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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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一、研究背景

1、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

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限于相关资料的有限性，本文只研究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这两个较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中的区域差别。

2、我国七大行政区域的划分

我国将除港澳台以外的大陆地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七大行政区域，这七大区域所包括的省份分别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华东地区：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西北地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本文即是在这七大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试图从区域发展与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二、研究数据统计及分类

为对七大行政区域内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院校进行数量分析，笔者先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查询，以下数据均为2013年最新数据。通过查询与整理，得出以下三个表格：

根据以下三个表格内容进行数量上的排序：

各区域设有新闻传播学硕士点的高校数量顺序为：第一、华东地区，28所；第二、华北地区，23所；第三、华中地区，15所；第四、西南地区，13所；第五、华南地区，10所；第六、西北地区，7所；第七、东北地区，6所。

各区域设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的高校数量顺序为：第一、华东地区，28所；第二、华北地区，19所；第三、华中地区，15所；第四、西南地区，13所；第五、华南地区，8所；第六、西北地区，5所；第七、东北地区，5所。

各区域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211、985高校数量顺序为：第一、华东地区，17所，其中985高校9所；第二、华北地区，13所，其中985高校7所；第三、华中地区，11所，其中985高校4所；第四、西南地区，7所，其中985高校3所；第五、华南地区，5所，其中985高校2所；第六、西北地区，5所，其中985高校2所；第七、东北地区，4所，其中985高校2所。

三、研究结果分析

1、省份分布

无论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点还是博士点，从数量上来说，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华东、华北和华中这三个区域。而在这些区域中，三个省份及直辖市又各自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分别为华东的上海市（第一）、华北的北京市（第二）和华中的湖北省（第三）。

2、层次分布

在我国的七大行政区域中，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层次较高的前三位依然为华东、华北和华中地区；从在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点的院校中同时设有该专业博士点的比例来说，培养层次较高的前三位分别为华东、华中和西南，其比例均达到了百分之百。

3、导致现有分布格局的原因

（1）政治原因。从政治原因的角度分析，北京市尤为值得一提。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各重点高校云集于此，不仅学科门类齐全，且由于国家扶持等多种因素，学科发展较快，新闻传播学专业在北京高校中的发展也不外如此。当然，除此之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传播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高水平人才更加急缺，这也是近年来北京市新闻传播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较多、层次较高的原因之一。

（2）经济原因。影响高校的数量和学科发展快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经济发展水平。在这里以上海市和湖北省为例。从统计结果来看，三个统计表中排名第一的均为华东地区，而对这一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上海市。上海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其高校和各专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基础与保障；而作为华中地区三个省份（河南、湖北、湖南）之一的湖北省，其新闻传播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情况无论从硕士点、博士点数量上，还是从层次上都远超于其他两省，甚至是另外两省之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样得益于湖北武汉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经济中心，有着“九省通衢”的称谓。作为内陆地区的经济、金融、商业、贸易、物流、文化中心，长江中上游航运中心，湖北武汉的各项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城市第三。因此，可以说，上海与湖北两地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发展与建设都是这两地经济高速发展的得益者。

（3）社会及历史原因。新闻传播学作为人文社科类学科，其研究、实践的内容都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因而，不同区域省份间的学科发展差异也与社会历史原因息息相关。仍以上海与湖北武汉为例，除了前文说述的经济原因以外，不可否认的是，通商口岸——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历史产物也为这两地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分别是沿海和内陆的通商口岸，上海和武汉不仅在经济上成为了新式生产和商业中心，更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开拓教育事业与文化机关，培养出一群接受西式教育与知识的“新知识分子群”和开设了一批西式学校，促进了这些城市新式教育的发轫；此外，经济繁荣、民智开启带来的另一必然结果是报业的发达，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创造了引人注目的骄人业绩；武汉1905年以后民间办报的日益流行，1905年至1911年，民办报刊达40多家。这些都为新闻传播学日后成为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实践的基础。也为上海和湖北武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设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关于新闻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区域性建议

第2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第3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知识资本管理　传播学　教育

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最基础与核心的教育课程，传播学教育一直以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知识资本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7年登陆中国，已经被广泛运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教育从学科思想到学科内容整体来自西方，是教育他者“如何有效采集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寻求传授双方信息共通”的基础理论学科。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传播学教育者与受传者在本土的话语空间里，吸纳、消化异域知识。这对学科教育提出了知识孵化与转移的特殊要求。同时学科所承担的教授人们传通知识的基本职能，也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渗透的能力。所以，将知识资本管理引入传播学教育既有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有可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知识管理是连通传播者(教师)与受传者(学生)之间的“蓄水池”。

传播学兴起于西方，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与现象学理化并形成专有的知识体系，传播学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关键要素纳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阈，如帕克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一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联结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这种互动就是行为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换与渗透。

由于传播学学科独特的异域背景，理论知识的枯燥性和不易理解性，学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所以，笔者意在导人知识资本管理思想理念，将教与学的知识体系置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寻找两者的对接。所谓知识资本管理是指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其核心是强调如何有效开掘各个层面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形知识，形成知识力，在知识平台上寻求知识共享和传承知识。将传播学教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内，就是希望从传播者(教师)、受传者(学生)知识力开掘的层面来寻求两者的共通意义空间，提升传播学课程的效果。因此，本教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

1.以知识资本管理的体系模型建构教学双方的知识场景，释放知识力。

2.将传播学置于知识资本管理的话语体系，营造知识共享的平台，提升教学传播效果。

3.丰富课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灵活的教学方法消解理论课程的枯燥性。

4.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力。

5.首次提出知识资本管理在传播学教育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学科的理论建设，同时还可以在其他高校初步推广。

将知识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具体操作引入到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是对传播学教育的一种新尝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换。二、学生知识资本的获取与知识力。三、基于博客为平台的传授双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本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类学生为试点对象，逐步推广。具体内容包括：

1.在教案设计中，首先导入知识资本管理的教育理念，让参与双方知晓其对于传播学课程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点。在此基础上，建构传授双方知识资本获取的模型。

2.建构模型研究传播者(教师)的知识转换。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教育观念、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教学心得及经验等。传播学教育的学科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基础上的，研究的是西方传播学的兴起、学术大师的观点、传播的构成要素、传播的功能、传播的控制与传播的效果，从教学内容到研究对象的取证全部是西方主导。如何将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很好地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并能为学生接受，对于教师的知识驾驭与知识转换能力要求高，所以我们将借用模型首先对教师有关传播学潜在的知识能量进行孵化，制定相应的达到标准值，实现隐性知识向显形知识的转换。

3.应用模型研究受传者学生的知识资本获取途径与效果评估。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全面步入信息社会，“地球村”已经是世界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必须有效获取与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而传播学教学培养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如何“说什么信息”、“如何说”。学生的隐性知识就是接受新知识、表达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的能力。如何将他们的潜能与传播学的教育实现成功对接，既需要教师的教育引导，又需要一套合理的知识平台。所以，我们将提出学生隐性知识转换的模型，并提出评价传播效果实现的评估指标。

4.传授双方知识共享的平台搭建。课程设置以博客等自媒体作为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分享、传播、交流。在博客平台上传者与受者双方可以基于知识的不同要求而进行角色互换，将有关传播学的相应理论直接在博客平台上实际操作。如学习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时，传播者(教师)首先预设议题，请学生作为议题的执行者，跟踪调查学生的议题与预设的议题之间的关联度，从而解释理论的要点与实际操作。

本教学设计拟达到的目标：

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基石，其对整个学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将教师的学科背景、知识的蕴涵量与传播学的西方异域性进行知识对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对学生知识潜能的挖掘与教师的传播思想、传播方法、传播展开的实践也是重心。所以，我们研究目标主要在于：

1.从传播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上，通过建立模型，将教师的学术能力与传播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实现教师知识资本的获取，最大限度将传播学独有的西方特点中国化。

2.在传播学教学课程的实现上，将学生作为学科的一种知识资本，通过模型建构说明学习传播学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完成对传播学知识的获取如何拟定特定的教学场景，最

大限度释放学生的知识力。

3.在传播学效果的评估上，我们将通过传授双方的角色互换来设定评估指数，实现传播学教学的真正互动性。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而传播学理论是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必修课程，独立的传播学专业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博士后工作站。一直以来传播学课程设置存在着争议，是作为大文科学生的基础通识课还是仅为新闻传播学学生的必修课?是开设在学生全面吸收新闻学知识之前作为学科预热还是在专业课的平台上进行专业化的讲授?开设在基础学科平台上的传播学教育设置，学生普遍反映难理解、听不懂。而将其开设在专业课平台上对于已经接纳一定新闻学知识的学生而言，又显示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本教学设计可以解决两大问题：

1.建构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传播者(教师)与知识的接受者(学生)隐性知识转换为显形知识的模型，这是传播学教育知识能量释放的最大价值点。

2.传播学教育参与双方教师与学生知识传通的意义的寻求。众所周知，传播学要谋取传播效果取决于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重叠与交叉，所以，我们计划以博客为知识共享的平台，力图将知识管理思想与运作体系运用于传播学教育，构建一个知识力不断获取、不断分享、融通、转换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如图所示：传播学知识资本管理教学平台

本教学设计首先以新闻传播类的学生作为试点对象，从分析知识管理对于传播学教育的意义价值人手，将传、受双方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科学模型的方式进行知识力的获取，并以特定的指标系数说明实施教学模型后，双方知识能力的改变。最后，在启动传播学教学博客站点，作为双方知识共享、知识传播、知识转换的平台。其实施的范围首先由中南民族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生开始，逐步向国内推广，其受益范围将是从事传播学的教师与接受传播学教育的所有学生。

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类的基础平台课，其重要意义要求学界不断拓深其理论与教学研究，这是本项目能够在全国高校逐步推广的现实基础。推广的价值意义在于：

1.将知识资本管理思想引入传播学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创举，既是由于学科自身特殊性要求，又是对如何有效开掘教育工作者知识能力的有效探索，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知识资本获取方法，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操作指导，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课堂教学风格，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传播学教育双方知识能力拓展的路径。

2.将传播者与受传者知识潜能作为知识资本来研究，构建了教学、实践、互动的新型的教学模式。

3.将知识资本管理的教学理念首次运用在传播学学科的教学设计中，丰富了传播学的教学理论。

第4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媒体专业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等6个专业方向，它们的区别如下：

广播电视学专业培养能在广播电视新闻宣传部门，从事编辑、采访、节目主持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传播学高级专门人才。广告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研究广告活动的历史、理论、策略、制作与经营管理的科学。编辑出版学，主要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技能等应用能力人才。传播学是关于传播的一种视角，通过汇集各种观点和方法论来研究各种传播活动。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是基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形态对新闻传播行业及整个社会的的巨大推动，顺应移动互联媒介融合的趋势要求而产生的新闻传播类新专业。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了解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对我校新闻学专业的三十位同学进行了访谈，学生普遍反映“传播学很难、听不懂、没有用”，在对传播学课程的建议上，学生们大多希望“增加互动、多举新事例、多利用新媒体、渴望参与实践”。根据访谈，总结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1.1 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解

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信息论、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的知识面较宽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①这也造成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如果仅是介绍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造成“传播学无用论”的现象。实际上，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传播技巧等理论对学生有着极强且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的问题，学生听不懂，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丧失了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意义。

1.2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传播学课程主要采取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由于传播学课程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生要在课堂上接触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学生要接受并且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很难将理论知识跟现实操作联系到一起，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传播学的反感，认为传播学枯燥无用，甚至很多学生在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不知道传播学学了什么。实际上，在访谈中，受访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自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但是由于课程枯燥无趣而望而生畏。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已经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人才的要求，多被学界所诟病。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1 传播学课程体系及其特点

以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繁多、无头绪。结合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并对教材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进行整合，利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简单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诸多章节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这样，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内容整合为三大部分，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简单，学生易于理解。见表1。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学院。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具体、形象的案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能够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可以解决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导性，鼓励学生充分思考，重视学生参与，满足了学生渴望互动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3 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但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师的授课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空讲理论，要保持传播学的应用性的特点。传播学的教学要保持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现象。同时，教师应当注意运用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首先，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认识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加接受的过程，而是认识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知识的接受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相反地，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于是，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理论下，新的教学模式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导者。学生们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或者议题，分成小组，每组4～6人，主动收集资料，课下小组内部思考讨论，然后将小组讨论的成果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当韩国舞曲《江南Style》风靡全球时，可以借此为议题，用建构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用传播学原理对《江南Style》的走红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视案例研究。为了保持传播学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选择案例时，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性。教师有必要对每年的新闻传播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分析。

3 结语

虽然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偏理论性的特点，但传播学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只有将理论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传播实践能力，传播学课程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基于此，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教师应熟悉教材，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重视案例研究，鼓励学生真正走进课堂，利用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目前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第6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有时我为避免这种略带夸张的惊叹，便只说自己是山东人，然后得到的回应一般是：啊，又是山东的？！

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的普遍共识：山东的孩子只会死读书。

这种印象有一定现实基础，此不赘述，只想借题谈一下考研复习中怎样读书的问题，避免成为“只会死读书的孩子”。

误区一：视课本为圣经

我们通常信奉这样一个信条：指定教材都是老师编写的，老师肯定喜欢我引用他（她）书里的原文。因而一字一句地去背诵教材。

笔者曾有过惨痛教训，当年看《有效的公共关系》的汉语翻译版，开始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作者所云不明还是译者水平有限，有时候仿佛若有所悟，有时又觉得作者在胡说八道。就这样，一字一句狂背一个多月后，毫无收获，终于放弃。

王小波嘲笑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同样，死抠课本，“锱铢必较”，大没有必要。

提示一：专业课要灵活不要背书

专业课考查的一大特点就是灵活、开放，考生没必要一字一句地背书。即使靠背书通过了初试，复试时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考生在复试阶段被淘汰的最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思考或不会表达。如果你是导师，需要的也是能帮你做研究、搞项目、攻课题的学生，而不是仅仅以课本为圭臬，不敢质疑的、不会思考的学生。

让我们回到孔子的教义吧，“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背书，无益，不如学也”。

误区二：只看指定书目

由于大部分研招院校都是指定参考书目的，于是指定的这几本书就成了考生眼中的全部世界，其他书管他多么经典，多么重要，只要不是学校指定就不看，而且底气十足地说――看了也白看。

真是这样吗？

举个例子：新闻传播学是国家一级学科，但新闻学和传播学是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学科范围和考试内容不完全一样。而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内部讨论发现，学过传播学的考生报考新闻学，成功的概率远胜过一开始就学新闻学的考生。其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比新闻学的视野更开阔，知识面更广。传播学的很多知识，绝大部分新闻学教材里不涉及，但北大新闻学的考卷经常会考传播学内容。先学传播，再考新闻，在北大成功概率较大；纯粹复习新闻教材的学生则会因视野受限、遇到问题很难跳出新闻学框架而吃亏。

虽然这只是个例，但颇有借鉴意义：复习面要大过意向专业的考查面，知彼而高于彼，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囿于有限的指定书目。

提示二：看非指定书是你的加分项

看指定书是保分项目，看非指定书是加分项目。

考研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当然要重点看指定参考书。但是在时间不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多了解相关的论述，如指定参考书中提及的文献、相关领域中经典书籍、相近专业的指定参考书等，这样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考试时可能会答人所未答，言人所不能言，会写下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的神来之笔，遇到开放性问题时，会比别人更有思路，视野更广阔。

误区三：过度深究，忽略应试

与第二个误区相对的另一种极端：把考研当成一项很严肃的学术工作，一定要寻根究底。比如，关于舆论的概念，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流派思想家都有过不同论述，而每一派论述都有背后的政治学、哲学理念和时代背景等，追踪起来一环套一环，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而考试中对这个概念的考查，最多是简述不同的舆论定义，更多的是把舆论作通俗化处理，不作深究。

第7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 生态教育理论；新闻学科；范式；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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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现状及其改革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J].国际新闻界，2006（4）.

[4]陈华明，赵欣.论新闻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8）.

[5]黄芝晓.回归本源与时俱进――关于共建新闻学院的理论思考[J].新闻大学，2002（1）.

第8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部校共建；新闻教育；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2-2-0071-0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与暨南大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实战性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文结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的具体做法，从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角度，探究“部校共建”背景下新闻教育模式的创新。

一、强化国情观念，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新闻建构现实世界，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决定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专业性和全面性。好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把握好舆论导向，还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中国的新闻事业有较为长久的接受外来新闻传播理论的传统，从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再到改革开放后传播学引入中国。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对国内新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播学的迅速发展还将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突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质疑。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开设了《国情教育专题讲座》，通过强化学生的国情观念，从而加深对新闻观的认识。在省委宣传部和部校共建机构的协调下，由广东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省统战部、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科技厅等省直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学生授课，通过社会各领域情况的呈现，让学生对国家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与此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活动更多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深化自己的新闻观。比如，为纪念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5月至6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南方日报社共同策划了“抗战中的海外赤子”大型专题报道，派出8名学生与记者一道，分赴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对当地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华侨及其后代进行了采访。其后，所采写的专题分10期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并被全球40多家华文媒体转载，获得阅评的表扬。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自身的采写技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采访这种形式，更深入地了解了抗战的历史，强化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此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在暑假组织学生分赴林芝市巴谊区、墨脱县等地进行采访调研，总结广东省第七批工作队的创新发展的经验等等。

通过国情讲座以及社会实践，学生有了更真实和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的机会。在采访和调研中，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将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与记者和老师的互动中，使自己正确的新闻观念的形成有了坚实的土壤。

二、打通与业界联系，提升融合发展能力

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什么关系？原本清晰的分工在近年来的讨论、质疑和迷茫中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2015年9月，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就直接指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记者们受到压力的时候给予声援，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对媒体具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直言对学界的不满，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之辩。还有近年来媒介融合背景下，一方面大量传统媒体衰落甚至倒闭，另一方面如何融合发展并没有很清晰的方向，以至于对新闻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产生不少质疑。

类似的关系之辩，具体到新闻教育问题上，依然存在。虽然高等教育安排学生实习时间，要求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已基本成为普遍认同的做法，但如何将学界和业界真正打通，让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让学生实践取得更好的实效，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新闻学子：贴近实际，拓宽实践平台

与新闻媒体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是较为普遍的打通与业界联系的方法，优质实习基地的建设能够为学生实习提供更好的实践环境。但实践效果好坏，则可能由于实习媒体、实习时间、实习指导老师的差别，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学校老师和业界记者共同参与的实践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这个缺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与报社开展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活动，给学生创造机会接触重大题材，并通过这种专门的活动提供更好的实习、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成长，提升业务能力。2015年12月13日至17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与《羊城晚报》合作，组成“一带一路”联合采访团赴印度尼西亚开展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期间，通过走访雅加达、泗水和万隆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商会、高校研究所等，报道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历史渊源等议题，探寻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除此之外，为适应当前学生不同的就业需求，拓宽实习渠道，2015年还先后与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电视台等单位建立校外实践协议。

（二）新闻教师：从教学和科研上与业界打通联系

新闻教育如何与业界不脱节？高校新闻课堂的教学情况至关重要。作为学生学习期间最主要的地方，课堂教学这一基础环节影响着学生的后续发展。一直备受质疑的“没当过一天记者却在教新闻采写”等问题正逐步在一些学校发生改变。“部校共建”给高校师资的优化提供了契机，然而如何进一步打通联系，激发“合作”“互动”“融合”的效果，则需要多管齐下，全方位着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落实媒体与教师双向挂职，让媒体的编辑、记者能将业界动态带进课堂，为课堂教学提供理论结合实践的范本，另一方，高校教师到媒体挂职，从学界视角提升业务实践，进而回归教学，提高教学和科研的贴近性。与此同时，教师承担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科研项目，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打通联系，比如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重大委托课题“广东省报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等。

（三）新闻学院：服务社会，提升影响力

理论与实践融合，不仅是新闻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高等学校发挥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落脚点。正如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慎海雄所说：“新闻学院的学术研究要管用，能为全省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对新闻学院服务社会的效果提出了期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依托广州市舆情与社会管理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积极发挥新闻传播学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高校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不仅坚持编写《广东舆情动态》和《舆情观察》，还积极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撰写舆情报告。2015年7月以来，每月承办“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通过热点话题探讨，推动广州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互联网+与产业升级”、“创新‘文化’生态：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等。

三、制度保障，培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内生基因

新闻学院的理论探索和人才教育功能，以及新闻业界的实践功能，这两个功能并举和互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培育新闻人才，促进新闻业的繁荣发展。未来是不断变化的，传统的单向的知识教育不足以给予学生与发展中的社会沟通的能力，对于新闻学院的理论创新亦是如此，离不开与新闻传播业界的沟通。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才会缩短，理论先行，指导实践才有更多的可能。正如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所说，新闻教育要“瞄准目标，贴地飞行”。理论与实践就要实现融合。

第9篇：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专业；高职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模式

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作为新闻传播行业准高技能人才，不同程度地存在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其外在表现为人才规格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相匹配；内在表现为毕业生缺乏新技术应用转化能力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发展能力。[1]近年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这迫切需要转变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进行高职高专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合作衔接，大力推进学生知识能力转型升级，以适应产业升级变化与高新技术的纵深发展。

一、加强广西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研究的意义

（一）能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增强学生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现在高职、高专的学生很多都想接受本科教育，这其中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学历的不断看重，文凭显得十分重要，许多学生不想在“起点”就输给别人。另一方面，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读完大专出来以后，发现所学的知识不够用，缺乏实践技术，于是希望再考取本科以增加自己的专业素质。若广西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能够有效衔接，设置好教学模式和教学课程，不仅可以拓宽高职学生“专升本”的升学通道，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终身教育的需要，还可以促进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合作，提升劳动者的职业能力，促进广西新闻传播类学生就业数量和质量的提升。[2]

（二）完善广西新闻传播专业高职教育的层次结构

我国高职教育在21世纪进入飞速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结构和需求的转变，高职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职教主要定位于专科层次，许多院校都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但就广西而言，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和各种条件的制约，本科和高职的教育衔接得不够，这种教育模式的发展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而高职教育所培养的学生达不到这个要求，因为高职教育的层次结构出现了问题。若广西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能够有效衔接，更好地消除“层次差异”，完善高职教育的内部层次结构，优化学生资源，就能有效促进广西新闻传播学专业高职教育的发展。

（三）促进广西新闻传播专业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科学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高职教育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教育的大众化，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闻传播专业是一门无论是在理论知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要求都很高的学科。技能型的高职教育与知识型、应用型的本科教育的有效衔接，能促进广西新闻传播专业应用型本科的科学发展。加强广西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研究，准确定位，体现“有效衔接”与“实用性”，与时俱进，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实践与教研研究，构建新闻传播类专升本各专业的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探索适应新时期社会需要的专业方向、办学模式，对提高本科院校新闻传播类“专升本”学生的专业素质，促进广西新闻传播专业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可见，我们需要加强对我区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专升本”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探寻其内在规律及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衔接方式，构建其人才培养模式，并切实加强其办学针对性的研究。

二、新闻传播类专业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存在问题

广西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专升本”的培养模式起步晚、办学时间不长，可以说一切都还处在探索之中。目前，在我区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专升本”教学实践中，从课程衔接到教学管理上都存在许多问题。

（一）人们对高职教育认识上的误区，致使二者衔接不畅

人们普遍认为高职教育是没有含金量的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不在一个层次上。一般来说，高职教育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专科线，是按分数录取相应的中层次学生，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并不突出。作为学生家长，也会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接受高职教育后，今后的发展前景不明朗。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学历的要求逐步提高，高职教育的发展又遇到一个大的瓶颈。正是因为人们的这种传统思想，高职教育发展很缓慢，导致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也较为缓慢：一方面，报名“专升本”的人数有限；另一方面，学校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够。

（二）高职本科在入学办学理念上存在分歧，缺乏共识

现在不管是在广西，还是在其他地区，高职学生入学本科，都要通过本科学校的“专升本”考试，同时本科院校还会看考生高职专科阶段的成绩。如考生在高职学习的每科成绩需在及格以上，参加“专升本”考试的成绩需在70以上，英语考试需通过四级或在390以上等，全部符合条件者才能进入本科院校。虽然这些条件对本科学生来说并不算高，但对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来说仍存在负面影响。在入学方面，高职和本科生源本来就不一样，现在这种“专升本”的入学方式同样也缺乏科学性。高职与本科衔接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高职专科与本科的纵向贯通，有效衔接，提升高职人才培养层次，其职业性的类型特征不能缺失。但在试点过程中，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还只是定位自身的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本科教育上缺少共识，办学理念不明朗。[3]

（三）二者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不能进行有效对接

在广西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二者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的重复与不足。高职教育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一般会教学生一些技能上的东西，偏向媒介经营、广告设计和常用软件使用等方面，而本科教育则更侧重于新闻学、传播学等理论上的知识。高职学生在经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本科学习后，本科院校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与高职有重复，或者开一些与专业不太相关的课程“凑学分”，这样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学生的应有培养模式。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一直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根据新媒介的变化而及时更新，也较少引用实践例子，较少与学生一同实践，没有达到高职学生“专升本”的要求。

三、新闻传播类专业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模式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拓宽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学校应用性专业继续学习的渠道，鼓励高等职业学校与行业背景突出的本科学校合作探寻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4]根据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精神，高职院校作为衔接贯通的前阶段主体，既要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与要求，科学定位专科阶段教育目标与质量标准，又要主动加强与本科教育的合理衔接。

（一）课程培养目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企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学历和能力要求都越来越高，其更加注重学生的真实水平。由于高职与本科的生源质量不同，二者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其对学生的知识架构和实践能力都要求较高。对于高等教育中不同阶段的学生，新闻传播学的课程培养目标也应该是不同的。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过程中，课程的培养目标应具有一致性；在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上，则应加以区别。在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学生的培养目标应更侧重于学生新闻敏感度、动手调查、写作能力等方面。这样有助于激发高职学生的学习动力，同时满足学生和学校需求。

（二）课程设置

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高职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其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也是不同的。在高职层次的教学内容上，教师更注重某种技能或软件的讲解，例如，教师会向学生教授新闻传播的基本概念，PS、CorelDraw等软件的运用，用市场上的案例让学生来做设计策划等。而在本科层次的教学过程中，除了对上述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外，教师还会着重培养学生较深厚的理论知识，让学生了解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渊源，并融合现代新媒体发展的趋势进行讲解，对学生进行纵向的培养。有些高职学生本身学的并不是新闻学或传播学，而是广告学、媒介经营、动漫设计等专业，那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时，相关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设置课程，补充他们的弱项，加强强项，促进学生的全面科学发展，这也是二者衔接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教学计划内容

新闻传播学专业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标准学制一般为两年，弹性学制是2－4年，专业必修和选修课共有16门，公共必修和选修有6门，还有3门职业教育类课程。根据教学计划，结合教学安排和学生实际，可将新闻传播学的课程分为不同的模块进行教学，譬如理论模块、广告学策划设计模块、市场营销模块等，这些模块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连贯，有利于学生在有效时间内掌握核心知识和提升操作能力。除了将新闻传播学的课程分为几个不同的模块外，还可以将这些课程进一步细分为二级、三级的子模块，根据学生实际选择相应的教学层次。这样在高职与本科层次教育衔接过程中，就避免了知识重复授课，从而能更好地完成课程衔接。

（四）课程考核

现阶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考核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虽然实践课时（实习）的考核比例有所增加，但是理论考试仍是考核评价的主体。很多学生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而考核本身也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职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上，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可将期末的课程考试分为两个阶段，即传统闭卷考试占50％，实际操作案例或实习占50％，从而进行综合考核。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衔接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更优秀的、能够为社会所需要的复合人才。传统的闭卷考试并不能检测出学生的优秀程度，只有进行适当的课程考核调整，才能正确地评测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1］李长安．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有效对接［J］．求知导刊，2013（4）：78－80．

［2］鲁武霞．院校协同：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主体支持［J］．职业技术教育，2011（31）：12－17．

［3］孙杏林．高职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衔接试点的理性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4（9）：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