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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所开创和拥有的自费旅行模式和旅行思想一直影响至今。据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推算,孔子年轻时去过周、齐,晚年周游列国又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地。在他前后14年的旅行生涯中,累计行程达万里。
2.司马迁
司马迁是一位大旅行家,20岁左右就几乎走遍了当时汉文化覆盖的所有地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天,35岁的司马迁被汉武帝委派为特使郎中将,取道褒斜入汉中,先到巴郡、蜀郡;再跋山涉水来到朝廷新设的沈犁郡、越隽郡等地,抵达今贵州、云南等西南腹地,考察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治安和民族风情,为其巨著《史记》的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法显
法显,东晋僧人。他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以西的沙漠到焉夷,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达天竺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首都巴达弗邑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后来他取海路回国,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印度加尔各答)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留住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于义熙九年(413)到达建康,西行历时15年。作为第一个抵达印度的中国人,法显的著作《佛国记》详细记录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4.玄奘
玄奘 ,即小说《西游记》唐僧的原型。为求取真经,他只身一人前往天竺,历尽艰险,终达那烂陀寺。在佛国印度,他被奉为先知。19年中,他行走5万里路程,行经110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大旅行家。他的著作和由弟子整理的回忆录《大唐西域记》与《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为印度历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在玄奘西行天竺的1300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大唐西域记》在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相继发掘楚鹿野苑、菩提迦耶、库什那迦、蓝毗尼花园等遗址,中印度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5.丘处机
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高徒之一。金兴定三年(1219),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便遣使相召。1220年秋,73岁高龄的丘处机率弟子从山东莱州动身,行经万里,于1222年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与成吉思汗会见。他进言“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被成吉思汗尊称神仙。经他口述,弟子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流传千古。这本书记述了长春真人西行一路山川道里及沿途所见风俗人情,是研究13世纪漠北、西域史地及全真道历史的重要资料。
6.周达观
周达观,元代地理学家。元贞元年(1295),其奉命随使团出访真腊(今柬埔寨),他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占城(越南中部)、真蒲、查南等南洋多国,在海上航行3个月后抵达吴哥国。周达观在吴哥逗留约1年后回国,写下了著名的《真腊风土记》一书,成为研究柬埔寨古代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1861年,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在热带雨林中重新找到吴哥窟。
7.汪大渊
汪大渊,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其生卒年代略晚于周达观。史载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苏门答腊、印度、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后又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休整两年后,他再次远航,最h到达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回国后他写出《岛夷志略》一书,记录了他前往的220余个国家和地区,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吴哥窟位于柬埔寨的中西部暹粒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1861年,一位叫穆奥的法国生物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淹没在历史和丛林中的建筑奇观,从此吴哥窟名扬天下。1992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柬埔寨唯一列入此名录的古迹。
到了暹粒市,才知道吴哥窟实际上是一个泛指,可视为散落在方圆达300多平方公里的数个建筑群的代称,因此称吴哥古迹更为准确。但吴哥的历史脉络并不十分清晰,可以考证的是,它是由―个叫做吉篾(今名叫高棉)的东南亚民族所建,时间大概从公元802起,其间绵延达6百年之久。中间有过衰败和兴盛,几起几伏,但其建筑样式和规制都较为相似,现存的吴哥古迹所含各种建筑多达600多座,其弘宏的规模、奇特的形态,精美的廊柱,繁复的浮塔、迷人的神像和鬼斧神工的雕刻,在人类艺术史上堪称一绝。它和我国的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尼的波罗浮屠并列为东方四大奇迹。留存至今的吴哥窟均是由石头堆砌而成,其初衷所建为“毗湿奴的神殿”。据说整个建筑中间没有任何粘结物,全靠工匠的技艺和石块的重压,有的石块重达8吨,而导游告诉我们,周围数百里并没这种质地的砂岩,要建成体量如此巨大的工程所费令人难以想像。如何运输,如何切割,如何高垒,都是千古谜案。
吴哥古迹中主要的建筑群有四座,其中大小吴哥是必须要去的,所谓小吴哥也称吴哥寺,最为人们所知,柬埔寨王国国旗上的图案就是小吴哥窟中的圣塔,保存的也较为完整,是整个吴哥古迹的代表,被视为柬埔寨人的骄傲。吴哥寺大约建于12世纪,用了三十多年才建成。吴哥寺的规制是方形的城堡状庙宇,有如一座城池。走过长长的甬道,正中的巨型建筑是五座印度教式的塔,有如骰子上的五点梅花分布,五塔中间的塔最高,围在周围的四座稍低,呈金字塔型,象征高棉人民心目中的天堂---须弥山,须弥山是当时的宗教兴都教义中众神居住的地方,类似人们所说的天堂。果然,若想登到中间高塔下,则要攀爬倾斜近70度的近百层台阶,实属不易。
吴哥寺中的浮雕最为精彩,几乎所有的回廊和石柱以至于窗框、基石上都刻有精美的图案和人物,故享有“雕刻出的王城”的美誉,其中雕刻中最常见到的是仙女浮雕,她们面带微笑,大都上身,头上有美丽的华冠,身上的衣裾飘逸,令人心动。要知道,吴哥寺不少墙壁满刻婀娜的仙女,大大小小数不胜数。你可以想象,在一千年前,那些古代的雕刻工匠们是如何用原始的工具,小心细致地在砂岩上雕琢精美的花纹和美女,给万千石头赋于了生命。
“大吴哥”又称吴哥城,传说用了二十年时间建成。吴哥城的城墙以巨石砌成,城的南门保存最完整,城门两旁并列了两排石雕,左边是天神,右边是魔鬼。大吴哥中的巴戎寺是城内最重要的建筑,规模宏大,令人震撼,一层层的台阶上有54座如群山起伏的古塔,环抱着一座高达40米的圆塔;每座石塔的顶部四边,刻有一尊尊巨大人面像,每一尊佛像都有细微的区别,其中一尊佛像造型最为动人,他有一种摄动人心的笑颜,被当地人尊为“吴哥的微笑”,引得无数游客驻足留影。
一千年了,“吴哥的微笑”一直默默地凝固在砂岩上,在悠悠的岁月中,见证着高棉独特而厚重文化的兴盛和一个绵延了600年古老王朝的衰败,雕栏玉砌的宫殿渐渐被人们遗忘,最终被重重的树林吞噬。今天,“吴哥的微笑”又仿佛注入了新的生机,沉积在砂岩上的黯淡斑驳印记则昭示着这一奇异民族的复兴。我以为,重见天日的吴哥窟石雕也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向世人们述说着发生在千年前的故事。
崩密列是吴哥古迹游的自选(自费)项目,但去者都深感超值。它是一座古老的印度教建筑群,离吴哥40多公里,但整体上它正在崩塌,是一座具在巨大体量的遗址,这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塌落的巨石互相挤压、罗列,硕大榕木的气根像巨蟒缠绕着一块块雕有神像的石柱和石梁。在这里,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废墟的壮美,由然而生感叹和嘘唏,为昔日的繁华和现实的悲凉在这里融合而惊异,如今它正在归于宁静,但残破中还想向你细语它从文明堕入蛮荒的过往。每一位到过这里的中国的游客无不自然浮现出圆明园的影像。
吴哥文明的建筑之精美令人望之兴叹,然而却在15世纪初突然人去城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吴哥地区又变成了树木和杂草丛生的林莽与荒原,只有―座曾经辉煌的古城隐藏在其中。直到19世纪穆奥发现这个遗迹以前,连柬埔寨当地的居民对此都―无所知。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日本;汉学家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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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当时,周正平因身体不适已在省人民医院做了多项检查。那天上午去拍片子,检查报告要当天下午才能拿到,而这个报告将对他的病情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家住得比较远,我们就在省人民医院附近找了一家麦当劳,坐下来喝杯咖啡,消磨时间。”周正平说。正是在这里小憩,老两口才知道当天是西方的情人节。
下午,他们拿到检查报告,证实周正平得了恶性淋巴瘤,也就是癌症。
住院的第一天,周正平以为,老伴会给他一个拥抱,或是说句“有我呢,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之类的安慰话。谁知,吴阿姨跟平常一样,淡淡地说了句“我去给你打盆水洗洗脸”,就转身走出了病房。“我以为她没有信心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就这样吧,走一步算一步……”其实,吴阿姨心里特别难受,但是一滴眼泪也不敢掉下来。吴阿姨说:“我没法装作很淡定,跟他说没关系、好好养病之类的话。”坚强的吴阿姨像平时一样,给老周打了一盆水,让他洗手、洗脸。周正平以往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吴阿姨希望老伴像从前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就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一年,儿子高考,厂里分房,加上老周得癌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瘦瘦弱弱的吴阿姨挺不过去。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老周还在病床上,我就是他最大的支柱,也是他最亲的亲人。”也许是这份朴素的感情和不懈的坚持感动了老天,8个月后,周正平出院了。又过了些日子,他康复了。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吴阿姨只是说:“我们好好过剩下的日子。”剩下的日子怎样过才算是好好过呢?喜欢摆弄相机的周正平想到了旅行。2007年,周正平正式退休,第一项议程就是去新马泰,感受一下东南亚风光。老两口第一次出国旅游,一路上兴奋不已。归来后,周正平开始写博客“老周游记”,目前已有3万多粉丝,轻松的文笔和精美的图片吸引了很多网友。
2009年4月,老两口跟团去了美国,15天游遍夏威夷、大峡谷、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和纽约。吴阿姨彻底被旅途中的风景所折服,她说:“外面的世界真好,应该早一点出去看看。”当年8月,周正平又带老伴去了俄罗斯。他们旅行的地点不断增加:欧洲八国、柬埔寨、新西兰、澳大利亚……在纯净的新西兰,两人相依相偎,看着湖光山色,吴阿姨终于掉下了眼泪。她说:“现在的生活真正放松了,我们能完全卸下很多担子,可以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2012年,周正平和老伴仍然行走在旅游路上。他们计划17天走过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和约旦。在和旅行社商量行程安排时,老周特别提出2月14日要安排一个特殊的地方,想要和老伴开开心心地过一个真正的情人节。旅行社善解人意,满足了他的要求。情人节当天,周正平和老伴在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度过,神圣而又甜蜜。他们走过34年婚姻的秘诀,无非是有爱、有亲情,双方愿意沟通。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幸福的另类解读
积雪草
有一位朋友生病住院,我买了鲜花和水果去医院看他。朋友的情绪很不好:抱怨女儿不懂事,扬言要放弃中考,考音乐附中,像郎朗一样,全世界巡回演出;抱怨妻子热衷于美容保养、逛街买衣服,三天换一个发型,品牌香水倒背如流;抱怨父母,退休后不在家里安享晚年,偏偏迷上了旅行探险一类的危险游戏,让他提心吊胆。更有甚者,前两天,他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开着宝马送妻子回家。做了半辈子夫妻,莫非还要竞争上岗?朋友叹了一口气。
我笑着说你知足吧!你这么幸福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并不是安慰他,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他以为我是隔岸观火看笑话,黯然地问,这从何说起?
我说,凡事你都可以反过来想啊!你的宝贝女儿要学音乐,说明她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很幼稚,但你可以慢慢引导,不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她。谁不是从少年时期过来的?你的父母热衷于旅行,说明他们身体健康、思维活跃,还没有老到哪儿都去不了。至于你的妻子,你希望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个黄脸婆还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呢?
朋友失语。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抱怨房子太小,抱怨工资太少,抱怨老婆不贴心,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父母太教条。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想。房子虽小,但却是自己的,不用租屋而居。工资太少,足以果腹。有爱人在,很多事情可以共同分担。有儿女在,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有父母在,为人儿女的可以承欢膝下。电影《没事偷着乐》中有句台词:只要活着,你就可以遇到好多的幸福。
贝多罗树与西游记
我在曼听公园旁边的总佛寺前见到了枝叶繁茂的贝多罗树。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寺院前,常能看到这种浑身披着鳞甲的圣树。它拥有巨大的扇形叶片,当地人相信,这树会开屏。玄奘法师对贝多罗树应该不会陌生,他从天竺取回的典籍便是贝叶经,《西游记》里通天河晒经的故事看来只是神话中的神话,因为用贝叶刻写的经文不仅防虫而且耐水,过水之后不会黏连,字迹也不会褪色。据说这贝叶经可不是随便能看,傣族园和打洛口岸的中缅第一寨勐景来才有现场刻经,其他地方的你别指望太多。”原来真迹并非能随处见,我的心凉了大半。
那就另找乐子去,就去傣族园。这个由曼将(篾套寨)、曼春满(花园寨)、曼乍(厨师寨)、曼嘎(赶集寨)、曼听(宫廷花园寨)五个保存最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的村落,大抵相当于民族村。这里有刻贝叶经、织锦、银饰、榨糖、制陶等傣族手工艺人现场献技。我吃着刚出炉的烤菠萝干,围着筒裙的傣族大妈一边烤制一边朝我微笑。生活在这里还是原样,曼春满寨里,傣族大哥在门口摆出上百块澜沧江里的石头,每一块都是一个记忆。曼将寨里,一家老小围在自家吊脚楼前,把晒干的橡胶果和皂角串成珠串,身旁的大妈兀自织着红绿相间的傣家彩布。我庆幸自己没有跟随景区导览图去看孔雀表演,而是随着这些绚烂的手工艺品一直摸上光线并不明朗的吊脚楼。顺便也见识了这些曾经年轻的老妇人们怎么用傣族筒裙布料缝制佛垫。
路口,与那位蹬着28寸自行车的大叔擦身而过。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位树下刻经人!大叔停下车,捧出邮包里裹着的厚厚一摞贝叶,在树荫里摆好摊位,摊开贝叶。手脚并用地聊天,老人拿出刻经文的尖头木笔,在贝叶上歪歪扭扭写下“波儿仑”三个字,配上已经刻好的“心诚则灵”傣汉通译文字,一张名片大小的贝叶,出价2元交易。
贝叶经:历史上,傣族佛寺内都设有藏经阁,傣语称“林坦”,贝叶经都要统一保管在这里,由佛爷严格看管。制作贝叶经的工序包括取叶、水煮、晾晒、叶面抛光、裁切、烫孔、刻写经文、上色、装订、入匣等很多步骤,贝叶经的尺寸通常为长50厘米、宽5厘米左右,经书要用红漆木板牢牢夹住后才能入库。傣族园内可看到贝叶经传习所,傣族园位于景洪东南郊橄榄坝,门票100元。
勐龙,格雷夫妇与湄公咖啡
版纳咖啡馆不少,但大家都说,勐龙路上的湄公咖啡必定要去。
湄公咖啡,名字就让人荡漾起来。老板格雷和老板娘段丽娟其实不难辨认,或者你也可以大喊一声“格雷”,那个头戴牛仔帽、腆着啤酒肚、扎着小辨儿四处忙活的老外就会假装很惊讶走过来,“你认识我?”其实在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格雷的咖啡馆就等于是爱情圣地,可以喝到地道的云南小粒咖啡,菜色也从最地道的本地傣家柠檬舂干巴、椰子煮鸡、香茅草牛肉丸到口味生猛的意大利生牛肉片一应俱全,颇为贴合女孩欢心。
我点上一道版纳最招牌的岩牛干巴。要是在此地,没有尝过这种用公牛肉风干之后再烧烤的手撕美味,就等于没有尝过肉香。格雷的爱情故事,就是一次关于旅行与停留的故事,1956年法国撤出越南,格雷的父母从东南亚迁徙到西非塞内加尔。不过格雷并不喜欢当地,他当上了不错的厨子,在东南亚的马尼拉、曼谷、雅加达漂泊。上世纪90年代,格雷第一次来到云南旅行,在中国签证仅剩5天的时候,格雷听说了“西双版纳”,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地方。不过因为签证以及网络的不发达,格雷在勐腊县的磨憨口岸吃到了闭门羹,只好折返回省会昆明飞出中国。不死心的格雷,在2007年再次回到西双版纳,娶了爱妻,爱情也就在此生根。也成就了“湄公咖啡”的爱情居留。
湄公咖啡:景洪市区比较有情调、可以小坐的地方基本集中在勐龙路和澜沧江边的傣江南风情一条街上,傣江南比较适合喝夜酒。勐龙路上的湄公咖啡、美美咖啡和湄公河青年旅舍都靠在一起,人均40元可以喝好吃好,格雷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自己下厨。咖啡馆里还有格雷自己制作的西双版
纳旅游图,适合深度旅行者,你也可以报名参加湄公咖啡的各种户外穿越线路。
地址:景洪市勐龙路景兰国际F1-104铺,电话:0691-2162395
西定,云上的赶摆
巴达山很容易形成热带地区难得一见的云海。早晨7点推窗朝外打望,远处山谷里的云海已经聚集起来,和山脚下勐遮坝子里的芭蕉林和甘蔗林隔出了两个时空。
身边和我一起吃着米线的挪威小伙在大口喝水,酸菜加辣子的合攻已经让他面若桃花。勐海县西定乡的赶摆这几年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国外游客渐渐增多,披着红色头巾的爱伲人也开始见怪不怪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兀自把新鲜的芭蕉花、苤菜根往背囊里扔。
赶摆基本上围绕着西定乡农贸市场展开,云山的集市也是“鲜花集市”,只因爱伲女人们的头巾阵容强大,色彩斑斓。集市上的爱伲人、布朗族人大多由周边的曼来、多依、章朗赶来,赴这一场每周四上午不见不散的约会。
捧着糯米香的叶儿粑粑,我在拥挤的人群里游荡,拥挤却乐在其中,这比我在京城挤地铁可好玩多了。本想找烟斗摊,却碰上了兜售板砖大小的土烟块的人群。布朗族和傈僳族一样,都有嚼烟丝的习惯,久而久之满口黑牙,倒是布朗族以黑为美,街上看到的都是这黑黑的笑容。烟丝摊旁边,是从曼来寨专门过来赶摆的手工艺人玉帕,她卖的是布朗族的手工绣片,黑色底子上绣出四方的彩花,50元的一朵“花”要绣一天,不过在布朗山区,每次赶摆可以卖出三五朵彩花的玉帕,生活已经算是中产阶级。她还出售爱伲人用银片镶嵌的人字帽,以及从缅甸带过来的卷烟和跌打药膏,我看上了她随身斜跨的紫色绣包,她不肯,“朋友花了半个月时间绣好送我的,再贵也不卖。”
临近中午集市散场时,好几位爱伲大妈围在肉摊旁,挑选一种带着白点的奇怪肉类。听说了大叔的讲解后,我这个无肉不欢的吃货差点掩面而去――白族的生肉皮和傣族的剁生都比不上这个爱伲第一奇菜:“肉芽。”爱伲人大概是嫌新鲜猪肉不够营养,于是把生肉挂在户外任凭虫蝇产卵,等到肉上挂满白蛆时,用竹棍敲击肉片,白蛆像小冰雹一样落下,直接落在架好的油锅里,据说女孩食之可以明眸善睐、唇红齿白。或者,就当它是个传说吧。
西定赶摆 :每周四上午举行,勐海县城到西定乡有固定班次的中巴,建议提前一晚住在西定(车站旅馆,标准间50元,卫生程度尚可),第二天赶着云海去赶集。集市通常早上六七点开市,时间尚可的话不妨深入到附近的章朗寨看一看老茶树和千年历史的南传上座部寺院,原始风味。
西双版纳行走书
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点,西双版纳最值得一去的旅游景点之一。当地人俗称勐仑植物园,是中国面积最大、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植物园。园内保留有大片原始森林和世界珍稀热带植物,比较奇特的有能改变味觉的神秘果、会下雨的下雨树、顶天立地的板根、奇特的绞杀树、五彩缤纷的空中花园,以及可以站上一个孩子的巨型王莲。门票80元,电瓶车40元。晚上可以在植物园后门铁索桥旁边的小竹楼吃傣家烧烤,推荐鱿鱼、包烧、包浆豆腐、柠檬牛肉干巴,人均30-50元。
布朗弹唱
回勐海途中可以在曼芽寨停留一下,在种满芭蕉林的布朗山寨里找到岩瓦洛一家,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布朗弹唱。岩瓦洛是布朗弹唱的传承人,他的家被誉为“被歌声围绕的人家”,岩瓦洛的女儿和女婿非常热情,可以用“布朗玎”(布朗族弦乐器)为客人弹唱温婉动人的布朗情歌。
望天树公园
整个保护区内共有4000多棵望天树,公园属于实验区,可以看到200多棵,平均高度40-60米。望天树在历史上只有两次有官方记载的使用,一次是乾隆年间重修太和殿时用作顶梁柱,另一次用在纪念堂。公园套票188元(门票+单程南腊河游船+空中走廊+单程交通车),景洪客运南站每天8:30有发望天树的旅游专线车,也可以到客运站坐车到勐腊县城再转车到望天树公园。
西双版纳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国内继三亚之后的第二家安纳塔拉度假酒店(Anantara Resort&Spa),酒店拥有103间客房,有园景或江景房,高脚楼设计,表达了傣族建筑融于自然的特点,宾客还可以在安纳塔拉厨艺学校学习中式或泰式厨艺。
自从知道我工作10年已经走过20多个国家,不断有人问我,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你哪有那么多钱。
重复次数多了,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聊聊,旅行的时间和钱从哪里来。
作为一个爱旅行的普通上班族,职业、时间和钱都没有给我出行带来多少优越感。很多很多的钱和随意挥霍的时间,并不是旅行的必要条件,关键是人的价值观,愿意为自己的热爱,去行动、去埋单。
你想去哪里,放假就去。私人旅行和因公出差,所获感受完全不同。根据自己内心的召唤去旅行,比被动等待别人邀请要靠谱得多。
相信我,如果你真喜欢旅行,只要你迈出第一步,立刻就能体会梦想成真的快乐。比起买房买车娶美女嫁富豪,旅行是最易实现的人生追求,因为主动权在你手中。
先说我听到最多的吐糟:“我也好想出门,可是没时间。”
亲爱的,你不是美国总统,你和我一样,每年可以享受长短不一的法定公休假日,工作满5年,还可能有带薪年假。
二
从2004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每个假期,我都自助旅行。7天长假,选择丽江、青岛、大连、厦门、三亚……这些距离武汉较远的地方;3天小长假,选择上海、杭州、苏州……这些武汉周边的好地方,几年下来,国内几乎走遍。
虽然多是热门旅游城市,但我不会去团队扎堆的热门景点,而是逛自己感兴趣的街头巷尾。
比如在上海,人山人海的外滩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我更喜欢窝在东平路的老洋房咖啡馆看一下午书;在厦门,我没有住在游客爆满的鼓浪屿,而是预订了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站在房间阳台上一样可以看大海……
去一地方之前,我会做详细的功课,看关于当地的有代表性的书、电影、历史建筑资料。我很少读网上的游记,每个人的品位和兴趣点不一样,我喜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我也不喜欢赶路。这次时间游不完,下次再去,我不需要向人证明我到此一游过,也不认为反复去同一个地方是种浪费。所以,我的假期总是节奏缓慢,步调闲适。
三
2009年,我达到带薪休年假工龄。5天年假加上前后两个周末,一共9天。我和闺蜜相约去东京,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境自助游。从日本回来,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奇妙变化,对于想要什么,能得到什么,有了新的认知与规划。
接下来的旅行,基本以境外为主,先是日本、韩国、泰国这些亚洲国家。2012年春节长假,我和两位好友决定去欧洲看看。因为武汉有法签中心,我们将首次欧洲之旅目的地选在了法国。
在巴黎的8天8夜,我们租住左岸公寓,像当地居民一样下厨逛市集;深入卢瓦尔河谷,进行3天曼妙的古堡之旅,在中世纪庄园城堡欢度大年初一。11天旅程,顺利安好。
我喜欢的作家陈丹燕曾说,欧洲是精神故乡。第一次赴法,这句话我深有共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展开欧陆大地探索之旅。
2012年6月,我拼上端午假期和年休假,再次去欧洲,这次选择英国。
2013年6月,我再次拼上端午假期和年假,去了意大利和法国普罗旺斯。这一趟,在好友的鼓励下,我还进行了一项全新尝试:租车自驾游。学会在国外自助缴过路费、自助加油,既开眼界,又长技能。
四
不知不觉,十几年时间,利用大大小小的假期,我已经走了20多个国家。我并没有环游世界的雄心壮志,但我想,我会一直走下去,尽可能地去多看看这个世界。
也许你会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大龄剩女,没有家庭拖累,当然可以自由潇洒无牵无挂地到处跑,我们有孩子、老人、家务,哪有时间走得开?
其实,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走不开的理由。你今天被孩子老人束缚了,明天也会被孙子重孙绑住双脚。也许你从来不会发觉,很多时候是你自己不肯暂时放手。
常常和我结伴同行的一个闺蜜,有老公、孩子、公婆,她仍然能在春节跟我一起去法国。她老公开车接送我们去机场,从头至尾没有抱怨一句,甚至她上幼儿园的女儿,说了令我惊讶的话:“我最崇拜我的妈妈,妈妈对我的爱,让我有了坚持梦想的力量。”
当然,她会用更多的好来回报家人的支持,为了感谢婆婆帮她带孩子,她特别给老人安排了一次柬埔寨全家游,皆大欢喜。
还有一位好友,每年也会抛下老公孩子,独自远行。她说,在婚姻里呆久了,有人选择出轨,聪明女人选择出门。换个地方,独处几天,吸吸氧,再回到世俗中来。一个女人若能在生活中自如地行走,她就不会怨气连天。何况,离开几天,丝毫不会影响家庭生活。
我的这些热爱旅行的姐妹们,看似任性,其实,个个充满生活智慧。
她们见识广阔,谈吐有趣,她们没有整天围着老公孩子问:“今天要吃红烧肉还是清蒸鱼”,同样赢得爱与尊重。需要她们秀厨艺忙装修时,她们一样很能干、很出色。
你乐意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时间就回报你什么样的乐趣。愿意为心头所好花时间,挤挤总会有。
五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旅行的钱从哪里来?
这也是困扰过我的问题,即便你对旅行有再多热情和向往,没有钱,寸步难行。好在我们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且旅行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奢侈。
在自己的能力和承受范围内,听从内心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我坚守的价值观。我很庆幸身边有很多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都没有很多钱,但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拿去旅行,把出门看世界,当作是对自我的投资。
人,尤其是女人,很容易冲动消费,买和自己身份并不匹配的名牌包包和首饰;办各种不会坚持使用10次的健身卡;报去过一次不会再去第二次的烘焙班……也不愿意自己掏钱出去旅行一次。
长途旅行,主要花费是交通和住宿。在机票促销季或提前三个月到半年买机票,通常有低折扣。比如我去英国那年,英航做活动,上海往返伦敦2600元。我从国内往返欧洲一次获得的机票积分,可以兑换一张国内段机票。
我有一对好友夫妇,他们在iPad上下载了所有航空和星级酒店的客户端,办齐了积分卡,只要接到优惠推送就关注。因为一些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积分可以通用,比如星空和天河联盟,达美和大韩,他们用积分不花钱从经济舱升过商务舱,用两晚800元光明万丽积分换到一晚拉斯维加斯价值6000多元的万豪residence inn。
截止目前,两人已经用很低的价格在国外住过洲际、希尔顿、铂尔曼等高级酒店。
只要你上网,一些大大小小的论坛,总会有热心快肠乐于分享的旅游达人,贡献自己的省钱攻略。多搜集此类信息,做个有心人,你会发现,出一趟国的性价比,远远高于去三亚、云南的成本,基本上每个普通上班族都负担得起。
我的原则是,想去哪里,在自己的时间和预算都允许的条件下,就去。平时我不买奢侈品,不穿名牌,别人花20000元买包包,我拿这个钱去趟欧洲。包包会过时,旅行获得的成长经历,没有变故夺得走。
我认识的真正热爱旅行的人,生活中都是非常自律理智有主见的人。在不旅行的时候,认真工作,坚持运动。因为工作才能保证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去远行,运动才能锻炼强壮的体魄去感受潜水、跳伞、骑行等世间精彩。他们中没有谁不务正业,连生存都不能自给自足,也没有谁视金钱如粪土挥霍无度。
所以,每次看到谁谁辞职去旅行,谁谁卖掉房子去旅行,谁谁花50万元环游世界80天等等,我都觉得那是别人的人生,看看就好,如果鼓动普通大众盲从,就是不负责任的误导。
[关键词]东南区域,海上丝绸之路,D家人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6-0010-10
早期的“丝绸之路”是联络中国与西亚、欧洲国家的陆路贸易之路,唐宋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逐渐成为中西贸易的主流。在国际学术界,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太擅长航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主要是来自西亚的商人“发现了”中国。笔者认为:中国东南民众自古有航海传统,唐宋以来,随着东南区域经济的开发,东南民众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是创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联络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西方航海家向东航行的结果,也是东方海上力量向西进发的成就,本文主要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东南起源。
一、中国东南的D家人:
一个“以船为家”的民族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孔子这句话,可知当时山东半岛的沿海区域有一些水上人家,他们以筏为家,航行于海上,乃至引起了孔老夫子的兴趣。孔子的时代,正是越王句践称霸的春秋末期。句践打败吴国之后,为了与中原诸国联系,率越国水师从长江出海口航行到山东半岛的琊山下,建立了越国的据点,以便与中原诸国交往。越国人北上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重要航海活动。这都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东方沿海的夷人和越人,都有其海上生涯。
台湾“中研院”的陈仲玉研究员长期在福建沿海的马祖列岛从事考古发掘。近年来,他们团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马祖列岛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两具“亮岛人”遗骸。经德国和美国的两个实验室对其DNA进行检测,其结论让人惊讶;其中一具遗骸表明,他与山东半岛的古人基因类似,而另一具遗骸,则似东南沿海的古人。为什么中国东南小岛上新石器时代的遗骸会与山东半岛的古人基因相似?难道在那么遥远的龙山时代,就有山东半岛的居民航海到东南沿海岛屿?可以作为印证的另一现象是:发现于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器,同样发现于福建的新石器遗址中!这只能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国沿海各民族就在进行海上交流。他们海上活动的规模和水平,远远超越今人的认识。
传统古籍记载,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就有一支生活于水上的人家。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三国时期,东吴割据东南,以水师著称于世。但其水师中有不少人来自闽中。左思的《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D。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这说明在吴国时期,来自闽粤的水手是极为出色的。隋朝灭陈之际,隋朝大将杨素率军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日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其中的“游艇子”,便是这类海上人家,他们主要生活于闽浙沿海。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一说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636年),始输半课。”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游艇子”归属朝廷,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9唐五代的D家人在福建分布很广。顾况的《酬漳州张九使君》一诗咏及:“薛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地理志,莫徭,夷蜒名。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薛鹿即杀鹿。集韵莛与杀同音同义,此省为薜也。卢亭者居海岛,赤身无衣,常下海捕鱼,能伏水中三四日不死。相传为卢循子孙,亦名卢余。漳郡唐初所开,固当以此入咏。”这条史料说明漳州沿海有较多的D家人。对于这些水上人家,唐中叶刘禹锡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其中“家浮筏者”,让人联想起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的那一种人。可见,自春秋以来,中国沿海一直有一批生活于海上的人家,他们或是“以船为家”,或是“以筏为家”,漂没于沿海岛屿。因中国东南沿海多岛屿,而且气候温暖,尤其适合水上人家,所以,自唐五代以后,中国的水上人家大都生活于东南沿海岛屿之间,而北方沿海则较为少见。
在中国东南生活的水上人家,又被称为D人。他们的生活富有特点。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D家人以打鱼为生,宋代蔡襄的诗咏道:“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D船争送早鱼回。”D家人的生活方式极为独特,如蔡襄所说:“福唐水居船,举家栖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为生也!然观其趣,往来就水取直以自给,朝暮饭蔬一半,不知鼎饪烹调之昧也温衣葛服,不知锦纨粲粲之美也;妇姑荆簪,不知涂脂粉黛之饰也;蓬雨席风,不知大宇曲房之适也。”由此可知,宋代D家人的生活极为简朴,他们很少吃肉,没有华丽的衣装。元代,朝廷曾经下诏免除“福建D户差税一年”。D家人一生在船上生活,漂泊于东南沿海各地。从他们在中国沿海的分布来看,北自舟山群岛,南至广东西部沿海,都有D家人的船只,他们出没于东南各地的港湾,以船为家,相互通婚,创造了独特的D家海洋文化。
在中国古代,D家人一直被南方陆地民众视为贱民,但从海洋文化这一点来看,D家人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族群,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海洋族群。他们不像大多数民族一生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是以船为家,以海为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只能以伟大这一词来形容。要知道台湾海峡是风暴盛行的区域,每年夏季,都有十余次台风经过台湾海峡。台风的风力一般都在十级以上,有的十二级强台风,风速达每秒百米以上。台风中心所过之处,房屋塌倒,大树连根拔起,海面上巨浪滔天。生活在福建沿海,每当台风季节我常会想:古代的D家人是怎么在这种海面上生活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抵抗滔天大浪?能在这一环境中生存的海洋民族当然是伟大的民族。其次,从其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西方历史上所谓的的海洋民族,诸如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住在海岸上,偶尔参加海上航行而已。如果这样的民族都自称是海洋民族,那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D家人?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出另外一个民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大海,在海洋上生活,在海洋上成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离不开海洋。近代的所谓“海洋民族”,其实都是以陆地为生活基地,以大海为谋生的场所,他们不管在海洋生活多久,最终都是要以陆上的财富与荣誉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一个英国人可以闯荡四大洋,但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想回归英伦三岛。只有D家人才是真正的以海为家。在六朝时期,闽、粤、浙三省的海岸,基本没有人居住,如果他们要登岸居住,根本没有人阻挡。问题在于:他们在陆地上,感觉不到漂泊海上的自由,即使偶尔在岸上搭住篷寮,也只是暂时的驻足。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交给海洋。因此,D家人的海洋文化才是真正的海洋文化,这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二、汉D民族结合与海洋文化的发展
中国东南原为闽越国所在地,汉武帝征服东南的闽越国之后,将其民众迁至江淮一带,这使东南一度成为中国人口最稀少的地方。然而,自汉末孙氏建立吴国以来,东南区域又开始了发展。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大举南下,导致中国东南人口的增加。西汉时期,从浙江南部到福建辽阔的区域,仅设一个冶县,隶属于扬州的会稽郡。隋代的浙江设会稽、余杭等六郡,约10万余户,闽中设建安郡,仅辖四县,约12420户,广东设南海、龙川、义安三郡,约4.6万户。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内地诸省。然而,自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中原区域陷于长达二百年的藩镇之乱,中原民众不得不离开家乡,向东南迁徙,导致东南诸地人口大增。北宋元丰年间,两浙路人口共计183万户,福建路人口为99.2万户,广南东路人口为56.6万户。和隋代相比,东南各路人口增加了十几倍到几十倍。汉人来到东南之后,逐渐与东南的越人后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浙人、闽人、粤人等地域人群。D家人也在这一时代大量融入汉族,他们的海洋文化与汉文化融为一体,并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部分。
汉人发展的中原区域是东方各民族的大熔炉,也是各种先进技术的融汇之地。汉人从中原迁徙到东南沿海,也带来了当时的先进技术,例如以磁石导航,这是海上航行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又如炼钢及各种钢铁工具制造术的南传,大大提高了东南一带的造船术。
汉族是木构艺术的大师,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而且,这些木建筑的华丽,从来不亚于西方的石建筑。当我们回想古代阿房宫、近看明清故宫之类的大型宫殿,就不能不赞叹古人的绝代才华,展望世界各地,没有一个民族再能展示同样等级的木建筑才艺。这一伟大的木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它不只是展示古代中国人陆上建筑的才艺,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人发展海上建筑艺术的强大后盾。打一个比方,一座大型木船,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宫殿,没有精致的木构技术,也就无法建造大型木船。而汉族恰恰是一个最擅长木建筑的民族,他们将制造宫殿的技术移用于海船,便能制造出大型的木船。这一技术的转移,对D家人来说,是突破了小艇时代的关键,是从游艇子发展到航海家的关键。所以,二者的结合,是唐宋时期福建海洋文化升华的关键。观察唐宋时代的造船术,有几项的变化值得注意:
其一,在制木中使用刨刀。木匠工具中的刨刀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刨刀的功能是将木材刨平,形成细密的平面。这在木材加工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将木材抛光,才能将木材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以造船来说,若船板之间的接合有缝,海水就会无情地渗透到船内,导致船舶下沉。在陆地上的建筑中,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用木头做的窗户会透风。因此,在木匠工具发展史上,刨刀是继斧子、锯子出现后第三种最重要的工具,它是木材精加工的基本工具。我看过一部欧洲人的工具史,德国人使用刨刀大约是明代后期,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刨刀,其实不然。刨刀无疑是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它是继承“锛”这一工具发展而来的。“锛”是最早的木材表面加工工具,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木匠手中的“锛”全以金属做成,它有一个平整的刀面可以刮削木材表面。它在北方汉人中十分普及。不过,早期的锛较为原始,和后世的锄头区别不大,所以后人会将类似锄头的石制农具称为石锛。从出土文物来看,战国时代的木材表面都有明显的刮痕,这说明“锛”的精加工能力有限。唐宋时期,锛发展为刨刀。刨刀的奥秘在于将钢制刀面镶嵌于平整的木块之中,木匠可以轻推的方式刨平木材表面,从而获得加工对象表面平整如镜的效果。从出土木器来看,唐五代时期的木器表面已经相当光洁,说明当时已经使用刨刀。而这项技术应用于船舶制造,成为中国帆船经久耐用的奥秘。
其二,使用油灰技术填缝。这项技术在当代木工技术中仍在使用。所谓油灰,油是桐油,灰是石灰,提炼桐油和石灰,是中世纪的工业成就。将桐油和石灰粉搅拌在一起,会形成柔软的油灰,油灰中的水汽蒸发后会变成固体,密不透水。唐宋的匠人用油灰填充船体的细缝,海水无法渗透。在福建海边,民众多用海蛎壳烧灰,与桐油搅拌后成为油灰。出海的船只返航后,细心的渔民都会用油灰封死出现的小洞,每年填补一两次,可使木船完整如新。所以,当时福建的木船可以使用十几年至几十年。其时,老式船舶还使用海上的茜草填缝,茜草遇水后膨胀,可将船缝堵死。然而,茜草晒干后又会收缩脱落。所以,使用茜草填缝的船只缺乏长久性。
其三,使用铁钉铆接船体。在这项技术发明以前,中世纪流行的船舶制造是用藤条串绑船体。藤条的力量显然不如铁钉。唐宋的中国木匠串联船板有独特的技术,他们先是竹子制成两头尖的竹签,将木板连在一起。后来是用数寸至一尺多长的铁钉,将船板钉在一起。
刨刀、铁钉加油灰,使船舶的木板之间紧密相连,而船舶的耐用度也提高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制船技术,同时代的海外船只,大都处在以藤条串板、以茜草填缝的时代。就连中国沿海也没有完全普及这一技术。宋代的周去非有《岭外代答》一书:“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与宋代的广东相比,台湾海峡的造船技术更为完善。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其船板就经过刨平,船板之间以铁钉连接、以油灰填充,整体性较好。
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港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形狭长、尖底的海船。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是一种椭圆形的船只,与广东的方形船舶有很大不同。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其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D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D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可以说,汉族制造术融入D家人的传统造船术,从而使东南沿海区域的造船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代以来的中国海船以雄伟闻名。唐代僧人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到当时的船舶“大者二十丈,载六七百人”,名之为“苍舶”。又说当时的海船:大者受万斛也。唐代一斛的容量可载110市斤的粟,万斛船可载货550吨!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其《印度・中国游记》中说: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大,抗风浪,能在波涛汹涌的波斯湾海上航行。其时,阿拉伯商人远航东方,多愿意乘坐唐船。他还说,由于中国船体积庞大,吃水太深,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可见,唐代中国的船只称雄于印度洋上。宋代,“海舟以福建为上”,是流行的评语。《太平寰宇记》一书,将海舶列为泉州、漳州的“土产”。为了抗衡金朝的海上实力,官府曾在福建造海舟700艘,元将高兴入闽时,“获海舶七千余艘”。著名诗人萨都刺在驶往福州时咏道:“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秋水。”可见,他乘坐的是一艘有十面风帆的大船。
唐宋时期的福建海船是世界一流的大帆船,这是中国人在宋元时期最终称霸海洋世界的基础。
唐宋时期,沿海D民大量融入汉族。如果说唐代前期的东南沿海到处都是他们的活动地盘,那么,宋元之后,D民主要分布于钱塘江、闽江、珠江的下游,福建东南沿海与广东东部沿海的D家人在文献中渐渐“消失”了。其实,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入到当地汉族中去,成为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承载中国海洋文化主流的正是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唐宋时期,闽粤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发达的造船术和传统的海洋商路,使唐宋时期中国的海洋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东南经济区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文化中心长期在中国的西北部,汉唐时期最繁华的城市是西安和洛阳。从汉朝到唐朝前期,中国东南都是人口稀少的区域。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向南转移。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其气候变化的背景。古代中原的气候,应当类似今日的江南,在唐代中原诗人的咏物诗中,常可见到竹类植物,当时长安、洛阳一线的中原区域,应可生长这类植物,所以会获得诗人的咏叹。但是,唐中叶以后,一直到宋元时期,北方气候逐渐变冷,许多植物无法在北方生长。竹类植物的北方界限,退到了陕南川北。再以柑橘而论,战国时期,淮河一带盛产柑橘,所以楚人有柑橘“过淮成枳”之说。北方气候变冷之后,畏寒的柑橘退到浙南、赣北才能结果。中国文明中心的转移,应与气候变化有关。东北、华北的各民族所培育的各种作物在本地难以生长,他们不得不向南寻找适宜种植传统植物的土地。在他们的驱动下,中原各民族也不断南移,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大开发。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广东中部、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发展,其实是中原文明向东南转移的结果。
东南区域共同的特点是水稻种植区域。唐宋时期,随着钢农具和“江东犁”的普及,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南方水稻农业发展起来。南方水稻的亩产量超越北方的麦子、粟米、高粱等作物,“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这是全国最高的大田产量。粮食生产大增,是江南经济繁荣的基础。韩愈对福建大加赞语:“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于是,北方移民大举南下中国东南区域,加速东南的开潮。江南一带的粮食高产区成为经济最发达区域,“苏湖熟,天下足”在此基础上,金陵、苏州、杭州、宁波等一批城市成长起来。其他各路也是一样,以江西农业为背景的南昌,以珠江三角洲为背景的广州,以及以福建沿海平原为背景的福州、泉州,都成为繁华程度较高的城市。
东南的繁荣,也带动了南方各项手工业的发展。以丝织业来说,唐代的丝织业遍及北方各地,不论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都有发达的丝织业。彼时桑树在北方是很普及的,这是蚕桑业发展的基础。但随着北方气候变冷,北方桑树的生长遇到障碍,但在江南温润的鱼米之乡,桑树被种于大田,并得到细心的照顾。这类桑树的桑叶厚润,营养丰富,蚕虫吃了这类桑叶之后,吐出的丝更为坚韧,富有弹性,以之织成丝绸,远胜传统织品。于是,江南的湖丝名扬天下,击垮了所有的对手。这样,中国蚕桑业中心逐渐转移江南的湖州一带。
中国瓷器生产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早在唐代前期,来自南方的龙泉窑就赢得许多人的喜欢。龙泉是浙南的古县,早期辖地范围比现在的龙泉县更大一些。著名的古龙泉窑遗址,多在现今的遂宁县境。龙泉窑的特点是生产绿瓷,著名的秘色瓷蕴含似有似无的淡绿色,早在唐代即为珍品。秘色瓷失传许久,今人在西安法门寺地窖找到它的真实面目。这表明龙泉窑早在唐代就很出名,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制瓷中心,可与北方的五大名窑并列。除了龙泉窑之外,江西景德镇窑在宋代渐渐出名,成为南方生产瓷器的重镇。
南方的蔗糖生产也是传统产业。西汉初年,“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其中的石蜜,糖史专家认为是闽粤生产的蔗糖。唐太宗引进西方的制糖术之后,南方制糖业有较大的发展。唐宋时期,产自东南的蔗糖被运往国内市场,成为南方代表性物产。
南方制茶业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唐代制茶业兴起之时,主要产区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区域。唐末五代,北方移民南下,其中来自淮南光山县的茶农移民到福建北部山区,在闽北的建安县北苑一带焙制茶叶,北苑茶从此名扬天下。南唐及北宋时期,朝廷在北苑设置御茶苑,北苑龙团茶享誉国内三百年。此外,杭州西湖一带龙井的茶叶生产,也逐渐出名。
江西北部的饶州和信州,历来是中国矿冶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这里有发达的冶炼业,出产白银、青铜、生铁、钢材、铅锡等各种金属。因矿业发达,金属出产多,信州等地的制造术也很好。唐宋之际的陶谷说:“上饶葛溪铁精而工细,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遗赠,皆交股屈环,遇物如风,经年不营。一上有凿字曰:仪刀。”江西人王安石主张有些铁制品可在信州采购。“若以京师雇直太重,则如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州置造也。”可知北宋信州的制造业已经相当有名。此外,饶州的瓷器生产也是非常有名的。联系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百工纪》的话:“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可知江西手工业的发达是从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朝。
白银在唐宋之交已经发挥出货币的职能。中国白银生产中心在唐宋时期已经转移到东南区域,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区。南宋朝廷每年从福建购买27万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商人为了追逐白银,常到东南诸省贸易,带动了东南经济的繁荣。
以上叙述表明:自唐宋以来,中国东南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不仅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商品生产需要市场,而市场的发展是不分内外的。事实上,随着东南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区域出产的丝绸、瓷器、蔗糖、精铁、茶叶都大量输出中原市场和海外。唐宋时期以中国东南区域为源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兴起,与东南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
四、东南海路运输网络的形成
在东南区域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络兴盛起来,其中海路也成为东南运输网络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很早就重视水路运输,在隋朝就开发了大运河,使之成为联络江淮与中原的主要水道,也是南北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唐代扬州、汴梁、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兴起,与大运河的关系密切。但是,因为山脉分割的关系,这张水运网络无法在内陆将东南的福建及浙江南部、广东东部连在一起,而东南海运应运而生。唐代游人入闽,常走海路,孟浩然的诗:“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说的即是这种情况。皇甫冉的诗:“孤棹闽中客,双旌海上军。路人从此少,岭水向南分。”可见,他也是从海路入闽。其时,杭州还是一个海港城市,罗隐的《杭州罗城记》道:“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从福州、泉州到广东也有海路。五代末,龚慎仪致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唐代成通年间一个官员说:“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可见,当时福建与广东雷州之间常有海船往来。雷州至今仍为闽方言区,与悠久的两地关系有关。
通过海路运输,唐代的水运运输网络从江淮扩展到闽中、岭南。《唐语林・补遗》:“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旧唐书・崔融传》:“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里的水路,不仅是内陆江河的水运,还有东南的海运。
唐代的闽人不断探航北方航道。唐末五代的闽王王审知派船只北上山东半岛。“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册府元龟》记载:“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例如:“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师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探航,是因为这条航线对福建来说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故,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没有它,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五代末期,留从效竭力争取向中原王朝直接进贡,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在内。在留从效给北周的国书中,留从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便是想在国都获得一个商业立足点。后来,宋太祖答应了这一要求,他给留从效的敕书中写道:“卿远临南服……貔虎之师徒甚众,必资回易,以济赡供……宜新其邸第,庶有便于梯航……今赐青州荷恩禅院,充卿本道回图邸务。”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留从效向宋朝廷进贡的原因。其时,福建船舶航行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诗的序写道:“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寅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高元固能来到福建,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契丹国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闽国末年,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而后修复,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说法是: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与契丹关系不错,于是,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五代后期的“北汉”位于山西一带,此地亦有闽商涉足。“时诸方物产未通,贾客自闽粤来,以橄榄子献于世祖”。
海运的兴起,随之而起的是海商阶层。唐末福建籍名诗人黄滔的《贾客》一诗咏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这首诗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性格。“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父谦为广州牙将。”唐五代,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杨澈“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岭表录异》记载闽人周遇的海上历程:“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此文中所说的“青杜之海”是指山东半岛的沿海,他从山东半岛航行到福建,是漫长的海上里程。泉州的官员们也经营海上贸易。据出土的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郑季方墓志铭》,泉州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后死于浙江会稽,这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海上贸易的官员。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是很活跃的。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唐代中叶,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独孤及评价:“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埒富。”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是不同的。
要注意的是,海商阶层是商业资本与航海力量的结合。自古以来,D家人就航行于东南沿海港口、岛屿之间,商人很自然地雇佣他们的船只经营商业。于是,D家人很自然地参与海上商业。久而久之,他们也成为海商,自行经营海上贸易。
以上论证说明,中国东南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支水上民族,他们航行于东南沿海各地,建立了早期的海洋文化。唐五代时期,北方移民南下长江以南区域,东南州郡获得很大发展。汉人的制造技术传入东南,与D人的航海技术融合,使东南传统的造船业升华,运输力量倍增。由于东南海港城市的兴起,东南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海商阶层崛起,这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基础。
五、东南海上力量向海外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是由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到东南亚海域,再延伸到印度及波斯湾。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极为久远。这是因为,D家人海洋文化很早就向东南亚传播。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中国东南海洋区域的石器文化进行研究的是林惠祥、凌纯声、张光直等人,他们及后继者的研究表明,在环台湾海峡与环南海区域,有一个不同于中原、长江流域的考古文化,这就是南岛语系的海洋石器文化。它的典型器物是“有段石锛”,或称“有肩石锛”。石锛是一种掘地耕田的农具,东南亚的这种农具特点是在石锛上留一个“石肩”,可与木棍绑在一起,从而使掘地更轻松些。在福建、台湾所发现的石锛较为简单,而东南亚诸岛发现的石锛较繁复,器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繁复,这说明石锛的起源地在福建、台湾,并在东南亚获得逐步发展。它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古闽人乘着小船向东南亚诸岛航行,从而将始于闽台的石锛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各地。并从东南亚向西太平洋传播,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尼西亚,再到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地,是为著名的南岛语系海洋文化。这一文化的主人乘坐独木舟与木筏,穿越于群岛之间,相互交易手中的物品,渐渐地将他们的语言、工具和文化传播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岛屿之间,其东至复活节群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东北至夏威夷群岛,显示了超强的越海能力。这一事实表明:福建南部民众与东南亚区域及南太平洋地区很早就有海上联系。迨至青铜时代,中国沿海及环南海区域长期使用黑星宝螺作贝币,这都说明古老的海洋商业维系着各地的联系,否则不会有同一种贝币流行那么广的区域。事实上,直到明代初年,暹罗国尚使用贝币:“以海赊代钱,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贯。”当代东南亚诸国的调查也发现,不论是泰国、柬埔寨还是印度尼西亚,都有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他们大都自称祖先来自中国。
以上这些资料表明,自古以来,环中国海区域的岛屿,都有一支以船为家的水上人家在生活。他们编织了遍及环中国海区域的海上网络,以贝币为交易媒介,常有船只往来于岛屿之间。这是东方海洋文化的成就。
迄至汉代,中国东南部与东南亚诸部建立了经常性的海上联系。
汉朝的军队消灭岭南的南越国之后,将其疆土扩展到中南半岛的林邑、日南等地,一般认为,这些地方即为越南南部及柬埔寨一带。从汉代到唐代,越南北部的交州一直属于中国政权管辖。当时中国本土与交州的联系即有水路,也有陆路。《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n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该文中的东冶,今为福州,早在汉代,福州就是海路要津。又如葛洪的《神仙传》记载,东汉时,候官人董奉在交州士燮处作客多年,一日欲离开交州,“燮问曰,君欲何所之,当具大船也”。这也说明当时闽中与交州的交通主要用船。汉朝曾派遣使者探航南海及印度洋的黄支国等许多地方。《汉书・地理志》说:“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句话可译作:“蛮夷和商船,辗转送汉使到达诸国。”其中“贾船”二字,应是指中国商人的船舶。三国时期,东吴也曾派康泰、朱应等使者出使南海国家,可参见康泰的《扶南传》《吴时外国传》等书。
唐代交州仍是唐朝的领土。唐代咸通年间唐军在交州作战,粮食供应成为一个问题。有个臣僚建议从福建运粮:“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剌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粮食到广州之后,又可沿海路向安南运输。这反映了交州与福建广东等地的联系。其时,东南亚诸国多到广州贸易,据说黄巢进入广州之前,广州有数万胡人。福州、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说明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其时,波斯的商品也进入了福建。“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这说明唐代福建港口即有波斯货销售,并可转运上饶等地。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二港与广州、扬州并称为对外贸易的三大区域,唐文宗曾下令抚恤沿海胡商:“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从唐文宗的诏书看,当时的东南海港已经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有来必有往,从闽粤出海的船舶也不少。《范太史集・王延嗣传》评价闽王王审知:“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当时福建的沿海,多为“平湖洞蛮”等南方民族占据,王审知安抚这些民族,使之为闽国效力,并让其与海外诸国通商,由是取得了“贸易交通,闽俗康阜”的结果。闽国泉州刺史王延彬在任上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所谓“蛮舶”就是由福建沿海“蛮夷”驾驶的海船。他们原来就航行于东南沿海,对海道十分熟悉,泉州刺史王延彬以商业资本驱动他们到海外经商,并获得成功。王延彬之后,留从效、陈洪进等泉州统治者,都很注意征发当地富户参与海外贸易。史称留从效“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宋代泉州设置市舶司之后,为了确保每年的赋税,“每年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许多商人活跃于海外,《宋史》记载:“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洪迈的《夷坚志》记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乾道三年(1167年),福建“本土纲首陈应等,昨至占城蕃”。有些商人在海外获得政治上的发展。宋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晋江东石人)为主”,开创李氏王朝。南宋末,李氏王朝灭亡,开创陈朝的陈日煲,原为福建长乐人,他在广西从事边界贸易时,被越南人看上,后在越南做官,最终当上皇帝。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本土商人积极赴外经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