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诗歌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诗歌范文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chu，椿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称茶为“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古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风尚。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有的成为旷世之作。

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长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得到在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他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愉悦，环境之优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

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经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而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谦称）。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茶名）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

唐人元稹写得一首一至七言茶诗，不仅构思精深，而且用中文横写，恰似金字塔，甚为有趣：

茶

叶香 嫩芽

慕诗客 爱僧家

碾雕白玉 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 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 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 将至醉后岂堪夸

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还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茶道精神之一。

唐代试问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生茶》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藉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写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有人赠送的“天子为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魏帝指魏文帝曹丕；“卢仝七碗诗难得，年老三瓯梦亦赊”（元代大臣耶律楚材，“念老”指唐代赵州高僧从念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机锋语）；“山中日日试新泉，军和前身老玉川”（明陈继儒）；现代文人、佛学家、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有诗曰：“七碗受之味，一壶真得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偈ji佛经中的唱词，梵语）。

第2篇：中国诗歌范文

关键词 节奏 韵律 意境 情感

古人就有“诗、歌、舞”三位一体。而诗本身便是用来吟唱的，音律暗自和诗歌呼应。中国画借助它极强的直观性，它画画中所表现出的线条疏密，笔墨的浓淡干湿，轻重缓急，犹如音乐的旋律，故中国诗、画中所昭示的节奏音律美则不足为奇。

用于吟唱的诗的音律、节奏分明。诗中平仄、押韵等都是为了声调的节奏富于变化而又和谐，造成一种韵律美。诗篇章或简或繁，与音律的急与缓有辩证的统一关系。故仕途失意的柳永，沉溺于烟花柳巷，以为歌妓写诗为主，而歌妓也以能得柳永之吟唱为荣。乐曲的有序、和谐在诗中也同样可见。例如豪放派诗人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诗句铿锵有力，节奏急速，犹如风卷落叶，富有韵律美。同古乐旋律分明，节奏湍急的《十面埋伏》韵律有相同之感。而诗、歌的意境相同，更能使人感到诗中有歌，歌中有诗。有的诗篇恬淡，笔力轻柔，词气安和。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及和靖先生：“疏枝横斜水清浅，清香暗浮月昏黄。”构造出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淡远的无烟火气、荤腥味，而音乐艺术流露出的情绪情感，往往也塑造出类似的情感、意境。中国传统二胡独奏《二泉映月》那如泣的旋律，为我们也构造一幅月光朦胧、泉水清洌、湖光月影，交相辉映，宁静而淡远，毫无尘世纷杂，喧嚣的意境来。诗如同一首乐感、思恋和苦楚压得腰弯背断。如杜甫《三吏》《三别》等。譬如《石豪吏》中：“吏乎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守邺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夜久语声绝，如闻幽烟……”。词中描绘了一幅颠沛流离，家散人亡的悲图，所展现出战乱中劳动人民沉重苦楚，震撼人心，正应了张养浩：“亡，百姓苦。兴，百姓苦”这种凝重，悲痛苦楚之情，在音乐中更随处可见，举世闻名的《梁祝》，一曲凄美的爱情绝唱，不单单反映的是梁祝的悲剧，它更具有广博的社会性，千余年来梁祝的悲剧在历史长河中时有时发生，《孔雀东南飞》就是最好的例证。音乐中抒发的凝重，深厚的情感，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兼词中对情的阐发最高境界是缄默，用语言不能表达的情感才是至沉至厚的。正如辛弃疾《丑奴儿》中：“少年不知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陶渊明也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而济慈对音乐的评价是：“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无独有偶也就出现了“大音苦稀”的观点。白居易也评价音乐：“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识无声弦指妙”。无声的缄默是音乐情感的最真挚的宣泄了，所以诗乐相通，诗具有音乐美。

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最初的壁画、岩画、彩陶图案中所反映的内容大量都是舞蹈形象。后来绘画成熟后，在它的画面中所形成的块、面结构，以及它的点、线、面的关系及墨色浓、淡、干、湿，构图中的稀疏，紧密都富有节奏，韵律感。往往一幅中国画作品，或给人流畅、如高山流水，或给人以生涩，呜咽难语之感。如齐白石小品《青蛙图》中塑造出初夏溪水清澈，流淌不息，蝌蚪欢快自如游弋于水中，而两只青蛙静卧一旁，纵观其变，整幅画作洋溢着明快、轻松之感。图中水波的线，与两只青蛙所形成的点，及青蛙所形成的面有机结合，形成鲜明对比，节奏、韵律和谐，恰如一首欢快的小曲，述说恬美的小河一角那明亮、欢快的景色。

第3篇：中国诗歌范文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着,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着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第4篇：中国诗歌范文

【关键词】诗言志 抒情言志 形象 艺术手法

在《毛诗·大 序》中，对于诗歌的写作目的与动机，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作诗的目的是为言志。然而是他的内心产生激荡，并有所感悟的情感是诗人作诗的动机。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一开始就与抒情言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与西方诗歌相比，中国古典诗歌偏重抒情写意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也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存录和表述。因而朱自清先生推崇它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远的影响。“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性质。“言”，即说，吐露表达；“志”即志意，人们内心的志向、意念，即思想感情。它揭示诗歌不是记事、议论的，而重在内心志意的表现。“诗言志”的观念说明古人对诗作为文艺的本质特征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与西方文学中的诗歌相比，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中西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别。欧洲最早的诗歌是史诗。史诗作为叙事诗，它本身便是神话艺术化的产物。马克思曾谈到古希腊神话正是荷马史诗产生的摇篮。荷马史诗一方面以古希腊历史曾经发生过的远征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的战争作为素材，另一方面又大量融进神话的因素，表现战争中的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及人面对自然所焕发的巨大的生命力。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伊尼德》，到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从神的英雄到人的英雄，以力量、勇敢、强悍、智慧为特征的英雄成为民族崇拜的对象，从而表现出西方民族的人生理想。而且它还影响到其后欧洲各国的长篇叙事诗创作。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歌德的《浮士德》，从表现巨大的外部冲突的英雄史诗发展为揭示人内心冲突的人的史诗。

二、 抒情写意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

中国古代文学既然重抒情，不重模仿，就使它对事物的描写一般不采取工笔细描、追求逼真的写实方法，而是多采取简略点染、追求神似的写意方法。当然，抒情写意也不能完全脱离具体形象，但具体形象一旦与感情相结合，就改变了它的本来面貌，成了非写实的写意。

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得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诗人去朋友家游园看花， 长满苍苔的路上遍印着诗人木屐钉齿的痕迹，敲了半天柴门，没有人来开。诗人从露在墙头的一枝杏花想象出满园的春色，说园门虽然关得紧，春色却是关不住的啊！诗歌《游园不值》头两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从形象与抒情言志的关系上来归纳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中情意的表达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来实现的。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具体可感的形象与情志的结合才实现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特点。

三、 抒情写意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 加强了作品以情动人的力量和诗情画意之美，它使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自由在作品中得到了自由展现，这正表现了文学的本质。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思维和有感情。人的思维能力使之认识到自我与环境的区别和对立，并力求改造环境，超越环境的制约，进入一个无限制的自由天地。但人类虽然不断地改造环境，创造出新的物质存在，然而任何新的物质存在都有其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所以人类始终未能超越环境束缚；新物质的创造只是更多地满足了人的动物性生理需要，却未能使精神获得彻底自由。而只有在文学艺术中，人才能让感情自由驰骋，照主观愿望自由地创造出不受任何限制的新天地。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表明，它正抓住了诗歌的本质。 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感为基调，以具体动人的形象为载体，以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辉煌，这与西方诗歌的叙事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叶嘉莹. 好诗共欣赏. 中华书局，2007.

第5篇：中国诗歌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所以特别重视发挥语言的诗性，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刘勰《文心雕龙》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两句话可以说最简明扼要地概况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征：简约性、象征性、音乐性、画意性。

中国传统诗论和传统哲学爱讲“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否认或怀疑语言的表达能力。其实，“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恰恰是重视诗的语言之不同于一般非诗的语言之区别的表现，恰恰说明了诗的语言乃是以说出的东西，即“有尽之言”暗示出未说出的“无穷之意”。如果语言根本不能表意，那还有什么诗的艺术可言呢?中国古典诗的水平之高下，主要不在于说出的东西，而在于说出的言词对未说出的东西所启发、所想象的空间之广度和深度。中国古典诗的语言所具有的上述基本特征，兹作如下论述。

一、言约旨远

诗的语言不能像平常说话或科学的逻辑论证那样铺陈展开，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所谓“言约旨远”(《世说新语》)，“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语少而意广”(陈师道《后山诗话》)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魏庆之所编《诗人玉屑》引述了《漫斋语录》中这样一段话：“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也。”我们当然不必拘泥于这些比喻性的具体数字，也不必认为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到七言诗是一个距离“言约旨远”的水平愈来愈低下的过程。这段话无非指明了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为了要含蓄不露，暗示较大的未说出的东西的空间，说出来的言词一定要量少而含金量大，否则，就成为无诗意的散文了。唐庚的《唐子西文录》称赞杜诗之含蓄深远说：“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尔，气象宏放，含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杜诗虽小而大……”“小”者，词量少之谓也；“大”者，含意深远之谓也。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诗歌语言的这一特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这个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

但仅仅词量少并不足以暗示未说出的空间之深远，“言约”一条并不足以保证“旨远”。这说出的少量语言还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特点，才能达到“旨远”的目标。

二、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

它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利科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一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利科这段话是就一般语言的特性而说的，至于诗的语言，我想当然更具这种象征性特色。中国古典诗中有以单个的语词为象征的，例如以松柏象征坚贞；也有以全诗为象征的，例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这就是以丹橘及其经冬不凋的具体形象，象征诗人高洁的品格，从而使读者理解诗人的内心生活。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共同的传统背景，生活于一个古今一体的“共同体”中，所以即使是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使古人张九龄的个体性的东西得到今人的理解和同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古典诗都以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见长，但象征性和暗喻性语言在中国古典诗中却是常见的现象，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种语言构成了中国古典诗的一个重要特色。黑格尔也曾提到，东方诗人爱用具体的图像和暗喻的方式使人兴起对所写对象之外的与其本身有联系的东西的兴趣，也就是说“把人引导到另一境域，即内容本身的显现或别的相近现象。黑格尔还以此作为诗与散文意识的区别：散文意识注重所写对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对此对象的内容及其意义的精确、鲜明和可理解性；诗则注重形象及其所引发的背后与之有关联的领域，因此，人们可以用散文对诗做不同的解释。散文是凭知解力表述真理；诗是用形象显现真理。黑格尔对诗的这一特点及其与散文的区别的说明，对中国古典诗也有一定的意义，只是黑格尔从西方古典的概念哲学和西方古典美学的典型论出发，把诗所写的东西背后的境域或真理只理解为理念、概念、典型，而中国古典诗所暗喻的未说出的领域则主要不是抽象的理念、概念，而是具体的深远的意境。

三、画意性语言

上面已经谈到诗的语言应是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形象性语言，这一点实际上已涉及画意性语言，但单纯形象还不等于就是画意。例如，前引张九龄的《感遇》虽然用的是形象性语言，但比较缺乏画意，而《终南别业》则是一首画意很浓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四句诗，虽然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和人物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像和联想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状溢目前”的生动画面，“状溢目前”在这里就是有线条、有颜色、有人物姿态之意。

但是，这里所讲的画意性语言，并非指单纯描写景物的诗，而是指画意的背后还隐藏着深远的境界。王维的《终南别业》，就既是诗中有画，而又在画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悠然、空寂的境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表面上是一首描写田园山水的单纯写景的诗，但仅仅这样来看待这首诗，则显然未能真正领略其诗意。这几句诗在描写“人境’的现实田园景物时，却隐蔽着语言文字所未说出的超现实的情趣和理想境界。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应是此意。也许我还可以在此再补上一句：“画外之画”，或许更能直接表达我的看法。中国古典诗中有不少描写景物、注重形似的好诗，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或诗论却更加崇尚画意与深远的境界相结合的诗，崇尚有神韵的诗，而不是崇尚单纯形似的诗。

四、音乐性语言

语言是有声音的，与音乐有共同之处，音乐．比起绘画来更接近语言，因此，诗的语言之具有音乐性也比它之具有画意要更为直接。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富有音乐性的语言。

人与万物一体，息息相通，真正高远的精神境界也必然是这息息相通的整体之显现，它本身不但有画意，而且有节奏，有音乐性，它是回旋荡漾、波澜起伏、时而高扬、时而低沉的。因此，诗的语言也必然具有这种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从而使诗中已说出的语言能暗指未说出的深远境界的节奏和音乐性。黑格尔也曾说过，人的内心生活是回旋往复、震颤不停的，因此，音乐适合于表现内心生活的这一特点。“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音乐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即是说，在音乐里主客的差别消失了，达到了一种完全忘我的境地。中国古典诗所讲的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的格律以及押韵、平仄、双声词、叠韵词等等都是诗的语言音乐性的表现，而且这种音乐性都是和诗的语言所暗示的意境、内心生活相配合的。例如崔灏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人吊古思乡之情悠悠久长，押十一尤的韵最为恰切，如用仄韵则显然不妥帖。反之，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首词用短促的入声韵，则正好表现其悲壮忠贞之情，如用平韵则不能与这种情感相配合。又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首句连叠七字，顿挫凄绝，仿佛可以听到诗人感情波澜起伏的心声。若非语言的音乐性效果，何能至此?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台北1993年版.

［2］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高宣扬：《李克尔的解释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第6篇：中国诗歌范文

【关键词】古典诗歌 植物意象

古典诗歌意象可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如建筑、器物、服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

中国古典诗歌中植物意象丰富，如杨柳、梧桐、梅花、、竹林等，在诗歌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蕴。下面试浅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植物意象。

杨柳。属送别类意象(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或叙写别后的思念)它源于《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的依依之态和惜别的依依之情融合在一起。古代诗歌中离情常常与柳相关合，以折柳表惜别， 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同构”的关系，柔弱的柳枝那摇摆不定的形体，能够传达出亲友离别时那种“依依不舍” 之情；由于“柳”“留”谐音，古人在送别之时，往往折柳相送，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 更由于柳之易活，寄托了送别人对离人的美好祝愿。折柳赠别的习俗在唐时最盛， 唐代西安的灞陵桥， 是当时人们到全国各地去时离别长安的必经之地， 而灞陵桥两边又是杨柳掩映，这儿就成了古人折柳送别的著名的地方。 后世就把 “灞桥折柳”作为送别典故的出处。柳这一特殊意象的形成，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受到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规定与制约，具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

梧桐。属愁苦类意象(或表达忧愁、悲伤心情，或渲染凄冷、悲凉气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凄凉悲伤的象征。如宋代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元人徐再思《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都以梧桐叶落来写凄苦愁思。

芭蕉。属愁苦类意象。在诗文中常与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宋词有李清照《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舍情。”把伤心、愁闷一股脑儿倾吐出来。

。属抒怀类意象(或托物显示高洁的品质，或抒发感慨)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有人称赞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清高的气质。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人以饮露餐花寄托他那玉洁冰清、超凡脱俗的品质。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写了很多咏菊诗，将素雅、淡泊的形象与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人郑思肖《寒菊》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宋人范成大《重阳后二首》中“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等诗句，都借来寄寓诗人的精神品质。

红豆。属爱情类意象(用以表达爱恋、相思之情)传说古代一位女子，因丈夫死在边疆，哭于树下而死，化为红豆，于是红豆又称“相思子”，常用以象征爱情或相思。如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借生于南国的红豆，抒发了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莲。属爱情类意象。由于“莲”与“怜”音同，所以古诗中有不少写莲的诗句，借以表达爱情。 例 1：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莲子”即“怜子”，“青”即：“情”。这里是实写也是虚写，语意双关，采用谐音双关的修辞，表达了一个女子对所爱的男子的深长思念和爱情的纯洁。 例 2：晋《子夜歌四十二首》之三十五：“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雾气露珠隐去 了荷花的真面目，莲叶可见但不甚分明，这也是利用谐音双关的方法，写出一个女子隐约地 感到男方爱恋着自己。

连理枝。属爱情类意象。连理枝，指根和枝交错在一起的两棵树；古典诗歌里用作恩爱夫妻的比喻。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其他，如丁香：愁思或情结。黄叶：凋零， 成熟 ，美人迟暮， 新陈代谢 。绿叶：生命力， 希望， 活力。红叶：代称传情之物，后来借指以诗传情。花开：希望，青春， 人生的灿烂 。花落：凋零 ，失意， 人生、事业的挫折， 惜春 ，对美好事物的留恋、追怀。桃花：象征美人。兰：高洁。牡丹：富贵， 美好。不再一一赘述。

第7篇：中国诗歌范文

一、恋人之间的相思情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可以看到，借月抒情的诗词是非常多的。其取材也丰富多样，有的是送别，有的是闺情，还有的是乡思，这些都是月亮诗的主要选题。不过在这些主题当中，爱情诗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成就颇高。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这首闺情诗，表达的是思妇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深深思念之情。开头主要描写的是景物，将主人公置于特定的环境内。每当夜深人静，皓月当空，月光穿越罗帐铺满床的时候，她独自一人，守着诺大的空帏，倍感凄凉孤独。所以，皎洁的月光在此就变为一种诱发物，诱发其压抑于心的无限愁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形象地表现了思妇的相思行为。月亮引发了思妇心中埋藏的思念，所以异常烦躁，不想看见月亮，以免再次诱发相思与苦恼。但是卷起帘子，月影依然如旧，于是只能不断地拂去月亮投射在捣衣砧上的朦胧影子，可是不管如何努力它依旧在那里。无尽的相思之情，却得不到排遣。

二、乡愁和离情

古代诗词中，很多诗人都会将望月思乡作为写作主题。月亮是诗人心中浓浓乡愁最有力以及最好的见证，诗人将想念亲人以及故乡的浓浓情感，寄托在明月之上，正所谓“明月千里寄相思”。如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远走他乡漂泊在外的人，深深地思念着自己的故乡，总希望再见家园，于是只好远眺，希望能够看见故乡。所以这个时候的月亮已经扮演着游子和亲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的视线可以在月亮上实现相交，减少了人们心理感觉上的地理差距。虽然身在天涯海角，但是亲人朋友相互之间都有美好的愿望，都渴求“千里共婵娟”。一个普通的自然物，通过诗人的加工，成了传达人们离别之情的载体。

三、文人的失意情怀

文人墨客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怀才不遇、落寞孤寂、仕途不顺，不断承受着痛苦，因而也往往钟情于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月亮之上，在失意文人的眼中，月亮是孤月，冷月或者是寒月。杜甫就曾在《月》一诗中这样描述月亮：“斟酌娥寡，天寒奈九秋。”诗人通过对嫦娥的描写，来表达自身寂寞凄惨的晚年光景。孤身居住于月宫的嫦娥，由于不能承受无边的孤寂凄凉，只好自斟自酌，以勉强打发秋水一般孤独的日子。而诗人年老，独自一人漂泊西南，有家难归，这多么像月宫嫦娥的生活情境。

四、对人生及永恒的哲思

月亮高高挂在夜空，它激发了人们浩渺如烟的宇宙意识以及遥远悠长的历史意识，促使人类生出一种探索生命奥秘的哲人式愿望，它不断启发人类对宇宙进行思索。正是在人们这样的心态下，明月意象成为了永恒不变的象征。

诗人身处月光中就会生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思古情感，这时候的月亮就化作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张若虚曾经在《春江花月夜》中这样描述月亮：“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朦胧的月光中，诗人神思飞跃，他由人生联想到月亮，寻求着浩瀚无际的宇宙奥秘以及人生哲理。人的生命在月亮面前显得那么短暂易逝，可是从人类总体来看，又是永久存在的，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息，正因如此，年年相似的月亮得以与代代无穷的人类实现共存。

五、对时空意象的表达

月亮不仅仅是短暂易逝的人生的对照，更是历史长河的永恒参照。“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出自王昌龄《出塞》）该诗开始主要描述景物。“秦时明月汉时关”，皎洁的月亮高挂天际，万里关塞一览无余，把边关的寂静寥廓以及景物的萧条表达得淋漓尽致。将“秦汉时”放置在“月”以及“关”之前进行修饰，提升了诗词的意境，而我们也彷佛回到了遥远的时代，引发出人们无限的思考：自从秦汉开始边防战争就一直没有断过，直到今天，拖得如此之长。这是诗人站在时间的角度对边塞悠久的描述。“今年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出自李白的《把酒问月》）世事不断变迁，旧人早已老去，只有月亮依旧，世世代代依然，它静默地注视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而月光有没有由于哀伤而更加阴寒呢？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和《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则是利用月亮意象感今怀昔，感叹历史的荣辱兴衰。

第8篇：中国诗歌范文

关键词：诗歌创作；意境；儒道释；中国传统哲学

一、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内涵及发展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1]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亮点就是其独具的意境美，正如宗白华所言“诗歌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2]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美学范畴，对于意境就是情与景的交融这一解释可追溯至清代，而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到“意境”一词，其解释亦是如此“何以谓之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

若要对“意境”的内涵溯本求源，那则要追溯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老子的哲学中有两大基本思想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根源和生命的本体，即《老子》说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二，“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是构成万物的统一，它包含“象”并且产生“象”。正是在老子这两大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大都不过分注重于对一个具象的刻画与描写，而追求能够体现其万物之源的“道”之所在。为了更加真实的把握“道”便要突破“象”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在《周易・系辞》中，“然则圣人之象，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最早明确提出了“意”和“象”的关系问题。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恩》中首次将“意象”概念化，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可以说刘勰为意境的文学范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盛唐时期，诗歌发展尤为繁盛无疑推动了对于诗歌审美形象的探究和分析，唐人最早将“境”引入诗歌领域，作为美学范畴提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意境”一词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提出诗歌的“三境之说”，即物境、情境和意境，强调作品应以意为主，以意传情，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关于意境的理论，自王昌龄之后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核心。晚唐时期诗歌意境理论的代表人物――司空图，他集刘勰、皎然以及刘禹锡的思想于一体，博采众家之长，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理论观点。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从作品论、风格论、鉴赏论、接受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诗歌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诗境风貌。所例举的各“品”也都涉及到诗歌境界之中的独特品质，并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司空图对于意境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对意境层次的深刻感悟与探索研究。如果说司空图使意境理论更为完善，那么其成熟定型则主要在于宋朝的严羽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二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从作家论、创作论等诸方面对意境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论及中国诗歌意境理论集大成者，当属王夫之，他通过“情境关系”对意境美学进行阐述，围绕情与景的关系，分别从情景互相生发关系、诗歌意境以实质表现空灵和意境构成的主客观之间偶然妙合，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歌意境的各层次审美特点。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诗歌鉴赏的核心所在，受到当时政治背景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意境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二、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意境是我国古典诗歌美学所独创的概念，它集诗歌创作者的理想、情趣、审美经验于一体，通过词句的提炼将其生活形象实体与创作者的情感融为一体，并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能够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力，是诗歌意象的高级形态。“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以及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4]所以，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相生便是古典诗歌美学特征的主要表现。

（一）情景交融

诗歌意境，“意”便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境”就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图景。因此，意境在某个侧面而言就是“情”与“景”的胶合。古代诗人多以诗言志，其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客观景物与诗人主观情感的统一。我国古典诗歌早至《诗经》便已广泛采用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作品不仅措辞优美更具有一唱三叹之审美效果。面对同样的景色，不同生活背景的诗人去描绘，其风格则可能截然相反，甚至同一位诗人，由于创作时的情绪不同，其笔下景色也会随之改变。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畅当的《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这两首诗都出自唐代，均为诗人登鹳雀楼时所见之景而抒情创作，但两首诗所表达的意境并不相同。前者着重表现了诗人登楼远眺的勃勃兴致和心胸开阔之豪情，所描绘的景致也大多壮阔辉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后者则表现的是登楼高耸入云的感觉和俯视时的愉悦。因此，诗人在创作诗词时，将自身的情感注入文字之中，做到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二）形神统一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哲学类似，讲究点化。重形似更重神似，往往追求审美的形神兼备，和谐统一，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在神形统一这方面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钟嵘《诗品序》释“兴”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有感发、联想之意。又如梅尧臣所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故而是个贵在以有限之文字表达无限之情思，尤其是对于律诗绝句而言，至于有的词，如“十六字令”全诗才十六个字，则文字少得不能再少，更要求诗人言简意赅，用极少的字词，创造贴切的意境，从而形神兼备，向读者诠释自己内心的情感。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歌也不容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精细的描绘与刻画。

（三）虚实相生

中国古典诗歌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也十分讲求对于虚写的艺术，可以说中国古典是各种的佳篇名著无不在虚写上颇有造诣。“清代笪重光在《画笙》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只要‘虚实相生’，就可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5]过于实写，作品灵性全无，过于虚写又厚重实在，因此，只有二者达到完美契合，才能算是精品。虚实相生，是指通过逼真地描写景、情、境，将客观事物再现，用有限的意象表达无限的情感，形成一定意蕴，引发读者的思维想象空间，产生无限的意境。袁枚曾说“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便是将虚实相结合，达到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是构建于情景交融、形神统一、虚实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三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古典诗歌意境“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审美特点。

三、儒道释哲学思想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影响

受不同时期主流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诗人通过诗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意境范型和诗词审美风格。从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的哲学和文化思想角度切入，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审美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儒家思想文化意境、道家思想文化意境和释家思想文化意境。

（一）儒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都相继沿袭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对后代诗歌意境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人与天的合一，唯有如此，才能在顺应自然之中获得自由。毋庸置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入世济世的立场出发，其基础在于“仁”。它为后世儒家文学者提供了一种观照自然山水的方法，同时也为儒家文艺的取象造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向导，由此奠定了儒家比德的审美意境金额风格范型。

儒家文化思想意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形态：一是“比德意境”，这是在孔子的自然比德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意境类型。如郑板桥的《咏竹》和于谦的《石灰吟》就是此类型之典范；二是“情景交融”，这是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三是“有我之境”，这是在儒家凸显人的主体地位思想下所形成的诗歌意境类型。蔡报文先生说：“‘有我之境’就是一种‘儒学之意境’。”[6]

（二）道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道家看来，“道”是一种最高宇宙本体的存在。“象、物、精”都是由“道”派生而来。道家思想继承人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然道家也有“天人合一”思想，但与儒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儒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式父与子的关系，而道家看来，天与人的关系则是兄弟关系。儒家讲究伦理道德，道家则追求平等祥和，强调“情”。因此道家的思想更具有艺术气息，更接近于近代的美学思维。林语堂先生说：“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7]

道家文化思想意境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物我不分”和“无我之境”。前者如“庄周梦蝶”，是一种澄心观物的超然态度，将物我真正融为一体，在道家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式双向交流的，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湖山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诗人与自然宛若一体，就是道家意境。后者“无我之境”是顺承了道家贵在无的思想，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乏此类作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诗画作品也多属此类意境。

（三）释家思想文化下的古典诗歌意境

释家即佛家的一个分支，与道家相融合。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工夫，以参证为法门，能于此而有所悟入，而后性静心空，脱离一切挂碍。无挂碍斯无恐怖矣，无恐怖则神清，神清则气足，气足则应变无方、随机生巧。如是而后，明于法而不拘于法，沉其心而不动其气。

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文化受到东方文化共性的影响，因此也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后，经过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派系众多的中国佛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禅宗。在佛教徒看来，自然风景就是佛的象征、佛的境界。佛经中常谈及“境”与“人”的关系，“境”多指代俊秀的自然风光，是佛教禅师的人格象征和佛性境界。金圣叹评《西厢记・赖简》时，曾借用释家关于“人与境”的说法：“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镜中情。”释家文化说法各异，但其公认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空”不同于道家的“无”，因为“空”中含“有”，而且是包含万物之有。

在释家精神文化的影响下，皎然、司空图、苏轼等人，将释家思想引入诗歌领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艺术意境理论。

概而言之，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对形成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不同的文化心态和行文风格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缺.无咎诗三百序.

[2]杨匡汉.中国现代诗论（上）[M].花城出版社，1985：29.

[3]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黑格尔.美学[M].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

[5]赵连元.文学理论的美学阐释[M].昆仑出版社，2007：267.

第9篇：中国诗歌范文

论文摘要:以《千里之外》为例，论述方文山歌词创作中注重音韵的和谐，采纳比兴、象征、对比、互文等修辞方法，将古典意象渲染氛围锤字炼句，铺设场景，从而体现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

诗歌，音乐舞蹈原本是三位一体的。远在春秋时期，《诗经毛诗序》曾一记载“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后来《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只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尚书．尧典》中也曾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韵，律和声。”

到了汉代，汉武帝刘彻建立了大规模的音乐专署一乐府，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词再配乐而演唱。乐府也有机关名称逐渐演变成入乐歌词的名称。真正让诗歌成为歌词，成为可以合乐歌唱的新诗体并和音乐共存共荣的时代是在宋代，据史料记载，宋代的词牌达到870多个，这个时期，也不乏既精通音律又善于填词的文人雅士，如周邦彦，姜孽等，他们自制曲谱自己填词，称之为“自度曲”，名家倍出，后人从“凡井水处皆可歌柳词”，可得知宋朝词以曲而扬名，曲以词而和谐的繁荣景象。歌词创作凭借高度凝练的诗歌语言，大大丰富了音乐的体裁和内涵。

流行歌曲也是时代的产物，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大众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流行歌曲反过来又对大众的心理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词和曲相得益彰，使乐曲更显几分婉转雅致。当今流行歌坛令人耳目一新的当数周杰伦，他创立了一种新的演唱风格，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成功，这和歌词作者方文山的智慧劳作有极大关系，而方文山正是以“写诗填词”的方式来创作流行歌词，在他的流行歌词创作中体现了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本文试从方文山歌词《千里之外》为例论述之。

中国诗歌注意音韵的和谐美。流行歌曲要悦耳动听的旋律，在创作歌词往往运用诗歌创作的押韵手法使节奏音韵扬抑顿挫。在《千里之外》这首歌词中，方文山创作选用押ai音韵，表达出婉约忧伤缠绵的音律效果，如:风铃的沧海(hai)，我等燕归来(lai)，时间被安排，(pai)演一场意外(wai)，你悄然走开(kaia)，除此以外还有外，自在慨台开盖、折、代、该、爱、猜、待、苔等等。

清代文学评论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诗杂著》一书中，提出“东真韵宽平，鱼歌韵缠绵，各有声响”即不同的韵辙表达不同的情感。《千里之外》通过押ai韵，营造出无可奈何的叹息般的执着等待的爱情，由此看来，方文山深得其奥妙的。

汉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并沉淀在汉民族的心理意识中，中华民族文化以含蓄优雅著称，中国传统诗歌更是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优雅，意在一言外，因此往往采取比兴、象征、对比、互文等修辞方法，锤字炼句，铺设场景，渲染气氛。

“故事在城外，浓雾化不开”“芙蓉外面采，船形影犹在”两句无论是句法、声律、词性都两两对立，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内聚力，把城里城外雾中的分别和恋人红颜如花、笑影相随的甜蜜往事组成鲜明对照，方文山在歌词中采用对偶句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屋檐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比喻爱的艰辛与等待的执着，“一身琉璃白，透明着尘埃”比喻爱的纯洁无暇。“那薄如蝉翼的未来”比喻等待的脆弱和无奈，这些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常见的传统修辞手法把具体的实物和情绪感觉相联系，将抽象实物化为具体，是整首歌词流动着空灵生动的韵致。

另外象“透明着尘埃”、“诗化了悲哀”、“把结局打开”、“被岁月覆盖”、“无声黑白”这些词句或词用词类的活用，或倒装变换词序、或化虚为实、或化实为虚，打破日常生活的用语习惯，不再是循规蹈矩的句子，却写出了古典和现代，大胆和含蓄，熟悉和陌生。

这首歌词从整体上看，无论内容字句都具有中国诗歌的传统意境。意指“意象”，指文学作品中具体刻化塑造的形象，“境”指“境界”指产生于具体事物之外的东西。比如，传达作者的感情、观点和态度等等。意象和境界和谐地辩证统一，就构成“意境”。即“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小尽之意见语言外”，因此，意境成为中国传统诗歌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

此外，在这首歌歌词中的“我等燕归来”化用了宋代词人晏殊“烷溪沙”中的句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歌词中的“芙蓉水面采，船行影犹在”化用了唐朝诗人王昌龄 《采莲曲》中的句子，“芙蓉向脸两边开，荷叶罗裙一色裁，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些歌词直接化用经典诗词的意境，扩展歌词的内涵和外延。唤起中国人对诗歌传统创作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