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艺术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造型艺术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1.满汉文化对黑龙江省嫩江流域达斡尔族服饰影响

17世纪中叶达斡尔民族迁徙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后，和临近的满族有较多的交往。由于当时正是明末清初时期。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满汉文化逐渐渗人融合达斡尔民族生活。由于满族与达斡尔族同为萨满教信仰民族，同样的信仰和思想追求使得满族文化在黑龙江省嫩流域的达斡尔族群中影响迅速且深入。在服饰上影响较为明显，如：面料，款式，纹样，佩品。面料影响：由于交通不便，没有棉纺工业及从商人员，达斡尔民族迁徙黑龙江省嫩江流域起初仍以猎物皮毛作为服饰面料。后因清朝统治通过向满人进贡可换回少量棉布。棉布在达斡尔民族服饰中最早出现在女装上，用作服装的吊面。达斡尔族迁徙以后，受邻居满族部落影响，以及清朝统治后效命于清廷被编入八旗等原因。与外界接触加大达斡尔族的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因此布料增多，缎面也进入了达斡尔民族的视野。开始很多达斡尔族人用棉布或绸缎来吊皮衣服。由于布料的出现也使得达斡尔民族的装扮带来了身份地位的区分，丰富审美意识。一般妇女外出时着装吊布面的皮衣服。达斡尔族在清代和清代以前基本上都穿皮衣,这是出于狩猎和防寒的需要,面料增多同时也丰富了达斡尔民族的服饰色彩。款式影响：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服饰上也相互影响、融合、借鉴。但多数服饰仍然秉承传统的契丹服饰，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衽。男子的传统袍服为左衽、圆领、窄袖、后开衩、无缘饰、疙瘩襻扣。女子袍衫为左衽、直领（亦称交领）、窄袖、无缘饰。清末满族文化融入，钢针和棉丝线出现，达斡尔服饰的刺绣工艺在布匹绸缎有所体现。纹样中的人物故事图、素材主要来源于汉族、满族的优秀古典文学，在配件上应用广泛，如：烟荷包、钱搭袋、手帕等均以装饰祈福主要作用。

2.萨满教对达斡尔族传统服饰及造型艺术影响

黑龙江省嫩江流域达斡尔族的萨满信仰与其它流域达斡尔族萨满基本相同。萨满对自然动物神灵的膜拜，使达斡尔服饰纹样及装饰寓意提供了宝贵特性。达斡尔族“萨满”的服饰，达斡尔语称“萨玛石铠”，是达斡尔族萨满在跳神治病和举行大型祭奠时穿戴的。由神袍、神坎肩和神裙组成。萨满服饰的制作规范，用料工艺讲究，神袍、披肩、飘带各有不同的底色，上配白色的贝壳，绣有各种花草鸟兽，神衣用熟皮制的长袖对襟长袍，配有两层背裙，坎肩。从领口至下摆钉有8个大铜纽，象征城门。左右衣襟之间分别钉30个小钢铃，象征城墙。左右袖筒及神衣下摆各佩3条黑大绒，以示雅德根之四肢八节，并在下摆的6条大绒上各钉10颗小铜铃，象征木城之墙。背悬5个铜镜，1大4小，大则为护背镜，胸前佩l中型铜镜，为护心镜。两肩部各立一只小鸟。上下两层背裙各有12条飘带，上层12条代表12个神树和飞禽，下层之12条飘带象征12个月。萨满的头饰形如发带的头箍，黑大绒底，粉色花边，上绣若干图案。两边为荷花、荷叶，中间为一龙一凤，龙凤中间是火球与小鸟，下为云朵，四周缀若干亮片。萨满的传统思想影响着达斡尔的民族艺术审美及思考习惯，因此达斡尔的纹样上多有如意纹，八宝纹，云卷纹，由于满族与达斡尔族的共同使得满族文化很快被达斡尔民族吸收，而后产生花，建筑，猛兽等纹样。达斡尔原始纹样以简洁寓意浓厚为主要特点。

3.现代文化对黑龙江省嫩江流域达斡尔族服饰影响

工业科技进入我国，纺织业迅速发展。达斡尔族原始皮毛装束改变。从皮毛与布料，绸缎结合到皮毛装饰再到保暖替代品。达斡尔民族服装逐渐与时代融合。其独特的民族韵味给现代服饰装饰及设计创新提供了艺术价值。现代达斡尔民族文化研究得到重视，各地达斡尔部族都会举办他们的节日盛会。黑龙江省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梅里斯区的达斡尔族村落会在每年5月举办“库木勒”节。“库木勒”———柳蒿芽。我国只有东北地区生长。“库木勒”对于黑龙江省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民族来说意义深远。在清朝战时期达斡尔族男子半数战死疆场，给家庭造成不幸和贫困；在旧社会，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达斡尔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库木勒”成为挽救无数达斡尔族人民生命，赋予了希望。在演出服饰方面：多以绸缎为主，其款式传承着原始服饰的左衽和袍式服饰。头部的发箍也保留原有的黑色大绒地，镶嵌贝壳等装饰。服饰色彩丰富，仍然多以蓝色为主。在纹样上如意纹，蝴蝶纹，八宝纹较常见。在体育竞赛项目服饰及化妆造型方面：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体现着达斡尔人民对鹰的敬仰。达斡尔人民对鹰的敬仰来源于他们信奉的萨满教，对自然对动物对神灵的崇拜。其他传统项目竞赛的着装可以发现达斡尔的民族服饰简化程度，由于新文化的影响，原先的达斡尔民族服饰在日常生活着装中不为常见。但在节日着装中，内部穿戴仍为现代，在外部服饰仍保留着达斡尔民族的袍式服装及左衽等特征。先进科技使得优秀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服饰做为思想及文化的传递和记录载体需要得到保护。达斡尔民族服饰的制皮工业，对自然动物的膜拜产生的纹样等方面艺术表现，从思想到技法到形态上均可以为现代服饰的艺术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结论

第2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传统文化无论在平面还是室内装饰，以及影视传媒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与成功的案例，但就此方面有效的理论总结相对滞后，甚至处于边沿化。关于汉代雕刻与现代造型艺术的切合点，我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传统汉代石刻艺术与现代设计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视觉方面，还体现在大众审美心理的潜意识中。而积极审美心理却受制于人们习惯性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其内涵比较广泛，原则上概括为对一切具有审美价值事物的经验，它近一步的受制于审美态度和审美对象，前两者任何一个发生改变，审美经验随之变化。第二，艺术形式的系统相关性和现代艺术门类的不断细化对造型艺术的消极影响与积极作用并存，所以我们在比较中进一步领会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有利于现代艺术造型价值的呈现，即可以更好的弘扬中国文化的独立“写意精神”。汉文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人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使中国艺术家在进行设计创作中更注重精神内涵方面的追求，这种较高的境界表现在设计作品中便是民族文化精髓的适当阐释。另外，我们通过大量的实例资料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汉文化的一脉相承在现代艺术方面表现的由为突出。作为现代设计的从业者不能就设计而论设计，而应该将设计融入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中去考核衡量，不能孤独地抱残守缺。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挖掘传统石雕的设计精要以及它对现代设计和其他姊妹艺术造型的意义，并在有限的知识与遗存资料中找到最大的闪光点为当代所用。

二、启示

针对作品属性的变迁与现代艺术定义的时空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它们也许只是一件守墓的石兽，起到彰显威仪和警示的作用；而今天，我们将它们看作一件古老的造型艺术精品，用现代的方式和思维对它们进行归类和诠释，这本身就是在生命力延续的截点上做相对静态的主观分析。所以，我们有必要以霍去病墓雕刻的“写意精神”为出发点探究一下汉代雕刻对现代造型艺术的重大启示。首先，传统的汉代石雕对现代造型的研究有历史性的借鉴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雕刻本身就是优秀的设计作品，为了解一千多年前的文化艺术及生活状态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信息。它的可识别性为我们系统研究造型艺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次，使现代造型的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展。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对西方现代设计的判断必然是有误差的，作为艺术从业者，我认为大可以从身边的传统题材中吸取精髓古为今用。比如，我们看到霍去病墓雕刻作品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环境对造型作品的选择性和包容性，深化了其自身表述功能的有效性。再次，就自己对现代造型艺术和设计艺术的了解而言，汉代雕刻艺术可以为自己的艺术价值判定及专业方向的定位提供一条可操作的模式，当我们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出发，它就会产生一种超出其本身价值局限的外延含义，从而使这种艺术的时效价值爆发出新的注释，近而延伸其更为强大的艺术张力。现代艺术与传统遗存的内在联系，让我觉得作为现代艺术的从业者应重新判定传统雕刻的价值，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和高度审视传统对现代造型艺术的借鉴助推作用，只有新血液，才能使传统的回归成为可能。

三、结语

第3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人们渴望能够以更加自由的艺术语言、造型方式来关注现实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抒发个人对社会、对生活独特的内心感受，这样一来，许多日常生活琐事和个人的偶然感受就被作为绘画创作素材纳入画家的创作内容中，社会现实得到观照，独特的生活感受得到抒发。人物画创作的出发点是来自对现实人物的感动。人物画创作是画家通过对客观物象的认识、分析和提炼把握物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是画家自身、现实人物和画面人物的统一。西方造型观念、表现手法、色彩运用、绘画工具、绘画材料等的涌入，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人物画单一的艺术格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而且使中国当代人物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正如唐勇力先生所说的：西方艺术的介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造型方式，艺术家追求对自由和对艺术个性的最大限度伸展，追求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尤其是面对面写生成为中国人物画造型的最基本方式艺术观念的革新、绘画材料的拓展和文化的碰撞不仅拓宽了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创作范围，而且为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画法、新语言、新材料层出不穷，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使中国当代人物画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使人物画创作氛围更加轻松自由，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吸收借鉴西方艺术的同时，更加追求自身个性、更加关注个人的独特感受和现实社会境遇。当代中国写意人物画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造型方式的基础上，又积极借鉴西方艺术的构图图示，这不仅使艺术家的思维更加发散，不再受传统艺术的束缚，创作材料更加多样化，而且使人物画的个性特色更加突出，人物画造型语言体系更具有时代特色。

二、中国写意人物画造型的客观性

造型的客观性是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要准确、生动、真实、细致入微。我国传统绘画中宋代院体画将人物绘画造型的客观性发展到极致，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古典油画。对于写意人物画来说，画家的情感主要是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来传达的，因而没有准确、生动、真实的造型就无法准确地传达画家的情感和意识。随着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徐悲鸿、蒋兆和等著名画家将西方油画中的写实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语言相结合，创作出《愚公移山》《流民图》等大量优秀的写意性人物画，他们以鲜活的人物形象诠释着中国写意人物画的韵味和意蕴。借助西方的素描来改进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艺术体系，既能塑造出思想内涵深刻的人物形象造型，又有助于扩大素描的内涵和外延，创作出更适合写意人物画的表现方法和规律。绘画艺术是通过画面的造型来展现画家思维意图构成写意造型的视觉张力的，对于写意人物画来说，人物的形象塑造在难度和意象上远远高于一般的物象塑造，正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所说：“凡画，人最难。”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差之分毫，形象神气俱失。一般来说，造型可以分为关于物象的结构、比例和动态的客观形态和艺术主观表现的意象造型两种。

要想达到意象造型就必须准确把握物象的客观形态造型，这既是实现意象造型的基础，又是画好写意人物画的关键和前提。“技近乎于道”，没有高超的造型功力，画家内心情感的诉求和传达是难以企及的。由此可见，素描写生是画好写意人物画的首要手段和重要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素描也不是对人物比例、结构、动态的客观再现，而是在准确把握构成人的基本外在形态与内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速写练习有效地控制对象，提高人物自由造型水平。由此可见，在当意人物画中，徐悲鸿提倡的素描造型意识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20世纪优秀人物画家周思聪、黄胄等能创作出生动传神的人物造型更是得益于他们过硬的素描功底。中国绘画虽然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随着清政府的衰败，传统绘画开始走向颓败、停滞。之后，一些致力于改变中国绘画现状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绘画中的色彩、素描等引入中国绘画，这不仅极大地改进了中国绘画的面貌，为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生机，而且促进了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的结合，使中国绘画出现了新的形式和模式。此外，随着传统国学的兴起，人们对传统绘画艺术的发掘和整理也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绘画与写意人物画的结合。

三、中国写意人物画造型的主观性

传统绘画理论中独特的审美理念意象造型，即人物画造型的主观性，是中国写意人物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写意人物画中不同的造型方式源于画家主观认识指导下的观察方式，这种方式融入了画家大量的主观意象表现因素。与对客观世界真实再现的具象绘画造型观察方式相比，抽象造型观察方式和意象造型观察方式更能体现人物造型的主观性。抽象造型观察方式是指画家主观幻象与主观世界相吻合的一种主观观察方式；意象造型观察方式是指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主观物象与客观物象的合二为一和物我交融的一种意象观察方法，是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表现的完美统一。画家通过这两种观察方式创造出来的人物造型与感觉和预想效果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审美理想与自然形态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画面上的人物造型是画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深入了解后经过内心提炼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真实。“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既是写意人物画的精神要义，也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审美观念。中国传统绘画向来重视神似、意似，即注重借客观对象来表现画家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艺术表现重在借物抒情，而不是对真实物象的客观描绘。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禅宗思想和书画同构意识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从最初的描摹客观物象发展到以意象造型为特征的水墨绘画。意象造型包含了主观与客观的双向性，客观通过主观得以反映，而主观则需要借助于客观得以再现，是形与意交融后主客体的高度和谐与统一，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理想化的视觉效果。

“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写形”时画家必须以自己的真性面对世界、面对客观对象，依靠自身的主观参悟来实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神本无端，栖形感类”，这里所说的“神”是隐藏在画家心中的、无象无形的理想物象，画家要想将这种意中之象表达出来就必须将它寄托于能看得见的形中，这样才能达到“形神兼备”的理想效果。由此可见，意象造型既能够揭示物象造型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形态，又能够传达画家的主观情感和思想意识，是凝神中取形、澄怀后味象，是想象中的迁想妙得，是在形象塑造和意象表达中达到传神的目的。因而，在写意人物画中，画家只有尊重客观对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体现事物神韵的本相，从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神起观、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从对客观对象的单纯技术再现上升到思想内涵和精神表现，使特定的物象观察与特定的精神氛围相互生发，才能实现超乎形象之外对人的情感的抒发，赋予客观物象无限的生机。“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形与神既是相互矛盾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统一的，只有以“意”造“象”才能实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才能赋予写意人物画一种超越性的内涵和内在动力源泉。中国写意人物画作为一种特殊的画种，深受西方绘画理念和技法的影响，与西洋绘画造型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又是画家表现意图的提炼和升华。

四、总结

第4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有成千上万的佛教石刻造像，其中石刻狮子虽然数量不多且造型较小，但它们是大同地区雕凿历史最为久远的中华石狮。因此这些石狮拥有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云冈石窟中的石狮子，一般都雕刻在交脚弥勒佛的两旁。如北魏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16—20窟）中，以及7—13窟等石窟中，都能在交脚弥勒佛身旁发现它们温顺可爱的身影。其它晚期开凿的石窟中也有雕刻在交脚弥勒佛脚下的石狮，如21窟东壁等。昙曜五窟第18窟明窗东壁交脚弥勒佛垂目而面带微笑，佛脚下左边雕凿的石狮子遭破坏只剩下腿部，右边的石狮子虽然呲牙瞪目，但毫无凶猛威严之感，似乎受佛法的教化而温顺驯服，与弥勒佛顾盼传神似有情感上的交流，场面温馨。16窟北壁中层交脚弥勒佛两侧石狮子伏地而卧，仿佛随时听从佛祖的召唤;第8窟主室东壁内景有一交脚弥勒佛，弥勒佛座下一对石狮子没有相对而望，而是头部扭向两边，与其它窟中的石狮子相比显得比较独特;第7窟主室上层交脚弥勒佛两侧石狮子雕刻手法较为写实。云冈石窟石狮子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体积较小，口方而大，几乎占面部的二分之一。额头、耳朵较小，雄雌腮部、脑后均无螺纹状鬣毛，样子温顺，呈现出一种被驯服后俯首帖耳、乖巧可爱之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石刻造型艺术的交融与碰撞，体积较小的石狮子很好地衬托出弥勒佛的伟岸，从而突出了佛的威严，巧妙地营造出佛法无边的感觉。

二、大同善化寺石狮子

我国石狮子雕刻艺术唐辽时艺术成就最高，达到了顶峰。善化寺位于大同市内西南方。始建于唐。玄宗时称开元寺。五代后晋初，改名大普恩寺，俗称南寺。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大部毁于兵火，金初重修。明代又予修缮，明正统十年(1445年)始更称今名善化寺。善化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善化寺内不仅保存着泥塑、壁画、碑记等珍贵文物，还有四个造型独特，神态可爱的古代石狮。山门外伫立着一对石狮，通高257cm，其中狮子均高140cm，宽46cm，须弥座均高117cm，宽60cm。两个石狮身体向前微倾，张着大嘴伸着舌头，尽显温驯欢快的神态。雕刻刀法方中见圆，既有北方粗犷的一面，又兼顾了局部的细腻柔美。整体造型没有过多的繁琐镂空雕饰，头部较圆比躯干略宽，整体比例匀称，造型流畅。寺院内西配殿月台下有一对体型较小的石狮子，它们高67cm，宽31cm，底座高13cm，长30cm，宽29cm。这两只小狮子都张着嘴翘着舌头，模样敦厚，神情欢快而温驯。这对石狮极具北方地域性石刻艺术的粗犷风格。整体雕刻的浑然天成，大刀阔斧，玄武岩扎实稳重的石材特性与利落的石刻线条相结合，散发着如山西梆子一般浓浓的北方情怀。小石狮脸部正面呈直角形，头部鬣毛向两边八字排列。头顶、耳朵、眼睛、胸脯、胸前铃铛都很圆;脸型、鼻子、牙齿、下巴、爪子都很方，若从石狮子头顶往下看，石狮子整体呈三角形，石刻中蕴藏着极强的构成意识，使得石狮体积虽小却充满张力，达到了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

三、大同华严寺石狮子

大同市华严寺落于市区西南方，始建于辽代，明宣德、景泰年间大修。华严寺现存上、下两寺，上下华严寺的组合，气势宏伟，是我国辽金时期建筑群中规模最大的一组寺庙，在我国古建筑界有着突出的地位。华严寺寺院虽然几经毁坏重修，但主体建筑仍然保持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华严寺现存7个大型古代石狮，4个石刻角兽。石狮子一对在上华严寺山门外;一对在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月台下;另外一对在下华严寺山门外;还有一个石刻雌狮在新修的华严寺山门外，雄狮为现代新补。4个石刻角兽在上华严寺前殿月台四角。上华严寺山门外一对石狮子体积较大，造型最为优美，堪称艺术珍品。一雌一雄，均为半蹲立式。两石狮目视前方，外轮廓呈梯形，整体造型较为圆润。左边雌狮高111cm，右边雄狮子高104cm，须弥座高64cm，两个石狮通高188cm。其中有趣的是两个石狮连体小基座高低有别，雌狮子小基座高13cm，为边长60cm的正方形造型。雄狮子小基座高20cm，同样为边长60cm的正方形造型。两个石狮高度相差的这7cm，从直观的角度来说很难分辨，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相差7cm的特别之处。这一对石狮，在雌狮和雄狮的造型处理上有着息息相关又性格迥异的艺术处理。雌狮无论从她的身形，还是在它爪下嬉戏的小狮子，无不凸显着狮子的温婉个性，所以古代雕刻家特意将雌狮雕刻得纤细些，头部与躯干的比例相对拉长。而雄狮的身高比雌狮略低，造型上更加凸显它的雄健与敦实。从这个局部如此精心的艺术处理中，我们赞叹这对石狮雕刻技艺的高超，也为古人如此严谨的艺术追求而折服。两只石狮下面的长方形须弥座高64cm，长78cm，宽68cm，底座似七层台阶组合，上下石阶大小相等，石阶向中间束腰部分依次递减，雕刻线条简练整齐，无任何图案。雌狮头披卷毛，合嘴微笑，小狮子在右爪下仰卧嬉戏，更衬托出雌狮神态之安详。雄狮敦实稳重，神情专注且目视前方。咧着大嘴微微吐舌，鼻孔张圆似在呼吸一般，结实的大爪下踏一绣球。整体雕刻风格圆润浑厚，头部鬣毛卷曲立体。这对石狮的耳朵、眼睛、胸前项圈挂环与铃铛、爪下小狮子和绣球，以及头部、前胸、肌肉骨骼、爪子，以及狮子整体的身形均以圆形为主，造型都无不体现着浑圆的艺术风格，使得它们看起来十分温顺可爱。在浑圆的造型中，还可以看到圆中有棱的局部。如两石狮口阔齿方，耳朵从侧面看整体呈三角形;鼻子、獠牙、爪尖、缨络、脊背轮廓等皆呈三角形，这些特意的艺术处理让石狮看起来极具张力，强调了稳健而敦实之感。

四、大同府文庙石狮子

大同地区的石狮子，尤以大同府文庙的石狮子最为集中，数量最多，造型最丰富。大同府文庙坐落在大同古城东南隅，明初时由云中驿改建而成。据《大同府志》记载“: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1396年)以府学为代蕃府第，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府文庙大成殿是文庙的主要建筑物，为明代所建，据记载清顺治、乾隆时期多次进行修葺。大殿月台四周有62根石栏围绕，每根栏杆上的柱头都有圆雕，除2根柱头上雕人物，其余都是石刻小狮子。60只石狮子造型各异，千姿百态，意趣横生，引人入胜。这60个小狮子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几个“人面小狮”。它们大都头大身小，额头扁方，脸圆，似人的鼻子，露两齿和小舌头，咧嘴大笑。小石狮四肢粗壮，极有力量。雕刻手法似霍去病墓石刻般大刀阔斧，毫无雕饰之感。小狮子朴拙的憨态，透露出北方独有的质朴气息。这些小石狮子体积较小，大多数大约高60cm，宽35cm。每个石狮都不大相同，似乎造型和纹饰没有统一的规则，雕刻得十分随性，自然成趣。有意思的是这些小狮子们大都相互对望，就像学府中的学子，相互说着悄悄话，活泼可爱。府文庙石狮子中雄狮头顶扁平，大多数雌狮胸前搂一幼狮。大殿西面中部，有一只母狮背侧扒着一只小狮子，小狮子娇态顽皮，与母狮顾盼成趣，母爱之情尽显其中，驻足欣赏人们会忘记狮子的威严，更多体会到的是温馨的天伦之乐。府文庙石狮子鲜有神圣、威严之感，整体呈现的是欢快祥和、亲切质朴的艺术风格。

五、小结

第5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早期文艺复兴；艺术观念；流变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大致被认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这一词，最早源自瓦萨里的《意大利绘画、雕塑和著名建筑家传》，广义地讲，主要指复活或再生古希腊罗马古典学术。一方面，它复兴古典学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托古创新，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理想。

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理论，新的发展趋向在吉贝尔蒂和阿尔贝蒂所处的时代已逐渐形成，艺术开始被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并诞生了一系列艺术理论著作。这些大量艺术理论都集中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偶然，此时期的艺术家及理论家追求艺术模仿自然的同时，更加强调模仿的逼真性。当然，除了以上两位，瓦萨里的《意大利杰出画家与雕塑家的生平》不仅于美术史料的记载，而且于美术史的体例上都具有开创性，因而本文选以上三位代表，试从其理论比较出发，窥见早期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观念流变。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是意大利的雕塑家，他为意大利和文艺复兴新风格的雕塑奠定了基础。吉贝尔蒂在创作过程中，认识到艺术创作“应模仿的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别的艺术家的作品”，艺术作品不该表现人应该的样子，而是表现人看上去的样子。吉氏最早提倡以自然科学原理研究自然物象，认为画家如果想把所有画的物体描绘的很象，就应该精通所有的学理，而首先掌握几何学。

在其未完成的《述评》（Commentarii）中对乔托进行了评价：“乔托成了绘画艺术的大家。他引进了新的艺术……乔托在艺术上取得了别人未曾达到的造诣。他引进了自然逼真的艺术。这种艺术经过精心的安排，从不违反正确的比例”，[1]肯定了乔托自然逼真的艺术是新艺术，同时他自己也是追求乔托的艺术道路。他认为艺术创作时要尽量模仿自然，要“依照自然去处理所能再现的一切”，使作品更加生动逼真。在对自然的态度上，号召艺术家不但要以自然为师，而且更要以古典艺术残迹为指导，并注意研究幸存的古典文学，从中汲取古典素材，坚持做到“仿照自然去处理所能再现的一切”。因而，吉氏特别注重素描，认为没有素描理论就不可能是优秀的艺术家：“希腊人是绘画、雕刻的研究家，这表现在他们的素描理论上。没有这种理论，你就不可能是个优秀的雕刻家或画家。”[2]然而，比起“最优美的线条”，吉氏认为，绘画更是一种“透视方面的问题”，因为它要求绘画从理论和实践上演示怎样在二维的平面上画出三维的画面。下面这段话从视觉的角度来探讨了怎样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我努力观察里面的每个尺寸，以求力所能及地模仿自然……“对象”是如此有序地间隔着以至眼睛得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度量，即往后站着看，画面应该看起来在一个三维世界里。浮雕非常低，且平面上的图案能被看见，以便近处的事物看起来比那些远处的要大一些，就像现实世界里所呈现的一样。

吉氏努力再现自然的作品是优美的，而且是在以上这种难以获得的视觉认识的指引之下完成的，这种视觉观还反映了雕刻里面的三维自然空间，带给画家们的并不仅仅是逼真的幻象，三维视觉是作为一种体系来组织画面的，使得混乱的空间变得更为有序，更为明晰。

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著名建筑家、诗人、画家和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绘画》（1453）、《建筑十书》（1450）、《论雕塑》（1464），其影响范围遍及佛罗伦萨众多艺术家。阿尔贝蒂在美术史上第一个把透视画法①系统化、理论化，其《论绘画》一书，先于达·芬奇的《论绘画》很多年，是文艺复兴早期的重要绘画理论著作。

阿氏充分发展“艺术即摹仿自然”的观念，其艺术理论中的其它所有问题都围绕这个中心观点展开，在《论绘画》和《论雕塑》中都强调了画家和雕塑家艺术创作的最终目标是再现自然，同时创造艺术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学习自然。绘画上所谓“模仿”，即在平面上，要求以人眼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空间关系，来再现人与物象。进一步讲，他将绘画设想成向自然打开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在某个固定的视点，观者能观察“窗外”的景象。换言之，画框犹如一个窗口，画家的目标在于依据那个窗口，在平面再现“远处”的三维空间，欣赏者看这幅画时就仿佛透过窗口看着窗外的世界。这一著名“窗户理论”，体现了科学透视法则对“构图”（Composition）观念的影响，对开阿尔贝蒂来说，“构图”是整个绘画中核心的概念。“构图”这个概念源自拉丁语中的“Composition”，最初是坊间口耳相传的技术术语，是阿氏真正将“构图”概念引入绘画理论。他充分认识到“构图”在绘画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构图”与透视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绘画是由轮廓、构图和明暗色彩的配置三个部分组成的。“构图”则是指在一个显示其物质三维结构的形式中，不同块面和表面的分布。

围绕“模仿”论而言，阿氏在要求模仿自然的同时，还要求“求相似而又更美”，艺术可以比自然更美。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自然”让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本应低于自然，艺术创作也只是对自然的模仿，力求达到自然逼真的效果。但是，阿氏认为成功表现自然，达到逼真的效果是不够的。艺术家描述的物体和人物应与永恒正确（美）的样式协调，美的样式本身应从自然中获取。质言之，艺术模仿自然，但应终归于“美”。阿氏把艺术的地位提升到了自然之上，与自然相似不再是艺术的最终目标，艺术可以胜过自然，比自然更美。笔者认为，阿氏观念的创新点在于镜子—自然—美的对象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在他看来，写生画要用镜子加以校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幅好的画反映在镜子里的时候竟然如此充满魅力；一幅画上的缺点在镜子里就显出了它的难看，这也很奇怪。因此，写生画出来的东西要用镜子加以校正。”由此，我们判断写生画，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镜子来评判“写生”形象起伏的效果。而艺术家的“写生”或“绘画”，“必须总是从自然选取要画的东西，并且总是从中选择那种最美的东西”，[3]可见选择描绘对象的方向源于“自然”，对描绘对象本身的要求则是“美的对象”。由于将绘画视为捕捉艺术原型的镜子，所以在《论绘画》和《论雕塑》中都强调了画家和雕塑家的最终目标是再现自然，同时创造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就是学习自然。画家的作用是为任何给定形象的表面画线条、上颜色，简洁真实反映，并重现人在固定的距离和一定的中心光线中所看见的那些形象。

以上阿氏将“模仿自然”作为视觉艺术的目标，实则是为顺应一种人文主义者中流行的趋势，也因此，他在文艺复兴艺术观念中开创了最重要，最有特色观点：把对“模仿自然”的要求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要求，即表现美丽事物的要求（“最美的东西”）结合了起来。阿氏认为，每个艺术家头脑中都存在着“美的概念”，这一“美的概念”与自然密不可分。且更主要的是，不管艺术家最终“美的概念”源自何处，除非他学习周围的物体和人物，否则就无法形成。因此，阿尔伯蒂告诫画家：当你作画时，“你的眼前应该有精致而非凡的模型供你观察模仿”，换句话说：你描绘的是自然，但你要选择的是精致而非凡的例子，这才是美。

瓦萨里（Giorgio Vassri，1511-1574），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其著作《意大利杰出画家与雕塑家的生平》不仅是一部艺术家的传记，同时也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史著作的先驱，此书受到吉贝尔蒂的强烈影响，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真正集中而称得上美术史的著作只能从瓦氏开始。

他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的第一部分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将disegno提出来，“构图（disegno）是两门艺术的基石，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切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灵魂。毫无疑问，构图（disegno）早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就已经完美地存在了”，[4]（P.21）给予disegno很高的评价。意大利语中的disegno源自拉丁文“designara”，原意为“素描、描写”。Disegno在英文中被译为“design”，在汉语中译为“设计”，在文艺复兴时期，disegno始终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它既是素描，又是创意和设计，还有创作草图的意思。Disegno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出现在艺术领域，它即标志着古代“艺术”观的解体，又预示着新的“艺术”观的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文艺复兴艺术观念是通过disegno得以实现的。瓦萨里把disegno提升到了“创意”之上，认为所有艺术都由它而生。瓦萨里对disegno的阐述，使得“disegno”这个概念成为了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通过对disegno与idea（理念）之间的关系的阐述，“瓦萨里赋予艺术以某种理论性基础”，[5]这种与“理念”的关联，更不技艺性而富于理性色彩。受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瓦萨里侧重于disegno的理性特质，旨在拉开视觉艺术与“机械艺术”之间的距离。此时，disegno已经成为了统一绘画、雕塑和建筑实践活动的一个理论原则。

就“模仿与自然”关系而言，在《名人传》的序言中，瓦氏制订了两条路线：“我们的艺术完全是模仿，首先是模仿自然，其次，由于其自身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所以又是模仿那些被视为最杰出者的大师的作品。”[4]瓦萨里所说的模仿，即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根基所在——“首先是模仿自然”，但不是指照搬自然，而是指依靠“判断力”对自然进行选择和加工。所谓模仿自然，一方面，在于关注事物的外在形式，准确而完整地描摹客观世界。阿尔贝蒂曾经打过一个生动比方，他说画面犹如“一扇开启的窗户”。另一方面，在瓦萨里看来，“模仿自然”并不是对自然的那种“不多不少的”照搬，而是对自然的提炼和加工。他坚信艺术高于自然。这种思想在《名人传》的诸多段落中重复出现，可见，他决不认同艺术家只能最大可能地把自然表现得真实可信这一思想。

要分析瓦氏的艺术观念成因，值得回溯其所处的时代，瓦算得上生逢其时，在他着手写作《名人传》时，万事俱备，各种关于艺术史和艺术再生的观念都可资利用，他所应做的就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与学说。由此，他破天荒第一次将建筑、绘画、雕刻这三门艺术当作一个整体，而非像前辈那样将其孤立起来进行审视。按照瓦萨里的说法，建筑、绘画和雕刻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女儿”，所谓的“父亲”就是“设计”，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层含义：既指“赋予一切创造过程以生气的原理”，又指具体的艺术的基础：素描。瓦氏认为，素描是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之父，因为在理性上它有自己的起源——从形形的东西中得到形式或意象的一般概念，二者类似于有着各自限度的大自然的创作，又因为从这种认识里产生着一定的理解和判断，于是在人的脑海里会形成某物，尔后用手将其表达出来的时候，即素描。关于素描的要求，瓦氏提出“逼真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他曾这样评一幅画：“这幅画表现一个青年被押赴刑场，画得你想有多好就有多好，因为你可以他的面容上看到逼真的苍白和恐怖，而逼真是应该得到最高的赞美的。”

以上关于三位大师的分析，实则都涉及到艺术对自然的态度，当瓦萨里谈到对自然的选择时，很容易使人想到阿尔贝蒂，因为二者都站在“艺术模仿自然”这边，且都追求写生的逼真，或逼真的素描。实事上，瓦萨里所说对“自然”的选择，是根据某种与阿尔贝蒂完全不同的准则来进行的。瓦萨里认为，艺术家依靠“判断力”对自然进行选择，这种判断力并不像阿氏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理性的能力；它其实更是一种直觉，类似某种非理性的天赋。与其说它属于理智头脑，不如说它属于直感眼睛。

①透视法：以现实客观的观察方式，在两维的平面上利用线和面趋向会合的视错觉原理刻画三维物体的艺术表现手法。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推崇单焦透视法，使这一构图原则取得了合法性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杨身源，张弘昕.西方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96.

[2]迟轲.西方美术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73.

[3]常又明译.造型艺术美学·第一辑[M].杭州：美术学院出版社，1987.409.

第6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汽车；形式；造型艺术；美学风格

1.汽车的产生

卡尔·奔驰[Karl·Benz]（1884—1929）——现代汽车工业先驱之一，人称“汽车之父”。1885年10月，他设计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油汽车；1886年1月26日,他又取得汽车发明的专利权，德国人便把1886年称为汽车诞生年，从此汽车作为一种工业产品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2.汽车的发展阶段划分

根据汽车形式与功能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的设计美学风格，可将汽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七个时期：

(1)汽车产生阶段（1885—1900）；

(2)汽车发展阶段（1901—1915）；

(3)汽车制造日趋成熟阶段（1916—1929）；

(4)汽车引擎设计突破性发展时期（1930—1951）；

(5)喷气式时代（1952—1964）；

(6)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1965—1979）；

(7)汽车式样的多样化时期（1980—）。

2.1汽车产生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885—1900）

在汽车产生阶段，设计师仅仅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设计，设计仅仅是为了满足汽车的技术实现功能，是一种技术上的探索与发明，是完全向功能技术设计的“一边倒”设计，造型艺术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一种功能压倒形式的设计。尽管如此，汽车作为一件伟大工业产品的诞生，其本身就符合一种理性的、严谨的美学风格——机械美学风格。

1885年奔驰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在形式上给人的感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三轮马车。奔驰所注重的是零部件与零部件之间、功能实现与制造技术之间的协调关系，主要是从功能、技术层面去考虑设计，在美学风格上则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甚至根本没有加以考虑。一眼看去，该车只有一种机械加工所处理过的痕迹，符合机械美学风格。

1894年的BenzVelo只是将三轮改进成了四轮，虽然车身加装了翼子板，但在形式风格上却没有任何改变。这时的汽车只是一个粗糙的工业产品，还没有关于美学风格的设计理念。这时的发明家（也是设计师）认为将三轮运行方式改为四轮运行方式要远远强过纯形式上的改进，机械风格依然处于垄断地位。换言之，1885—1894年之间的汽车设计还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功能性的探索，属于一种纯机械的美学风格，而且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了1900年前后。

2.2汽车发展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901—1915）

19011915年间，随着流水线生产方式的问世，汽车实现了小批量化生产。设计师开始注重汽车的局部装饰，在车的前脸使用了铝板、镏金板等质感较强的装饰性材料,使得该时期的汽车看上去装饰性很强，符合当时“新艺术运动”的流行趋势和趣味喜好，是一种注重局部装饰的装饰风格。

1900年产的MercedesBenz一改过去的“机械式样”，给人一种全新的面貌：发动机前置，就着发动机形状因地制宜地加装了一个发动机车罩；前脸安装了圆圆的前大灯，形式上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轮毂不再用圆钢条直接交织而成，而转向采用铸造成型的具有平面装饰韵味的轮毂，增加了车轮的形式美感；车轮上面的翼子板不再是一块简单的铁板，而是根据车轮和传动齿轮的位置，精心设计的圆弧形，这对整车有很好的装饰性；车座上增添了扶手和靠背，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05年产的MicheltouringCar与前者在整体形式上并无大的改变，但前脸、座椅、方向盘等局部装饰却远远超过了前者：车灯采用了镀金处理；前脸的通风栅栏周围镶嵌上了金黄的装饰性镶条；轮毂经过镀金处理，边缘喷上了鲜艳的红漆；车身也喷涂为鲜艳的蓝色，增添了该车的视觉美感，是一种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

1914年产的Ford-T小汽车在前脸、驾驶台、座椅等局部继承了这个时期的设计特点——细节装饰。繁琐的装饰是这个时期的最大趣味，甚至是这个时期审美的标准。尽管车身仍然是马车造型，但翼子板已开始采用整体连贯的弧型设计，车身的形式感得到了增强，造型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汽车发展阶段的汽车虽然在局部形式上有了些细微的改变与突破，但就整体形式而言，还是比较呆板。设计师只是通过增强汽车局部的装饰来美化车体，花哨的装饰成了这个时期汽车的“标准配置”，仿佛花哨的装饰就是美、就是时尚、就是真理。1915年左右“装饰风格”逐渐被“反装饰风格”所取代，从而沦为文化化石，被岁月所掩埋。

2.3汽车制造日趋成熟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916—1929）

汽车加工制造在这个时期已日趋成熟，汽车零部件基本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拥有汽车，汽车的造型逐渐成为汽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前被奉为时髦的装饰，在此时被坚决反对，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一种整体的形式美。

在1916年生产的PorscheTurbo车身上，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大量的细节装饰——前脸没有了金色的装饰性镶条，没有了夸张的前大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进气和散热功能的通风栅栏；翼子板、座椅以及方向盘周围也都没有任何装饰；每个零部件的存在都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整个车身都旨在突出“功能主义”，是一种反装饰风格。

在1919年产的Ballot身上，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它和以前的车身有了很大的区别：

⑴以前的车头与车身在分布和衔接上是不统一的，缺乏整体感，而该车在设计上将车头和车身融为一体，已经开始注重整体造型，造型已成为了汽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⑵车身在色彩上采用了偏灰的色彩，不再像“装饰风格”时期那样偏好于鲜艳、明快的色彩。

⑶整车仍然找不到任何装饰，在设计上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反装饰风格。

反装饰风格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渐渐地走向了低谷。从1928年生产的MercedesBenz汽车身上可以看出，该车的车身尽管符合这个时期的整体性特征，但在轮毂和前脸部分又开始出现细节装饰，整车充满了十多年前的那种装饰韵味。该车的出现，宣告了反装饰风格时期的结束。

2.4汽车引擎设计突破性发展时期（1930—1951）的设计美学风格

汽车引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汽车造型艺术的突飞猛进，汽车设计开始追求一种动感美，速度美，开始以空前的热情重视外修造型。此时外形具有流畅线条的汽车便被认为就是好的设计，“流线型风格”开始席卷全球。

1930年产的Ford-A型汽车，外形已与以前的箱型车迥然不同，它具有新颖的车身，前后翼子板、驾驶舱都呈圆弧形，就如一只甲虫。通过与以前的车身作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该车有以下特点：

1)车头、车身和车尾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整车具有一种流畅的线条，从头部一直蜿蜒到尾部。

3)整车没有棱角分明的地方，任何面与面的相交处都力求一种圆滑、柔和的过渡。

1951年产MercedesBenz300在前脸和翼子板的设计上都采用圆弧型设计，使用内置式车灯，增强了车灯与前脸的融合性，使得前脸线条更加优美流畅。该车圆滑的前脸，柔美的车身，流畅的线条无处不体现了流线型风格所具有的特点。

由于流线型轿车在车内空间的利用方面有很大缺陷，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类似船形，带有引擎舱、乘员舱和行李舱的汽车逐渐代替了流线型风格的汽车，成为了时代的新宠。

2.5喷气式时代（1952—1964）的设计美学风格

随着喷气式时代的来临，汽车设计开始趋向在车后加上大大的尾翼，追求一种与飞机形式有紧密联系的风格。这种对有机形式比较重视的设计风格被称为有机风格，也就是一种更加注重富于雕塑表现味道的风格，这种风格慢慢地取代了流线型风格的统治地位，成为了设计美学风格的新标准。该时期的汽车造型有两大特色：一是车身的防撞设计；一是尾翼的流行。

在1953年的MercedesBenz180车上可以看到，流线型时期前脸和引擎盖所特有的夸张的流畅线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简练的近乎平板的引擎盖和简洁的圆弧车灯；车身最大特点就是简洁明快，而且驾驶室空间比以前更大了；车的裙边外侧有了比较显眼的防撞保险杠；车侧身有两道仿佛特意雕刻出来的外凸有机形，属于一款典型的有机风格设计作品。

1960年产的Lincoln车，其整体造型就犹如用刻刀镌刻出来一般，有种简练的形式美，车身两侧也和前面两部汽车一样，有一刚劲的外凸有机形，行李舱上面有一对尾翼，整体形式非常接近机造型，是对喷气时代的一种具体反映。20世纪60年代中期，喷气式飞机不再为人们所好奇，时代再次把有机风格遗忘，而将趣味投向了新的设计风格。

2.6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1965—1979）的设计美学风格

在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受当时“波普”运动的影响，新奇、古怪、独具个性的造型赢得了消费者青睐，以甲虫为原形设计的小型汽车大为流行。汽车的造型艺术属于一种追求独特形式美感的波普风格。

1965年产的Corvette汽车造型比较奇特，车体较以前小了许多；车尾也不再有尾翼；前端的防撞杆也较以前隐蔽；车身两侧没有了外凸有机形。整车在风格上有了一种夸张而新颖的变化——即注重整体形式而不拘泥于局部刻画，美学风格上属于波普风格。

1975年产的Chevette汽车在形式上也是仿甲壳虫造型：两个前大灯就犹如两个眼睛；车体表面比较小巧、硬朗，形式感强烈；车身线条从圆滑走向了棱角，从柔和走向了硬朗，车灯从圆形变为了矩形……在造型艺术上一如既往地继承了追求形式主义的波普风格。

1979年产的通用Buick在整体形式上较以前有了大的改变，车身体积又开始出现长、大、宽的特征，车身风格抛弃了以小巧的甲虫为原型的波普风格，而转向采用硬朗、理性的造型风格，形式主义从此宣告结束。

该时期的汽车设计比较注重车的整体形式，外形大都取材于甲虫造型，汽车的形式非常丰富生动，具有美感。这种片面地强调汽车形式的设计风格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它同时也降低了汽车内部空间使用的有效性，因而终究是会被淘汰的。

2.7汽车式样的多样化时期（1980—）的设计美学风格

从20世纪80年代起,汽车销售竞争越来越激烈，汽车形式成为了竞争的关键，各种风格的汽车式样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以一浪高于一浪的趋势淹没了整个世界，造型艺术已经完全沦为一种有力的促销手段。而对其设计美学风格来讲，则主要有以下四个：

（1）极简主义风格

LexusLF-A概念车就属于典型的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所追求的是一种简洁干练的外型，一种在整体形式上能取得高度协调的统一，倡导“简洁便是美”的设计理念。

（2）仿生风格

生物的外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神奇而美丽的形式，把生物的形式应用到了汽车设计中能取得一种奇特的效果，能赋予汽车某种生物的灵性。Beetle是大众的一款经典轿车，其外形就像一只栩栩如生的甲虫，属于典型的仿生风格。

（3）雕刻风格

希腊雕塑分为两种风格：崇高伟大风格，即一种表现伟大、静穆、神圣、崇高的风格形式；优美典雅风格，即一种表现优美、典雅的风格形式。在现代的汽车设计中，这两种风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首先，崇高伟大风格表现的是一种伟大、静穆、神圣、崇高的美，如果把这种风格融入到汽车设计中，便能使这些车具有一种神圣庄重、雄浑有力的形式感，从而使其更加符合审美的功能性。ChevroletCamaro概念车通过坚实、健美、有力的车身线条，凹凸有序的块面关系，传达出一种庄重、雄浑、彪悍的气质。

其次，优美典雅风格是借助车体外形上灵动的线条，或是优美的弧线和曲面来得以体现，突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外形气质，这种风格大量地被用在了轿车和跑车的造型艺术上。PorscheCarreraGT的车身就是由优美的弧线和曲面所构成，具有一种优美典雅的特质。

（4）高科技风格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汽车设计也出现了一种倾向于表现科技，体现未来的风格，即：高科技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但吸取了雕刻风格的优点，而且在外观上还具有强烈的未来气息和高科技韵味。AudiRSQ概念车就属于典型的高科技风格，该车在形式上吸取了优美典雅风格的精髓，加上概念化的夸张外形、银灰的色彩搭配，整车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未来气息和高科技韵味。

在近二十多年间，尽管汽车的美学风格是复杂多样的，但就汽车设计中的美学理念来说，却是有史以来被应用得最为成功的。

3.汽车设计美学风格的总结及未来发展

第7篇：造型艺术论文范文

关 键 词：笔墨 造型 形式 笔线 主观 客观

笔墨作为中国画表现形式的核心，以其独特的语言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精神的重要内容，直至当代，笔墨的形式表现在当代绘画的语境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张彦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与石涛“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都是不同时代关于“笔”“墨”的关切之说 。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深源于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滋养，体现了艺术形式对文化特征的凝现，所谓“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的认识，笔墨因而依循“与道同机”“器在道不违”的指示之下实施创造。我国历代画家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笔墨技法和笔墨美学认识。中国文化中的文人精神对中国画的笔墨建立起到了本质的驱动作用，谈起笔墨，就不能不涉及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性对中国绘画主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道、释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特征的意识基础。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Www.133229.coM”孔子认为艺术行为是宣颂道德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依托道德主题，同时也需要有统一和谐的表现形式方可“内圣外王”“文质彬彬”，因此艺术表现的形式及因素是一种理想的体现，是由内而外的生发，缺失了内在的充实，形式便失去美感与意义。这里的“游”既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通过自我完善而显现出的境界高度，也是表现上的超然状态——艺术指向内在的修养。道家则更是超越内容与形式的指定性，强调智性的体验与幻化，“物我两忘”“游心太玄”——艺术指向内在的觉悟，庄子的大“道”之美将儒家提升为对宇宙无限的领悟与皈依，带来了艺术主体意识的觉醒及主体人格的自由。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绘画的精神观照从本质上疏离了绘画本体的思索而确立了绘画作为形式对精神状态的意象把握。魏晋之后“畅神”“气韵”的美学追求加之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绘画活动的展开，艺术便以“神、意、境”的终极要求释放了中国画表现的对应形式——笔墨。情操修养标准等同于笔墨趣味标准，笔墨在文人画家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观想悟学的品位表示，并且逐步成熟为自我对照和拿捏精神的心理景象。

中国传统绘画，在六朝至唐多施五彩，唐宋始，渐向水墨“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 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荆浩《笔法记》）但这并不表示水墨绘画之前的中国绘画无有笔墨意识，笔墨是中国画内质，从勾染敷色到水墨画的变迁是中国画笔墨意象由隐到显的表现释放，水墨笔意识是勾勒渲染的形式延伸与审美递进。只是以“意”为重的文人画得以笔法为倡导，充分发挥笔法、墨法的直述性，利用水与墨互为作用来状物言志，以“墨分五色”的浓淡层次与勾皴点擦的笔线意味来形成文人画家的“象”外之得，凸现了笔墨的形式张力，从而迎合了文人士大夫借以摆脱客观形象局限，抒发“性情”、标榜“神逸”的品藻崇尚，脱略形似，强调神韵。至五代之后，笔线墨韵的形式提升同时也承载着绘画的自然观照由景象依托到境象创造、由以形写神到得意忘形的文化强调。笔墨不仅在于反映出客观自然的形与质，更要以笔墨传达主观情态。“前身相马九方皋”的寓意就是水墨画的笔墨对现实素材一种意态的识辨与精神发现的借喻。中国传统笔墨意象的边界是形神、物我的辩证统一。文人画在天人合一的美学约定下，其绘画的表象看似追求笔墨的形式张扬，但笔墨的形象承载却是具象的——精神对生活的关怀。

笔线是中国画笔墨的元素。线也是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手段。线在中国画的形象表现中不是一种形体廓线的描摹，而是在对物象的全息感觉后的意态表现，具有符号特征的重构性。因此山水画中的皴法与人物画中的描法就是笔墨特征下的意象程式。散点式的观察也是强调整体关联的意象方式。中国画中的线不仅可以达到状物的目的，而且是以艺术再造的手段揭示各种物象的性状情态。笔线体现了中国画家对客观形象的概括、提炼和理解能力与驾驭物象的主观创造力。“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也。”（石涛）笔线墨韵所具有的这种抒情写意性，可以焕发审美者对现实形态的丰富联想，使近似抽象的线条成为现实知觉婉转诗意的反映，进而介入画家的审美理想、情操境界的自我觉想。 龚贤说：“必笔法、墨气、丘壑、气韵全而始可称画。”立意是笔墨实施之“本”，“意”包含观想得和表现得两方面，观想得指画家的意气修养；表现得指画家对笔墨的控制力。“意”是倾向主观的，但不是纯粹主观臆造。意是主观赋予客观的意义提升， “意之为用大矣哉……故善画必意在笔先，宁使意到而笔不到，不可笔到而意不到”。“故学之者必先意而后笔，意为笔之体，笔为意之用。”（布颜图）具备了内在养成和笔墨主动方可达到“意在笔先”后的落墨自然、因势利导、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心意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物我融化的心理超然，以及意断笔连、意到笔不到的灵性境界。当然“意”的主观圆满在技术层面上的反应也体现在画家对笔墨程式的操控力。

中国画与西方古典绘画不同。西方绘画的“究理”特征与中国画的意态特征呈现出各自对事物形体认识的不同思维，无论是西方古典绘画还是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风格的多变背后仍然是以对客观世界理性认知为支撑的，中国画家观照世界方式是感性的、宏观的，他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外在事物是在这种永恒之内的互为相生，事物的生动性体现在个体在整体和谐下的不同特征。艺术形式的不同展现也就是不同事物对整体恒在的各自皈依，不同的形式最终殊途同归。所以，笔墨不具有客体解析的意义，笔墨只是暗示或隐喻个别事物对宏观精神的具体显现，如同中国人将宇宙与人都看成是由“气”构成的一样，绘画中的笔墨也是气的表象。笔墨的形式变化、物象的生机气象、作品的气韵意境都是对宇宙命题的共同趋往——万物相生相合。中国人观望外部世界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回到他主观的内心追求，去完成心灵与世界的融合统一。 为了完好地表现这种非我非物、融我融物的精神意象，笔墨形式的形象化凝现便深具意义，笔墨“程式”的生成也便是中国画会意化象、得之象外的载体需要了。中国画不以单纯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在对自然物象观想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抒意性创造，追求主体思维与物象特征的感觉畅游，这种意象造型的原则是既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象外之意。以主观意象观察自然，即主客统一、物我相有。面对物象游目观想时，不局限物象自然属性与视觉限定而去获得内在的感受，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变象重构，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形象理解，从而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因此我们说意象造型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已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主客体的融合转化，是一种精神的符号和情感的形式，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如笔墨在山水中的形象创造，自然风貌被意象经营为“林泉”境、“丘壑”意。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墨意义上的“胸臆山水”。元四家中，王蒙的“苍郁幽野”、倪瓒“孤岸疏林”，清四僧中的“秃林荒丘”、弘仁的“世外清寂”等山水意象都是画家运用笔墨程式、婉转情思的形象再造， 魏晋时，顾恺之提出 “以形写神”“四体妍媸，本亡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超越“四体妍媸”的外在形态，通过眼睛的神色传达出人物的生灵活现。谢赫继承发展，将传神归入“六法”的“气韵生动”，而“气韵”在此之后作为中国画表现的旨要纲领，尽以体现出中国画笔墨意象表现追求的群体认同。中国画始终遵循着重神韵的意象原则。笔墨造象是画家借物抒情的一种形式符号。即通过笔墨变象，画家创造出一个可使精神逍遥其中的艺术境象。这是中国古典绘画通过笔墨的朴素玄幻从而达到主客关系和谐抒发的本质特征，也即中国绘画意象造型思维的意识财富。

笔墨是中国画造型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基础，当然传统的笔墨意象和笔墨形式，需要不断发展和转化，以适应现代中国画创作的需要。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中国式的“逻辑”原则在递变，所以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从而探究中国画笔墨发展的内在遵循，找出它的自身特异性与普遍性及其当代表现的释放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画的哲理性》张启亚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