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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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一定进步一是推动期货市场服务三农基地建设，现有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点基地3个，2014年新增1个；早籼稻交割库7家，占全国总数的39%。二是积极推动在鹰潭设立铜期货交割库，为我省铜产业链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期货市场服务。三是支持江西洪门实业集团申请鸡蛋交割库。四是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建立“期货+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服务。五是与交易所合作举办粮食期货规则、晚籼稻期货和豆粕期权培训，加大针对三农宣教力度，促进企业正确认识农产品期货。

二、持续推进监管转型，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适应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加快推进首发上市

抓好改革方案出台前4家在审企业的上市推进工作，力争6家辅导备案企业年内上报IPO申请材料。积极推动辅导备案企业和后备企业尽快完成规范工作，做好对接新的股票发行制度的准备。支持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新三板”市场挂牌，拓宽融资渠道。

（二）积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加快推进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切实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支持上市公司用好并购重组再融资平台，大力整合优质资源，促进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积极支持全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做好对接。加快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私募平台市场等场外市场发展，积极协助全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设立机构间私募平台，支持股权众筹融资在我省试点。贯彻执行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文件精神，引导支持省内中小微企业，紧抓债券市场大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债券融资。

（三）推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快发展

支持3家法人机构采取IPO、发行证券公司债、短融、回购等方式增资扩股。支持有实力的民营资本、专业人士在江西发起设立或参股证券期货机构。积极争取专门服务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小微证券公司试点。支持证券期货公司开展业务创新，丰富产品结构与业务条线，提高市场竞争力。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互联网金融试点和公募基金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务。

（四）提高证券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引导和支持2家证券公司开展柜台市场、私募市场等场外市场业务，对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做好股权文化宣传与普及，积极参与江西资本市场发展。加强期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抚州设立鸡蛋期货交割库，支持南昌设立铝期货交割库，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加大服务实体企业力度，支持实体企业参与利用期货市场。支持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特色的期货公司来赣设立分支机构，优化期货经营机构网点分布，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网络。

（五）有效防范市场风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第2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一、境外国有资产的概念与分类

(一)境外国有资产相关概念　《国际标准汉字词典》和《现代汉语小词典》均将“境”解释为疆界、边界，《新编汉语词典》将“境”解释为地方或区域，将“国境”解释成一个国家行使的领土范围，而对“境域”的解释是境内的地区。结合这些字义解释，笔者认为，可以将“境外”理解成“国境之外”，即一国行使的领土范围以外的地区或区域。李海波、孙桂芳(2001)认为“国有资产”一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提出，此前被称为“国有财产”或“国有资本”。从理论上看，国有资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学者对这两种理解基本一致。广义的国有资产是指在法律上由国家代表全体公民拥有的全部资产及其权利的总称，陈小悦、钱苹、陈武朝(2004)认为未界定为其他产权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作为国有资产。狭义的国有资产则仅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产，即经营性国有资产。本文研究采用狭义的国有资产概念。对于境外国有资产的概念，各部门法规说法不一。《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认为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向境外投资(包括现金及有价证券；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如技术专利、商标商誉等)所形成的归中方所有的资产和按国家规定批准留用的资产收益，境外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接受馈赠、赞助及用贷款(包括境内、境外贷款)投资创办的境外机构内部积累等形成的应归中方所有的资产。境外国有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则认为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含国有法人财产)向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以及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相比之下，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内容比较多，涉及的投资主体既包括企事业单位，也包括政府部门，投资环节既有初始投资，也有再投资，投资形成的资产既有实体资产，也有无形资产，具体见表1。

刘红(2004)、潘文立(2008)的观点与《暂行办法》的规定相同，即企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含国有法人财产)向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以及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笔者认为，境外国有资产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国有资产向国家行使的领土范围以外的地区投资形成的资本及其权益。

(二)境外国有资产分类国有资产的分类通常可分为四大类：按经济用途可以分为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按存在形态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按管理体制可分为中央国有资产和地方国有资产，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境内国有资产和境外国有资产。境外国有资产是资产位于国境以外的国有资产，也可以按经济用途、存在形态和管理体制进行分类。按经济用途分为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境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境外资源性国有资产。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是指由境内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对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及其权益。包括存在于境外企业中的各种动产、不动产以及无形资产。境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境内行政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拥有的在国境外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使馆、领事馆、记者站以及办事机构等国有资产。境外资源性国有资产是指由企业或政府部门拥有的在国境外的可以通过开发利用产生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这类资产具有垄断性、稀缺性特点，如中央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按存在形态可分为境外有形资产和境外无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是指具有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国境以外的国有资产。境外有形资产按空间位置是否能够移动可分为境外不动产和动产；境外无形资产是指不存在实物形态但能带来长期经济利益的国境以外的国有经济资源，包括境外的商誉、商标权、专有技术、企业文化等。按管理体制可分为境外中央国有资产和境外地方国有资产。境外中央国有资产是指国境以外的最终由境内中央企业或政府部门控制的经济资源总和；境外地方国有资产是指国境以外的最终由境内所属地方企事业单位或地方政府部门控制的经济资源总和。

二、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的概念、内容及形成

(一)企业境外国有资产概念企业境外国有资产是指以境内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以各种方式向行使的领土范围以外的地区或区域(包括港澳台地区)投资形成的资本及其权益中应归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与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定义有异同之处，主要表现在：(1)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强调企业是投资主体，而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2)境外投资对象不同。企业境外投资的对象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债券、公共设施等其他对象，而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形成渠道是将企业作为投资对象，比较单一；(3)企业境外国有资产涵盖的范围大于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前者既包括境外以企业实体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也包括境外的金融资产、无形资产等其他资产，但从法律角度看，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形成的权益都是企业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终极控制人是政府，这类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不论资产形态如何，都应当是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组成部分。

(二)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内容不同的企业以各种投资方式向境外投资形成的各种资产及其权益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都可作为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的内容。不同的企业投资主体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以及中央和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属的全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采用的投资方式包括：投资企业用货币投资、实物投资。股权投资以及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的直接投资方式，或者是中央或地方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下属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以货币投资、实物投资、股权投资以及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进行投资。不同的企业主体通过投资形成的境外国有资产主要包括：(1)境外企业国有资产。这类资产

主要是指境外以企业实体存在的国有资产，包括境外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无形资产。(2)境外资源性国有资产。这类资产主要是为满足国家整体战略需要而由大型中央企业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产，如大型的油气田，大规模的有色金属开发工程、大型的天然气管道工程等。(3)境外金融国有资产。理论上，这类资产通常包括境外金融远期、境外金融期货、境外金融期权、境外金融互换四大类。不同国家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允许投资的金融产品不尽相同。

(三)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形成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的形成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形成是指境内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使用自有的国有资本向境外单独投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包括境外企业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和金融国有资产。间接形成的方式包括境外企业以实现的利润中应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在境外再投资形成的资产，形成的资产可以是独资、合伙或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形式，也可以是资源性国有资产或金融国有资产。

三、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的概念与特征

(一)境外国有资产审计概念《中国审计大辞典》和《会计审计大辞典》未对境外审计进行定义，《外经贸境外企业审计监督暂行规定》第十条认为，境外企业审计是监督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情况，督促国家和境内投资单位有关境外企业管理规定的贯彻执行，促进境外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前述基本概念的分析看，境外审计就是对一国行使的领土范围以外的地区或区域的境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境外国有资产审计就是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十五条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由审计机关依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政府审计准则》对企业境外投资形成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和权益进行审查和评价的一项经济监督活动。一般情况下，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主要包括财务收支审计、合规性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

(二)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特征与境内国有资产审计相比，境外国有资产审计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跨区域的审计具有挑战性。境外国有资产位于异地，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种种困难，没有将投资企业的管理方法、会计员工设置和内部控制制度等软件设施全部落实到位，或者企业运作过程中直接使用该国的一套管理制度，聘请境外的会计人员，没有使用投资国的会计准则，增加了审计难度。其次，投资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或法律环境差异，使审计难度增大。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会受到投资国和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在对境外企业进行审计时，可能遇到因两国环境差异而使审计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第三，不同国家会计审计准则差异增加了会计操纵的空间，促使审计策略更具灵活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会计准则不可能完全相同，境外企业的会计人员可能利用这种差异操纵会计数字，粉饰财务业绩，如果审计师发现该现象会采取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以发现财务报表中通过该手段产生的错报漏报，从而使审计的目的更明确。而采用何种针对性的审计程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境内外审计机构共同合作或者是境外具有不同审计优势的审计机构相互沟通，根据多个审计机构都认可的潜在错报漏报水平设计专门的审计程序以识别财务报表中实际存在的错报漏报。

四、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的对象与内容

(一)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对象根据对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内容的讨论和对审计性质的理解，可以认为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对象是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境外金融国有资产和境外资源性国有资产。这三者存在着一定联系，三类资产中，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境外金融国有资产和境外资源性国有资产都是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可以归属于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因此，在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的审计对象中，以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审计为主。

(二)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内容国务院第378号令《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对企业国有资产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这一原则，企业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一是“管资产和管事”审计，即对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投资融资、经营管理和收益管理三个环节的财务审计；二是“管人”审计，即开展对境外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两部分审计的最终落脚点是“管资产”，即实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境值。

(三)现行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监管体系境外国有资产审计体制是指政府机构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总体目标而实施审计监管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的总和，主要包括审计组织结构、审计的主体、审计方式、审计对象和内容等方面。目前对我国境外国有资产进行审计的主体有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国家审计是指由国家审计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对境外国有资产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主要包括国家审计署、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社会审计是指社会中介机构接受审计机关或政府职能部门的委托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进行审计。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受审计署、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商务部等监管机构的委托执行审计。内部审计是由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自主或受托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进行审计。现行境外国有资产审计方式主要有直接审计、委托审计和受托审计。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直接审计主要是由审计署和财政部进行审计，而委托审计主要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审计主体，受托审计则以内部审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为主进行审计。《企业国有资产法》、《审计法》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为我国境外国有资产审计体制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我国境外国有资产审计体制是国有资产审计体制的延伸和扩展，以这些法律法规为依托，其审计体制也应是政府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的双重领导制，对境外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进行审计监督，同时财政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部分重点事项实行检查和审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对境外国有独资企业或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委托审计，也可以通过境外国有控股公司的股东会委托境内或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我国现行境外国有资产审计体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到，对境外国有资产进行审计的政府部门主要有审计署、国资委、财政部和商务部，涉及到的审计工作包括财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并以财务审计最为普遍，四个部委每年都会对境外国有资产进行财务审计。国家审计署作为独立的政府监管者，负责对国资委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而国资委和商务部则对境外企业的主要经营负责人进行离任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审计署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境外企业进行财务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有境外子企业的境内中央企业可以自主或受国资委委托对境外子企业进行定期内部审计。

第3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以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实证方法发现后危机背景下我国资金流动具有顺向流动、规模增加、速度加快、流动障碍减小等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特点产生的影响。

对一个国家区域资金流动特点及影响的研究意义重大，在后危机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以往学者对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的研究着重于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着重于后危机背景下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特点及其对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及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

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一）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1.新古典增长理论。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边际报酬递减、要素自由流动及技术既定等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通过资本劳动比率调整机制将最终趋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在现代区域经济收敛理论中被表述为区域收敛性（convergence）。

2.基于新增长理论的β收敛与δ收敛。基于新增长理论的β收敛与δ收敛由Barro和Sala-I-Martin提出，β收敛指出了一个经济系统内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具体为：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人均产出增长率趋向于比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系统内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δ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的现象。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β收敛是δ收敛的必要条件，绝对收敛只分别存在于富裕国家集团内部或贫穷国家集团内部，不存在于分属不同（俱乐部）的国家之间，对110个包括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检验，仅发现了控制其他变量时的条件收敛现象。

3.资本流动是β收敛的重要因素，同样条件下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Rain和Yuen利用外债和GDP比率指标代表资本流动性，对资本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资本流动性是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重要因素，如果对资本流动性条件加以限制，就一定会导致不同国家经济增长趋于发散，Edwars（2001）的实证研究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时，资本流动性强的国家比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增长率。

4.资本流向是区域发散的重要因素，资本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纠正区域发散趋势。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区域发散（divergence）理论认为：运输成本、聚集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扩散等是影响区域之间经济增长趋异或发散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认为，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集中的趋势，企业通过产业聚集获得递增收益，因此，资本流动并非总是从资本富裕区域流向稀缺区域，资本流动方向会受到产业聚集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的影响。

（二）资本流动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

1.资本流动导致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从要素禀赋条件如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比重、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基础设施投资比率、要素利用程度及利用效率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改革开放制度条件如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寻求导致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扭转差距扩大趋势的对策（王绍光、胡鞍钢等，1999）。豆建民（2005）对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性进行总体检验，并计量国内资本的总体流动方向，考察了这种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他认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2-1993年较差，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

2.资本存量配置变化情况。龚六堂和谢丹阳通过计量各省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水平，发现各省之间年资本存量的配置有效性逐年增加，之后处于稳定水平。

后危机背景下资本流动特点

资本流动主要受到储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故本文把储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金流动观测的重要指标，文中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一）危机前后各区域储蓄变化情况

图1是1992-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储蓄额占全国储蓄额的比重，从图1中曲线变化可见：

1.东部地区从1992年至2006年存款占同期全国储蓄总量的绝大部分，且比重一直呈缓慢的上升趋势，从1992年的60.6%上升到2006年的65.4%，14年增幅4.5%，年均增幅0.32%。2006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重呈较快的下降趋势，由2006年的65.4%降为2008年的63.9%，两年降幅1.5%，年均降幅0.75%，是危机前年均变化幅度的2.34倍。

2.中部地区储蓄余额占全国同期存款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到2005年基本稳定在19%-20%，2006年起这一比重开始下降，从2005年的19%降为2008年的15.2%，降幅相对较大。

3.西部地区储蓄余额占全国存款余额的比重相对较小，并且这一比重在金融危机前后变化不大。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东、中部储蓄影响比较大，这缘于东、中部外向型经济结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企业、个人的储蓄。

（二）危机前后各区域贷款余额比重的变化

图2是1992-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贷款余额比重的变化，从图2中可见：

1.东部地区从1992-2006年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一比重从1992年54.7%上升到2006年65.5%，2007年达到65.6%随后降为2008年的61.3%，降幅比较明显。

2.中部地区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一比重从1992年的25.7%降为2006年的18%，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为14.4%，降幅较大。

3.西部地区贷款余额占同期全国余额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也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20.2%降为2006年的16.5%，2007-2008年这一比重分别为16.5%和17%，可见金融危机对西部贷款余额影响不大，这一方面源于西部地区相对而言非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政策的倾斜有关。

（三）危机前后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

图3是1995-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从图3中可见：

1.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占全国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大的比重，1995-2006年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70%以上，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迅速下降，2007-2008年这一比重分别为68.6%和43.5%，降幅非常明显。

2.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12.5%上升为2005年的20.6%，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上升更加明显，2008年这一比重上升为21.9%，接近同期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50%。

3.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较小，2005年前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12%左右，2006-2007年这一比分别为8.1%和10.7%，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增长为19.9%，增幅非常大，这与国家同期经济刺激政策有关。

结论

金融危机后我国资本流动跨区域流动加快，东部地区储蓄、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资本流动呈现明显的顺向流动特点。资本正从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增长较快的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转移，尤其是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资本这种顺向流动的趋势，将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危机后，国内资本跨区域流动速度加快，流动规模迅速增加。这种状况一方面源于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和我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发展西部的有关政策有关。上述两个方面的效果必将使中、西部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第4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资本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净资产价值的估计、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股权比例的设置、收购资金的来源、后续资金的组织和上市公司价值6个方面。文章结合沈阳机床近年来实施的并购案例，探讨这几个重要的细节问题的处理。

细节决定成败。在基于价值的现代企业理财环境下，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也是企业获得价值提升的重要渠道。然而，在现实当中，由于资本经营不当导致企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经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问题，那么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一、净资产价值的估计

被收购企业的净资产的价值直接决定着收购的金额，通俗来说，就是需要考虑到底花多少钱来收购。公司在确定德国希斯的净资产价值时，主要依据的是清算报告和当地律师；在确定云南机床的净资产价值时，主要思路是资产做实和债务打足；在确定昆明机床时，主要做法是进行商务谈判和预期收益。

从德国希斯的收购来看，净资产的价值十分清晰，因为德国希斯已经走入了清算程序，依靠清算法院和我们聘请的当地的律师就能正确地核算，最终以200万欧元较低的价格成功收购。从云南机床的收购来看，云南机床不是上市公司，仅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对它的资产价值的计算，是通过派遣我们自己的工作小组入厂实地测算的。我们是在2004年6月份和昆明市政府签约托管该企业的，由于云南机床是非上市公司，其资产负债透明度非常低，生产经营也进入了半停产状态，净资产的核算难度非常大。因此针对这种状况派遣了两个工作组，一组负责生产经营，另一组负责重组收购。经过两个小组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我们将这个老牌国企的资产和债务尽可能地打足、做实，顺利地完成了净资产价值的分析和最后的确认等工作。从昆明机床的收购来看，因为其是a+h上市公司，该企业的国内外年报的审计机构是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昆明机床在香港还设有一个独立董事，并且这个独立董事如果不看到德勤的审计报告是坚决不签字的，因此这个企业的净资产相对来说是很透明的，也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财务数据和报告。但是，在收购这件事情上，我们主要是和股权出让方即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来洽谈。需要考虑的是他们拥有的7100万的股权，我们应该出多少钱来购买。要确定这个价格就要首先研究这个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然后在每股净资产的价值基础上上浮一定的比例来制定购买价格。起初计划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再上浮10％的价格购买，但是后来因为又有了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价格就被炒高。最后，公司以总价1.83亿元买了下来。

实际上对于昆明机床等类似的上市公司，在衡量收购的价格是高还是低的问题上，一定要考虑其企业的预期收益，仅仅考虑其账面收益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企业还拥有品牌价值，既定的销售市场和营销网络等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都要考虑在内，在此基础上计算预期收益，衡量收购价格的高低。

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在收购过程中，如何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很重要的。下面以云南机床为例来加以说明。云南机床是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很突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是职工安置。仅就职工如何安置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但是该企业的情况和沈阳机床三四年前的状况十分类似。离休、内退、伤残、伤病、遗属等等人员非常多。凭借以前对自己企业相关情况处理的成功经验，还是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时是由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对该企业每一种情况逐项逐入地仔细计算，甚至当地的社保部门都评价我们的计算结果比他们计算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要下这么大力气计算职工的安置费用，主要是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到收购的成本费用，将来还会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在改制的过程中首要考虑“人”的问题。当时预留了7657万元的净资产来解决职工安置。另外，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收购以后如果我们进行相关岗位的调整会出现新的下岗人员的安置费用问题。职工安置是企业收购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收购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是或有负债。公司对云南机床原有的或有负债进行了实际估算，最后本着谨慎性原则考虑预留了700万元。现在大约有200万元已经形成事实，带来了200万元的损失。如果当初不能够合理预留，这700万元如果都成为债务的话，就会有700万元的损失。

第三是债务重组。收购这种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必然会涉及到债务重组问题。这样的企业如果不被收购，破产清算后很可能贷款银行的债权就完全收不回去，而要对该企业进行收购，使其得以经营下去，就要由我们负责归还债务。因此就可以主动和银行谈判，据理力争，要求其减少原债务，进行债务重组。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能够降低收购成本。在云南机床收购这件事情上，经过债务重组后债务减少了3000万元，当然就等于公司得到了这部分利益。最后核算净资产就剩下700万元，公司并没有花费太多的钱，且是通过增资扩股的途径解决的。债务重组减少的3 000万元债务也以等价的净资产留了下来并计入企业的资本公积中。

第四是土地云南机床原厂址是在昆明市区，占地近70余亩，原账面价值7000多万元。在收购云南机床后进行了厂址的搬迁，从原来的市区搬迁到郊区。原市区土地和昆明市政府土地中心协商以1.9亿元出售，增值的1.2亿元全部留在该企业。

在企业收购过程中风险与利益是并存的，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以上仅是四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尽量考虑每个重要的细节问题，如果考虑不全或者是处理不好就会给收购后的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

三、股权比例的设置

在资本经营过程中想对被收购企业达到理想的控制程度，就需要考虑如何设置被收购企业的股权比例。公司对德国希斯是100％控股，是全资收购。

云南机床公司占有85％的股权，昆明市政府国资委保留了15％的股权。公司完全有能力全资收购云南机床，之所以让昆明市国资委保留一部分股权，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的。云南机床毕竟离沈阳机床比较远，如果国有股权完全退出成为全资子公司，可能很多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就享受不到，或者是当地政府就不会优先考虑给予我们一些优惠待遇。因此我们愿意与当地政府按比例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

对于昆明机床，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云南省政府拥有其12％的股权，公司从西安交大产业集团购买了29％的股权，我们也不希望国有股权退出，也和云南省政府协商要共同把这个企业做好。因此，在2006年12月22日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报告中公开承诺，沈阳机床和云南省国资委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双方的股份都不退出。

从这一点来看，在收购国有控股企业的时候，政府持有的股份最好不要退出，这样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能提供便利。

四、收购资金来源的解决

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一定要是长期资金，不能依靠短期资金占用。对以上三个企业的收购，投入资金总额是2.45亿元人民币，主要是收购昆明机床的1.83亿元，其余的两个项目的资金需要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长期资金来源一个是沈阳机床自身的净现金流，另一个就是由于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得到的一部分资金。其中主要是省政府给了我们2000万元补贴，同时利用了市政府每年给予的部分贴息和补贴。此外，收购资金的来源还要考虑收购的综合效益。包括市场贡献、内部资源共享和增值收益等方面。比如，在出售云南机床的原有土地后取得了资金1.9亿元，其企业的整体资金流都划归到沈阳机床的资金流下，由集团的资金管理中心来监控使用。因此，在收购昆明机床的时候完全可以使用这部分资金来解决。由此可见，收购之后可以充分使用被收购企业内部的资源共享。在收购过程中，也许短期之内可以依靠短期资金支付，但是一定要尽快利用长期的资金支持。

五、后续资金的组织

后续资金的来源也是应该重视的。收购任何企业，从收购那天起就要考虑后续经营一定会有支出。如果不给被收购的企业追加资金，那么这个企业还是无法运作，无法起死回生，这样就失去了收购的意义。比如，当年收购德国希斯公司时该企业实际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了，云南机床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为了把云南机床搞起来，我们后续又投入了资金9000多万元。另一个方式是内部配套，为其提供配件，比如齿轮等配件就是由我们沈阳机床这边给他们供应，这也是出于一体化运作的考虑。再一个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担保融资。他们在华夏银行融资4000万元，总部这边给他们提供担保，利用沈阳机床集团的整体资源、声誉和信誉给他们提供了担保。经过这一系列的后续投入。使得云南机床由被收购当年的销售收入3000多万元增长到今年的近5亿元。从总体来看，这对整个集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收购德国希斯公司也是如此，收购的时候是拿了200万欧元的资金，加上后续的增资，总投资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完全是由我们集团自筹的。另外，通过德国的商业银行驻上海办事处争取了一笔沈阳机床的境内担保、境外使用的保额800万欧元的资金，这项业务也是我们企业首次开展的业务。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方法。

对于昆明机床的收购，就不需要考虑后续资金的问题了。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低，仅为44％。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2007年欲增加6000万元的投入，由于其资金状况比较好，很多银行也争相为其提供信用贷款。

第5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关键词： 写作学；资本论；文化书写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写作学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化文本的独特书写形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诗性表达。

1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必要性

当前的诸多文化现象和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资本及其原始积累活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文化研究的态度，从宏观的文化维度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文化书写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一文本在其他学科的接受和研究的进程。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论就创作思想表达方式，还是创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对《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都是十分必要的。

统揽学术界六十年的研究轨迹，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对《资本论》只做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对该著在当下中国语境所谓时过境迁意义上的判断失误。为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写作学的复合视点为切入，揭示作为文化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资本论》的书写特色，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科学地把握蕴藏于《资本论》的创作思想和书写特点。

2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可行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书写所涉及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的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劳动者个体私有制的表达，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表述，无不饱含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照。因此，我们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对其进行的写作学透视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行性。

正基于此，从写作学与经济学的相结点出发，正如鲁迅将历史著作《史记》解读为无韵的文学文本《离骚》一般，参照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把握了文本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点上，就可以把《资本论》的写作理解为由准备、加工、总合三个阶段构成的创作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思想理论体系、写作思维、表达形式等多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为由现实、作家、文本、接受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化活动，更可以理解为以前三个方面为基础的由内容（在人文关怀精神统辖下的理论建构）和形式（以理性的结构分析为手段的文本书写）相统一文化信息的合成体。

3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写作特点

3.1 基于将《资本论》视为文化形态的文本的理解，从写作方法上来看，作者――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和事实相统一的角度，将人的生存问题设置为理论书写的参照。他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1]作者以神学中的创世说来类比原始积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写作基调。作为全文的统领，此处关于人的诞生问题的引入建构了作者创作意识中人文关怀精神的生长点。把人的生存问题设立为理论书写的参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理论书写的文化维度。马克思进一步写到，“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从文学书写的“典型塑造”的角度来引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书写的写作学意义，这样的写作方法既直指经济写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写作的规律。

3.2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总体上讲是在质朴的写实中进行诗性还原，却不是滑向一般意义上呆板的经济写作[2]。淡化和疏导了读者感受资本之恶的郁结，客观上起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作用。为了延伸这种审美作用，以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田园生活的突变；既强化了形式层面的画面感，也承载了内容表达上的厚重感。从被引用的意义上讲，萨默斯的话语已经被转化成了《资本论》的文本语言，增强了对于主体创作精神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从而凸现出对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分析中的诗意表达。

3.3 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将对于人的关怀意识置于创作精神的圆心，进而辐射到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群体，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质料因），又完善了写作的结构（形式因）[3]。马克思通过对亨利时期“法律对于人的规训和惩罚”（福柯语）的陈述，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惨状。从主体介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如同进行着对资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观的、零度书写的角度，还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实；从文本结构来看，《资本论》的表层结构(一般论述性结构）和深层结构（观念和话语的组织与传达的构造）是相统一的，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4 结语

在国内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研究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资本论》作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学的写作实践和审美视野大大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挖掘寓含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中的思想资源，对于指导年轻一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其文本写作特色，对于纠正当前学术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风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第6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第7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其实，上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即全球在当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总需求无法吸纳总供给。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过时。皮凯蒂认为，后来有一段历史很有意思，技术进步超乎想象，资本的回报或者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还有一个大的进展，就是随着技术进步、产业转型，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提高，于是各国开始普及国民教育。在这个背景下，西方迅速出现了中产阶级，并不断扩张。这些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随着社会制度、技术、人力资本均有所改进，出现了另一位大思想家，库兹涅茨。库兹涅茨观察“二战”期间和战后一直到1975年的“光荣30年”，并给了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图景：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从高端下来，这是经济规律。

半个多世纪后，皮凯蒂考察18世o到21世纪人类300年的历史，发现库兹涅茨的结论是短暂的。《21世纪资本论》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视角，夯实了300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必然趋势。财富再分配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空前成功，皮凯蒂一举成名。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财富再分配》，又会发现什么呢？

财富再分配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它涉及两类主要问题：一类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如何达到帕累托最优；另外一类问题是，自由竞争的帕累托最优无视因个人能力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这类收入差距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总供求的非均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迟迟不能复苏，这与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

简单讲，就是在现有全球收入分配基础上所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全球产能过剩到处蔓延，不得不借助于量化宽松等货币手段创造需求，来吸收剩余产能。

同时，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有时并不符合政治角度看的公平性和建立在一定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合理性。近年来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选举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分化，再一次说明财富的再分配是何等重要。因此，从纯粹公平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讨论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皮凯蒂试图建立一个严密、统一、全新的财富再分配理论研究框架，分析该领域的四大基本问题：在市场机制下，社会不公平，分配与再分配如何形成和发展；促进再分配的最优市场机制和体制是什么；如何确定对社会劳动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否公平；政治机制和经济结构如何决定再分配有效地进行。

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四大财富分配与再分配问题的本质，利用市场失灵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社会选择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借助统一理论框架，探索公平与效率如何在一定的市场机制、政治体制、规范性判断和政策工具之下达到协调、均衡的路径。

第8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在 经济 发展 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备受国内学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舒尔茨之前，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文章将散落在经典著作中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为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想受到了挑战，单纯从 自然 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已经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在舒尔茨看来，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称为人力资本，它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财富的主要缔造者，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舒尔茨是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学者，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

    1.马克思的人力资本内涵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但是多次使用“劳动力”这个概念，为揭示人力资本内涵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本，一类是人力资本。西方学者给人力资本所下的定义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就是指人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力所包含的体力、智力就相当于罗默的“人力资本”，马克思所讲的“智力”不过就是舒尔茨所讲的“知识和技能”，他还在《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 科学 劳动”、“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等重要概念。②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智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很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劳动力”和舒尔茨称之为“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之间没有多少差别。

    不过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从而也就决定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劳动者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能动因素。马克思以劳动创造价值为起点分析了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及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与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观点一致。

    2.马克思人力资本的生成路径

    西方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金钱和其他稀缺资源，也就是人力资本需要投资才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保健投资—基础性投资，二是 教育 投资—核心投资，三是在职培训投资，四是人力迁移投资。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重点研究的投资形式。人力资本投资又分为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和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分析，揭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和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总和中，应包括三个部分:a.在正常状态下，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用以重新补偿劳动者劳动力使用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b.劳动者为养活家属，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保证劳动力商品的不断延续和更新。c.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所支出的费用。”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从 现代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分析，资本家用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支出(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是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种功利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见，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前两项是生存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项是发展性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支出。

    马克思还对当今人力资本理论热议的人力资本流动迁移投资有过相关论述，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智力水准是否能提高，是大 工业 发展生死效关的问题。在现代化条件下，资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社会内部的分工变革很快，劳动者如果不接受综合训练，不开发智力资源，是根本无法适应劳动的变换和全面流动性的。”揭示了现代人力资本用于劳动力的国内和国际流动需要支付的投资的重要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扩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生产和归属问题，这些理论思想扩展了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划分的本质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用。

    1.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从产权角度来讲，资本都有其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可以是个人、国家、 企业 和公司等法人。而人力资本这一特殊的资本，他的所有权只能属于劳动者所有。资本通过劳动力市场购买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二是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但劳动力所有者，即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力所有权。

    马克思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力资本是个人产权属性，劳动者始终保持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而且社会也必须承认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要“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只有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是私有的，保护其私有产权才可以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常运行，发挥其资本的 经济 价值，否则价值降低甚至降到零。正像“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具有未来的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者两者的源泉……人们当然能获得它，但不是作为一种市场上出售的资产而是通过向自身投资……没有人能把自己同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来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本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可见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不能够分离的，人力资本是具有明确的私有产权性质的，离开了活生生的人，人力资本就不可能存在，人力资本永远凝结在特定的个人体内并随人体的运动而运动，随人体的消亡而消亡。

    2.人力资本划分的本质

     现代 人力资本理论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物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 发展 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显著地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人力资本投资，物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发挥作用或不能持久发挥作用。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将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变资本，一类是可变资本。所谓不变资本，就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一部分资本;所谓可变资本，就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这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对资本的划分相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不同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变换它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身的价值量却不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则不同，可变资本的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具有二重作用，一方面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方面创造出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除了补偿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些剩余。因此，通过对资本的划分进一步说明，可变资本即劳动力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对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的肯定，实质上是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中对资本的划分的实质是一样的。

    3.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用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收益计量模型，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及收益模型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等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得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结论。

第9篇：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信用理论，指出了信用对商品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重温这一理论，对分析我国当前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发展的现状，探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对信用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重温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结合当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一）信用的界定

信用不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原始话题，又是市场经济的现代命题，它是企业经济行为的立足之本，也是经营者涉足社会的“通行证”。信用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包括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借贷交易为核心的经济范畴。从经济范畴看，信用是建立在双方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无须立即付款就可以获得物资（商品）、服务或资金的能力。

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有条件的信任,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运动,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有明确的说法。一是马克思表示赞同地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图克．托马斯对《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话：“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资本的报酬。”[1]这表明信用是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并且以偿还为条件。二是马克思在分析生息资本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时，明确强调,信用是具有独特形式的价值运动。他说,“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2]因此,信用的发展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进而当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交换媒介的时候,在交换过程中出现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购销、赊销经济行为。随着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信用制度就演变成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3]当然,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要求扩大再生产,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本的相互运动,这样,原有信用制度的私人性质就必然促使它转换成同社会再生产相适应的性质。

（二） 信用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信用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用制度既是商品经济运行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商品经济矛盾运动发展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商品经济运行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这客观上要求社会按照社会化规律组织生产。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使单个资本受到限制,社会化生产要求突破单个资本的限制,

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金兆怀，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市场经济。进行资本积累,信用制度可加剧资本集中,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对社会再生产起到助推作用。其具体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信用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平均利润的形成。信用的发展,有利于资本集中,加速商品生产的竞争和资本流动,从而有利于在行业内部形成商品平均价值,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平均利润。马克思认为,只有信用才永远起着资本转移的杠杆作用和均衡利润率的作用。第二,信用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流通费用,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定量的资本在统一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一部分流通费用,受资本目的的支配,商品生产者总是尽可能减少流通费用,以增加剩余价值。信用的形成有利于生产者之间相互赊购商品,能够节约流通费用。第三,信用制度推动了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股份公司是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4]信用制度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单个资本”的限制,有利于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形成股份公司。第四,信用制度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信用发展使少数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社会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起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分析了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社会生产的消极影响。第一,信用潜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性。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信用突破需求的制约、拉动需求的增加,造成对商品的虚假需求,表现为虚假信用,这样在再生产过程中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一旦经济发展中泡沫破裂,整个社会债务链破坏,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支付危机。第二,信用还容易导致对资源配置的失灵。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信用,甚至把挥霍作为展现个人财富从而获得信贷的手段。这样就出现债务人不是把债务用于生产、创造财富,而是把它用于消费,自然就会出现许多应该是产业资本却在人们迅速致富的心理驱使下造成资本浪费。

二、我国当前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在中小企业管理过程中，许多企业自身信用状况严峻，信用管理水平低下，致使经营风险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信用基础薄弱。众所周知,企业的自有财产是按照承诺偿还债务的信用基础之一。但由于我国目前中小企业投资主体较为单一,经营管理相对粗放,产品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不佳,亏损面大等,导致了产品质量不高、企业偿债能力不强,企业信用基础十分脆弱。

2.部分业务人员素质低。这里的素质包含两方面：一是指部分业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表现在业务员私心过重，损公肥私思想作怪，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损害企业利益，与客户相互勾结，使企业蒙受损失。二是业务素质低，敬业精神差，对客户的资信状况、履约能力等不作深入调查和研究，随意将企业产品赊销给客户，遇到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差或恶意欠费的客户，使企业蒙受损失。

3.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观念不强。企业内部信用管理观念不强的一种倾向是，当企业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坏帐数量急剧增加、以致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时，企业领导不是从根本上去加强企业的内部信用管理、提高内部信用管理水平，而是从表面上去改变结算方式，只采用现金交易或信用证交易，以提高货款收回的保险系数。其结果是应收账款减少了，销售风险降低了，但是信用好的客户也受到不应有的牵连。久而久之，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从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另一种倾向是，企业只顾交易数量和提高销售额，不管对销售风险的控制，不管客户信用状况，只要有市场就大量赊销产品。虽然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了，但企业应收帐款及坏帐也增加了，以致企业销售越多，则亏损得也越多。这两种倾向都反映出企业治标不治本，没有信用管理意识或信用管理观念不强。

4.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构不健全。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没有专设内部信用管理机构，还是沿用过去的机构模式。表现在有的企业将信用管理作为财务部门的一项附属工作，在企业的信用管理上，表现为只负责结算和应收账款的记账上；也有的企业把企业信用管理放在销售部门，虽然销售部门了解客户的情况，但为了完成自己的销售任务，搞好与客户的关系，销售部门也不可能履行好信用管理应有的职能；还有的企业为了加大企业的清欠力度，专门设置了“清欠办”之类的部门，但由于一些职工本身素质低、敬业精神差，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不但不能完成工作，反而还与客户发生不必要的摩擦，使企业不该失去的客户也离开了企业，企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

5.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不科学。中小企业的内部信用管理机制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企业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上。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应收账款的管理上存在三种模式：其一是销售部门负责订货和发货，财务部门负责记账和结算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应收账款没有具体的责任人，出现了对应收账款管理的真空，风险失控。其二是销售部门进行业务承包，既负责产品销售，又负责对客户清收货款，财务部门只负责记账和结算的模式。这种模式比第一种模式有所进步，至少对应收账款有具体的责任人，但销售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销售产品，盲目赊销在所难免，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往往有其名无其实。其三是财务部门负责清收货款、销售部门负责定单和发货的模式，由财务部门对销售部门进行控制。在这种模式下，财务部门为了降低风险，就要求大量采用现金结算方式；而销售部门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却要求采用赊销方式。这就必然会造成财务和销售两部门出现矛盾和冲突，财务部门控制严格，不利于销售部门开展工作；控制不严，这种管理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是增强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其融资渠道、保持其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中小企业自身信用的创造和建设上可采取以下对策：

1. 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构成是单一业主制、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公司制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前两种企业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化，管理人格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中小企业，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企业制度决定了信用主体，企业制度有缺陷就难以培育可信赖的信用主体，管理有随意性就无诚信可言。因此，健全企业制度、规范治理结构是提升中小企业信用能力的必要选择。

2. 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目前，我国很多中小企业产权不分，经营者和管理者同属一人，经营者对企业信用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企业内部信用制度的建立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当领导者认识到企业建立完整的信用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会给企业带来的潜在收益时，该项制度才会最终执行。其次，一个企业的形象是由它的员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其中经营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可以说，经营者个人的信用是企业信用的基础。因此，中小企业经营者首先要树立诚信的理念，充分尊重债权人的权益，真正在社会上树立起守信用、重履约的良好形象。

3. 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树立信用形象。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一个企业的信用记录将会越来越容易得到。因此，中小企业应该遵纪守法，遵守承诺，按时偿债，形成良好的信用记录，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首先，中小企业要依法建账，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不得账外设账，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禁止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发生。其次，中小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应缴税款。再次，中小企业应该按时偿还银行的债务，严守与其他企业建立的合同，遵守承诺，不随意毁约，以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

4.在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前景。首先，中小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销售合格产品，才能在消费者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其次，中小企业应该正确地分析和判断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能力及发展趋势，选择正确的企业发展策略，在公众面前显示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个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即使目前它的规模比较小，资本并不雄厚，但是它良好的前景会使银行、贸易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相信它将来能有偿还的能力，从而愿意贷款给它或者与它进行商务上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