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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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化范文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第2篇：古代文化范文

关键词：赣鄱；戏曲；文化

中图分类号：J8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49-01

赣鄱地区是我国古代戏曲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产生了汤显祖这样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伟人。赣鄱古代的戏曲文化，为中国古代戏曲文化作出了较大贡献。

早在唐代，吉州永新就出了一个著名女歌唱家许和子，一时倾倒朝野，玄宗称“此女歌直千金”。元代，元杂剧盛行全国，作家和演员多为北方人，南人多不习之。但赣鄱大地却出了几个较有名气的元曲作家。如刘时中、周德清、赵善庆等。

刘时中（约1310―1354），南昌人，元代散曲家，两套散曲作品《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周德清(1277―1365)，高安人，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和戏曲作家，著名的《中原音韵》一书的作者。《中原音韵》成书后，戏曲家便依据它来作曲，演员也依据它来正音咬字，对我国戏曲的用韵起了很好的规范作用。该书虽为戏曲而作，其贡献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因为它实际上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奠定了基础，因此音韵学家赵荫棠称之为“国音的鼻祖”。

赵善庆，乐平人，元末民间杂剧作家，对弋阳腔连台本戏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影响。所著《孙武子教女兵》等杂剧八种。

到了明代，赣鄱戏曲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在声腔剧种和作家作品两个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声腔剧种方面，弋阳腔和采茶调是赣鄱戏曲艺术家的两大创造，昆山腔也有赣鄱艺术家的一份功劳。在明中叶以后的南戏舞台上，出现了诸多的声腔激烈竞争的繁荣局面，戏曲史上并称为“南戏系统四大声腔”，而弋阳腔和昆山腔又是其中影响最大、历时最长、流传范围最广的两大声腔。

在明代声腔剧种的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魏良辅很值得一提。魏良辅，豫章(南昌)人，明代戏曲音乐家，具有良好的文学词曲修养，娴通音律和唱曲艺术，熟谙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多种声腔。他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对昆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改革后的昆山腔吸收了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优点，曲调徐舒宛转，有“水磨腔”之称，伴奏乐器突破南曲只用弦索、鼓板的局限，兼用笛、箫、笙和琵琶等，表演上注重优美动作，舞蹈性强，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舞台艺术上创造了最完整的表演体系，对许多剧种影响深远。魏良辅也被曲坛尊为“曲圣”和“昆腔鼻祖”。

采茶戏与秧歌戏是中国南北两大民间戏曲，采茶戏至今仍在江南各省城乡普遍流行。赣南安远的九龙茶乡是采茶调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明代，九龙山的茶农为了接待粤商茶客，常用采茶灯的形式即兴演出以采茶为内容的节目，以后又增加开茶山、炒茶、卖茶、盘茶等内容，成为采茶戏的雏形。后来，不断增加表演其他劳动生活内容，形成一旦一丑或二旦一丑或一生、一旦、一丑的演出体制，俗称二小戏或三小戏，演唱形式也逐渐发展，以一唱众和为基础，加以轮唱、对唱等形式，采茶戏就算基本定形了。解放后，采茶戏获得很大发展，其中以赣南采茶戏影响最大，传统剧目《茶童戏主》及新编剧目《怎么谈不拢》被拍成戏曲艺术片，而以赣南采茶戏传统音乐润色加工的歌曲则流传更广，很受欢迎，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送郎当”；“麻窝草鞋一双双"、“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小竹排江中流”、“映山红”，电影《地道战》里的“思想闪金光”，以及唱片“井冈山上太阳红"、“井冈山下种南瓜”、“请茶歌”、“为咱亲人补军装”等等。

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是赣鄱古代重要的戏剧作家作品，是赣鄱人民的骄傲。汤显祖，临川人，明代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一生耿介傲世、不结交权贵、不附庸名流。写出了著名的“临川四梦”，成为继关汉卿之后我国戏曲史上的又一伟人，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能成为一个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杰出的戏剧家，写出千古不朽的作品《牡丹亭》，决不是偶然的现象。汤显祖从小就受到当时先进思想的熏陶，长大后自觉接受王学左派的思想影响，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戏剧创作中所表现的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政治上，他不受权相的拉拢，也不怕他们的打击报复，而与当时讲究厉行气节、抨击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接近。在文艺界，他和进步的文艺家徐渭及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站在一边，提倡性灵而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思潮。他认为：“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言状。”对于阵容强大的戏曲创作流派“吴江派''的非议，汤显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以汤显祖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们合成的所谓“临川派”，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要远远胜过吴江派。

汤显祖的戏曲创作主要是“临川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传奇剧本，而“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是汤显祖一生最自负的作品，也是他为世所公认的代表作，如一颗璀灿的明珠，出现在明代曲坛之上，而其光彩，永远照耀在中国戏曲史和世界戏剧史上。《牡丹亭》继承和发展了《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进步主题，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虚伪的封建道学，对准当时对妇女身心健康戕害最烈的封建礼教，所以《牡丹亭》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许多女子身有同感，为之动容，认为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能说、说不出的话，有的竟然为此伤心而绝，可见其思想成就上的巨大感召力。《牡丹亭》在艺术上也有突出成就，在继承《西厢记》一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语言文辞的典雅清丽等诸方面都为论者所赞许称道。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岩成秀夫在他们的著作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东方莎士比亚”、“东方曲坛伟人”等荣称便出自青木正儿之口。解放后，汤显祖的成就和贡献受到高度的重视，出版了《汤显祖戏曲集》《汤显祖诗文集》《汤显祖研究论文集》，在他的家乡临川重修了墓、祠，新建了汤显祖纪念馆、牡丹亭、玉茗堂影剧院等。

除了汤显祖，明清两代赣鄱地区著名的戏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还有如朱权、谭纶、郑之文、蒋士铨等。

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封为宁王，永乐元年改封在南昌，在南昌生活了45年，其子孙后代也就成了赣鄱人，举世闻名的山人朱耷便是他九世孙。他对戏曲的最大贡献在于亲自校订北曲曲谱，完成了《太和正音谱》一书。这部曲谱是现存唯一的最古的北杂剧曲谱，成了后人填制北曲的准绳，对北曲的规范化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书中还保存了许多戏曲史料及戏曲理论，在戏剧研究上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谭纶，宜黄县人，明代爱国军事将领、戏曲活动家。谭纶是汤显祖的友人，一生除治兵外，酷爱戏曲，在军中设立戏班，随军征战演出。他欣赏海盐腔，便将海盐腔戏班带回家乡宜黄，传授给家乡子弟，并很快扩散到赣东、赣中及南昌各地，发展到三十多个专业戏班，近千名唱海盐腔的艺人散布到赣鄱各地，对赣鄱戏曲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汤显祖采用海盐腔演出了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标志着海盐腔在江西的鼎盛阶段，而谭纶于此有首功。

郑之文，南城人，明中叶戏曲家，以塑造女性典型见长，有《旗亭记》等传奇三种传世，汤显祖为《旗亭记》题词称：“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是一部“南北交参，才情并越”的杰作。

第3篇：古代文化范文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无题》里的两句诗。大概意思是：当诗人沉醉在良辰美景的回忆时，远处传来一阵鼓声，诗人又该上朝了。正所谓有了工作日，便会存在假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假期的制度可谓自古有之，源远流长。

我国最早的假日记录是在晋代。陆云的《请吴王观书启》中记载：“孔子假期玩年，至于韦编三绝。”根据《汉书》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说官员工作了4天，到第5天就会放假，用来沐浴更衣。到了东汉，这个制度又有所放宽。据《史记・百万君传》所记：“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这里是说，官员工作4天，第5天除了可以沐浴更衣，还可以回家与亲人团圆。

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苏轼，每逢春节、寒食和冬至等长假，便会到处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河，以至于让世人领略到他的美文佳句。“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便是苏轼在调任杭州通判时游览吉祥寺所作的名句。

除了一般的假日，古代还有很多人性化的假日：如果官员突然有了急事，可以请“急假”。在晋代有了明文的规定：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到了后晋时期，家在外地的官员探亲时也会给路程假，朝廷也会对有功的官员给予“赏假”。

到了唐朝，如果父母住在三千里之外，每隔3年就会有30日的定省假（不含旅程）;如果在五百里之外的，每隔5年会有15天的定省假。除此之外，儿子在行冠礼（成年礼）时会有3天的假期;儿女在行婚礼时会有9天的假期;如果父母亲去世，文官则强制停职放假3年，武官则为100天;如果亲戚去世，则根据关系的远近来放不同的假期等等。这些唐朝的大部分的节假日，到了宋朝还在继续沿用着。

第4篇：古代文化范文

新进士借宴会抒发登科及第的喜悦之情，结纳同榜进士与官宦贵戚，获得饮食艺术的享受。筵席是宴会的核心，宴会是饮食与社交结合的一种形式。酒是用于庆贺的最佳饮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曹松在《及第敕下宴中献座主杜侍郎》的诗中说:“半夜笙歌教泥月，平明桃杏放烧春”［6］。“烧春”指的是烧春酒，剑南酒名为烧春，是经过加热处理过的酒。烧春酒产地为唐代剑南道的绵州，又称“烧香春”，酒质无色，清澈透明，芳香浓郁，酒味醇厚，余香悠长，属浓香型大曲酒。剑南有生春和烧春两种酒，唐代诗人李白曾在剑南“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进士宴会上的饮料与进士们的身价相当，体现出进士们的地位。酴糜酒，又作“酴醿酒”。这是唐代开发的品种，是用酒经酴糜花串香而成，酒度较高，多为宫廷用酒。据《辇下岁时记》记载:“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醿酒，即重酿酒也”［7］。唐宪宗曾赏赐宰相李绛酴糜酒。《旧唐书•李绛传》记载:“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遣使者赐酴醿酒”［8］。贾至《春思二首》诗云:“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醾”［9］。唐代，游牧民族把乳酪当作主食，内地民族将乳酪用作饮料和各种食品的制作。《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记载了樱桃宴，“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1］。乳酪樱桃在上层社会文化中，是进士及第的欢乐象征，樱桃调加乳酪，以增添果物的醇厚风味。《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记载:“赐银饼，馅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之所为也。”［1］这是用乳酪制作的面制点心。谢讽《食经》中记载了许多食品名称，有些品种使用了“乳”和“酥”等字样，比如“贴乳花面英”、“加乳腐”以及“添酥冷白寒具”等，乳酪是这些食品的重要原料。《新唐书•穆宁传》记载:“兄弟皆和粹，世以珍珠目之。赞少俗，然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云。”［10］“酪”、“酥”、“醍醐”、“乳腐”都是乳制品名称，被视为珍珠，用来比喻人品，说明当时乳酪属于较为高档的食品。

樱桃初下之时，正逢京城进士科考放榜之际，所有及第的进士都要聚集在一起，举行樱桃宴。《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记载:“新进士尤重樱桃宴，……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1］，乾符年间，新进士刘覃财力雄厚，买下了京城中所有的樱桃，让大家都来品尝。当时樱桃“山积铺席，”“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1］。可见当时人对樱桃的喜爱。樱桃一般“和以糖酪”食用，这是唐代的饮食习俗。乳酪樱桃，胡食与汉果的搭配，正是唐代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小小证明。《唐国史补》记载:“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5］。宗室后裔李直方仿贡士之目品第果实，将樱桃与进士比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樱桃在唐人饮食、果品结构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其在社会、礼仪层面上的价值。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樱桃除食用和入药外，也是供观赏的植物，“樱桃花参差，香雨红霏霏”［11］;也是公卿百僚相互馈赠的礼品，“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12］;也是皇帝赏赐臣下的“殊恩”，并且在国家礼仪中担任“荐新”(“尝新”)角色，“白玉窗前起草臣，樱桃初赤赐尝新”［13］;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进入文学的词汇，“花时人欲别，每日醉樱桃”［14］。闻喜宴有吃红绫饼的习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28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太官特作28饼餤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15］。红绫饼是唐代宫廷美食，因皇帝赐食，成为进士们夸耀的资本。元代诗人马祖常《贡院次曹子真尚书韵四首》云:“红绫饼啖出宫闱，赐宴恩荣玉殿西。白发词臣曾射策，榜名欣见武都泥”［16］。唐代对人才十分重视，这种对人才的重视不仅外在表现为对科举考试的重视，也表现为进士及第后给与他们应有的殊荣。“红绫饼”正是这种殊荣的象征。

2唐代进士宴会中的饮食文化

唐代进士宴会在中国宴会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因其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进士宴会体现了唐代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产生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科举习俗。唐代进士宴会的主体是唐代士人，唐代士人借酒席宴会宣泄才华，飞觥传觞之间，新诗佳词，叠口而出，行酒之令别创新篇。食与唐诗是融成一体的，一边享用美酒佳肴，一边吟诗作文，“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17］。唐代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相当一部分是与饮食有关的。唐代进士宴会名目不同，举办地点也不同，其所展现的饮食环境使进士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

2.1千姿百态的科举习俗

唐代进士及第后，在进士宴会中，皇帝赐“红绫饼”给新科进士，以示祝贺和鼓励，这就是所谓的“宴红绫”。红绫饼，又称为“红绫饼餤”，以红绫裹之，故名。在“红绫饼餤”中，“餤”指有馅的饼类。餤的特点是在造型和馅料上深下功夫，从而构成了外观诱人、含馅多样的一类面食。“宴红绫”这一与科举相关的习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出这个时代社会习俗的典型特点，同时也具有独特性。唐代宴饮风俗以及于此相关的饮食风俗十分发达。唐代社会各阶层大都热衷于举行宴会，因此名宴层出不穷，“曲江宴”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宴饮活动，“宴红绫”便是在一次曲江宴上进行的。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促成了这种与科举相关的习俗的形成和延续。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盛，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胡食盛行，饼类据说是由胡地引入的。正因为此，才得以“宴红绫”。这是一种有着深刻地历史文化内涵的习俗。杏园探花宴的主要内容是探花，后来科举进士第3名为“探花”，就是起源于这里。所谓探花就是在同科进士中选择年纪较轻的二人为两街探花使或探花郎，他们要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采摘像牡丹、芍药等名花。孟郊《登科后》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8］新进士探花宴最盛的是以采摘、观赏牡丹为主的牡丹宴。刘禹锡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19］唐代人爱牡丹已到痴迷的地步。牡丹艳秾绚丽，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士人建功立业、开张扬厉的精神。杏园探花赏春不限于新进士，唐代长安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之后，京城百姓倾城出动，乘车跨马，在园圃或郊野中设宴探春。“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20］探花的风尚一直留存到北宋初年，至神宗朝才被废弃。《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1］雁塔题名是新科进士荣耀非常之事，进士宴会于慈恩寺塔下，并即席题名于塔身，谓之“题名席”或称“题名会。”白居易在及第之后，踌躇满志，雁塔题名时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1］的诗句，得意自豪之色映于字里行间。新进士雁塔题名的习尚与唐代盛行的题名、题诗风气密切相关。进士借此希冀声名不朽，形成了雁塔题名的习俗。

2.2别开生面的席间娱乐

唐代士人在餐饮之际，开展了一系列的娱乐活动，通过这些娱乐活动来增加宴饮的愉快成分，充实宴饮聚会的内容。宴饮因为娱乐内容的加大而抬高规格，宴饮娱乐也随着宴饮活动的传播而流传，并深入到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次。月灯宴以月灯阁而得名，主要节目是打马球，时间是在清明前后，唐代新进士及第要赴月灯阁打马球庆贺。打马球又称“击鞠，”这是一种在唐代很风行、带有观赏性而竞技性极强的体育运动。马球的打法是:骑在马上，用一种“球仗”击球。唐代的马球球门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的，在木板上挖一圆洞，后面接一个球网。打马球有益于训练人的协调作战能力及骑术，已略具今日足球赛之雏形。蹴鞠是唐代寒食清明前后举国胜游的一项游艺活动，直至赵宋，蹴鞠之风更炽，成为百姓的日常娱乐。唐代进士宴会是文人雅士的宴集，自然新进士要饮酒赋诗，道喜唱和，留传下来一批诗作。诗歌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多有超过前人;在形式上已经从古体诗逐渐过渡到格律诗。这就意味着在饮酒赋诗中所要求的品德修养与文学素养越来越高。张籍《喜王起侍郎放榜》诗云:“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21］。写出了新进士扬眉吐气的情怀。翁承赞《擢探花使三首》中一首云:“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22］。尽显新进士文学才气。杨巨源《观打球有作》诗云:“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23］表现了唐代士人阳刚和青春的一面。曲江春宴，不论是聚会狂欢或离别伤情，新进士以赋诗自娱，吟诗作文以会友，悦情怡性，从而满足社交与交流感情的需要。唐代进士宴会中，场面最热烈的当推酒妓、艺妓以佐饮。这种佐饮是一种综合性的佐饮方式，既有歌舞、音乐，又有行令、赋诗，把宴饮气氛推向。韩偓有《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句云:“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从”［24］。从诗中看出，寄贺是长安的一位歌妓，亦可知杏园探花宴有歌妓佐饮。唐代进士宴会需音乐歌舞，由教坊选派助兴。“笙歌日日征教坊，倾国名倡尽佳丽”［25］。士人从中获得充分的娱乐，还要借助为自己扬名。士人的诗文若能被歌妓们四处传唱，自然会名声大振，的传唱是最好的传播方式。在政策比较开放，国际间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频繁的唐代，艺妓、酒妓佐饮日益得到推广。唐代的艺妓，除能歌善舞外，还会作诗，出现了著名的诗人，比如薛涛，她和当时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杜牧都有唱酬交往，艺妓佐饮在一定范围内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学活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与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典文学充满了灿烂的光泽。

2.3优雅的饮食环境

唐代新进士曲江游赏和关宴，多在曲江四岸的亭馆，有时也在租借来的大宅第或有名的苑囿，比如杏园和慈恩寺。曲江位于长安东南，本汉乐游苑，隋时营造京城，凿之为池。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即杏园、慈恩寺。自中宗神龙以来，为长安著名的游赏胜地。曲江最美的时候是春天，“紫蒲生湿岸，青鸭戏新波”［26］，这是阳和初动的早春;“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27］，这是生意盎然的暮春。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亳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8］。环境与美食结合在一起引起的极大审美愉悦，这种欢畅的景象记忆犹新。美好的饮食环境可以增进人的食欲，使人的审美情绪和感受达到较高的层次，促进人精神的欢娱。杏园在通善坊，位于曲江池西侧，与慈恩寺南北相望。“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酒是春风”［29］。白居易忆其进士及第的场景，仍难以忘怀杏园的美景。《秦中岁时记•探花》指出:“宴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使皆被罚。”［30］探花宴在杏园举办，翁承赞在《擢探花使三首》二首云:“今日始知春气味，长安虚过四年花”［28］。诗中描述了杏园花的美。“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22］。在沉醉中物我两忘，可知饮食环境对人的精神影响作用之大。宴会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除了食物给予人的刺激外，环境中的各种事物，如饮食器皿、摆设等，都会对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起一定程度的作用，从而使宴会增添一层客观的精神色彩。唐代进士宴会充分利用自然之美，选择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举行宴会，使进士身临其境，领略湖光的妩媚，沐浴草地的清新，欣赏丽人的秀美，令进士沉浸于欢乐祥和的气氛。

3结语

第5篇：古代文化范文

据考证，塔起源于印度，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最初的塔形状像坟墓，在方的平台上砌筑一座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做成各种形状的塔尖。这样的塔在古代印度梵语的译音叫“浮屠”，意思是埋葬佛的坟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文化在中国随之得到发展，并逐渐与中国的建筑体系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塔文化。

中国佛教徒多将浮屠视为佛塔，佛塔又称功德聚，所以造浮屠佛塔就被视为建功德的事。古代中国佛教的这种理念自然会使塔文化与陶瓷文化结合起来。陶瓷可以成为修建宝塔的材料，塔文化的风采可以在陶瓷器物上得以体现。

笔者在收藏古代陶瓷和研究陶瓷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许多体现佛教塔文化的陶瓷器物。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陶瓷上绘制佛塔纹饰，如唐代长沙窑彩绘瓷器上，就绘制了完整的佛塔图案(图1)。明清景德镇瓷器和地方窑口瓷器上，大幅表现自然景观的画面上也常有佛塔的形象(图2)。另一种是以佛塔为器形烧制的陶瓷器，如笔者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见的汉代酱红釉摇钱树塔形陶座(图3)；在南京博物院所见的清早期五彩西番莲、花草、鬼脸、“浮屠”瓷塔供器，几乎就是古代印度早期佛塔的缩影(图4)。

笔者在研究古代巴蜀陶瓷的过程中，发现在唐宋时期，以各种佛塔为母本烧制的佛塔型陶瓷器物不少，其中以西坝窑素胎、黑釉、褐釉、酱釉、青釉、黄釉、窑变釉等色釉的塔形谷仓罐最为突出。西坝窑塔形谷仓罐数量之庞大，造型之多样，堪称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图5－图9)西坝窑塔形谷仓罐是陪葬用的明器。这固然与当时死人众多有直接联系，但同时也说明佛教信徒众多，佛教文化在民间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6篇：古代文化范文

饮食进入文化的范畴，要从熟食开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自从学会用火之后，人类才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期，从而真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火促进了人类饮食习惯的重大变革，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礼记》在追溯人类与火的历史时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郑玄注：“炮，裹烧之也；燔，加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这里所说的炮、燔、烹、炙，是当时用火加工食物的四种方式，它们的不同特点大致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中得到反映。

“炮”字从火包声，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声音之外，还表示包裹的意义。郑玄注所说的“裹烧之”，也就是用泥巴包裹着食物放进火里去烧，这种加工食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叫花鸡”。关于叫花鸡，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江苏常熟有个叫花子，有一天很幸运讨了一只鸡，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来分享，便将整只鸡连毛用荷叶包裹好，再涂上泥巴伪装起来，胡乱塞入火堆里烧烤，等别的叫花子都不在时，他赶忙把鸡从火堆里扒出来，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惊喜地发现，烧鸡不仅通体金黄，而且味道异常香酥可口，还略带泥土的芬芳，堪称是鸡中极品，从此以后叫花鸡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实，从“炮”的字形以及《礼记》的记载来看，类似叫花鸡的做法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从“炙”的字形看，下面是火，上面是“肉”的变形，再结合郑玄所说的“贯之火上”，可以想见“炙”是将肉串起来，架在火上去烤，估计与现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过，当时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块，有时候也会把整只动物串起来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种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来没有下面的部件，只写作“亨”。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作。《说文》所解释的本义是把煮熟的食物献给鬼神。其字形有的说是像宗庙之形，有的说像盛满食物、上面加了盖儿的器具之形，但各种说法都离不开宗庙祭祀，由此可见熟食与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当时烹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单纯，当时除了要供给人们膳食之外，还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礼》有一种官职叫“亨人”，其职责就是在准备祭祀品的时候，专门负责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锅中水量的多少。《周礼》还有两种和做饭有关的职务，叫“内饔”和“外饔”，“饔”的意思就是熟食，内饔是掌管宫廷内王、后和世子们的伙食的，外饔是掌管祭祀时设计祭品的。亨人在内饔、外饔的工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是食物煮得好坏的关键。

其实，不仅“烹”、“亨”二字本来是一个字，还有享受的“享”，也与“烹”字属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为一形，后来才逐渐分化成三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字。煮食物的意义专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供奉给宗庙上的鬼神，诚意通达于鬼神，这样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闻到祭品的馨香，便欣然享用，这样便有了“享”字。直到现在，方言里还有将这几个字混用的情况，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区称用铁锅烧水为“享水”，用瓦罐把茶烧开叫“享茶”。通过“烹”、“享”、“亨”几个字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烹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饮食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烹”字现在与“饪”连用，构成一个双音词，泛指做饭做菜。但在古代汉语中“烹”、“饪”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而饪则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说文》：“饪，大熟也。从食，壬声。”《论语•乡党》：“失饪不食。”何晏注释说：失饪，“失生熟之节也”。也就是说，煮食物必须熟度刚好，既不能半生不熟，也不能过于熟烂，这样才符合礼仪的要求。特别是祭祀的时候，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标准，是绝对不能用作祭品的，否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烹”“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鼎，象也，以木翼火，烹饪也。”这里的“烹饪”虽然连用，但还没有成为一个双音词，其中“烹”表示煮的过程，“饪”表示煮的结果。“烹”、“饪”相连，构成了食物原料由生变熟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发展到烹煮的熟食法，再到讲究食物生熟度的进程。

“烹饪”是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饮食”则是对“烹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意义，既可以指吃的动作，又可以指吃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对象都可以叫食，最初食是专指主食，“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来的事。“食”字甲骨文作“”，一般认为像一个盛食物的器具，上面像器具的盖子，下面是盛食物的圆形器具。这种圆形的盛食器应该就是“簋”，因为其形象与“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粮等主食的器皿，圆形，上面有盖子，以便使食物保温。《说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这里以“方器”释簋是错误的，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凡自铭为“簋”的器物大多为圆形，因此应释为圆器。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说：“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具体来说，簋的形状很像大碗，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或木制，或陶制，或以青铜铸造。商代簋多无盖，无耳或两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较大发展，常带盖，有两耳或四耳，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簋作为食器已经不很流行，只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发现，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簋”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或，字形的左半边像簋中盛满饭食，右半边像手持匕匙、从簋中取食之形。《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可见簋是古人吃饭的主要用具。

对于“食”字的构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而上面的则像倒着的口，表示人张开大嘴趴在盛食器上来进食。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因为“簋”这种盛食器有时候直径可达几尺，需要借助勺、匙之类的器具辅助，直接用嘴趴到簋上进食是不方便的。

“食”古代经常与“饮”连用，表示吃喝的总称。《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郑玄笺：“渴则予之饮，饥则与之食。”可见，“饮”与“食”的分工是很明确的。“饮”甲骨文作，像人俯首吐舌、捧尊饮酒的形象。其中是人的身体，是酒坛子（即“酉”字），是倒过来的“舌”字。从字形来看，“饮”字的造字意图本来是专指饮酒的。到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中，“饮”字形体中的酒坛子没有了，而是变成了从水今声的。由最初从“酉”发展到后来从“水”，说明“饮”已经不仅仅指“饮酒”了。到了周代，“饮”还发展出与酒相对立的意义：酒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烈性酒，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饮料。例如，《周礼》就专门设有酒人和浆人两职，酒人掌管较为浓烈的酒，浆人则掌管所谓的“六饮”，包括水、浆（清酒）、醴（甜酒）等比酒淡薄的饮品。酒与饮的分称，说明当时酿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控制酒味的厚薄，并详细区分其等级了。

第7篇：古代文化范文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貲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第8篇：古代文化范文

汉唐文化历史悠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王朝西汉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朝，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盛世、开皇盛世、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上，散落着、蕴藏着丰厚历史文化宝藏，尤其是汉唐巅峰时代的文化研究将成为催生动漫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元素。三维动画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完善，为汉唐民俗文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日本的优秀动漫作品中，角色的服饰、言谈、生活习惯、道具以及另外动漫场景建筑中的比如如樱花、和服、木剑、神社、祭坛、神道教等，都在有效的传达着本土的文化，这些都逐渐演变成一种产业链条交织在一起，拉扯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得动漫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在民族文化运用方面，中国动漫不如日本动漫。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比，汉唐民俗文化元素中拥有更系统、更深厚的文化沉淀，理应在动画中得到充分运用。如汉唐的服饰、器乐、诗歌与舞蹈等，特点明显。汉代浑厚、宏大又不失活泼的汉代图案，热情奔放的盛唐服饰，以及庄严厚重的汉唐建筑，将这些特有元素穿插在国产动漫作品，能够再彰显中国文化的同时，又不会显得俗气老套。在技术实施方面，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汉唐文化能够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数字技术的特点在于能够完整的真实再现当时的一切细节。用三维动画的运动控制技术进行动作表情的捕捉，用渲染技术对表情、服饰等艺术元素进行真实自然的呈现;三维数码技术同样能通过建模渲染，生成虚拟场景，对千年前的古代建筑进行极其逼真的二度重建;对于汉唐民间戏剧、舞蹈、乐器等艺术形式，除了表演动作的数字化以外，还创造一种虚拟环境，利用数字合成技术将唱腔、动态、形式效果还原保存，甚至可虚拟复原汉唐民间艺术中所用的道具、服饰、剧场等。另外，要有针对性的创造出具有鲜明汉唐文化元素特色的数字动漫角色，可以说优秀的动漫明星形象的成功打造是衍生产品开发的关键。数字动漫艺术产业可以从汉唐民俗文化的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丰富数字动漫产业的表现内容的多样化，同时也可突出其在数字化领域中的新生命，让已经渐渐被人忘记的汉唐民俗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重生，从而形成一种数字动漫与汉唐民俗艺术的互利共生状态，共同发展进步。

二、打造融合汉唐文化的动漫产业模块信息平台

汉唐文化形态元素资源数字化的建设能为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创意思维和素材，如出版业、影视动漫业、建筑设计业，玩具制造业，网络游戏业、旅游业，服装业和餐饮业等等，由此将带动陕西相关创意产业的共同发展，实现整体产业收益。然而，动漫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点和运营机制，因此，要建立具有一定文化融合性的产业信息平台，要结合动漫产业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趋势，构建出全新的产业平台。汉唐民俗艺术要在数字动漫产业中完成新时代的传承，就要要扩充其受众平台，实现民俗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动画、漫画、游戏是动漫产业的发端和核心，这三大方向如同三大齿轮一样整体性地向前运转。汉唐文化在西安拥有宽广的开发空间，丰富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汉唐主题公园遍布，各国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都为衍生品的市场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所以在汉唐民族动漫产业衍生品的开发方面无需刻意准备，只要新的动漫形象和动漫展示内容开始陆续的展开并为大众所接受，原有的汉唐民俗民间工艺品则直接成为动漫衍生品的附加市场，动漫标签、动漫图案以及动漫形象都可以迅速的进入市场，通过传统民俗手工艺和动漫的结合，制作出更具特色的动漫衍生品。通过数字动漫产业与汉唐民俗元素现有市场的衔接，可以大大缩短汉唐新文化产业形成时间。而相对于国内目前正在起步阶段的动漫画而言，游戏产业市场反而更加完整，在我国，网络游戏已被经济评论家定义为21世纪越采越多的“魔力金矿”。我国的网游产业市场已逐渐成为新文化产业中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其具有互动性、自由行和主动性的特点也为汉唐文化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如今，“汉唐风”其实一直充斥着中国的网游市场，从网易的《梦幻西游》、腾讯的《QQ西游》、盛大的《星辰变》等，都有汉唐文化元素的影子，如今中国风类网游在中国MMORPG游戏领域独占鳌头，而汉唐风格系列游戏也跻身于中国风网游的首列。另外，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移动终端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手机、平板电脑和4G技术的逐渐成熟给国产网游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因此，汉唐文化与新媒体的对接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从手机游戏、终端产品到网络社区交互平台，都可以结合汉唐民俗文化建立成一个新的产业模块信息平台。

三、结语

第9篇：古代文化范文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