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左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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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联左右范文

其次是区分春联的上下联。一般有以下四种区分方法：

1、是按音调平仄分。春联比较讲究音调平仄，上联最后一个字为仄音，下联最后一个字应是平声。比如“春回大地千山笑”(“笑”是仄音)，“福满人间万民欢”(“欢”是平声)。

2、是按因果关系分。“因”为上联，“果”为下联。比如“方向正确城乡富,政策英明衣食丰”，因为只有“城乡富”这个“因”，才会有“衣食丰”这个“果”。

3、是按时间先后分。时间在前为上联，时间在后为下联。比如“风送莺歌辞旧岁,雪伴梅香迎新春”，“辞旧岁”在前，“迎新春”在后。

第2篇：对联左右范文

今年过年，我们家贴的对联上联是：看今岁四季发财，下联是：望明年五谷丰登。多吉祥喜庆的话语啊！也希望我们家今年四季发财，明年五谷丰登。

我还买了一本《读对联，学历史》，里面有很多古代的对联，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联，上联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下联是：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其实，这副对联是运用汉字的一字多音和通假借读，应该这样读，上联：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潮落，下联：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怎么样这对联很有意思吧。

还有一副有名的嘲讽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两句合起来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没有“一”和“十”，意思是缺衣少食。

第3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 作业 优化 作业布置 培养能力

没有作业的教学好比纸上谈兵,讲得带劲,听着有趣,用起来却茫然。因此,每一位教师都非常重视作业的布置。然而,进一步考察教师作业布置的情况,却发现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学生的发展。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老师作业布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形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各科教师相互协调

长期以来,学校评价教师的标准,主要是看其所教班级学生的统考成绩如何,每一位老师都经验地认识到:学生少做作业,考试成绩肯定不好,并且在同一班内,其它学科作业过多,学生必然无暇复习自己所教的这一学科,该科的相对考试成绩必然下降。于是便出现了各学科老师竞相布置作业,相互挤占时间的现象,造成学生只能疲于应付,最终的后果只能是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教师教学的失败。

实际上,各种知识对人的发展各有独特的作用。所以,国家对各种学科的设置具有严格的规定,因而,各科老师应当站在对学生负责的高度,对各科作业进行理性分析,确定各科作业在各学科中的合适比例,一旦商定,各个老师就应当自觉遵守,不得违反。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管理部门,应当担负起指导协调和监督控制的责任。

二、题目选择要精心推敲

为了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布置一定数量的作业题是必须的,但是沉溺于题海中,造成学习耗时偏多,负担过重,违背了教育规律。那么,必然是事与愿违。我们知道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掌握知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决定了学生作业不能过滥,更不能简单地以熟求巧,以多取胜,而必须精选,要争取以最小的劳动付出,去换取最大的收获。

简言之,题目精选,就是教师根据教学进度,从课本和练习册中,对作业题精心选择,或教师有针对性地自行设计作业题,使学生通过做这些作业得到所期望的发展。当然,能从浩如烟海的题中精选作业,确实是教师功底的体现,更是教师对学生高度负责的表现。每次作业布置中体现出“精选”二字,恰似教师经过精心烹调后,奉献给学生的一盘色、香、味俱佳的菜肴。

三、作业布置应有梯度

在现行的考试学科中,教师让学生所做的“同步训练”大都追求中考高考模式,在题目的设置上讲求综合性和“一步到位”,面对要做的作业,少数优等生一做就完,大部分学生自以为应当做完,却仍然有一部分题做不对,完不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等以下近三分之二学生完成作业的信心和勇气。一部分学生为此感到困惑,化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成绩却提高很少;更多的学生在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理重压下逐渐失去了做作业的兴趣,滋生了厌学情绪,结果就出现了优生更优差生更差、“学习困难生”越来越多的现象。于是,教师们又通过各种途径以变相讲作业的方式进行补差,把完成作业几乎当成了学生学习的全部任务,以提高其考试成绩,但实际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整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优良中差的人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作业布置时,对学生的要求应该因人而异,假若给学生布置10个作业题,7个基础题是每位学生都必须完成的,2个较难题是中等偏上的同学必须完成的,再有1个提高题是优秀同学必须完成的,上述3个类型中,即使在同一个层面也应由易而难,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去体会和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从而使所学的知识得以深化和扩展。

因此,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作业设置应当先易后难、层层深入,呈现一定的梯度,从而充分地运用“最近发展区”的理论,让每一位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最大的进步,都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快乐。

四、题目设置富有变化

在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题目类型比较呆板,缺少变化。比如,或者都是选择判断题,或者都是知识再现题,或者都是开放思考题,这样做,对提高学生做题的兴趣,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都会有消极的影响。

要在复习巩固知识的基础上,又充分地发展学生的能力,给学生的作业应富有变化,不仅要选配适当的模仿性练习题,以达巩固记忆、熟练应用之效,更要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教学,特别是本学科教材改革的方向,来选择题目。具体而言,应有以下几种类型:

(1)力求抓住与概念体系中环环相扣的“环”,来选编基础变式题,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这些习题分配到作业中;(2)如引入新课,可精选知识衔接题;(3)为纠正差错,选编判断题、选择题;(4)适时选配一些反映概念深刻、解题方法灵活的多解题;(5)还可以编纂一些错解辨析、悖论质疑及无定解的开放式问题,以便给学有余力的学生留下发展的空间。

五、作业要求别有新意

针对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可大胆规定:学生对不会做的题目可以不做,只要在会做的题完成以后,回答下面两问:本次作业中,你不会做的题目症结何在?会做的题用到了哪些知识技能?

第一问的设定,使学生对不会做的题不做变成一种“合法行为”,再也不必浪费时间去抄袭,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学生大都能静下心来,抱着研究的心态,去分析症结所在,甚至在分析的过程中,使问题获得意外的解决。看来,对学生而言,完成作业是成功,个别题目没完成,但明确了哪儿卡壳也是成功。在这宽松和谐的气氛中,他们将由苦学变为乐学,由被动学变为主动学,大大提高作业效率。

第二问的设定,可以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复习,对所用技能方法的巩固,是作业过程中的点晴之笔。知识的复习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比如,知识要及时复习,知识要以条理化的方式复习,知识要在应用的过程中复习,而本问题的设定,正是遵循了知识复习的这几条规律。

第4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　合作游戏，合作行为，训练，学前儿童。

分类号

B844.12

1　问题的提出

合作行为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协调。共同完成某一任务的行为。有研究表明，儿童在出生后第二年，合作行为就已经开始发生并迅速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交往经验的增多，合作的目的性、稳定性逐渐增强；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由两人间的合作发展到三、四人之间乃至更多人的合作。合作行为及合作解决问题的策略也随之提高。

吴念阳和许政援研究表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他们头脑中的亲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儿童头脑中奉行的是亲社会行为规范，则他们的分享、合作行为就果断。相反，如果他们头脑中对实验场景中的行为规范不清楚，则他们的行为就比较犹豫，就会遵循“轮流原则、平均原则、成人分配原则等”。

儿童合作行为随年龄的变化趋势，国内外学者有过多项研究。有研究认为，儿童进入学龄期后，随着交往经验的增多，竞争意识逐渐发展起来，使合作行为随年龄的增长出现下降的趋势。又有研究表明，从初二开始到高一，儿童的合作倾向又出现了转折，出现了合作的高峰。这是由于随年龄的增长，个体同伴交往的需求高涨，为了被同伴接纳，个体须减弱自利意图，从而使合作出现高峰…。庞维国等人研究认为，9-16岁的儿童随年龄的增长，合作意图日趋复杂、多样和分化，合作倾向越来越小。

有关儿童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研究指出，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共情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归因能力等，都对儿童的合作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观点采择能力的提高能使儿童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脱出来，共情能力则是儿童脱离自我中心的表现，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能增长儿童人际冲突解决的策略和技能，正确的归因则能帮助儿童有效地认识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利益，从而促进儿童合作认知能力的提高及合作行为水平的增长。

有研究认为，在观看那些行为友好、合作的电影后，儿童的合作性增强，合作行为明显增多，而在观看了行为消极、攻击性强的电影后，儿童的合作性明显降低㈣。研究者认为榜样及榜样行为的结果影响儿童行为抉择，当儿童意识到合作的优点和良好结果，明白合作可以使双方更大获益时，他们就会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彼此合作的行为方式。并且在榜样的作用下，不同类型榜样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儿童更多地倾向于模仿权威榜样的行为。因为对学前儿童来说，权威榜样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儿童会自然而然地对其产生一种信任和依赖感，并以其行为作为自身学习的楷模。

近几年，随着心理、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学前儿童合作行为的培养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概括起来，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鲁忠义等人采取干预实验和迁移实验。利用故事讨论、教育游戏、生活实践等形式对中班幼儿进行训练，结果显示合作训练能使中班儿童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能力及较好的迁移效果；汪艾桂等人设计改编了针对幼儿合作行为的课例和游戏，采取“幼儿合作行为行动研究”的方法，对中班幼儿进行干预培养训练，表明在幼儿园阶段对幼儿进行合作行为的教学和训练，发展幼儿的交往合作意识和技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㈣；喻小琴通过现场观察和访谈，用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学前儿童同伴合作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将幼儿合作意识的培养明确纳入幼儿园课程目标体系，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和评价意义重大Jill；此外，张忠芳㈣、郭华健、罗英㈣、沈筱梅、王素红、尚云丽、崔丽莹等人，从不同的侧面，采取实践的探索和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等方法，探讨儿童合作的发生、发展及有效地培养方法，这些研究丰富和开拓了人们探讨儿童合作行为培养的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以往的有关学前儿童合作行为水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年龄班学前儿童合作行为水平的差异情况及某一年龄班的行为训练，描述性研究居多，对合作行为水平干预的研究尚不多见，有些干预研究虽然指向了游戏活动，但缺乏对合作游戏的精确设计，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定量的方法，通过自行设计的较为精确的合作游戏训练情境。考察4-6岁学前儿童合作行为的特点及有效的培养途径和方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天津市两所幼儿园小、中、大各1个自然班(两个园共6个自然班)幼儿为被试，小班50人，平均年龄4.24岁；中班55人，平均年龄5.23岁；大班50人，平均年龄6.25岁，共155名幼儿，其中男孩81人，女孩74人，将各个自然班分到2个实验处理组(行为训练组和控制组)。全部被试均身体、智能发育正常且无重大疾病，

2.2　研究工具

2.2.1　学前儿童合作行为的前后测指标

合作行为前后测指标，根据Deutsch的研究“卡车竞赛路线图”确立㈣，略有修改，并以此将儿童的合作行为分为4个水平。

水平1，个人竞争行为。要求对方退后，自己先通过。并关闭大门，不让对方从中间通过，对方只能走备用通道。记1分。

水平2，个人回避行为。自己退后，并关闭大门，走备用通道(长路)，对方也只能走备用通道。记2分。

水平3，被动合作行为。对方退后，让自己先过，自己通过后，不关大门，对方也可以从中间通过。记3分。

水平4，主动合作行为。中间相遇，自己退后，让对方先过，然后自己再过。记4分。

2.2.2　学前儿童合作游戏训练

本研究自行设计的合作游戏，包括两人游戏和三人游戏，　“两人游戏”是一个人完成不了的游戏，　“三人游戏”是两个人完成不了的游戏，在此基础上精心搜集、整理、编辑了6个两人合作游戏和4个三人合作游戏，不同年龄班儿童游戏内容有所不同，相邻年龄班之间游戏内容有一定衔接。

合作游戏只对行为训练组儿童进行，每周进行2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为期四周，控制组按原有安排活动，加上前测和后测，研究持续3个月左右。

本研究设计的所有游戏训练内容，在原理及动作方面均与后测没有相同之处，最大限度地排除同类练习熟练性对后测成绩的影响，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非等同3(大班、中班、小班)×2(男、女)×2(行为训练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班级、性别、组别为被试间因素，前后测为被试内因素。

3　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全部数据采用SPSS.1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以行为前测成绩为协变量，以年龄、组别、性别为自变量，以行为后测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

分析，后测各年龄班不同实验条件学前儿童合作行为成绩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

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班学前儿童合作行为主效应不显著，F(2,142)=1.008，p>0.05：不同性别学前儿童合作行为主效应不显著，F(1，142)=0.092，p>0.05；是否进行合作行为训练组别主效应显著，F(1，142)=6.474，p

4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合作行为训练对提高学前儿童合作行为水平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与鲁忠义、汪艾桂㈣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儿童的知识、技能，主要是从成人那儿传递下来，与其他儿童无关，教育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单向方式。但这种假设其实是一种误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能忽视儿童同伴对彼此智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果给儿童一定的机会和责任，他们也能为同伴提供帮助和指导。达曼等人将儿童同伴合作学习分为三类，一是同伴指导，即一个儿童为另一个儿童提供帮助和指导：二是合作学习，即所有成员为一个共同目标而互相鼓励、支持，共同完成任务；三是同伴合作，即在没有教师参与的任务中，所有儿童地位对称平等，建立在共同的兴趣和信任基础上，同伴之间积极讨论、交流思想，共享彼此不成熟的观点，最终在分析彼此想法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以上三种同伴合作学习的分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许多研究采用皮亚杰的守恒问题、空间观点协调、法律思维、道德推理等学习作业任务，采用前测――后测设计，探讨同伴合作对儿童智力发展的作用，结果都表明同伴合作学习的效果远远超过儿童的独立学习，原因在于同伴群体有助于帮助儿童学会合作，发展理想的人际交往技能。本研究采取的游戏形式的合作行为培养训练，就是儿童同伴合作学习的表现形式之一。

喜爱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利用游戏活动对学前儿童进行行为训练具有直接的作用。游戏中包含着一些引导儿童看待自身和周遭世界的结构成分，如认知、创造、语言、社会和控制结构。本研究设计的合作游戏活动，无论是两人游戏还是三人游戏，依靠个人力量都不可能完成。因此，儿童在要求合作的游戏情境中，为顺利完成任务，必须作出快速反应，寻求适宜的解决途径。一方面，儿童个体要依据原有经验，快速捕捉、提炼新信息，形成新想法：另一方面，儿童还要考虑他人的观点和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合作的各方不断向伙伴发出平等的合作信息，促进彼此产生了解、信任。各方由于观点的异同，彼此产生“心理重构”，认知冲突出现，而后，合作的各方再进行观点的整合，通过质疑、接受、肯定、扩展和修改假设，最终达成认同的一致，促成行为的统一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友谊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清晰起来，并浓缩成符号性的特征。担当起传递信息的功能。可见，合作游戏活动中儿童同伴间的互动促进了儿童认知和社会能力的发展，使儿童彼此学会合作，学会帮助他人，学会分享，促进合作的成功，提高合作的比率，并指引儿童在以后的行为中作出适当的反应，这可能就是合作游戏训练能较大程度地促进学前儿童合作行为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其次，学前期合作行为训练各年龄班之间差异不显著。

本实验结果显示，学前期合作行为训练不同年龄班之间合作行为水平差异不显著。有研究指出，在同伴群体中，儿童喜欢合作还是竞争，一方面依赖于一定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因素，与竞争相比，儿童的合作行为出现的较晚，这是因为合作要求儿童具备较为成熟的认知能力，儿童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交往，其认知能力、自我系统才能不断发展起来，完成游戏规则或任务目标也才能有更为高明的认知策略。Parton及Friedrich等的研究表明，合作同儿童的年龄呈正相关。皮亚杰有关儿童“去自我中心化”的理论，指出在学前期儿童的游戏中，儿童倾向于呆在一起各玩各的，每个儿童都按照自己那种不协调的方式进行着游戏，只有到了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儿童才能产生合作的游戏。到小学以后，儿童对他人、对友谊和人际期望才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更容易地参与到那些要求儿童共同努力以达到共同目标的合作任务中去。可见，　“去自我中心”阶段的儿童(小学阶段)，“去自我中心”促进了儿童相互作用的发展，相互作用反过来更加速了儿童的“去自我中心”，

我国学者李幼穗等人曾以幼儿园儿童及小学生为被试，研究儿童合作策略水平的发展趋势，结果显示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儿童合作策略水平差异不显著，小学五年级儿童合作策略水平出现显著差异。表明儿童只有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更有效地将行为能力和技能进行迁移。可见，在学前期各年龄班之间儿童合作行为水平差异不显著较为正常。本研究采取的游戏形式的合作行为训练，因较好地发挥了同伴群体的互助、友善的作用，促进了合作的各方在探讨、争论的基础上，最终达成观点及行为上的统一、协调。认知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合作――整合起了关键的建构作用，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了行为训练组儿童的合作行为水平，正如皮亚杰所述，发展儿童和同伴间的合作关系，是摧毁儿童自我中心的唯一途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学前期进行合作行为训练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第三，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学前期合作行为训练性别差异不显著。

有研究指出，在儿童生活的早年，在其发展的各方面中性别差异较小或几乎没有。长期以来，性别在儿童合作行为中是否发生影响众说不一，大多数研究表明。性别不对儿童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Madsen研究发现4～11岁儿童在拔河比赛的游戏中无性别差异。还有些研究则认为，在非紧急情境下及相对的资源分配中，女性更乐于助人，更经常地倾于选择合作；而在紧急情境下，男性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更大。在合作的行为方式上，有研究认为，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女孩更善于通过彼此间言语的交流、沟通和协商以达到合作的目的；而男孩间的合作更多的是通过身体的动作来实现，言语交流相对较少。女孩更看中合作，男孩更看中竞争；女孩比男孩更善于分享，更注重分享过程中的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更倾向于做出安慰行为。

总之，纵观整个学龄前期，无论男孩、女孩，其自主性、独立性均不强，日常生活中儿童更多的是听从于教师的教诲，服从于榜样的示范，游戏活动较大程度取决于强化后模仿性的加强，本实验结果显示合作形式的游戏训练显著地提高了行为训练组儿童的合作行为水平，但不同性别之间合作行为训练差异不显著，

第5篇：对联左右范文

本文以业余体校的10-13岁在校学生二十名(三级以上运动员)为研究对象?熏采用文献法、实践法进行了研究。陆上训练主要用橡皮条、跑台阶及杠铃、哑铃、铁块拉力等器械。水上力量练习以快速打腿、带划手掌及固定橡皮牵引拉力等,陆上练习的负荷强度、重复次数及作用如附表。

1 结果与分析

1.1力量训练能够提高少儿的身体机能质量和肌肉的质量

实践证明:力量训练的目的首先是提高机体的“质”。从生理生化来说,少儿的肌纤维含有较多的水分,肌肉内蛋白质较少,通过力量训练,肌肉的水分含量逐渐减少,肌肉内肌浆球蛋白等影响肌肉收缩的有效成分逐渐增加,蛋白质的合成加速,肌肉脂肪和皮脂(特别是女孩)的含量相对减少,在力量训练过程中,肌肉做持续性强烈收缩的成分较多,压迫了血管,使外周阻力急剧增加,心脏在每次快速射血时都要克服主动脉的较大的阻力,久而久之,心血管系统物质代谢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骨骼系统由于肌肉力量的增加,使骨骼得到了加固和有力的支持,减轻了脊柱的负担,减少伤害;随着循序渐进的力量联系和少儿身体的生长发育,肌肉强劲、有力而富有弹性(力量训练和柔韧结合),肌肉长度逐渐增加,改善了主动肌和协同肌的协调关系,使队员的协调性得到了提高。

1.2力量是提高少儿游泳运动员速度素质的重要手段

根据少儿的生长发育特点,10-13岁左右是少年儿童发展速度的敏感期,特别是反应速度和动作速度,这主要体现在反应的灵敏、动作的频率、动作的节奏,在这个时期对他们进行力量训练,可以最大限度地刺激肌肉,使神经中枢对运动神经发出的冲动次数增加,大脑皮层运动中枢兴奋与抑制的转换速度加快,灵敏性提高,因此,他们的反应速度相应得到提高,从生化来讲,通过力量训练的肌肉刺激,使ATP酶的活性提高,加快了ATP的利用和再合成的速度,进一步刺激了肌酸激酶的活性,ATP的转换速度和肌肉最大功率输出相应增快,骨骼肌CP储量明显增加,磷酸原的供能时间提高,因此,肌肉力量的增加,相应的少儿游泳运动员的速度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就为他们以后向高水平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素质基础。

1.3少儿进行力量训练,易于学习、改进、提高技术动作

从小进行力量训练,对改进技术,建立正确、完善的动力定型有很大意义,对于少年儿童来说,经过力量的练习后,力量增大,提高了用力的有效性,增加了有效划程,提高了划速,有利于加快动作节奏,在自由泳的划水过程中,屈臂、高肘、“S”型划水、加速推水,这要利用三角肌、胸大肌和背阔肌等大肌群参与划水动作,在这个划水路线中,若没有力量相协助就会变成落肘划水,破坏了技术动作,使用力的实效减弱,不利于合理技术的运用。我组刚进入体校的运动员训练中表现出的落肘、划水路线短等错误技术动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训练后,明显的延长了划水路线,减少了落肘的发生,从而提高了技术动作的效果。

2 结论

2.1根据少年儿童的生长规律进行合理的力量训练是必要的。

第6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小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Makino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轮作；连作；有机肥；土壤微生物特性

中图分类号：S634.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4-6498-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4.044

连作障碍是指在同一土壤中连续种植同一种或科的植物时，即便给予正常的栽培管理也会出现植物生长势变弱、产量和品质下降的现象[1]；一般作物在连作5 a以后连作障碍会比较严重。连作障碍主要表现为幼苗死亡率高、植株生长不良、发病率增加、产量下降等[2]。研究表明，轮作是有效修复连作土壤、缓解连作障碍的措施之一[3]，但是轮作有效缓解连作障碍需要3～5 a的时间[4]。在种植业已经日益产业化、规模化的今天，长时间的轮作并不能完全实现，尤其是在设施蔬菜种植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种植习惯的原因，有效轮作受到限制，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在短时间内可以调控连作障碍的措施来替代轮作。研究表明，连作会引起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降低、细菌数量减少、真菌数量增加，土壤线虫的结构也会趋向于不利于土壤质量的方向发展；而长期轮作有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增加细菌数量、减少真菌数量，使土壤线虫结构得到改善[5]，土壤生物学特性的改善将改进连作土壤物理特性和化学性状。分析轮作改善连作土壤性状的机理可以看出，轮作与连作的区别是轮作对土壤输入了轮作作物的根系分泌物和残茬，而连作输入的连作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残茬；轮作提供了多样性植物、有机物质，对微生物群落及其功能产生了良性影响，提高了微生物群体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6]，更多能源物质的投入也增加了微生物数量[7]，进而增加了土壤酶活性，催化了土壤中生化反应。嫁接、间作、套作等栽培方式也是通过改变土壤中有机物的组成来提高土壤微生物群体活性和酶活性[8，9]。对连作土壤投入有机物料也可以改变土壤有机物组成、微生物活性、土壤酶活性[10]；然而怎样投入有机物料才能达到轮作的效果，其对土壤的改变关键是什么鲜有研究。试验以蔬菜连作土壤为对照，比较轮作模式、不同有机物投入方式对连作土壤及其作物的影响，试图揭示有效的有机物投入模式及其对连作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机理，从而为蔬菜生产提供更加有效的连作障碍缓解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1～2015年在武汉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北部园区蔬菜科学研究所基地进行。供试土壤为砂壤土，小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Makino var. communis Tsen et Lee）在其中连作6 a，试验地pH为5.8，有机质含量15.64 g/kg、碱解氮含量122.79 mg/kg、速效磷含量62.53 mg/kg、速效钾含量87.92 mg/kg。

试验设6个处理，处理A，小白菜连作6 a土壤，在6 a里全年种植小白菜；处理B，玉米轮作1 a，小白菜连作5 a后玉米轮作1 a；处理C，玉米、黄瓜、生菜、辣椒轮作3 a，小白菜连作3 a后种植其他作物（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处理D，小白菜连作土壤施商品有机肥100 kg/667 m2；处理E，秸秆还田，小白菜连作土壤加入玉米秸秆4 500 kg/667 m2；处理F，施发酵生物有机肥，小白菜连作土壤施用自制生物发酵有机肥，其制作方法为用新鲜的牛粪，玉米秸秆和微生物制成[11]，用量为4 500 kg/667 m2。

采取露地试验，每个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1.2 m×10.0 m，条播种植；于种植年的10月28日播种。小白菜播种前，D、E、F处理分别施相应的商品有机肥、秸秆和发酵生物有机肥；田间除草和防治病虫害等栽培管理措施同正常大田生产。

1.2 样品采集与处理

试验于2015年11月2日采集土壤和植株样品，土壤样品按5点取样法，每小区随机采取0～20 cm层土样，剔出大的植株残体和石粒等杂物，混合均匀后带回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实验室，风干，研磨，过100目筛后直接装入密封袋，放入4 ℃冰箱备用；植株从子叶节处剪断，并取作物根系，将其冲洗干净后，置于低温取样盒内带回实验室。

1.3 测定方法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测定，参考熏蒸提取-容量分析法[12]；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13]测定；小白菜干物质重测定于105 ℃下烘干后称重；小白菜根系活力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法[13]测定，根系质膜P-H+-ATPase水解活性采用文献[14]的方法测定；根系MDA含量用文献[15]的方法测定，土壤脲酶活性测定用比色法，以1 g土中NH3-N的含量表示；土壤转化酶活性测定用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以1 g土样（24 h）所产生葡萄糖的质量来表示；土壤磷酸酶活性测定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以1 g风干土壤中的酚含量来表示[16，17]；光合速率（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测定采用Li-6400便携式全自动光合测定系统（美国LI-COR公司），于晴天无风上午9：00～11：00进行测定；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采用Biolog Eco微平板对土壤微生物功能进行测定[18]，首先称取10 g新鲜土壤，加入90 mL的去离子水，180次/min振荡10 min，然后在4 ℃条件下静置30 min；再吸取1 mL土壤悬浮液到999 mL去离子水中，摇匀，配成浓度10-3的稀释液体；将稀释液倒入灭菌的培养皿中，接种于Biolog Eco微平板，每孔125 μL样品；每24 h利用读板仪在590 nm下读数1次，连续读数7 d。

1.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程序处理并绘图，应用SAS 8.1系统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对连作小白菜的根系活力与小白菜种植地的土壤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小白菜干物质重与光合速率的影响

6个处理对小白菜干物质重的影响情况见图1，对小白菜光合速率的影响情况见图2。从图1、图2可以看出，各处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小白菜的干物质重和光合速率。与处理A小白菜连作6 a相比，其他处理的干物质重分别比处理A增加了32.0%、83.5%、4.1%、55.7%、92.8%，光合速率分别增加了28.9%、76.3%、6.3%、52.7%、88.6%；其中添加发酵生物肥处理和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对小白菜干物质的积累及光合作用的影响最大。这表明长期连作抑制了小白菜干物质的累积以及光合作用；而采用轮作或施发酵生物肥能有效提高其干物质重和光合速率。

2.2 不同处理对小白菜根系活力、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MDA含量的影响

6个处理对小白菜根系活力的影响情况见图3，对小白菜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的影响情况见图4。从图3、图4可以看出，各处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小白菜的根系活力及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与处理A相比，根系活力分别增加了23.0%、66.1%、6.2%、50.6%、75.9%；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分别增加了29.1%、84.0%、3.4%、53.8%、78.2%；这表明长期连作显著降低了作物自身的根系活力和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根系MDA含量可反映细胞膜的伤害程度，6个处理对小白菜根系MDA含量的影响情况见图5。从图5可以看出，各处理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根系的MDA含量，与处理A相比，根系的MDA含量分别降低了21.8%、46.2%、10.2%、36.7%、48.4%。这表明长期连作后导致土壤环境恶化，作物积累了大量自由基，造成一定的氧胁迫，加重了根系质膜的伤害，使根系MDA含量增加；而添加发酵生物肥处理和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对小白菜根系活力、根系质膜P-H+-ATPase活性、根系MDA含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3 不同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6个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情况分别见图6、图7、图8。从图6、图7、图8可以看出，多数处理增加了土壤酶活性，其中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的土壤脲酶活性较小白菜连作6 a处理增加了1.05倍；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各处理较小白菜连作6 a处理分别增加了33.8%、30.8%、2.3%、60.9%、48.9%；添加发酵生物肥处理和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的转化酶活性较小白菜连作6 a处理分别增加了107%、111%。这表明长期连作使土壤微生物生态恶化，理化性质变劣，土壤营养水平下降；而采用轮作或施发酵生物肥能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微生物生长，产生更多土壤酶，使营养元素有效性提高。

2.4 不同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有机质、MBC含量和碳源利用AWCD值的影

6个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情况见图9。从图9可以看出，各处理的有机质含量具有一定的差异，与小白菜连作6 a处理相比，其他处理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别增加了10.7%、32.1%、0.9%、21.4%、33.0%，其中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与添加发酵生物肥处理的效果显著。

6个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MBC含量的影响情况见图10。从图10可以看出，各处理的MBC含量变化差异较大，与小白菜连作6 a处理相比，其他处理的土壤MBC含量分别增加了1.80倍、5.39倍、0.049倍、4.18倍、5.66倍，差异悬殊。这说明栽培方式的改变以及生物有机肥的施用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有机营养保障，促进了微生物的活动与繁殖。

6个处理对小白菜种植地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的影响情况见图11。从图11可以看出，各处理的AWCD值在刚开始的24 h内增长很小，在24～132 h时段中增长明显，这个时间段微生物活性最高，132～168 h趋于稳定状态。对比不同处理的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可以看出，在132 h前，玉米-黄瓜-生菜-辣椒-玉米轮作3 a处理与添加发酵生物肥处理的AWCD值一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说明这2个处理的微生物代谢旺盛；施商品有机肥处理和小白菜连作6 a处理的变化几乎一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说明长期连作明显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而商品有机肥的使用对微生物的代谢影响不明显。

2.5 连作小白菜根系活力与土壤微生物特性的相关分析

对连作小白菜的根系活力与小白菜种植地的土壤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1分析可见，连作小白菜根系活力与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转化酶活性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与MBC及AWCD之间也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土壤酶活性与土壤MBC之间，MBC与AWCD之间均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3 讨论

3.1 轮作及有机肥对小白菜生长及生理的影响

设施小白菜连作障碍在形态上表现为死株、植株整体生长不良、早衰，在生理上表现为根系活力下降、地上部光合速率下降；生产上调控连作障碍的措施有轮作和施用有机肥[19，20]。尽管轮作对连作障碍的缓解效果影响很大，但由于生产需求和设施不可移动的限制，通常轮作时间未能达到3～5 a的需求，甚至只有1 a的轮作时间。试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长期连作，轮作1 a处理的干物质累积及光合速率显著提高，但是显著低于轮作3年的处理，说明轮作1 a处理未能完全消除连作障碍；有机肥也是缓解连作障碍的有效措施，但是不同有机肥的施用效果并不一致。现在生产上施用的有机肥主要有商品有机肥、利用秸秆还田、发酵生物有机肥等。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有机肥对于连作的缓解效果不一。商品有机肥处理下小白菜干物质重和光合速率与连作处理的差异不大，这个结果与万菲菲等[2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原因是试验连作施肥水平不一致造成的。而秸秆还田和发酵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均显著提高了连作小白菜干物质重及光合速率，这与徐萌等[22]、邓接楼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不过秸秆还田处理的效果低于相同使用量的发酵生物有机肥处理，说明不同有机肥处理方式及其水平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较大。根系是植株摄取养分和水分的主要器官，其生长状况和活力水平直接影响着植株地上部分的营养状况及产量水平；根系的生理活性可以影响植株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尤其是在逆境胁迫下，强壮和庞大的根系是保证植株正常生长的基础[24]。轮作和有机肥处理对连作障碍的缓解可能与其对连作植株根系活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关系[25，26]，本试验轮作和有机肥处理对根系活力的提高及缓解连作对根系的伤害与干物质累积、光合速率的提高有相同的影响趋势就旁证了这一观点。

3.2 轮作及有机肥对连作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来源于土壤微生物代谢、植物根系分泌物以及动植物残体的腐解过程[27]，在土壤有机物转化及养分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8]。脲酶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水解酶类之一，可以水解施入土壤中的尿素，释放供作物利用的铵离子[29]；磷酸酶是一种催化土壤中有机磷化合物的酶，活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土壤中有机磷的分解转化和其生物有效性[30]；转化酶可以提高土壤生物学活性，参与碳水化合物转化为植物、微生物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过程[31]。试验中，轮作、秸秆还田、生物发酵有机肥处理均显著提高了土壤酶活性，这与杜社妮等[32]、Bastida等[3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轮作和发酵有机肥处理向土壤输入了大量有机质后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生长、产生出更多土壤酶的缘故。

3.3 作及有机肥对连作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碳源利用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活性是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34]。相比连作作物长期对土壤输入相对单一碳源，轮作和有机肥处理补充了大量有机碳源，更加有利于维持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多样性。试验结果表明，轮作显著提高了有机质含量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同时土壤碳源利用AWCD值显著提高，AWCD值反映了微生物对不同碳源代谢的总体利用能力及微生物活性强弱[35]。其中3年轮作处理土壤微生物数量及活性显著高于1年轮作处理，表明多样性增加及大量碳源的施入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商品有机肥虽然含有大量活性生物菌，但是由于对土壤碳源施入得很少，其微生物活性相比连作处理提高不显著，这导致商品有机肥缓解连作障碍的效果有限。秸秆还田和发酵生物有机肥显著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数量及活性，这与它们对土壤酶活性及连作作物根系活力、光合速率的影响相一致，土壤微生物活性、酶活性、根系活力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

3.4 土壤酶活性、根系活力、微生物活性的相关关系

试验结果表明，土壤酶活性、小白菜根系活力、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MBC）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李明静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是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与土壤酶协同发展的结果。土壤酶的高活性来源于土壤微生物大量繁殖[36]，土壤养分的循环依托土壤酶对底物的转化。

总的来看，采用合理轮作及适宜的有机肥施入方式，可以显著改善连作土壤酶活性及微生物活性，促进连作小白菜提高根系活力、加快生长，要是较长时间轮作和大量施入发酵有机肥，则缓解连作障碍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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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婴幼儿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中图分类号：R975.3； R45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01-0022-03

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临床常采用以抗生素为主的综合治疗措施。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AAD）是指使用抗生素后引起肠道菌群紊乱而导致的腹泻，也包括抗生素本身的不良反应导致的腹泻，文献报道发病率5%～25%[1]。微生态疗法已被广泛推荐应用于各种腹泻病的预防与治疗。本研究通过在下呼吸道感染婴幼儿抗生素治疗中预防性地应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制剂，比较腹泻的发病率，旨在初步评估该微生态制剂对婴幼儿AAD的预防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均为苏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 2011年10月-2012年5月收治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共255例，男136例，女119例，年龄1～36月。纳入标准：① 治疗以抗生素静脉给药为主，包括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大环内酯类；②入院72 h内无腹泻症状，大便常规检查无异常。剔除标准：① 重症肺炎；②先天性心脏病；③ 先天性胃肠道畸形；④ 合并肾功能不全；⑤合并严重肝胆疾病；⑥免疫缺陷病患儿。

1.2 方法

按年龄分为1～12月120例与12～36月135例两组，各年龄组内随机分为预防组和对照组。两预防组共141例，男女之比1.2：1。其中使用1种抗生素者31例，使用2种抗生素者110例。两对照组共114例，男女之比1.1：1，其中使用1种抗生素者26例，使用2种抗生素者88例。

预防组使用抗生素的同时服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制剂（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信谊制药总厂生产，为长型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肠球菌复合活菌制剂，含活菌量>1.0×107 CFU/210 mg，商品名：培菲康）420 mg/次，每日3次；出现腹泻后根据病情部分继用原药物，严重者加用蒙脱石口服及补充水电解质等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治疗开始不服用该微生态制剂，出现腹泻后加服，剂量同前，严重者同样加用蒙脱石口服及补充水电解质等对症支持治疗。

1.3 腹泻判断标准

大便性状改变和（或）次数增多至每日3次以上。轻型腹泻：有腹泻，但无脱水、酸中毒、电解质紊乱；重型腹泻：腹泻伴脱水、酸中毒、电解质紊乱[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2×2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总体AAD的发病率

两预防组141例腹泻发生率为9.9％ ，两对照组114例腹泻发生率为32.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不同年龄组内两组患儿的腹泻发病率

1～12月预防组62例发生腹泻11例，发病率17.7%；对照组58例发生腹泻23例，发病率39.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不同年龄组间患儿的腹泻发病率

对照组1～12月患儿腹泻发病率39.7%，12～36月患儿腹泻发病率25.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防组1～12月患儿腹泻发病率17.7%， 12～36月患儿腹泻发病率3.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新生儿的肠道细菌定植是一很复杂的过程，依赖于外界环境和饮食、微生物及宿主等相关因素的合力作用，2～3岁后肠道菌群才逐渐稳定下来，与成人相似，其中双歧杆菌占98％左右。因此，婴幼儿肠道正常菌群尚未建立完全，机体抵抗力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菌群失调，进而发生腹泻，尤其在应用广谱抗生素后[3]。抗生素会破坏肠道正常菌群，使生理性细菌明显减少，条件致病菌异常增多，导致营养吸收障碍，引起渗透性腹泻并继发分泌性腹泻。以往进行了多项采用布拉氏酵母作AAD预防的临床研究，显示均具一定效果。梁秀安[4]研究表明，儿科ICU住院患儿常规加用布拉氏酵母可以很好地预防AAD；师延明等[5]进行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应用布拉氏酵母使新生儿AAD发生率从23.7%下降到7.9%；2006年，Szajewska等[6]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布拉氏酵母能够减少婴幼儿AAD的发生，每7个患儿中将减少1个发生AAD。而该菌种属于真菌，从理论上来说抗生素的使用并不影响该菌的生物学活性，但其并非肠道原籍菌，考虑到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其在小年龄组婴幼儿中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本研究表明，在应用抗生素治疗的同时服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制剂可有效降低下呼吸道感染婴幼儿的AAD发病率（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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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 标准三联疗法 左氧氟沙星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162

质子泵抑制剂(PPI)加两种抗生素的三联疗法一直被作为临床首选的Hp根除治疗方案,其中最常用的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甲硝唑和克拉霉素[1]。本研究的目的旨在评价含左氧氟沙星的PPI三联和传统三联对Hp根除的效果及其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

入选标准:①Hp阳性的胃或十二指肠溃疡;②Hp阳性的慢性胃炎伴消化不良;③既往未接受过抗Hp治疗;④2周前未用过抗生素、铋剂、H2RA和PPI者。排除标准: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病人同时存在其他影响本研究评价的严重疾病,如严重肝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肿瘤及酒精中毒疾患;③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④不能配合治疗者,如精神病、神经官能症等。终止试验标准:①病情恶化或出现严重并发症;②试验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病人无法耐受者;③治疗期间病人出现其他疾病干扰本观察;④失访。

试验分组:入选160例,均为我院住院或门诊患者,年龄18～75岁,平均51.3岁,其中男75例,女85例。患者随机分为以下两组,此两组在年龄、性别、病变上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左氧氟沙星三联观察组: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标准三联对照组: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

治疗方案及疗程:疗程为10天,观察组奥美拉唑40mg2次/日,阿莫西林1000mg2次/日,左氧氟沙星200mg2次/日。对照组奥美拉唑40mg2次/日,阿莫西林1000mg2次/日,克拉霉素500mg2次/日。

疗效观察标准:治疗前查14C呼气试验均为阳性,治疗结束后,停用一切抗生素、铋剂、PPI、H2RA等药物1个月后复查14C呼气试验。

第9篇：对联左右范文

【关键词】 右美托咪啶； 咪唑安定； 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

中图分类号 R614.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3）32-0045-02

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是目前膝部及以下手术较常用的麻醉方法之一，由于其对手术范围内感觉神经阻滞完善、心血管影响较小，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但在使用神经刺激仪时，肌束颤动容易引起患者紧张、躁动，影响麻醉效果。目前，有许多药物用于术前镇静，减轻焦虑情绪。右美托咪啶能抑制交感神经，具有稳定血流动力学、抑制应激反应、减少麻醉刺激及其他镇静药物用量等作用。本研究拟探讨麻醉诱导右美托咪啶与咪唑安定对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镇静效果及安全性，以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行择期膝关节镜手术患者54例，年龄18～65岁，体重45～80 kg。ASA Ⅰ～Ⅱ级。排除标准：心血管病史、急慢性肝肾功能不全、慢性疼痛及精神类病史，长期使用镇痛药或非类固醇消炎药过敏史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右美托咪啶组（D组）和咪唑安定（M组），每组27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均不使用术前药，入室后开放上肢静脉，面罩吸氧，流量5 L/min，监测患者心电图（ECG）、心率（HR）、无创血压、血氧饱和度（SpO2）。D组使用微泵静脉输注负荷量右美托咪啶，速率为

0.5 μg/kg（10 min泵完）。M组单次静脉注射咪唑安定0.05 mg/kg。输注完毕后，行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在探寻坐骨神经及腰丛神经成功后，分别推注0.4%罗派卡因20 ml，1%利多卡因10 ml。若出现严重心动过缓（HR

1.3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患者于神经阻滞前，神经阻滞成功即刻，躺平后1、3、5 min的患者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及脉搏氧饱和度（SpO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比较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P

2 结果

M组在阻滞成功即刻至躺平后5 min心率明显增快，与D组同时点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M组相比，D组HR在阻滞后各个时点值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在阻滞成功即刻、平躺后1 min、3 min时，M组SpO2小于95%的人数与D组相比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D组与M组各时点SpO2比较 例

组别 指标 阻滞前 阻滞成功

即刻 躺平后

1 min 躺平后

3 min 躺平后

5 min

D组 SpO2>95% 27 24 27 27 27

SpO2

M组 SpO2>95% 27 21 19 23 25

SpO2

3 讨论

神经刺激针在探寻坐骨神经和腰丛神经时，机体受到的机械刺激及疼痛刺激，通过中枢上行，激活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引起血中儿茶酚胺的兴奋性神经递质释放增多，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右旋美托咪啶（DeX），是一种新型的α2肾上腺紊能受体激动剂，是美托咪定的右旋异构体，它与α2、α1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的比例约为1600∶1，与α2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的亲和力是可乐定的7～8倍，且其内在活性强于可乐定[1]。右美托咪啶对应激反应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其抑制中枢及肾上腺素能受体所致，减少血中儿茶酚胺的释放。从而产生明显的中枢镇静作用和交感抑制作用，减轻了患者在肌束颤动时的应激反应。有研究发现右美托咪定有“协助镇静”作用，可减少阿片类药物用量，副作用少等优点[2]；亦有研究表明，右美托咪定因其镇静催眠、镇痛、抑制交感活动的作用，又不产生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3]，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门诊手术，如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神经外科介入手术、心脏介入治疗。临床随机双盲试验显示，对于30例因喉癌术后张口度小需行鼻插管的患者，泵注右美托咪啶l μg/kg与给予芬太尼1 μg/kg后相比，右美托咪啶组可以减少应激，插管时患者的配合度高，血流动力学变化少。本研究中，D组患者在神经阻滞期间心率、血压无明显增高，与M组相比血流动力学更稳定，证明右美托咪啶能有效减少神经阻滞的应激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右美托咪啶需缓慢静脉输注射，因为大剂量、快速注射会先引起al受体兴奋，表现为血压上升，然后才逐渐出现降压和降心率的作用，故禁忌快速静脉注射给药。本研究用微量泵泵注来减小此副作用。有研究显示，右美托咪啶能减少应激反应且无呼吸抑制，术前静脉注射或肌内注射1.2～2.4 μg/kg右美托咪啶能降低神经阻滞过程引起的血浆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和D-内啡肽的升高反应[4]。Bert等[5]研究认为，右美托咪定产生明显镇静时可减少分钟通气量；但高碳酸血症对呼吸系统的兴奋性可使分钟通气量得到维持，在自主呼吸志愿者中注入右美托咪定，血浆浓度到15 ng/ml时，没有出现动脉血氧或pH值的变化，而随血药浓度增加呼吸频率相应增加，PetCO2随右美托咪定用量增加而轻微增加，但到达一个平台期后就不再增加。本试验中，使用右美托咪啶后，仅有2名患者SpO2下降至95%以下，在平躺后迅速恢复到95%以上，说明右美托咪啶对呼吸影响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故右美托咪啶是麻醉医师在麻醉辅助用药方面的一种新选择，它除了具有镇静、镇痛、减少应激反应及减少用量等作用外，对呼吸功能几乎无抑制，且可增加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使其在麻醉管理方面的应用领域更加宽广[6]。

综上所述，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过程中，与咪唑安定相比，右美托咪啶能减慢患者心率，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减轻神经阻滞时的应激反应，且无明显呼吸抑制作用。在神经阻滞前微量泵注右美托咪啶0.5 μg/kg是安全、有效的一种给药方法。

参考文献

[1]Kamibayashi T，Maze M.Clinical uses ofalpha2-adrenergic agonists[J].Anesthesiology，2000，93（1）：1345-1349.

[2]Paspatis G A.Deep sedation for endoscopic retrogras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intravenous propofol alone versus intravenous propofol with oral midazolam premedication[J].Endoscopy，2008，40（1）：308-313.

[3]Klamt J G， Vicente W V， Garcia L V， et al.Hemodynamic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dexmedetomidine-fentanyl versus midazolam-fentanyl in children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with cardiopulmonary bypass[J].Rev Bras Anestesiol，2010，60（1）：350-362.

[4]李民，张利萍，吴新民.右美托咪啶在临床麻醉中应用的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07，23（6）：466-470.

[5]Bert T J，Hall J E，Barney J A， et al.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dexmedetomidine in humans[J].Anesthesiology，2000，93（1）：382-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