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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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典文学范文
一、 电影版《西游记》的改编特征
伴随着电影拍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经典的改编版本也由最初的无声、黑白式的胶片版，逐步发展为融合特技效果、立体声响、斑斓色彩的数码版，以及更具体验感的三维立体版。其改编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单从“四大名著”的电影改编来看，20世纪以来其改编成果颇丰，其中，《西游记》更被称为“史上最强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据统计，1926年至2012年间，《西游记》的影视、动画改编作品有80余部，2012年至今也在推出新的改编版本，包括《西游降魔篇》（2013年）、《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等。
在众多依据《西游记》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电影技术的变革，还能看到电影改编对文学经典态度的变化。早期作品如1966至1975年间由香港邵氏公司改编的版本，《西游记》《铁扇公主》《盘丝洞》《女儿国》《红孩儿》，人物、情节、主旨等方面都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演绎而来，而从1994-1995年间拍摄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到近年来的一系列版本都是以戏仿、“恶搞”的方式解构与消解经典。经典在电影中不再是典范的、权威的文本，改编也不是在经典文本基础上的演绎，而是一个借经典外壳而做的新文章。
在大话、戏仿经典的电影中，《西游记》因其本身的娱乐性、通俗性和神魔性特质也最易被改编者接受，因此在众多改编版本中《西游记》的改编最具代表性，这些恶搞、戏仿的改编版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娱乐化。大众文化时代下的改编不再将经典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典范，经典人物在镜头里走下了神坛，走向了“非经典”。文本也不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1]的确，经典的价值在一些电影改编版中早已不再具有导向意义，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为电影提供资源和文本的客体，一个不需要去深入挖掘的客体。《大话西游》中，《西游记》只是起到一个线索的作用，一个只要听到名字就能联想到人物角色的作用，电影在情节和主旨上完全另起炉灶。在时空来回穿梭中蜘蛛精、白骨精、牛魔王齐上映，孙悟空转世的至尊宝与白骨精转世的紫霞仙子上演了一场前世今生的爱恋，唐僧也变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人物。这一类型的电影改编以篡改人物、拼接剧情的方式，在一派热闹中娱乐了经典，也在追求感官刺激的中颠覆和消解了经典建立的话语权。
（二）浅表化。经典是厚重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中蕴涵了无尽的阐释空间，其人物与情节都有丰富的内涵。经典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经历了千百年来的考验而来到我们身边。当代的大话类的电影改编则不同，它们更关注当下的、直观的内容，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现在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在前视觉时代，语言是文学作品得以建构的基础，表达约定俗成的概念，也表达人类丰富的思想情感，当语言文化转变为视觉文化，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与意象都变为固定的、直观的表意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使经典更简单直接的表现在读者面前，但隐含在经典深处的意蕴便难以被挖掘出来。《西游记》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它也是一部较为特殊的著作，它以神魔为寓意，并在嬉笑怒骂中讲述真理。一系列大话作品为迎合消费者心理，以一种简单直白的处理方式去改编经典，这样的方式也就难以传递出西游故事背后的真谛。
（三）速食化。文学作品或因情感宣泄而来，或因载道之用，它们无不是作者仔细推敲、字斟句酌的结晶，后又经历代接受不断传播而来，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仅《红楼梦》便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初步成稿。与前消费时代的慢产出、高质量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数目繁多，这与很多作者草率成书、借经典而宣扬自身的做法不无关系，它们以经典为依托，其目的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追求短线回报，这样的作品即便当时能获得追捧，也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电影。
二、 电影改编背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电影中经典被消费的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而是世界范围的。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是对《雨中曲》的蚍拢它如《约会电影》《恐怖电影》等影片中也有很多经典片段杂烩在其中。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深度意蕴就是在这种大话、戏仿的过程中被不断解构的。
经典被消费，究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是针对现代主义而言的，其所有特征都以“反”传统、“反”现实的方式出现，后现代主义强调反文化、反传统、反权威，是对原来建立的话语权的一种颠覆与解构，进而以后现代的方式重构的一种新的话语方式。说其解构，是因为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它坚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认为创作本身应该是无主题、无形象、无情节的，既有的逻辑性、连贯性、完整性都可以被打破，传统的权威、原则与深度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解构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种话语权。后现代主义所建立的体系中，提倡抛却制约，追求自由、无限制的创作，推崇多种方式混搭、拼接的创作手法，以反讽的方式嘲弄、戏仿经典。在重构的所有特质中，后现代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强调内在性，它专注于自身的愉悦之中，在感官刺激中寻求，不再渴望对真善美的挖掘，也不再关注对终极价值的追寻。
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产生之日起在西方便产生强烈反响，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广泛交流，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很多国家传播，从空间上看，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世界性的。大话、戏仿的电影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的，这类电影作品所具有的娱乐性、浅表性及速食性特征无不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这类影片在挑战传统之后构建的以无原则、无方向、无标准、无秩序为主话语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艺术应有的底线，使高雅与低俗混同，也使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情感缺失中失去了信仰。
诚然，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也有一定进步意义，正如美国后现论家伊哈布・哈桑所言：“后现代主义的学说锤炼了我们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别，使我们更能包括诸多无常规、无标准的宇宙事物。”[3]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思维的模式，后现代视域下惯常思维被打破，人们可以从多角度、多空间去考察事物，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对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进步。但若一味讲求照搬照抄，也会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精华的同时将其思想中的糟粕一同继承过来，在娱乐经典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三、 经典与电影改编的未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带来的问题，伊哈布・哈桑也曾坦言：“我不知如何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4]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深远的当下，在电影发展的历程中，或许让我们精神沙漠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的方式，应当从电影人与观众的身上去追寻。
其一，作为电影人，应始终保持“二心”，即敬畏心与责任心。所谓敬畏心，是电影人面对经典时应有的态度。电影人对经典的敬畏心，还应该从电影改编如何对待传统经典说起，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能够解决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困境的新方法。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经典在电影人心中是可以随意恶搞、任意戏弄的文本，经典也早已成为被颠覆的靶子，在如此境遇下产生的改编作品，也难登经典电影的大雅之堂。以敬畏之心对待经典，并非指改编要完全忠实原著，依据原著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的改编，同样不会创作出优秀的电影作品。好的改编，应该是既忠实于原著而又不愚忠、既改编原著而又不乱改，这就需要电影人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将语言文字掰开揉碎成很多未加工的元素，用电影的技术，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将这些元素融合成一部内涵丰富、极具艺术魅力的值得观众一看再看的影视作品。
所谓责任心，是指电影人应具有传承经典的责任意识。电影的l展离不开经典的滋养，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叙事方式等方面，经典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相应地，在视觉化时代中，经典的传播也离不开电影，经典中蕴涵的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乃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需要电影人以更开阔的胸怀去感受经典，进而成为连接经典与现代读者的桥梁，改编出符合当代社会价值理念、适合接受者心理的优质影片。优秀的电影人，所改编的作品一定是符合而非迎合接受者心理，因为电影的品质与品格绝不会在迎合中体现出来，不论影视拍摄技术如何更新，电影人心中对经典的责任应该是永恒的。
其二，作为观众，也应始终保持“二心”，即警惕心与好奇心。消费浪潮推动下出现的这些恶搞、大话类影片，其产生不仅有电影人的因素也有很多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对此，不能一味的苛责电影人。但作为观众，面对这一类型的影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吸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优质影片的同时，对待那些娱乐性、浅表性、速食性强的影片应保持理性态度。经典是经历千百年累积和考验而来，虽暂时处于一种尴尬局面，但经典不会轻易被历史所淘汰。因为“恶搞”版《西游记》“对原著的消解、颠覆作用只发生在大众消费的娱乐层面上，对作品的哲理、宗教、社会文化等广袤、深邃的思想蕴藉基本没有涉及，也即没有指向作品文化精神的硬核。”[5]但由于很多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缺乏辨别能力，影视传媒影响下很容易迷失方向，对此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心理。
在对大话、戏仿类电影作品保持警惕心的同时，也应对经典保持好奇心。消费时代下，经典被解构、消解的浪潮，或许难以阻挡，但我们却可乘势而为，在冷静对待影片的同时以一颗好奇心去看待被解构和嘲弄的经典，去探索影片到底解构了经典哪些成分，磨平了经典哪些内涵。
电影的发展需要经典的滋养，而经典在现代的传播同样需要电影的帮助，即便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当下，电影与经典的天然关联也没有消失，电影可以通过变革技术、传递思想来拯救处于尴尬地位的经典，经典也可以给电影的发展送去精神的养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影与经典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1.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45.
[3]（美）伊哈布・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M].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83：27.
第2篇：经典文学范文
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是质性研究之一种。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也被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定质研究”,在我国人类学界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学界通常被称为“定性研究”。质性研究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和本土化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叙事探究译介进入我国,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叙事探究在西方目前主要被运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叙事探究与我们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思想方法如下:第一,世界始终处在变化中,因此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手段、所属学科环境等都在变。由此研究结果具有暂时性和等待刷新性。第二,人类具有叙述本能,每一次研究都意味着研究者叙述自己的经验,经验只能在叙事中得到表述,因此以叙事探究方式表述经验是人本性的实现。第三,叙事探究强调研究须从经验出发,反对形式主义和化约主义。这里的“形式主义”,不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叙事探究所谓“形式主义”是指从理论出发来研究对象,“叙事探究者倾向于从作为经历和讲述故事表达的经验开始”。叙事探究反对化约主义,其含义是指反对采用大一统研究方法简单地面对对象,提倡方法的针对性。这些思想引入文学经典研究会产生哪些新的眼界和理解?
第一,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
叙事是人类的本能。以叙事性文学经典为例,这类文学经典本来就凭借艺术想象,虚构一个世界,传达某种人生经验,其形式依托于语言编制一套符号体系。读者解码后转换生成自己心里的影像世界,文学经典的意义才得到实现。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读者给自己讲故事。因此,整个中西方叙事文学史可看作是人类叙事本能不断臻于实现的过程。西方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开始到中世纪传奇再到近代的小说,中国从先秦寓言到魏晋南北朝小说,再到唐宋传奇和话本拟话本,以及明清蔚为大观的小说,散落在各个时段的文人们何以乐此不疲地书写?皆源于他们要叙事,读者们要给自己叙事。现在,叙事探究思想又一次启示我们,人们的经验只能在叙事中得到表达和记录,人们的经验始终处于更新之中,叙事的需求就持续地存在。文学理论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罗兰・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结尾处说:“总之,关于叙事作品的发生史,我们无意超出假设的范围,但,认为儿童在同一时刻(三岁)左右‘创造’句子、叙事和俄狄浦斯,可能是意味深长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除了叙事学家从人类学角度表述过叙述之外,神学理论家也表达过相似思想。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确实,彼此倾诉了,叙说了,感到愉快和安慰,这就是叙事的人类学意义。叙事者彼此确认共同的感情和见解,修补有些缝隙的感情裂痕……叙事类文学经典作品,其独创性总是大于继承性,记录了人类以往的叙事,由于文学经典的独创性总是大于继承性,因此,文学经典所叙述的内容含有较多新鲜的人生经验,客观上起到了避开权力形成和压制,并通过叙述新经验,反思和抵抗现有的知识。
那么,如何解释当前人们冷落纸媒的文学经典,热衷于阅读图像的趋势呢?这就需要从人类学大视野来理解了。所谓人类学大视野是指超出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限定,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看待文学经典。不妨作如下理解:第一,人们始终都需要文学性,无论哪种文体,哪种媒体,只要其中叙述出了别致独到的人生经验,语言优美,言外有意,话里有话,能够引发读者或观者激动和想象,即其中含有较高程度的文学性,人们就需要,这个规律是作为纸媒文学经典的人性基础的一个旁证。第二,人们阅读文学经典与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和余暇时间等因素成正比,随着社会进步这诸般因素将不断提高,因此,从时间的大视野看,文学经典必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新阅读的兴致。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人类的叙事本能决定文学经典研究是永无完结的历时性过程。
现象学家英加登认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有两种:“以审美态度完成的阅读”和“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具体化不再是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而是成为读者的活动,尤其是他的意识活动的主要对象”。“以审美态度完成的阅读”,在审美经验过程中体会到审美价值;“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则是为探寻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价值在英加登看来是中性的。因为一般读者的审美经验不断变化,他们所获得的审美价值也在不断延伸。英加登所说的审美价值延伸符合叙事探究思想方法,而英加登所说的中性的艺术价值,却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谁描述和表达的艺术价值是标准中性的?现在我们引入叙事探究思想方法,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探究不过是研究者的经验,具有人类的叙事性。具有叙事性,逻辑上就具有了反复表达经验的合理性,中性的艺术价值探究自然存在于过程中。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在各种读者审美经验中形成,不断地延伸,与研究中叙事性地表达对于艺术价值的经验相辅相成。
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人们精神和心理需求有所差异,审美价值在人们阅读中的延伸将有哪些侧重面?其中有怎样的规律?将提示我们侧重开掘哪些文学经典?叙事探究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将会得出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哪些体认?对于文学理论基本知识生产将有哪些意义?以此为视野,诸多因重写文学史而被重新发现的文学经典作品,种种研究成果,就在人类叙事本能的视野中得到理解,自然展现出各自的价值。人们不断地阅读文学经典,更新其体会,审美价值得到持续性地丰富和积累;研究者对文学经典的经验不断更新,文学经典的研究也将永远存在。
第3篇：经典文学范文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仿佛一夜之间，曾经的北宋王朝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易安晶莹的泪水。此时的易安，不再是那个低头嗅青梅，见到赵明诚一脸绯红的丫头，不再是坐在轿中身披嫁衣的幸福新娘，不再是那个彻夜品茗吟诗依偎在夫君肩头的小女人，生活的磨难，背井离乡的痛苦，磨去了她与生俱来的生活情调，昔日的踏雪寻梅，早已蜕变为“踏雪无心情”。当生活掠夺了她那连火车也载不完的幸福之后，她选择了文字，“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就在这样的忧愁中，这位旷世才女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于是，这枝乱世中的女儿花便成为婉约派的一代词宗。
当烽火台上的狼烟冒着苍白的火焰，天下便归属了赵匡胤，那位南唐的后主便不再拥有他的“三千里地山河”。屈辱的投降过后，他的人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正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的无奈，不曾有人体验，他的惆怅，更不曾有人理解，上天给了他孩子般清澈的心灵，附加的便是世间无尽的苦难。隐居深宫的他，不再妄想夺回他雕栏玉砌的宫殿，整日与孤寂为伴的他注定义无反顾地投奔文字。凭借优雅易懂的文风，不知不觉中，他的诗词便妇孺皆知了。
随着胸膛的鲜血喷涌而出，她倒下了，留下的是闪着寒光的沾血的利剑，一刹那，他的心便碎了。虞姬的自刎，使这位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西楚霸王，像失水的蒿草一样跪倒在地。他，尝尽了人间的无助，面对汉军的围攻，和江东父老的离去，失去最心爱的女人……他决绝地骑马沉江，任凭统一天下的梦想在风中飘散。项羽，这位乱世的悲情英雄，当生活的剪刀剪去他的挚爱，便在没有谩骂的尘世中成就了悲情英雄。
第4篇：经典文学范文
摘要： 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而不重视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教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这样则能摆脱目前的教学困境，使教师愿意讲，学生喜欢学，既可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亦可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嚼出“原典”的滋味来。经典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凝结，“回归经典”为旨趣的教学改革，就不能不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经典进行必要的选择。
中图分类号： G642.0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26506
2006年，我去台湾辅仁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国学的国际会议。当时也有一些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学习。我询问他们与台湾学生交往过程中，大陆学生有何优势和劣势。他们回答说：要是谈宏观问题，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要是谈具体的某篇文学文本问题，甚至到其中的字词的解释，我们就往往无法跟他们对话，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阅读过这些原著或阅读得不够细致或读过而忘记了。
我后来常想这次与学生的对话，思考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
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
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
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 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2. 历史性。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为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写的，其后又经过长时期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为后代一再阅读与研究的，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儒家孔子《论语》之后所形成的所谓儒术，汉儒重实证，是第一期；宋儒崇理，是第二期；清儒，即所谓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的遗产，也是重考证，是第三期；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重视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是第四期。这四期儒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衔接性的知识谱系，具有历史的深厚性。还有所谓“龙学”、“红学”等都是如此。
3. 深刻性。原典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往往是整体的把握和局部提示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说的话，孔子似乎在两千多年前，就站在历史的转弯处，说着这些箴言，等候着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以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主义。关于“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说，在“物色”篇提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他说的话绝对不比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差。
第5篇：经典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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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艳芳：《大众文化非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文化学维度》，载《理论月刊》2016年第4期.
[6]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蒋颖：《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再研究》，载《求是学刊》2015年第1期.
[8]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 贺绍俊：《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现象》，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10] 陈涵平：《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关系与历史语境――兼谈〈埃伦诗集〉经典化的可能性》，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1期.
[11] 胡铁生：《文学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来袭》，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5日.
[12] 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 Emory Elliott.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 张进、缪菁：《文学“后批评”论》，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5] J. 哈尔・福斯特：《后批评》，费婷译， 载《东方艺术》2013年第9期.
[16] 莫言：《莫言作品》（珍藏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1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 Nobel Prize Org. Alfred Nobel’s Will. .
[26] 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第6篇：经典文学范文
没有人怀疑文学经典的艺术价值与思想魅力，但在当今拜金主义盛行、价值信仰迷失、人们纷纷攘攘都去追金逐利、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中国社会，阅读文学经典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这种状况也十分明显，值得认真对待和反思。当今时代，追求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已经渐渐侵蚀人们的灵魂，但文学却不具备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所以中文专业招生数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中文专业在校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明显缺乏动力。鉴于此，引导在校大学生加强经典阅读，成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史教学的关键所在，这就意味着，每一位大学的文学课老师，都必须坚持将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作为文学史授课的主要任务。本文拟就阅读经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关系试作讨论。
在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作家作品显然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具体到文学史的课堂教学，如何指导学生在无限的文学史作品中，选择有限的经典性代表性作品进行阅读和把握，对于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而言，是一个十分迫切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提出，“现代文学史”的上限与“当代文学史”下限上伸下衍，涉及到的作品数量也随之加大，但在现有高校教学体制下，随着课程无限扩张，对每一门课程都制订明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教学时数也作出严格限定，鉴于此，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教师让学生既能接受文学史完整的知识系统，又能达成培养人文精神与文学审美能力的教学目标，这样，如何裁剪文学史内容，切实处理好作品分析与文学史讲授的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实践始终在推进，但从教者不论使用何种叙述范式的文学史教材，如何处理史的讲授与作品的讲读之间的关系，在规定的教学时数内把握好二者之间的比例与深度，都是让讲授者很纠结的问题。但在文学史讲授上注重文学审美赏析能力培养这一点上，无疑获得几乎所有人的共识。那么，如何讲授文学史，如何指导学生让他们有兴趣与热情去广泛阅读作品，成为文学史教学的一个症结。论者认为，在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者应帮助学生充分理解经典的内涵与价值，引导他们主动阅读经典作品，这应是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核心要素。历来研究文学史教学的学者都格外强调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舍弃文学史的讲授而将文学史课变成纯粹的作家作品赏析。任何经典作家与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必须要将其放在文学史整个参照系统下来审视其经典性价值及意义，如此才能让其成为有源之水。可见，文学史的传授也相当重要，而要解决好文学史叙述与文学作品阅读关系，可以对文学史部分适当简化，让学生以教材的学习为主，教师在绪论中将文学史的几个板块，按文学史线索勾勒梳理出来，将重要的文学社团、流派、思潮作适当阐发，明确其具体地位及意义，以便让学生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节点。
在此基础上，文学史课堂教学的主体内容应当是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作为核心，而分析经典的过程，教师不是将其作为孤立的案例，而是以文学史系统作参照，认识其作为一个“网结”的位置与意义。如果只注重讲好作品而忽视文学史知识传授，学生就无法形成文学史的系统概念，而如果只注重文学史而忽视作品的细致分析，使文学史缺少了让学生产生深刻印象的经典文本的支撑，也就成了“死”的文学史，不足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丧失了文学史课程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功能。所以这二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地非常恰当才能圆满完成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讲好作品、分析透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而学生要切实在教师引导下去阅读经典，把握经典，真正从经典中汲取营养，这同时也需要学生具有主动性，要积极配合教师的讲授去选择经典，这是学好文学史课程的前提。学生不爱沉潜下来读经典，其中原因追究起来十分复杂，有文学经典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西方文学理论家指出，文学作品的接受，“与读者群体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意义的生产，其普遍性或相对性，对我们解释自由的限制，对新的文化、历史或个体环境的适应。”[1](P52)
现代文学经典有些难以让学生切近的原因，比如与现实生活距离较大，鲁迅、茅盾等大师们创造的文学世界，人物的心理体验毕竟与今天的社会生活距离太远。特别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比较生涩，谴词造句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经典的语言显得有些艰涩生硬，所以，无论其主题如何深刻，人性传达多么动人显然都无法与今天的现实接轨，这样学生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也使得他们在审美心理上有所拒斥。再比如，在对待十七年“红色经典”问题上，学生往往情感上十分抵触，因为他们今天的生活理想与精神世界与这些“红色经典”所呈现的理想人物之间差距确实太大，教师将他们往崇高境界上引导却不及现实生活的解构力量更大，革命英雄的政治信仰、思想理念在今天的他们看来，甚至感觉到非常做作与可笑，很难让他们产生精神共鸣。鉴于这种情况，那么文学史教师就有必要向学生进行文学指导，让他们清楚文学的作用是通过虚构故事实现关于人性的交流。我们读杨沫《青春之歌》并不是期望他们一定成为林道静式的革命者，而是希望他们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中发掘某些能引起我们反思且可以融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或自我的元素及信息。
学生不爱读经典还有外在的原因，这可能最为致命：一是当今处于网络时代，各种信息泛滥，学生面对着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和五花八门的“心灵鸡汤”、“玄幻小说”（且不说各种网络游戏）等等，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像海绵吸水一样被无情地吸引走了，这样，阅读经典似乎不再是一件让他们快乐的事。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竞争的加剧，学生的现实就业压力确实越来越大，将心思转向了更为实用的“考证”之学———他们忙着考各种各样的证：英语四六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会计师证、文秘资格证等，而“没用的”文学经典自然倍受冷落。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必究其所有，但须承认，不愿去阅读经典在大学校园里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状况着实让人忧虑。#p#分页标题#e#
第7篇：经典文学范文
关键词：结构主义 文化研究 文学经典
一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
《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
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
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都注意到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把作品当作作家一个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文学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读，比如各种改编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使得我们发现在文本确定意义之外，所展现出来的文本以外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吸引受众眼球之所在。传统的文学经典面对新一轮的解读，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一方面我们所谓的文学经典，是与在与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比之下，显示其特殊性的一类文学艺术，比如在叙事技巧，主题价值，材料选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更具有宏大叙事、人文关照，是放在整个文学史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上来选取比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时期、同类作家会受到忽视。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的出现和解构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材料，这就使得各种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获得高度的关切，可能从它们中挖掘到某一领域的典范，这就使得它们跻身于“经典”之列。按照布鲁姆一派人的说法，不能用文化理论来阐释和挖掘他所谓的“经典”，这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破坏，也就等同于这些经典凌驾于社会文化和理论之上，孤立起来，那这些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没有价值的作品，必将被人们所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化”。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第8篇：经典文学范文
文学经典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千锤百炼沉淀而成的文本，它历经千百年不同国家、朝代、文化，不同民族人民的反复吟咏、解读，不断被接受、传承与信仰，具有生命永久、意蕴丰厚、地位权威与道德要求理想化等特点。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的经典阅读教学，其意义不仅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更主要的是能使学生在与中外文学大师的心灵对话中耳濡目染，接受精神的洗礼、心灵的滋养、升华美好情感，形成有利于学生自身未来发展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自身素养。
课外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有助于滋养心灵、开拓眼界乃至提升写作能力，这自然是古往今来的语文教育者们十分明晰并十二分努力去实践的教学理念。然而，比比皆是的对当前课外阅读的调查又几乎有着同一个让人心凉的结论：担忧、不容乐观甚而是惨不忍睹。要在短时间内使没有或者缺乏直接人生体验的中学生渐进为一个有思考、有思想、有见地、有创意的人，就必须选择经典阅读。中学阶段接触的经典阅读是集中深入的阅读，当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作品认识逐步加深，体验点点汇聚，思想层层积淀，分解化合，发酵蒸馏，就会凝结成一种对社会、人生独一无二的个体认识。当然这需要教师的有效指导。
一般说来，老师在指导阅读之前，可以要求学生制订包括阅读的目的、范围、数量、时间、方式等体现优化设计的阅读计划。如下列几种：1．当成放松式的随意性的阅读，一般以节假日、休息日、课余时间分散阅读为主要形式。以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兴趣化的读书选择为前提，不强行把他们的阅读习惯、爱好纳入老师的思维轨道，起步的实施过程若过于明确化任务化，会使阅读变成压力，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会受挫伤。因此，不宜过于硬性地规定阅读时间和阅读任务。2．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等激发他们的兴趣爱好，兴趣是读书的重要条件，但决不是唯一的条件。老师可以对学生阅读的书籍、类别做适当倾斜，借表扬、赞赏部分同学的阅读习惯做书籍选择及阅读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导向的铺垫。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我们力求使每一个少年、每一个青年都找到一本他‘自己的’书并使这本书在他的心灵里留下终生不可磨灭的痕迹。帮助学生遇到他‘自己的’那本书，这是需要教育艺术的。”言外之意，读书不光是单纯的学习活动，也不仅仅是学生自己的事，它是人生的一个追求，老师应当指导学生寻找到正确的方向，让学生借助提供的“支点”，结下与经典的“缘”。3．在班级进行摘抄、剪报的评选与展示，所做的摘抄可借鉴和模仿，可以在作文的实践中有立竿见影之成效。但若停留于此，必使阅读出现快餐式特点，随意浏览、随手翻读。这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流程，其价值追求最后可能会只为了写作。
要使表达走出平庸和肤浅，要让思想走向丰盈而深邃，就要在“读”的过程中去不断地思虑、琢磨、判断、追问、质疑、发现……因为“读”什么决定了你“想”什么，“想”什么决定你“说”或者“写”什么；“说”“写”的质量取决于你“阅读”的质量，“说”“写”的高度取决于你“思想”的深度。离开了“思”“想”，你说不好，也写不成；离开了“思”“想”，你听不明，也读不懂。可以说，“思”“想”是阅读到表达这个过程的接点或关键，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体验到思想的意趣和思考的愉悦，才可能奠定起终身学习和有个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为此，我们语文教研组对于经典阅读作了大胆的实践探索，用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浇灌学生的心灵，多途径对学生实施入耳、入脑、入心，行之有效的经典阅读教学，首先是国学启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引导教师不断提高国学底蕴。丰富教师的知识系统，提高国学修养，并鼓励学以致用，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从国学中得到滋养，让自己与学生共同成长。
2、国学启蒙与学科渗透的研究。随着新课程改革出台，我们分析实验方案与新课改的沟通点、契入点，根据不同学科，提出了共同的国学启蒙学科渗透的要求，从联系最紧密的语文学科，到我们的体育特色项目，到音乐、绘画、书法等等，我们都作了规划，使教学中能将国学中与中学生学习相结合的、与新教材相贯通的地方作了有机的结合，既充分利用新课程新理念，也充分体现国学启蒙特色。尤其是语文教学，从初一起增设了国学校本课程，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3、国学启蒙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结合。“仁和校园行，爱憎在我心”，我们以此为宗旨，通过一个个典型的历史人物故事，生动地传达了这些美德，将名言警句、诗书字画布置在学校的走廊、橱窗，通过教师的讲解，更深入地进入了学生的心灵深处，结合学校软件和硬件来营造浓厚的国学氛围，达到育人于无形有形之中。
第9篇：经典文学范文
当代的媒体传播力量强大，瞬间可以让一个事物或人物风光无限，也可以瞬时将其打人谷底。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媒体与大众舆论结合，而作为大众的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舆论对其的宣传，并在其推力作用下，文学经典的历史性被削弱，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呈现加速的趋势。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纸、影视等众多传播工具向相对众多的人传播信息。相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这里的大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文学评论家相对的一般读者群体;一是在信息传播中文学经典的被迫阅读者。大众在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扫一破了少数文学权威人士对经典确立的垄断，扫一破了隐藏在经典确立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操纵，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参与阅读和批评，从而为经典的调整甚至重构提供有益的阅读经验。”③在当代有许多文学经典都是大众推崇的结果。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或者文本传播，但是在当代这个现代化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传播有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形式。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经典的接受群体范围。比如文学经典《红楼梦》《西游记》等，虽然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却对阅读人群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的要求，在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其接受群体大大增多，相应的其经典地位也就被更多人认同。在看到媒体舆论对文学经典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在媒体舆论的大肆宣传甚至炒作之中，更多的文学经典被了解、被建构，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文学经典被夸大其文学价值，或者一些并没有达到经典要求的文学作品在媒体炒作中被迅速经典化。比如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因为有大量媒体舆论的支持被冠以经典之名，但其艺术价值并不高，所以很快失去其经典地位。对文学作品经典程度的过高评价最终结果只能是经典价值的削弱，所以无论传播媒体如何发展和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播都不应忽视其文学的本质和经典的品质。
二、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
一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利争夺、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代子L会这种权利的争夺、话语权的争夺更加裸。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至上的子L会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经典的建构出现新的力量的制衡。商业力量对文学经典建构的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尺。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文学特征和经典品质外还要能迎合大众消费的要求，给商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流行性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一个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作家成为生产者，作品成为商品，而印刷、出版等部门成为一部作品从文本变为商品的中间力量环节。传统作家更多的是为自身的思想排解和艺术追求而写作，目的比较单纯。当代的许多作家成为推动文学经典化的商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是开始或多或少的注重作品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开始与商家合作追逐共同的经济利益。作家接受商家的宣传包装，逐渐“明星化”。而一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建构中自身也要成为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商品。在文学经典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印刷出版等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可谓是费尽心思。比如当代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装帧越来越精美。为了吸引消费者，商家不仅在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上做足了宣传，而且在出版的经典作品中以精美的文字排版、插图，甚至配上影视剧照来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虽然有时候商业力量对作家、作品的包装推崇会造成部分文学经典化的假象，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部装帧完美的文学经典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说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离不开商业力量的推动。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