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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许多高校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简单停留在单纯组织开展的层次上,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只是被动接受;而由于缺乏统一部署,脱离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无法获得专业学习,也起不到服务地方的作用,无法与实践单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高校普遍未对社会实践进行经费投入,而艺术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由于需要相关原料、器材(美术类需要颜料等,而音乐类需要乐器等)的投入,经费往往较高,许多学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社会实践活动。
二、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实效性建议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完成相关制度保障
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2.建立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和团队 学校还应积极为社会实践搭建平台,联系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专门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体会到所学知识的实践价值,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热情,认识到艺术回归生活的价值,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加深对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团队的建设是保证活动实效性、长期性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学校和学院必须努力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师指导团队,这样才能在学生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形成文化氛围,实现稳定性、长期性。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用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来描述与解剖社会关系的结构、作用方式与文化样式。我们一般人对于社会习以为常而往往浑然不觉,生活在社会中却很少能明白、系统地理解社会,更谈不上把握能力。社会学就是为理解与把握社会提供帮助。社会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劳动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大众社会学等等。社会学不仅仅提供理论的框架,还提供大量的认识方法论。中国当前有相当影响的社会学家包括:李强、孙立平、周晓红、王思斌、周孝正、陆学艺、李沛林等。
我个人认为,社会学在中国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和美国这样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比,在现在的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社会学更有揭示问题与把握转型机会的价值;二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基本学科,为类似法律、管理、传播等领域的训练提供了基础的认识论工具;三是在动态程度与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社会,社会学为多个领域的人提供了改善行动水平的方法论支持。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大学不应该在本科就设法学、管理学、传播学这类学科,如果这些学科的学生上本科时学的是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研究生时再学那些应用性的学科,那么他们的基础理解能力与自觉创造能力绝对有很大的提升,而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早期学的是法学,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中国的法学跟社会的基础相距比较远,实证研究一直没有很好发展起来,立法与司法训练领域的形而上学与搬移效应最明显。而我自己的兴趣则比较接近法律社会学,所以即使在学法学的时候也一直看重社会调查。我还记得我早期公开发表的论文之一,就是《行政诉讼法》在重庆地区的实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报告。后来我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教授,在他老人家去世以后,继续在组织社会学权威王思斌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化水平有所提高。而我的专业调查研究工作本身也使我对社会学知识的学习与使用更为密集。在我担任耶鲁世界学者期间,我的学术导师是著名的耶鲁社会学教授戴博拉・戴维斯教授,我选的另一门课是社会学家施泰吾教授讲授的《现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属于文化社会学范畴。在我平时读的书中,大众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著作是最爱读的类别之。我也高兴地看到我所熟悉的不少同行朋友与客户朋友中,有不少也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同科人才。
关键词:社会学课程;改革;自主学习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61-02收稿日期:2016-04-22
基金项目:三亚学院2015年度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自主学习能力’与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syxyjy150302)。
作者简介:陈强(1971―),男,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
2015年春夏之交,三亚学院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出台了“小班授课”“缩减课时”“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组织学生讲课和讨论、批改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教学改革措施,并进行了试点。
三亚学院的教改举措针对的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老问题: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学生学习模式大体上还是“被动学习”,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薄弱。三亚学院此次教改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教师从“以灌输为主”向“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转变,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由此,三亚学院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有所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将跃上一个新台阶。
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于2005年在先生入室大弟子、知名社会学者沈关宝教授带领下成立,开设社会学等四个专业。十年来,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既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又强调训练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努力使学生成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应用型人才。十年校庆之际,三亚学院领导班子对学校的性质进行定位,将学校确定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的。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队伍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重新对社会学专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进行定位,将其确定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开阔的专业视野,能将社会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的专门人才。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其中,自主学习能力是首要的能力,因为学生只有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才能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明确自己需要培养的其他各种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需要改革社会学课程教学,改变原来的教学模式,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一、重新设置课程体系,明确课堂教学的目的
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目前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指导思想是以向学生传授社会学理论知识为主,兼顾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毕业论文写作能力。这个思路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国高校很多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思路都与此大同小异,可谓已经固化成为一个模式。
2015年9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校长林品章一行莅临三亚学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网络与资讯中心主任陈见生在讲座上介绍了该校根据台湾“教育部”的要求,建设课程地图的详细情况。他强调,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必须围绕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来展开,需要培养哪种能力,就开设哪门课程,开设的课程必须与需要培养的能力对应,这样的课程体系设置才是有的放矢的,才是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的,才是为提升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做准备的。台湾与大陆同源同根,不过,台湾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大陆更远一些,台湾的大学教育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笔者的一个考虑是:能否打破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导向,改为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与传授理论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兼顾培养学生的能力”。
既然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凸显出来,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到底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能力。笔者认为,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共十种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些能力将为学生学好专业、学会做人和做事、求职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应把课程体系设置与这些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把能力培养融入各门课程的设置中,分配好课程模块、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的比例,给学生充分锻炼各种能力的时间和机会。
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后,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不仅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要把学生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作为衡量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那么,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多么精彩、生动,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这堂课是失败的”。
二、小班授课,转变教师的角色
三亚学院推出的“小班授课”系列措施,可谓顺应了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小班授课针对的是大班授课的诸多弊端:师生互动交流不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不均等,教师难以兼顾每位学生的特殊情况(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无法“因材施教”。实行小班授课后,教师面对的学生数量少了,师生互动机会大大增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比较均等,教师比较容易照顾到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因材施教”。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第二个即为“缩减课时”。“缩减课时”的意思是减少教师课堂讲授的课时,但是,课程的总课时并没有改变。那么,节省出来的课时去哪了?原来,这些课时被用来安排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去图书馆查阅参考书和相关资料。“缩减课时”后,教师不再有“足够的时间”来讲授教材的理论知识了,这倒促使教师尽量精简要讲的内容,尽量地“提纲挈领”,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和核心观点。由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高高在上,其角色是灌输知识和“填鸭”,是主角(学生是配角)。现在,教师“走下神坛”,处于与学生平等的地位,其角色是在传播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与学生互动交流,组织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并做点评,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布置作业和课程论文并批改。这样,教师更像是与学生合作,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角,没有配角。
三、巧妙引导,转变学生的角色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实施,既需要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学生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生在教学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学生习惯于被教师牵着鼻子走,服从教师,学生被动地吸收、接纳教师灌输的知识。说句不好听的,学生就像是教学体系中的奴隶,因为他(她)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学生与老师不平等)。这样的教学体系与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星移斗转,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这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然要顺应民主的潮流,朝民主化方向发展,要给学生越来越多的自由,要使学生与老师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教育”。
其实,生活在当今时代,中国大学生早就浸在民主潮流中,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日益强烈。在大学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满足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希冀教师运用先进的、现代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大部分学生对于“小班授课”是能够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是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学生仍然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小班授课”教学改革比较排斥。这就需要学院领导、辅导员、专业主任和任课教师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通过讲座、辅导、谈心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明白“小班授课”教学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小班授课”教学改革将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体系和教学活动中的“主人”。何谓“主人”,学生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学生将自己制订学习计划,自主安排学习活动,以一个“主角”的身份,积极、热情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既能专心聆听教师的讲解,又能自由、平等地与教师和其他人互动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能上讲台讲课,过一把“教师瘾”,还能静静地在图书馆、资料室捧读参考书,收集资料,撰写课程论文,完成作业。
四、结语
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与界定一直是一个困难而讨论广泛的论题,各类辞书有很多表述,专家也各有论说,但归结起来对于民间艺术的主要观点是“民众间流传的艺术”,民间艺术是民众直接创造的艺术,如果所谓民间艺术不能在一定的地域(区),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并且有所传承,只在一个年龄段中或一个历史阶段里了结,那么严格意义上就不能称之真正的民间艺术。在《中国民间美术史》中的观点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把民间艺术和精英艺术之间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模式的文化,都是整合的机制,它可以把不同区域、民族、阶级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文化目的整合成为有新的特质的文化。①陈哲等人的观点则认为民族民间艺术中存在的“神、气、韵、写意、风骨、抒怀”等美学概念,民族民间艺术中保存的“粗、俗、野”的成分,民族民间艺术中融会贯通的乡风、乡音、乡情等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追求,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也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思想内涵。[2]学术界对民间艺术原生态的理解和定位是“原始状态的东西”、“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形式”;一些学者用更通俗标尺来认定,即“那种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曾学文认为,对于“原生态”的解读,应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事项本身“原始的生存的状态”,二是事物的背景“原始的生态环境”。无论强调前者还是后者,不外乎都以一个“原始”为出发点。
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无疑仍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生产,民间艺术史是一部民间的精神史,是民间精神、观念、明确意识和潜意识的传承,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精神产物,是不断“生长”的艺术形式,与“民间工艺”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而在《中国民间艺术论》认为,所谓“生长”的民间艺术,是指那些在民众的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4]相对具有权威的概念则来自于辞海,它认为“民间工艺”是指劳动人民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一种工艺美术品。[5]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目前也主要有两种,一方面从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美术学角度,这类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把握,对民间艺术的定性、定位、作用、意义的把握相对来讲要严谨一些,如张道一《论民艺》、潘鲁生《抢救民艺》、唐家路《民间艺术生态论》等,其他如张海霞《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等,从纵向和本体角度对民间艺术的研究角度进行把握。另一方面是对民间艺术具体的考证研究,大量通过对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和特点、如何进行保护、开发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一类研究主要对于实证考察和实地进行的分析、证据作为重点,事实充分,获得的基本上是第一手的资料,如单红龙《山西威风锣鼓研究》和《奄上坊》等是社会学和艺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案例。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定性和定量方法。定性研究的前提是实地调查,包括参与观察、直接观察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的“术语丛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现象学”,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实本身”成了定性研究的理论原则。定量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它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多少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6]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民间艺术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图表(表1)表示:表1社会学方法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关系在《奄上坊》中,研究方法的运用虽然不能简单地用这个图表来说明,但是通过这个图式我们可以更加简明扼要的来认识社会学方法与民间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认识《奄上坊》在整个研究的方法与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
二、文字、图像与实证
《奄上坊》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对该牌坊历史文献和实证研究,从一个故事入手,如民谣中说:“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奄上”[7]。并且对明清以来甚至从唐代《历代名画记》开始以来对牌坊及其装饰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该牌坊的相关文献也进行了研究,对《绪安丘新志》和《支谱》①进行细致的分析。牌坊作为一种民间纪念和标志性的建筑物,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方式与地域文化表达的方式,民间艺术的文本除了从传统民间艺术中进行必要的延续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符合大众审美需要的结构和风格的重构。民间艺术的文本建构和文本魅力的维护,是社会文化逻辑对自身做出的延伸性扩张,也是传统民间艺术自我瓦解、文化魅力和边界消解从而走向大众的过程和结果。这种结构“混杂性”是民间艺术文本与图像在结构和内容上是由多种艺术类型、不同文化现象、多样话语体系、异样文化层次共同积聚交融而成的。这也反映了豪泽尔的观点—当艺术反映人的理想和规范的时候,当它创造了新的习惯,道德和思想方式的时候,它对社会构成了规范和榜样。[8]文献的研究及文本、文字与实证方面从《奄上坊》的研究中看出从民间文化到民间艺术的延伸。《奄上坊》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对该牌坊的图像研究,图像不仅仅是对现在存在实物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图像视觉形象和图像本身表达的更多信息。这种对图像的研究,不仅仅有人工的性质,而且具有原生态的意义。原本意义上的“原生态”应该是指未经改变的、原封未动这样一种原初文化语境,它一旦被泛化应用之后,就成为一个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词,对它的想象和描述,只能在某种相对意义层面上,“原生态”才能显示出实质性参照意义和对比价值。
如在《奄上坊》中对绣球的描述如下:其一,在民间,绣球是爱情的信物;其二,常见雄师滚绣球,则寓意统一寰宇。对此解释通过《“绣球纹”考》作延伸的意义,绣球常常被解释为女性的符号,在横向和纵向连续组合的绣球锦中,又寓意为生命不断,子孙繁衍,因为与金钱纹样相似,又可能有引申为财富的象征。如果对民间艺术图像的研究仅仅限制于表面形象的解释,不能够和民间生活相联系,图像本身的解读则不能对具有传统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形式做出充分说明。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人们不是从个体自然本能愿望和普遍原则,而是以自身所处的现实经验环境来构建整个价值和认知体系的。[10]因此民间艺术图像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则更进一步。口述、文字与图像是《奄上坊》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社会学研究中田野调研法、直接观察法、系谱调研法、比较调研法、文献研究的综合体现,也体现了作为当代艺术、视觉文化、个案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表象繁复的讨论实则不外乎是两个维度的拓展:一是从被看者或艺术家的角度,如何从个体价值诉求转向公共问题;二是从观看者的角度,一方面如何站在社会公共的视角对艺术本身做出判断,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学理论、视角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它依然是艺术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学方法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介入和应用。[11]在新史学中交叉学科的介入,对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结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学方法在民间艺术研究过程中的应用问题,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民间艺术研究视野的扩展问题。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造型艺术、图案、纹样、风格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如果不能够和民间生活相联系,民间艺术也就成为无本之木,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也失去了本身的生命力,民间艺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是随着民众生活方式、审美方式而变化的。潘鲁生认为,对传统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让它永久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度上,也不意味着拼命挽留住一些与现代生活极其不协调的艺术或文化,也就是说,“保护”不仅是“保留”。
一、美术教师应该具有追求完美的教学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Attitudeiseverything.)”不仅是生活的规律,还是教育的规律。美术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美术教学,而非美术创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教师的教学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教师积极的教学态度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的过程。教学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一般有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教学的热情与投入。就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所散发的工作热情不是一时间的心血来潮,而是要变为生活需要,是自己终生倾注的事业。一个人能否认真地对待教育工作,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精神,处理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爱岗敬业,提高效率,不断地追求卓越,这是是否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的体现。一个对教学工作热心的教师,“能发现最不起眼的学生身上微不足道的萌芽状态因素,而机智肯定之,鼓励之,预防之,或消除之既能提高教师的教育机智,又能补过某些教育上的失误”[1]。教师的教学工作说到底是凭教师的责任感来完成的。教学工作是一种精神的奉献。一个教师只要有了甘于奉献的精神,就会有无私的投入。事实上,那种不愿意花时间备课、画范画、做课件、做教具的美术教师只是在应付教学,这种态度是对学生极不负责的表现。二是教学的严谨与治学。美术教师对教学内容应该达到精通、能讲、善画、会做,并能创造性地开展教学。这就要求美术教师具有严谨的治学作风,对教材不能似是而非,对知识不能一知半解,讲授知识更不能出错。在学生心目中,教师讲的一切知识都是对的或是真理,所以教师一旦出错,就将危害学生终身。教师若发现自己讲错,就要勇敢地向学生说明或更正,这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威信和尊严,反而会让学生更加尊敬你。
因此,教师不仅要作为一名称职的员工,更要作为一名理性的教育者,时刻爱护学生,尤其是在面对来自校内外的貌似“科学”或“先进”的种种诱惑和“胁迫”时,要牢记自己的教育良知。只有具备了这种追求完美教育的态度,教师才能以高尚的教育道德精神胜任教育教学工作。
二、美术教师应该具有拓展科研的能力
教育科学研究不只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事情,美术教师也应该具备初步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这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美术教育科研并非是画出几幅好作品入选高层次展览就可以替代的,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教的问题,只有懂得如何教,才能会教;只有懂得科研,才能研究教育的规律和教育的发展[2],也才能真正促进美术教育的进步。美术教师应具备的教育科研能力主要包括:收集与利用教学资料与信息的能力,开展教学实验、教学改革的能力,承担美术教学研究课题的能力,美术创作的能力和编写教材和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一)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3],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二)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美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就必须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他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此,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三、美术教师应该做到呼唤教育生活的和谐
人类之所以伟大,在于只有人类能够组成社群,这使人超越了自然性而形成了社会性的本质。具备这一本质后,人已经无法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自然性的衰退使个人简直无法孤独。尤其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人一方面发展了独具个性的才能,另一方面对他人的依赖性日益增加,以至于人类社会强大到足以改造自然,而作为个体的人却在生存的高压中显得无比渺小。因此,绝对的自私如今简直是不可能的,当今以合作为基础的教育生活亦是如此。这就要求教师善待学生、善待家长、善待同事和善待领导。在这些方面,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当代教师角色的重大改变。健康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教师的职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创造、建构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使学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验到平等、自由、尊严、信任、理解、宽容、友情,同时受到激励、鞭策、鼓舞、感化、指导和建议,形成积极丰富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只有教师力行和谐教育生活的准则,学生才不会是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被善待的顾客;家长是消费者,他们的权利应该获得充分的尊重和满足;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而是让教育生活更富有理性。否则,个体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必然会产生冲突,从而痛楚一生。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入手,从视觉美学的角度总览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从而解决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设计的关系。
人体感知是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代设计的主要内容仍是视觉艺术,相对而言,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理论思想首当其冲是美学思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博大精深,其中当然也蕴含着深厚的美学思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思想杂蹂一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美学思想。所谓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只是后人的总结和发展。而对于西方设计思想而言,自产业革命后便逐步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设计体系和完备的设计理论。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一直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等问题,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总结出适合中国的设计形式和前进方向的重要内容。而借鉴西方设计思想与完备的设计理论,并比较其特征的关联性,是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的美学思想主要基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其后又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产生了楚骚美学和禅学的美学思想。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做以简要阐述。
中国的传统美学主要基于先秦的美学思想。而先秦的美学又尤指儒、道。此时的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己经形成。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主要倾向于社会学领域,对于美学的研究没有专门系统的著作。但也正是从这些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完备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孔子的美学主张建立在他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所谓“仁学”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又要求人的审美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所谓“道”和“德”。“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八情》),都体现了这种观点。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问题,即“质”和“文”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有文无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同样的有质无文也是不正确的,而应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在子贡批驳棘子城“君子质而己矣,何以文为”的思想中可见一斑。
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这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道”的重要概念。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老、庄,在其著作中把自然与自由的境界视为审美的最高层次。《庄子。缮性》中就提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正体现了道家的基本美学观。体现在具体的审美标准中,就是把所谓朴素、无为、澹然无极作为审美的至高境界。
其后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各自在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儒、道两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身的美学思想。简言之,楚骚美学以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其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上的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禅宗的美学思想兴起于中唐时期。在继承儒、道及楚骚美学思想的同时,其最大贡献即是将美的产生归为“物与心”的统一之中。这在世界美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
二、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形成过程
所谓西方现代设计思想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空前提高,其巨大生产力使得设计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享用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受众数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以往精致美观的手工艺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成为相对粗糙、简陋的机器产品。根本矛盾是艺术与技术的不同步产生的矛盾。受众的审美发生混乱和与现实的不协调。以威廉·莫里(William Morris)斯等人为首的进步艺术家领导了新艺术运动,提出了从纯艺术到物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仅仅是现代设计运动的第一步。工艺美术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工业化大生产同大众审美之间的矛盾。其后又经历了弗兰克赖特、泽姆佩尔等人的设计思想和实践、德意志制造联盟直至包豪斯设计学校等一系列设计理论与实践活动,但这些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设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现代设计。直至国际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等设计思潮的发展和完善,使现代设计理论逐步完善,加之设计师的设计实践活动,才逐渐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三、二者比较分析
首先,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在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但主要可归纳为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产生发展的;西方设计思想的基于科技水平的提升而应运而生。中国的美学思想产生之时正值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儒家思想虽产生于春秋时期,但其仍根基于周代的思想理论)。这时,新的社会形态已经产生,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存在。这也是产生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文化的基础。这使得人们在肯定了阶级、等级等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而源自西方的现代设计的产生则是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其根基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从而导致的受众审美倾向的混乱和偏差。其根本目的是使受众的审美与大工业的背景相符合。这是二者产生条件的本质不同。
论文摘 要: 应用型中文专业承担着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创新性人才的任务。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与改革需要适应应用型中文专业的办学特点,将课堂内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课堂外的审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致力于建设包括网络教学在内的多类型教学平台。使学生既能够系统地掌握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能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最终培养出技能与素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开设相关中文专业课程,如何发挥学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其课程的建设和改革都成为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也要适应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文专业的办学特点,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与创新性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在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动地观察和获取知识及独立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学过程中要训练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突出“应用性”。这些都要求美学课程在实践性上做出调整与改革,从而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产、生活条件、环境生态及精神文化产品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审美活动及审美趣味也日益呈现出开放化、多元化的趋势。对于美学课程而言,其实践教学的提出与现实生活及美学学科发展的趋势相符合。美学研究由传统的哲学美学向实用美学和与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转变,为美学的实践教学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如旅游美学、科技美学、生态美学等交叉学科都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性。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相关实践应用知识,方能体现美学学科发展的新走向。
美学课的教学方法与过程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张玉能教授的“反思—实践式教学模式”要求对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能够结合审美对象包括艺术作品的实践过程进行内在的体验和深入的思考。从而在“问题—反思—运用—解决问题—理解原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应用的能力和水平。[1]而英国波兰尼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概念为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 他认为,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知识;而默会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又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为的知识。默会知识需要各个人在自己参与的相关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取。[2]在美学课的教学过程中,对于许多“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审美体验只有通过亲身参与才能获得。
二、美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具体办法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体现在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以及课外实践等主要的教学阶段中,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应用能力,最终改善教学效果。
1.预习阶段
在每次上课前,教师可先布置一定的预习内容来体现实践性教学。如要求学生阅读欣赏与讲授内容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使他们在阅读实践中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重视学生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获得的原初感受。在上课时,可以让他们来谈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教师可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评价,这些都可以锻炼学生独立分析作品的能力。
另外关于一些理论问题,例如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也可以要求学生在上课前搜集、查阅关于“美是什么”的专家观点,并适当地做出自己的评价。这些做法不仅可以锻炼学生在文献搜集和研读方面的初步科研能力,而且能够让学生针对某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分析评价它们的合理性和片面性。
上课之前还可以适当布置一定的写作任务,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课堂上再进行交流讨论。比如关于形式美的主要规律问题,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和阅读经验做好整理总结,课上相互之间讨论、比较,看看自己有哪些独到的看法,又有哪些地方忽略了。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把自己的审美感受体验与别人的及教学大纲上知识点进行比较、印证,拓宽了思路,也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实践性教学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培养学生在做中学的良好学习习惯。
2.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考虑到美学课程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结合生活现象和实际问题来进行分析和思考,不空谈理论。譬如在学习“现实美”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争论,并联系当下社会中人们对衣食住行等方面普遍地提高质量和审美的要求来展开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快地把课堂学习和自己的平常生活结合起来。课堂内容中也补充了大量新鲜、生动的现实材料,不仅使学生有了较高的学习热情,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还可引导学生的审美趣味,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再如在讲授艺术门类的美学特征时,可让学生观看欣赏相关艺术作品的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并总结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课上可以组织讨论,从而锻炼学生的欣赏能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课堂教学中还需要考虑到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美学中关于审美趣味、审美风尚、民俗风情这些问题的研究就离不开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史、风俗史的研究成果。教学过程中要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吸收、应用到美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来。比如经验描述和心理分析的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语言学和文化学的方法等,与此同时,还可将美学理论、知识,研究分析的方法等应用到其他学科中,以“美学的思维”来审视、思考其他学科的建设。如近几年新兴的一些应用美学学科,如生态美学、身体美学、技术美学等分支学科,都是美学实践性特点的具体体现。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上,学校针对不同的专业开设美学交叉课程,例如,针对广告专业可以开设广告美学或媒介美学,针对秘书专业开设秘书美学等交叉课程,这些都可以使美学课程的教学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较好地结合起来。
美学课程的教学还通过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来改善教学效果。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直观、生动的图片与声音信息和各种视频片段,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的气氛,能够让学生在一个比较鲜活的情境氛围中领会掌握相关的教学内容。另外教师还在学校的相关网站上开设了基于网络进行教学的平台。教学网站上建立了内容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的大纲、翔实的授课教案和课件,以及本课程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参考选题,等等。教学当中涉及的各种参考资料,如各类别的艺术作品、相关学科的研究论著,网站上都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或者链接的网址,学生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资源查找资料。还提供了网络平台给学生自由讨论、发表意见,完成作业,帮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过程中来,实践应用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3.课后阶段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在课后阶段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深化,开展一定的课外审美实践活动尤为必要。可以安排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户外审美教育活动,如欣赏一些自然风景或人文景观,或对公共环境艺术、建筑雕塑或广告设计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引导学生关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当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和讨论;还可以指导组织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如美学名著读书会、影视鉴赏沙龙、书画艺术协会、音乐协会、旅游美学协会、科技美学协会等;组织学生参观艺术展、博物馆,指导美学科研活动,邀请美学专家前来讲学等。这些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对诸如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态美学等一些学术研究前沿问题的理解也变得容易,美学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愈加显著。
关于美学课程考查方式,教师也可以灵活多变,比如读书笔记、艺术评论、调研报告及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等采用多种形式来训练学生的观察研究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这些做法也是服务于应用型中文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特色和优势。
由此可见,美学课程中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落实体现于整个美学教学过程的过程当中。把预习、课堂、课后三者配合起来;把课堂内的审美实践活动和课堂外的审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课程教学资源、实践活动资源乃至自然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方能建构具有特色的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系统,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适应了应用型高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但也不能忽视美学课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人格塑造和培养方面的积极意义。美学课程在提高学生的诸项能力的同时,还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仅是知识丰富的人,更应是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的人。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也曾说:“精神科学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如何在纷繁的社会现象中,坚守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就更加离不开审美的教育,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审美观。
所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注重对受教者进行能力的训练,而且注重人文素养的熏陶,尤其是素养提升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就需要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美学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与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的方向相一致。其改革的方向是形成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内容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和工作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使其应用能力和人文素养都能够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