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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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法学范文
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教学内容及体系上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故此，在运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和审判教学法三种基本教学方法时具有特殊的要求。
首先，讲授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理论知识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它与生活实践有一定的距离。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使学习者在短期内搞清它们显得很困难，尤其当学生在一学期学习很多门课程，并且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更难。经济法教材编排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理论性偏强，因此学生在学习时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概括能力。经济法编排理论性强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它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的发展从1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很短。经济法在中国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法长期以来受到其他部门法学者的质疑，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顶多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所以，在编写经济法教材时需花大气力在理论上说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在教学安排上使经济法理论部分占有三分之一的分量。
二是由于经济法分则所包含的子部门法数量较多受教材所限，不可能给每一子部门法较多的章节和字数，对各分支法的编写也主要是宏观概括，概括出它们的理论和制度框架，不可能对具体条文进行细述。为了让学生认清经济法存在的客观性，认清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并对经济法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就必须在有限的课时里，从理论上进行讲授，才能达到经济法的教学目的。故此，理论性所占比重较大，因此经济法教学必然要把讲授法放在首位。
其次，案例分析法在经济法教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案例分析可以以事说法，将法律规定与现实结合起来，直观生动。经济法教学中的很多内容是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的。比如，在反垄断法一章中，如果只是用讲解的方式来教学，可能就变成对条文的简单注释，效果不好。反垄断法的案例很多，比如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司法部诉微软”案。笔者在教学时就下载了一些典型案例让学生研读。学生在阅读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将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和这些典型案例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对比，从法律适用到反垄断的诉讼进行了消化吸收。不仅是反垄断法，其他分则部分的部门法都可以用案例教学法来丰富教学内容。网络时代也使案例教学法成为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很多的案例都可以在网上收集到。不过，教师在课前要对使用的案例要进行筛选，使其能够与教学内容相契合。还有，很多案例只有审判的结果和大致依据，没有审判法理的分析，所以还需要教师从理论上对案件审判的法理进行分析。如果问题设计得好，案例教学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探索精神;如果问题设计得不好，那么学生就不能将案例的分析上升到理论高度，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多讲，唱主角。
再次，审判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也有较好的效果。带学生到法院旁听，可以使他们能够切身感受经济案件的审判，将法律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比如，笔者曾带领学生到法院旁听了一场美容消费者权利被侵害诉讼案件的审判过程。在该案中，消费者在一家美容公司办理了“贵宾卡”，享受终身免费美容服务，后来，该美容公司转让给了他人。收购人，对终身美容服务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要求消费者另外对美容化妆用品缴费。这个案例虽然很小，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涉及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权利。通过观摩审判过程，学生受到了一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教育，不再认为该部法律是简单的，从而培养了学生对经济法学习的兴趣。除了外出旁听，模拟法庭也可用于日常教学中。经济法的模拟法庭不同于民法的模拟审判，经济法的案件审判结果牵涉的因素较多。比如，外商投资的案例，它不仅要依据外商投资法律规范，考察是不是属于国家允许投资的领域，还要考虑市场并购、国家安全、产业政策和市场融资等问题。这种案例就无法采取庭审的方式，而必须采取问题辩论的方式，让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考虑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经济法教学中的很多内容，由于体现的是政府对市场监管和调控的内容，由此相关的法律决定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做出的，而不是法院，所以这种模拟审判就变成模拟政府决策，必须通过问题辩论的方式进行。这是经济法审判教学的独有特点。此种模拟决策要求学生不仅要懂得相关的现行经济法律规定，还必须联系国家的现行经济政策，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案例最终的结论。这些都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能仅仅只懂得法律的条文规定，还必须了解并掌握国家当前的经济政策。
二、经济法教学方法的完善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不同的教学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具有不同的作用，讲授法虽然传统，但它适合理论教学，案例分析法和模拟审判法比较适合法律制度方面的教学内容，可谓各有千秋。在当前很多高校法律专业的教学改革中，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以三大教学法为表象的不同课程。比如开设的新课程有:合同法案例、民法案例、商法案例等，这些都是以案例为名目的课程。还有以诉讼法、民法、商法、刑法模拟审判为名目的实践课程等。而原来的刑法、民法、商法等课程不变，只不过削减了课时，将减去的课时分配给以上以新名字出现的课程。从这种分类看，这种改革明显以教学手段的区分作为课改的核心，与教学内容的实质变迁无关。改革者认为原来以讲授法为主的经济法、商法等课程不变，严守了大陆法系的教学传统，新设立的案例课和模拟审判课又引进了英美法系的讲课风格，一举两得。但通过前文对三大教学法利弊得失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只存在是否与教学内容适合与否的问题。在法学课程的教学中针对不同内容，要灵活运用这些教学方法。在一堂课中，根据教学内容，可能需要同时用到讲授、案例、模拟三种教学法，而没有必要将这些教学方法割裂开来，硬搬到不同的教学内容中去。
一个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应该是综合性的，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不能说讲授法教学就是不好，案例法教学就代表了与英美的接轨。我们要的是“实”，而不是“形”。我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教学上以讲授法为主是符合大陆法系学者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的教学以案例分析为主是符合其不成文法和判例法传统的。从辩证的角度看，无论对经济法教学还是其他部门法的教学来说，方法的运用应该是因地制宜。能教好学生就是好方法，而不存在新旧之分。从历史来看，讲授、案例、模拟审判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新出现的，都是老方法，只不过是在不同课程教学中用得多还是少的问题。如果只从方法论的角度，确实可以将教学手段划分为不同的方法，可是，又有哪些课程是单纯使用讲授法、案例法，或者是模拟审判法。中医治病讲究“望”“闻”“问”“切”，能治好病就是好办法，且不可墨守成规。我们的法律教学方法为何还要搞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呢?正确的经济法教学方法应该是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具体到每一个老师身上，每人所擅长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老师擅长讲解，有的擅长案例，实在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教学模式。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和运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有效地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种包罗万象、适用一切、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是不存在的。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课程设置上是法律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法律职业的特定技巧、道德和思维的二重性。对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既需要具备法学理论探索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在工作中不断吸取新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同时，还应当具有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和素养。传统的课堂教学无法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有效帮助，需要案例和模拟审判教学法的帮助，而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思维方式，也无法通过学徒式的教育来获得。法无定法，法随社会在不断发展。
第2篇：经济法学范文
随着我国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对经济法学的越发显得重要，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集经济、和管理于一身的边缘科学，也具有强烈的性。针对经济法学存在的许多，例如：以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看待新事物、新问题，因而产生许多困惑，又很难自圆其说。许多人被局限于传统部门体系已有的思维模式，无法从新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特有的内涵及其价值。探讨经济法的研究，其意义在于重视方法对学科建设与的作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研究者是否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关系到经济法学科的建设。方法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但方法可以揭示理论，使理论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展现出来，使理论体系化、明晰化、科学化、促进理论的完善。
本文主要通过阐述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方法的层次，探讨方法在济法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所的方法体系，希望能因此引起经济法理论工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自觉进行方法训练，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工具来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内在本质，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一、认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本质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特征：1、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客观性在于它的源泉是客观的。2、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受各个时代实践活动方式的约束，并且随实践活动方式发展而演化。3、经济领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有的层次性、多样性。4、研究方法具有主观性。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构建和创造观念产品的工具和手段，认识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功能，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1、方法规范着人们的思维运行的方向和侧重点。2、运用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实质就是信息加工、处理、转换的过程。3、不同方法决定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成果，决定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三、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有3个层次：1、抽象思维方法：2、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3、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系统工程的方法也在法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
关键词：方法 本质 功能 体系 探讨
，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以固有的思维模式看待新事物，新问题，因而产生许多困惑又很难自圆其说。许多人被局限于传统部门法体系已有的思维模式，无法从新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特有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另外，经济法研究还需要在方法工具上进行创新，建立符合经济法学科的方法体系。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研究者是否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也关系到经济法学科的建设。经济学是研究有关国家权力介入为特征的经济领域问题的法学学科，有其突出的广博性和复杂性。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济法研究除了传统的方法以外，应借鉴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从同层面来透析经济法律现象及其。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关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来看是认识经济法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基本方式，从功能来看是认识和揭示经济法本质，构建和创造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工具。
探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其意义在于重视方法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作用。方法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但方法可以提示理论，使理论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展现出来，使理论体系化、明晰化、科学化，促进理论的完善。本文主要通过阐述经济法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方法的层次，探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所应有的方法体系，希望能因此引起经济法理论工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自觉进行方法训练，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工具来揭示经济法律现象内在本质，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
一、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本质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客观性在于它的源泉是客观的。方法与一般的知识有所不同，人们可以在客观世界中找到与知识相对应的物质实体，却找不到诸如综合、等方法的实体。方法的源泉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例如，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比较法源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归纳法、演绎法的源泉。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客观的源泉，即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方法不能决定、创造经济法律现象及经济法学理论，但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层次认识经济法律现象并将经济法理论展现出来，使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深刻全面和有条理，也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发展与完善。例如，比较法用于对与西方经济法律现象、现代与古代经济法律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在这种横向、纵向比较中，同中求异，异中求同，鉴别分析，扬长避短使我们能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整合开新。还可以追踪经济法更新和变革的轨迹，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历史借鉴。比较法能很好体现经济法的时代性、科学性、经济性、历史性，为经济法的继承、引进、吸收、变革和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受各个时代实践活动方式的约束，并且随实践活动方式发展而演化。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在经济法的实践中学到的。任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放到这种社会实践中都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实行计划经济模式，思想不够解放，中外学术交流闭塞，这时期的经济法学研究就反映这种实践方式。突出自我纵向比较法，忽视中外横向比较法；突出综合法，忽视分析法；重视阶级本质分析法，忽视社会本质分析法；重视逻辑分析法，忽视价值分析法。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步步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了经济法立法，我国经济法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扩大，实践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领域更加广阔、深入，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学现代方法体系。如：哲学方法、法学方法、经济方法、社会学方法、史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等。一些新方法工具，如成本收益分析法、价值分析法、范畴分析法等方法的使用引人瞩目。成本收益分析法用来解释经济法的产生机制。经济法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平”、“效益”、“秩序”等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经济法比 私法更能有效地、经济地满足社会对社会公平、效益、经济秩序的需要。价值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分析，即经济法对人的效用分析来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与任务，揭示经济法的本质。范畴分析法是通过研究经济法最基本概念范畴在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地位、作用，探讨经济法深层本质，把握经济法的体系构架和内容。
3、经济领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有的层次性、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研究领域广泛。它不仅要研究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还要研究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研究国外经济法；既要研究经济法的历史发展，又要研究当今经济法对历史和继承关系及发展趋势；既要研究经济法领域的问题，又要研究与经济法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权、经济体制、经济改革等其它社会现象对经济法的；既要研究经济法的现象、规律、本质及功能的相互关系，又要研究经济法现象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探讨经济法的必然性（规律）、应然性（价值）、实然性（运行），又要探讨经济法经济性、社会性、科学性、时代性；既要研究经济法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又要研究经济法的各专门法律规范、制度和子部门构成，如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等。经济法庞博的体系、多部门的构成以及复杂的关系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方法抽象提高，把握方向；运用历史方法寻根逐源、梳理演化，运用比较方法去粗取精、修正错误；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分析现象、探寻本质；运用经济学方法揭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分析方法可以各个深化，综合方法又能整体创新。无论哪种方法，都能从不同方面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其中，哲学方法是基础和前提，法学方法是主体，其它学科方法是发展和深化。
4、研究方法具有主观性。客观世界事物及相互关系只是方法的根据，非方法本身，实践规律和活动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转化为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通过主观的逻辑形式与人的精神活动才能产生科学方法。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学者和概括出的思考问题的规则，是主观性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禀赋、生活经历、所受存在差别，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区别。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知道的积累外，还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方法训练。只凭朴素的理解与直观的认识，固然能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洞察一些复杂的学术问题，或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尤其是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提高研究方法水平，构建方法体系，开扩视野，对于科学研究活动大有裨益。古人对方法早有深刻见解，如“取法其上，得于其中，取法其中，得于其下”。
二、作为认识工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构建和创造观念产品的工具和手段，认识法方法的基本功能，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规范着人们的思维运行的方向和侧重点。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不同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经济学重视量化法，而法学重视定性分析法。方法不同反映人们思维运行方向与侧重点也会不同。经济法学的复杂性、多层次性，要求研究方法丰富多彩、全面立体。不同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事物，我们可以将视线凝聚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层次，以特定的思路贯穿整个经济法学。另一方面，因为方法有特定的方向与侧重点，一定的方法也限制了人们认识的领域，这就是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如实证方法只注重经济法（实在法）的逻辑分析和内容的解释（回答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能兼顾经济法的理性分析及价值评判（回答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又如分析方法只能通过考察经济法历史变革中的轨迹，从经济法的本源来认识经济法，为经济法提供历史借鉴，但历史分析方法却不能分析解释现代经济法的诸多。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应该建立一个的方法体系，不能方法单一。从经济法整体研究看，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科学性、现代性，就能使经济法研究从应有的各个角度、层次深入分析，综合提高，使经济法健康发展。
2、运用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实质就是信息加工、处理、转换的过程。思维动作中的信息选择受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以及情感、意志、兴趣等诸多因素的，所以不同主体对信息的选择取舍不同，认识结果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在尊重和运用客观前提下，正确发挥思维机制的选择处理功能，正确反映经济法客观现象，否则会导致主体认识谬误。
3、不同方法决定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成果，决定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没有科学的方法体系，很难认识这个复杂客体。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主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经济法学研究，不封闭自己的视界，善于从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相互关系出发，不捏造事实，不掩盖真理，使经济法学内涵以不同的方式全面展现出来。相反，思维僵化、方法简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挂一漏万，或用老眼光看新问题，也只能认识事物的局部，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以经验性方法研究问题，用过去的经验框框来研究现在，认为现存的即是合理的，缺乏批判精神，裹足不前。例如，80年代的经济法学研究几乎是民商法学的翻版，理论上无新的突破，就有方法论因素的影响。现在法学界仍存在受传统法学理论束缚，而不能用新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法现象的问题。
近些年来，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迭出，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价值分析法，从根本上分析了经济法对的效用价值。社会公平、效益和社会利益，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经济法能很好实现人们所企望的这个目标。价值分析法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奠定了经济法的地位，使经济法学理论有了突破。如果没有引入价值分析方法，经济法学是苍白的，缺少应有的理论支持。
纵观历史，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方法的多样化和深层化。新的方法使人们形成新的认识领域、新角度和新层次。科学方法体系的运用能使人们在经济法学研究中扩展思维空间，形成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也使这种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当然强调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仅仅靠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在研究中取得成就，这往往还要受客观现象的制约。但我们确信，能熟练运用科学的方法如同掌握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能见别人之未见，化平常为神奇，挖掘个人的真知灼见。
三、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有三个层次：1、抽象思维方法；2、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3、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在研究中遵循法学特有方法：实证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对于经济法律现象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才具有说服力。实质性分析，就是要重视对现有经济法律规范进行分析研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概括现实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和原则。事实上讲，经济法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对实在法的研究。否则，经济法学研究是“无本之源”，毫无意义。价值分析法是移植哲学方法形成的法学研究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就是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运用价值分析法探索经济法的实质，使经济法建设能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经济法学研究应该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以及现代科学方法，创立新的研究方法，拓展经济法研究的视野，深化和提高经济法学的理论水平。已有人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前所述，用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经济法律现象。还有人运用力学中的均衡关系分析经济法律现象。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法律现象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主要源于法律社会化倾向，还产生于法社会学与社会法学派。经济法是“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主要研究如经济法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等。经济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运行，各种经济法律行为如何受到社会事实的制约等。近年来，系统工程的方法也在法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系统工程 方法是法律与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律紧密结合，并采用现代技术，进行定量的系统分析，从而选择最佳决策。法理在发展，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在继承中改革和发展。在我国，经济法的适用，最根本的检验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①在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法学的兴起和繁荣，无论就其发展之规模和速度，还是就其影响之范围和程度而言，都无愧为我国法学诸学科中的首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法学界的热点之一。②如今，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诞生与实施，还将引起经济法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我们认为，经济法学以往的成就、突破、纷争和遗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觅求原因。经济法学未来的发展，关键也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内容会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
注
释
①赵雄：《经济法学面向21世纪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张晓君：《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参 考 文 献 资 料
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出版
杨紫恒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10月出版
《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出版
1992年出版
康莉莹 刘胜利主编《经济法教程》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理论评论部主办《经济日报》理论周刊
2004年5月?
第3篇：经济法学范文
经济法的科学发展令传统法理机构和谐状态分布被更新调整，因此应采用相关基础法学理论进行关系调整的深化研究。当然，基于经济法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之中，包含混淆概念、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等矛盾问题，因而存在一定困难性。传统定位经济法基于对象调整相关标准，由于应用单一化思路，无法令经济法明确特定目标，令其功能优势没能良好激发，同时，其针对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理论开展，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标准进行有效实践，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说服力。因此，现代经济法应科学转变思路，跳出条框，注重客观主观标注的统一集成，突破仅进行某一社会关系优化的局限性，一对一的片面性。应核查实际，尊重客观，基于混合经济模式，突破部门法的传统划分，采用集成、交叉、渗透观念，动态审视经济社会的更新发展。同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属性，会对法律调整模式产生影响，令其也朝着多元复杂形势发展，而非单纯的一对一更新优化。另外，基于社会关系的主体影响性，倘若关系到公共利益，则应将其视为法律优化更新范畴。在探索经济法定位实践中，应摒弃传统标准制约，脱离机械、单一、片面的划分体制，有效促进调整对象发展为对象调整，应结合主客观意识、思维，引入经济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并创设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就当前社会经济呈现出的模糊、复杂关系，应由经济法视角实施立体调整优化，引入经济治理理念，灵活应用公私法方式进行科学调整，进而有效处理各类显著矛盾冲突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法在合理应用探究中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2.经济法拓展了相关法律机制及能效
法律基础核心在于能效激发，倘若无法确保法律法规发挥作用效益于社会活动、关系运作之中，则其便丧失了生命力与价值。基于经济法视角，其相对于法律机制与相关能效，创设了平衡优化、系统规整与综合管控的思想。经济法注重权利救济，应科学击破框架禁锢，杜绝事后救济弊端，提升管理绩效。基于当前社会发展体现的复杂性状况，应科学依据各异的地域、空间、时机，选择灵活适应性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全面结合行政、民事与刑事方式，实现经济法的优化规整。同时，还应科学采用公私法结合的新型经济法模式，体现良好的社会性。面对体现一定独立特征的现实关系，例如市场与计划、公立与私立等，应基于社会利益视角，有效平衡关系利益，运用经济法优化平衡理念，体现其核心精髓与优质法律效能，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法可有效处理社会化实践发展中的经济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进程，实现目标整合，实施宏观管理，体现良好的政策功能。其通过应用快捷、高效、多变方式映射经济体制，体现经济功能规范，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与法律基础理论发展的有效互动及平衡提升。
3.结语
第4篇：经济法学范文
一、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关系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法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引作用，而法律实践对法学研究也具有反馈作用。衡量经济法学学术价值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法治实践发生作用的大小；而衡量经济法治实践科学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经济法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承担着法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理论的论证、法律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定、法律实施的纠偏，对经济法的精髓及法的理念的把握；经济法实践承担着法律实施的重要任务，涉及经济法的精髓、法的理念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生共长，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者并不矛盾。法律工作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1]因此，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者应当紧紧围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可应用性和法律实践的准确性。
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法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法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法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法治建设和发展，更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积极回应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和许多制度构建都适时地契合了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从整体上仍缺乏一种对现实问题或规则进行学理化、法理化甚至哲理化的深度思辨，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仍停留于甚至满足于一种对策性的个案分析。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关联性问题或事件，经济法理论研究没有从规范性的对策机制中抽象或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原理。如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推崇极至而排斥国家对市场的正当干预，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治角度，这便触及到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当对经济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对策性工具。
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法治理念与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法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到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约束，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当然，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法律行为和法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反映着经济法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法治生活和法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2]经济法理念，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经济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和构建，是经济法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原则。用经济法理念和思维统摄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治实践，不仅可以厘清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而且可以实现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关系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法理念站在经济法整体的角度和发展的高度上，对现行的经济法律或者是即将制定的法律，进行认识和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和把握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作出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的评价，然后形成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经济法得以补充、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导立法者从总结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并反映到经济法立法上，使经济法立法既肯定现实，又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规定，以便从经济法上把握现实的未来。[3]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如何剖析和解答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即如何具体回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待经济法学从社会本位、平衡协调和人本主义理念高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界秉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再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从而对部门法的划分及其调整对象理论推崇至极，一度使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其实，法的部门法划分本身就是遵循主客观标准而非单一的客观标准，[4]以往那种囿于大陆法传统的客观标准试图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传统部门法作泾渭分明的划分，从而使经济法陷入了调整对象之争的“陷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让这种理论上的误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经济法已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近些年来，法学界也在逐步淡化部门法的论战，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到调整对象的理论争辩，但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异民法”或“反民法”的路径情结。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部门法之间的及合作问题，却少有提及。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只是通过简单的比较，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予以比较，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存在的缺陷。[5]
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从而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及严格对应。其实，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不同的法律价值并有着不同的贡献。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放在纵向的法制变迁中考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前，以主体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私有为原则的民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要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必须首先反垄断，反对垄断者垄断经济、操纵社会、滥用优势，只有反垄断取得了成功，重新构建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维护和促进了市场竞争，恢复了人们的自由，为民法奠定了基础，民法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依法反垄断便成为了奠定人的平等、保障人的自由、促进自由竞争的根本前提和首当其冲的任务。经济法（反垄断法）成为了平等奠定法、自由保障法和自由竞争法。[6]因而，现代经济法的出现，不是民法的相向物，也不应当成为民法的排斥物。两法在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作用。
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价值，而且，针对转型期各类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交错性和迸发性，应当在法律机制和功能上重视和发挥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功能组合的可能和模式，以发挥法律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系统效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使得当今社会尤其是转型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7]这为不同部门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这一断裂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的断裂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又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这些断裂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断裂的修复也必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修复这种断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而法律修复手段的运用，也应当包括法律功能组合的路径。例如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门，对断裂社会的修复，需要经济法学者加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有机组合与运用的研究，从而使其共同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
三、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按照法学研究不同的属性，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其价值为宗旨，通过对法治现象因果的研究，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泛指经济法制度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经济法律问题，探索或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从而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经济法基础研究是关于经济法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而应用研究则是关于经济法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称谓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经济法总论重在探求各种经济法规范和各种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侧重于探索和认识经济法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性研究，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法学的应用研究，亦可视为经济法分论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法的对策性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现为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法对策、路径和方法，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法学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总论研究可以为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方位，从而在宏观上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总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分论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总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总论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总论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离开总论研究的分论研究，是缺乏对于经济法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分论研究的总论研究，则会演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用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法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兼顾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正确处理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总论研究来深化分论研究，通过推进分论研究来丰富总论研究，实现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键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经济法总论不以某个和某些部门经济法或单项经济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经济法的各部门和各单项法律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上，一些经济法论者轻视总论研究、淡化总论研究，怀疑甚至否定总论研究的意义。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囿于经济法视角而论经济法，没有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更未立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检视与探求构建经济法学的基础，因而没有在此基础上阐析经济法的原理，以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出现了“总论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论调。比如我们在研究经济法功能时，极少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分论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当下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在总论研究中对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及分配功能进行重点研究，以此来指导分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不过，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总论研究还是分论研究，学者们又多喜欢进行应然论证，而轻视实证分析。没有真正遵循“总论是分论的总结，分论是总论具体化与实现”。分裂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缺少实证分析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路径，既不符合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得研究结果严重脱离、超然于现实。在对待总论与分论研究关系的态度上，总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分论的研究为依托，立足分论归纳出来的总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分论的学理化和法理化研究，并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归纳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等共性内容，这种共性内容自然就是总论的内容。
四、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法学研究的创新，通常是指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引进或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主要进行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同时，法学创新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包括法律内容的创新、法律观念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方面的改革，一般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8]就当代整个法学的宏观发展而言，中国法学在30年的时间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确实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量。但是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与理论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移植或引进，真正属于法学自己的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方法较少。将其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看，法学领域涌现的很多新话语、新思想、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大多来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输出地和实验田。[9]同时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将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而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法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法治方向和法治功能，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
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积累，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有利于基本范畴的形成。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都是积累的过程，对经济法的解读过程要求将经济法理论建立在某种前期知识或语境上，从而使经济法理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没有任何前期知识或者参考框架，我们不但无法解读经济法理论，而且经济法理论对于试图理解它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论是提出新的观点，还是批判他人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然而，一些对经济法学理论的责备与批评，通常是在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经济法文献，以及没有全面理解被批评者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提出的，最终成为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因此，有关经济法的研究和批判应当遵守以下两点约束。第一，批判他人的观点必须首先确定解读的论述框架，即前期的知识结构，厘清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与框架。第二，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框架，否则，就将模糊自己所解释或描述的内容。经济法学理论与批判具有科学解释与人文解释的双重性质，而且科学解释是基础。对经济法理论及其命题的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演绎或不完全归纳推理，因而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有益的假定，这种假定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从而提出更逼真的命题。有人在进行研究和批判时不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约束，经常提出一些绝对性结论，使学术研究走向片面和偏执。[10]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是强调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放在整个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进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自说自话。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经济法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又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法律应当是现实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人本法律观也强调法律的现实性，将人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起来，让法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解决公民新生活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法律成为公民的生活规范和生活方式；改变法学理论与生活严重疏离的现象，让法学研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上，让法学成为人的生活之学。法学研究中法律观的创新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是法学创新的两条基本途径。[11]“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法学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在中国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如何在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故如何在经济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法学的创新与现代化，就是将经济法学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化，从而推动现代人的塑造，实现经济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和谐同步的发展。
五、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经济法学研究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经济法还是在经济法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经济法学，在市场竞争形态、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核心价值和法治发展历程及水准迥然相异的不同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法律背景下的经济法（学）。既然如此，所谓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2]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法律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经济法学，其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性和对立性，无视它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理解为国际标准的通说；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遍的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看作是世界标准经济法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个性视作并代替世界经济法学的共性，也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共性来遮蔽中国经济法学的个性。
第5篇：经济法学范文
（一）房地产价格的法律性质定位
我国《价格法》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定价权有明确的分类和比较具体的规定：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价格（参见我国《价格法》第3条、第18条的规定）。从我国《价格法》的规定上来看，房地产应属于与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就此而言，政府应有权对房地产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格或者政府定价。但是，除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住房需求者外，政府没有必要以指导价格或者政府定价的方式调整房地产价格。生活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生活在城市中心区还是周边地区是居民的自由选择，应该由居民自身根据其收入情况进行自主安排，政府不能代替居民个人选择其生活。并且，房地产价格也是调节城市规模的基本手段。否则，大城市的规模会无限扩张。
（二）房地产价格的调控目标定位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房地产价格呈上涨趋势时，必然有大量投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推高房地产价格，形成其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和房地产价格泡沫，直至这种趋势的结束，形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也会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国家必须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必要的调节、控制，使房地产市场趋于理性。但是，在房地产价格调控过程中，有几个基本定位也必须明确。第一，我们调控的目标应是使房地产尽量成为消费品，但不可能使其绝对变成消费品。第二，房地产价格高于成本较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价格泡沫，其中很大的成分是“级差地租”，不应将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的房地产价格回归到供给价格作为调控目标。第三，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目标不是改变其价格变动趋势，而是限制非消费需求、尽量降低其波动幅度。
二、房地产价格调控手段的评价
从世界各国爆发的房地产价格危机来看，政府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调节、控制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权不是一种任意性权力，采取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措施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都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构成权力的滥用。
（一）调控手段的财政法评价
财政法是以“整体公平”为基本价值追求的财产法律体系，利用财政资金补贴本财政区域内的贫困居民，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是财政的职责。但是，也必须明确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收入，动用财政资金必须按照预算程序，经本级立法机关许可。本人认为，动用财政资金为某些特殊群体建设所有权归属于购买者的廉价住房，并且还规定各地必须建设的数量是对纳税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纳税人不应有向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的义务。人们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向目前的低收入者提供永久的财产不具有合理性。在我国目前的整体收入水平条件下，政府只能向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以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政府廉价住房市场的种种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不合理的宏观调控措施导致的。
（二）调控手段的税法评价
税收是调整商品价格的重要手段，但是，也必须明确，税收是剥夺纳税人财产的手段，它不仅要求具征收的合理公共理由，必须有使用的合理公共用途，还必须有剥夺公民财产的立法程序，征税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具有法律的授权。另外，税负是可以转嫁的，在需求弹性较小，供给弹性较大的情况下，纳税人完全有能力将税负转嫁给房地产的购买人。在此条件下，税收不仅不是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手段，反倒成了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工具。就本人了解的情况，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实际的负税人都是房地产的购买人。虽然，从长远来看，征收房产税会有助于抑制房地产投资的规模，但它同时也必须付出相当高的征收成本，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房产税真正变成财产税的条件。
（三）调控手段的金融法评价现实的房地产需求是以资金为前提的，调整房地产交易中的首付款比例、限制金融机构贷款比例
和贷款利率，确实能够起到降低房地产购买力的作用，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调节、控制房地产价格会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它与我国整个金融市场化改变之间的关系，不仅简单地因为要调控房地产价格使整个金融市场化改革走回头路。另外，房地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具有替代性，在限制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的同时，必须为近10万亿规模的民间资金找到一个合理的替代性投资品，应进一步开放股权投资市场、债权投资市场和产业投资市场，引导社会资金向合理的方向流动。否则，仅靠“堵”的手段是建立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还必须注意资金流向的“疏”导。（四）调控手段的市场法评价从房地产市场自身来看，本次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手段是增加房地产供给、控制居民个人的房地产需求，这些手段无疑会对抑制房地产价格起来一定作用。但是，也不能高估其作用的程度和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增加房地产供给并不一定就能够抑制房地产价格，我们现在能够增加的仅是城市周边的房地产供给，不可能再增加城市中心区的供给。因此，增加供给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第二，限制居民房地产的购买权，面临着这种限制的合法性问题，以及这种限制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同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矛盾问题，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总体目标的矛盾问题。
三、房地产价格调控的经济法学思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而不能是人治经济或政府治经济。就总体而言，房地产价格调控是符合建立法治经济的总体思路的，但在具体操作上离法治经济的要求还是有距离的。
（一）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法学是以价值追求为核心的，经济法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维护整体经济利益，具体来讲，就是要保持社会经济的高速、稳定、协调增长。因此，经济法并不排斥宏观经济调控。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尽量减少经济波动所带来的损失，而不是加剧经济波动，影响居民安定的社会生活。从我国多次的房地产价格调控来讲，都事实上造成了许多居民生活和经济的较大波动，并不能全面满足经济法的价值追求。
（二）法律与政策的边界
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失当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核心问题是没有把握好法律与政策的界限。就房地产价格调控来讲，既然我们能够确定它是一个长期问题，许多手段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制定明确的“政府住房补贴制度”、“房地产税收制度”、“房地产金融制度”、“房地产购置资格制度”等法律制度，使社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把社会各方面关系房地产的权利（力）义务（职责）关系确定下来，也使社会公众能够从长远出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缺少法律制度的规范，主要依靠不断变化的行政政策进行调控，政府又不断在“强力刺激”和“严格控制”之间徘徊，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和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界限不清造成的。
（三）宏观调控权的性质
第6篇：经济法学范文
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正因为经济法兼有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不能只限于审判案例研究，还应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审判案例研究虽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来寻求和弥补法律漏洞从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诉性规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论案”的基础上作出“就法论法”的建议。制度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某种具体制度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种研究突破了可诉性规范的范围，将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联系起来作整体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论法”的传统研究格局，将法律置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经济法学应当比传统法学更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创新或重新设计更为频繁，强调经济法学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尤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异是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坐标以及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没有哪一种框架足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们对研究框架归纳和选取受到了认知目的、知识结构、观察视野、占有文献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些框架来源于现代研究活动，因而具有时代意义。理论的进步需要有方法的协力。经济法学的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在于缺乏有力而严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够适应性的研究框架。加强对经济法学研究框架的总结和探索，有助于我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注释：
[1]代表性论文有张守文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艳林、赵雄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张晓君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4]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宏森、王全兴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页；等等。
[6]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研究，可参见沈敏荣：《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国学者海德曼（Hedemann）认为，法学研究应注意时代的精神，现代社会以“经济性”为其时代精神，“经济性”就是现代法的特征；具有这种现代法的特征，渗透着现代的经济精神的法就是经济法。海德曼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法的基本特征》一书中。
[8]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9]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0]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王保树主编的《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关论述。
[12]关于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研究详见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评说白酒标签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汪劲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第7篇：经济法学范文
一、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
(一)教学方法陈旧，束缚学生创新力与主动性。受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大多数高校的经济法学一直采用填鸭式教学，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这种“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记”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被动地成为了知识的“聆听者”，忽略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严重影响了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教学互动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与改进。
(二)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学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传统的经济法的教学方法产生冲击。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变革要求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新型教学方法，同时，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运用新型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质量、强化学生素质、增强学生综合能力。
二、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学教学方法应结合课程的性质教学目标的要求以及课程内容的特点进行具体应用，与时俱进，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方法体系，故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 经济法教学方法的运用要符合经济法的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目标与方法是统一的，目标是方法的灵魂。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要以经济法学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为基础。还要结合社会背景以及学生的兴趣等等。
(二) 经济法教学方法的综合应用要与经济法的课程内容相适应。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是内在统一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不得偏离课程的基础理论。
(三)教学方法要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体系结构。选择了教学方法之后，应根据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要求，课程内容的特点以及具体的教育情境的需要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可以产生合力的有机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三、完善经济法教学方法改革的建议
(一)与校园文化结合，弥补经济法学课堂教学缺失。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熏陶，表现在它不仅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而且可以更直接地使学生参与到一些法律实践活动中来。一是组织、成立各种类型的经济法学社团或经济法学兴趣小组，举办各种经济法学学术活动。二是在学校和学院的宣传栏中开展经济法学专题板报活动。三是利用各种文体设施，广泛开展经济法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法律辩论赛等趣味性较强的法律实践活动。
(二)注重经济法理论知识和经济类课程以及实践相结合。经济法法学博大精深，实用性很强。在具体应用之前，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应根据教学大纲和计划，进行合理的讲述，重点章节加多课时，够突出重点，做到详略得当。
(三)打破传统，尝试参与式教学的新教法。经济法学教学模式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理论讲授和法条灌输变得生动活泼，使教学内容具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掌握抽象的法学原理和具体的法律规定，并能灵活运用，举一反三，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采用学生参与式教学法人本主义教学理论认为，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不是直接教学生，而是扮演促进角色，促进学生学习，使学生通过亲身参与、亲自操作掌握教学内容的方法。在经济法学的实践环节中采用这种教学方式，融趣味性、知识性、启发性于一体，有助于促进学生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资料整合能力、法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有助于完善当前人才培养的机制，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如市场经济热点问题讨论、案例分析、观看影视、角色扮演、辩论、实务讲座及针对教学内容设计的游戏、练习等方式来实现。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新闻热点事件来导入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容易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也有助于扩充学生知识点、活跃课堂气氛，增强经济法学知识的实用性，增强学生通过专业知识解读社会现象的能力。
(四)重视实务教学。法律实务教学在经济法学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所有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最终都将用于法律实务。鉴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无法较好地将实务环节融入理论知识的教学中，经济法学课堂教学应尽量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相融合，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与专业实践各自为政的状态，将教学融入实践，将实践延伸到课堂。因此在经济法学课堂讲授中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培养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辨能力，将专业知识的讲解融入到活生生的现实案例中，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中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模拟法庭、安排学生到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邀请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来课堂上进行专题实务讲座也是一种有效的实务教学方式。
(五)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当今社会是传媒、网络普及化、快捷化、科技化的社会，利用网络、多媒体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又可以随时找到最新的政策信息影视文件，调动学生课堂的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第8篇：经济法学范文
一、社会助益制度的界定
1.社会助益制度的概念社会助益制度是指国家积极介入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一种制度。对于该定义可以从下列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社会助益制度是保障公民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制度。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经济法学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必然也要保障人权,其中社会助益制度就属于权利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社会助益制度保障的主要是公民社会经济权利中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公民的社会或经济生活的权利。社会助益制度主要是为公民提供一定帮助、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相关的利益,它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实现:一是提供就业机会和培训,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实现。二是直接提供金钱或物,如给予生活困难的人最低生活保障费,给予灾民的救灾款项、食物、药品等。三是安置,即从工作、生活、居住上对助益对象予以安排,如对残废军人、失去工作者以及其他需要安置者。四是救助,如对城市中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短期收留等。五是优待,如减免学费,减免交通费等。
第二,社会助益制度是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积极作为制度。社会助益制度所保障的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即要求国家权力作出相应行为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强调效率、竞争,必然会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产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上的弱者甚至无法生存,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就有义务担负起调控的职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助益制度就是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积极作为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介入经济生活、实施助益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一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把宪法规定的社会助益制度的内容加以具体化,形成完善的社会助益法律体系;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行政部门对社会助益制度的实施进行管理、监督;三是国家发展经济,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四是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设立福利设施、划拨救灾款项等。
2.社会助益制度的特点
第一,社会助益制度的复合性。社会助益制度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复合性,即社会助益制度包含了许多具体制度。这是由公民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风险、困境等的多样性决定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和公民权利的规定,社会助益制度主要涉及到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项制度是相辅相成的。部门法再将这些制度加以具体化。依据我国与社会助益制度相关的法律规范,劳动保护制度包括劳动就业制度、工资保障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养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二,社会助益制度的物质受制性。社会助益制度通常表现为国家为公民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它必然受制于一国或一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现行宪法第14条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劳动就业机会就越多,各种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就会越宽,待遇就会越高;反之经济衰退,失业率就会增加,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就窄,待遇就会减少。
第三,社会助益制度的社会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助益制度解决的问题具有社会性,即社会助益制度解决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就业、年老、疾病、失业、贫穷等。这些社会问题带有普遍性,并非公民依靠个人力量所能解决,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从而保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达到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其二,社会助益制度的覆盖范围是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助益制度保障的是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权利,而社会经济权利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社会助益制度的覆盖范围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现实中我国社会助益制度尚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其三,社会助益制度的运作带有社会性。
二、社会助益制度的功能
1.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功能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的各个层面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平、有序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协调、健康的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中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社会助益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公民权利保障制度,也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一是国家通过收取社会保障费,将其在全国或一定区域内统一安排使用,可以实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公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再分配,使得国民收入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二是国家用财政收入直接补贴社会保障基金,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把高收入者交纳的税收转移给了低收入者。这种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思想,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再如,社会助益制度中的农村扶贫制度,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之一。国家通过为农村贫困户或贫困地区提 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脱贫致富,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2.弱势群体社会归属感的体现功能
弱势群体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一般来说构成弱势群体的个人及家庭生活达不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标准,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在我国,目前主要包括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部分老龄人口以及少数临时遭遇灾祸的人员等。这些人员有些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有些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如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城乡贫困人口,有些属于自然性弱势群体,如遭遇灾害的人员。随着社会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也与日俱增。这些社会风险的增加,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主客观原因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不仅物质上匮乏,而且心理上也会受到损失。弱势群体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又无力摆脱困境,心里很容易产生被剥夺感,被社会抛弃感,失去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从字面上讲,就是归于、属于社会的情感,是社会文化心理范畴的概念。这种情感又会影响着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失去社会归属感的人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做出各种的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安,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助益制度通过对陷入困境的弱势群体予以货币、实物、服务、安置等帮助从而使他们体会到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和温暖,体会到做人的尊严,消除由于处于弱势地位造成的心理与社会的隔离,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心理问题。
3.社会政策全球趋同的体现功能
社会政策可以定义为影响公共福利的政策行为。虽然非国家机构也可以有“政策”,但“社会政策”这个一般性的表达方式主要是用来界定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向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福利国家或福利国家发展,始于19世纪下半叶或20世纪初,是对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反应。但是福利部门经过一定程序而具有合法性的扩张,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间进行的。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就某些政策措施领域来看,可以看出各国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其中主要包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反贫困以及文生和教育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各国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内涵、模式、目标等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会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都要解决与人类所必需的生存条件相关的问题,例如就业;对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其有能力融入社会;医疗;养老;反贫困;照顾和支持无独立生存能力的人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加强,资本在全球的互动也对社会政策产生了影响,社会政策出现了趋同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各国在社会助益制度领域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合作,签订了相关协议或公约。在劳动保护领域,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公约,如《同酬公约》、《就业政策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公约》、《最低年龄公约》、《劳动行政管理公约》、《(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建筑业安全和卫生公约》、《化学品公约》、《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等。在社会保障领域,国际劳工组织也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公约,如《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公约》、《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公约》、《(工业)疾病保险公约》、《(农业)疾病保险公约》、《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残疾、老年和遗属津贴公约》、《生育保护公约》等。此外联合国在这些领域也通过了相关的宣言和公约。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个人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种权利的实现;此种实现的促成有赖国家措施与国家合作,并当依各国的机构与资源量力而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的经济、社会权利主要包括:①工作权;②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③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④人人有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和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等。参加公约的国家必须按照这些公约履行相应义务,针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定的社会政策必然要以这些公约为基准,呈现出趋同的倾向。作为实现这些社会政策的社会助益制度体现出了社会政策全球趋同的倾向。
三、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
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指的是规制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组合、排列关系。社会助益制度主要包括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则由规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结构与规制劳动保护制度的法律结构并列组成。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社会助益制度的运作效果。目前我国社会助益制度运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与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不够合理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9篇：经济法学范文
为提高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化复合人才的需求，2001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中提出要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贸易、法律等专业实行双语教学。随后，教育部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在高校实施和推广双语教学的文件。如2004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把“有实施双语教学的激励措施和政策，适宜的专业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双语授课课程比例≥10％”定为A级标准。教育部2005年1号文件，2007年1、2号文件都强调开展双语教学。作为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必修的14门核心专业课程之一的国际经济法学课程与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密切相关，其将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中首当其冲。目前，一些高校的法律院系陆续开展了双语教学，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引发了关于双语教学的理论探讨。
一、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之必要性
（一）我国对外经贸活动对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
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时代愈加重要，法律职业者要熟练地运用外语处理法律文书、用外语直接交流，而不能再借助于“翻译”。这样，法律实务要求法学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其双语教学势在必行［1］。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急剧上升。然而，我国严重缺乏精通英语，熟悉国际经贸、投资和金融等方面法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以处理WTO方面的国际贸易争端为例，我国经常要花费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聘请外国律师来提供法律服务。国际经济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法学专业必修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投资、国际金融、WTO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该课程旨在培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和惯例、了解各国贸易政策法规、熟练掌握国际经济纠纷解决方法的复合型人才。然而，传统的中文教学方式难以实现上述教学目标。
（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
国际经济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几乎贯穿了国际经济法的始终，这些法律的原始文本通常都采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然而，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使我们在将这些法律文本翻译成中文时，难以完全表达原意，甚至不理解或曲解原文的含义。例如HighSea（公海）一词，如果根据其字面翻译，则无法理解其意思。国内国际经济法学教科书中的许多内容为翻译版本，有些翻译和原文含义有偏差，不够准确，甚至同类中文教材就同一专业术语的翻译也有差别，让人不知所以。最直接的办法是使用英文原版法律规定，按照英文原版词义和语境去理解。用英文传授该部分知识比中文教授更为准确。
（三）处理国际经贸纠纷实践的需要
国际经贸纠纷往往发生在英语环境中，而在许多高校开展的国际经济法学中文案例教学中，所选案例普遍与实践脱节。案例表述为中文，其具体出处无从考证，即便是真实案例，也因教学时间限制而做了简化处理，国际经贸纠纷中的合同、提单、汇票、信用证等书面材料均处理为中文，甚至只保留其部分内容，使得真实案例的全貌被掩盖，原本复杂的实际案情被刻意简化，甚至关键情节不清，与国际经贸实践严重脱节。实施双语教学能使学生在双语环境的培养和熏陶下，了解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基础上培养了学生运用相关法律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的能力，为将来从事涉外法律实务工作打好基础。
（四）法学研究的需要
法学研究活动中，学者们若能直接参考英文原文文献，将得出更准确的结论，缩短和国际同行的差距。如果参考的材料都是二手货，难免失真，何谈结论的正确？加之水平高的人很少搞翻译，水平一般的人翻译又不可靠，因而只有原文可靠。通过双语教学，夯实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的专业英语基础，使法律实务和理论研究都能跃上一个新台阶。从高校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反映来看，大多数同学持肯定态度。如，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曾随机抽取300名文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2］，结果如下：关于开设双语课程的必要性，有83％的学生可接受，17％的学生担心。关于开设双语课程的影响，有94．5％持肯定态度；86％的学生认为可能拓展就业范围；45％的学生认为加重了学习任务。
二、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含义之辨析
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高校实施的“双语教学”的含义是分析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含义的前提。目前，包括法学教育界在内的学界对“双语教学”的科学含义却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双语教学”可以成为提供我国新时代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策略，其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教学方法问题。有人定义为：它是在学校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只使用母语，同时广泛使用外语的一种教学活动。有观点认为：它主要是指多元文化国家的一种语言政策，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有人根据外国字典中的定义将双语教学理解为：“双语教学提出的最初目的主要是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3］客观地讲，这些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均忽视了“双语教学”一词在我国的演进历史和法理基础，因而缺乏准确解释“双语教学”含义的根基。在我国，“双语教学”是政府强制推动的教学模式之一，按照教育部文件的规定，严格讲应称之为“外语教学”。教育部《意见》第8项“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指出：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3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暂不具备直接用英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这是我国高校实施“双语教学”的法理基础。按照上述规定，目前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含义有以下4点。（1）本科教育需要逐步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2）部分学科、包括法学的“外语教学课程”需要在2004年后达到总课程的5％～10％。2004年，教育部又规定：把包括法律在内的一些专业课程双语授课课程比例≥10％作为高校评定为A级的标准之一。（3）暂不能进行外语教学的高校可采取“外语教材，中文授课”的过渡式教学模式。（4）教育部要求的高校“双语教学”实际是指“外语教学”，即某一课程的教学要全部或绝大部分使用外语（主要是英语）来进行，而不是用中文和外语共同进行教学。根据一些高校的资料看，“双语教学”是指除外语课程外，采用外文教材，并用外语授课的课时占50％以上（含50％）的课程。所以，我国目前的“双语教学”一词的官方含义是指除外语课程外的外语授课课时占该课程课时的50％以上（含50％）的公共或专业课程。由于英语是我国所有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必修外语，所以，教育部所称的“双语教学”实际就是使用英语进行专业课程教学。在“双语教学”的精确含义下，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是指用英语授课的课时占50％以上（含50％）。#p#分页标题#e#
三、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实施之困
（一）选择何种双语教学模式之困
目前各高校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大致有三种：（1）全外型模式，亦称浸润型模式，即所开设课程采用英语原版教材，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讨论、课程考核等环节完全用英语进行；（2）混合型模式，采用英语原版教材，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等环节用英语与中文相结合进行；（3）半外型模式，即采用英语教材，中文讲授的方法。后两种模式统称为过渡型模式。目前，多数学校采用过渡型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用英语学习专业名词和进行简单解释和表达，重点的描述和解释用中文，导致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效果反而不如中文教学的尴尬局面［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学生的英语水平整体较差。学生的英语水平主要通过四、六级考试来衡量，其中通过四级是基本的要求，而各高校四级通过率很低。二是各高校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师资力量普遍较薄弱。目前各高校承担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主要是本国教师，其中许多教师原本是外语专业人才，他们仍然照搬外语教学方法用于国际经济法学教学中，使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成了外语翻译课。另外，许多从事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教师没有国外法学专业的留学经历，对国际有关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了解较少，其能力与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二）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材选用之困
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高质量教材直接关系到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质量。目前国内出版的能全面涵盖国际经济法领域基本知识的双语教材较少，其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和中式英语表述过多，法律描述的内容和角度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这些教材存在着涵盖内容出入较大、重理论轻实务、一般性介绍内容多而具体法律规则少等问题。有些高校虽然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但多为集中介绍或评析某一国家涉外立法或者专门介绍某一类国际条约，其内容很难涵盖国际经济法学的诸多内容，且存在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阅读和理解难度大及教材成本较高等问题。有的高校则使用自编英语教材，其中也有个别优秀的教材，但普及率不高。还有一些院校考虑学生接受程度，采取中英文教材并用的方法。网上公开的某些法学院校的国际经济法双语课程教学大纲竟然90％是以中文来撰写的。
（三）实践教学环节和考核方式之困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双语教学依然采取的是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即以传授系统和科学的法律知识为主，注重理论教学。由于目前各高校班级人数多，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可是少，课堂教学中教师难以和学生深入地用外文讨论或沟通，大大影响了双语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课外实践环节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涉外法律纠纷的能力。实践中，不少法学院校也开展了包括模拟法庭、专题辩论、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然而这些实践教学的内容多关注国内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刑法领域，鲜有涉及国际经济法领域，或者即使涉及到国际经贸案件，也是采用中式法律思维模式分析、讨论案件，学生难以全面、正确地理解主要源于英美法系的、以判例法为主的国际经贸法律规则，这会使学生将来真正接触涉外法律实务时不知所措。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需要根据对教学效果的反馈信息来调整教学方法。教学实践中的信息反馈主要是通过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来实现。目前国际经济法学课程的考核主要采取结构化考核方式，学生总成绩包含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平时考核方式较为单一，多以课堂提问和平时作业的方式进行，这些方式的评价标准模糊，难以客观、全面体现教学效果。期末考试作为最主要的考核途径，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问题，例如，有些院校用英语出题，要求学生用英语作答，这种考试方式难度最大，试卷评改标准也不易把握。还有些院校用英语出题，要求学生中文作答，难度降低，但学生需在两种语言情境下来回转换，使得双语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四、完善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路径选择
（一）应采取全外型教学模式
开展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用英语学习和理解有关国际经济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法律问题、表达思想而最终获得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能力。中、英文并用的过渡型教学模式将学生置于两种频繁互换的语言环境下，母语思维定势的存在使中国学生难以真正适应英文思维模式，而且中文和英文的交互使用导致双语课程成了翻译课，达不到开设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的目标。所以，笔者认为，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的开设宁缺毋滥，不要让其成为应付检查和评估的摆设。如果要开设，必须采取全外型教学模式，当然，考虑到学生的英语能力问题，应安排在高年级的学生中讲授，而且考虑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作为选修课，仅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或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学生选修。毕竟国际经济法培养的是专门人才，而非是通才教育。在全外型教学模式下，教师用英语讲授、提问，学生也完全使用英语回答和讨论，使学生沉浸在国际经济法律的英语语言环境中。
（二）加大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的培养
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对师资的要求相当高，从理论上讲，由通晓外国法律的外籍教师实施教学是最理想的，但限于条件，实践中双语教学任务主要还是由一些专业扎实、精通英语的本国教师来承担，因此，各高校要加大对国际经济法双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是提供出国深造机会或与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等方式将英语水平强、国际经济法学基础扎实的专业教师培养成双语教师。二是在外语类高校、师范院校中开设以培养双语教学师资为目标的专业，将专业外语及有关双语教材纳入必修课程。三是引进法律专业的归国留学人员培养成双语教师。
（三）重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教材建设
原则上，国际经济法学的双语教学应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原版英文教材信息量大、数据翔实、案例丰富、语言纯正、逻辑性强，贴近国际经贸实务。但购买费用过高、教材内容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以及较少涉及中国有关涉外经济立法等问题。所以，引进原版英文教材只能是权宜之计，最终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仍应选择我们的自编教材。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高校使用由对外国法律和国际条约有深入研究、从事相关课程教学工作多年、英语基础扎实的资深教师编写的国际经济法学自编双语教材，但在教材体系和教学内容侧重点上各高校做法还不太一致，所以，可以考虑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既能满足我国对外经贸活动需要又适合我国学生学习的高质量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材。#p#分页标题#e#
（四）强化实践环节训练，探索有效的考核模式
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双语教学中应加大实践环节的比重，创造多种形式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尽可能地适应国际经贸法律实务环境。例如，在校内可以开展有关国际经贸案件的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国际经济法专题辩论和疑案辨析等活动；在校外，学校可以与外资或涉外律师事务所、外资企业、政府外经贸部门等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活动。考核应在坚持结构化考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平时成绩。考核点包括英语表达能力、英语听力、英语阅读能力、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法律思维、实践能力等；考试试题均采用英语表述，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考试时间确定用中文、中英文结合或者全英文答题。
（五）双语教学中贯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原则
1在重点大学做好双语教学试点重点大学的学生外语及综合基础好，大一学生即可使用英文授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一新生就有一门经济学基础课用英文教材和全英文授课，学生反映很好。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在武汉大学开办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两个班，开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试验。这两个班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重点大学双语教学的开展可以为其他学校提供经验，还可以编写出版中国自己的英文教材，同时还培养了师资，为其他学校的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普通本科可以缓行，生源较差的本二学校可以不搞双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