好”。

为了保存祖宗留下语言，千百年来，人民尤其是南方的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其中，客家人的精神尤其感人：为了使语言能代代相传，不轻易变化，他们一直恪守着“可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

可是，这些好不容易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古代语言特点，最近一二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衰落的情形，可谓触目惊心：环北京地区的许多大中城市，例如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山西省的太原、大同，年轻一代基本上都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了。据说，方言成了地痞流氓二流子的专用语言。吴方言、湘方言等部分地区，浊声母已消失殆尽；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等的入声韵尾，-p、-t、-k三分系统正在变得残缺不全乃至合并为一个喉塞尾。我最近做了一点调查，发现，80、90后来自方言区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许多字已经只会普通话的读音，而不知道家乡话的读音了。换言之，在他们的语言结构里，汉字的三个读音系统：方言白话音、方言读书音、标准语（普通话）读音，前两个系统，已经降低到相当于“文盲半文盲”水平，不太会读了。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汉语方言就会大面积、大幅度沦陷，消失。

每年回南方老家，我都会发现，能跟我用地道家乡话交流的人，在日渐减少。倘若我也跟唐朝诗人贺知章那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有朝一日，就会出现这样的悲惨局面：家乡再也没有一个能听得懂我说家乡话的人！

第8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六朝；笔记小说；词汇；价值

一、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价值和特点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因子，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任何社会的变迁都会在词汇内部留下痕迹。六朝①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此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灾祸连年，人们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也随着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迁而发生改变。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六朝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它紧承秦汉，远续隋唐，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今从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词汇呈现出与上古迥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要求语言承载更多的交际信息，因此大量新词语新用法应运而生，许多先秦旧词语此时也发生了演变，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义项；常用词义位发生更替，同义词反义词显著增加，单一义位多义化，产生大量多义词。同时，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时期，佛经的汉译加大了对双音节的需求，客观上加快汉语双音化的步伐。双音节的迅猛发展，为后期双音化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来词的吸收和中土化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权威工具书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汉语中很多新词新义，它们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在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口语词和常用词（广义上包括基本词）的研究，因为它们最接近实际语言，“是后人了解当时语言的最可靠的依据”②。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汉译也随后开始。佛教是面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因此，佛经翻译要通俗化才能争得更多的信奉者。而从事翻译的外籍僧人大多汉文修养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这就在客观上使佛典翻译成为影响汉语书面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篱而接受口语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晋以后，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六朝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白话。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佛经翻译……等，都用白话写成，它们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主要依据。”④六朝笔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记录，同甲骨文、先秦诸子、唐代变文、宋儒语录、明清白话小说被作为汉语词汇史上不同阶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对断代词汇面貌的了解。

小说在六朝以前被人们看作是“街谈巷议”，大多散见于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场面和战争的描写都属于小说的范畴；《史记》列传中很多关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却依附于正史。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在民间流传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说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语言实际。六朝笔记小说包括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以描写神仙鬼怪为主旨，包括《幽明录》《异苑》《搜神后记》《拾遗记》等；志人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特点为主，包括《语林》《殷芸小说》《笑林》《郭子》等。六朝时期社会纷乱，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都处在不稳定的恐惧中，因而脱离现实转向神道鬼魅成为平民的一种价值趋势，清谈放诞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变化的社会生活折射在语言中表现为：志怪小说中关于神鬼精魅、生死丧葬、羽化升仙的词语特别多；志人小说中对清谈品评、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较鲜活。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已经具备小说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和语言表达的丰富。关于事件、时间、人物外貌、语言、行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词语非常发达，这构成小说词汇一大特色，也成为后期各阶段小说词汇继承发展的前源。

六朝笔记中还有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不仅在小说中出现，在同期乃至后代文献中也出现。例如“惭”本义为羞愧。《易·系辞上》：“将叛者其辞惭。”六朝时期产生了新的义项，指“感谢”。《搜神记》卷五：“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再如“催”本义为催促、促使，六朝时指“快速”。《异苑》卷八：“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幽明录》卷三：“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此外还有“波（逃跑）、郎（奴仆对主人的称呼）、阿堵、那忽、何物、如馨、忽忽、方幅、踊跃（喜悦）、狡狯”等。同时也出现大量六朝时期新用法，例如“兵戈（军队）、处分（吩咐）、反侧（惶恐不安）、风流（风度）、居然（显然）、逡巡（极短时间）、荼毒（悲痛）、潇洒（偶然）、斟酌（掌握）”等。这些口语词和新用法有一部分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而相当数量却保留在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因此“要追溯近代汉语，即古白话的源头，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词语”⑥。同时，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滥觞，也为后代文学和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百感交集、登峰造极、一往情深、引人入胜、瓜田李下、含沙射影”等脍炙人口的熟语均来自六朝笔记；《窦娥冤》的雏形源于《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早见于六朝笔记。

六朝是佛教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⑦，随着外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佛教开始渗入中土文化各个领域。不但充实了汉语词汇，而且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佛经中的比喻造词及多层次构词法为汉语词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同时，大量汉语词汇被赋予了佛教的语义，例如“布施”原义为施恩惠于人。《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布施”变为梵文Dana（檀那）的意译词，故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食。再如“大法、道德、恶道、居士、礼拜”等。另一方面，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也逐渐退去佛教的外衣而中土化，例如“方便、轮转”等。六朝笔记小说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意义重大，对此期词汇进行全面的考察将会非常有价值。

二、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作为六朝词汇面貌的代表，六朝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的口语词，因而在语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古汉语通释性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同时也出现六朝笔记小说的专题研究。

.考释性的文章在单篇论文中占很大部分，这类成果针对六朝笔记小说中的词语进行考释，通过比类和归纳等方法，运用互文、对文来考察单个词语的意义。这些论文对于词义的挖掘和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意义；断代的系统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只有江蓝生（1983）《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方一新（2000）《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针对专书研究的论文比较多，特别是志人小说中的《世说新语》。例如郭在贻（1984）《〈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殷正林（1984）《〈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新词新义》，方一新（1990）《〈世说新语〉词语札记》，王云路、刘坚、黄征、蔡镜浩、苏宝荣、蒋宗许、汪维辉等在《世说新语》的考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志怪小说方面有：王宝华（1987）《〈搜神记〉汪校补正》、骆小平（1990）《〈搜神记〉所见六朝新词考论》、刘钊（1995）《〈搜神记〉全译指瑕》、方一新（2000）《〈异苑〉词语校释琐记》、真大成（2002）《〈搜神记〉词语校释琐记》等。

2.除了语义上的研究外，关于复音词和构词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亚（1982）、韩惠言（1990）针对《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展开了讨论，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探讨《搜神记》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李杏华（1996）《〈世说新语〉双音复合词内部形式反映对象特征的类分》，邓志强（2005）《〈幽明录〉偏正式复音词构成方式的纵向比较》等。在词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说新语〉的词序》，张鸿魁（1992）《〈世说新语〉并列结构的字序》。这些研究对六朝时期复音词和构词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此领域的研究专著中，系统的当推江蓝生（1988）《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它“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⑧。该书以六朝笔记小说为研究对象，考释了330余条词语，发掘了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新词新义以及特殊用法，成为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开山之作；吴金华（1994）《世说新语考释》，共考释了250余条口语词，通过钩沉史证，解决了很多文献中的语义问题；周俊勋（200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系统地对六朝志怪小说词汇进行了梳理，将汉语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探讨了词汇史上一些常用词归并的系统，从韵律的角度解释了双音词的构词过程，运用词义投影来解释汉语的词汇化，为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通释性的专著中，也有学者大量选用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如蔡镜浩（1990）《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1992、1993）《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特别是汪维辉（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书中选择了41组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运用的许多例证都来自六朝笔记小说。

在资料的整理译注方面，余嘉锡率先对《世说新语》进行校注，随后出现不少同类的注释专书。如徐震堮（1984）《世说新语笺疏》《世说新语校笺》，杨勇（2000）《世说新语校笺》，张撝之（1996）《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刘尚慈（1998）《世说新语译注》等；汪绍楹（1979、1981）、齐治平（1981）、周楞伽（1984、1988）、郑晚晴（1988）、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1999）等人对志怪小说进行辑佚，为志怪小说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词典编纂方面张永言、张万起（1992、1993）等人先后编著了《世说新语辞典》，为志人小说材料的条理化开辟了新途径。

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从考释到整理，从构词法到辞典编纂，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偏重于个案，特别是疑难词语和特殊词语的考释，忽略对词语发展规律的系统性探讨和对理论的解释。对常用词的研究还很薄弱，较多集中在单音词义位的更替上，成系统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对志人小说的研究力度远超过对志怪小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更好地把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将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来讨论常用双音词的更替，探究词语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在六朝时期出现，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双音词。它们源于中古，在历时的变迁中，很多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些词语的义位转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六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广义指魏晋南北朝，今从方一新、王云路说法，指广义六朝。

②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见《中古汉语研究》第12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向熹：《简明汉语史》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⑥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前言）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董琨：“‘同经异译’与佛经语言特点管窥”，载《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

第9篇：中古汉语范文

关键词： 客家语 语法 语音 古汉语

一、客家语语音中古音的保留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蒙古语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汉语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从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可以看出：中古入声趋于消失，被分别归在平、上、去三声中；闭口韵尾减至三个；翘舌音“知、蚩、诗、日”始有。现在的客家语却保留如下特点：基本没有全浊声母；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和闭口韵尾；没有翘舌音“知、蚩、诗、日”；四呼不全，如宁都老派客家话就没有撮口呼韵母[1]。

下面从声母、韵母两个方面论述客家语中遗留的古音。

1.声母

（1）保留了疑母字音

疑母[ng-]在普通话中已经完全消失，而客家语保留了疑母字音。以“鱼”字为例，普通话读作[yú]，其他方言如粤语读作鱼[jyu4]，客家语读作[ng2]。

疑母的其他字，在客家语中也保留了古音，例如：我[ngai2]、五[ng3]、吾[ng2]、牙[nga2]、外[ngoi4]、眼[ngan3]、卧[ngo4]、误[ngu4]、悟[ngu4]、鹅[ngo2]、偶[ngiu3]、额[ngiak5]、硬[ngang4]、昂[ngong2]、岳[ngok6]、疑[ngi2]、义[ngi4]、毅[ngi4]、严[ngiam2]、谊[ngi4]、验[ngiam4]、语[ngi1]、娱[ngu2]、业[ngiap6]、屹[ngiet5]、银[ngiun2]、迎[ngiang2]、吟[ngim2]、玉[ngiuk6]、元[ngien2]、研[ngan2]、仰[ngiong1]等，由此可见，客家语对疑母保留得较为完整。

（2）保留了“古无轻唇音”的特点

汉语学家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指出上古时期的唇音声母只有“帮”组重唇音声母，没有“非”组轻唇音声母。这话的意思是说，凡后轻唇[f-]、[v-]声母的字，在上古音里都读为重唇音或[p-]或[m-]。“客家话于‘非敷奉’的字也保留着双唇的痕迹，例如‘肺’‘肥’‘缝’‘符’等字念[p'-]，‘粪’‘复’等字念[p-]”。另外，还有粪[bun4]、斧[bu3]、吠[poi4]等例。

2.韵母

（1）舒声鼻音韵尾[-m]的遗留

现代客家语中，仍保留了大量带鼻音韵尾[-m]的字音。

例如“参[cam1]、蚕[cam2]、担[dam1]、凡[fam2]、甘[gam1]、函[ham2]、含[ham2]、堪[kam1]、南[lam2]、蓝[lam2]、婪[lam2]、岩[ngam2]、衫[sam1]、禅[sam2]、贪[tam1]、谈[tam2]、谭[tam2]、沾[zam1]、詹[zam1]”等字发音均含[-m]韵尾。

（2）入声塞音韵尾[-p]、[-t]、[-k]的遗留

例如“压[ap5]、鸭[ap5]、杂[cap6]、插[cap5]、答[dap5]、法[fap5]、甲[gap5]、鸽[gap5]、合[hap6]、恰[kap5]、狭[kiap6]、纳[lap6]、蜡[lap6]、涉[siap6]、塔[tap5]、踏[tap6]、札[zap5]”等字发音均含[-p]韵尾。

“八[bat5]、察[cat5]、撤[ciet5]、发[fat5]、伐[fat6]、活[fat6]、结[giet5]、瞎[hat5]、辣[lat6]、袜[mat5]、末[mat6]、泼[pat5]、拔[pat6]、设[siet5]、舌[siet6]、达[tat6]、挖[vat5]、滑[vat6]、折[ziet5]”等字发音均含[-t]韵尾。

“扼[ak5]、百[bak5]、尺[cak5]、客[hak5]、剧[kiak5]、沥[lak5]、历[lak6]、脉[mak5]、麦[mak6]、额[ngiak5]、逆[ngiak6]、魄[pak5]、白[pak6]、石[sak6]、鹊[siak5]、笛[tak6]、划[vak6]、摘[zak5]、迹[ziak5]”等字发音均含[-k]韵尾。

以上例字反映客家语保留了至迟在北宋鼎盛以前的中原汉语的入声韵特点，而且对应比较严整。

二、客家语语法中的古汉语现象遗留

1.同义复词的保留

同义复词指的是意思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连用，表示同一个意思的复合词。在古代汉语里不乏其例，如《后汉书・孟尝传》中“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一句，“行”和“旅”都是“来往的旅客”的意思；又如《触龙说赵太后》中“老臣病足……故愿望见太后”一句，“愿”和“望”都是“希望”的意思。

客家语继承了古汉语同义词复全使用的规律，保存了一些同义复词。如客家语有“行嫁”一词，意为女子出嫁。“行”、“嫁”在古汉语中是同义词。《仪礼・丧服》有云：“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人曰适人。”《高唐赋》亦有：“赤帝女瑶姬，未行而亡”的句子，这些句子中的“行”和“嫁”都是同义的，可见“行嫁”是一个同义复词。又如“箸”一词，意思是筷子。古时“箸”和“”同义，如《礼记・曲礼》中写道：“羹之有菜者，用。”唐代李白《行路难》中写道：“停杯投箸不能食。”至今广东兴宁梅县地区的客家人，仍沿用这个同义复词，将筷子叫做“箸”。

2.保存了动词重叠的构词方式

动词重叠是古代汉语构词的一大特色，在古代诗文中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中的“言言”、“语语”；又如《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的“行行”等。

客家语中不乏其例，如“走走走走，袋里个东西都漏净呃（走着走着，口袋里的东西全漏光了）；“话话话，两个人打起来黎（说着说着，两个人打起来了）。

3.词缀保留了某些古语词的用法并加以发展

如“侪”，普通话中已经不再使用。《说文》：侪，等辈也，从人齐，春秋传曰：吾侪小人。又如《左传・成公二年》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

客家语中，“侪”，在口语中大量保留下来。大致相当于一个量词或词缀。既可以放在数词后面：如一侪，二侪，等于说一个人，两个人。

又可以放在动词语素后面，构成一个名词[2]。如看侪，买侪，卖侪，听侪，做侪，读侪，讲侪，意义等于看的人，买东西的人，卖东西的人，听众，做事的人，读者，讲话的人。

还可以放在形容词后面，如大侪，细侪，肥侪，高侪，矮侪，相当于个头大或年龄大的人，个头小或年龄小的人，胖的人，瘦的人，高个子，矮个子。

更可以放在形容词或动词词组后面，如耕田侪，有钱侪，相当于耕田的人（农民），有钱的人（富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