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罗贯中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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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关键词：《三国演义》；诸葛亮；人物形象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几乎达到了“神化”、“妖化”的地步，不但能谋善断，还能够呼风唤雨，赤壁之战借东风就是明证。在一定程度上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足以能蚝汀段饔渭恰分械乃镂蚩障嗥サ小SΩ盟嫡庑┮人入胜的形象展现只是作者文学人物塑造的一个引子，作者对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更深刻的意图。因此，对诸葛亮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的解析才能够全面地把握住作者更深刻的意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作者在人物塑造中包含的诸多思想。应该说在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数不胜数，并且也不断出新。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重点对于一些没有挖掘到的东西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人物形象塑造的核心意图
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物，他正生活在“民族光复”时期，从那个时候的主流思想看“光复”华夏民族的政权是大多数汉族人的希望。[1]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罗贯中深深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故而在他的文学人物塑造中注入了太多“光复”的思想。
我们知道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是以“蜀汉”为正统的，且在罗贯中对刘备政权进行描绘时完全没有出现“蜀汉”这一概念，而是用的“汉”。应该说其中有着巨大的区别，用“汉”则表明是延续的是西汉和东汉，是一个正统的政权。这样的定位也影响到了诸葛亮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后期的身份是“汉大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这样的官衔叙述与历史上真正的官职符不符合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个官衔中给诸葛亮赋予了“光复汉朝”的使命，故而诸葛亮的整体定位就是“光复事业”的英雄。所以，我们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事业，基本上都和“光复”汉朝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说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语言都带有“光复”英雄的味道。
所以说我们把握住罗贯中的这一核心意图，再去从细节上分析诸葛亮的人物形象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形象和历史上真正人物的差别。
二、诸葛亮“忠臣”形象的解析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以一个忠臣的人物形象出现的，无论是对于刘备还是对于后主刘婵，他都是忠心耿耿，丝毫没有逾越一个臣子的界限。我们看“白帝城托孤”这一事件，刘备在临终之际将蜀国和后主刘婵托付给诸葛亮，并且说道如果刘婵不行可以取而代之。很多人认为这是刘备在试探诸葛亮，刘备是否有这样的动机我们无法去探寻，但是纵观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的作为可以说真的没有辜负刘备所托。无论是平定南蛮，还是北伐曹魏，诸葛亮一直都在为刘备未走完的“光复汉室”事业在奋斗，也一直为弱小的蜀汉争取生存发展而呕心沥血。
应该说这样忠臣的形象是罗贯中心目中“光复英雄”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一些人要为“民族光复”而奋斗？因为他们心中秉持着忠义的概念。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这份责任感、这份忠义才有千千万万个人为了“民族光复”而前赴后继。所以说很多初读《三国志》的人往往会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科学。[2]不符合历史事实自然是对的，但是文学人物塑造就是这样，如果完全和历史人物一模一样，那么罗贯中的“光复”思想也就无处寄托了，也就失去了文学意义。
三、诸葛亮“事功”形象的解析
“内圣外王”是中国历想中完美的人物，在人们的意念中这样完美的人物才能担当起大任，“忠臣”形象可以说是诸葛亮“内圣”方面的表现，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流露。应该说罗贯中对诸葛亮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内圣”的一面，又有“外王”的一面。“外王”的一面体现在罗贯中对诸葛亮“事功”形象的塑造，那就是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物[3]。
运筹帷幄、能谋善断是诸葛亮的外在标签，“用计”虽然在《三国演义》中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属，曹魏的曹操和司马懿、东吴的周瑜和鲁肃、蜀汉的庞统和姜维大都是“用计”的高手，但是这些人跟诸葛亮相比却是相形见绌，诸葛亮在智谋方面可谓技压群雄。
在《三国演义》中似乎正是诸葛亮的这些智谋才使蜀汉能够维持多年，这说明在罗贯中的心中“事功”性的人物应该侧重在智慧而不是力量，并且罗贯中也认为只有“智慧”的“事功”型人物才能担当起“民族光复”的大任。我们看《三国演义》中每次蜀国取胜的大战往往依靠的是诸葛亮的智谋，而不是武将的拼命，这些都是罗贯中思想倾向的明证。
四、结语
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罗贯中在文学人物中注入“民族光复”思想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塑造出来的诸葛亮这一形象正是罗贯中心中的理想英雄人物。 在“民族光复”思想的注入下，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完全被塑造成了“内圣”和“外王”合一的人物，那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既是道德型的“忠臣楷模”，忠于先帝、忠于后主，又是“事功”型的人物，能够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更创造了“七擒孟获”的事迹和“六出祁山”的“北伐”伟业。
参考文献：
[1]陈柏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影子艺术[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35-40.
第2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关键词]小说考证 同名交错 三国演义 西游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147－05
古代小说考证中的同名交错之误，是指因为人名或书名相同而造成的误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很多，但带来的危害不小；其误判不难发现，但纠正起来极不容易，所以不可轻忽，也不可放过。《三国演义》、《西游记》考证中这一现象最为突出，试以之为例就此种致误及其对策论说如下。
一、古代有关同名交错之误的记载与描写
我国自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物同名异实的现象层出不穷。很早并极著名的例子是《战国策・秦策二》“曾母投杼”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出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战国策》记这个故事的本意是为了说明流言可畏。但也显然可见的是，流言的源头却在于那杀人者确系曾参，只是他“与曾子同名族”而实非曾子罢了。
这个故事迹近小说，但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无可置疑。而在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中，也很早就有关于人物因同姓名而交错致误现象的描写。如一般认为与通俗小说源头有密切关系的唐五代变文中，《目连变文》叙目连成为阿罗汉以后，作为“圣者”赴冥问救母云：
圣者来于幽径，行至奈河边，见八九个男子女人，逍遥取性无事。其人遥见尊者，礼拜相谒再三。和尚近就其前，便即问其所以：
善男善女是何人，共行幽径没灾迪。
闲闲夏泰礼贫道，欲说当本修低因。
诸人见和尚问着，共白情怀，启言和尚：
同姓同名有千，煞鬼交错枉追来。
勘点已经三五日，无事得放却归回。
早被妻儿送坟冢，独卧荒郊孤土堆。其中说到由于人世间“同姓同名有千嫉”，地狱煞鬼勾人生魂有不少搞错了的，等“勘点”明白，无罪放还，却已经是尸葬坟冢，无身可附，不得复生，只好在奈河边徘徊。大约同时又同题材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也有类似的描写。
如果说变文的时代，这种同名交错的现象还仅是作为推动情节的因素被提及，那么到了明代“四大奇书”及其以后的清代小说中，这一现象作为构造小说情节的成分与作用就更加突出了。例如，《水浒传》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写王矮虎、燕顺、郑天寿等误捉了宋江，将动刀取其心肝：
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便起身来道：“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顺走近前又问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
“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燕顺道：“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么?”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
这里燕顺虽然知道了眼看被杀的人叫做宋江，但仍要问明是否“……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以避免同名交错的误判。又，第四十三回写李达自述因兄弟李逵“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被捉“到官比捕”，有财主替他“官司分理”，说：
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又，《西游记》第三回写孙悟空醉酒后被地狱使者错到阴间，仗金箍棒责问阎王：
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悟空道：“胡说，胡说!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快取生死簿子来我看!”
又，《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写牛浦郎冒名牛布衣招摇撞骗，后被牛布衣的遗孀牛奶奶揭穿责问，牛浦郎答日“天下同名同姓最多，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向知县问案，竞也因此准了牛浦的辩护：
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牛奶奶悉把如此这般，从浙江寻到芜湖，从芜湖寻到安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问他要，问谁要!”向知县道：“这也怎么见得?”向知县问牛浦道：“牛生员，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牛浦道：“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并认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县向牛奶奶道：“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罢。”
如此等等，都是借了同名交错之误构造情节的例子。这在古代小说中并不少见。其作用是在为小说别增一番情趣的同时，也启发无论从古代小说的里里外外所做的研究，都要顾及这一生活的常识，认真对待每一个可能发生名实错位的情形，循名责实，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为同名交错之误的可能
《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下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虽有大量明刊《三国演义》、《水浒传》或其他小说的署名，以及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作者其人为“东原罗贯中”，但自1931年明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资料发现以后，却突然有了一个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并几乎完全排斥了有《三国演义》古版本为据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长期成为通行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定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原说”与“太原说”虽然屡有争论，但多不得要领。近年来笔者重新审视，发现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产生，其实源于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主张者诸君未能就资料所称“罗贯中”之名是否符合《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之实，做出应有的判断。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仍引该资料如下：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这条资料是记载“罗贯中”生平当然是不错的。但其所记载的罗贯中是一位戏曲家，而不是一位小说家，也是明摆着的事实。研究者倘能顾及我国古今同姓名现象大量存在的社会实际，特别是作为古代小说学者，对于以上引证《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由同名交错生发出的故事有所了解和注意的话，就绝不会轻易地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当作研究《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可靠资料，而一定会取存疑的态度与做法，也就不会发生治丝益棼的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了。
对《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采取存疑的态度与做法，并非简单否定这条资料对于《三国演义》
作者罗贯中研究的价值，而是说在没有建立起这条资料所称“罗贯中，太原人”与《三国演义》版本所署名“东原罗贯中”是同一个人，或从其他渠道建立起与《三国演义》小说的确切联系之前，它对《三国演义》作者研究至多有潜在的价值，而不能作为否定乃至代替“东原罗贯中说”的根据。这个道理，对于有大量明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来说是“信以传信”，而对于仅与《三国演义》的作者同姓名的“太原人”罗贯中来说则是“疑以传疑”。《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错误，不在于罗贯中一定不是太原人，而在于持论者仅凭这位“太原人”与《三国演义》作者都使用“罗贯中”之名，就判定《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定是“太原人”，而完全不考虑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有可能是与“东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人，甚至连明刊多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白纸黑字“东原罗贯中”的记载也一点不顾，岂非过犹不及了!
这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固然是个学术性的错误结论，但这一谬误的产生，却是由于有关学者发现心切，而忘掉了中国社会多同姓名人的社会常识，有似于办案仅凭同姓名就抓人判刑一样的荒唐与危险，是肯定要不得的。
三、《淮安府志》“《西游记》”认定同名交错之误的可能与作者“吴承恩说”
《西游记》的作者被确定为吴承恩，虽然前后有学者提出了诸如书中有淮安方言、吴做过荆府纪善、诗文中可见其对释道了解的痕迹等等的证据，但那些并不具排他性的资料与得出淮安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结论，即使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关系甚微。《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提出的真正根据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下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卷口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吴承恩说”的持论者就是从上引记载中“《西游记》”的题名判定吴承恩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的。对此，且不说同是记吴承恩《西游记》的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把它归入“舆地类”，认为它是一部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已经使《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属于哪一类作品的天平偏重于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一端了，即使单从《淮安府志》的记载看，怎么就能够判定其一定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进而把这位吴承恩说成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呢?
笔者有如上质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古代不乏同名异书的先例。如《世说》有汉代刘向的《世说》早佚，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本名《世说》(取鲁迅说)；元人有《子不语》已佚，而袁枚《新齐谐》初名《子不语》，后改今名；查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题作《见闻录》的自五代至清有四种，题作《传载》的宋代有两种，题作《说林》的自晋至清有五种，题作《异林》的自晋至明有四种。如此等等，可证《(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西游记》”这样一个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的书名，并非不经证明就可以认定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换句话说，如果一定认为它就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那就要拿出直接相关的证据来。而至今持论者所举出的证据，都至多不过表明吴承恩很像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而已，但因此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岂非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了吗?
事实上，在“吴承恩说”出现之前，形成《西游记》作者的“长春真人邱处机说”的误判。就是由于“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所以清人焦循《剧说》卷五辨日：“按：邱长春，登州栖霞人。元太祖自奈蛮国遣使臣刘仲禄召诣行在，自东而西，故有《西游记》，非演义之《西游记》。”以此对照持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论者仅仅根据《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西游记》”的著录立论，岂不是很有可能重复以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邱处机所作的错误吗?在同一部书作者的认定上先后出现同样性质的误判，如果第一次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重蹈覆辙，就太不应该了!至于有的学者在并无旁证的情况下，一面以《(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之“《西游记》”一定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一面又以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之所谓鲁府本和登州府本“《西游记》”一定不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就完全是意为进退，信口而谈了。
以上我们是就《(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书名无误而论。但《(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却未必无误。近读沈承庆《话说吴承恩》一书，其论《(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吴承恩“《西游记》”当为吴作“《西湖记》”，“游”字系“湖”字草书的误抄，很有道理。倘果是如此，那么近百年来研究《西游记》作者的学者，真是被这一个字的抄误给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四、古代小说考证同名交错致误的对策
第一，古代小说考证要重视史料真伪及其证据力的考核。古代小说考证属史学的范畴，一切要凭史料说话。一方面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史料本身也存在真伪与证据力有无或强弱的问题，使用前必须做出合乎实际的认定。这正如冯友兰所说：“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本文所论古代小说考证同名交错致误的原因，根本就在于相关学者忽略了对所用材料证据力的审查，以其“票面价值”为实际价值，而直信其所载一定是自己意中所求之结果，从而得出了没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二，古代小说考证要充分顾及作者、作品同名现象的严重性，把不能仅凭同名下判断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近世许多学者正是在这样做的，如王国维《曲录》、《宋元戏曲史》，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等都曾考证曲家同姓名、同姓字者。而叶德均《元代曲家同姓名考》文末《补记》合诸家所考计之，得“曲家二十八人，与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三十六人至三十八人，共六十六或六十四人。此为今日所知至少之数，未知者则尚有待于资料发现也”。因此他特别提醒：“元代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极伙，为历代稀有之事……苟误同姓名者为一人，则史籍难明矣。”这个提醒对于各时代小说考证的类似情况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古代小说考证既充分利用资料，又要“阙疑”能“缓”。在小说乃至一切学术考证中，任何资料都是可宝贵的。对于诸如《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吴承恩“《西游记》”条一类资料，虽不能据以做出可靠的结论，但毕竟其名与所考有相关处，所以不应遽然摒弃；却又毕竟不能据以判断其与所考罗贯中或《西游记》是一是二，所以又决不可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所谓“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也就是能“缓”，即“悬而不断”(语)。
当然，一方面“悬而不断”不等于最终放弃，而是等待后来有了新的资料，充足了，再得出答案。古代小说考证中同名交错致误的情况就大都发生在不能“缓”上。例如鲁迅是相信《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的，他写于1935年的《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说：
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历来滞碍，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
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然皆不录……其详则自有马廉、郑振铎二君之作在也。
其所谓“自《续录鬼簿》出”显然指的是书中“罗贯中，太原人”那条资料。他可能是受了马、郑二位学者的影响，遂信之不疑，以为那位“太原人”罗贯中，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了。而全没有想到他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一人还是二人的问题，岂不是太急于下结论了吗?
另一方面“悬而不断”也不等于无可置喙，而可以并且应当说明悬而不能断的原因，客观上有可能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指示方向，有时甚至可以做出阶段性的结论，即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水浒人物虚实云：
此篇所列十有四人，除宋江外，考其平生事迹，可确定为梁山泊降将者，杨志、史斌(疑即史进)二人而已。龚圣与赞大刀关胜，胜称其义勇，亦可信其即济南死节之关胜。其余诸人，虽见于史传，姓名时代亦复相合。然人之同时同姓名者正复不少。宋时武人，多喜名“胜”、名“顺”、名“俊”、名“平”、名“横”、名“青”，而名“进”者尤多。裒各书所见，可得数百人。其名既如是之同，若其姓又为张、王、李、赵，则名氏皆易同，无由别其为一人二人也。今于显有可疑者，附著案语，余但条举事迹，以俟论定。盖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耳。
第3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1、原作者：罗贯中，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山西并州太原府人，其它主要作品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全传》。
2、《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除小说创作外，尚存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3、《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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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三姓：指的吕布本姓吕，为丁原义子也可姓丁，做董卓义子又可姓董。故此有三姓。
三姓家奴是出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典故，特指吕布。意在讽刺反复无常，不忠不义，以身侍贼的人。这句贬损人的话，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小说的杜撰素材。
史实典籍中，并无关于吕布“三姓家奴”一说，系民间传说过程中杜撰而成，是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忠、义、孝”的反面体现之一。
三姓家奴，原来是贬损三国演义[1]吕布的词，意在讽刺他反复无常，不忠不义，认贼做父。后常用来表示以身侍贼，不忠不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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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比如现代的运动员刘翔、达人赛冠军刘伟……但我最佩服的就是那写了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罗贯中，你真厉害，竟然能写出这么举世闻名、流芳百世的杰作。它不仅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以简介凝练；生动形象的语言，再现了历史中一段段精彩篇章。是你在书中写出了许多在古代和现在都很有意义的计谋：比如空城计，诸葛亮不用一兵一卒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等来了援兵。再例如草船借箭、火烧赤壁、七擒孟获、刘关张战吕布……在你的笔下诞生了一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聪明的诸葛亮、英勇的赵云、坚持不懈的刘备……更令人称奇的是直到现在《三国演义》的计谋还在商业、经济、管理等等领域都可以使用。
罗贯中，谢谢你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本杰作。在第一次阅读《三国演义》时对你的佩服之情油然升起。能写出这样杰作的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也相信如果那时就有诺贝尔奖，你一定是当仁不让的获奖者。
五年级:1433083657
第6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的战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第7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关键词：三国演义 女性 阳刚美
《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系列蜂拥在三国历史舞台上的忠臣良将、明君贤相，他们皆是一群须眉男子，或金戈铁马耀武扬威于战场之上，或心藏天机，舌战群儒、雄辩滔滔于他国君臣之前，或海纳群贤招揽四方之士，纵横海内。须眉英雄固然在三国历史舞台上辉煌一世，但巾帼英雄诸如貂蝉、糜夫人、徐氏、李氏以及孙尚香、徐母等女性形象无不性情刚烈，负有气节，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浩然正气，令那些弱男子蒙羞。
一、女将军――貂蝉
貂蝉，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人仅凭陈寿《三国志》[1]中董卓侍婢与吕布私通，因之吕布与之反目而与王允联手除掉董卓之本事，冠“侍婢”以貂蝉之名。最早出现貂蝉名讳及其故事，是在元无名氏《三国志平话》[2]卷有“王允献董卓貂蝉条”，记述貂蝉原是吕布失散多年的妻子，流落王允府中，后得团圆。
罗贯中吸取《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中吕布与貂蝉的素材，设置了王允巧施连环计的精彩情节。貂蝉是连环计的关键人物，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男子胸怀与机智灵敏的过人胆识。貂蝉受王允恩养，王允以亲女待之。知王允为国事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貂蝉顿生报恩、为主分忧之心，即刻表明心迹：“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3]知恩图报的大义凛然，赴汤蹈火之铮铮誓词，使得貂蝉身上的弱女子气息骤然化为气壮山河的雄壮之气，这种豪迈而阳刚之气魄唯有女中丈夫貂蝉有之。当王允说出连环计，欲以貂蝉为诱饵，离间吕布与董卓，令布杀死卓，貂蝉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巧妙周旋于吕布和董卓之间。貂蝉一边于吕布面前涕泣含娇说不尽的爱慕之情，流不完的不舍之泪，其激将之法既能表达对吕布的无限爱意，又在无形中加深了吕布与董卓的矛盾；另一边又在董卓面前撒娇邀宠，加私通之罪于吕布，惑乱视听，加速了董与吕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貂蝉不辱使命，皆在于其高超的演技，因而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八回评之曰：“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4]
二、女丈夫――糜夫人
糜夫人，糜竺之妹，乃刘备的患难夫人。《三国演义》对其着墨不多，在其遇难之前，文中有5处提到过，皆是一笔带过，其形象极其模糊，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糜夫人人格魅力达到极致，是在小说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刘备携民渡江，令赵云保护其家小。糜夫人被困在乱军之中，“抱着孩儿，左腿上着了枪，行走不得，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3]糜夫人抱着阿斗啼哭，其伤心并非惧死而是担心阿斗性命。这从其对赵云的一番话见出：“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生命攸关之际，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全心全意保护刘禅性命。毛宗岗对其人品大为赞扬：“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患难之中，糜夫人能携持付托，胜如己出。”[4]但当赵云请求骑上马突围时，糜夫人理智地认为不可：“将军岂可无马，此子全赖将军保护。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3]毛宗岗于此批注曰：“好夫人！”[4]李贽亦有评语赞糜夫人行为乃大丈夫之所为：“夫人，夫人，丈夫，丈夫。”[5]当曹军喊声四起随时将至，形势万分危急之时，糜夫人决然弃阿斗于地，勇敢地投枯井而死，赵云才得以轻装上阵冲出重围保得幼主性命。糜夫人之于救幼主之事功不可没，毛宗岗给予高度评价：“人但知赵云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赵云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妇人。”[4]李贽赞曰：“好夫人，好子龙，两丈夫也。阿斗，阿斗，人知子龙保之，安知夫人之功更伟也。”[5]钟伯敬也称“糜氏夫人，女中丈夫也。”[6]
三、女军事――孙徐氏
徐氏乃孙权的弟弟丹阳太守孙翊之妻，“美而慧，极善卜《易》”。[3]“善善卜《易》”是古代军事、谋士所具备的技能，非常人所能及。而徐氏乃一介女流，却深得占卜之法，实谓谋士之才。孙翊“性刚好酒，常鞭挞士卒”。[3]丹阳督将妫览、郡丞戴员常有杀翊之心，勾结孙翊从人边洪共谋之。孙翊设宴款待诸县令，将参会，徐氏为之卜卦，卦象大凶，劝其“勿出会客”。孙翊不听徐氏之言，畅饮酣欢至晚将归，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从人边洪抽刀砍死，正应了徐氏“卦象大凶，不宜外出”之卜，可见徐氏占卜之效如神，具有洞察先机的本领，毛宗岗称其为“慧夫人”，足见其聪慧过人。及孙翊亡，妫览见徐氏貌美，欲据为己有，以死胁迫其就范：“吾为汝夫报仇，汝当从我，不从则死。”[3]从之，贞节不保，不从则死。对此难题，徐氏温和、而妥善答之：“夫死未几，不忍便相从。可待至晦日设祭除服，然后成亲未迟。”[3]徐氏既不言不从，亦不立从，而是借口拖延十日，其理由合乎情理使得对方丝毫未察觉，寥寥一句话不经意间将缓兵之计运用得天衣无缝。毛宗岗批赞之道：“既不从，又不死，权变之极。”[4]徐氏泣对孙翊心腹旧将孙高、傅婴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义。”[3]徐氏先称赞孙、傅二人品格，次叙遭遇：“今妫、戴二贼，谋杀我夫，只归罪边洪，将我家资童婢尽皆分去。妫览又欲强占妾身，妾已诈许之，以安其心。”[3]后献计于二人：“二将军可差人星夜报知吴侯，一面设密计以图二贼，雪此仇辱，生死衔恩！”[3]徐氏假意从贼，家中设宴，房中设伏，诱妫览至，一声令下孙、傅二将跃出手刃妫贼。
徐氏杀贼雪夫仇计划何等周密，徐氏之才可见一斑。毛宗岗为之大加赞赏：“其卜《易》则知是女先生，其用兵则是女军事。如此奇妇人，恐不让南阳卧龙也。”[4]《三国演义》引诗赞曰：“才节双全世所无，奸伪一旦受摧锄。庸臣从贼忠臣死，不及东吴女丈夫。”[3]李卓吾先生于诗后由衷地赞评道：“如徐氏权智，孔明、公瑾、孟德、仲达俱逊一筹。千古一人，万古一人也，妇女之乎哉？”[5]毛宗岗、李贽将徐氏与诸葛亮并论甚至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确有过奖之处，但二人都高度赞扬了徐氏的谋略，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四、女忠臣――马李氏
自古忠臣皆须眉，《三国演义》中的忠臣亦不乏男性，诸如诸葛亮、伍孚、丁管、伏完、马腾、吉平、王经等忠臣。但作者在描述可歌可泣的大丈夫为国尽忠之余，着力刻画了一位不让须眉的女忠臣，即江油守将马邈之妻李氏。李氏见马邈不以军情为重，耽于酒色，责问之：“屡闻边情甚急，将军全无忧色，何也？”[3]马邈的理由是军事决于姜维，于己无干。李氏马上反驳说：“虽然如此，将军所守城池不为不重。”[3]李氏一语道出了江油作为成都屏障的战略地位，其卓越见识跃然纸上，同时自然流露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意识，这一点远远让须眉男子马邈汗颜。马邈说出蜀国将亡，魏兵一至，自己将率众投降的打算时，李氏怒斥之曰：“汝为男子，先怀不忠不义之心，枉受国家爵禄，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3]李渔阅读至此评论道：“点染出此妇，便抹杀许多不忠不义不孝男子。警醒之极。”[7]钟伯敬先生称之为“伟丈夫，奇男子也。”[6]
马邈出城投降魏将邓艾，李氏自缢身亡，以死表明对自己国家的忠心。《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引后人诗赞颂李氏：“后主昏迷汉祚颠，天差邓艾取西川。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毛宗岗将夏侯女的忠贞与李氏的爱国做了精当的比较：“夏侯之女，但知有夫妇；马邈之妻独知有君臣，其节义更胜夏侯女矣。”[4]由此可见，李氏不仅是位贤妻，更是一位关心国事，反对投降卖国的“伟丈夫，奇男子。”
五、结语
《三国演义》尽情讴歌了貂蝉、糜夫人、徐氏、李氏等四位可堪与男子相媲美的才能与气魄。孙尚香的性情刚烈、做事果断的男子胸襟，吴国太摒弃众议嫁女于刘备的远见卓识，徐母（徐庶之母）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夏侯女不嫁二夫的忠贞不移等等女性形象气质皆充满了至刚至勇之气，即真丈夫本色。罗贯中对女性的赞美，彰显其阳刚美，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囿于作者的创作意图，或如貂蝉、糜夫人、李氏的行为受到忠义思想的支配，为了尽忠才付诸行动；或如徐母、吴国太、孙尚香是“尊刘贬曹”思想的传声筒；夏侯女誓死不嫁二夫之感人行为，是封建社会夫为妇纲的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
总而言之，罗贯中一方面彰显了女性才智与思想，赞扬她们男人般的智勇与胸襟，体现了女性自我价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作者终究不能超越阶级立场，笔下的女性的阳刚之气与大智大勇之举始终是以忠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为准绳，这使其行为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三国志平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3] 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4] 罗贯中著，毛宗岗评.三国演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5] 罗贯中著，李贽批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M].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6] 罗贯中著，钟伯敬批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第8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三顾茅庐既是刘备求贤若渴、也是诸葛亮凤栖梧桐。诸葛亮的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了体现他的自身价值，他就必须出仕为官，而他躬耕南阳的主要目的不是避世，而是观察天下大势，寻求有潜力的老板。刘表虽然近在眼前，却是没有前途的；孙吴虎踞江东，已有老兄诸葛瑾前去投奔；刘璋暗弱，诸葛亮自然看不上；曹操强大无比，可是身边的人才也多；这样一来，能够体现诸葛亮价值的就是刘备了，特别是落难的刘备犹如搁浅的蛟龙，给了诸葛亮点石成金的机会。选择刘备使得诸葛亮迅速跻身于军师的行列，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又折服关张之流，诸葛亮从此走向前台。
三分天下，体现了诸葛亮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准确，从此，他协助刘备取西川、占荆州、夺汉中，如果没有猇亭之战的重创，蜀国在诸葛亮的经营之下，没准还真有一统中原的可能。赤壁之战的联吴抗曹，其实是诸葛亮把握形势，充分看清天下大势的结果，而罗贯中描写的草船借箭、借东风情节则把诸葛亮描写成妖道，以说书人的小聪明埋没了战略家的大智慧。联吴抗曹作为诸葛亮的基本战略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可惜关羽骄傲之大在前、孙权贪利随其后、刘备冲动而孤注一掷，最终消耗了蜀国和吴国的实力，为魏晋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而其后的种种方略，均是诸葛亮为了保全蜀国所做的进攻性防御，可谓是英雄的暮歌。
事事躬亲既体现了诸葛亮的综合素质，也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统帅。刘备托孤之后，诸葛亮事实上已经成为蜀国的统帅，而他也可能是最辛苦的统帅了，治理国家要他、排兵布阵要他、发明创造也要他，凡事都要亲历亲为，凡事都不放心手下人，诸葛亮即便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决胜千里之外，这是诸葛亮的特点，于是乎锦囊满天飞，手下的大将都只要依计行事即可，久而久之，蜀国就只有诸葛亮而没有其他人了，诸葛亮死后，蜀国迅速被击垮就是证明。当诸葛亮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如何设计木牛流马、连弩之类的机巧之上时，他的大局观就慢慢的差了，而统帅没有了大局意识，蜀国也就难以振兴了。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就从《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出，关羽率荆州之众就能撼动曹操的根基，水淹七军威震天下，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均是倾国之兵，均是无功而返，其中高下，可见一斑。当诸葛亮作为军师辅佐刘备时，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一方面是诸葛亮的奇谋，另一方面也说明刘备作为统帅的不凡之处，毕竟，刘备还是身经百战的老帅。而诸葛亮在后期的多谋少断、小心谨慎等也使得他指挥的战役失去了光环，而他不敢用魏延之计奇袭长安，让蜀国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至于七擒孟获，更多的是体现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对蛮夷用兵取胜是没啥稀奇的。就军事指挥而言，在三国中他比曹操差的远了，与司马懿、陆逊、吕蒙、邓艾之流相比，也未必出色多少。
第9篇：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的作者是罗贯中。书中讲述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百年间，魏、蜀、吴三国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三国演义》那多姿多彩、神奇的人物中，我最喜欢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熟知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一生还有许多惊人事迹，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空城计等，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气周瑜。诸葛亮不但剥夺了周瑜的东西，甚至把他的生命也了结了，周瑜临死前感叹说：既生瑜，何生亮？
我也很喜欢赵云。赵云，字子龙，蜀国五虎将之一。在《张飞大闹长坂坡》和《赵云截嫂夺阿斗》那两回，赵云都奋力保护刘备的儿子阿斗。特别是在《张飞大闹长坂坡》的那一回。赵云在和曹军厮杀时，丢了甘夫人和阿斗。于是，赵云一边奋勇杀敌，一边寻找夫人和阿斗。终于，他救出了甘夫人和阿斗。当赵云回去，把阿斗交给刘备时，刘备把阿斗扔在地上，说：为了这个孩子，差点损失我一员大将！赵云慌忙抱起阿斗，说：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报答不了主公的恩情啊！从赵云的话中，我感受到赵云的了忠心耿耿；在杀敌时，我又感受到了赵云的英勇。我真佩服他。
《三国演义》中，我还喜欢重情义的关羽和老实的鲁肃。我最讨厌的，就是吕布了。因为吕布见利忘义，收了董卓的礼就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原，真是令人讨厌！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一些人太喜欢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真不应该！
《三国演义》不但用小说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三国时期的情景，还让我亲眼目睹了三国时期那些人物的英姿，让我永生不忘。
四大名著之水浒读后感
《水浒》是我国在长时期来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但他并不是某一、二位作家的创作，而是许多人的集体劳动的成就。通常被作为《水浒》作者的罗贯中、施耐庵，乃是对《水浒》进行最后加工的人物。
《水浒》所写，是宋江及其结义兄弟——即所谓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宋江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中都曾记及。
《水浒》由许多短篇的“说话”（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至元代仍然流行，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组合而成，也就是说《水浒》在说话中宋江及其将领的故事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杰作。
《水浒》的原名为《忠义水浒传》，一百回，系“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署名，不太容易理解，所以后来所刻得《水浒》就改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有的干脆只提“施耐庵编辑”，“罗贯中纂修”,把另外一个人除名。
《水浒》从嘉靖时期起，它就收到了热烈的欢迎。
《水浒》为忠义和勇敢的象征，里面的人个个重视友谊，甚至不惜为此冒风险甚至牺牲自己。但其出发点并不是道德信念而是个人感情。宋江在江州被判死刑时，李逵曾单身去劫法场；幸亏当时梁山的救应已到，否则他自己也活不成，不过他事先却并不知道冕盖等人会及时赶到。那么，他何以情愿为宋江送命呢？他与宋江认识不久，宋江知道他要用钱，便借他一绽大银，李逵便“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他把银子拿去赌，输光了，宋江毫无不满之意，又请他喝酒。他“不耐烦小盏价吃”，要用大碗，宋江便唤酒保拿大碗。李逵笑道：“真个好个宋江哥哥，人不说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他们喝酒时本来吃的是鱼，宋江看李逵饿了，又唤酒保拿肉上来，李逵又十分欢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他认为宋江真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他不惜生命的救他。当然，这是建立在勇敢的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