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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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第2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大面积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法盲依然存在。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制文明建设，特别要在高校法制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对于大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能让他们打得起官司，能平等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重大意义。本文将结合笔者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来探究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弱势群体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一”、“六一”、“十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我们中心每年举办的各种法制宣传活动，有利于进行普法宣传，分担了国家的职责，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联合乌鲁木齐一所高校的法学会共同开展“124宪法宣传日”活动，得到了兵团电视台的特别采访，受到了乌鲁木齐市民的一致好评。同时，我们中心提供的无偿的法律援助，帮助了那些真正经济上困难，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为我国司法部门减轻了工作负担。

总之，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经历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证明了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用它的付出饯行了“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淋社会底层风雨，方知书本知识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众生艰辛的生存挣扎，才会真正明白法制、法律这些字眼与现实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堑距离。“民为本，法为器”，“学法、用法、普法、援助”，本着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每一个法援学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学识投入到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无偿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会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用我们最真诚的心和热情服务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少的人陷入权益无从救济的困境，让社会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们每个人最亲近的守护神。风雨成长路，我们携手走过；坎坷未来路，期待你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在我们所有法律援助组织的不断努力之下，相信我们笑傲挫折的年轻，相信我们的明天不是梦，法律援助的队伍会更大、更强，法律援助的明天会更好！

注释：

《法律援助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翻印.2003年7月21日.

练琪，欧阳梅，陈建军.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期刊网，第5期，/kns50/detail.asp*?QueryID=68&CurRec=1

邱文华.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探索.中国期刊网，第23期，2005年，/kns50/scdbsearch/cdbinde*.asp*

第3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61590;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61590;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 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61590;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61549;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第4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文章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认为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一

唐代法律向来是传统中国法的研究重心，可谓成就斐然，惟不称人意的是唐代民事法素来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国内出版的几部中国民事法通史的著作[1]对此有所填补，但涉及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这一部分过于简略，未能从复杂的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生活中概括和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多年前台湾潘维和先生的《中国民事法史》[2]也存在这一缺憾。笔者因整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原因，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现将初步成果提供给大家批评。

民事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构成现代民事主体的一般是自然人、法人和合伙。唐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人和合伙组织，但有一些相关的特殊组织，至于民事法上的自然人早已有之。基于唐朝是等级社会这一事实，其民事主体可依类别和社会分层简述如下。

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表者，作为自然人，他是特殊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在身份、物权，还是婚姻、家庭、继承上，皇不同于一般的主体，享有各种特权。《唐律疏议·名例》称皇帝是“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之父母。”[3]从法理上看，唐代皇帝亦承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的传统，名义上是国家土地的所有人。

国家是现代法律概念，但在唐代可与皇帝、社稷、王朝、江山以至天下相通，这是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天下主义的反映。[5]若细作民事法上的分辨，国家与皇帝自有不同。国家不是自然人，不可能象皇帝那样参与有关身份、婚姻、家庭、继承诸方面的民事法律活动，但国家可以朝廷和官府的名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多类财物，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文物和其他无主财产。例如，唐代的公廨田、垦地、官舍等法律上都归国家所有。同时，国家实际上也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民事活动，我们在唐代对外贸易的法律调整中所讨论到的“互市”和“市舶”即属此类。[6]

贵族与官僚是继皇帝之后的又一类特殊民事主体。依唐令的规定，贵族与官僚可依爵位和官品上下分等。[7]所有贵族、官僚依律可享有“议”、“请”、“减”、“赎”、“当”、“免”的特权，在衣、食、住、行、婚、丧、祭以及继承等民事行为上，贵族与官僚各按其品级享有不同规格的权利，不得僭越，尤其是不许平民僭越。[8]在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土地的分配和处分上，贵族与官僚的民事法律特权相对平民极为显著。[9]

平民在唐律中又称之为“良色”、“凡人”、“常人”，俗称“白姓”、“白丁”。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不用“民”字。唐代民分良、贱。平民即是法律上的良民，其主体为广大的自耕农和中小庶族，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其组成部分。依唐律，平民有独立的人格，对任何人无人身依附关系，但对国家负有纳税、服役、征防的义务。平民是唐代民事权利的主体，占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民事权利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可以自由、独立地参与各种民事活动，法律严禁买卖良人，维护其人格尊严。平民中的工商阶层较之士农仍受歧视，法律规定种种限制，在农、食、住、行、婚、丧等方面的权利受到抑制，但在税收和土地分配上却又重于和少于农民，尤其是“工商之家不得预与士”的规定，剥夺了工商者及其子弟的参政权。[10]这种法律上的“贱商”传统，至少在制度上维持到清末变法修律前仍无实质性的变化。

贱民是唐代社会分层中最复杂的一个系统，总体上不能视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但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的接近良民，有的只是民事权利的客体，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依唐代律令和习惯，贱民分为官、私两种。官贱民有官奴婢、官户（番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11]私贱民有私奴婢和部曲（包括部曲妻、客女、随身）。[12]在贱民中，奴婢的地位最低，唐律视同“畜产”，[13]是民事权利的客体。其余官贱民依次由权利客体向权利主体递进，其中杂户、太常音声人地位最高，“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其有反、逆及应缘坐，亦与百姓无别。”[14]私贱民中的部曲（妻、客女、随身）虽与奴婢同为家仆，对其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15]但部曲不同资财，可与良人通婚，[16]这是奴婢所不能的。然而，良人之女若嫁与部曲为部曲妻，也成贱民。

唐代贱民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可通过官方减免、主人放良或自赎免贱实现身份解放。《旧唐书·食货志》载，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官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并且，随着社会进步，官户、官奴婢有废疾及年逾七十者，都可解除贱民身份。[17]主人放良是私贱民身份解放的重要途径，唐朝有令：“诸放部曲客女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18]放良虽是私人行为，但法律还是予以必要规范，放良后还压者，唐律视为犯罪，规定：“若放部曲、客女为良，压为贱者，徒二年。……放部曲、客女为良，还压为部曲、客女，及放奴婢为良，还压为贱，各减一等，各徒一年半。……放奴婢为良，压为部曲、客女，……又各减一等合徒一年。仍并改正，从其本色。”[19]唐代民间有放良习惯，并有“样文”提供，其格式类于其他债券，精神合于唐令要求，较为典型的一件是下列“九世纪敦煌放良文书格式”：[20]从良书奴某甲、婢某甲，男女几人。吾闻从良放人，福山峭峻；压良为贱，地狱深怨（渊）。奴某等身为贱隶，久服勤劳；旦起肃恭，夜无安处。吾亦长兴叹息，克念在心。飨告先灵，放从良族。枯鳞见海，必遂腾波；卧柳逢春，超然再起。任从所适，再不该论。后辈子孙，亦无阑.官有（政）法，人从私断。若违此书，任呈官府。

年月日郎父儿弟子孙

亲保亲见村邻长老官人官人

主人放良，原因不一。由上述“放良书”可知，主要是被放的奴婢“久服勤劳”感动了主人。虽然这是“样文”，但应是现实生活的提炼。依律令规定，私奴婢自赎也可以免贱，所谓“自赎免贱，本主不留为部曲者，任其所乐。”[21]贱民与良民是两种身份等级，在刑事、行政、民事权利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刑事上贱犯良重于良犯贱；行政上贱民子弟不入科举仕途；民事上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奴婢和接近奴婢的官户、工乐户视同财产，他们的财产权、交易权均不完整、独立，也不能与良人通婚，只能“当色为婚”。[22]贱民从良后，身份获得解放，各项权利与良民同，并享有免除三年赋税的优待。[23]

唐代还有两种身份特别的民事主体，按现代习惯可概称为宗教人士和外国人。唐令：“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24]这条法令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唐代合法的宗教人士是男女道士和男僧女尼。这四种人因在国家登记，享有与其身份相应的民事权利。唐令“诸道士受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25]由于身份限制，他们不能过世俗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只有还俗后才能恢复，但一般的物权和债权受到保护，他们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寺、观名义占有地产，从事商贸和放债活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这方面的债契并不少见。[26]

唐是一开放的等级社会，声威远扬，入唐经商、求学、传经、进俸、旅游以及官方的贡使等外国人数目惊人。唐在华夷有别的观念支配下，概称外国人为夷或胡，但唐初基于开放的政策和风气，对在唐的外国人仍予较高的待遇。外国人可以娶唐人为妻，但不能携带回国。胡商可以在中国置产业、开宅第、经商、放贷，各项民事活动多受唐律保护。[27]

概括唐代的民事主体，可获得这样简单的认识：其在大的类别上有自然人与非自然人（国家或官府）、中国人与外国人之分；中国人又有僧、俗两界；俗界中的皇帝（皇室）、贵族、官僚是享有特权的民事主体，良民虽是主体，但士农与工商又有差别；至于贱民，即如前述，从准权利主体递减至权利客体。这样看来，唐代的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说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

民事主体必然享有权利能力。对自然人言，这种能力一般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包括唐律在内的传统中国法律对这种能力虽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但应理所当然，只是法律和礼基于等差，如华夷、君臣、士庶、男女、良贱、尊卑、长幼、嫡庶的差别，其权利能力并非平等。如家族之内，子女卑幼法理上虽是民事主体，但其财产权大受限制。唐律有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议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8]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实际含有义务方面，称为义务能力。但同样有趣的是，依传统中国法律，不独权利能力受限，义务能力也欠完整。唐律：“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29]之所以“独坐主婚”，乃是因为男女婚姻，本非自由，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以非法结婚者，男女当事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按法理，婚姻当事人应负有责任，但家族主义已限制了当事人的这项义务能力。

有效的民事行为要求当事人在拥有权利能力之外，还需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是享有权利之资格，行为能力为实行权利之资格。所以权利能力重在享有，行为能力重在行使。要正确地行使这种能力，权利主体必须具备成熟的理智，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现代民法一般以年龄作为确定行为能力的依据，通常所说的“成年”即是理智成熟的标志。传统中国法律上的成年谓之“成丁”，成丁之制历代皆有。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30]大宝三年（公元744年）制：“百姓以十八以上为中，二十三岁以上成丁。”[31]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又制：“百姓二十五岁成丁，五十五为老。”[32]由此观之，唐代的成丁年龄大凡三变，高祖时以21岁为成丁，玄宗时改23，代宗时又增至25.这是法律上的一般规定，实际丁年有所不同。唐前期推行均田制，丁岁受田亦即法律认定2l岁具有独立从事农桑、承担国家赋税的能力，但唐律令同时又规定：“诸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33]又《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略云：“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表明唐律令实际视男子18岁为成丁之年，所以18岁中男与丁男同样受田，18岁以下被逼成婚可不承担责任。我国现行民法也以18周岁作为自然人取得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34]由此可见基于经验而确立的唐代实际丁年之制所具有的科学性。

二

我们在依次阐释了唐代民事主体的分类及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后，还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权利客体略作说明。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客体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唐代民事权利客体，可以粗分为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传统中国的法律中没有现代民法上“物”的概念，也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差别，但都称有其意。传统中国法和习惯通常称动产为物、财或财物，不动产为产、业或产业。动产属于私人时，称为私财或私物；属于国家时，称为官财或官物。综称动产与不动产时，通用财产，有时也用“物”之字样。唐律上的动产种类繁多，包括钱财、杂物、衣饰、畜产和奴婢之类（奴婢特殊，容后再议）。唐律上的不动产有土地及其附着物。土地依其主体不同，别有王田、官田、寺田、庙田、祭田、私田等；又因其用途、种类不同，而有各种名称，如园地、基地、墓地、山场、盐滩、牧地、陂塘、猎场等。土地上的附着物有两种情况，一是附着于土地而为从物，如草木果实、工作物及矿物等；—是独立为不动产物权的标的物，如房屋（宅）、邸店、碾硙等。[35]

唐律对物一般都加以保护，但山野无主之物需经人工处理才视为财产。一旦视为财产，即受法律保护。唐律规定：“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约、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谓各准积聚之处时价，计赃，依盗法科罪。”[36]

唐代对物的占有和流通有特别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犯禁之物”条疏议曰：“甲弩、矛矟、旌旗、幡帜及禁书、宝印之类，私家不应有者。”这些物品禁止私人拥有。同时，唐前期一般禁止买卖永业田与口分田，除非特殊情况，[37]这部分土地一般不能成为债权的标的物。唐后期均田制瓦解，土地移转事实上不受限制，土地的租佃、买卖成为普遍现象。

奴婢是唐代特殊的民事权利客体，任由主人支配，其法律根据即是唐律视他们为畜产之类的物。依律，主人对其奴婢可以占有、使用、买卖、抵押、赠送、放良等。唐律严禁买卖奴婢以外的其他人特别是良民或以他们质债，[38]但实际是禁而不止，酿成民间的一种非法习惯。

与物和奴婢不同，行为是民事权利的普通客体。作为权利客体的行为是指权利人行使权利和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活动。行为主要是债权关系的客体，有“给”、“做”、“提供”三种形式，涉及的契约类型分别有买卖、承揽、运送和保管等。这些类型的债契广泛存在于有唐一代，张传玺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册一书中收有多件此类契约文书，阅者可以参见。[39]

三

民事法源是民事法律渊源的简称，也即人们所谓的民事法律表现形式，是指导、规范民事活动，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律依据。现代民事法律渊源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40]或两者的混合三种模式，一般都比较明确。传统中国由于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在法律体系和结构上又不同于西方，所以没有现代意义上统—的民事法律渊源，唐代亦不例外，但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民事法源并形成一定的结构。

整体看，唐代民事法源应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相混合的模式。在成文法方面有完整的律、令、格、式和相类似的制、诏、敕等各种命令，这些命令统称为敕令。唐代“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41]凡治国必遵循令、格、式所确定的制度和规范，违者，一断以律。[42]唐“律”在不同时期有所增损，但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唐律疏议》十二篇，其中与民事行为联系较为紧密的有《名例》、《户婚》、《厩库》、《斗讼》、《杂律》、《断狱》诸篇。唐令是成文法中正面规定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形式，内容广泛、数量庞大。从仁井田升整理的《唐令拾遗》内容看，涉及民事法律较多的有《户令》、《封爵令》、《衣服令》、《仪制令》、《田令》、《赋役令》、《关市令》、《丧葬令》、《杂令》等。格、式由于散失，难以判别其与民事法律的相关内容，只能从《宋刑统》所引的唐代法令中窥见格、式也有关于民事的规定。[43]律、令、格、式均制定并完备于唐前期，[44]随着社会变化，特别是到唐后期，很多规定渐成具文，被源于皇权的敕令取而代之。这些敕令经整理汇编后称为“格后敕”，成为民事领域重要的成文法渊源。

成文法是唐代民事法律的重要法源，但不是全部，民事实践中长期并存着多种同样重要的法源。这些法源与成文法相对应并起着补充作用，可统称为不成文法。依目前的梳理，唐代民事法源中的不成文法主要有习惯、礼和法理。“习惯”包括—般的惯例、习俗（乡法）和样文。惯例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民事规范，国家成文法对之并不加以限制。唐令规定某些民事行为“任依私契，官不为理。”[45]在唐代多种契约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当时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也主要依据民间惯例，表明惯例在唐代民事债权领域中有广泛的适用。[46]习俗是一种乡村风俗，唐律又称“乡法”。《唐律疏议·杂律》“非时烧田野”条疏议曰：“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二十三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议曰：谓北地旱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须收获终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此处“乡法”非特指民事，但它是国家司法的依据，对民事行为和民事纠纷的处理自然有指导作用。《唐律疏议》中明确提及乡法的尚有若干处。[47]还有一种与惯例和乡法相联系的“样文”在唐代出现。样文实质是对惯例和乡法的总结、提炼，是民事关系复杂后惯例和乡法的格式化，对民间多种民事行为具有直接、高效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有分家、放良、放妻、遗嘱多件样文格式。[48]实际唐代其他种类的契约文书格式化同样显著，譬如成立契约的“和同”要件、担保条款、附署人名、画指为信等如出一辙。[49]

“礼”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在民事领域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以致有论者提出礼即是传统中国的民法。[50]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最初内容无所不包，但其内在精神是依据血缘和等级，区分人们的上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并以此决定各自权利义务的差别。[51]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到唐朝，礼在法律及其民事法方面的突出表现，首先是礼的法律化。唐代立法贯彻“礼法合一”的原则，把礼的规范法律化，赋予礼的“尊尊”、“亲亲”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52]所谓“失礼之禁，著在刑书。”[53]唐代有关身份、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较稳定的民事法律原则都是这种“礼法合一”的产物。从法律渊源角度说，这部分内容正是成文法的范畴，这里提出来，是想指出它们在渊源和性质上不脱礼的樊笼。

礼在唐代民事法源上的不成文法形式主要有礼教和礼俗。礼教是对礼之精神的抽象、阐释和改造，属于道德范畴，是传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大众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它的“纲常名教”深入人心，在影响国家民事立法、司法的同时，还十分有力地指导、规范、调整民间的民事行为和民事关系。《唐律疏议·职制》“匿父母及夫丧”条疏议：“问曰：”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况乎身服期功，心忘宁戚，或遣人作乐，或自奏管弦，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这条涉及到特殊时期（丧期）家庭身份伦理的规范，在“律条无文”的情况下，援礼为据，杖八十，典型反映了不成文法的礼教对成文法渊源的补充。这种情形在唐“律”的“疏”和“议”中相当常见。礼教作为习惯法渊源的一种形式是官方对礼教经典的整理汇编，如《十三经注疏》、《大唐开元礼》等。这些经典借助官方的作用，强化了人们的礼教观，成为重要的民事法源，在婚姻、家庭和民事诉讼中有直接影响。礼在发展过程中还有—部分逐渐与法律分离，演变成习俗性的礼俗，如民间婚姻礼俗千姿百态，其与“六礼”相悖者，皆不受制裁。礼俗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民间民事生活中事实上的法源。[54]

唐代民事法源还有很重要的—项是“法理”。法理是在没有直接现成的成文法（律、令、格、式正条与敕令）和习惯、礼教、礼俗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或当事人依据相近的法律、判例、事理或礼，就某项民事行为或争议所做出的合乎法律精神和原理的推理、解释。此推理、解释填补了法律依据上的空白，构成新的法源。唐律虽无“法理”之名词，但有名异实同的“比附”和“事理”之规定。比附是一种类推性的法律解释，通常有两种，一是以律相比，一是以例相比。以律相比，《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55]所谓出罪，就是要减轻或免除处罚时，可以举重罪比照轻罪，以明确对轻罪的处理。《疏议》举例说，夜间无故闯入人家者，主人顿时杀之，律不为罪。如果主人有折伤行为，对此类行为律虽无规定，但比杀死为轻，自然也就不负责任。所谓入罪，就是决定处罚和加重处罚时，可以举轻罪比照重罪，明确对重罪的处理。如《疏议》规定，凡预谋杀死期亲尊长者，皆斩。如果已杀伤，比预谋重，因此，杀伤虽无正条，但比照预谋，应处死刑。这种轻、重相举的比附实质是一种司法推理的过程。以例相比，就是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参照成例如《法例》，解释例如《唐律疏议》中的“疏”、“议”、“注”等，[56]通过比照解释，构成新的法律依据。

关于典型的法理解释，唐律有一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57]律文中的“不应得为”、“理”、“事理”，在唐代都是与“礼”相通的—种法理，[58]推究起来就是法理解释。如《唐律疏议·户婚》“有妻更娶”条：“问曰：有妇而更娶妻，后娶者虽合离异，未离之间，其夫内外亲戚相犯，得同妻法以否？答曰：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回答表明唐律虽无一夫一妻的明文规定，但这是不刊之制，因此，有妇之夫娶的第二妇人不能视为妻子，离异前其夫内外亲戚相犯，不依“亲戚相犯”条而依“凡人”相犯条处理。理由是依据不刊之制的“理法”，第二妇人不具有妻子的身份，相犯者自然也就不能享有因夫妻身份而产生的权利。这是通过身份的认定，经由民事主体而决定刑事责任的法理解释。在传统中国的司法文书和契约文书中时见有“理”、“情理”、“天理”之类的词语，[59]表明现代所谓的“法理（解释）”自是中国民事法上固有的法源。

从法源构造的角度来概括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民事法律渊源已形成一定的结构。律、令、格、式是“天下通规”，[60]所以，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61]与律、令、格、式相类似的敕令以及经整理汇编而成的“格后敕”形式上是补“正文”之不足的特别法，实际效力却与“天下通规”无异，唐后期更是优于律、令、格、式。[62]藉此，笔者以为，由律、令、格、式和敕令构成的成文法应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相对言，由习惯、礼、法理构成的不成文法则是基本法源的补充。这“补充”有三层含义：一是在法律效力的位阶上，基本法源优于补充性法源；二是在基本法源与补充性法源冲突的情况下，补充性法源让位于基本法源；三是在基本法源空缺的前提下，补充性法源成为替补。唐代民事法源的构造大致不脱此框架，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是由于官方对民事总体上持相对消极放任的态度，造成制定法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尤其是民事中的物权、债权领域缺乏系统的明晰规定，形成很多法律缺漏和空白；再是唐代民事成文法上的原则性规定不能涵盖新出现的、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些因素必然给不成文法的调整留下相当宽裕的空间。这样，不仅成文法为不成文法所弥补成为必然，而且不成文法在数量和适用空间上也有可能超出成文法。需要指出另一点是，在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内部也有一定的结构。简单说，成文法方面，唐前期凡涉及民事且法律又有规定的，官方、民间都依“令、格、式”处理，若有纠纷一断以“律”。唐后期“敕令”和“格后敕”，在物权、债权、继承等领域优先适用；身份、婚姻、家庭领域，律、令、格、式则继续有效。不成文法方面，有关物权尤其是债权的一般民事行为适用“习惯”的空间很大；涉及身份、婚姻、家庭的民事方面“礼”有优势；民事行为转为民事诉讼后，法无明文规定者，“法理”显得特别重要，习惯和礼能否替代或破法理还是问题。当然，法理本身与习惯和礼能够沟通，它们本质上都不脱一个“礼（理）”字。这是唐代民事法律渊源构造的精神纽带，也即在“礼法合一”的前提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皆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注释：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值得提出的有北京大学李志敏教授的《中国古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复旦大学叶孝信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烟台大学孔庆明教授等编著的《中国民法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台北：台湾汉林出版社1982年版。

[3]《唐律疏议·名例》“谋反”条疏议。

[4]《诗经·小雅·北山》。

[5]参见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416页有关唐代皇帝制度的详细说明；［美］费正清著：《费正清集》（陶文钊选编，林海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3-26页有关文化主义的天下秩序观的论述。

[6]参见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及以下。

[7]详见［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粟劲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及以下之“官品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

[8]详见《唐律疏议·名例》“议章”、“请章”、“减章”、“赎章”、“官当”、“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及《唐令拾遗》之“衣服令”、“卤薄令”、“假宁令”、“丧葬令”等。

[9]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39页及以下之“田令”。

[10]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206页；《唐律疏议·诈伪》“诈假官假与人官”条疏议。

[11]官奴婢是因罪没官的家人及其后代。官户（番户）隶属于中央朝廷的司农寺。工乐户隶属于中央朝廷的少府和太常寺。杂户隶属于州县。太常音声人原属太常寺，唐初改隶州县。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地位稍高，接近良人，其余接近奴婢。

[12]私奴婢来自奴婢的后代或市场买得。部曲在南北朝时原是私人武装，唐时转为家仆。《唐律疏议·名例》疏曰：“部曲，谓私家所有”。同时，《唐律疏议·贼盗》疏又云：“部曲不同资财”，说明部曲比奴婢地位略高，是一种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贱民。部曲妻、客女和随身都是私主的家仆。

[13]《唐律疏议·名例》“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条：“奴婢，律比畜产。”

[14]《唐律疏议·贼盗》“缘坐非同居”条疏议。

[15]《唐律疏议·斗讼》“主殴部曲死”条疏议：“部曲、奴婢，是为家仆”。

[16]《唐律疏汉·户婚》“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

[17]《唐会要》卷八六《奴婢》：“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十月敕：当司应管诸司，所有官户、奴婢等，据《要典》及令文，有‘免贱从良’条。近年虽赦敕，诸司皆不为论，致有终身不沾恩泽。今请诸司诸使，各勘官户奴婢，有废疾及年近七十者，请准各令处分。”

[18]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170页。

[19]《唐律疏议·户婚》：“放部曲为良还压”条疏议。

[20]转引自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北京：北京大学山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1]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170页。

[22]详见《唐律疏议·户婚》“奴娶良人为妻”条疏，“杂户客户与良人为婚”条疏。

[23]《文献通考·职役考二·复除》：“唐制：……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

[24]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795页。

[25]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68页。

[26]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第213、220-221、318页。

[27]参见［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2页；高树异：“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载《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

[28]《唐律疏议·户婚》“同居卑幼私辄用财”条。

[29]《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

[30]《旧唐书·食货记》。

[31]《通典·食货·丁中》。

[32]《通典·食货·丁中》。

[33]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42页。

[3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条之规定。

[35]以上参考前注揭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第216页及以下。

[36]《唐律疏议·贼盗》“山野之物已加功力辄取”条。

[37]“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60页）

[38]见《唐律疏议·杂律》“以良人为奴婢质债”条。

[39]详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唐代契约”部分。

[40]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不能简单以有无文字表现为区别。学理上视成文法为由国家机关制定和公布并以法律条文形式出现的法，又称制定法。不成文法是指国家机关认可其具有法律效力而不具有条文形式的法律，可以有文字表现如判例法，也可以无文字表现如习惯。因不成文法渊源于习惯，所以又称习惯法。

[41]《唐六典》卷六。

[42]《新唐书·刑法志》。

[43]详见《宋刑统·户婚》引唐敕令等。

[44]详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6页。

[45]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789页。

[46]详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有关唐代契约的部分。

[47]参见《唐律疏议》卷十三、卷十九。

[48]参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第454～506页。

[49]参见前注揭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第260-263页。

[50]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2-54页。

[51]《管子·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别、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52]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及以下；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

[53]参见《全唐文·薄葬诏》。

[54]详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代礼制风俗漫淡》（一集、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1986年版。

[55]《唐律疏议·名例》“断罪无正条”条。

[56]依新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前期曾将判例整理汇编成《法例》，供司法实践参照。又，潘维和先生认为，《唐律疏议》之“疏”、“议”、“注”即是一种解释例。（见前注揭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第16页）

[57]《庸律疏议·杂律》“不应得为”条。

[58]《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

[59]详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60]《旧唐书·刑法志》。

第5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需要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司法机制的保障。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的重要机制,是公民不论贫富都能平等地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律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法律援助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

    (一)法律援助及其特征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我国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从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情况看,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国家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机构中配有执业律师来完成法律援助案件。第二种模式,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按照律师协会的要求,每年完成规定的法律援助任务。第三种模式,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例如,上海妇联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第四种模式,各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学生们向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构建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主要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二)适当扩大应当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

    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能够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虽然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

    可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这种监管方式给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提出了一个量的要求,但尚难于在质的方面进行监督。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两相结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作为整个庭审的主持者,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者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四)构建满足西部及贫困地区律师需要的律师制度

    按照西部及贫困地区的律师职业现状,由于合格专业律师的匮乏及地方财政的窘迫,实施法律援助有相当的困难。而按目前的律师准入制度的发展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合格专业律师的缺口将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有效地为西部及贫困地区提供律师新生力量,随着律师“孔雀东南飞”现象的加剧,不发达地区最基本的法律服务的需要将都很难满足。我们在此方面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不能再限于司法考试降低分数要求,而是要根据西部及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来完善现在的律师准入制度。比如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对既会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工作者以考核的形式颁发民族地区律师资格证的办法,增加满足少数民族法律需要的律师数量。同时,可以鼓励各社会团体参与到法律援助当中来。在我国西部,一方面在降低法律援助人才准入标准的同时,可以增加法律援助的参与群体。

    三、结语

    我国特别是贵州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由于起步晚、制度不健全,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了很多对当事人造成权益损害的漏洞。正值《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暨贵州法律援助十周年之际,笔者从外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入手,通过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反思进而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所谓挑剔以期进行完善。通过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法律援助的质量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进一步构思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些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版

第6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衡量标准 审查方法

随着法律援助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相继颁布，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查申请者经济条件时，有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现实生活中申请者的多样性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下面将浅谈的是在立法既定的前提下，如何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能动性，采取何种措施以统一衡量尺度、克服审查难度，提高法律援助审批决定的规律性和正确性，指导实践操作的问题。

一、现行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很难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为此，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自行设定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司法部表示，希望各地在制定地方标准时，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国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尽量放宽标准、降低门槛，使更多人在法律援助制度下受益。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为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有的地区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比如：（1）享受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2）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夫妻双方下岗或失业均未再就业尚需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的、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或其他特殊情况，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3）外来务工人员；（4）农村人员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标准的；（5）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6）见义勇为的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7）现役军人（仅限士兵）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8）在押服刑人员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9）孤寡老人、孤儿和农村“五保户”。

二、目前通行的审查方式

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核申请人的经济条件时，主要是通过向申请人发放《经济困难状况证明》，要求如实填写，并由有关部门签章证明其反映的内容属实。法律援助机构通常只通过这种格式证明对申请人的经济条件进行审查，对申请人提供的格式证明以外的其他证明一般不做实体评价，这实际是一种形式审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便、直观、便于判断、审查效率高。

三、在实践中，审查经济条件的主要难点

（一）衡量标准的多元化

经济困难标准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那么审查人员究竟是以申请人月收入与最低生活标准比较，以申请人家庭月均收入与之比较，还是综合评价申请人收入支出差额后再与其比较？很难回答哪种评价标准是科学无误的。经济困难标准是能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分水岭，即使相关标准有了具体法律规定，然而现实中要正确判别这条“分割线”并不简单。

（二）受查个体的多样化

一方面，申请人经济困难可以分无收入、正在接受“低保”救济、收入低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收支差额低于该标准等多种情况，“低保”对象的审查相对容易，无职业者是否参与其他非正规就业、及其具体收支情况等事项审查难度显然较高。另一方面，申请人可能是本地居民，也可能来自外地，向户籍在本辖区外的申请人原籍地或居住地的有关部门获取其经济状况的信息，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长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三）免审情形的丰富化

根据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申请者经济状况可以免审的情形不断丰富。其中有硬性规定的，如：《规定》第七条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而主张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规定免于审查其经济状况。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精神，2006年起对部分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免除经济条件审查环节。又有一些弹性标准，如本地部分法律援助机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的申请者免审经济条件，就属于这类情况。免审情形的丰富，尤其是弹性标准的增加，对审查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提高审查准确率和效率的措施

（一）统一标准，综合评估

这里的“标准”非指省市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实力的具体指标。那么，公民个体的哪项具体指标同规定的标准作比较，才能确切反映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呢？不同省、市、地区对该指标的选用也有差异。我国立法虽没有规定，但是法律援助实践表明，选择上述任何一项指标可能都有局限，唯有将申请人所有的总资产、收入和支出的整体、资产流动能力、固定资产变现的可能等条件作出整体评估，这样的审查结果才可能最接近客观事实。简言之，就是将收入和财产总和扣除基本生活开支后的结果作为基础评判指标，其他特殊收入（如接受赡养抚养）、支出（如医疗费支出）等作为补充衡量指标。关键是这种综合评价的标准在各法律援助机构中能够得以一致地施行。

（二）注重方法，加强协作

首先，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加强审查工作的思想重视程度，树立审查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其次，在审查方式上采用书面审查为主，以向申请人、家庭成员、居（村）委、工作单位等对象询问了解为辅，如果上述形式审查后仍不能确切掌握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人员应当实地调查、开展实体审查。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资源有限，应对日益增多和愈加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也许会力不从心，因此依托法律援助多级网络，向基层政府部门、基层群众性组织借力，将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寻求协作：（1）对街道（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居（村）委会法律援助工作点的人员，加强经济条件审查方面的业务培训；（2）对负责开具证明的街道（镇）政府的民政部门、社保部门的有关人员，使其熟知法律援助程序及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法定义务；（3）申请人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时，工作站、工作点的人员给予具体指导；（4）遇到出证单位难以查实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各部门协商具体审查方式；（5）需要进一步实体审查的，有关单位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申请人工资单、税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信息，提供其他可能的协助。

（三）秉持宗旨，依法把关

第7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关键词 法学 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加快了民主法治的建设，对法学人才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各个高等院校都对法学教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总结，深入研究实践教学。然而，我国的法学教学模式依然存在许多弊端和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进行革新和完善。

1 我国现行法学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1.1 培养目标不正确

目前，我国法学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等教育的规模与日俱增，甚至出现了市场饱和的状态，投入过剩。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要想从事法律职业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同时由于社会各个阶层对法律人才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法学本科毕业生只会机械地背诵法律知识，而不能处理复杂法律案件中的法律关系乃至解决法律问题，他们早已不是法学高级专门人才，法学培养目标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缺乏时代性。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制度成为衡量法学学生的标尺，很多高校过分重视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忽视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以后实践能力差。

1.2 教学内容偏重规范知识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都是以传授规范知识为核心，教学内容侧重法律理论，教师授课也局限于对法条含义的解释。法学教材通常比较固定，而法律法规却是不停地制定修改更新，教学内容经常滞后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也不能及时地反映最新的法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轻实务、重理论，导致学生缺乏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学校没有重视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司法考试上面，而其他知识的学习比较少，难以培养具有人文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由于我国法学教育以事实知识为主导地位，很少关注法律价值教育和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导致学生缺乏法律职业者的人格修养。

1.3 教学形式拘泥于课堂灌输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学主要是讲授式的班级教学方式，研究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还比较少。课堂教授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虽然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法律理论知识，但严重制约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单一的教学方法造成学习资源、学习方式等方面的片面化，不仅导致学生在法学学习过程中的枯燥无味，而且无法适应个性化的学习和多样化的培养目标的实现。而且现代的法学教学模式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和交流，学生很难与教师之间产生共鸣，教师也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

2 法学教学方法的革新

2.1 模拟法庭

模拟法庭是现代高校普遍采用的法学教学方法，而且也是比较流行的实践教学方法。学校可以在第四或者第五学期开设模拟法庭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修够学分。学生要将自己所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充分运用到模拟法庭中，了解法庭庭审的程序和基本要求，熟悉庭审规则，及时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互相讨论和学习。通过自身的实际演练，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应变能力以及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模拟法庭实验室的投入和建设，为法学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营造法庭氛围，进行真实演练，让学生切身体验到庭审过程。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根据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三大类型来选择案件，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的诉讼程序。

学生在模拟法庭准备阶段，应该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角色，合理分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认真设计案件过程，法庭辩论等环节，在正式的模拟庭审时中，指导老师不能打断学生的模拟程序，让学生独立完成演练，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模拟法庭庭审结束之后，在场旁听的学生可以对学生团队的表现进行评价，最后由指导老师对各个团队以及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打分和总结。参加模拟的学生也应该根据老师的点评和自己的感受进行总结，理论分析，写出心得体会，巩固所学知识。模拟法庭的考核就应该是学生代表和评判教师的综合评定，对模拟案是否专业性、模拟者是否思路清晰、组织工作是否恰当、模拟者的衣着、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定。

2.2 假期实习

假期实习是学生深入法律部门，接触现实法律问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法律实践，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重要环节。通过实习，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机构，了解和熟悉基本的法律案件流程，了解司法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深化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掌握，加深法学理论的学习。由于我国大多数高校安排的实习都是毕业实习，不仅造成学生毕业时的就业压力大，无心参加实习，有的甚至不参加实习，忙于找工作；也与实习单位的工作安排发生冲突，实习单位在短时间内不能接受大量的学生参加实习，严重打击了实习单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学校也无法提供充足的实习岗位，很多实习单位没有发挥监管和培养责任，影响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联合校外各单位共同建立教学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去学习和锻炼。同时，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集中实习的做法，按照不同的阶段和计划提供实习岗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实习时间，分阶段实习。实践教学不能间断，连续安排在每年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最后，还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测评体系，对分散实习加强管理，定期考核学生的实习态度、实习表现、实习日志等方面，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完美地结合起来。

2.3 法庭旁听

法庭旁听也是开放式的实践教学方式之一，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庭审程序，旁听结束后，学生与法官、指导教师以及同学之间进行交流，写出个人心得体会，并提交法庭旁听报告。法庭旁听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全面的法律训练，学生在旁听过程中，可以领略到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法官、公诉人等各个角色的表现，加深对庭审程序的了解，增强学生对司法审判的感性认识，提高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学校可以在当地的法院建立实践基地，加强与实践基地的沟通和联系，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和课程需要，与法院保持密切联系，选择适当的案件，组织学生参加旁听。学校要及时公告案件开庭审理的信息，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旁听案件，避免枯燥乏味。当然，法庭旁听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指导教师应该将旁听规则提前告知每一名学生，遵守庭审纪律，认真旁听，分析案件争议的焦点以及法庭审判程序上的优缺点，撰写旁听报告，并将旁听纳入到期末考试的考核范围之内。

2.4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及时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得比较晚，法律援助工作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支撑，应该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到法律援助的事业中去，为经济困难的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不仅有助于法科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而且有助于他们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培养职业道德。高等学校设置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招聘志愿者，深入社区，定期进行法制宣传，服务社区居民，锻炼志愿者的社会实践能力。同时，法律援助可以与“三下乡”活动相结合，在乡下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了解农业、农村、农民。此外，校园开设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适当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案件，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诉讼能力，还可以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学校可以在校内建立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实现无偿公益服务，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列入教学计划，学校也要提供经费支持，保障法律援助基地正常运转，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参加法律援助的学生应该认真负责，积极主动，按时完成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的任务，热情对待当事人，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并对学生的法律援助活动进行考核。

2.5 法律诊所

法律诊所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学方法。法律诊所的理念就是把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教学相结合，以真实的案件和真实的当事人为基础，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限制，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还处于萌芽状态，高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师资投入也十分不够。笔者认为，法律诊所教育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它应该包括角色模拟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学校首先应该建立校内真实诊所，接待真实的当事人，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对具体案件进行处理，教师承担最终的责任。其次，学校可以建立校外真实诊所，依托一定的法律机构，学生在法律机构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法律服务，解决法律问题。法律诊所课程可以安排在第五或者第六学期，学生可以将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法律案件中去，深化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培养自己的法律操作能力。

3 结语

法学专业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我国的法学教育通常侧重于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对学生法律实务方面的培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我们应该注重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满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革新法学教学方法，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我国法学教学的发展方向，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韩颖.大学本科法学教学方法剖析[J].中国冶金教育，2013年增刊.

[2] 徐晓玉.法学教学方法初探[J].三江学院学报，2010.6（3）.

第8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对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存在问题的一种反应。它借鉴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技能。2000年9月，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启发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复旦大学在法学院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至2002年，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所高校法学院/系设立该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旨在开展国内外诊所法律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进诊所法律教育事业在中国的普及、推广、繁荣和发展。截止到2009年9月，全国640多所法学院系中有112所成为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迄今为止，开设“法律诊所”的学校众多，几乎覆盖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和内容。在不同院校中形成了各具特色、有所侧重的专门性法律诊所。例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公益法诊所、弱者权利保护诊所、妇女权益保护诊所、公民权利保护诊所、刑事法律诊所、环境法诊所、民事诊所、诉讼诊所、立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以及综合性法律诊所等等。现已出版了《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论坛论文集》等专著、译著和论文集，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诊所法律教育是高校法学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创新，克服了传统法学教育弊端。诊所法律教育以真实的案件作为背景材料，突出了实践性特点，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在行动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是一种启发式、探索式的教育。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学习兴趣浓厚。

二、诊所法律教育推广和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各高校实施法律诊所教育普遍面临着经费、案源、师资三大问题。

（一）经费

1.各高校普遍经费缺乏。诊所法律教育成本高。在美国，政府、法学院以及协会、基金会等对诊所一起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各州政府的法律援助基金、ABA（美国律师协会）、福特基金会以及大学自身都为诊所教学所需提供先进和充分的设备与条件，使学生在活动中不因为经费等方面的限制而影响案件进程和质量。我国法律诊所教育首先是福特基金会资助国内11所著名法律院校举办的，现在仍然受其资助，并资助其教师赴美培训、交流。许多高校没有任何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资助，举办了法律诊所课程。其课程的质量和开课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可能难以保障。

2.我院经费的解决办法。我院诊所课程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学院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免费的打印复印，固定电话费。当事人本人负担交通费、食宿费、取证费用等费用。法律援助站只提供法律知识和技术支持，不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过程中的费用。一般由当事人承担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解决办案经费问题，大部分当事人有能力也愿意承担，亦不违反法律。在没有政府和社会的资助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样基本解决了办案费用的问题。

（二）案源

1.各高校普遍案源紧张。美国法律非常复杂，人权观念强烈，，律师费用高昂。很多老百姓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无法得到律师的专业法律服务和帮助，从而无法得到司法上的支持，无法将自身合法权益予以实现。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提供了充足而鲜活的案源。在美国，法律诊所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使得诊所法律教育在全美十分普及。

2.我院解决案源的办法。我院案源主要是通过发宣传单解决。从2007年至今，以发放宣传单2万5千张。通过宣传单，获得了三十多个诉讼案件和几百个咨询案件。初步解决了案源问题。我们的案源基本上能满足学生学生咨询和诉讼要求，我们从不选择案件，什么案子都办，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宣传单是成本低，见效快的一种较好的获取案源的方法。我们曾经与江西省法律援助处联系，该处希望我们派出学生与律师共同值班、咨询、接案，由于教学管理部门担心影响教学秩序而未能实行。我们与江西某著名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组合作一年多，每个周六的上午进入南昌市的一个社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花费人力、时间多而效果不好，因为咨询的人少，仅仅获得一个诉讼案件。

（三）师资

在美国，与普通法传统相适应，大学法学教育从最初的学院制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式法律教育，其内容和方法都是以通向职业教育为目标。因而，美国大学教师多数同时也是律师，有些还曾是法官。这样，开展诊所教育，法学院本身就具有无需培训的现成的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在我国，高校的法律院系绝大部分教师不从事律师工作，从事律师工作的教师不少人是时断时续。因此，师资紧张。另一个方面是教师从事法律诊所教学，工作量较大且繁琐，他们的工作难以像课题教学那样给予公平的计算，教师付出的劳动得不到认可，这也严重地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使一些教师不愿意从事法律诊所教学。这个问题在我们学院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指导学生律师事务教师必须是经验丰富的律师。为了保证诊所案件援助的安全性，美国法学院一般都要为诊所教师购买专门保险。在中国，很少。所以，指导教师实际上还有承担自己指导的学生办理错案的风险。

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内各高校课程设置基本情况及分析

1.国内各高校课程设置基本情况。

（1）课程性质。一般为法学专业大学本科三年级、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学期各开设一次，学生只需参加一次课程。（2）课时安排与学分。各学校差别很大。有每周2学时、3学时、4学时，以3学时居多；每学期32学时至68学时都有，以54学时居多。学分从2学分至4学分都有，以3学分居多。（3）教学内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诊所差别较大。但都有主要的共同的内容：会见当事人、法律咨询、调查取证、庭审技巧、模拟法庭等。（4）教学方式。通常分为课堂内教学和课题外实践两部分。课堂内教学以讲授、提问、讨论、模拟训练为主，课题外实践是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处理真实的案件。时间分配上两者大约各占一半。如果案源不好，实际以课堂内教学为主；如果案源较多，课题外实践费时更多，这样效果也更好。（5）班级规模和师生比。一般以20至30名学生为一个班；一个教师指导4至10名学生。

2.分析。

（1）课时安排不合理。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一个学期的学习很难使学生完成一个完整的诉讼案件，而诉讼是诊所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2）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许多院校以课堂教学为主，与法律诊所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在行动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相悖。这可能是缺乏师资和案源、经费的结果。教学内容上，数量较多的模拟训练其内容、方法和效果令人怀疑，需进一步提高改进。（3）学分少。根据各校的教学安排，学生参加课堂内学习，按学时计算，即可获得2至4个学分。实际上，如果有案可办，学生在课堂以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所学到的东西，远远多于课堂内的学习。

（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分析（仅限于我院教学和法律援助工作）

1.课堂内教学效果总体上看，是不好的。讨论课要好些，讲授课效果较差。主要原因是教师缺乏律师事务教学经验，需不断学习、总结、提高。从我们收集的资料看，学生称赞课堂教学效果很少见，学生感兴趣的是真实案件的处理。这也说明我国诊所教育尚处于较低水平。

2.模拟法庭。组织一次模拟法庭要二十天左右。它涉及案件的选择、角色的分配、学生熟悉庭审程序、认真阅读和分析案件材料，收集分析相关法律法规，准备相关法律文书。每次模拟法庭使用的案件都是法律援助站已经而尚未开庭审理的案件，有时，也请当事人到场，作为原告，参加案件审理。庭审结束后，指导教师当场点评。一般每学期举办两三次，每次旁听的学生有200人左右，还有不少非法学专业学生。模拟法庭效果不佳。虽然学生作了很多准备，材料都写了一大堆，但毕竟是模拟，学生内心缺乏对案件本身的激情、紧张，更多的是面对旁听者的紧张和不安，所以更像蹩脚的演员在演戏。经常是这样的，学生在法庭上的表现比他们在模拟法庭上的表现好得多；凡是出过庭的学生，对模拟法庭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出过庭的学生还是喜欢模拟法庭。

3.会见当事人与法律咨询。首先是指导教师与学生一起会见当事人，以教师为主，教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学生观摩并作咨询登记笔录，学生可以提问。会见完毕后，师生交流、讨论。而后，学生可以单独或者以学生为主，会见当事人，并提供法律意见。但该法律意见必须事先经教师审查，或事后立即与教师联系，如有错误及时改正，告知当事人，以免误导当事人。总体来看，由于法律咨询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学生知识经验缺乏，事先不可能有准备，因此，学生是难以独立进行法律咨询的。但法律咨询对学生来说仍然是非常好的锻炼。

4.调查取证。取证的过程往往是辛苦的，有时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能得到满意的证据。到工商局、房产局、劳动局、消协等单位调取证据比较容易，一般法律援助站出具介绍信即可。但各地各有不同的要求，学生碰过不少壁。向个人、企事业单位取证较难，需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学生往往不能确切地指导需要哪些证据、什么样的证据，也不能很好地判断各种证据的形式和效力，需教师启发。有时取证非常辛苦且成效不大，教师须及时鼓励、指导。当学生通过取证最后胜诉，他们会真正感到证据的重要性，也会有成就感。5.诉讼。这是诊所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最能锻炼学生了能力。一般是一男一女两名学生为一组共同一个案件。两人共同办案，调查取证法律规定需两人，他们在庭审更需互相配合。学生诉讼案件的过程长，程序多。每一个诉讼案件都是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学生要经历会见当事人、咨询、调查取证、制作各种法律文书、、做好庭审方案、做好出庭前准备、然后才是出庭。最后是判决后给当事人提供咨询。主要的、大量的工作在庭审前要完成。庭审前的工作没有做好，庭审将会很被动，当事人会不满甚至投诉、索赔。幸好，我们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凡是过诉讼的学生，对学院和指导教师，即使毕业离校了，也是满怀感谢之情。

四、结论与建议

1.诊所法律教育以其实践性强的优点而充满活力，弥补了法学学历教育缺陷，是我国法学院（系）法律实践教育改革的一个模式、方向。

2.诊所法律教育成本高，在没有来自政府和社会资金的资助下，只有本校充分重视才能持久开设课程。

3.目前国内诊所法律教育水平比较低，需同行教师多交流、互相学习、总结和提高，并借鉴美国经验。

4.应当给予诊所教师工作合理的评价和报酬，并加强教师的培养，没有好的教师，不可能有好的诊所教育，甚至诊所本身也难以存在。5.发放宣传单是一种成本低、效果较好的获取案源的方式。

6.一般由当事人承担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解决办案经费问题，大部分当事人有能力也愿意承担，亦不违反法律。7.课堂教学应当少而精，课堂教学有待提高。

8.教学周期应当为一个学年，而非一个学期，以便于学生完整地一个诉讼案件。第一个学期可以以课堂教学为主，第二个学期主要以课堂外实践为主，这样，对其他科目教学影响很少。

第9篇：法律援助论文范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技术的大量引入，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兄弟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进行工作。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工作人员的重要构成之一，其主要从事基础建设等相关行业，这是农村人员增加非农业收入的主要手段，对城市建设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农民工相关法律知识的淡薄，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导致部分农民工辛苦工作一年却拿不到自己应得血汗钱，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何才能保障农民工兄弟拿到自己的应得工资，如何才能保证保农民工兄弟工作单位按时的发放工资，笔者从法律制度层面进行了研究。

一、我国农民工拖欠现状分析

所谓的欠薪是与劳动、工作相关联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用工单位拖欠劳动者应有的工资。工资是指不论名称和计算方式，雇主对受雇者，将其已经完成的和将要完成的劳动或者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服务，以货币的形式结算，并由法律或者协议进行确认，通过书面凭据和口头雇佣合同等支付的报酬和收入。工资包括了计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计件工资等。一旦工资被拖欠，就构成了“欠薪”行为，即劳动者已提供正常的劳动和服务的前提下，用工单位未按协议和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按时和足额的支付工资给劳动者的行为。

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各级相关部门为134.2万名劳动者追回了被拖欠工资和赔偿金额共24.9亿元，其中以农民工工资拖欠最严重，约占83%.我国政府近年来展开了清欠工资的专项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但是拖欠的形式依旧严峻，特别是每年年末时，相关的拖欠工资问题更是集中爆发。

二、农民工工资拖欠原因分析

（一）部分用工企业缺乏诚信、违规经营经济的爆炸性发展使得法律制度和相关的监督体系相对不完善，部分用工企业在经营上存在着违规操作，并且缺乏诚信理念和社会责任。大部分的农民工朋友在进行务工时，相关的用工单位未和其签订雇佣合同，甚至一定程度自行忽视合同的签订，这是农民工朋友被拖欠工资的最主要原因。

由于农民工朋友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行业，该行业的违法分包现象普通，建设工程在招标时是由有相关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是实际的利益和义务却是其他人承担，工程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现象较严重，这使得侵权的主体难以确认，很多案例无法有效维权。侵权补偿工作难以有效实施，部分用工单位缺乏有效的资本监管和工作预警制度，并且开发资金不足，在进行工程的承包后，进行“空手套白狼”，在工程结算时拖延不放，长期无法支付工程款。这使得农民工朋友即使有法院的判决书，也因为用工单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获得被拖欠的工资和相关的赔偿。

（二）政府部门的保护和干预的不力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规模，给相关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条件，并且对相关企业的一些违规现象视而不见，采取较为宽松的方式处理，未进行有力的行政处罚。这种纵容往往使得用工企业的拖欠行为更为严重，最后导致农民工朋友的劳资问题集中爆发，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相关的劳动监察机构往往受制于其他政府部门，在进行监察的力度和执行的工程中无法独立的实行，这使得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三）农民工朋友的相关法律知识淡薄农民工朋友相对的文化素质偏低，对法律了解不多，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当遇到这些拖欠现象时，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没有借助法律来追讨工资的意识。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必须订立劳动合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属于供大于求的状况，用工单位处于优势地位，为了达到自由使用劳动者和逃避相关责任等目的，用工单位总是不愿意进行劳动合同的订立。另一方面，处于劣势农民工朋友在面对岗位竞争的压力下，即使有签订合同的要求也不敢提出，只能委曲求全，答应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不合理条件。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合同订立率偏低。农民工务工的流动性较大，部分农民工为了寻求更高的工资，自身不愿意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以免被束缚，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四）追讨薪水的法律程序冗长出现欠薪的状况后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双方进行自我的协商，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就算出现了，也是农民工朋友做出极大牺牲才换到的；二是民间的调解组织介入，对双方进行调解，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如用工方不执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是通过劳动仲裁机构，仲裁结果可由法院执行；四是申请法院判决。可以看出四种方法除了第一种外，其余都需法院来最终判决，在进行法院判决之前的工作都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而农民工朋友务工的原因就是补贴家用，这些时间和成本对农民工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很多的用工企业就是利用这点进行拖延，而农民工朋友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以群体上访和其他激烈手段来实行，这进而演变成暴力事件。

三、完善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保护措施研究

农民工工资拖欠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每年年末政府都会举行各部门的联合专项治理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朋友的权益。

（一）完善相关欠薪追讨的受理机制司法途径来解决欠薪纠纷时往往存在着程序复杂、维权时间漫长、成本较高的缺陷，我国的相关仲裁、调解、援助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的保障农民工朋友的权益。所以需加强和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这包括调解、协商、仲裁等其他非诉讼且低成本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1.完善劳动仲裁制度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一旦产生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提出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进行协商解决。在欠薪情况出现后，农民工朋友可以依据自己当时情况进行自主的选择救济的方式方法，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当事人要先向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功，就可以要求仲裁，继续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申请仲裁，当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意味着必须先通过仲裁才可以上诉法院，法院不受理未经仲裁程序的欠薪上诉。由于仲裁不是最终的手段，所以相关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欠薪还是需要上诉进行解决。仲裁裁决期限为2个月，在诉讼期间，一审期限为6个月，二审为3个月，时间跨度近一年，而且要比民事诉讼多出三分之一的费用，这对农民工朋友而言是极大的负担。

（1）废除劳动仲裁前置原则。用工单位为了给农民工讨薪更多的障碍，必然会坚持走完全部的程序，尽可能的拖延时间，这使得仲裁前置原则形如帮凶。取消仲裁前置制度，实行自由的选择，当事人在讨薪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降低费用和减少时间消耗。

（2）建立仲裁和审判协调机制。在现实的案例中，出现很多法院判决和仲裁结果不符现象，这一大原因是法官和仲裁员主观认识的不同，这些不同反应在时间和具体的工资上。这使得不少农民工对仲裁结果不满，希望法院给出更好的结果而进一步上升。所以，做好仲裁与法院的衔接工作就极为重要，在一些重大的讨薪案件中，仲裁机构可以邀请法院进行协助；对仲裁结果不满，坚持上诉法院的相关人员可以根据仲裁信息开始诉讼程序。

2.完善法律援助职能法律援助是指政府设立的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对其的讨薪帮助是极其重要的。这需要从以下来完善：一是降低法律援助的申请门槛，放宽对经济困难状况审核的范围，保证农民工朋友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一机构；二是积极借助媒体的力量，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在进行案件调查时会遇到各种的阻力，甚至受到威胁。相关的媒体可以对法律援助进行跟踪报道，即可保证讨薪的顺利进行，又可以进行法律维权意识的宣传，还可以给用工单位强大的社会压力，一定程度上减少拖欠现象。

（二）完善讨薪的救济制度1.完善工资优先权所谓的工资优先权是指企业在破产或者清理的过程中，职工工资可以优先进行补偿。工资债权是优先于其他债权的，但是在现实的执行过程中，其与担保物权的顺序存在极大冲突。我国的企业破产法规定企业在破产清偿债务时需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之后便是职工的工资和相关的补助等。但是大部分建设工程企业的用工都是劳务公司派遣的，这本身就是建设工程企业用来建少工程成本的一个不正规手段，这使得工作人员的工资归属于劳务公司，而非建设工程公司，在建设公司破产清理时，工作人员的工资就无法得到保障。

相关法律需将劳务公司的派遣人员计入优先受偿的范围内，劳务公司需与建设工程在合同中明确派遣人员享有工资优先权，在建设工程企业无力偿还时，劳务公司需进行连带的赔偿责任。

2.建立统一的欠薪保障基金欠薪保障基金是防范工资拖欠的基本方法之一，这是一种重要的欠薪保障制度。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欠薪保障制度，只有在地方进行了实施。但是由于地方相关的局限性，对欠薪保障基金的立法层次较低，其覆盖的范围有限，各地方的基金筹集、运作和支付的条件不一，这就需要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体系，积极预防。

（三）完善欠薪追讨的惩处1.明确工作拖欠企业的相关刑事责任我国出台的刑事修正案中通过了“恶意欠薪罪”条文，这意味着拖欠工资将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刑法，需要严厉处罚。但是目前的情况而言，该罪名只是对用工单位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具体的执行工程，还需要进行立法的完善。

2.明确工资拖欠的行政责任部分政府机构在进行执法时存在一定的责任缺失，对相关企业的欠薪行为未及时有效的予以纠正，甚至一定程度纵容。这就需要加强欠薪治理的劳动执法力度，首先从劳动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规定，要求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对欠薪事件进行立案，及时调查，并迅速执行，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对相关欠薪企业进行行政治理，例如工商部门不予年审，建设部门对其建筑许可证进行封管，限制其不得参与政府招标等，综合所有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欠薪治理，积极有效地保障农民工朋友的薪资。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