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诗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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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关键词] 民国；基督教；圣诗；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8―05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学在民间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社会价值却多因其的超阶级性和乌托邦性而受到忽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作家的基督教信仰所湮没。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与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抵触，其宣扬的那一套“平等、博爱”反而避免了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社会的理性思维走向。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圣诗对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圣诗通常出现于宗教场合，是基督徒为表示对神的赞美、崇拜或祈祷而作。自《圣经》诞生以来，大量圣诗随传教士的足迹跨越国界，传遍世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批传教士携带基督教经典作品进入中国，为配合传教活动，众多中西基督徒合力编译了《普天颂赞》《团契圣歌集》《颂主诗歌》等数本圣诗集。这些圣诗以其内容上对神的赞美、对人的灵魂抚慰，及形式上对新诗的启发，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随着教会中中国信徒所占比重的日渐加大，教会及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明显起来。然而，中国基督教文人在改译、创作圣诗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往往因其宗教热情而受到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因此，本文欲藉重整中国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机会，澄清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客观地重评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民国现实语境与圣诗选译标准

欲探寻民国时期圣诗中所蕴藉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需要回到其历史生成语境，分析此情此境中关于圣诗的选译标准，以从中窥见民国现实语境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的圣诗选译行为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客弄权，祸国，党派私裂，贿赂公行。全国的同胞转徙沟壑之中。……国内军阀当道，杀气弥天，兵火所至，但见死亡相枕藉。……名为友邦，却趁乘我们的艰难，利用我们的颠苦，助长我们的内乱，借藉我们的愚鲁，运转我们的罪恶，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攘攫我们的财源，鱼肉我们的同胞，剥削我们的，轻蔑我们的文化。”[1]（p422）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有识之士深感拯救民族命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亦注意到了其所处时局与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民族的艰难境遇有着一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创立基督教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饱受磨难，身负着命运重荷跋涉前行。上帝的存在、启示及救赎则是支持犹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在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等民国基督徒看来，犹太民族于苦难历史中凝结而成的基督教精神――坚忍、博爱、虔诚，正是此时中华民族所急需之品质，因此，他们身负十字架，开始了布道之路，坚守着“中华归主”和本色化教会的理想并竭力将之付诸实践，以期借助基督教文化为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华民族重建民族信心，重整民族文化，继而真正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

选译圣诗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欲完成重整民族文化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各族信众共创作了数十万首圣诗，以何为标准筛选圣诗经典并进行译介？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赵紫宸等人正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准筛选圣诗。反映世间民众之苦难处境以及上帝予以信众的援助，突出信仰于人之必要性成为该时期选译圣诗的主要表现主题。《平安歌》中，诗人将时世描绘为“邪恶尘寰”“尘事忙烦”“忧患交煎”“亲朋离散”“前途黑暗”，并一再重复着“如何能得平安？”（《普天颂赞》第二八七）的疑问。在这般绝望的生存环境中，被视为“救主”的上帝本着博爱的心向世界各族信徒伸出援助之手：或是以温情抚慰人心，赋予民众生存的信心，创作于危难之际的《灵友歌》道，“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卷浪高千寻；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普天颂赞》第二八五）；或是召唤信徒为生存而战斗，鼓励众人奔赴前线，在《信心基础歌》中，上帝道，“若遇烈火升腾，阻碍你行程，我赐你的恩，更广大，更丰盈！烈焰不伤你，却使你更真纯，消诸般渣滓”（《普天颂赞》第三四一）。这类圣诗所描绘之景状与民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极为相似，诗人所抒之忧虑也正与民国基督徒所思类同，后者正是借此以影射民国社会民不聊生之现实，而诗歌中呈现出的耶稣之视救赎世人为己任、信徒之乐观心态以及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则给予了身处混乱之世的中华民族信心和希望。

在早期的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圣歌集中，由异族诗人创作、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转译为中文的圣歌占多数，但是，伴随着本色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朱维之、赵紫宸等人亦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不仅需要直译他国基督教文学作品，还应在翻译圣诗的过程中结合民国语境的现实需要进行再创作。

赵紫宸即译有《为国祷吁歌》（《团契圣歌集》第一三七）：

一、世界威严之上帝，俯鉴我众忧惶，

悲我国家多艰难，百姓漂泊沦亡。

强邻虎视益眈眈，裂我锦绣山川；

求主振作我民心，使能抵抗强权。

二、求主拯救我民族，脱离残暴颠危，

脱离诳骗恶宣传，脱离龌龊行为。

保我国权与荣誉，使我努力警醒，

破除私斗崇公德，创造统一和平。

三、求主引导我中华，赦我罪孽重重，

拯我亿兆苦同胞，脱离水火之中。

鼓励男女众青年，使能力振颓风，

挽回狂澜于既倒，奠国基于无穷。

在这首诗的翻译中，赵紫宸不再仅限于文本的直译，而是对这首祈祷诗进行了再创作。诗歌前两节中，诗人向主祈福，迫切地期盼主能拯救处于忧惶艰难、“残暴颠危”中的国家民族，这是译者遵原作直译而成；第三节则是译者的创作，从原诗所描绘的苦难景象中，译者联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因而发出“求主引导我中华”的祈祷，并在文末附上祷文：“大海翻涌，孤蓬一片，慈悲的父啊，求你救援中华，引导我们乘风破浪，安抵彼岸。我们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的同胞，渡着险阻艰难的前路，神啊，保护我们。”由诗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国家的命运无比担忧，在此，他将信仰的重要性置于亿万同胞眼前，期待主的庇佑和启示能引导“男女众青年”乃至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由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文人为推广基督教信仰作出的努力。作为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整体推广至中华民族的媒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译介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基督教文学在新环境中的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出合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学优势于一体的本土化基督教文学，因此，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再创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译介主体的民国基督徒绝不仅是为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进程而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借取基督教文化品格以满足本国社会及文学发展之现实需要，则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民国基督徒编写的圣诗集极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社会改良同样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主义立场与圣诗译作策略

如果说，民国的现实语境为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生成土壤，影响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选译圣诗的标准，那么，民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则具体影响了其译作圣诗的本土化策略，并为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实践空间。

正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质疑一般，近代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最初是被赋予了一部分文化扩张的内涵。然而，承载着西方文化命脉的基督教事实上是一种有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力量的宗教实体。因此，维护民族自尊，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接受、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教会人员从事传教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曾提出“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为达到“自养、自治、自传”[2]的目的，民国基督徒在继承、发展西方圣诗传统的基础上亦注重圣诗的本土化改良，具体表现为采用适当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并创作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圣诗，以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丰富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

为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民国基督徒做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在恪守中国语言文化传统惯式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即是其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美和节奏美，因此，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圣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字词的斟酌、句式的对仗及节奏的和谐。他们多移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语词以及文体翻译圣诗，比如，将‘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译为“圣哉，圣哉，圣哉！全权的神明！”（《圣哉三一歌》，《普天颂赞》第一）译诗借用了“哉”这一文言语气助词，既渲染了情感的神圣，同时也实现了诗歌的韵律美。而文体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离骚体，如“耶稣纯美兮，超瑰奇与莹；生为神明兮为圣人，主我景仰兮，主我所崇尊，我心所宝兮逾奇珍”（《耶稣纯美歌》，《团契圣歌集》第三六）；骈文体，如“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默化我心，潜移俗念世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上主之灵歌》，《普天颂赞》第六三）；绝句体，如“虔诚奉献我全生，静候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奉献全生歌》，《普天颂赞》第三一三），以及律诗体、长短句等等。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的融入，使得这批外来圣诗经中文翻译后对仗严谨、格律严整，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诵，从而推动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作品的传播。

与此同时，为真正实践其爱国主义理想，民国基督徒亦创作了大量中国圣诗以摆脱西方文化及思维惯式对于自身的束缚，并于本土化中国圣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及民族期待，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伦理，展现该类观念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这一主题也是中国圣诗不可忽略的表现对象。《纪念祖先歌》道，“戴履兮，我藐躬，身体发肤何所从？抚躬自问，最难忘，水源木本，祖德宗功。抚养兮，父母恩，鞠育劬劳爱挚诚；午夜思维，最难耐，更残漏尽，月落黄昏。家训兮，历代传，铭心刻骨记真铨”。（《普天颂赞》第四三二）该诗取用楚辞体式记录了诗人对父母、祖先的感恩、缅怀。此外，《孝亲歌》（《普天颂赞》第四二六）亦言，“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份；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父亲母亲当孝敬，上帝诫命当遵行；孝敬父母，遵诫命，成全神旨乐天伦。”该诗描述了双亲于子女，血缘于家庭之影响，继而将双亲与上帝并置，以突显家庭伦理与信仰于人之重要。由此，中华民族重血缘亲情、重孝道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自基督教入华以来，中国基督徒文人一直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即在不损民族尊严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文化，同时，以借鉴为途径，以原创为目标，继承本民族风俗、文化成果，创作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即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直接呈现。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圣诗在此后各教会编纂的诸部圣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且民族特色愈来愈鲜明，民国基督徒逐渐倾向于以圣诗这一异族文学体裁为形式，向其中注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他们对于民族自立和文学自尊理想的坚持影响了其民族化特色鲜明的译作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促进了后者的良性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复杂语境中，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亦可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意识继而获得了稳固。

三爱国主义内涵与圣诗创作原则

由上得知，时势复杂的民国语境使得一群忧心于社会现实的基督徒赋予乌托邦的基督宗教以入世性，他们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推动了其完成圣诗本土化进而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民族自尊的追求，都使得他们译作的圣诗中蕴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国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于中华民族有着启示作用。基督教集出世性与入世性于一体，一面提倡信众超然于尘世苦难的束缚，一面却关注信众在尘世中的生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品质是“爱”：爱己，爱人，爱民族国家。在圣经文学中，诗人担任着“先知”的角色，怀揣着“爱”的理想，将神旨传至世间，诗人大卫曾以诗歌的形式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诗篇》40：8-9）。先知（诗人）的作用在民族苦难来临之时更显重要，他们承载着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奔走呼告；他们渴望涤清人类的罪恶，驱逐世间的磨难，挽狂澜于即倒，赋予人类生存的希望。

于民族患难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亦担负起了“先知”的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果说，根据实际需要译介西方圣诗展现出一个民族在借鉴异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体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民族作家的独立创作。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大批民国基督徒文人不但没有让自身的理性思维湮没于宗教热情或“学西方”的非理性热潮之中，反而积极投身社会，由“问题”出发，择取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中相应的精神品质及问题的应对模式，以期有效地解决此时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怀揣着深沉的焦虑和担忧，诗人在《宣传福音歌》中叹道，“同胞呼救声殷殷……东起黄海浪潺潺，西渡云岭逾蜀山，北望广漠过榆关，南顾琼州到海湾，四万万人在水火，切望天惠早来颁；信徒岂可偷安闲，奋起救济时世艰。”（《普天颂赞》第二二二）在诗人充满焦虑的眼神中，广袤大地上的四万万同胞正在苦难中煎熬求生。关注社会现实，拯救民族与艰难时世，是肩负着先知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诗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从事文学、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该时期大量来华西方人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民国基督徒在圣诗创作中还原了美好的中华民族形象，“历代迭生圣贤，功业裕后光前，感谢上帝保全，中华我国。地面宽洪辽阔，山川平原衍沃，中华美地；五谷百果俱陈，矿藏各种奇珍，众人均沾主恩，中华美地。”（《中华美地歌》，《普天颂赞》第二二九）即使此时的中华民族正为黑暗所笼罩，诗人仍能拨开阴霾，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的美好中国。在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中，沉浸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份深沉的爱，诗人感谢上帝向中国播撒福音种子，并祈祷中国能在主的福庇之下万世永昌。为中华祈福的同类诗歌占据了中国圣诗中的多数，另有许地山创作的《神佑中华歌》，“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园棘地，我祖开辟；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普天颂赞》第二三）诗人向主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星火相继、携手创造的“瘦瘠变成膏腴”的神话，并以此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护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突变，自《马可波罗游记》起建构的神秘、富饶、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认识传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华而被强行打断，在《真正的中国佬》《变化中的中国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中，美丽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一去不复返，“落后闭塞”“保守自大”“懦弱愚昧”成为了这一代中国人的代名词，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此，这批中国圣诗维护了中国的美好形象，对于亟待重建民族自信的中华民族极其重要。

此外，秉持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民国基督徒文人理性地区分了作为的基督教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绝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轻视和欺凌，他们秉着本色化基督教的信念，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品格。同时，他们清醒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发起了反抗，赵紫宸在该问题上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会革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扫除自己的房屋，廓清自己的圣殿，把粪秽肮脏一齐排弃出去。中国教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美国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地彻底地断绝关系。”[3]（p220）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一群为实现“本色化”理想的民国基督徒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宗教实体严格区别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亦截然不同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维护者。

忧国之危难，爱国之美好，盼国之复兴，基督徒文人与那些高举着社会革命或改良大旗的民国知识分子承载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只是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齐声高唱着“爱我中华民国”，称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广漠，汉满蒙回藏族，共享平等幸福”，建构着“伟大事业造成，历史记载光明，友邦相慕相钦”的美好愿景，（《爱我中华》，《颂主诗歌》第二六八），虔诚地期盼以信仰的力量使世界走向大同，以此彻底扫除一切战争、犯罪、殖民主义等对纯净的心灵及和平的世界造成的侵害。面对着堪忧的现实及前途，诗人们仍旧充满信心地对归主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构想：笃信基督，赎救罪孽，解放身心，友邻互助，归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将重获光明。在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爱”这一品质的全新诠释。爱己，即爱国，关注个人及民族在尘世间的苦难处境，并以自己的身躯在黯淡无光的社会中探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甚至牺牲自我以拯救喘息中的民族；爱人，即在自尊自重的基础上将爱由己及人，坚持民族独立性，坚决反抗一切触及本民族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理性鉴别外来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借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塑民族精神品格，重建民族信心，以使全族人民在这阵爱国主义浪潮的翻涌中齐心走出困境。

由此，不同于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基督徒的非议，即斥责其以基督教为政治工具宣扬西方文化，并借此殖民中国社会；或指责基督徒文学沉迷于精神而忽略现实……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那颗“爱耶稣爱中国的心”[4]（p186），他们认为，“爱耶稣”和“爱中国”并不冲突，“爱中国”是因，“爱耶稣”是果，“爱耶稣”更是为实现他“振兴中华”的宏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他们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以宣扬基督教义为手段，以信仰为力量，为中华民族设计了一条社会改良之路。他们亦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继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4]（p186）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民族自尊不可抛弃，民族自信必须重建。同时，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反能避免爱国主义极端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万方团契歌》赞美道，“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信主弟兄，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普天颂赞》第二四一）尊重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独立性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既提倡对民族文化的维护及发扬，以此建立起民族凝聚意识并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又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借鉴其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族文化，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重整本民族精神体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放而理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对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交流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至今仍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紫宸.祷文（七）国庆日.祈向[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2-423.

[2]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J].《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27.6-7.

[3]赵紫宸.中国教会革新中的自传问题[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0-230.

第2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关键词： 古罗马文化 ；西方音乐； 基督教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118-04

古罗马发源于意大利半岛北部，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前753年）建立罗马城，从建城至西罗马帝国覆灭，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公元前8世纪中期-前509年）、共和国时期（前510年-前27年）和帝国时代（前27年-476年）。[1]公元前3世纪早期，古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并在之后的版图扩张中几乎将整个欧洲囊括其中，而意大利罗马城却一直是其文化发展的中心。[2]公元前146年，古希腊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被古罗马吞并，自此古希腊成为了古罗马的一个行省。古罗马不但没有排斥古希腊的文化遗产，反而对其丰富的文明成果大量吸收借鉴，促使它们逐渐与古罗马本土文化相融合，并得到新的升华。

论及音乐领域，毋庸置疑的是，古罗马文化的发展大量继承了古希腊的各种音乐元素。[3]诸多论著和研究资料认为古罗马对歌唱艺术所做的贡献甚微，几乎全部是传承古希腊的作品和形式，或是对古希腊作品的模仿与改编，缺乏创新。①然而事实上，古罗马文化对于声乐艺术发展的贡献远远不止于传承，而更重要的体现在两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一是诗乐一体的古希腊传统被打破，歌唱表演与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相分离，真正意义的“歌唱”概念初步形成；二是由于完成了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的过渡，宗教文化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从而产生了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二元对立。而这一时期，基督教确立了其绝对的文化主导地位，这使得以声乐为主的基督教音乐逐渐作为唯一正统的音乐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对整个西方声乐艺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揭示古罗马文化在西方声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一、古罗马文化对古希腊声乐元素的传承与发扬

古罗马人自身传统的音乐文化以实用的军乐、宗教仪式音乐为主。关于当时确切的音乐形式，目前已无从知晓。但是从流传下来的一些歌词残篇和关于当时音乐表演的描述中，可以断定当时独唱与合唱的歌曲都是存在的。[4]并且歌词内容也较丰富，既有古老的世俗诗歌，也有宗教仪式歌曲，有运用提比亚管伴奏的主题史诗，也有庆祝胜利的歌曲以及葬礼上的哀悼歌曲等。[2]公元前4世纪时，古罗马已有原始而独特的戏剧表演，主要是再现农事劳动中的节奏韵律，歌舞结合并伴随着诙谐幽默的嘲讽，表演者都是自由地即兴发挥，并且不时地与观众互动。

但是古罗马人最初只是将音乐作为一种活动工具，并不关注其艺术性，甚至认为音乐是低级的。当古希腊被吞并之后，大批的古希腊艺人、诗人涌入罗马城，逐渐为古罗马带来了音乐的繁荣：音乐开始成为贵族青年男女学习的科目，上流阶层广泛接受古希腊的音乐熏陶，并将它作为一种身份和教养的标志。来自古希腊的教授者和表演者都受到极大的尊重。贵族们不只出资赞助音乐创作和表演活动，还挑选奴隶培养其音乐才能来供自己欣赏娱乐。一时间，古罗马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音乐热潮，但大多是作为娱乐之用。古罗马的两位皇帝Nero和Hadrian都是音乐的钟爱者和支持者，他们热心于演唱和演奏技术并乐于登台献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音乐赞助人。尽管古罗马人逐渐深入地受到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但是鉴于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在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夸张地放大了音乐的娱乐功能。比如，观众们最为注重的是表演规模的宏大和场面的壮观。里拉琴、提比亚管等乐器被改造得体型巨大，表演阵容则动辄几百件乐器、几千人合唱，[5]“一出哑剧有2000名歌手及3000名舞师来配合，这种情形并不稀罕”。[6]生活在1世纪的古罗马哲学家、剧作家塞内卡（Lucius Seneca）曾抱怨：乐队与合唱队规模如此庞大，演唱者和演奏者总是比观众还多。[7]在此种文化氛围影响下，本来作为艺术修养和心灵熏陶的音乐教化行为也彻底演变成为娱乐活动的组成部分，音乐的神秘感和崇高性不断被弱化。古罗马学者Plutarch指出，当时的音乐教育“衰落极其严重，用以教化年轻人崇高品德的知识理念已完全缺失，所有的音乐都变成了剧场的娱乐”。[8]当然，这样绝对的评价不免有些偏激，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音乐环境和音乐审美倾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总体而言，在古罗马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影响下，原本古希腊音乐所具有的神秘感和崇高感几乎已消失殆尽。

在娱乐性的音乐表演之余，融合于文学形式的声乐元素的发展在古罗马时期并未停滞，主要体现在对古希腊抒情诗歌和戏剧的模仿创作。卡图鲁斯（Catullus）、维吉尔（Vergilius）、贺拉斯（Horatius）、奥维德（Ovidius）等都是古罗马著名的抒情诗人。他们的诗歌多模仿古希腊抒情诗，也受到结婚歌、饮酒歌等民间歌谣的影响，有时会被配以音乐在剧院中演唱。但是古罗马时的抒情诗大多只用来诵读，不再伴随着歌唱的形式出现。古罗马的戏剧创作也极大地受到古希腊戏剧的影响。前文中曾提到古罗马早已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戏剧形式，这种本土的戏剧形式很快就被希腊风格的戏剧表演和创作所代替，与此同时也得到新的发展。古罗马悲剧中，歌唱部分尤其是歌队的运用较少，从Lucius Seneca的作品来看，其中有独唱或重唱与对白交替的形式，有的作品中仍存在一部分合唱歌曲，但比重较小。由于帝国时代之前的古罗马悲剧几乎全部遗失，所以古罗马悲剧中合唱歌曲在与古希腊音乐的融合中发生了转折。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更受青睐的剧种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尽管当时喜剧的创作经常模仿古希腊悲剧的情节，并且歌唱在古罗马喜剧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普拉图斯（Titus Plautus）的作品中借鉴希腊化歌曲以及古希腊悲剧的创作手法，将颂神歌、哀歌等植入喜剧，并有独唱、重唱等不同的歌唱表演形式。另一种外来的戏剧形式――哑剧②在古罗马也十分流行，其中有合唱歌队的伴唱。在古罗马时期，戏剧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将古希腊戏剧改编为拉丁文来上演，[2]体现了古希腊戏剧音乐与古罗马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合。John G. Landels提出一个“奇怪的矛盾”：古罗马人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是贫瘠的，但多个世纪以后，他们的后裔――意大利人竟以音乐文化而著名，并且他们的语言成为世界通用的音乐语言。而希腊人和希腊人的语言却在音乐领域不见了踪影。[9]古罗马在模仿古希腊戏剧的过程中对其语言进行的改编，就是解读这一矛盾的重要见证之一。

二、 歌唱表演与文学形式的分离在古罗马文化中得以实现

歌唱表演在古罗马时期不再依托于文学，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形式，首先体现在歌唱领域的职业化，也就是出现了专业的歌手、专业的声乐教师以及专门的音乐行会。宫廷贵族们供养着许多职业的歌唱者和演奏者，并资助他们的各种音乐活动，甚至有些技艺高超的歌手频繁地巡回演出，受到大众的追捧。歌唱的教学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不再像古希腊那样简单地进行诗歌吟诵的模仿，而是出现了具有细化分工的专业声乐教师：有的教师专门拓展音域和训练声音力度，有的则负责音质音色的提高，另外还有专门侧重艺术表现的声乐指导教师。[10]由于古罗马社会中娱乐活动和文艺表演的巨大需求量，职业音乐表演者颇具规模，并形成了专业的音乐行会，来统筹安排音乐家们的演出活动并为他们争取利益。2世纪时，行会“几乎垄断了古罗马的全部音乐活动”。[11]

这一时期，音乐已被作为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在歌唱中，音乐成为主要角色，作为歌词的诗文退而成为音乐作品中的次要角色。在Aristides Quintilianus的《On Music》中将实用音乐（主要是声乐）分为旋律（melic composition）、节奏（rhythmic composition）和诗歌（poesy）三个构成要素。[12]这里就把“诗”作为音乐的一个构成部分来分析。Augustine（奥古斯汀，公元354―430）的《De Musica》残存章节中，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诗歌格律，他内心矛盾于享受音乐之美与虔诚体会宗教礼拜的诗词之间。在思想上，他认为应该注重圣歌的歌词内容，但情感上又对音乐本身的美妙情不自禁。在《忏悔录》中，尽管他感到对音乐的喜爱是有罪的，但还是肯定了音乐传达宗教教义的作用：“我为你教堂歌唱的甜蜜声音而深深感动，这种声音萦绕在我的耳际，真理流淌在我的心头……”。[13]由此可见，此时音乐的地位早已突破了诗歌文学的限制，不再是文学形式的附庸。当然，这一转换过程中，宗教音乐是突出的贡献者，尤其是基督教教仪音乐的产生，极大地冲击了自古希腊以来的诗乐传统，逐渐使音乐体现出了独立而特殊的地位。

三、古罗马文化建立了以宗教文化为主导的特殊声乐形态

古罗马文化中，基督教的诞生对整个西方声乐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此之后的一千多年，基督教教仪的发展决定着西方声乐艺术的主体方向。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它最初源于犹太教，犹太人首先建立了罗马教堂。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包括了诵读、布道、祈祷、圣咏歌唱等程序，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直接的血缘关系，犹太教的诗篇唱诵成为基督教早期仪式音乐（主要是单声部的圣咏歌唱）中重要的组成元素。但是基督教仪式音乐又并非完全取材于犹太教，而是融合了犹太教音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音乐，并且在传教过程中吸收了亚、欧、非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元素，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特征。[14]歌唱内容包含了诗篇歌（Psalmody，即源自犹太教的诗篇唱诵）、短歌（Canticle，取自《旧约》和《新约》的抒情诗歌部分）以及赞美诗（Hymns，对上帝的赞颂、奉献和感恩，引自拜占庭的圣咏歌唱）等多种题材。[15]由于基督教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各地方的教仪歌唱呈现出各行其是的局面，不同风格的圣咏相继出现。罗马教堂的教仪歌唱是与犹太教的诗篇诵唱最为接近的，称为罗马圣咏（Roman chant）。还有埃及地区的埃及基督圣咏（Coptic chant），在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发展起来的拜占庭圣咏③（Byzantine chant），以及4世纪晚期意大利米兰出现的安布罗斯圣咏（Ambrosian chant）等。其中，拜占庭基督仪式中的圣咏被分为8种形式，后被罗马教堂所吸收。而罗马圣咏则是日后格里高利圣咏形成的最主要源泉。[16]圣咏的演唱形式也并不单一，在各地圣咏的融合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演唱形式：应答式（Cantus Responsorius）、交替式（Cantus Antiphonarius）、直接式（Psalmus in Directum）。应答式是由领唱者的歌唱与会众合唱的重复所构成，主要出现在祷文或短小经文诵读前后，常用于精细的礼仪部分。交替式本是两部分会众合唱交替唱诵诗篇歌的形式，后来又将诗篇歌中用以强调仪式主题的短小歌词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叠歌形式，称为“交替圣歌”，如哈利路亚。直接式，顾名思义，即是单纯直接的独唱或合唱。[17]另外，歌唱声音的音色与纯洁度也逐渐受到关注，公元367年，老底嘉宗教会议（Council of Laodicea）颁布了一项关于圣咏歌唱人员的决议，禁止全体会众在仪式中演唱圣咏，规定必须由专门训练的歌唱人员来演唱，以保证和谐统一的声音和庄严神圣的效果。[11]（20）由上可见，古罗马时期是基督宗教音乐的重要形成期，基督教歌唱从内容、形式到礼仪都在这一时期形成并不断融合、规范，为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的形成以及庞大宗教音乐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督教在古罗马时期发展相当迅速，公元300年时，只有10%的罗马帝国公民是基督徒，公元313年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赦免基督徒，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25年，进一步定基督教为国教。至公元400年，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公民人数的50%。[18]如此庞大的教众规模和巨大的影响力，其宗教礼仪音乐的力量不可小觑，并不可避免地成为统治者最得力的统治工具。基督教音乐（主要是声乐）的“首要职能是引导人们去领会神的启示”，[18]（8）培养礼拜者虔诚的心境，因而歌唱在教会礼仪中是神圣的、严肃的。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基督教音乐已成为基督徒的精神拯救工具，人们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甚至精神世界的全部寄托都已无法离开基督宗教仪式及其音乐。基督圣乐高度的精神定位与古罗马剧场音乐的娱乐性、世俗性大相径庭，在古罗马帝国初期，剧场的喜剧及哑剧表演等常常对虔诚的基督徒进行嘲讽，甚至对宗教音乐或教仪进行亵渎。[19]另一方面，世俗音乐中的歌唱通常伴有乐器的演奏，而乐器演奏则被宗教视为异端行为，尤其是阿乌洛斯管。基督教会认为，世俗歌曲的曲调和乐器的演奏有令人迷狂的作用，信徒会因此而陷入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从而引起种种不利于宗教集权的思想或行为。古罗马修道主义教父Basil（公元330年～公元379年）在他的《创世六日》中提到，“这些和有害的歌曲只会在人们灵魂中引发邪恶与”。[15]（49）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根本上的对立，使得基督教会对古罗马社会中的世俗音乐极为排斥，节日、赛事以及剧场中的娱乐音乐随着教会力量的强大逐渐销声匿迹，这一局面为中世纪基督教音乐的高度垄断埋下了伏笔。

古罗马时期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尤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古罗马文化对于声乐艺术领域的深远影响，使其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中复杂而特殊的承传功能亦可窥见一斑。骁勇善战的古罗马人不仅在疆域上缔造了版图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也同时在文化方面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成果提炼、升华并传向整个西方世界。

注释：

① 如下著作中均有论述此观点：刘新丛等著《欧洲声乐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李赋宁、刘意清、罗经国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页。

②哑剧非古罗马本土剧种，而是由叙利亚、埃及等东方地区传入西方。

③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两个部分，罗马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圣咏出现后逐渐被记录下来，并有一系列的音乐理论来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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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Oliver Strunk Editor.Source Readings in Music History[M]. New Yprk： W. W. Norton&Company， 1998.50.

[13]忏悔录[M].转引自〔美〕杰里米・尤德金.欧洲中世纪音乐[M]. 余志刚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35.

[14]陈小鲁.基督宗教音乐史[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9.

[15]〔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杨燕迪 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9.

[16]Craig Wright， Bryan Simms.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Media Update）[M]. Schirmer Cengage Learning. 2010， 17-18.

[17]侯锡瑾.西方早期合唱艺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第3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一、我的读书目标：

1、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育创新能力，同时通过阅读接触更广的课外知识，深化更多的学科内容，逐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通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通过阅读使自己业务精良，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理念，开阔教师的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3、通过阅读学习，丰富自身个人文涵养，强化自身修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二、读书安排：

大量阅读书籍，做好读书笔记，使知识不断积累，思想与时俱进。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每周阅读两篇教育教学文章，每月通读一本教学杂志，每学期精读一本教育教学著作。

1、经典阅读：《教师培训读本》《给教师的100条新建议》《陶行知教育名篇》。

第4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苏霍姆林斯《给教师的建议》告诉我们每个老师：那些特别的孩子正是通过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来学习正确的。我们永远都不要绝望，是因为只要我们充满期待，他们或许很有希望。照亮学校的将永远不是升学率或者其他名和利的东西，而是圣洁瑰丽的师道精神，是一种对孩子的不染一丝尘埃的博大的爱。从这句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用爱心去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的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从书里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一、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使其迸发希望之火。

自信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智力、体力还是在做事的能力上，自信心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如果缺乏自信心，就会缺乏探索事物的主动性、积极性，其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就会觉得生活暗淡无光。

二、赏识学生的优点，尊重他们，激励他们全面发展。

作为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尤其是后进生更是如此，他们希望用脆弱的自尊来保护自己。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不要伤害后进生。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自尊心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待它要极为小心，要小心得像对待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珠。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只有尊重学生的人格，顾及学生的自尊心，学生才能信任老师。

三、教师要付出爱心，感化学生受伤心灵。

对于那些学习差、纪律松懈、思想落后的学生教师没有歧视他们，而给予更多的爱。使他们时刻感到集体的温暖，老师的关怀，消除失落感，使他们充满信心、满怀激情，奋发向上，而不是讽刺挖苦，使其萎靡不振。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用无私的爱心温暖冰冻的心灵，会让他们实现自身的价值。

《爱的教育》一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异之处，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的深深的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这里面不能忽视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话，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我这个读者也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中的养分，是教育中的阳光雨露，没有了爱，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是空虚的，是不能成长的。

课堂是什么？是教师一统天下的讲堂？是教师施展聪明才智的舞台？是知识搬运的中转站？苏联著名教育家赞科夫的《和教师的谈话》让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课堂应该是连接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桥梁，是学生享受学习乐趣、接受情感熏陶的场所；也是师生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聚集地；更是师生共同生活的舞台。这样的舞台需要师生共同完美地演绎。两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第5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1971年4月的一天，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运出了几个箱子。那是些看上去像是海盗时代用来装运金银财宝一样的老式大木箱，上面钉着宽宽的皮带。箱子运走以后，哥本哈根大学所有的旗杆都忽然降下了半旗；往来的人们多少有点儿沉重，有点儿失落，有点儿惆怅。丹麦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因为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降下半旗，而是因为失去了一些珍藏，一些古老的羊皮书。

这些北欧历史上最古老的羊皮书，装在一些古色古香的箱子里，运往冰岛。早在1961年开始，丹麦国会就开始讨论，是否把这些羊皮书归还给冰岛。国会的讨论非常激烈，历时长久；同时，在丹麦人民当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归还或者不归还的辩论，在国会，在新闻媒体，甚至在普通人中间，都引发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满足冰岛人民的意愿，尽早归还；但是，反对把这些珍藏归还的呼声也非常激烈，甚至上诉到了丹麦最高法院。

辩论长达十年。最终，丹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将真正和冰岛有关的羊皮书归还给冰岛。丹麦国会和人民以无比慷慨的姿态，将这些日耳曼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忍痛割爱，因此，在羊皮书运出以后，丹麦人居然以哀悼伟大人物的形式，降下了半旗。4月21日，第一批羊皮书到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冰岛，举国一片欢腾。全冰岛人民像过节一样地庆祝这些文化遗产的回归。这样，一直到1997年，陆续的归还行动才宣告结束。

而对归来的无价之宝，冰岛政府郑重其事地将它们珍藏于国家文化中心，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收藏、整理和研究这些羊皮书。这一研究所坐落在冰岛大学的校园内，现在已经是到访冰岛的贵宾和游客必定要来参观和游览的地方，研究所在国家文化中心展出的，就是1971年从丹麦回归的那些羊皮当中的一部分。研究所的名称，叫作阿尼・马格努逊研究所，源自一位冰岛学者的名字。

[二]

阿尼・马格努逊是个冰岛人，出生于1663年。阿尼・马格努逊生活的时代，冰岛隶属于丹麦，是丹麦的一个部分 阿尼・马格努逊年轻的时候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读书，成绩斐然，最后成了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就在他担任教授的同时，阿尼・马格努逊经常回冰岛旅行，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羊皮书和羊皮碎片，带回到哥本哈根，供其研究之川，这些羊皮书和羊皮纸碎片，大都写作于数百年前，散落于民间。

对于阿尼・马格努逊这样的人来说，收集并珍藏这种古代的文献，几乎行点像守财奴收藏金币的心态，一旦开始，就无法遏止，而且越多越好。因此，收藏古冰岛的文献，成了阿尼・马恪努逊毕生的追求和生活目标。但是，守财奴式的心态，往往带来的是守财奴式的沉重打击，1722年，阿尼・马格努逊足足收集了35箱这样的古羊皮书和手稿，集中在一起，让一条往返于雷克雅未克和哥本哈根的帆船，托运到哥本哈根。结果，这条船在途中沉没，35箱珍贵的文献，永远地留在了海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728年，哥本哈根发生了大面积的火灾，火势蔓延，10月20日开始的大火，第二天居然烧到了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阿尼・马格努逊虽然是个人收藏，藏品却都放在大学图书馆里面。羊皮书也是书，最怕的就是火，全力抢救下来，剩余的部分，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幸运的是，抢救文献的人，多少了解一点这些文献的内容，这抢救下来的三分之一，乃是阿尼・马格努逊收藏当中最古老也是最珍贵的部分。

也许这场大火对阿尼・马格努逊的打击太大，两年之后，阿尼・马格努逊就去世了；他在临终遗嘱中，把他穷毕生精力收集的那些冰岛羊皮书和羊皮纸碎片，全部捐献给了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在接受了这一捐赠以后，也非常郑重地进行了保护，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把这些文献统一称为“阿尼・马格努逊收藏”。丹麦政府自1956年开始，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些文献。

“阿尼・马格努逊收藏”虽然经过两次大的劫难，数量上仍然可观。收藏当中，一共有1666件羊皮书和碎片归还给了冰岛，但是哥本哈根大学仍留有相当于1400件左右的文献，仍然保有一个专门的“阿尼・马格努逊收藏部”。正因为如此，当冰岛设立专门研究所，研究这些文献的时候，就以阿尼・马格努逊的名字命名，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发掘和收藏了这些珍贵文献的冰岛学者。

[三]

北欧国家如此重视视为无价之宝和民族珍藏的这些羊皮书，包括一些羊皮纸的碎片，简单说来，乃是记录了日耳曼民族最早文化的文献。基督教自东向西、自南而北地统一了欧洲之后，日耳曼文化可以说是被扫荡一空；因此欧洲大陆，几乎已经找不到日耳曼文化的痕迹，唯独在冰岛，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羊皮书和文献，同时也为日耳曼民族的后裔，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等等，提供了基督教文化入侵之前民族文化的绚丽图景。

在日耳曼民族后裔的国家中，冰岛有点儿特殊。一是地理位置特殊，可以说是孤悬海外，二是冰岛历史上，曾经是北欧维京海盗最后的一个堡垒。正是这两个特殊的因素，造就了这批珍贵的羊皮书也造就了历史用文献的形式，再现北欧维京海盗纵横世界时的壮丽场景。因为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北欧的维京海盗，都是文盲，“这些一刻也不肯停息的冒险家们，不是那种能够坐下来，把诗歌和故事写在干净的羊皮纸上的那种人。”一位学者如是说。

公元8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取得了胜利，除了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8世纪到11世纪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已经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把北欧的那些异教徒，那些孔武有力、驾驶着又快又窄的长船四处贸易和抢劫的日耳曼后裔，称为维京海盗。他们不能在基督教地区贸易，所以他们有组织地抢劫，呼啸而来，踏平教堂，把教堂搜敛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又呼啸而去。

维京海盗的称呼，是典型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历史上，基督教向来把自己当成正统，因此有十字军的东征，也有面对强大的北欧人无奈之下的抱怨和咒骂。但是基督教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维京海盗这个盗名，也就千秋万代地流传下来，尽管今天的北欧人，对于祖上有海盗的名声，不仅毫不羞涩，反而万分自豪。话反过来，这些不识字的、不会写作的维京海盗们，特别是海盗酋长们和头领，却机智幽默，不少是杰出的诗人。

维京海盗对于诗歌、神话和传奇的爱好，催生了大量的所谓吟唱诗人；吟唱诗人既在战斗的间隙，也在维京海盗的聚会中，以强识博闻的形式，将流传的日耳曼神话、英雄传奇编成诗歌，高声传唱：这正是被广大的海盗们所崇尚的智慧和才能。

[四]

然而，诗歌的激励，固然增强了维京海盗的斗志，基督教老谋深算的说教和策略，却节节胜利，终于此长彼消，进入了北欧地区。公元9世纪晚期，在挪威许多维京海盗建立的小酋长国中，有个南方的酋长，号称“美发哈拉德”，才华出众，一举打败了其他的酋长同盟，统一了挪威。“美发哈拉德”的大军北上之际，参加过反对他的酋长同盟的那些维京海盗们，惊恐地逃离了挪威；维京海盗个个是航海的好手，所以很多逃到了英伦岛，还有一些，到了今天的冰岛。

到达冰岛的维京海盗，看到的是一片美丽、寂静而肥沃的处女地，辽阔而广大；最为美妙的是，在一个美丽的港湾，看到雾气腾腾，仿佛烟雾，走近了，才知道那是不断喷涌而出的地热泉水。于是，维京海盗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烟雾港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北欧语言中，就是“烟雾港湾”的意思。对长期战斗在海上的维京海咨来说，港湾意味着修整，躲避风暴，也意味着一个温暖的家，因此北欧的许多海滨城市，都以港湾命名。

维京海盗们就这样在冰岛居住下来，翻开了冰岛历史的第一页。随之，又有许多避难的维京海盗前来投靠。冰岛的维京海盗丝毫也没有放弃他们的老行当：他们继续驾驶着又快又窄的海盗长船，四处劫掠；但是，最让维京海盗富有成就感的战利品，却是从苏格兰和爱尔兰带回来的女人，她们很快成了维京海盗们的妻子，并且在冰岛繁衍子孙。

静寂的冰岛开始热闹起来了，甚至以前跑到英格兰的挪威贵族，也搬迁到了冰岛。各路维京海盗的酋长们，好比是绿林好汉，惺惺相惜，却又各行其是。到公元930年左右，这些绿林好汉们终于达成一致，成立了一个国家政体。但是这个政体非常特殊，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以海盗们的游戏规则组成的自由而松散的政体，史称冰岛公社议会政体。

所谓的公社议会，无非是那些各自为政的酋长们，为了解决部落之间的争端和共同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会议而已；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会议，所有参与者权利均等，没有任何人有超出别的酋长的权力：这是一种既原始又绝对民主的政权形式，在世界历史上，也算是独树一帜。有趣的是，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个会议投票表决，表示皈依基督教。大概是大势所趋，所以这些酋长老爷们开会的时候，便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决定是作出来了，但是国家形式，却仍然是一个绝对民主的会议而已，酋长们在自己的领地，是相信维京的神，还是去相信天主，实在是天王老子也管不着的事情。维京海盗们并没有因此收起自己的信仰，在公众场合，最受欢迎的吟唱诗人歌唱的诗歌中，仍然是日耳曼的神灵。也许是这样宽松的宗教环境下，冰岛的吟唱诗人居然大行其道，北欧国家的宫廷里，都有来自冰岛的吟唱诗人，他们口若悬河，长篇大论地吟唱着传奇故事，满口是来自神话的典故。北欧的国王，哪怕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还是喜欢那些吟唱诗人们，把自己的船，称为“侏儒的杰作”，把自己的金子，叫作“芙雷雅的眼泪”。

[五]

冰岛孤悬海外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这种奇怪的公社议会政体，使得11世纪到13世纪的冰岛，成了一个宗教自由的乐土。而欧洲大陆，此刻正经历着黑暗的中世纪中最黑暗的宗教禁锢。较早皈依基督教的国家，在中世纪的严格控制下，原有的日耳曼文明荡然无存；而冰岛，虽然基督教日复一日地也在传播，甚至影响到了吟唱诗人们创作的传奇诗中，但是，古老的日耳曼文明传统，依然是那么生机勃勃。

就在基督教和北欧多神教在冰岛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并存，并且基本和睦相处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那些来自欧洲大陆、断文识字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冰岛，大力向冰岛的这些野蛮人、异教徒和维京海盗们传播基督教的时候，他们反而被吟唱诗人口中那些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深深地吸引了。于是，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知道使用干净的羊皮纸写字的僧侣，纷纷把这些神话故事，用冰岛的语言记录下来，装订成册，成了各种各样的羊皮书。

这个时候，那些聪明的酋长和吟唱诗人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学会了使用鹅毛笔和羊皮纸这样美妙的事情，这样，原本就能滔滔不绝地背诵和创作神话传奇和英雄颂歌的天才们，一发而不可收，大量地写出了记忆中的颂歌、祭祀众神的典礼用词、原始戏剧等等文献。13世纪，由基督教传教士率先，记录古代颂神诗歌和传奇的事情，竟然在冰岛蔚然成风。冰岛的酋长们仿佛把鹅毛笔和羊皮纸当成了一艘又快又窄的海盗船，又一次驰骋万里，文采飞扬。

透过历史的迷雾，仿佛能够看到，基督教的传播，在冰岛这个地方，遭到了始料未及的文化反弹；而在公社议会这种马马虎虎的政权形式下，这种多神教的维京海盗的信仰和文化，显得非常的生动和缤纷灿烂。在欧洲大陆，当爱情被严厉禁止的时候，在冰岛，一个年轻人大达爱情的方式，却是长篇大论地吟唱诗歌，不断地引用神话故事，既不必顾忌基督教的迫害，又显得格外热烈而真诚。

们是，这样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终于随着基督教的全面胜利，而被历上了句号。1380年，冰岛被丹麦吞并，成了丹麦的一个部分。从此以后，公社议会式的宽松政治和吟唱诗歌的文化。止到了末途。那些写满了古代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的羊皮纸，被贫困的维京海盗后裔当成了御寒的衣服，甚至是最肮脏、最容易磨损的裹脚布。这样的日子，一复一日，可以想象，多少珍贵文献，充满日耳曼文明的文学瑰宝，就这样毁坏和湮灭了。

几百年以后，那个在丹麦哥本哈根人学当教授的阿尼・马格努逊，出于研究的门的，或者仅仅是一种收藏癖，才从冰岛各地收集起了部分残存的羊皮书和羊皮纸碎片。经历了沉入海中和哥本俣根大火这两大磨难，终于安全地藏在了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里。最终，由于丹麦人民的慷慨之举，阿尼・马格努逊收藏中最珍贵的部分，终于回到了雷克雅未克，回到了冰岛人民的怀抱。

[六]

这些羊皮书当中最珍贵的部分，就是在1971年4月21日最早运到雷克雅未克的那些羊皮书中的一部分，专业的名称，叫“国王版”的《诗体埃达》。《诗体埃达》是羊皮书当中35首诗歌的总称。这些诗歌，是关于北欧神话的最原始和最重要的资料，中文或称《古冰岛歌》，或称《诗体埃达》，或者《老埃达》，一直没有翻译和介绍。

《诗体埃达》当中的35首诗歌，其中14首是神话诗，另外2l首则是关于英雄传奇的诗歌。这一点，也反映了北欧人从来就非常严谨和古板，神就是神，人类就是人类，互相之间有严格的界限；而浪漫热情的南欧人写的希腊神话，神和人之间，毫无障碍。很方便，互相之间就可以交往，甚至于谈恋爱和通婚。而在北欧神话中，神国和人间是明显不同的两个世界。当人类出现在神话诗里的时候，那是人类无意中闯入了神的王国；相反，当神出现在英雄故事中时，则是神干涉了人间的事务。

14首神话诗当中，最生动的，是前面四首叙事诗；后面的十首，却都是对话。专家们认为，这种以对话形式进行表达的诗歌，很可能脱胎于上古日耳曼人在祭祀众神时上演的宗教剧，因此全部都是戏剧对话的内容。相比之下，前四首叙述性的诗歌，显得雄浑大气，既有神话诗的丰富想象，又有史诗般的辽阔和壮烈。按照英国神话学家荷兰达的说法，完全不亚于《荷马史诗》之于希腊神话的意义。

比如其中一首《休弥尔之歌》中，描绘了众神召开盛大宴会之前，缺少了一个巨锅；于是力量之神托尔，就到巨人休弥尔家前去抢夺。为了夺取巨锅，托尔和巨人一起出海钓鱼，结果用一个牛头为诱饵，钓起了盘踞在海底的巨蛇，然后托尔和巨蛇进行了搏斗，用他的铁锤击杀了巨蛇的故事。描写细腻，场面精彩激烈，行文不失幽默，又用了很多生动的比喻，比如用“海浪的情郎”来比喻船，“颌下的森林”表示胡子，等等。 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品，还是14首神活诗中的第一首――《沃卢斯帕》，在英语世界，通称为《西比尔预言书》： “沃卢斯帕”是冰岛语“女巫的预言”的意思。这首并不太长的诗歌，以一个女巫的口气叙述了从混沌初开、神祗和人类的创造到它最终命运的降临、在大火和洪水中毁灭以及新的大地再现的世界的全部进程。诗歌题材恢宏博大，叙述雄浑有力，是埃达体诗歌中最伟大的力作。专家认为，这首诗大概创作于11世纪，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作者，“毫无疑问是整个北欧在中世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天才”。

第6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关键词： 古诗教学 深度阅读 与诗人对话 诗人在吟唱 我即诗人

一、与诗人对话

1.体验感悟，初步体会。

（1）体验：学生对古诗的初始阅读和感受是进入深度阅读的基础。“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1]只有学生亲身体验的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古诗课堂教学之始，教师就应让学生充分阅读诗歌文本，获得原始的阅读与感受，并通过学生间相互交流，互相启发，从而获得初步的审美体验。

（2）感悟：学生在初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点拨，就会有所感悟，明白其中包含的某些道理，艺术上的巧妙之处，悟到人生的某些真谛。并在教师有效的讲解、学生间相互讨论、交流及阅读相关资料后，让学生对自己的原始体验进行修正。

学生在原始的体验、感悟及师生的平等交流、相互启发下会对诗歌文本的初步体会，也就是学生个体对诗歌文本的“第一印象”。

2.咬文嚼字，揣摩品味。

教师只有引导学生深入揣摩诗句，才有可能进入深度阅读的第一境界：“与诗人对话”。何谓古诗教学的“咬文嚼字”？我想应指教师善于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去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揣摩诗歌中能“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关键词句，或深刻含蓄的题旨，或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等。我认为其方法有三：（1）领会诗人创作意图，寻找“诗眼”或意境精妙的关键词句。如干国祥老师执教王维的《山居秋暝》抓住“空山”一词，引导学生深入揣摩：诗人开头就说“空山”，可是我们发现，这诗画中充满了景物，甚至是人的活动，为何却称为“空山”，这没道理啊？在于教师不断启发、点拨及意象的不断呈现后，学生恍然大悟：“空”乃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心里洁净，清凉幽静，生机勃勃、灵动等，同时为深刻领会诗人的心境铺垫。[2]（2）深入挖掘诗歌中的看似矛盾之处，加以横向、纵向比较。如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衣正单”与“愿天寒”，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乐景与哀情、物与人的矛盾都是值得揣摩的。（3）于看似平常处寻找突破口，深入挖一挖。著名特级教师邓彤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品析王之涣的《凉州词》“一片孤城万仞山”时，抓住看似平常的数量词“一片”设计了问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问题：城，本来是高耸宏伟的，似乎该用“座”来修饰，但是这里却用了“片”字，为什么呢？在学生讨论回答后，邓教师总结：“片”，一般用来修饰比较平，比较薄的东西，如一片纸、一片树叶等，本应用“座”修饰，但这座城坐落于茫茫群山中，周围都是万仞高山，相形之下，这座城就显得可怜了，单薄如纸，而城中的士兵，更显渺小，微不足道。并让学生体会：士兵在万仞丛山里一座小城中戍守边关，这里连春风也不肯吹到，人却常年生活在此，怎不让人感到悲苦呢？[3]邓老师牵一词让学生进行深入探究，诗歌意境全出，本诗主题也就不难领会了。

3.切己体察，与诗人对话。

在揣摩品味、咬文嚼字的基础上，将自己置身于诗歌文本的情境中，切身体会诗歌所描绘的情景，就容易达到深度阅读的第一层面——与诗人对话。如教学杜甫的《春望》，引导学生抓住诗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切己体察，让学生写一段：“假如你正处于战火连绵的岁月，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你的心情如何，你会写一封怎样的书信呢，看到美景还会留心欣赏吗？”学生的情感被激活了，就容易与诗人情感产生共鸣。进而引导与诗人对话：写几句安慰诗人的话，与诗人互诉战乱之苦，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这就不难了。而这种对话基于学生深刻领会诗人内心世界的切己体察、感同身受必定是亲切的、生动的。这种与诗人的对话必定发自肺腑的，有如朋友间的促膝而谈、推心置腹也必然是深刻的。

二、“诗人”在吟唱

1.想象画面，再现情景。

想象的程度，往往决定阅读的深度。古诗教学中的想象，是指师生通过解读诗歌创造性地探求文字背后的诗人形象、情节和情境。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想象画面、想象意境及人物和性格，再现情景，为进入“诗人”在吟唱提供可能。如教学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不妨先想象一下李白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他一手紧握着毛笔，两眼远望。他回想起在长安三年的生活，百感交集，胸中如翻江倒海。他想，他思，他怒，他笑，最后，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话在他心灵的最深处呼啸而出，直冲云霄。他喊着，像一个巨人站在群峰之巅，顿时化作万道光芒射向四面八方……于是，李白运足了气，使出所有力量挥动如椽巨笔，在洁白的纸上一挥而就……[4]通过想象诗句的画面，还原、再现诗句的可能情景，诗人的所思所想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师生面前；诗人的形象、气质已然映入师生的心间。同时通过想象，拉近了学生心中的诗人与真实诗人之间的距离。

2.联想对比，升华情感。

在想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想对比，启迪了学生的思维，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诗人的理解，让诗人的立体感更强了。而这种联想对比是多元的：有对同一题旨诗歌的联想对比，如教张志和的《渔歌子》，让学生与柳宗元的《江雪》作比较。教师以相关知识作铺垫，引导学生认真思考，展开讨论，学生比较顺利地辨出两者的异同；写的都是渔夫独钓，两个“渔夫”都对现实不满。但《渔歌子》中的逃避现实，是向大自然寻求精神寄托、悠闲而自得；《江雪》中则以无言的愤怒、冷峻藐视社会现实、孤高又倔强。这样诗中的“渔夫”形象就跃然纸上，加深了对诗歌主旨的理解。有对风格、性情相近的诗人比较，如屈原与李白；有同一诗人不同作品的联想比较，如杜甫的《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还可以对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联想比较，如我在教杜甫的《春望》时，抓住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引导学生探究。问：春天里的“花香鸟语”本是大娱人心之物，诗人为何写“花溅泪、鸟惊心”如此伤感的诗句呢？学生很容易由“国破”句得出因“国家破败、战火连绵”的原因，继而让学生体会以“乐景写哀情”的艺术写法。接着让学生联想读过鲁迅先生的哪篇文章，在描写哪个人物形象也运用了该艺术写法？讨论后明确：《祝福》中的祥林嫂，在“万家团圆、举杯欢笑”的贺新年的日子里、在人们的一片“祝福”声中悲惨地死去。作为千百万旧中国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的祥林嫂的死，人们不会去关注她，她的死如一只“猫、狗的死”，人们照样快乐，富人们照样祭祀、祝福。学生们体会了鲁迅对其深切同情的同时，加深了对杜甫的理解，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形象就活灵活现伫立在师生面前。这就是联想对比的效果，它使师生的情感得到升华，有利于学生更好把握诗人的形象心理及性格意义。

3.“诗人”在吟唱。

在学生感同身受、想象意境、联想对比、情感升华的基础上，继而引导学生读出诗歌的味道，读出情感、读出意境、读出作者、化身作者就水到渠成了。学生此时进入“空灵”状态，心无旁骛，只有画面、意境、诗人。以读杜甫《春望》为例，学生在揣摩、深入领会诗人情感的基础上，诗人那种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情怀便自然而然在诵读中流露出来。学生在诵读，实际上就是“诗人”在吟唱。

三、我即“诗人”

我认为古诗教学深度阅读的最高层级乃“我即诗人”层面。如何做到这点呢，我认为可尝试以下做法。

1.创设情境，练习写诗。

要让师生在诗歌教学过程中达到“想诗人之所想，爱诗人之所爱，恶诗人之所恨”的深度阅读，教师应尽可能地通过课堂“造情造境”，让学生练习写诗。并加以反复体味、揣摩，从而达到与诗人情感交融的境界。史建筑老师在执教《将进酒》时，引导学生咀嚼文本、抓住自己有体会的一句，练写诗句。有的学生将诗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变奏为一首词《钗头凤》：“高堂口，明镜头，容颜永驻何时有？世事恶，人情薄，白发满眼，肝肠满愁。叹叹叹！”有的学生将诗句“但愿长醉不复醒”变奏为一首词《天仙子》：“今宵酒醒别梦残，举杯复饮欲邀天。年年岁岁寂寞短，江月畔，愁渐远，秋月春风杨柳岸。”[5]一幅幅多美妙的意境啊，活脱一个个小诗人，这得益于教师善于引导学生深度阅读诗歌，并巧妙引领学生练习写诗之故。

2.链接生活，向课外延伸。

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由课内向课外拓展延伸，链接生活。“语文学习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指导学生向生活学习，化生活为诗。以诗人的视角去观照生活，挖掘生活的丰富内涵，丰厚自己的文化积淀；以诗人的胸襟、情怀在生活当中学会观察人、事、景、物。在观察中，见物想诗，运用所学诗歌与现实相似的意境加以互相比较，心有情愫而发之于笔端；并逐步学会创作，在创作中丰富情感，形成正确的态度与价值观。

3.融入生命，我即“诗人”。

在古诗教学中，当诗人的胸襟、气质真正融汇到学生生命、成为其血液的一部分时，古诗教学深度阅读的最高层次便实现了。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熏陶学生，以高尚的人格及诗人们生命中的美好成分为榜样，让诗歌内化为学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格内涵，发展为良好的情感，形成积极的态度与价值观。最终达到喜怒哀乐、举手投足间有诗人的影子，“我即诗人，我活着便是诗人活着”的理想境界。如学习了杜甫的《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一系列反映民生疾苦、表达对下层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的诗歌，生活中就学会对那些贫苦卑微的人群心怀怜悯。学了杜甫的《望岳》，在学习、生活中就应拥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学习了陶渊明的《饮酒》就具备了诗人的“洒脱、悠然自得”的心态，在生活中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等等。

当然，要真正达到古诗教学深度阅读三个层级，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艺术。它需要语文教师深入地钻研诗歌文本，带领学生挖掘诗歌本身的魅力，并在富有“诗意的语文课堂氛围”中进行合作、探究，期待古诗教学真正进入深度阅读。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干国祥.生命中最好的语文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3]雷玲，主编.中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上海：华师大出版社，2008.

第7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关键词：理查德・克拉肖 玄学派诗歌 圣经意象

一、作者介绍

理查德・克拉肖于161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反天主教思想浓厚的清教徒家庭。他有着极其虔诚的且严肃的宗教态度，这就为其日后放弃清教而皈依天主教埋下了伏笔。随着英国内战爆发，克拉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逃亡法国，正是在法国流亡的这段时间，他逐渐向其父生前曾极力反对和批判的天主教靠拢。当其在巴黎遭遇资金短缺，生活陷入困窘时，在朋友考利的引荐下供职于法国宫廷。其后又在法国王后的举荐下，来到罗马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最终正式成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克拉肖的诗歌按性质可分为三大类：早期的铭辞，世俗诗歌和宗教诗歌。克拉肖的宗教诗主要收录在《圣殿的台阶》，诗歌集的名称来自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圣殿》。他的诗歌富有神秘的色彩，充满音韵美。

二、玄学派诗歌与宗教的联系

玄学派诗歌有三大主题：及时行乐主题、爱情主题和宗教主题，是对生活经验的理性思索。克拉肖自身就是教士，特殊的身世汇聚了玄学派诗人以宗教为主的诗歌题材。就《圣经》中的宗教题材和玄学派诗的关系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表述《圣经》宗教内容的诗歌。此类诗歌情节完整，诗中多关于耶稣诞生、受难、复活的故事，用以祷告时表达对上帝的赞美。第二类是尊崇《圣经》宗教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主要还是抒发对上帝的赞美、信仰，但诗人自己也发挥一些理性的见解。第三类则是不限于《圣经》内容的诗歌。诗歌只是蕴含某些宗教思想，其内容与宗教可无直接关系。玄学派诗人积极探索寻找新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通过非宗教形象来表达他们的宗教思想，并渴望在追逐神圣之爱的进程中得到救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理查德・克拉肖，就是这样一个宗教抒情诗人。

三、本诗的圣经意象解读

首先是第一诗节的分析：“O these wakeful wounds of Thine！/ Are they mouths？ Or are they eyes？”（哦，主啊，你身上持续剧痛的伤口，它们是嘴亦或是眼吗）？“Be they mouth， or be they eyne， Each bleeding part some one supplies”（是的，它们是嘴，是眼，你的每一个伤口都是嘴亦或是眼）。此节第一句中的“wakeful”暗指耶稣基督的伤口不会停止流血，将耶稣基督的伤口比作眼睛的比喻深入人心。在第一节中，诗人主要将耶稣基督的伤口比喻成嘴巴和眼睛，这是指人们如何选择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好或坏的东西，人们也可以选择用他们的嘴来说善意或仇恨的话。将耶稣的伤口比喻成眼睛，就好比他一直在用双眼紧盯世人，警醒世人不要忘记他是为了赎清世人的罪孽而献身的；将耶稣的伤口比喻成嘴巴，就像他一直在向世人诉说他的苦痛，在为世人向上帝祈祷。

第二诗节的分析：“Lo！ a mouth， whose full-bloomed lips/ At too dear a rate are roses”（看啊！那个张大双唇的嘴，像极了血红的玫瑰）。“Lo！ a bloodshot eye！ that weeps/ And many a cruel tear discloses”（看啊！那布满血丝的眼！流淌着无数心痛的泪水）。在此节中，诗人把基督的伤口比作玫瑰般绽放的双唇，以便突出血水的浓重，后又把从基督身上流下的血比作眼泪。可见诗人在提醒世人基督在用他的鲜血偿还我们犯下的罪行，在为我们赎罪。

第三诗节的分析：“O thou that on this foot hast laid/ Many a kiss and many a tear”，（哦，主啊，在你的脚上留下了人们太多的吻、太多的泪），“Now thou shalt have all repaid/ Whatsoe’er thy charges were”（现在，敌人对你所有的阴谋指控都将得到偿还）。此节诗人指出耶稣基督已经为本不是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这就意味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能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并成就了他在天国的永生。

第四诗节的分析：“This foot hath got a mouth and lips/ To pay the sweet sum of thy kisses”；（因人们亲吻你的脚来报答你那令人欢欣鼓舞的祝福）；“To pay thy tears， an eye that weeps/ Instead of tears such gems as this is”（来报答你为世人流下的宝石般珍贵的鲜血）。此节提到人们亲吻基督的双脚，其实亲吻在基督教中是有深刻的宗教意义的，例如最典型的就是众所周知的“犹大之吻”。《犹大之吻》是十三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大画家乔托的代表作之一，它是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绘画杰作。在逾越节的晚餐桌上，耶稣指出他是出卖主的人。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就提前溜走，立即去给敌人引路前来捉拿耶稣，他以亲吻作为暗号。“我亲吻谁，谁就是耶稣。”那么犹大为什么一定要用“吻”这个暗号来出卖耶稣呢？《圣经》中关于“吻”的使用有如下几种场合：道别、分手、高兴、祝福、和好、临终，它的象征意义是：顺服神、相亲相爱以及向邪恶屈服。相见亲吻本是高兴与祝福的表示，在这里，犹大使用了这个美好的行动来出卖自己的老师，真是极富有意味。到1528年为止，神圣之吻仍是天主教弥撒中的一部分，在13世纪，天主教会以接吻礼取而代之。在现代基督教仪式中，神圣之吻一般都不怎么出现，但一些基督教徒却会亲吻一些宗教象征物，包括罗马教皇的戒指。本诗中多次提到“亲吻”一词，第三节中的“kiss”即表达了信徒与耶稣做临终道别，又是信徒向耶稣忏悔的表现。第四节中的“kiss”则是耶稣为众信徒赐福、传递上帝之爱的方式。说完众人的亲吻，还应更详细的解释一下“基督的眼泪”：一次，耶稣错过了救治病人的时间而导致了病人的死亡，便问周围的人，“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而后“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这几个字反映了神对他子民在苦难中深切的同情。耶稣的眼泪，表明他愿意为别人分担痛苦与忧伤，这是爱心的眼泪。因他目睹人间疾病、痛苦与死亡时，也难免悲叹，甚至伤感泪下。他也曾为耶路撒冷城面临被毁的命运而哀哭。

第五诗节的分析：“The difference only this appears/ （Nor can the change offend）”，（不同仅仅向世人彰显了一点：改变并不能冒犯），“The debt is paid in ruby-tears/ Which thou in pearls didst lend”（主啊，你那甘心奉献的、红宝石般鲜红的泪水已洗清了世人的罪孽）。此节第三句中的“ruby-tears”象征着基督的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出宝贵的鲜血。而第四句的“lend” 则显示了耶稣基督如何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放弃了他的生命。本诗中多次提及“gem， ruby， pearl”，这些石头以他们的审美价值而闻名。基督受难的审美价值在于他为了世人的福祉而牺牲自身的意义。正如Richard Rambuss恰到好处地指出，克拉肖的感性意象，华丽的辞藻表达的正是诗人“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虔诚。”

四、诗人创作背景探究

理查德・克拉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生动的宗教诗歌，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学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其父威廉・克拉肖是当地有名的传教士，并藏有大量的宗教书籍，年幼的他在其父熏陶下便产生了对宗教极大的热爱。其后他加入了一个私人的宗教社团，每日定时祷告、唱赞美诗等，以虔诚地表达对圣父、圣母和圣子的膜拜。克拉肖终身未婚，过着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支配下侍奉上帝的教堂牧师的生活。因此，在克拉肖的诗作中，“赞美上帝，书写基督”是其永恒的主题。正如凯斯琳・李所说：“克拉肖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多来自于宗教书籍而非自然景物或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克拉肖生活的时期，英国文坛宗教诗歌大繁s，邓恩等创作了不少的宗教诗歌，也为克拉肖写作宗教题材的作品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理查德・克拉肖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献身于宗教诗歌创作，献身于天主教信仰。

五、结语

第8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我跟岛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相识，那时他已经跨界，从诗歌界转入美术界，1994年我和岛子、丁方一起编辑《中国美术报》和《艺术潮流》杂志。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正是丁方和岛子这两位画家分别以油画和水墨两种语言执著地对基督教精神进行着深刻的表达，可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油画和国画这种两个艺术领域在基督教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我们知道，岛子本来是诗人、是学者，但是近年来，人们突然发现一个画家横空出世了，而且，岛子作为画家竟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所有看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水墨语言与他的艺术主题之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高度的契合，也就是说，通过水墨诠释和表达基督教精神，在他那里变成了一件得心应手的事。

100多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学习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我们只接收西方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却始终排斥他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观念。我们应该知道西方人是二元论世界观，他们的观念中既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又有唯心主义的一面，西方文化就是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拿掉任何一面，整体都不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只拿来了其中的一面，我们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由于对西方文化借鉴的偏失所带来不良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人再次看世界、看西方的时候，一方面，一些艺术家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以及自由和民主这样一些宝贵价值，另一方面，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像丁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基督教，亦即人的神性。这么多年来，在中国艺术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西方文化有两面性，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需要有精神的支撑。

我们知道，基督教不反对甚至赞成世界各民族艺术家对基督精神进行本土化或民族化的阐释，具体而言，基督教鼓励各民族艺术家把基督耶稣和圣母圣徒画成黄种人和黑种人。不同其他一些固守原旨教主义的宗教，基督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期待自己成为普世主义的宗教。岛子的圣水墨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对于基督教精神进行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独特而全新的演绎。

岛子圣水墨绘画的特点和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艺术风格来看，岛子圣水墨绘画是写意性、象征性和表现性融会贯通、水融的产物。这样的绘画既保留了中国写意艺术的特征，又表达了象征性的寓意，还兼有表现主义的抒情功能。岛子的圣水墨作品不是对基督神迹和圣经故事的描述，而是通过简化的形式或者象征性的符号来言说基督的神圣精神。他把基督教的精神浓缩成一些特定的或者是说大家一看即知的符号，比如说十字架和圆圈等，这些是他绘画的基本符号，它们构成了他画面中的形象。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他的小小的标志性的印章来补充作品的寓意。所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他的言说体例和符号体系。最重要的是，岛子把光这样一种元素引入到了水墨绘画中，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是没有光的，他把光引入到水墨几乎带有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旧约·创世记》开篇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在我眼里，岛子圣水墨绘画中的光已经超越了物质性的再现功能，而不啻就是人类弃绝罪恶、走出苦难的指路明灯。在艺术史上，中国画家对于佛教题材和主题有过比较充分的表达，但在基督教方面我们几乎找不到太多太好的例证，就是说，在评判岛子圣水墨绘画风格特征的时候，我们在中国艺术史里几乎找不到可资比对的参照系。从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我倒是发现了一个与岛子比较相似的画家，那就是20世纪初法国画家乔治·卢奥，不管是在表现的情感上，还是在象征的寓意上，岛子和卢奥的绘画都有可比较之处。两人都喜欢大量使用黑色，画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粗重的黑色轮廓线。不同的是，岛子圣水墨绘画的基本情调是悲剧性的，这些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悲剧激情，它们更多地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的苦难，至于救赎还需期待于遥远的未来。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是否能获得自我救赎或实现被救赎都是值得忧虑的。

第9篇：基督教诗歌范文

摘 要 汇率不仅是一种既定制度,实际上也是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历史,论证了当前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适当调整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将制度从外生变量转变成一种内生变量,将制度作为一种稀缺性因素;当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就会带来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当前的汇率制度已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当前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与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及成效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制度变迁来自于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被打破,而现存的制度安排又不能对这种利益失衡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出现此制度供给的失衡状态。如果制度安排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了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总的来看,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1949年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有官定汇率到市场决定,从固定汇率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演变。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制度(1949-1978年)

1949年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天际公布人民币汇率。以后,上海、广州在中央统一管理下以天津汇率为标准,根据当地物价状况,公布各自的汇率。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一直钉住一揽子货币。

(二)转轨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1979-1993年)

1.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对外公布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度。1981年-1984年间,人民币官方汇率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公开牌价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年1月1日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1美元折合2.8元人民币。这是人民币汇率的第一次并轨。

2.根据内外物价变化调整官方汇率。1985-1990年期间,我国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多次调整汇率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折合5.22人民币。

3.实行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1980年起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实行外汇调剂制度,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开办外汇调剂公开市场业务,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从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实行汇率有管理的浮动,1993年底调至1美元折合5.8元人民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

1.自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汇率。这是人民币汇率的第二次并轨。

2.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与金融稳定,以大国负责任的姿态,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从而也使中国的汇率实质上形成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币汇率至1美元折合8.7 元人民币。

3.2005年7月21日央行公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至此人民币汇率进入稳中有升的态势,并且2007年人民币汇率更是节节攀升,屡创新高,至2007年9月13日已达到1美元折合7.516元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自1994年以来不断增长,到2006年底已达209407亿元;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增速尤为明显。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2020亿元,比年初增长1357亿元。人民币汇率制度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汇率长期坚挺,充分展示了我国经济的综合实力,显示了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驾驭能力。

二、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具有制度依赖性质,若沿着既有的路径,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称为诺斯路径依赖Ⅰ;若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称为诺斯路径依赖Ⅱ。我们在肯定汇率制度改革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必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既有路径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产权制度不明确影响汇率水平形成机制

价格的形成和决定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产权的配置和交易问题。人民币汇率即货币资产价格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研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其改革的最根本问题是产权的配置和交易。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主要就是交易中心与外汇银行(会员)的外汇批发市场,外汇银行与企业、居民(客户)间的外汇零售市场上外汇资产拥有双方的产权交易。但是这种市场结构以及它所体现的汇率形成机制(包括外汇产权的界定、交易方式、效率损失等)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阿尔钦认为“在一个信息扩散的社会里,要生产专业化的分散协调得以顺利进行,人们就必须得到有保障的可转让的私有产权,以双方同意的价格,即用较低的交易成本对生产资源和可交易的产品进行转让的权利。”这个观点说明了市场信息、私有产权界定和主体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外汇市场的信息非常庞杂,外汇供给和需求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从事外汇买卖的市场主体只有在独立产权明晰的前提下,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搜寻信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如果交易双方都只以外汇产权实际拥有人的人身份进行交易,就很可能因为出现委托―人利益不一致而使交易效率下降。

(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加大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兼得,政府只能在这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我国现在是以严格的资本管制为代价来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但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便利的背景下,以盯住汇率制度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将大大上升。据估算,我国外汇占款已占货币发行总量的70%,但中国人民银行仅能冲销其中大约60%。2007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5%,存贷款利率相应提高0. 27%,这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流动性过剩问题,但僵硬的外汇流动机制使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外汇储备成本不断增加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近年来增加迅猛,截至2006年10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0096亿元,突破1万亿大关,一举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7年1-2月份实现贸易顺差396亿元,3月份贸易顺差68. 7亿元,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会引起储备边际收益的递减,加大国家管理储备资源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银行、企业、居民均不能意愿地持有外汇,汇率变动所引发的汇率风险不能分散于微观经济主体,而是主要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另外,我国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资产为主,据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大约占60%左右,美元存在贬值趋向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又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损失。

三、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汇率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要素,当其由于制度稀缺或制度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则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制度健全。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我国的一系列制度因素存在缺陷。因此,现在的关键在于进行一系列制度因素的改革,以创造真正的市场机制,为人民币汇率有效地发挥作用创造制度前提及市场基础。

(一)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主体

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所有企业、银行、居民个人财产权利都一律得到完整的界定,使市场的主体都成为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这不但意味着银行、企业、居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持有和支配外汇和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也意味着我国的市场主体在国内外从事经济活动时,不只可以独自获得全部的收益,而且还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的成本、风险、亏损及经营失败的责任。市场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或亏损,并力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形成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二)在产权制衡基础上逐步实现浮动汇率制

从汇率发展趋势看,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必然,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然要优于固定汇率制度以及波动性较低的其他汇率安排。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市场参与者根据影响外汇供求的各种信息做出决策,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机制将会自动纠正人民币的“高估”或“低估”,从而促使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点。总之,只有在一系列制度因素改革的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汇率引起的相关经济问题,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三)克服既有路径依赖,逐步放宽外汇管制

在现有不健全的汇率制度下,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既有的路径依赖,即当汇率超过既定区域波动时,中央银行必然频繁入市干预。央行的干预稳定了汇率,但使得人民币汇率信号失真,汇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被扭曲。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汇率呈现出缓慢、小幅升值的特点,缓慢升值的确为我国的产业升级预留了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副作用:货币政策不独立,热钱流入,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等等。因此,可适当放宽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实行自由结汇制,扩大汇率波动幅度,推动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

(四)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减少外汇储备成本

大量的外汇流入是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针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张的局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使外汇储备规模降至合理水平。同时为了发挥外汇储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应建立储备转化为投资的新机制,实行外汇持有机构多元化和外汇资产持有者分散化,促进外汇资产投资领域多样化,实现最佳的外汇储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实行多样化的外汇交易

放宽外汇市场准入制度,培养自主经营的、多元化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市场。同时,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的建设还应在专业人才、金融法规、税收制度、监管制度等方面加强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刘少波,丁菊红.从制度变迁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及改革趋势.经济经纬.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