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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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迟子建营构出了较为独特的文学世界。温情书写、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从不同侧面把她的价值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从超越精神角度反思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价值局限,指出可能的超越之路。

    创造独特的文学世界往往是作家的夙愿,支撑着此世界的就是他的价值立场。如果说一般读者可以沉迷于文学形象世界,开阔视野,更新体验,丰富精神,那么研究者就得深入把握隐含在文学世界中作家的价值立场,显扬其普遍性与独特性,掘发得失,瞻望可能。迟子建作为当代大有作为的作家,已积聚二十余年心血建构了颇为独特的文学世界。通观她五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神韵生动的小说,笔者认为,书写温情、塑造畸异人物与回归自然是三个核心因素。那么,这三个核心因素暗示出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何种价值立场?它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局限何在?可能的超越之路又何在?

    一、温情书写的价值反思

    对人性温暖湿润部分的执着关注构成迟子建小说极为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温情主义。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主要是指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宽容、谅解、体贴、同情、关爱等蕴含着鲜明道德色彩的正面情感。这种温情就程度而言具有鲜明的儒家所弘扬的“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庸风格,是与乡土社会中日常生活高度相融的情感,是对日常人性的呵护。从总体上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温情是中庸温文、和谐优雅甚至略带忧伤的情感,它没有内在冲突,没有炽热力度,具有鲜明的安柔守雌的女性气质。这也是迟子建对人性的期望。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具有内在的真实性和价值建设意义吗?

    其实,温情书写的局限性首先是从迟子建钟爱的温情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像秦山(《亲亲土豆》)、吉喜(《逝川》)、徐五婆(《鸭如花》)等人物形象最根本特点就是缺乏主体性人格。黑格尔曾说:“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自由,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之中的一切本质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1]主体人格是现代人必须具有的创造性人格。但迟子建的温情人物都是些随遇而安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间没有任何反思的距离,也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都是被人情的磁力场包围着的乡土人物,生命特质主要是安宁、祥和、单纯、自然。当迟子建仅专注于正面素质时,她就有意忽略了乡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其实,残缺的另一面已经被鲁迅等启蒙作家揭示得较为充分,那就是麻木、封闭、自大、萎缩、沉沦,最根本的是缺乏主体性。把残缺一面纳入生命的整体,迟子建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温情书写了。说到底,迟子建的乡土温情往往不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之间富有热力的情感交流和精神交流,如那些能提升人生境界的爱情和友情,更多只是抚平创伤、安慰人生的弥补性情感;不是把人生导向健动有为、动态超越的创造性存在性情感,而仅是被动守成、静止凝固的重复性生存性情感。这才是迟子建小说的温情的真正实质。

    迟子建曾说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温情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乡土社会内部威胁温情的因素,另一个是从根本上威胁着乡土社会的外来现代城市文明。前一个因素,迟子建在小说《白银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马占军夫妇的发财欲望试图摆脱乡土温情的控制,便严重威胁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后一个因素,迟子建在《晨钟响彻黄昏》、《九朵蝴蝶花》、《银盘》、《热鸟》、《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中就竭力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的反面。其实,迟子建的温情批判更是一种迷思。首先,威胁温情的乡土社会负面因素和乡土温情构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体两面,都是乡土社会缺乏主体人格的表现,因此这种批判的根据和批判对象的根据是同一的,从而导致了批判的无效。其次,迟子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是站在乡土社会的正面价值立场上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负面因素。这种批判是对于乡土社会的负面因素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正面因素的双重遮蔽。迟子建的温情批判不是使乡土社会更充分意识到自身不足,从而走向开放与创造,而是使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闭和保守。

    当迟子建守护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时,她没有真正直面乡土社会的欠缺。首先,乡土社会无法应对外来的暴力与邪恶。对内部的暴力与邪恶,乡土社会往往采用人情化的策略,如《白银那》所展示的;但对外来的暴力和邪恶却无法应对,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示的。其次,乡土社会中的人由于沉溺于狭小的个人生活,缺乏主体性,对稍微广大点的世界,如超出家庭和村落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精神问题不感兴趣,就最容易滋生专制体制。当专制体制一旦形成,无法制约的权力往往就会反过来摧残乡土社会。那时,所有温保存而不得,所有逍遥欲实践而不能。更根本的是,乡土社会由于封闭保守,把人的精神和心灵需求极大简化,不利于人的发展,迟子建欣赏的那种简朴与纯洁是人性发展的最低阶段,这种简朴和纯洁是以对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多姿多彩的牺牲为代价的。此外,由于缺乏实质的精神主体性,乡土社会中的人若无法获得乡土温情的照顾或对乡土温情不满时,就很容易堕入彻底的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中,例如,《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一匹马两个人》中的薛敏母女。 

    二、畸异人物的价值反思

    对畸异人物的酷爱是迟子建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恐怕无出其右者。几乎没有哪部迟子建小说中没有畸异人物,从《原始风景》中痴憨有福的傻娥到《雾月牛栏》中精灵般的宝坠,从《雪坝下的新娘》中反衬出现实世界丑陋的刘曲到《采浆果的人》中保守天道相视而笑的大鲁、二鲁,从《树下》中漫步乡村的大欢、二嫚到《》中大放异彩的阿永、拳头,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似有大智慧的安道儿、安草儿和西班,真可谓星罗棋布,星汉灿烂。

    塑造畸异人物是基于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理解。迟子建散文《必要的丧失》叙述作者在云南大理看到个精神失常者,凭眺桥下流水,旁若无人,嬉笑自如,为人友善。她注意到,精神病者大都快乐安详、平和宁静、超然独处,不像功利世界中的正常人那样劳心憔悴、忧愁郁闷。她甚至由此透视人生,得参妙道:真正的人生需伴以必要的丧失。短篇小说《盲人报摊》就颇能体现迟子建这种“必要的丧失”的人生观。难道迟子建的畸异人物是暗合生活之道的吗?可以把迟子建的畸异人物与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疯疯癫癫的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简单比较一下,各自的精神特点便一目了然。

    迟子建把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确立为价值理想的局限极为鲜明。首先,畸异人物的自然人生是逃避超脱型的。他们对人生矛盾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而是彻底否定矛盾的存在,以精神病、弱智、失忆症等形式构筑着人生逃避的堡垒。像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杨玉翠(《岸上的美奴》)等人不就是在把现实世界中的矛盾拒之门外才能肆意挥洒吗?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展示的是直面人生矛盾的超越型人生。《李尔王》中弄人对现实世界具有深切洞察力,他带领李尔王在旷野中承受狂风暴雨的打击,是为了让李尔王能更清晰认识人性的深层状况,不要再执迷不悟。《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更是怀抱着对苦难世界的深切之爱,深入现实世界,对娜斯塔霞等人的灵魂的震撼力大得惊人。其次,畸异人物的人生意义低于功利境界的人生。虽说功利世界会导致人的欲望无度、人性的畸变,但它也确曾使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能在他人与自然面前慢慢确立起精神独立性。但是自然人生使人在没有经历复杂性时就安于简单,自我意识无法建立,人生的主体性与精神性无法达成。迟子建的弱智者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是自然赐予的人生,而不是精神创造的人生,没有实质的意义,也不具备道德的实践性。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因为敢于坚持理想,能建立起独特的主体人格,并超越于功利世界之上。再次,畸异人物是自我瓦解的。迟子建欣赏他们的快乐宁静、超然自失的一面,看到他们的心地单纯、感情真挚的一面,但与这些素质相伴生的另一面,如头脑简单、心胸狭隘、眼界窄小、精神稚弱等,却有意忽略了。当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这些畸异人物将不可避免地被命运碾碎。而莎士比亚的弄人等却能直面人性的矛盾与人生的基本困境,把人生确立为自我超越的过程。正是由于畸异人物的局限性,迟子建的许多小说才会展示出较悲惨的结局。

    三、回归自然的限度

    同样颇有意味的是,迟子建的畸异人物的首要特征就是对大自然的亲近。《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精神失常者陈生就葆有动人的自然情感,他会拣着栅栏旁阴影走路,生怕把均匀散布在路中央的月光踩出疤痕。回归自然的主题同样表现于迟子建小说的城乡书写。在小说《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中,迟子建曾说:“城市是地球上最大的罪孽”[2]。对城市的严厉态度一直沉淀在迟子建心中。与之相对的是,迟子建对乡村有着明显偏爱。迟子建欣赏的那些人物,如宝坠、天灶、丑妞等,都是乡村世界的贡献。说到底,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迟子建始终未曾以乐观的眼光来瞻望现代文明。迟子建回归自然的价值理想对现代文明的自我反思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但回归自然的限度却不得不加以明确反思。

    人之为人,本质就在于他能不断地超越既定的现实世界。大自然对于植物和动物而言,就是全部的生存世界;对于人而言,却是必须加以超越的对象,不可能仅是回归的对象。

    首先,人性的基本矛盾无法在回归自然中被勾销,因此像迟子建塑造出来的那些理想人物,如《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等,仅是人性的沦落,而不是人性价值的生成。所谓回到自然的野性、单纯和快乐状态,也仅是作者的幻想。吴炫曾说“:人性对自然、文明对原始的超越,就既包含着对野蛮的征服,也包含着对纯朴的遗弃;野性和纯朴的审美含义,也只是人类在摆脱了野蛮和无知的桎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这种审美,从来不具备独立恢复的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价值的材料,参与新文明结构的建设。”[3]迟子建所希望的那种回归自然状态,就像她的畸异人物那样,同样不具有赋予这个世界新意义的功能。 

第2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新时期文学，中篇小说曾经多么辉煌，而今天却仿佛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小说的书写俨然成为考量作家写作能力的试金石。

契诃夫、卡弗、博尔赫斯这些疏于长篇小说的大师，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势必也得灰头土脸。而能够写出《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优秀长篇小说的迟子建，对长篇小说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几年前，迟子建就批评过当今长篇小说“藏污纳垢”。她说：“短篇小说，很像这些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们身子小小，可是它们来自广阔的水域，它们会给我带来‘福音’，我不知道未来的写作还能打捞上多少这样的泪鱼。因为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可以当‘泪鱼’一样珍藏着的。但我会准备一个大箩筐，耐心地守着一条河流，捕捉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泪鱼’。”

我相信，和“藏污纳垢”的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也应像短篇小说这样，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泪鱼”。而且，如果说短篇小说从体制格局上还有着内在的自律，可以控制作家不至于滑行到长篇小说的领地，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疆界就相当暧昧不明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文学中泛滥着所谓“小长篇”的因由。“小长篇”是文学向市场妥协的一个怪胎。它纵容着作家不再耐心地收拾中篇小说的手艺，把中篇小说抻巴抻巴就整出个“小长篇”。然而，迟子建这些年来却持续地经营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双重夹击不但没有窒息她的中篇小说的想像和蓬勃生气，反而使她能够从短篇小说中汲取简约，从长篇小说中吸纳丰沛，在文学的领地里扎稳了中篇小说的营盘，证明了中篇小说同样可以做出自己的声势和气象，抵达世界的辽阔和幽深。

况且，迟子建卫护的不仅是中篇小说的文体尊严，而且是生命的美丽与庄严。《岸上的美奴》题记说，“给温暖和爱意”。迟子建对一切美好、易逝的东西抱有伤怀之美的爱怜，但她的小说从来不回避“人之恶”，趋善向美却不隐恶遮丑。迟子建小说中的“人之恶”往往在迷离的梦幻和柔软的善良中浮现出来，尖锐地刺痛我们。而越是靠近，时易世变，“人之恶”也像一树一树的阴影一枝一叶地扩大。《白银那》中趁着鱼汛囤盐提价致使整个村子鱼腐败的小店主；《青草如歌的午后》中溺亡自己傻儿子的父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更是一个如人间地狱一样暗黑、冰凉的世界。

……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所有的人性之恶像怀揣着匕首的刺客随时割破世界的温情。

有对人世间如此的洞悉，迟子建完全可以种植出文学田地的“恶之花”，但迟子建却让“温暖和爱意”的光照亮人间。我们相互敌意、伤害，但我们又相濡以沫。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却支撑活着。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似乎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同样可以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像她说的：“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事一回。”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我们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从她的悲悯和宽宥之心看去，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揣着良善之心，或者，只要我们愿意把那些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从我们的心底赶走，世界将会重新接纳我们。

第3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关键词：萨满教；迟子建；死亡观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文化核心――萨满文化，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萨满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狩猎、婚嫁、葬礼、治病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深切感受到萨满文化的深深烙印。

一、萨满祭祀文化对迟子建的文化积淀影响

迟子建的故乡黑龙江大兴安岭是多民族聚居地，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渔猎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文化是贯穿始终的，整个鄂温克族历史文化都与萨满教息息相关，直至消亡。

1、祭祀与崇尚自然

祭祀是萨满的主要职能，几乎每个宗教都有为氏族祈福的重要职能。这一职能为迟子建的作品增色不少，作品中有一段描写萨满“春祭”的盛况文字：

记得五月春祭时，远远近近的萨满都来了，他们戴着镶有铁角的神帽，穿着怪异的服装，然后在一个空场地上跳神。参加的鄂伦春人骑着马赶来，马背上伏着完整的袍子和轩等祭品，将他们摆放在达子香枝条上，萨满在场地中央跳，而鄂伦春的百姓则在场地四周祈祷。祈祷的神有“太阳神”“月亮神”“火神”“萨满神”“男人神”“女人神”“孟姓神”“郭姓神”“狐仙神”“小孩神”“灶王神”等等，真是神气十足，无所不在……

这段文字详细记叙了萨满祭神时的盛大场面，在作品中处处可以感受“万物有灵”这种思想，这种纯真的思想，使得迟子建的笔触也带有了一种灵性。她透过这些死亡描写，向世人传递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让人们在死亡的阴影中也能找到象征着希望的光明力量。

2、治病招魂的传奇色彩

萨满的另一职责就是治病招魂，为部族的百姓排忧解难。萨满最为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们不仅能使血淋淋的伤口迅速愈合，还能使游离在死亡之路上的灵魂回到肉体上。这种奇特的能力深深震撼着迟子建，也使得她的某些作品中增加了不少的神秘传奇色彩。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到萨满教信奉者的灵魂观，这种文化的注入，为迟子建的作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犹如古埃及少女奇幻而美丽。

二、萨满教死亡观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死亡意识”对迟子建的影响颇深，她的大量小说文本都充斥着死亡，涉及到死亡的篇章有十之八九。她自己曾这样说道：“我就这样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了。它给我稚嫩的生命揉人了一丝苍凉的色彩，也催我早熟。”“这与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和经历有关。……东北乡村的葬礼很隆重，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无数次葬礼，葬礼本身就是很热闹。那时候，感觉死亡既是很神秘的，也是经常发生的，好像死去的人也只是去了另外的地方。”萨满文化作为影响作家创造的重要地域文化传统，也是影响迟子建“死亡意识”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受着这种独特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迟子建的文学作品的死亡世界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

1、披着神秘面纱的丧葬文化景观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在很多地方都描写了带有萨满文化特征的丧葬习俗，《额尔古纳河右岸》《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等小说不同程度地描绘了各具特色的丧葬仪式。迟子建对死亡的描写并不仅仅局限于死亡物态文化的描写，她还将笔触伸向更幽深复杂的精神层面，展现出她对死亡的独特领悟和理解。

2、充满诗意的死亡

迟子建笔下的死亡被过滤掉了恐怖、狰狞、丑陋等阴暗色彩，换上一种带着诗意的笔调描绘着凡人的死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尤其明显，列娜是因坐在驯鹿背上睡着了，静静地逝去了；林克虽是被雷电劈中了，但死得却很安详，他蜷缩在一颗大树下，像个婴儿一样安静的睡熟了……这些描写让人丝毫觉察不到死亡的恐怖阴深，这种独特的风格形成与萨满教文化有很大观念，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迟子建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豁达的，能启迪人们对于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反思。

3、“死亡意识”下的理性思考

迟子建的诸多小说中都有大量的死亡设置，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有多达10位以上的人物死亡，但这一些列的死亡设置要传递给人们的并不是消极、绝望、阴暗的情绪，相反是在赋予宗教情怀下的带有理性光辉的思考，启迪人们反思生的意义与价值，去追寻生命的本质。迟子建长期受到萨满教文化传统的影响，潜移默化中，她看待事物的眼光具有了宗教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感召下，她以一种神圣、敬畏的情感和虔诚的态度去思考对待生命中的死亡，去探寻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用大量的死亡书写来彰显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三、结语

虽然有人认为迟子建有美化现实的嫌疑，但她那固有的温暖质朴的语言一直深深的打动着这个有着苍凉悲观的世界。尽管和其他作家的深度与深刻有着不同，在这种特殊中我们看到迟子建从未停止的思考和对人生现实的反思，她的思想不偏激，情绪也没有大起大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呼唤，不管外界的浮躁与喧哗。

注解：

第4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关键词：《群山之巅》 生态意识 自然 文化

迟子建的小说不仅有着对自然诗意的描写、美妙的意境，并且在内容上也关注人类与自然、自身的现实关系。作者对鄂伦春族文明的凋落谱写了一首挽歌，在人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生态意识，尤其是在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今天，迟子建的创作就更加富有意义。

一、自然文化与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最早是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谈到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土地（自然界）。”[1]他强调将人类的道德自觉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主动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基鲁索夫则将生态意识定义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人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我国学者陈铁民认为：“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如何从最优角度反映、解决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3]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动性的重要性。刘湘溶将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于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4]可以看出，自然意识就在人类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处理人与自然、自身的方法进行不断调整。

（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观

首先迟子建小说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无所畏惧，生态危机接踵而来。正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奇说的：“人类的困境正是传统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人们忘记了自然是赋予人类的发展的基础。”只有像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y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5]如此，人类才能躲过自然的惩罚。

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还体现在人与自然情感的互通中。“天”是生命的起源，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安雪儿眼中，月亮、星星是和人类一样的玩伴，同样有生命。“人类早期的医药仪式，萨满教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消灾。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古人通过肉体与地球的类比来解释和表现平衡。”[6]这些早期人类的幻想通过与自然、自身的情感结合、互通。

（二）动物形象的灵性体验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类的情感，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小说《群山之巅》中，辛七杂的出场伴随着一群鸡鸭鹅狗的出场，这些生物能体会出人身上死亡的气息。绣娘的白马更是灵性的代表。正如史怀泽提出“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他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生命立场来看的、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7]就是因为做到了敬畏生命，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才能被人类用心去感知，从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在人与动物的相互关爱中，人类得到心灵的慰藉。迟子建的动物世界里没有较多地对凶猛动物的力量的赞美，较多的是对通人气的动物的关注。利奥波德的大地理论认为：“气候、水、动物和植物都是大地共同体的一员，都有它存在的权利。”迟子建更是将动物作为同样具有情感的个体与之相互关爱。辛开溜将狗取名爱子，这只狗已经成为他思念妻子的寄托，也是唯一的伴侣。文章写道：“辛开溜的墓地是爱子选的……当辛开溜的灵车到达龙盏镇时，爱子在北口迎接，呜呜嚎叫，它在西山刨的墓穴，印满花形爪印。”[8]298

二、人文文化与生态意识

与张炜、郭雪波、叶广芩等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景观和生物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变化、科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社会的危机以及古老文明、习俗的衰落等问题上。

（一）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生态意识

迟子建的大量作品，如《北极村童话》《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抒写的是对古老乡村文明和大自然的美好体验。迟子建生长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童年的乡间记忆让迟子建对人生有着最朴素的理解。正如她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虽然小说是作家创造的，但我的感觉也是自然创造的，所以它就更应该是美的。”[9]可见大自然在迟子建心中的价值和对其创作的影响。

小说《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龙盏镇。“镇”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乡村的一些性质。在20世纪的中国，每一个镇都发生着社会的转型。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城镇是如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但一系列事件如毛虫灾害、农药、食品添加剂的过度使用、安大营掉进河道大坑的死、地质工程师的探矿，都反映了现代化正渗透着这个城镇。而作者的意图则是通过唐汉成来叙述的：“而他在山里长大，热爱大自然。每当疲惫地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液就畅通了，一路的风尘也被洗去了。”[8]43对于矿物勘探者而言，不惜采用误伤的手段来维护龙盏镇的“太平”。

（二）鄂伦春文明的挽歌与生态意识

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包容，在团结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精神文化。如果要找寻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曾认为：“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10]在迟子建笔下，不论是《北极村童话》，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用鄂温克族的历史、风俗、建筑、饮食乃至萨满文化，来表达对这种古老文明衰落的惋惜，但《群山之巅》却用更加深刻的笔触把目光落在了城市对乡村文明和人类思想生活的影响之上。

首先，迟子建歌颂了鄂温克族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我从小在大兴安岭长大……这支部落现在就剩两百多人了，我去内蒙古的根河追踪这支部落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我痛心的是，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在静悄悄地扼杀着原始之美、粗犷之美。”[11]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保留了原始人类的生机。古约文乡是鄂伦春人的居住地，绣娘的身上较多地保留着古鄂伦春人的活力，心里也像明月般纯净。

其次，风葬等一些习俗也体现出鄂伦春文明所具有的生态意识。“风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在树杈上或树与树之间搭横木，上铺篱笆，将死者放上，再以树枝或篱笆覆盖。也有将死者装入木棺再置于树与树之间的横木上的。[12]这种丧葬形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鄂伦春人外出行猎经常有人死于山中者，这是及时安葬的手段；另一方面，丧葬是一种宗教性的习俗。风葬在一些居住形式上类似巢居，是远古时代人们巢居的生活情景在葬俗中的一种折射。迟子建也认为：“他们为什么风葬？ 在我想来，就是他们要让自己的躯体与天相接，灵魂这时就会在晚风和晨露中脱壳而出，化做云朵。”[11]

三、对人类精神冷硬的批评

迟子建曾经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过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人的意义上的。”[13]由此可见，迟子建作品的生态意义包含着人类精神上的生态精神。

迟子建的小说塑造了许多充满神性的美好人物，但S着现代化大潮的侵袭，人的恶逐渐暴露。《群山之巅》里，安雪儿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代表，她像尘世中的精灵一样。她的父亲安平是个正义、重感情、有担当的汉子，奶奶绣娘更是具有少数民族人民身上特有的热情与古朴。在这种对比下，辛欣来就显得充满了人性之恶――他嫌弃龙盏镇家乡。老魏则崇尚享乐消费主义。还有单尔东，成名后抛妻弃子。这显然是经济浪潮蛊惑了乡土人们，使他们出现了虚荣心与欲望。不过，迟子建在恶中始终坚持着把温暖和爱留给了这个世界，她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14]。

迟子建的作品在当代主流作品中题材和人物形象都是独树一帜的，也正如她自己所说：“就像大兴安岭一样，它太偏远了，不是什么中心，就在边边角角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注意它，也可以完全把它忽略。个人的能力太微弱了，别说一个作家对文学史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我能对自己有点影响，不停地用写作来改造自己，就挺了不起了。”[11]迟子建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守卫着这片美好的生态理想家园，带领人们关注自然，引领人们的新视野和新生活。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2]B・基鲁索夫，著.余谋昌，译.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J].世界哲学，1986（04）.[3]陈铁民.论现代生态意识[J].福建论坛（文史哲），1992（04）.

[4]刘湘溶.论生态意识[J].求索，1994（02）.

[5]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6]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7][法]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9：133.

[8]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10].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8.

[11]郭力，迟子建.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01）.

[12]夏之乾.风葬略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04）.

[13]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鉴赏版旬刊，2015（28）.

第5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关键词：迟子建;《树下》;死亡;悲鸣

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北方女性作家，迟子建把她一贯宁静心灵的思索倾注于作品，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她说：“一个作家，大概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果把这个独有的文学世界比喻为房屋的话，作家无疑就是屋子的主人。”①在这个专属的丰富文学世界中，《树下》是迟子建的第一部长篇，在这部小说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然而，透过死亡的迷雾，却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向死而生的温婉。

一、嗒嗒马蹄声下的生与死

七斗是作品《树下》中的主人公，对她来说，生与死具化在了嗒嗒的马蹄声中。鄂伦春人的马队和送葬的红马，相同的马蹄声却分别代表着生的希望和死的悲切。作品始于七斗母亲的死，终于七斗儿子的死，全文出现五十多个人物，其中却有二十个人物死亡。七斗的一生都在经历着死亡、见证着葬礼，她于悲苦的命运中执着坚守着顽强的美丽心灵，使整部作品完全萦绕在忧伤、浪漫的氛围之中。

当母亲被嗒嗒的马蹄声带走之后，七斗似乎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后遗症，马蹄声会常在脑海中奔腾。作者让七斗负载着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深沉思想，当她小小年纪承受着母亲不堪重病自杀的事实，并不得不寄居在姨妈家，读者也就理解了作者在创造与众不同的文学世界的良苦用心。这个早熟的少女在苦难中艰难地前行，真切感受着生命、死亡、漂泊、归宿，体会着不幸、凄惨、悲哀、绝望。

依然是嗒嗒的马蹄声，带给七斗无限的期待与向往。在惠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鄂伦春人以及他们的马队，而七斗却与马队有着奇妙的约定。每次短暂地相遇，长长的马蹄声响，几句对话，留给七斗远远地等候和深深地思念。马队，桦皮篓，狍肉干，带着黄昏浓郁气息的记忆使得七斗血液活跃。而属于七斗的少有的美好念想，总是让她盼得那么辛苦，得到的那么短暂，如同幸福，怎么抓都抓不住，只能眼睁睁看它溜走，空余嗒嗒声响彻耳际。七斗也就将这马蹄声响深埋于心底，那是希望发芽的地方，是七斗对生命意识稳默驻守的动力。

二、生存，由死亡感知

当死亡横陈于眼前，如同一个伤口，巨大地存在着，作品毫不保留地展示着残酷命运带来的接踵而至的死亡。然而，透过这所有的一切，作者真正想让读者看到的是，生命在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与温情。

生存，由死亡感知;爱与美，亦由死亡感知。在作者温良如初，温情依旧的笔下，死亡那冰冷的寒意逐渐晕染开来时，作者始终坚持用温婉、宽容、理解的笔调，表明对待这个充满人生残缺和人性残酷的世界的态度。死亡，是一种事实和现象，它不可避免地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它作为一种叙事资源进入文学文本时，作者便赋予它不同寻常的美学价值。《树下》中死亡有些夸张的发生着，然而，却没有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和恐怖感，只是由此来承载更为深沉的文化与生命价值意义，并以女性人物特有的温情来温暖更多人。

七斗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承受着最深重的苦难，她用她的善良和温暖软化着现实的残酷与冰冷。她由对母亲去世时的难过和忧伤，到对身边无休止的死亡的安静透视，体现出她从死亡中逐渐感知生存、在无处不在的死亡中柔弱却坚强的存活的坚决。她从生性彪悍、对自己不好的姨妈处寻得温暖，自栾老太太处觅得怜爱，即使受到姨夫蛮横粗暴的伤害，依然在他们全家被杀时感到难过。她的善良驱使她为了她的学生李玲菲免受自己当年的苦，而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米三一样，为了可怜的船长，甘愿忍受流言的飞短流长。嫁给张怀后她成长为一个安静、顺从、温婉的妻子，面对丈夫的怀疑也是只是默然无言。也许在太多死亡的悲恸中，七斗将生与死早已看淡。生，便是安然寂静的生灵，死，便不再忧伤孤寂，化成自由无羁绊的树精灵。死亡不再绝望、不再毁灭，七斗将她满载爱和美的灵魂，架构在坚韧的生命意识之上。

大概在遍尝各种死亡的悲苦后，唯一能将诗意与温暖流转的便是七斗了吧。死亡不再单单意味着终结，它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开始，一次轮回。七斗想，人死后，灵魂变为树精灵藏于树身，只在夜间出来。而姨妈和姨夫总在七斗的梦中出现，在梦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姨妈待人是和蔼的，姨夫是满怀悔意的，就连草莓汁都是喝不够的。对比生活的艰辛，梦中总是充满温馨与快乐。除了对马队中骑白马的少年的期盼，白轮船也是存在于七斗的梦想中的，那是一种漂泊中的自由。在船上当船员的时候，七斗最爱做的事就是夜间在甲板上喂水鸟，观看水鸟与在树下祈祷和倾听马蹄声是相同的，那是一种对鲜活生命的体会，对爱与美的品味。

有人说，《树下》是首个女人的史诗，借由七斗，作者对我们温和而坚定地宣告：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爱和美更强大！七斗用她未满一半的人生之路，诠释着别样的生命感悟。

三、茫茫前程中的生死悲鸣

《树下》曾更名“茫茫前程”，但在迟子建的坚持下又更回“树下”这个意境更为悠远的名字。可以说“茫茫前程”相较“树下”是对这部作品更为通俗的表达，作者满意“树下”，大概是因为它更浓厚的文学意味和神秘的玄学色彩。但作品中大量女性人物的茫茫前程却是最值得关注的。

七斗在小说中作为主线人物存在，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迅速成长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独少女，随着思想日益丰富，外表也出落得亭亭玉立。但悲苦的命运并没有善待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子，身边死亡的接连发生，使得七斗一直过着漂泊无依，毫无归宿的日子。七斗的茫茫前程令人堪忧，当她跪在象征着安稳和归宿的树下祈祷时，真心地盼望生命可以像这生机勃勃的树一样，和平安宁地生存。

姨妈是一个嗓音粗哑，总爱贪占小利益的胖胖农家妇女形象。人不坏，对七斗不太好。从最初只是为了让众人之间相互猜疑去藏七斗母亲的银戒指事件，到将七斗的金沙占为己有并假装丢失的金沙事件，无一不深入地刻画出一个生动真实的女性形象。

七斗开始时很疏远栾老太太，不喜欢她凡事都要指点教悔别人一番。当老太太的身世渐渐如拨云见日般明朗，七斗也就慢慢喜欢上老太太了。栾老太太凡事都要讲究，处处都显示着一个大家闺秀的良好素养。七斗会在想象里遇见年轻时的栾老太太和她那凝聚在上海滩微风里的青春，老太太其实在年轻时就过完了她的一生。栾老太太喜欢七斗，同情七斗，将自己年轻时就珍藏的饰物都送给了七斗。她当年被遗弃在上海滩时并未掉过一滴泪，却因怜爱七斗而哭泣，为她治病亲手煎药。这是一个优雅美丽却可怜的女子对另一个更令人同情的悲苦女子的呵护。栾老太太的确是一个诗意的女子，七斗之所以认为栾老太太的一生只集中在了年轻时代，确实是读懂了若是没有她当初的风光与魅力，对老太太来说，余下的寂聊时日又有什么前程可言，也只是茫茫一片罢了。

纵观小说，女性人物颇多，却是各有千秋，各有生死，当作者以淳朴、沉静的语气为她们安排着前程时，她们却也爆发出各自更加深沉、独特的悲鸣。（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迟子建.留在心底的风景.[J].山花，2009：19.

参考文献：

[1]迟子建.树下.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5

第6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著名作家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

著名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勉强上提档线。麦家在《隐密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 50来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荫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是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军队情报工作，俗称特工。但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偶然地读到了《麦田守望者》，霍尔顿的形象和他当时有一样的心态，压抑、躁动……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让麦家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小说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著名作家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而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第7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王迅是近年来涌现出的青年批评家，他来自“三袁”的故乡湖北公安。三袁故里的文化气候孕育了他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感悟力。严谨的科班训练使其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视阅读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又让他饱览群书，获得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难得的学术修养。近年来，他在《民族学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报》等核心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40余篇，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批评风格。与当下一般的批评文章仅仅停留在文本的简单梳理、归纳、拾人牙慧的复述不同，王迅的批评依凭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方法，而是深邃的艺术洞察力和执拗的追问精神，他往往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与作家和作品进行灵魂的碰撞和对话，从中提炼出让作家深思，让读者受益的见地。

作为批评家，王迅具有敏锐而细腻的艺术感悟力，通过对作家写作过程的跟踪，他用内心去体验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灵魂挣扎与搏斗的状态，使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本身相得益彰。如在《直问内心的荒诞化叙事――论东西小说艺术》中，王迅敏锐地捕捉到东西小说思想感觉化，形象化的特点。他认为，东西的小说创作往往先有观念，然后去寻找故事，但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思路并未导致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原因就在于东西的小说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把丰盈的主体感觉嫁接到小说中人物的多种感官上，通过他的人物去感受和把握世界。王迅考察了东西大量小说的标题，他注意到人的多种感觉器官充斥其中：《目光愈拉愈长》《把嘴角挂在耳边》等。王迅注意到在东西的小说中对器官的描写更多，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写到瞎子、聋子、哑巴，《等于降落》写到了乳房，《权力》写到了大脑，这些发现和概括体现了王迅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也只有建立在真切的感性之上，批评的理性才得以升华，达到对文学文本的深刻洞察。

评判一个评论家是否优秀，关键是看他是否具有“批评意识”。王迅的批评关注当代文学前沿，依靠自身对经典作品的领悟，向读者力荐优秀的文学文本。如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刚刚发表，对这曲具有丰富生命内涵的野性之歌，王迅撰文倍加推崇。而对一些几成定论的批评观点，王迅也绝不人云亦云，他能在文学批评的喧嚣之中保持独立和清醒。李冯的长篇《碎爸爸》是一部优秀的长篇佳作，但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存在行文拖沓和篇章破碎的毛病。王迅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种破碎的叙述恰恰是这部小说在形式上值得称道的地方，“小说的叙述节奏，正契合着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反复处在‘七五年’和‘九七年’之间的某个支点上游走。小说的叙述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重复，时而交叉。对于偏执。焦虑，癫狂的精神状态的揭示，这种叙述结构无疑是最有效的”。如果没有对这部作品的细细品读，没有后现代文化的理论储备，王迅很难在同中看出不同，更不会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识。再如，有的批评家指责迟子建的小说太多温情，没有力量，对此王迅则认为，“迟子建的小说世界既复杂又丰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人生的辛酸，也有世俗的欢乐，既充满苦难与哀伤，又升腾着诗性的勾想，悲伤与温情交融，失望与期许同存。这种交织着两面性的审美趋向才是文学的常值，也正是迟子建小说艺术的独特之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王迅对迟子建的创作历程相当熟稔，另一方面则是王迅对现实世界，作家个体与虚构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透彻的理解。王迅对迟子建的评论表达了他对文学艺术功能和价值的肯定，这一切又源于王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历史眼光。

文学评论其实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马克思说，最美的音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也是不存在的。一个优秀的评论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他必须打开全部的感官，去应和作家真实的灵魂，穿越作家设置的迷宫和障碍。但在当下，一些评论家心态浮躁，对文本没有更深入的勘测，仅仅停留在大枝大叶的泛泛的论述E。王迅对此是警觉的，清醒的，他的批评文章大多是细读式文本批评，他对文本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望闻问切”，然后开出一张让人益气提神的“药方”。

克罗齐说，“要判断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从经验方面说，我们当然不是但丁，但丁也不是我们，但是在观照和判断的那一顷刻，我们的心灵和那位诗人就必须一致，就在那一顷刻，我们和他就是合二为一”。王迅不是一个诗人，但王迅无疑具备了一颗真挚的诗心，他用一颗超脱和谧静之心品味他笔下的每一个优秀的诗人。徐志摩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空灵飘逸，含蓄蕴藉，富有动态美。如果试图解读徐志摩的诗歌。内心陷于世俗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就无法体会徐诗中的趣旨。王迅对老庄美学思想中的空灵意识，以及古典诗论中的神韵说，意境说部有深刻的体悟，他的天性中也有灵动和秀雅的一面，因此，他是徐诗的解人。在《试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中，在分析徐志摩的《黄鹂》一诗时，王迅指出，这首小诗中的“黄鹂”这一形象在这首诗里是指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此乃所指语义的第一层延伸空间。而其中蕴含的韶光易逝，青春热情已灭，爱情理想不在则是文本延伸出的第二层语义空间。中国古代讲“澄怀味象”，刘勰则说陶冶文思，贵在虚静，这是对诗人在进行创作之前的准备阶段的描述。其实，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也要调剂身心，以澄明和平和的心境进入写作状态，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的心态，王迅才能对徐志摩诗歌中的音乐美有较深的体会。他能细细体会每一个音节，敏感的心灵与每一个词语相摩擦，迸发出清晰的火花。

近十年来，国内的学术界受“新批评”倡导的内部研究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文本细读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批评家。不可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在文本细读方法的指导下，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保持了文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学术性。但某些批评家在运用文本细读法时，只注重对文本做繁琐的内部研究，忽略了文本与社会时代以及历史的联系，这种研究本质是封闭的和片面的。王迅的批评虽然也建立在对文学文本的深层次把握上，但他也会抽身而出，在世界文学场域的参照中，站在哲学或历史的高度分析文本，这使得他的批评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向生活开放，向文学开放，向读者开放。在《追问内心的世界与之比较研究》中，他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写作心态和历史观等方面，通过两部作品的比较，让两部作品在相互映照中生发出更为丰厚的审美内涵。王迅认为张炜的《刺猬歌》采用了超历史的“精灵话语”或者说“野地话语”的叙述方式，其基础是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他认为，这部长篇以毫不留情的尖锐姿态，揭示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影响，以精警的眼光探视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发展的盲目性和疯狂性。王迅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情怀让他以超越的眼光和包容的姿态看待作家和作品，因此他也能看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这样看来，王迅运用的批评手法是多元的，他可以根 据作家以及作品的不同，选择最佳的解读方式，力求达到“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境界。

在当今社会，现代化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生态，导致了物欲对人性的疯狂挤压和人文精神的集体衰落，而文学作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迎合。受此影响，文学评论的价值和功能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了偏移和变异，利益驱动下，一些批评文章充斥着大话空话，沦为廉价的帮闲文学批评。难能可贵的是，王迅保持了一个学者说真话的基本素质，他的批评视野不仅局限于某些名家名作，对一些非名家的作品他也同样寄予深切的关注，力求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以补充和完善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比如他对梁鸿的长篇非虚构文本《梁庄》的阐扬，使“非虚构文本”这一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兴起的文学样式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此外，他也关注杨映川、朱山坡、杨仕芳、梁志玲等青年作家的成长，评判他们作品的得失优劣，为他们以后的创作提出中肯的建议。

第8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江觉迟出生于安徽安庆市，与很多普通的城市女孩一样，她酷爱旅行。第一次潇洒地走完美丽又艰险的川藏线后，她爱上了那里，多次深入那些游人尚未涉足的偏僻山区。

一次，在穿越川藏线的路上，她遭遇了泥石流塌方，带的食品也吃完了，附近的藏民热情地款待了她。他们把她带到寺院专门为过往僧人搭建的临时住所，遇到了活佛。

活佛带她上山去看了更原始的地方，她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地理原因，洪水、泥石流和雪崩等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频发，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意外，每次灾害过后，总有些孩子沦为孤儿。这里至今未能通电修路，居住在此的藏民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活佛希望她能留下来，教育当地的孤儿。她有些迟疑，没有作答。

回到家后，那种震撼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她把进藏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当时，江觉迟的父亲身体非常不好，母亲强烈反对她去。父亲退休前是教师，“”后去过很贫穷的地方教书。遇到贫穷孩子交不起学费，父亲会拿自己的工资让他们去上学。记忆中，她11岁的时候，父亲从山里领回来过一个孩子。刚开始她特别不理解，后来才觉得父亲是对的。最终，父亲理解了她，同意她去原始草原支教。

她回到了藏区，想用微薄的力量，让那些孩子的命运得到些许改变。

在那里，从身体到饮食到睡眠到卫生，她都不习惯，只待了两个多星期，江觉迟便动摇了，想回家。准备走的时候，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她背着包从帐篷里出来，竟然发现帐篷外全是人。牧民们都站在那里，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她唱起歌来!江觉迟的脚步没迈出去，一停就是5年……

九死一生寻找孤儿

所谓学校，是一座废弃很久的碉楼。黏土与沙石混筑的三层房屋，经年风雨把墙体表层早已侵蚀过半，随处可见沙石剥落后形成的斑驳伤痕。墙体下方，遍地油麻藤密布如网。一些藤条沿着碉楼墙体爬上二楼，钻进破碎的窗框里……

建立孤儿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学生。茫茫草原，言语不通的江觉迟靠着村民提供的线索和寺庙小扎巴的向导，开始了大浪淘沙般的寻找之旅。

有一次，江觉迟要进入原始森林，到雪山的另一头去寻找孤儿，在路上遭遇了种种困难，起初是天天暴雨，身上一直是湿的。

后来遭遇了泥石流。刹那间天地震颤，山谷雷鸣，沙土从山体生生剥离，形成巨大泥流，大石块伴着整堆泥沙沉闷地轰塌下来，沉坠的泥雨扑盖上她的脸。塌方后，路没有了，她要挖掘出一条路来。

这就是江觉迟寻找孤儿的路线，刚刚学会骑马的汉族女子，一头就扎进了这样的环境。

除了气候恶劣，说服孩子和监护人来到学校是更加艰难的事。虽然有过委屈和迷惘，但如今，她已找到27个孩子，他们中有孤儿有私生子也有失学儿童。5年里，江觉迟能找到的孩子数量远超27个，但并非每个孩子都能被顺利地带到孤儿学校――说服监护人让孩子来学校并不容易，在这片草原上，没多少人能看清上学识字到底有多少前途。

有孩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江觉迟找到的孤儿中，有一个叫苏拉的小女孩，来到孤儿学校后，一直闷闷不乐，每天都在念经。后来才知道，苏拉在雪崩中，与她的姐姐阿芷失散了。苏拉想念姐姐，她听喇嘛说，如果念上三万八千遍经，就能与姐姐相遇，苏拉因此时时刻刻都在念经。

江觉迟多方打听，知道阿芷流落到离草原最近的一个县城里，在一个茶楼工作，实际上就是陪人喝茶的。江觉迟想去把阿芷找回来，遭到了周围人的坚决反对，不洁的“妖女”，在圣洁的草原上是罪孽深重的人。但她还是去了。

阿芷听说妹妹还活着，激动得哭了，她答应江觉迟第二天跟她一起回草原。可第二天一早，阿芷搭上了一辆不知去向的长途汽车，不辞而别。

江觉迟带着苏拉，踏遍好几个草场，也没能找到阿芷。在苏拉外婆家那片草原的玛尼神墙，苏拉虔诚地转着神墙。

5年，江觉迟完成了从身体到灵魂的蜕变，她不再是以前那个怀着旅行热情游走四方的女子，旅行于高原的辛劳和真正生活在这片高原是两回事。到了冬天，生活变得尤其严峻。雪一尺一尺地下，连几岁的小孩子都得投入到清雪战斗中，否则学校会被雪掩埋，食物、衣物几近断绝。与孩子们的沟通和教育也很复杂，草原上的孩子生性自由散漫，甚至没有按点上课、完成作业等基本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觉迟带去的几万块钱慢慢花光了，学校陷入了僵局。在极度无助的情况下，活佛给予了学校帮助，寺庙的信徒给学校提供资金和物资，但需要她自己下山带回。为了尽量让每一分钱都能花在孩子和学校上，她舍不得住饭店，一路上只找那种十五块钱一晚的小旅馆住，八个人挤一个大通铺。当再回高原时，她带回了学校急需的资金、孩子们急需的物品，她快乐地笑了。

让江觉迟坚持下来的是孩子们，她把他们千辛万苦找来，就一定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推着我走，而不是我在坚持。”她说。

5年的藏区支教生活，使江觉迟从江南都市女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藏民”，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原始深山藏区草原，她给草原孤儿既当老师又当妈妈，过着艰苦而充实的生活。恶劣的生存环境将江觉迟的身体折磨得伤痕累累。贫血、咳嗽，疼痛越来越严重。她知道自己需要下山休养，可是她放不下这些孩子。

一次上课，江觉迟发现三个学生不见了，心急如焚地发动牧民，带着孩子们找了一天却没有一点线索。夜里很晚时，三个孩子才灰头土脸地回来，在担心和紧张中度过整整一天的江觉迟已没力气去责备他们。孩子们拎着一包东西，主动告诉江老师他们的去向。

原来，这些孩子听说有一种树根可能治得好她的贫血，便偷偷溜进深山寻找树根，并最终挖了回来。望着孩子们微笑的脸庞，江觉迟觉得特别难过，她一边哭，一边责骂这三个孩子：“你们跑那么远万一迷路怎么办？碰到了野兽怎么办？就算能治好我，那要是你们都没了，我治好了又能做什么？”骂着骂着，她将孩子们紧紧搂在一起。

后来才知道，孩子们拼命带回来的树根并不是药物，但江觉迟还是把那些没用的树根晒干带回了内地，她说这份情谊她永远都记在心中。

寻找“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

然而，精神的力量再强大，终究敌不过身体状况的恶化。2008年底，再也支撑不住的江觉迟回内地治病。她去了好多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最后医生只能把这些症状归结为“高原病”。医生严肃地“警告”她：“千万不能再上高原了！”可她还是放心不下地回去了。

身体不允许她留得太久，这让江觉迟甚为着急。她希望有人可以接下她的“接力棒”，成为下一个点亮孩子心灯的“点灯人”。于是，她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寻找“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

在帐篷里，在酥油灯熏眼的光线下，5年里江觉迟写下了60万字的日记。2010年下山治病休养期间，她把日记改写成了一部小说《酥油》。8月，这部小说公开出版。“这个人不能感情用事，是要在看完我的5年经历后，依然有勇气愿意帮助那些藏区孤儿和失学儿童的人。”她觉得这个人“身心缺一不可”。

第9篇：迟子建小说范文

对外译介的当代作品当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譬如，国家外文局及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出版社等组织实施多年的“熊猫丛书”，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这些翻译大多是由中国的外语专业人士担任的，选择的大多是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其中又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有些图书是多位作家的作品合集。这些翻译著作以英、法语种为主，兼顾德、俄、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等其他语种。印行的图书，大多被用作礼品，主要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向外国友好人士进行赠阅，较少进入市场销售流通。因此，从总体上看，这些图书在外国的影响面较窄，影响力有限。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此类图书约30部，占全部馆藏当代文学译作的6%左右。

新时期以来，外国有一批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学者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作品。据笔者统计，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英、法、德、意、西等欧洲语种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即在460种以上，中国有作品被译介成西方文字的当代作家在150位以上。而国家图书馆的外文藏书还相当不完整相当不全面。譬如，王蒙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但国家图书馆仅收藏有五、六种文字的译本。又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法国的翻译出版，2002年为17种，2003年突增到29种，2004年则在40种以上（不包括再版书），这三年总计在86种以上，而国家图书馆仅收藏有9种。

仅举法国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正在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据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杜特莱教授介绍，1978年以后，几个法国汉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文学，1981年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LeRetour du Pere（《父亲的归来》）。1982年法国文学杂志Docks发表了一本关于中国诗人与艺术家的特刊，收入芒克、北岛、马德生、王克平、阿城等的作品。1985年，法国文学杂志Europe（《欧洲》）有一期专门介绍中国新文学，收入了王蒙、谌容、宗璞的短篇小说以及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诗。1988年，Alina 出版社推出了一本《1978-1988年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入阿城、白桦、高行健、古华、韩少功、刘宾雁、刘心武、刘再复、陆文夫、莫言、谌容、王蒙、汪曾祺、张承志、张抗抗、张贤亮、张辛欣和宗璞的作品。在1988年前后法国翻译出版了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辛欣的几部小说，刘宾雁的报告文学集，韩少功的《爸爸爸》，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1994年，法国最大的出版社Gallimard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收入林斤澜、叶蔚林、李锐、史铁生、马原、何立伟、刘恒、张炜、扎西达娃和格非等作家的17篇作品。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出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Aube出版社出了苏童的小说《米》，Le Seuil出版社出了莫言的《十三步》和《酒国》，Stock出版社出了贾平凹的《废都》。最近几年，台湾文学也被陆续翻译成法文，如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短篇小说、黄凡的小说、白先勇的《台北人》《孽子》等作品。其中，白先勇的《孽子》、李昂的《杀夫》和苏童的《妻妾成群》、高行健的小说是前几年在法国颇受好评的作品。而纵观2003-2004年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最为突出的特征当属一个“新”字。新作品如王蒙的《笑而不答》、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刘震云的《官人》、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阿来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的《香坊》、史铁生的《宿命》等；90年代后登上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乃至“80后”作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大力推介，如刁斗的《解决》、邱华栋的《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郭小橹的《我心中的石头镇》以及生于80年代的田原的《斑马森林》和韩寒的《三重门》；一些非当下文坛创作主流的题材和样式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译介，譬如何家弘的侦探小说系列、黄蓓佳的儿童文学长篇《我要做个好孩子》、池莉的“新写实”力作《你是一条河》、格非的先锋实验作品《雨季的感觉》等。

从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上看，中国20世纪小说的法语译本共有164种，其中现代文学作品约30种，所占比例不足20%；作者当中，现代作家5位：鲁迅、沈从文、柔石、萧红、叶紫，现当代作家8位：巴金、丁玲、老舍、茅盾、张爱玲、钱锺书、孙犁、林语堂。其余70余位均为当代作家，包括：阿城、白桦、北岛、毕飞宇、残雪、陈建功、程乃珊、池莉、迟子建、储福金、从维熙、邓友梅、刁斗、方方、冯骥才、高行健、格非、古华、郭小橹、郭雪波、韩少功、航鹰、浩然、何家弘、霍达、贾平凹、蒋子丹、林夕、刘恒、刘心武、刘醒龙、刘震云、陆文夫、陆星儿、莫言、木青、欧阳山、邱华栋、苏童、孙甘露、田原、铁凝、王蒙、王朔、王安忆、汪曾祺、徐星、杨绛、姚雪垠、叶兆言、益希丹增、余华、扎西达娃、张承志、张洁、张贤亮、张欣、张辛欣、张之路、周大新、周立波、朱文颖、朱晓平、宗璞等以及台湾的白先勇、陈映真、黄凡、李昂、王文兴、张大春，香港的古龙，旅英作家虹影等。从单个作家被翻译作品的版本数量上看，最多的是老舍，共19种，其次是苏童7种，巴金、莫言各6种，茅盾、余华、贾平凹、冯骥才等各4种。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文译本方面，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196种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包括有：程乃珊的《蓝屋》、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大红灯笼高高挂》（即《妻妾成群》）、徐小斌的《敦煌遗梦》、郭雪波的《沙狼》、金庸的《雪山飞狐》、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陈源斌的《秋菊的故事》（即《万家诉讼》）、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刘恒的《黑的雪》、莫言的《红高粱》、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王安忆的《小鲍庄》、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张承志的《黑骏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郑义的《老井》、谌容的《人到中年》以及迟子建、林夕、宗璞、古华、贾平凹、余华、方方、戴厚英、柯云路、巴金、舒婷、北岛、杨牧、李瑛、茹志鹃、周而复、吴强、赵树理、杨沫、周立波、张天翼、汪曾祺、秦兆阳和柏杨、王文兴、林海音、白先勇、李昂、聂华苓、西西等60多位作家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德文译本方面，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约48种小说等作品。包括巴金、老舍、茅盾、丁玲、沈从文、周立波、张天翼、叶圣陶和北岛、陈若曦、戴厚英、邓友梅、冯骥才、高晓声、蒋子龙、李国文、李锐、李心田、李季、鲁彦周、莫言、苏童、王蒙、杨沫、余华、张抗抗、张贤亮等30余位当代作家。其中，个人被译介图书数量较多的如茅盾4种，巴金、冯骥才、老舍各3种，邓友梅、鲁彦周、莫言、王蒙、张贤亮各2种。

日本最近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有：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李冯的《另一个孙悟空》、余华的《活着》、叶广芩的《采桑子》、棉棉的《糖》、韩寒的《三重门》、九丹的《乌鸦》、迟子建的《洲国》、莫言的《檀香刑》《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池莉的《生活秀》、铁凝的《大浴女》、张平的《凶犯》《十面埋伏》、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春树的《北京娃娃》等。

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外国译介中国当代作品的体裁上看，最多的是小说，占到90%以上，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的译介数量很少，大多只有1-3部，其中最多的是翻译成英文的诗歌，有10余部。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有些作家的译作在国外颇受欢迎。例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红高粱》《丰乳肥臀》英译本在美国曾大受追捧；余华《兄弟》德译本在德国有11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权；在最近结束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本土少儿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一举“跳”出国门，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购入该系列中的8本，并将在2008年春季于英美上市；姜戎《狼图腾》前年以100万美元卖出了全球数十种文字版权，意大利语版本2007年初出版当即在意引起轰动；前几年池莉的一部法文译作《生活秀》据说卖到了几万册；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先后印行了多个版本，据称总销量在10万册以上……

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上深受肯定和好评，摘取了许多重要奖项。贾平凹获得过美国“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女评委奖”，张炜获得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余华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巴金、冰心、张洁、王蒙、莫言、苏童、周偷茸骷乙不竦霉如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等。余华、莫言获得过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