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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是人体储存能量以备安然过冬的黄金季节。所以特别适合养生进补。中医认为,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形成风燥之邪,肺主呼吸,与大气相通,“喜清肃濡润”,所以最容易受到“燥邪”的伤害。同时,空气干燥还会引起鼻干、咽干、口干、舌干、皮肤干燥皴裂等症状。
走过夏季,被“暑湿”折腾得三分虚的身体,再遭“秋煤”侵扰,免疫力会大大下降。呼吸道、消化道、心血管等疾病都可能趁机发作。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理论,肺气旺于秋,所以自古以来中医就大力提倡在秋季养肺,选择滋阴补肾、清肺润燥的滋补品积极食补,这样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刺参是绿色、健康的滋补品。传统医学认为,刺参味甘性温,入肺、心、肾、脾诸经,有滋阴壮阳、润肺补肾、益精养血的功效,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能“滋后天之脾以补先天之肾”、“健脾肾以润肺腑”。
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讲,秋季选择刺参保健,十分科学。刺参富含的五十多种营养成分,可补充夏日丢失的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帮你安然度过“多事之秋”,同时也为迎接寒冬的到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刺参对人体的好处
刺参营养价值极高,自古以来就有“陆有人参。海有海参”的说法。清代《本草从新》云,刺参有“补肾益精,壮阳疗痿”的功效。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刺参体内含有五十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就高达55%以上,另外还富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刺参黏多糖、硫酸软骨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E、维生素K、谷胱甘肽等营养成分,还有钙、磷、硒、锌、钒等多种常量及微量元素。
对于不同的人群,刺身有不同的补益功效。
亚健康人群:刺参丰富的营养成分可有效缓解疲劳困乏、精力不足、注意力分散、失眠健忘、头昏目眩、情绪低落、反应迟钝、适应能力差等亚健康状态。
中老年人:刺参中多种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对改善机体的多种不适有明显的效果,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抗肿瘤、抗衰老。
中年妇女:滋容美体。刺参中富含的精氨酸、刺参黏多糖对保持皮肤水分、增加皮肤弹性,会产生很神奇的效果。
儿童:增智助长。刺参富含钙、铁、锌及多种维生素,能增进儿童食欲,促进生长发育,让您的孩子又快乐又健康。
高强度脑力劳动者:刺参能提供给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增强记忆,提高智商,消除大脑疲劳。
孕妇、产妇:刺参体内含有微量元素铁和其他生物中很少有的微量元素钒,能使机体更加充分地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刺激造血机制,帮助改善和预防贫血。达到补血、补气的功效。刺参的营养非常便于孕妇的吸收,并且它对产妇快速恢复体力也有明显效果。
术后及放、化疗患者:刺参能够增加动物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同时提高血球凝聚程度,增加自然杀伤细胞(NK)的活性。另外其中的天门冬氨酸、微量元素铜等,对放、化疗及化学性损伤的修复很有帮助。
刺参适宜长期食用。是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最佳食品。
那么,平时在菜市场买的海参与隆顺榕的刺辽参有什么不同呢?隆顺榕刺辽参与市场上出售的海参从品种、产地、发制工艺等方面均有不同。
1 品种不同:隆顺榕刺辽参是生长5~8年的刺参,参体壁厚而软糯,是刺参中质量最好的一种,被誉为“参中之冠”。市场上出售的海参大多为“光参”,营养价值、品相等远远不如隆顺榕刺辽参。
2 产地不同:隆顺榕刺辽参是产自黄渤海环抱的大连长海县石城岛。那里是刺参的故乡,为世界珍稀刺参原产地,该地所产刺参质量最优,营养价值最丰富,可谓珍品中的珍品。而普通海参的产地比较混杂,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
3 加工方法不同:隆顺榕的销售专柜可帮顾客刺参,采用安全、无毒的自然法泡发。而市场上的海参使用火碱泡发,不但口味苦涩,还有大量火碱残留,对人体危害不小。此外,刺参的发制率也是甄别刺参好坏的重要标准,隆顺榕刺辽参按照正常的绿色无公害方法泡发,其发制率为5~8倍,而普通的干海参则不能达到。
中秋家宴 刺参养生
中秋家宴上珍馐美味,当然也少不了刺辽参的身影。下面介绍两款既美味又符合秋季养生的刺参佳肴。
鸡丝刺参汤
用料:鸡肉150克,海参100克,火腿肉25克,鸡汤500克,豆苗适量,生抽、味精、盐、酒各少许。
做法:将泡发好的海参洗净切丝,备用。鸡肉洗净切丝,用生抽、酒拌匀,备用。火腿肉切丝备用。豆苗洗净,滴干水分。在锅内注入鸡汤,放入鸡肉,煮5分钟,再下海参丝、火腿丝,煮沸后加豆苗、生抽,再滚。加味精调味即可。
功效:温中益气。补肾益精,滋阴降压,养血润燥。
刺参羊肉羹
用料:刺参50克,羊肉250克、生姜2片、葱5克、胡椒末0.5克、食盐3克、水淀粉少许
“诗言志”。“志”即诗人的思想、追求、情趣,乃诗之灵魂,吟诗填词均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的心志。大概是文人较钟情于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吧,诗人词家大多擅长借助各种丰富的意象来隐喻自己的心情及思想,故而赏析作品多由意象入手。在诸多的意象当中,“秋”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下面撷取了一些饱含“秋”意的名章佳句,从表达效果入手来探求“秋”之意蕴。
一、伤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愁别恨,自古就是诗人词家难以割舍的情怀,因而也是他们常常咏叹的对象。如: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
以上两例都是以凄凉、冷落的秋天景象衬托和渲染离情别绪,刻画出了两幅秋江离别图。
二、叹时
多愁善感似乎是诗人的本性,就是极平常的秋景也时常引发他们对时光易逝的感叹。如:
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为秋。(宋玉《九辩》)
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汉乐府《长歌行》)
草木凋零,落叶归根,好景不再,逝者如斯,排遣不成,凄凉顿生。
三、思乡
漂泊异乡的游子,“离愁渐远渐无穷”。家是他们永远的牵挂。如: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
“心上秋”前加离人二字,准确地表现出离别的人的最怕到秋天,遇秋t感伤的意蕴。又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诗人借描写旅途中秋天傍晚的景物,烘托出一个萧瑟苍凉的意境,并以小桥流水人家的幽静气氛,反衬出沦落天涯者的彷徨愁苦,道出了多少天涯游子的酸楚啊!再如: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范仲淹《苏幕遮》)
秋入乡心愁割肠,以上四例均是以秋色来托引乡愁,是悲秋思乡望归的典范。
四、怀人
“睹物”易惹人相思,而古人“目秋”也常常撩拨起对亲故或所敬仰之人的怀恋。如: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韦应物《秋夜寄丘员外》)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亲友离去之后,形单影只,相伴的唯有落寞与孤寂,加之出现于眼前的又是荒凉的秋景,此情此景怎一个“愁”字了得?贾谊、岳飞本是人臣之楷模,却落得个遭贬、被杀的下场,诗人蕴凭吊之情于秋景,深沉而悲凉,字里行间溢出作者无比的痛苦感、不平感,足以催人泪下。
以上四类皆为“悲秋”之作,但“秋”与“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悲”“喜”本似一个硬币的两面,有“悲”亦应有“喜”,刘禹锡就曾弹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的反调。又如: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王绩《野望》)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山居秋暝》)
以上各句可谓是喜形于色,展现的是一幅幅优美的秋景图,流露出诗人意欲忘绝尘俗、怀慕隐逸的思想。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悲秋”,另一方面是“喜秋”,反差如此之大,何哉?并非“秋”在作祟,乃人心使然,“秋”不过是一个触媒而已。古语有云:“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就告诫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中的景物时,应努力揣想主人公的心境,如此方不致产生误解。
“月亮”的别名
在中国,古人除了用“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蟾蜍守卫”等神话传说中的相关物象来称代月亮外,还根据月相变化,赋予其许多形象化的别名。现撷取古代诗文中较为常见的月亮别名列举如下:
1.传说月中有兔子和蟾蜍,故称月亮为“银兔”“玉兔”“蟾兔”“金蟾”“银蟾”“玉蟾”“蟾宫”“蟾蜍”。如辛弃疾《满江红・中秋》中的“着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中的“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方干《中秋月》中的“凉霄烟霭外,三五玉蟾秋”,诗僧惠洪《秋千》中的“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降谪仙”,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中的“闽国去,蟾蜍亏复圆”,等等。
2.传说月中有桂树,故称月亮为“桂轮”“桂宫”“桂魄”。如李涉《秋夜题夷陵水馆》中的“凝碧初高海气秋,桂轮斜落到江楼”,王维《秋夜曲》中的“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等等。
3.传说月中有广寒、清虚两座宫殿,故称月亮为“广寒”“清虚”。
4.传说为月亮驾车之神名叫望舒,故称月亮为“望舒”。如屈原《离骚》中的“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5.传说嫦娥住在月中,故称月亮为“嫦娥”。
6.初月如钩,故称月亮为“银钩”“玉钩”。如陆游《采莲》中的“云散青天挂玉钩,石城艇子近新秋”。
7.弦月如弓,故称月亮为“玉弓”。如李贺的《南园》中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
8.满月如轮、如盘、如镜、如壶,故称月亮为“金轮”“玉轮”“冰轮”“银盘”“玉盘”“金镜”“玉镜”“飞镜”“玉壶”。如元稹《月》中的“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陆游《月下作》中的“玉钩定谁挂,冰轮了无辙”,李群玉《中秋君山看月》中的“汗漫铺澄碧,朦胧吐玉盘”,李贺《七夕》中的“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辛弃疾《太常引》中的“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等等。
1.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2.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3.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温庭筠《梦江南》)
4.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5.没有比别离更痛苦的东西了,爱却在遥感与思念中日益深刻,日见清晰。
6.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7.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
8.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张九龄
9.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10.渡汉江宋之问岭外音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11.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旅次朔方》)
1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13.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唐.赵瑕《《江楼感怀》》
14.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
15.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16.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
17.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18.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19.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南唐.李煜《《清平乐》》
20.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21.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相见欢>>
22.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王维《杂诗》)
23.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24.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25.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6.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
27.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清;史清《溪佚题》
28.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29.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月夜忆舍弟》》
31.次北固山下【元】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32.泊船瓜洲(北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33.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34.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35.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36.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7.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晏几道的《鹧鸪天》
38.门外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
39.阴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40.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41.次北固山下【元】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42.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唐.赵瑕《《江楼感怀》》
43.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44.等待一万年不长。中秋思念亲人的诗句中秋思念亲人的诗句。——狄金森
45.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46.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唐·鱼玄机)
47.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毁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字早醒侬自梦,更更。泣不尽风檐夜雨铃。——《南乡子》
48.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9.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50.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51.客中寒食【唐】李中旅次经寒食,思乡泪湿巾。音书天外断,桃李雨中春。欲饮都无绪,唯吟似有因。输他郊郭外,多少踏青人。
52.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53.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苏轼《《水调歌头》》
54.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55.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56.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内进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氵宛),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忆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57.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58.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59.路近城南己怕行,沈家园里最伤情。
60.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玉楼春》
61.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6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63.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64.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65.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唐.高适
66.取第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67.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隋.薛道衡《《人日思归》》
68.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69.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70.相爱几时穷,无物似茶浓
71.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仲秋月圆人不圆。
72.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73.徒思赤笔书,讵有丹砂井。心悲常欲绝,发乱不能整。青簟日何长,闲门昼方静。颓思茅檐下,弥伤好风景。 ——《林园即事寄舍弟》
74.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唐.韦应物《《寄李儋元锡》》
75.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李白的《长相思·其一》
76.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77.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李白的《秋风词》
78.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李商隐<<无题>>
尊敬的 各位领导、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知深夏。在这清风送爽、万物丰盈的季节里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以饱满的姿态迎来了20 年经开区第四届球类运动会。值此开幕之际,我谨向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向关心支持本次活动的 局领导和兄弟学校致以诚挚的谢意。更要感谢局领导的信任让小学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单位,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办好本次盛会,
两年一度的经开区中小学球类运动会,是我区体育活动的缩影,是为你们提供一个展示运动技能与才能的平台,是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一次检阅,是师生们展示健康体魄的一次良机,是学校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步骤,是实施德育工程,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实践活动。体育是力量的角逐;体育是智慧的较量;体育是美丽的展示。我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牢牢把握这次体育竞技、切磋技艺的机会,发扬“更快、更高、更强”和“团结、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奋勇拼搏,赛出竞技水平,赛出道德风尚,赛出个性风采,赛出团结友谊。希望全体裁判员、工作人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恪尽职守,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做到公正裁判、热情服务,确保各项竞赛的顺利进行。强身健体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需要。希望所有孩子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炼出一个强健的体魄,为未来从事各项工作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孩子们,今天我们共聚一堂,汇聚在蓝天绿地之间。愿成绩与风格同在,友谊与欢乐并存。让我们一起分享这和煦的清风、明媚的阳光和运动的快乐!让“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奏响我们生命的最强音!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科室的研究对象均为在本院就诊的, 患有丘脑出血的疾病患者, 并且具有丘脑出血破入脑室的病症的出现,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共有54名, 其中男性32名, 女性为22名, 年龄在40~80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57岁。所有患者均有高血压病史, 患者在病发后的30 min到2 h内被送往本院, 其中送达本院时神志清醒的有2例, 昏迷状态(包括昏睡、轻度昏迷、昏倒)共有52例。
1. 2 头颅CT表现 在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中, 丘脑出血左侧进入脑室的共有30例, 而右侧进入脑室的患者则共有24例。单侧侧脑室积血11例, 双侧侧室积血21例, 单侧侧脑室合并第三、四脑室积血15例, 全脑室积血7例。
1. 3 手术方法 对患者进行CT检查, 并确定血肿的所在位置, 之后使用长度适当的YL-1型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对血肿进行引流。而对于有丘脑出血导致的脑室内充血问题, 则使用一次性颅脑外引流器。手术完成后, 在患者的血肿腔内及侧脑室内注入5~10万U的尿激酶, 每个四小时引流再次注入。术后复查CT示丘脑血肿清除超过80%者, 即可拔针;根据脑脊液引流量决定脑室引流管留置时间, 一般留置时间不超过7 d, 若闭管24 h左右无不良反应, 拔除脑室引流管, 然后安置腰池引流管持续引流血性脑脊液。
1. 4 手术方式选择 由于患者的病情不一样, 所以在手术方法的选择上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 将可能出现的危害降至最低, 针对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手术方法。①针对丘脑出血进入脑室内, 但仅仅存在于脑实质, 不超过大脑一侧侧室的、不随着脑室扩大而扩大充血范围的患者, 轻度意识障碍的, 选择的手术方式是单纯丘脑血肿穿刺引流术;②而如果患者的丘脑出血后导致脑室两个或以上的出现充血状况、充血范围不伴随脑室增大而增大的, 出现中度意识障碍的, 则应该选择脑室外引流联合尿激酶脑室内注入, 配合腰池持续引流;③如果CT显示脑室内积血涉及双侧脑室、第三、四脑室中脑导水管或全脑室铸型时, 患者出现昏迷等症状的, 则应该选择单侧或双侧脑室穿刺引流术+丘脑血肿穿刺, 联合尿激酶脑室内注入。
2 结果
放弃治疗5例(其中3例因经济原因, 2例因术后再出血), 纳入统计的共49例, 其中死亡2例, 存活47例。术后存活的47例患者随访4~24个月, 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级:I级8例, Ⅱ级12例, Ⅲ级17例, Ⅳ级5例, V级5例。(附注:Ⅰ级:不能完成, 全靠别人代劳;Ⅱ级:自己能做一部分, 但要在别人具体帮助下才能完成;Ⅲ级:在别人从旁指导下可以完成;Ⅳ级:能独立完成, 但较慢, 或需要使用辅助器和支具;Ⅴ级:正常, 能独立完成。)
3 讨论
丘脑是除了嗅觉在外的所有感官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旦丘脑出现出血状况, 就会导致人体部分感觉的消失, 更严重的, 如果丘脑出血出现蔓延, 还会导致偏瘫、内脏功能紊乱等问题的出现。同时, 丘脑出血, 侵入脑部的其他部位, 还会对大脑结构的脆弱部分形成挤压, 出现严重的闹损坏病症。丘脑出血的最大损害表现为它对人体脑部脑室的扩张作用之上, 丘脑出血之后, 血液流入脑室, 出现血肿、血块等, 在占位效应的影响下, 脑室的室膜受损, 进一步导致脑室扩张, 形成恶性循环[1]。
目前, 脑出血后病理生理研究表明:①早期血肿扩大是导致患者病情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 这表明了早期手术干预的必要性。②血肿周围水肿是引起脑出血占位效应的第2位原因, 同时, 血肿周围水肿还是脑出血致残率较高的原因所在, 如何及时的消除血肿周围水肿, 是解决脑出血并发症的关键所在, 是降低脑出血高致残率的关键所在。③丘脑出血之后, 如果出血量较大的话, 就会对脑组织产生巨大的压迫, 形成颅内压消除水肿[2]。通过本科室的长达5年的临川研究表明, 微创手术方法在治疗丘脑出血方面具有着独特的疗效, 见效快, 效果好, 既能够直接的清除淤血, 同时也能够减轻由淤血颅导致的内压, 防止脑疝等严重病症的出现。
当然, 作者再对症下药, 对症手术时, 既要有针对性, 针对不同的病症采取不同的手术方法, 同时也要注重手术时机的把握, 手术时机的把握决定了手术的质量, 决定着术后的康复等。对于丘脑出血的手术治疗, 并不是越早越好, 通过研究发现, 如果过早的对丘脑出血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往往会会导致术后血压的不稳定, 还有很大的几率导致丘脑再次出血的问题的出现。如果不是在病人病危的情况等此类危急的情况下, 对丘脑出血患者的手术治疗一般选择在患者发病6 h之后。在手术的过程中, 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在手术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观察患者的血压变化, 防止血压的持续波动较大或者是持续高压;②通过CT检查明确病变部位的确定位置, 这样才能够定位穿刺, 如果病变部位较大, 也可以选择多点穿刺的手术疗法;③如果在第一次对患者的血肿进行抽吸时, 如果阻力不大, 则应尽可能多的抽取, 但也应该注意负压, 防止负压偏大引起脑组织的塌陷等;④如果患者的脑室内大面积积血, 特别是在第三第四脑室内出现积血的情况下, 一定要坚持“量出为人”的原则, 防止脑疝等问题的加重;⑤尿激酶等辅助药剂的注入一定要根据手术情形做出适当调整, 加大手术治疗的效果;⑥对患者进行拔管时, 一般情况下要尽早拔管, 经CT复查血肿基本肃清时方可;⑦安置腰大池引流替代脑室引流, 减少了逆行脑室感染的发生[3]。
参考文献
[1] 高明, 马世杰.侧脑室引流治疗丘脑岀血破入脑室20例临床分析.中国实用医药, 2012, 7(27):100-101.
关键词:龟兹研究;考古;研究意义;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分裂主义的谬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1世纪
起,新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新疆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政务,又建有军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政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政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人,其中政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政务。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政治地位很高。《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二千石是汉朝政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政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军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中),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其次是不知牛耕。《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6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100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3)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政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所以,“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政务。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
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资治通鉴》卷216有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孔目司贴》,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政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是一个军事单位,“都统”就是它的最高军事长官。“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事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军功攫升为“都统”,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并记“僧正秩同侍中。”在中原的汉唐时,“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政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政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号石窟有“大宝寺”,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49号窟亦有“金沙寺”,《西域考古图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北大象”,今天的敦煌石窟第96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96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这条史料明确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对于此类“五铢钱”,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根据该词条上的图示,“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89-3号窟的“五铢钱”,“铢”字隐约可辨,“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36号窟、98号窟、新1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5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1枚”。[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8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官方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官方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新疆不是哪个
民族的新疆,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动。
克孜尔石窟第212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长692米,宽07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频繁,葱岭西操印欧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吐鲁番盆地定居下来,使这一带的民族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考古发现的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书写这些语言的文字,应该主要就是他们的遗留;壁画雕塑中出现的白种人形象也应该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反映。”[11](P18)这样,白种人在新疆民族历史的形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正壁有可辨认的岩画94幅,基本以马、鹿、羊、牧人骑马和射箭等形象为主。[12](P159)为了明确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我查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但是在95号窟的说明上没有注释该窟的时代背景,只是在题记一中注出:“西壁中部有了横列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13](P61)可见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中刻画这些岩画的人很可能是古代的龟兹牧民,这就是他们所留下的物证。
克孜尔石窟第131号窟正壁刻画有马、驼、鹿、羊、禽鸟、人和人骑马、驼的形象。马的身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驼皆双峰,背部载物或人;鹿的头部很小,双角粗大,生出排叉,四肢修长,劲健有力;羊的数量较多,皆有大角,尾短而上翘;禽鸟可辨认的仅两只;人物较复杂,共有6个,其中4个站立,1个伸双臂,有尾饰,另一个手臂有动作但不清,有尾饰。吴焯先生对这幅岩画做断代时说:“对比最近在新疆且末昆仑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发现的岩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动物中大角羊和鹿的形象,二者完全一样;且末岩画中的人物亦有尾饰,尾饰的装饰方法和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称且末昆仑山麓的岩画是古代羌人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还可以研究,但它属于古代羌人的作品这一点,基本是可信。”[14]
其实,羌人在龟兹地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达格山的岩壁上保存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中,记录着当年在此劈山开石的劳工中就有万阿羌、程阿羌两人,此两人应是古代羌族人无疑,因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15]
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也大量地记载着羌人居住在西域各地的情况。《汉书·西域传》中说道,楼兰东南有若羌、于阗,南有若羌、西夜、蒲类、伊耐、无雷,“其中类羌氏行国”,可见羌人居住之广。这一切都说明古代新疆居住有羌人,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为古代新疆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在龟兹石窟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汉人曾经大量地、频繁地在这里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光在克孜尔石窟就有一批窟中留有汉文题记:有汉族僧人留下的,有汉族百姓留下的,有汉族官员留下的,如第105号窟的“官王进”。其中最早的有105号窟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四日”,有220号窟的“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一”,有220号窟“大历(公元766—779年)四月”,有222号窟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而在库木吐拉石窟则存在着一批汉风洞窟。这是指在壁画题材内容、布局构图、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图技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的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5](P287)初步统计,此类汉风洞窟约有24个之多,这些汉风洞窟共同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变画的出现。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其构图形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完全一样,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如出一辙,加之这些经变画中多标有汉文榜题,一望便知是出于汉族画工的手笔。二是尊像图的出现。这些尊像图大多是佛与菩相间成组次地出现,形象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三是观世音菩萨像的出现。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代表人物,它能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它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只要念观世音的名号就能得救。这是中原汉人最崇拜的佛教神仙,她也出现在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之中。四是汉化的装饰纹样的出现。如汉式朵云图案,这是中原汉族画工用来表现天上景观的,在汉化绘画中又称为行云、祥云,成为中原地区绘画中衬托天空天景的一种常见的纹样,如今也被用到了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五是汉式供养人像的出现。如库木吐拉石窟第46-1号窟壁画中残存的四身女供养人像,她们束髪于顶,绕成一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木梳。衣服宽博、交领。左手握拳,似擎一花。供养人像前有竖写的长条汉文榜题:第一身为“赵什四”,第二身缺,第三身为“新”,第四身为“宝妹梁 宝妹”。供养人的服饰、发型和插梳装饰完全是汉式,题名中的“赵什四”、“宝妹梁”也应是汉人。
那么,为什么在库木吐拉石窟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汉风洞窟呢?这与当时的龟兹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十分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相关。据史书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退西突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又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派汉兵、官吏,还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僧人和商人,他们巡礼佛教石窟而留下的汉文题记和题名数量极多,不下数百。除已经介绍过的克孜尔石窟外,库木吐拉石窟中就有“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大顺五年”(即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已是唐代末年的纪年了,可见汉人在龟兹地区活动时间之长,特别是有些汉僧就在龟兹居住下来,建造寺庙,在当地安居传教了。
综上所述,龟兹石窟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新疆历史上存在过的多个民族在龟兹以及新疆土地的活动情况,他们与龟兹以及新疆人民在一起,共同开发与耕耘了这片土地,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文明以及西域文明,为古代新疆的开拓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 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先于
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新疆公元4世纪时,中原的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行,说到彼处王欣寺有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正好在长安,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请当时前秦王朝统治者苻坚迎他来中原。但此事几经波折,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长安的统治者已是后秦王朝的姚兴。鸠摩罗什到长安时,年已五十八岁,姚兴对他十分器重,待以国师之礼。很多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后来他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国西明阁,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先后译经35部,294卷。著名的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在总结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时说:“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他把之归结为五点:(1)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2)鸠摩罗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3)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王朝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历北魏至隋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4)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500~800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两三千人,他们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5)鸠摩罗什的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6]
从鸠摩罗什的一生业绩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化不仅在龟兹地区已十分繁荣,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还强烈地影响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公元4世纪前后龟兹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
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起,龟兹的佛教徒去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诚的居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二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论,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又据同一佛典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由于白(帛)姓为龟兹的国姓,所以白(帛)姓的佛教人士应该都来自龟兹。
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晋书·四夷传》说龟兹有“佛塔庙千所”,而梁《高僧传》中说鸠摩罗什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汉书·西域传》中记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说的是公元1世纪时的龟兹人口,到公元4世纪,经过三百年多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循。
而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一个印度僧人锁喃嚷结来中国传教的事,他在路过龟兹时是这样写的:“王号木文毱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季羡林先生说:“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了),龟兹佛教文化流传时间之长可见一斑了。”[17]
正是龟兹佛教的兴盛才造就了龟兹石窟的繁荣。目前,在古龟兹地区尚保存着佛教石窟遗址9处,现存洞窟573个。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建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反映了龟兹地区人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在龟兹石窟建筑的延续时间上,最早的数克孜尔石窟,其第118号石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18]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最晚的数库木吐拉石窟,其第79号窟约建于公元10~11世纪,[5](P329)相当于中原的宋朝时期。也就是说,龟兹石窟持续存在了九百年,创造了佛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曾经传遍了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
仅根据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高僧法显传》、《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和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古代西域各地佛教文化的传播情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整个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概况。与此相应的是现在新疆各地都保存着一批佛教遗迹。以佛教石窟为例,吐鲁番地区现保存着雅尔崖石窟、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共有洞窟165个,还遗留着大量古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塑像;焉耆地区有西克辛石窟,保存洞窟12个,而霍拉山沟南北的石窟中则保存着大量古代的佛教文物,光佛头就有80余件。另据考古发掘,在和田地区有著名的热大寺,寺中有高塔,寺院的壁上塑着40余尊彩色的佛和菩萨像,北墙上还绘有一组壁画,画出佛、比丘、供养人的图像;在若羌地区有三座佛寺和八处佛塔的遗址,佛寺的壁龛上塑有佛像和天王像;在吉木萨尔地区有回鹘王朝时的佛寺遗迹。寺内塑有一尊九米长的涅槃佛像,涅槃佛在侧而卧,神态安详。还有二十余尊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中确实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佛教文化存在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的宗教文化,如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等文化。
古籍《酉阳杂俎》中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斗畜的风俗,是拜火教萨迪火节的遗俗。[19](P71)而日本人羽田亨所著《西域文化史》中也记载着:“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今甘肃敦煌)、伊州(今新疆哈密)地方的地方志残卷中有关于哈密地区的火祅庙记有‘火祅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的‘素书’为‘素画’的误写。‘素画’指彩画塑像。”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古代西域地区存在过拜火教文化。
摩尼教本来是波斯地区流行的宗教,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打击,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纷纷外逃,大概在公元5—6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的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龟兹乐中的《善善摩尼》就是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古代龟兹语文献中还发现了《摩尼赞美诗》残卷。据薛宗正先生说,摩尼教早在隋朝就已传入龟兹。
基督教约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西域,唐时已在西域各地流传。日本人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道,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附近一小寺院的废址中发现有关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即“圣枝节”(Palm-Sunday)情景的壁画断片以及与此有关的别的断片。还说:绢画的小断片上残有持十字杖的坐像的一部分,应为基督教绘画,也发现于高昌。而据薛宗正先生说:“13世纪穆斯林作家卡兹维尼(Kazwini)记载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徒在那里定居生活。他还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佛教、摩尼教与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相互矛盾不大。其中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19](P82)
所以,古代新疆文明就是在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维吾尔在隋朝时称韦纥,在唐朝时称回纥,又称回鹘,原居住地在漠北,建有强大的回鹘汗国,但由于长期与吐蕃征战,国势逐渐衰落,后来漠北强邻黠戛斯人乘机进攻,烧毁了回鹘国都喀喇巴拉噶逊城。失去国家和土地的回鹘人纷纷向西四处逃散,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天山南麓的龟兹地区,后来历史上称之为龟兹回鹘。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叶,从此龟兹的历史进入了回鹘时期。
回鹘人在漠北时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信自然灵力,以天为上界,诸神所居;以地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有四名摩尼教传教士来到回鹘国,并获得了回鹘大汗的信赖,允许其在国内传教。《佛祖统记》卷41中记:“(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旧唐书》卷195中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纥摩尼八人,令至中书省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赞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可见此时摩尼教在回鹘国内已很是流行了。到回鹘人西迁到西域后,除信奉原先的萨满教、摩尼教外,同时也信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说:“九月二日,西行四日,迭屑头目来迎。”据俄国人伯雷狄斯考释: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迭屑。[20](P469)刘义棠先生说:“唐末回鹘西迁后,除信奉其原先之摩尼教外,同时亦信奉景教。”
回鹘人于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到龟兹定居以后,就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由于龟兹人信奉佛教,回鹘人在长期接触以后也逐渐信奉起佛教。这些都在龟兹石窟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被称为“回鹘窟”,因为这个洞窟是由当时居住在龟兹的回鹘贵族建造的,窟内的壁画中绘出了好几个回鹘供养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在龟兹回鹘时期由回鹘人开凿和供养的一个佛教石窟。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这类被称为“回鹘窟”的佛教石窟还有第75号窟,汉文榜题中有“骨禄”、“思力”的回鹘人名字,而第70号窟中则留有回鹘文的题记。
所以说,维吾尔族人民在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伊斯兰教只是其众多信仰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伊斯兰教因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而传入中亚地区。公元10世纪在葱岭西部出现了一个由回鹘人和突厥人葛逻禄部共同建立的一个政权称喀拉汗王朝,最强盛时期其领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河中地以及今新疆西部,政治文化中心在八拉沙衮(唐碎叶故域东)和喀什噶尔。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王朝。这时西域的基本形势是容纳多元宗教的高昌回鹘,传统的佛教国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鼎足三分。但是,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21]于是在西域就出现一场伊斯兰教讨伐佛教的战争。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与信奉佛教的于阗国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圣战”或“护法战争”的宗教冲突,双方对抗了40年,结果以于阗国的失败告终。这已经是公元1001年了。这样,伊斯兰教初步由今喀什噶尔推进到了和田,而与继续信仰佛教的龟兹、焉耆、高昌三国形成佛教与伊斯兰教东西对峙的历史格局。
公元14世纪时,蒙古族察合台汗国首领秃黑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口号进行武力扩张,征服了龟兹,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迫害佛教僧侣,引起当地万余名佛教徒的反抗,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著名的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的毁坏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据明朝旅行家陈诚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中谈道,公元15世纪上半叶,吐鲁番等地仍有佛教信仰,只是已在衰微之中。到公元15世纪后半叶,吐鲁番等地才改奉伊斯兰教。而新疆之维吾尔族人民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应在公元16世纪时。刘义棠先生说:“目前,维吾尔族人仍为单一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习俗,虽不无夹杂教外之遗风,然其整体而言,则仍为伊斯兰教文明也。”[20](P515)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化,古代新疆文明就是由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交汇而成的。
(三)龟兹的佛教文化曾经强烈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1.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先河
中国的佛教石窟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但是我们如果作一个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都是发轫于龟兹石窟。这有三个原因:首先,龟兹石窟是古代西域地区的最大一处石窟群。尽管在古代疏勒、于阗等地也曾建有一些石窟但数量极少,其影响和价值决不能与龟兹石窟同日而语。其次,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先是传入到龟兹。而龟兹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于公元2到3世纪,中原地区最早的石窟则开凿于公元4世纪,在时间上是晚于龟兹石窟的。可以说,中国的佛教石窟文化滥觞于龟兹。当然,这只是从历史角度来说的。再次,中原石窟文化以龟兹的石窟文化为嚆矢。比如说,在石窟建筑上,中心方柱支提窟这种窟形被称为“龟兹窟”,因为它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的原型而有所发展变化。而敦煌莫高窟第19号窟、西千佛洞第4号窟也都为中心柱型支提窟,与“龟兹窟”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而成的。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龟兹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显示着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季羡林先生曾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而实现的”。[17]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龟兹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2.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民族信仰或者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信仰是祖先崇拜。《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这是说,要领先公先王的庇佑而发达兴旺,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以上说的是商代,到了周代则发展成宗法制度。据《说文解字》释:“宗,祖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其本义是宗庙。”这是说周人有共同的祖先与宗庙,有特定的祭祀仪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今,黄帝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年年清明节都要在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丰富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以至于工艺美术,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特别是雕塑,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在地面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属于佛教系统的几乎占绝大部分。
3.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
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我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体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平面基础,是在平面上展开的。
佛教传入后,受龟兹石窟建筑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向外发展的立体形建筑物。如敦煌莫高窟是沿着岩壁向高处立体地一层又一层地开凿的。先开凿最低一层,开完后就向高处的第二层发展;又开完后再觅更高处的第三层发展,以此类推。当整个建筑完工后便形成了一个立体形建设物,看上去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从绘画艺术上来讲,凹凸法是表现物体阴阳明暗的一种透视法,它来自印度。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的人物画就采用了这种技巧。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龟兹石窟的人物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对人体的眼窝、手臂、胸部、腹部和双脚作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凹凸法的巧妙运用,使龟兹石窟艺术更为绚丽夺目。龟兹石窟壁画中使用的晕染法也传入到敦煌。但是晕染法传入敦煌后至少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晕染已变成更富有象征意义的粗单线,例如当胸和胸下只剩下纵横两条单线;二是这些单线已经变形而程式化了,例如腹部和膝盖只是用一个圆圈以显示过去曾有表现筋肉隆起的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三点:(1)佛教文化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主导性的重要作用;(2)新疆古代文明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结合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进入的时间虽晚,但却起过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
最后,以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的一段话为本文的结束语。季羡林先生说:“在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况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22](P97)这是科学的结论,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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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带有先天性和后天性,先天的体质生理因素是不能强求的,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补足,亦不能强制性要求没有接触或者是甚少接触的学生一蹴而就。而篮球教育不能一套标准安排在不同人的身上,这样的教学模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而分层教学法考虑到个体的差异的因素再进行分化分组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先天体质一般或者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学生与其差距较大的学生共同训练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依据个体差异进行分层的方法对篮球教学的分群体的训练方式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避免了因个体差异而造成教学进度跟不上的问题。
2按锻炼进度分层
2.1初级班的教育初级班则针对没有接触过篮球或者是极少参与篮球运动的学生开设,主要任务为引导学生进入篮球专业运动的基本教学开始,以兴趣培养为重要指标和着眼点,从小树立对篮球教学的兴趣和信心,重点培训学生的基本篮球的操作手段,并教授篮球场上的规则和专业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篮球教学仅仅停留在呆板的知识填充的教学方式就会使得这项动态的运动变成了静态的无优势的教学,这样是无法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篮球的热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安排多媒体参与的教学方式播放视频的教程以及配合老师的动作训练以及小组训练后的短暂的兴趣比赛形式,促进学生对刚刚学到的知识得到反复的练习,通过两者的合理结合可提高学生对篮球的喜爱。并安排阶段性的考核,以便挖掘和提拔发展水平较快和基础较为扎实的学生,可晋升到中级班,通过此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2中级班的教育中级班是介于初级班水平和高级班水平之间的班级,中级班的学生基本已经能够熟练的操作篮球,相对的还具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而中级班的分段存在主要是为了综合全面素质,系统的提高计策战术的实战水平,并扎实原本所有的理论知识基础,大多数学生本身有着不低的篮球较高水平基础很大原因是源自于对这项运动的喜好兴趣使然,在这个积极的心理状态下,所开展的中级班则偏重在理论实践的建设,从观念上的改变和以及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树立,针对不同的技术项目进行系统专项的指导。同时教师应重视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注重培养训练较为突出的个人能力,弥补薄弱的环节。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进步速度较为突出的学生可以将其调进高级班,以便更好的培养。
2.3高级班的教育高级班的教学方式可以基本归于自由教学,而且涉及的理论知识修养会更为高深一些,高级班的学生在篮球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操作已经属于极为熟练和深厚,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学生都是从小就开始对篮球进行过专项的训练,以篮球专项运动为以后的发展作为目标。针对这类对篮球抱有极大的忠诚度的学生,教师要善于发掘此类学生的特长,并重点培训其技术上的优势,并积极寻找每个学生的优势技术的定位,并鼓励学生之间加大操作技术和实战经验的交流。高级班的学生应加大实战经验多参与比赛不要局限在小范围内,可以通过专业的实战比赛中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再往后的比赛中就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达到扬长避短的最高水平,拥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是高级班必备的理论知识是课本上学不到,这样是最佳的良性循环的学习状态。
3按性别不同分层
按性别的不同进行分层指导教育,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观念在篮球教学中也有所体现,因为男女生的生理构造和心理的不同,以至于体质和能力上带有一定的差距性,早期男生发育一般较女生慢,而现处的社会环境下惯性固定思维男强女弱,男生在生理条件的约束下比女生稍显弱势的情况下便极为容易产生消极影响,训练中也会有表现较为突出的女生也因体能较好陷于窘境的情况出现。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为避免性别上的差异而引起的纠纷,可以在安排训练的小组上细致到划分性别上的层面,尽可能的细化分层教学法的类别,以便更好的落实到每个面上。
4总结
【关键词】二次函数;初中;解析式;求法
二次函数在初中数学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每年的中考都会出现关于二次函数的题目,在教学中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特别是二次函数解析式的求法,尤为重要。二次函数解析式有三种表示法:一般式、顶点式、两根式。三种形式各有各的特点,在表示二次函数时要根据实际问题有选择的应用,下面主要来分析三种形式如何具体在实际情境中选择应用。
一、一般式
y=ax2+bx+c(a≠0)其中a表示二次项系数,b表示一次项系数,c表示常数项。当给出函数图象经过的不同三点坐标时,可设一般式解函数解析式,把三点坐标代人式中可列出关于a.b.c的三元一次方程组,既而求出解析式。例如:若二次函数经过(1,2),(2,3),(4,1)三点,求函数解析式?本题中给出三点坐标可设一般式解题。
二、顶点式
y=a(x-h)2+k(a≠0)其中(h,k)是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当题中给出了顶点坐标时可设顶点式然后还只需一点不同于顶点的坐标即可,代人可得关于a的一元一次方程解出即可得出函数解析式。例如:二次函数图象经过(0,1)顶点坐标为(2,3)求函数解析式?解题时可设y=a(x-2)2+3把(0,1)代入可求出a的值。当然顶点式有时可转换为一般式,如本题中给出了顶点坐标从而得出函数的对称轴为直线x=2,这样很容易求出(2,3)关于对称轴的对称点(4,1),根据二次函数图象的对称性可知图象也经过(4,1)点这样就有三点了,也就满足了一般式的条件了。
三、两根式
y=a(x-x1)(x-x2) (a≠0)其中x1、x2表示二次函数图象与x轴交交点的横坐标。若二次函数经过点(1,0),(3,0),(4,2),求函数解析式?通过观察可知(1,0),(3,0)是函数与x轴的交点坐标,则可设y=a(x-1)(x-3)然后把(4,2)代入即可求出函数解析式。本题也可用一般式和顶点式解题,有不同的三点坐标可设一般式,也可以根据两个交点坐标求出函数的对称轴x=2,可设y=a(x-2)2+k代人(4,2),(1,0)或者(4,2),(3,0)即可求出的值,不能代人(1,0),(3,0)求解会出现相同的两个式子。
三种求法各有利弊,顶点式和两根式在解题中应用起来较简单,但是受条件限制不是所有题目都可用,若用顶点式则需要出现顶点或与顶点有关的一些条件,两根式则需要出现与x轴交点坐标有关的条件。而一般式虽然解题不是很简单但是易掌握易理解运用。上面介绍了三种解析式,下面具体看一下三种方法的实际应用。
例:若二次函数经过点(2,0),(3,0)且函数最小值是-3求函数解析式?
方法一:本题可直接用两根式设y=a(x-2)(x-3)然后根据最小值为-3求得a的值,这种方法直接明了。
方法二:本题也可以根据给出的两个交点坐标求出对称轴x=2.5,从而求出顶点坐标(2.5,-3)可设顶点式解题,此方法应用较简单。
关键词:篮球教学;层次教学;理论;模式
一、篮球教学发展现状
目前,国家指出要着力扩大篮球运动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全面提高青少年篮球运动水平。我国各省市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统筹指导下,正在逐步推动篮球运动的普及。就目前高职篮球教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篮球课程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留许多问题。在年龄上,任课教师以中青年为主;在职称结构上,高职称、高学历教师偏少;在业务能力上,多数教师水平较高,部分教师有待提升;在教学环境上,软硬件设施不完善;在评价体系上,评价及考核模式单一;在教学方式上,授课内容固定乏味,缺乏新意。
二、篮球教学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展和深入,以教师讲学生听、教师示范学生模仿为基础特征的体育教学模式已被摈弃,只有让学生掌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在篮球课堂教学中要创造出快乐的气氛,使学生在轻松、活泼、兴奋的状态下自觉、主动地学习,做好师生互动。教师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参与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去。对篮球课程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必将对学生的参与和教学情况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篮球层次教学理论
在众多的教学方法中,篮球课程的分层次教学方法充分考虑到了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分层教学理论基础包括“主体性教育思想”“结构―定向理论”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1.主体性教育思想
“主体性教育思想”是指在素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参与篮球课程活动,自主地探究知识,发现并解决篮球课程中的学习难点和重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教师的要求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的原有知识水平、学习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目标达成的程度。教师的教学重点要落在学生的个体差异上,积极主动地掌握学生的基本体能和篮球战术掌握情况。课本上的知识也都是前人总结出来的间接经验,而直接经验是无法取代的,把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就要经历一个“学习―思考―实践”循环反复的过程,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动脑思考。
2.结构―定向理论
“结构―定向理论”在体育教学模式中被广泛应用。结构化是指教学要确立以学生心理结构为中心的观点,通过心理结构的构建,影响学生的心理预期,从而达到预设的效果。教学的成效取决于学生心理结构的形成,定向化是在整体认知的基础上,根据心理结构的发展规律,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学生心理结构的形成。在篮球教学中,结构化的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对篮球运动知识及篮球技战术的学习,形成基本的运动能力,掌握运动规则。定向化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各项动作及技能的结构,在头脑中建立影像,并能够运用到实际的篮球运动中去。“结构―定向理论”的篮球教学模式包括明确教学空间、制订教学程序、开展教学活动等几个步骤,在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中,需要根据教学的内容和特点选择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
3.教学过程最优理论
“教学过程最优理论”是指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令人满意的效益,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任务具体化、教学内容重点化、教学方法效率化、教学进度适宜化、教学评价科学化等。在篮球教学中,教师制订教学方案要参考最优理论。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实际状态,将教学内容具体化,把握教学进度,照顾到每一位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状态,高效完成课堂教学。设置多种教学模式,例如分组练习,辅助体育游戏等协助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此外,教学体系要科学客观,不论是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评价还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都应该客观公正、科学合理,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四、篮球层次教学的意义
分层教学模式与传统的篮球教学模式相比,能够更好地遵循篮球教学规律以及学生自身的发展特性。在高职院校篮球教学中,如果授课教师忽略了个体差异,会干扰学生的发展,两极分化的现象严重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也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进行篮球教学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进一步恶化,使每一位学生都可以依据自身的承受能力和需求选择学习方式,达到预设的目标。分层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也是对素质教育方法的新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胡波. 分层次契约教学在高校篮球选项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