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细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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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1.湿润你的呼吸系统
引用温热柔和的饮料，如水果茶或柠檬水，能减轻鼻充血症状，更重要的是，它能最有效地避免呼吸系统的脱水现象，而干燥的呼吸系统会使你更容易受到感染。
2.常穿低跟鞋
鞋跟太高当然不行，但有点跟的鞋子并非对健康没有一点儿好处。伦敦步态与姿势中心专家西蒙每天都会穿着有跟的鞋。西蒙表示，很多人的脚、腿和背部出现了一些问题，都是因为经常穿着无跟的平底鞋造成的。穿着鞋跟高1.2厘米至1.9厘米的低鞋跟，可以减轻膝盖和肌腱的压力。夹脚趾的拖鞋和平底鞋，则会让人的脊柱承受过多的压力，可能造成X形腿，并引发其他脊柱疾病。
3.自然风干or完全吹干
洗发后用吹风机将头发完全吹干，容易引起头发干枯、分叉，甚至断裂，但如果完全是自然风干的话，同样会导致头皮出现问题。因为洗发后头皮上残留了许多水分，如果停滞时间过长，可能会引起头皮湿疹。因此吹头发时尽量吹在发根部位，待发根大致干燥即可，发梢则可以自然风干。
4.开窗透透气？
或许你不爱开窗，但从小就听着爸妈说“开窗透透气”长大。这种空气的流通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赶跑病菌，但它并不在于窗户开得有多大，更大程度上在于你的房子有多新。其实让窗户留一条缝或者全部打开，赶跑病菌的效果是类似的，而全部打开后吹入的尘埃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新的病菌。
倘若你家并不是新房子，且杂物居多，那很遗憾，开窗透气对于减少病菌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老旧的坏境使得病菌在缝隙等处根深蒂固，无法吹走；但如果你住在刚装修好的房子里，那么新鲜的流通的空气将会出奇有效地赶跑病菌。
5.跷二郎腿的危害
这个看似舒服的小动作会使腿部血流不畅，容易造成静脉血栓，同时使得上身姿态不佳，长期跷二郎腿可能致使脊椎侧弯、腰椎间盘突出。尤其是孕妇，千万不要跷二郎腿。此外，内科医生还表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人，倘若跷二郎腿，有使病情加重的可能性。
6.睡醒后需要做什么？
英国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教授吉姆·霍恩指出，睡醒后立刻起身下床，很可能导致血压忽然变动，从而引发高血压、中风等疾病。要缓解睡前和睡后心脑血管压力变化对血管的伤害，霍恩教授建议：
（1）醒后不要马上起来，先在床上再躺上半分钟左右；
（2）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
（3）下床后靠床边站立半分钟，而后再活动。
这样渐进性的活动可以让身体各器官适应变化，减少猛然起床对血管的压迫，有利于心律的稳定。
7.一大早就光脚可不好
很多脚部疾病都是由于起床时光脚产生的。脚每天都要承受我们全部的体重，因此每天都有部分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些伤害需要通过夜间的休息来得到恢复。而早上起来光脚走路的话，脚后跟又会承受过重的负担，夜间刚刚得到恢复的组织再次受到伤害。因此准备一双底部厚实柔软的居家拖鞋，对于保护你的双脚至关重要。
8.金鸡独立来刷牙
英国莱斯特脊椎神经科和人体工程学顾问蒂姆建议你这样做，因为这会使你的腹部深层核心肌肉得到锻炼，让你的脊椎更健康。蒂姆说很多人从来没有锻炼过腹部深层核心肌肉，刷牙时单腿站立是让它得到短暂但有效锻炼的最好方法。你可以先用左手刷牙、右腿站立，坚持一分钟后，再换右手刷牙、左腿站立。坚持的次数越多，越能锻炼腹部深层核心肌肉。
9.牙刷也“微波”
当你刷完牙后，湿漉漉的牙刷就变成了病菌孳生的温床，所以你可以定期把牙刷放到微波炉里进行简易消毒。如果你最近工作特别忙或者压力特别大，那免疫力会变得比较薄弱，这时你最好每天早上把牙刷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10秒，这样能够有效杀灭可能引发各种疾病的病菌。此外，倘若你哪天发现自己患上了感冒，那可不要忘了给自己换把新牙刷。
10.尽快走出自责阴影
信不信由你，自责会使你更容易失去免疫力，从而患上各种疾病！这是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对超过三百名工人进行的为期三个多月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除了一些原本就有内疚倾向的人显得比较体弱多病外，那些甚至本来对自己工作有很好掌控的人，假如在遇到难题时缺乏自信，或者在某件事出错时倾向于责备自己，也就会变得更容易开始咳嗽或打喷嚏，甚至引起诸如牙龈肿胀、头疼等不适症状。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态度会使人们受到更大的工作压力，而压力，会有损人的免疫系统。
11.飞机上多活动
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加重背部及腿部关节的压力，甚至会促成血凝块的产生。在飞机上久坐不动就更加危险，地球引力使血液流回心脏，但在飞机上，地球引力明显减弱，如果有血凝块产生并流入肺部，就会引起致命的肺阻塞。
12.关注自己做运动
如果你和同去运动的闺蜜聊得热火朝天，那也就意味着你没法同时关注你正在进行的运动。纽约体育俱乐部健身顾问艾米·霍夫说，运动的时候阅读、看电视或聊天都是糟糕的事。如果你要去锻炼了，你就得集中精神关注你的身体，否则不仅得不到让人满意的效果，还容易损害肌肉。如果你需要同时做点别的好让锻炼不那么枯燥，不如听听音乐，以此替代使用你的眼睛或嘴巴。
13.吃饭垫报纸？
我国室内环境监测中心建议：吃饭时不建议用报纸垫桌子，特别注意餐具不要直接接触报纸，否则很可能导致油墨污染。油墨中的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包括铅、铬、镉、汞等，它们都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特别是报纸彩页，油墨面积大、墨层厚，如果长期吸入，可能影响大脑的中枢神经，对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当日的新报纸危害要大于旧报纸。
最好的垫桌用纸是厨房专用纸，如果用报纸垫，就一定要避免手或餐具接触报纸，以将潜在危害降到最低。
14.烂果肉剜掉再吃？
水果烂了怎么办？大部人都不会一扔了之，而是将烂掉的果肉剜掉再吃，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即使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削去，剩余的部分也已通过果汁沾染了细菌的代谢物，甚至已经有微生物开始繁殖，其中的霉菌可导致人体感染多种疾病。因此，尽管有的水果只烂了一部分，但还是扔掉为好。
15.不要夹着电话筒
为了避免电话听筒的滑落，不少人总不由自主地用脖子和肩膀用力夹住它，由此就会加重背部和颈部肌肉的负担。且颈肩之间的肌肉在保持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下，也会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这一动作还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疾病——法国一名患者因长期在听电话时将听筒夹在下颚与肩膀之间，导致左眼失明，并且说话也出现困难。因此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一习惯姿势，那最好使用免提供能。
16.向手臂打喷嚏和咳嗽
无论是谁告诉我们“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捂住嘴”，这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病菌几乎会全部附着在双手上，而你又会将它们传播到其他物体上（包括人）。所以当你没有手纸而又想咳嗽或打喷嚏时，你可以将手肘弯起来遮住嘴和鼻。毕竟，手肘和自己的脸或其他物品接触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第2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炎炎夏日正是全球电影一年一度的暑假黄金档期。眼看今年的暑期档就要过去，好莱坞的大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压轴好戏?8月18日，一部由导演尼尔・伯格最新执棒的《魔术师》隆重上映了。影片的灵感出自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史蒂芬・米尔豪瑟的一个短篇小说。导演尼尔・伯格曾因自编自导了银幕处女作《肯尼迪刺杀证明》而广受影评人青睐，他用这篇小说成就了这个发生在1900年绚丽如油画般的维也纳的传奇……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依然为封建社会的浓郁气息所笼罩。不同的身份背景让木匠之子艾森海姆(爱德华・诺顿)与贵族小姐苏菲(杰西卡・贝尔)虽然相恋却不得不天各一方。15年后艾森海姆以最惊世骇俗的超级魔术师的身份衣锦还乡，苏菲却已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公爵头衔，还成为王储利奥波德的未婚妻……这天，艾森海姆在表演过程中邀请一位“不怕死”的观众来协助自己，走上台的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苏菲!一身法力的艾森海姆利用自己的无边法术，将美丽的苏菲从王储身边夺走，并一手制造了无数奇幻事件，让整个维也纳皇室人心惶惶……
杰西卡・贝尔在好莱坞算得上是年轻新贵，但千万不要因此认为她初出茅庐，更不要被她在《魔术师》中的天使形象所蒙蔽，她是2005年英国《时尚》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性感的女士之一。据称，这份杂志分别在全球物色了四名他们认为的当今世界上最性感的女士，她们分别是23岁的杰西卡・比尔，39岁的中国演员巩俐，47岁的莎朗・斯通以及51岁的蕾妮・罗素。能与这些超级巨星并驾齐驱，杰西卡的魅力可见一斑。
生在明尼苏达、长在科罗拉多的杰西卡在9岁时就走上了演艺之路，希望成为歌手，并在《安妮》《美女与野兽》《音乐之声》等音乐剧中初试啼声。在1994年举办的IMTA洛杉矶会议上，杰西卡成了当晚最亮眼的新发现。她获得了由权威演艺机构“青年演员协会”颁发的奖学金，并被她的现任经理人杰夫・莫伦发掘。此后她成为一系列时尚杂志的焦点人物，并在1999年被《人物》杂志评为“世界50名最美丽人物”之一。
对杰西卡来说，在时尚与演艺之间似乎只是一个华丽转身那么简单。1996年，随着华纳电视网一部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七重天》的播出，17岁杰西卡与她饰演的角色玛丽一起，成为了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形象。此后，杰西卡担任了欧莱雅形象代言人，一次又一次向人们展示她的完美肤色。
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与性感成了她大步向前的敲门砖。1997年与彼得・方达合演的《养蜂人家》和1998年的《一路闯关过圣诞》两部电影，使贝尔的发展延伸到大银幕。在《养蜂人家》中担任主角过了把瘾，也使杰西卡发现了电视角色的局限，于是想终结电视演出方面的协议，但《七重天》监制不肯放人。于是2000年，杰西卡一怒之下把“无上装”照片刊登在《Gear》杂志上，让周围的人瞪大了眼睛。为《Gear》杂志拍摄之后三个月，杰西卡才满18岁。获得杰西卡的应允之后，该杂志刊登了她的半片，也促成了她电视合约的终结。
第3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公益性捐赠 功能 规模 结构
2004年，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敦促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由，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如果说市场的第一次分配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进行的第二次分配便是一只“有形的手”，那么以公益性捐赠等慈善行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则是一只“温柔的手”。
公益性捐赠具有如下功能：一是经济功能。使穷人得到的货币收益大于富人的货币损失，而富人在进行公益性捐赠时可以获得精神满足。二是社会功能。公益性捐赠不但满足了捐赠者的最高层次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赠者的较低层次需求，最终实现了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道德文化功能。通过公益性捐赠能够促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在鼓励公益性捐赠的过程中可以重塑我国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标准。
一、我国公益性捐赠的规模
多年来，我国公益性捐赠的绝对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排除1998年我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和2003年突发的非典疫情所引起的公益性捐赠总量陡增等特殊情况，1997年～2006年我国公益性捐赠的总体规模在逐步增长。据民政部的《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披露：2007年，我国慈善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慈善大环境、公众与企业界的捐赠热情、慈善组织，都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局面。据初步估计，2007年度，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了223.16亿元，约占我国2007年GDP的0.09%。与2006相比，增长123%，而来自境外的捐赠总额达到86.09亿元。两项相加，总额超过309亿元，与2006年相比翻了两番。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益性捐赠的相对水平仍然较低。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2002年美国个人捐赠的金额为19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生产总值的2.1%，85%属于个人捐献，其中又有70%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2007年我国平民慈善占公益性捐赠的比重仅为14%，与美国的70%差距不小。我国2007年公益性捐赠占GDP的比重仅为0.49%，而美国为2%，加拿大0.77%左右，英国0.88%，荷兰1%左右。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2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94.61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94.01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68.8亿元；已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157.97万顶、被子486.69万床、衣物1410.13万件、燃油409.7万吨、煤炭875.3万吨。显然，由于汶川地震影响我国公益性捐赠水平在短期内急剧提高，但必须认识到这只是偶然外因作用的结果，我国公益性捐赠规模亟待保持长期稳定扩大趋势。
二、我国公益性捐赠的结构
（一）形式结构
在我国的公益性捐赠中，货币捐赠比实物捐赠更广泛。除特殊年份外，我国货币捐赠量（社会捐赠款）增加的同时实物捐赠规模（捐赠衣被数）则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02年以来减少情况明显。与货币捐赠相比，我国的实物捐赠情况不容乐观，这也反应了我国公益性捐赠所得税激励政策缺乏对实物捐赠的鼓励。
（二）来源结构
我国公益性捐赠的来源比较单一，仅依靠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其中又以企业捐赠为主。根据民政部系统内的统计，个人捐赠所占比重不到20%，如果再加上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公益性捐赠，企业捐赠远远超过了个人捐赠。西方国家的公益性捐赠资金来源比较丰富，由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基金会捐赠和遗产捐赠构成。对比而言，我国公益性捐赠的来源结构显得较为单一。
（三）流向结构
据《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07 年我国公益性捐赠款主要流向了十二个领域，按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1）助学；（2）扶贫、济困；（3）救灾；（4）修桥、补路、建房等公共工程；（5）助医；（6）发展高等教育；（7）助残；（8）发展体育与赛会支持（如特奥会、奥运会等）；（9）关怀儿童、妇女、老人；（10）环保；（11）文化、科技、宗教事业；（12）见义勇为、禁毒、拥军等其它公益事业。从比例上看，助学、扶贫济困与救灾三项用度约占公益性捐赠总额的58%。这种公益性捐赠的流向结构与我国慈善事业的需求结构对口，一方面体现了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致力于应急救助，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慈善的根本关注点在于人的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三个结构现状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公益性捐赠结构正处在调整转变过程中，仍有待继续优化。纵观我国公益性捐赠的规模和结构，虽然我国公益性捐赠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存在着鼓励发展公益性捐赠的巨大空间和潜力。而公益性捐赠的现状所呈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始终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体现在公益性捐赠所得税激励政策的影响上。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公益性捐赠的所得税激励政策。
参考文献：
第4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 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回归模型
一、引言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为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而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最终会表现在公司的经营绩效上，所以股权结构是公司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相关关系。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分析及研究假设
股权结构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各股东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反映的是股权集中程度；二是指公司股份由哪些股东持有，说明了持有者的身份性质，反映的是股权所有制的不同。
1.股权集中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股权集中程度即一个公司股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较大的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完全分离；二是公司拥有较大的相对控股股东，同时还拥有其他大股东：三是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拥有一个绝对控股股东，该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公司控股股东有权选择公司的经营者或者直接担任经营者，有利于公司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监督机制的作用很难发挥，因为一方面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无法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司小股东缺乏监督的积极性和动力。股权高度集中不利于人的更换，同时其他公司成功接管目标公司的可能性往往较小，不利于外部接管和权竞争等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当股权高度分散时，容易形成严重的“内部人的控制”，经理人员的利益很难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不利于公司的经营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分散的股东们各自都存有“搭便车”的动机，即都想去享受监督所带来的收益，而不愿意承担监督成本去进行监督。众多小股东没有机会也没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导致了经理更换的可能性小，权争夺不大可能发生。但股权分散却有利于各中小股东在资本市场上通过“用脚投票”对经营者进行间接约束。
当股权适度集中时，相对控股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具有一定优势，他们不会像小股东那样“搭便车”，监督成本与他们进行较好的监督所带来的收益相比，后者往往大于前者。此时，公司有若干个大股东存在，最有利于经理人员在经营不善时被迅速更换，因此股权适度集中型的股权结构最容易形成权的竞争。通过对经营管理者的无形的压力，使其努力工作为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做出贡献。股权适度集中，相对控股股东拥有一定数量的股权和控制权，一般情况下激励是有效的，但如果某种经营活动对他个人带来收益，对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且他的收益大于他按比例应承担的经营损失，他可能会考虑去从事这种经营活动，因此，经营激励的作用机制变的复杂起来。股权适度集中情况下，内部发生收购行为较容易成功，相对控股股东会阻挠恶意的外部收购的行为。
综上所述，股权适度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机制的发挥较为有利，更能促进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是倒U型函数关系，即上市公司绩效先随着股权集中度提高而增加，而后会随着它的继续提高而减少。
2.股权所有制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即从所有制的角度来区分股权结构，包括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三种类型。股权结构中股东的性质和行为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行为。不同性质股东其持股目的和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行为取向的不同，由此影响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和效率的高低，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国有股持股主体的行政化因素使其有可能以政治功利和行政目标的混合物来代替股东目标，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的缺位加大了“内部人控制”带来的问题,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经理人员可能会以出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利用所控制的资本为自己谋取利益，致使企业整体效益低下。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
法人股比国有股更加具有“经济人”人格化特征,法人进行股权投资的动机在于获得投资收益、跨行业经营以及实现规模经济等等。法人股东一般不会以“投机”代替“投资”。倾向于从事长期投资。法人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就越一致，因而越有动力去监督经营者.而且愿意为此付出高的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3：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流通股股东对参与公司治理的兴趣并不大，一是主观上绝大部分的流通股股东只对短期利得感兴趣；二是流通股股东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一般都拥有企业较小的股权份额,由于监控的成本与效益不匹配的原因,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现象。由此可提出研究假设4：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无关。
三、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确定
采用回归的方法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需要确定三类变量：股权结构变量、公司绩效变量和控制变量。
1.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所有制结构的度量
对于股权集中度的度量有以下两种方法:
(1)CRn指数。指公司前n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2)赫芬达尔(Herfmdahl)指数。指公司前n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该指标的效用在于对持股比例取平方后，会出现马太效应，即比例大的平方后与比例小的平方后之间的差距拉大，从而突出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
本文研究的股权所有制结构变量包含三个变量：国有股比例（GJG），即国家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本的比值；法人股比例（FRG），即法人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流通股（LTG），即可以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选择
关于公司绩效的界定，由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表现趋于多元化，因此，任何单一指标对于评价公司绩效来说都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公司绩效状况，也就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绩效和股权结构的关系了。
每股收益（EP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两个重要指标，一般作为投资者衡量一个上市公司绩效好坏的最重要的指标，对于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两个指标在评价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净资产收益率指标(ROE)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和进行特别处理等的考核指标，目前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通过会计方法的改变来操纵可操控的应计项目和通过安排关联交易虚增企业的净利润，进而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因为净利润被虚增，每股收益这个指标同样被提高。
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CROA）与净资产收益率（ROE）相比则具有一定的不可操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这是因为当前计算这一指标的分母为总资产，它避免了计算ROE时很多企业账面净资产很小甚至为负的情况；而且，这一指标的分子考察的是主营业务的净利润，这就杜绝了应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认为，分别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CROA)及每股收益(EPS)三个指标作为代表公司绩效的变量，更能够比较全面真实地考察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3.公司绩效控制变量的选择
控制变量是指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对绩效有充分解释能力的指标变量，本文采用以下4类指标作为公司绩效的控制变量。
(1)资产负债率(DAR)：资产负债率表明了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与存在的财务风险大小，会对于公司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上市公司来说，资本结构对于绩效存在影响，但具体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在国外的文献中一般是将其作为衡量公司避税能力的指标。
(2)公司成长性（GROW）：在衡量公司的价值时，公司的成长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上，具有高增长速度公司的应该有更好的绩效表现。它表明了公司发展潜力，进而反映出公司的管理能力。反映公司成长性的指标有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由于主营业务收入更加真实，不易被上市公司操纵，因此本文认为应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成长能力分析指标。
(3)公司规模（ASSET）：公司规模无疑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采用国内外学者惯常的做法，用公司资产总额表示公司规模。考虑到公司规模一般都较大，因此在回归模型中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衡量指标。
(4)行业虚拟变量（HYi）：不同行业的竞争程度以及不同行业性质的差异对公司绩效有很大影响。所以，在研究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要考虑行业的因素。
表 变量说明
四、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回归模型
在确定了公司绩效指标、股权结构指标和控制变量后，我们就能够构建考察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股权结构变量CRn指数和Hn指数，属于同一类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另外，股权所有制结构变量的和为常数1，即LTG+FRG+GYG=1，它们具有多重共线性，因此，为了避免产生共线性，需要对各股权结构变量分别带入模型进行回归，研究其对被解释变量，即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选择了三个公司绩效衡量指标，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公司绩效，需将其分别带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对于每一个股权结构变量，都可以得到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果三个回归结果一致，就可以认为该结果是真实可信的，可以用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综上，可以建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回归模型：
PER=C+β1DAR+β2GROW+β3ASSET+∑γiHYi+α1STU+α2STU2+ε
第5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血液分析仪;静脉血;末梢血;血常规
作者单位:250000 山东省临沂河东区汤头中心卫生院
随着检验设备自动化程度的升高,各级医疗单位己基本普及全自动或半自动血球计数仪,这使得检测结果快速而准确,极大的提高了血常规检验的水平和工作效率。但大多数血球计数仪需要采用静脉血,如果是末梢血的话,需要放置3~5 min后再测定。而多数学者认为除婴幼儿外,均应用乙二胺四乙酸盐(EDTA-K2)抗凝的静脉血[1,2];临床工作中也常常遇到血液标本混杂的情况。为了探讨血液分析仪测定静脉血和末梢血血常规结果是否有差异,对我院82例住院患者采集静脉血和末梢血,测定8种指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09年在我院住院的患者82例,男53例,女29例,年龄在21~62岁之间,平均为38岁。其中60例住院患者均在晨间空腹时,采集静脉血和末梢血,静脉血用EDTA-K2抗凝,末梢血用配套稀释液稀释。另外,选择13例患者在相同条件下,采集静脉血,EDTA-K2抗凝。9例患者在相同的条件下,采集末梢血,用配套稀释液稀释,每例患者在两周内均采血3次。
1.2 仪器与试剂
日本产SySmex血液全自动分析仪,型号:POCH-100i。稀释液、溶血素、清洗液全部为仪器配套试剂,质控液为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
1.3 实验方法 在晨间对空腹对象用一次性注射器从肘正中静脉采血1 ml,注入浓度为150 g/L的EDTA-K2 30 μl抗凝的硅化塑料管中,充分混匀[3]。同时严格按照末梢采血方法和要求,进行手指采血20 μl注入含1.6 ml稀释坡的硅化塑料管中,充分混匀。静脉血和末梢血均按照全自动血球计数仪的标准操作程序检测,系统的样品模式调为预稀释,分别对手指血标本进行检测,系统的样品模式调为全血,分别对静脉血标本进行检测。当天所采取的样本均在采血后0.5~4 h内上机测试完毕,测定前必须做质控,在控时再做标本。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记数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P
2 结果
用血液分析仪对60例住院患者的静脉血和末梢血进行血常规测定,结果显示,两组中WBC、RBC、HGB、MCV、MCHC、PLT的数值均有明显差异(P
表1
静脉血和末梢血血常规的测定结果
项目末梢血静脉血P值
WBC(×10.9 /L)6.8±2.56.3±2.1
RBC(×10.12/L)3.8±0.73.9±0.6
HGB(g/L)100.8±17.6110.1±16.7
HCT0.33±0.040.34±0.05>0.05
MCV(fL)89.1±5.886.8±5.5
MCH(Pg)27.7±9.127.8±5.2>0.05
MCHC(g/L)297±26.5318±21.3
PLT(×10.9/L)225±79.8237±63.5
3 讨论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可检测WBC、RBC、HCT、MCV、MCH、MCHC、PLT等18项或更多参数,且有血细胞的分布直方图,除用于一般患者的血常规测定外,对筛检贫血患者、血液病患者的分类法诊断等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可知,采集静脉血和末梢血检测血常规,两组WBC、RBC、HGB、MCV、MCHC、PLT的均有明显差异(P
参 考 文 献
[1] 陈俊,朱红青,陈如昌,等.末梢血和静脉血Coulter-JT血细胞计数仪检测结果分析.临床检验杂志,2004,17(1):24.
第6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盾构法，大规模应用，解决措施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lso get great development. Shield law as a new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projects get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However, in the shield tunneling application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
Keywords: shield law, large scale application, solution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U455.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及需求得到了极大提高，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需求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来说，其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紧凑。在我国的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了地下铁路的建设工程。因为在这类地下工程中施工场地、道路交通等城市环境因素对施工有着诸多限制,一些传统的施工方法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逐渐提高的施工要求。盾构施工法作为新兴的施工方法，在对城市正常机能影响很小的隧道施工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盾构法(Shield Method)作为一种暗挖法施工中的全机械化施工方法，主要是在地中推进盾构机械，利用盾构外壳和管片对四周围岩的支撑避免往隧道内的坍塌发生，并使用切削装置在开挖面前方开挖土体，使用出土机械将挖土运出洞外，在后部利用千斤顶加压进行顶进，同时将预制的混凝土管片拼装，使隧道结构形成的一种机械化施工方法。
一、盾构法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盾构法已经在城市地铁、公路。铁路等诸多施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快速安全、对地面建筑物影响小等诸多优点使得其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障。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一项新兴的施工技术，在其应用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施工中盾构选型的不合理、盾构法施工劳务外包、管片设计不合理以及安装与设计人员分离、专业的人才队伍不完善、管理经验不足等。
1、对盾构选型认识不足
通常在隧道施工中盾构法的采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盾构机本身需要适应工程的施工条件，在施工中对盾构机的合理选型直接影响着掘进施工的成效。盾构机主要在城市地铁建设中应用，而因为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地铁隧道直径，这就造成不能使用同类的盾构机进行施工。另外，部分施工企业对盾构法及其选型的认识存在不足，对于盾构机的选择并不能很好的适应施工条件，其经济性较差。除了这些，盾构机刀盘的驱动功率、扭矩等的储备不足，叶片的耐磨性较差等，都会造成在一些特殊地层中的掘进较为困难，在施工中增加风险。
2、盾构法施工劳务外包存在弊端
目前，施工的大部分企业都采用的是劳务外包模式，这种模式有着一定的弊端：
（1）在施工中，工作意见不统一、做法不一致的现象极易出现，使包工队与盾构机操作人员之间极易产生矛盾，造成所有的施工人员间的相互配合不能积极有效的进行，不能形成有效统一的整体，对整个工程的正常施工和施工进度产生影响。
（2）因为劳务外包是总价包干，包工队为了使成本节约，通常减少施工人人员，使得施工人员的数量出现不足，特别是在拼装管片人员不足时，不但会增加劳动强度，还会造成一些质量问题，比如错缝、错台等，对隧道质量和施工效率产生影响。
3、管片的设计施工不合理
（1）管片的设计不合理
盾构法施工对多个环节有所涉及。对施工实际情况的考虑不充分，会造成不合理的管片设计。另外，由于每个人的地质知识和施工经验存在差异性，有时候对地质很可能会出现误判，造成盾构机卡在施工隧道内，在处理时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拼装人员和操作人员信息交流不通畅
在目前的工程施工中，采用盾构法时，往往存在着管片拼装人员与操作人员缺少沟通，相互之间没有流畅的信息交流。在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或施工是在夜间时，极易出现施工疲劳，在盾构机操作人员施工时，拼装人员会进行短暂的休息；而拼装人员进行管片拼装时，操作人员也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休息，甚至会出现一个工班都没有交流信息，使工程施工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4、人才队伍不完善
在当前的盾构法施工中，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能及时排除盾构机的故障；对盾构机的维护保养不能使盾构法施工需要得到满足；不能严格执行掘进命令；对于突发事件处理不当或是经验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都源于盾构法施工队伍的不完善。随着盾构法施工的普遍应用，其中专业人才不足、技术力量较为薄弱、操作人员的水平良莠不齐、维修力量不符合要求等都是在施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5、施工管理经验不足
盾构法施工是一种流水线式的工厂化作业，由多个环节构成，对其要有严格的施工管理。然而在部分的施工企业中，对于盾构法的管理相对较为薄弱，这除了是由于盾构法施工项目较多，专业的管理人员存在不足之外，盾构法施工管理的经验相对不足，管理力量较为薄弱。在施工中决策的不及时或失误很可能使工程出现事故隐患。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在盾构法的应用施工中，盾构设备的利用率较低、施工工期的延误、施工额外成本较多、施工区间分散等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解决措施
1、对盾构法选型要有正确认识
第一，要根据施工对象对盾构机选型准确选择。在施工中，水文地质、地貌特征、建筑物等特征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所以在盾构法施工中，要对盾构机使用地域的地质特征和工程特点进行认真分析，做到盾构机的准确选型，使其使用可以和工程实际相互配合。
第二，盾构机的刀盘功率、扭矩及耐磨性等要有一定的储备系数，螺旋输送器的耐磨性要高，使一些特殊地段的施工要求得到满足。
第三，在盾构机的使用设计中，不但要对某一标段的地质状况适应，还要对大部分的地层适应，使使用周期内的不同标段的稳定配置和改造要求得到保证。
第四，对盾构机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显著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分析，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改进。
2、制定符合盾构法施工实际的要求标准
盾构法施工的直径标准不统一，对盾构法施工的标准化有着很大的制约。因此，相关的部门需要对盾构法施工隧道直径制定规范的要求标准，对地铁隧道施工市场进行统筹规划。
3、对已积累的施工经验进行借鉴
盾构法施工的大规模应用，需要在施工中，对城市已有单位的盾构施工经验虚心请教并仔细借鉴。另外，根据对地质条件和相关施工规范的了解、分析，对盾构法的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进行详细制定，对施工中的各项参数进行制定，对盾构机掘进的模式进行确定，按照施工方案和参数严格施工。但要注意的是对总结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
4、对人才激励机制进行完善
要使隧道质量得到保证，就要使盾构法的施工人员队伍稳定，对于人才的选用要非常重视。首先，通过以薪酬为主的激励管理体制，对操作人员在施工中的成绩予与肯定，提高他们的工资效益，激发施工人员的工作热情，保持人员队伍的长期稳定；此外，在工程管理中，要做好和施工人员的沟通，对他们的意见建议多多听取、关注，为他们提高一定的培训，使他们积极的展示自己，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使其产生成就感，增强工程项目中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总结：
作为一项复杂的综合性施工技术，通过这些年来的不断发展，盾构法施工己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施工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地铁工程建设。这就对其施工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其大规模应用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施工人员不断的学习、实践，进一步对相关的施工技术以及施工质量监测重点进行熟悉掌握，有效保证盾构法的施工质量、施工安全，使其大规模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岚,李刚.盾构法施工引起地表沉降原因分析[J].河南建材, 2011,(03)
[2]任怀志.盾构法施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防治措施[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09,(08)
[3]朱伟,陈仁俊.盾构隧道施工技术现状及展望(第1讲)——盾构隧道基本原理及在我国的使用情况[J].岩土工程界, 2001,(11)
第7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合作,模式,结构,分析,民间,政府,
城市轨道是一种依托轨道运行、借助电力驱动，以列车编组方式在城市区域快速行驶的交通工具，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铁道（地铁）、城市铁路（含市郊铁路）、轻轨、独轨及新交通系统等多种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地铁”）在城市住宅区、交通运输中心和工作地点之间提供了一个快捷便利的连接。从学角度看，地铁项目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性，即地铁运输服务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有一定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属于准公共产品。上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纯私人产品应由民间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在政府给予补助的条件下，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即政府和民间合伙的方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由于地铁项目具有投资额大、专业技术复杂以及关乎民众日常生活等特点，所以该领域的ppp实践非常具有挑战性。本文拟从操作层面上对地铁ppp实践中各种可供选择的结构进行，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讨论了ppp的定义和基本结构，阐明风险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分担的本质；第二部分讨论了地铁项目中实行ppp的意义；第三部分讨论了地铁ppp实践中应重要考虑的因素；第四部分重点分析地铁领域可供选择的ppp结构的种类及各自优缺点；第五部分为结论。
一、ppp的定义和基本结构
1、定义
ppp模式是90年代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以欧洲居多。ppp最核心的是为了完成某些有关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关服务的项目而在政府机构与民间机构之间达成伙伴关系，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
采用ppp模式建设项目，其中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参与项目建设的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的不同利益及要求，因为这两个部门分别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一般会要求由民间部门实施的地铁工程及服务项目要达到相应的质量要求，且公众的利益要得到相应的保障；从贷款人的角度来看，贷款人希望能够有适当的保障收回其向地铁项目提供的贷款；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社会投资者则希望能通过取得政府对项目的适当支持和协助，确保从其所投资的地铁项目中取得稳定和适当的投资回报，运用ppp模式进行建设的项目中，如何平衡上述不同利益方的利益及要求，不同项目会有不同的答案。
ppp的关键因素是，在不损害项目经济平衡的前提下，必须分别根据政府和民间各自不同的风险管理能力来分配项目风险。另外，不能简单地将ppp视为公用事业的私有化，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民间和政府投资在项目中的参与度和主导地位的差异[2]（见图1）。私有化的项目运作完全通过市场由民间资本主导，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投资是消极的，而民间投资则是积极的；而在ppp过程中，政府始终在项目运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往往不仅是项目的投资者，而且还是项目建成后运作中的监督者，政府投资是积极的，而民间投资则是消极的。
2、2、基本结构
ppp本身其实是一个内在结构相对灵活的模式。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结构安排来加以实施。我国现有一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已经通过特许权以及共担风险的安排引入了ppp模式。ppp的基本组织结构如图2，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差异性，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虽然采用的均为ppp模式，但具体到不同项目时，其结构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分析地铁ppp实践中那些常见的结构。
二、ppp模式的优势
ppp模式下，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可以取长补短，发挥政府公共机构和民营机构各自的优势，弥补对方身上的不足。ppp可以以最有效的成本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其优势如下：
1、有利于转换政府职能，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可以从繁
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从过去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一个监管的角色，从而保证质量，也可以在财政预算方面减轻政府压力。
2、有利于提高项目运作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节约成本：规模经济，创新技术和富有灵活性的项目程序可以帮助降低成本。共享风险：当地政府可以和民间机构共同分担风险，而且风险将通过项目评估时的定价而变得清晰。收入增加：政府民间合伙制可以引进一些在传统体制下没有的创新性收入。项目执行更有效率：将项目设计、建造、营运、管理有效的结合起来可以提高项目执行效率。资金筹集：可及时筹集所需资金，提高效率。从协调性来看，有些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初期投资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用ppp模式较好，分散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做各种各样的投资安排。
3、提高公众的社会福利，有利于公共设施服务质量的提高。民间机构以实现盈利为目的，只有提供优质的服务才可能赢得顾客。
三、地铁项目ppp的特殊考虑
1、区域规划考虑
地铁交通需求通常被定义在“区域结构规划”之内的最高水平。这些规划指出了城市社会和经济情况并包含了诸如就业和人口趋势、开发区域（住宅的和商业的）；以及支持这些规划所需要的现在和未来基础设施的详细情况。规划的各个方面都对地铁ppp项目的成功有直接。ppp公司需要了解政府长期规划是否继续支持或者允许地铁的增长。发展区域将影响地铁现有布局和延伸。现存的或其他计划的交通方案也会影响地铁布局和效益。一般来讲，ppp公司不能接受这样高的风险，并且会寻求政府补偿以应对“区域结构规划”变化对地铁造成的影响。政府需要检查其实际情况并决定是否能够和愿意按此执行。
2、政府投资考虑
关于ppp没有硬性死板的准则，实践经验使ppp方法不断完善，框架结构中也引入了更多的风险分配方案。几乎在所有的地铁项目中都不能期望凭借运营系统的车票收入来满足地铁的建设、维护和运行。对于大多数的地铁项目，可以用于运营和维护的车票收入在建设成本的0%-20%之间[3]。因此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一些政府资金投入，不同国家的公共采购制度将制定这笔资金可以用于工程项目的种种方式。这可能会影响ppp方法的可行性或者至少在其建立和运行时制定限制因素。
ppp不是仅仅将项目建立起来。它需要以可行性报告为依据制定政府发展规划并据此明确界定要求。ppp方法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个有效率的体系，使特许经营期内的服务水平可以测量，同时服务成本低于传统方法。
3、政府补贴考虑
地铁项目一般不适合完全由ppp公司全额投资，因为其建筑/采购成本一般比特许期的车票收入要高很多（虽然对于一些轻轨或者有轨电车来说建造成本较低，全额投资可能可行）。特许期的价值可能会通过授予车站或地面周边的开发权来增加，但是这需要一个合理的比例。还可以以票价补贴形式提供支持。实行任何与地铁或政府提供土地相关项目的税收减免也是常见做法。地铁开发贷款可以由ppp公司或者政府安排，享受优惠利率。
四、可供选择的ppp结构
1、公司化结构
政府与社会投资者通过谈判组建由政府控股的地铁公司，政府授予地铁公司特许经营权。整个地铁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都由一个公司实体承担，该公司实体可以在市场筹集资金，并通过单独的供应、咨询、建设等合同引入专门的设备供应商、建筑承包商以及其它社会专业技术顾问（图3）。这种结构的典型案例就是香港地铁公司和2004年5月1日刚改建而成的东京地铁公司。
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前身为香港地下铁路公司，是1975年根据地下铁路公司条例成立，在香港建造、经营集体运输铁路系统。99年3月3日财政司司长在《财政预算案演辞》中，宣布政府计划透过出售香港地铁公司少数股权并将其股份在联交所上市。2000年4月26日香港地铁有限公司(以mtr corporation
limited名称)正式注册成立。根据2000年6月30日正式生效的新地下铁路条例，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在上和原香港地下铁路公司为同一实体。私营化公开招股香港地铁有限公司法定授权股本65亿港元(每股面值1港元)，已发行并缴足股本50亿港元，其中财政司司长法团持有4999999999股份（拥有100％投票权），俞宗恰（港库务局局长）持有1股份。财政司司长法团和俞宗恰以信托形式为政府持有该等股份。
改制后的东京地铁公司资本为581亿日圆，中央政府持有53.4%的股权，东京地方政府46.6%的股权，2003年的营业额为32360亿日圆。负责东京市内8条线路的运营和新线的建设。的运营里程为183.2公里。
这种结构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吸引资本进入轨道建设领域，减少了项目对政府财政的资本需求；2）通常情况下政府在地铁公司占有绝对控股地位，保证了政府部门对地铁这种关系公众利益的公共事业的控制权；3）地铁公司可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项目的设备供应商以及土建承包商，便于与协调各方利益的各种制度安排协调，具有较高的灵活性；4）使采购成为“最佳模式”，有利于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1）向社会投资者转移的项目风险很少，主要的风险仍由政府来承担，对社会投资者的激励不足；2）资产仍保留在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对政府财政仍具有显著的；3）社会上专业技术和技能向项目的转移有限。
2、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简称“dbfo”）结构
政府将地铁线路的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都特许给社会投资者进行。这可能是世界各国地铁ppp模式中最为普遍采用的模式（见图4）。是对某一线路或系统的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进行综合的、长期的特许经营。相对于公司化结构，dbfo结构在发挥社会投资者的作用方面更加进取。这种结构的典型案例就是英国的轻轨项目，包括曼彻斯特、克罗伊登、诺丁汉等地[4]。
这种结构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责任和接触点而言，政府部门只面向单一对象，即dbfo特许经营项目公司，便于监管和控制；2）具有透明和相对简单的结构；3）便于工程采购的组织和实施；4）有较多的市场先例可供。
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1）缺乏灵活性，例如无法解决不同特许经营期安排；2）从机构的角度看，项目公司融资属于“项目融资”，没有股东的担保，只能以项目未来收益作抵押，风险较高，因而导致融资成本更为昂贵；3）社会投资人的目标和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土建工程承包商持短期观点；而运营商持长期观点，容易产生利益冲突。
3、分割特许经营结构
政府部门将地铁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分别授予两个单独的专业公司，由双方相互协调完成项目的建设。通常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由政府控股，负责项目的土建工程和信号系统的建设；运营公司由社会投资者控股，负责地铁的运营和维护，并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协商公同进行车辆设备的投资（见图5）。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曼谷的地下蓝线项目，全长20公里，政府（mrta）负责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社会投资者负责车辆及设备投资（约占总投资20％），并负责运营和维护。还有马尼拉轻轨3号线项目，mrtc负责设计、融资、建设轻轨3号线工程，并在完工后将工程移交给dotc，dotc负责轻轨3号线的运营，mrtc负责特许期内的维护及其他商业业务开发，dotc以租金形式在特许期内偿付mrtc的建设资金投入，mrtc以租金形式与dotc共享商业开发收入（50年）。
这种结构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向合适各方分配风险和激励，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优势，提高了项目风险管理的效率；2）建设和运营特许实施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会由于一方面的变更而影响另一方面的实施，模块式特许经营管理有利于制订基准和扩展，提高项目运作的效率；3）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者控股的运营公司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和控制关系；4）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公共部门可以保留基础设施公司或运营公司的作用。
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1）政府部门承担了建设公司和运营公司协调风险；2）使项目的采购和实施更为复杂；3）无法对基础设施的支付转移市场风险（或至少需要政府支持）
4、混合结构
这种结构类似dbfo结构和分割特许结构的混合体，即政府部门将地铁的建设和运营一起授予一个特许经营公司。但该特许经营公司随后在下一合同层次上将基础设施和运营授权再作拆分，分别由不同的专业公司进行运作（见图6）。这种结构综合了dbfo和分割特许机构的优点，比如像dbfo一样政府只面向单一接触点，便于监管；同时又像分割特许结构那样，实现了向不同专业公司分配风险和激励的目的，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结构也
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政府可能需要向资产提供融资支持，建设和运营部门的协调风险仍然存在，但政府却对其控制力减弱，而且这种结构目前在实践中还不常用，很少有可供借鉴的案例。
参考：
[1]cliffordchance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thelocalgovernment(contracts)act1997:pavingthewayfor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withlocalauthorities.
[2]raminasamii,lukn.vanwassennhoveandshantanubhattacharya,insead,fontainebleau,france,aninnovativepublic–privatepartnership:newapproachtodevelopment,worlddevelopmentvol.30,no.6,pp.991–1008,2002.
[3]houseofcommons,privatefinanceinitiative(pfi),21october2003,researchpaper03/79
[4]曹远征《公共民营合作制及其在的》天则所公共事业研究中心。
[5]王俊豪《英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评析》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基金项目的成果。
[6]王灏《关于北京轨道交通投融资的研究与建议》专题研究报告，2003年。
[7]王灏《关于北京轨道交通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与建议》，城市轨道交通首届中青年专家论坛文集，2002。
[8]王灏《加快ppp模式的研究与应用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1期，第47-49页。
第8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注释:
[1][法]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第二卷,唐祖培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第390-395页
[2][4][5][6][7][8][9][11][13][14][15]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
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5
页,第61页,第229页,第143页,第44页,第44页,
第44页,第80-81页,第129-130,第131页,第129页
[3]程麻《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第213页
[10]晚清上海人狎妓最常见而公开的方式有叫局、吃花
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参见
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1,第122页
[12]管际安《影戏输入中国后的变迁》,载《戏曲杂志》
尝试号,1922年5月上海,转引自李少白《影史榷
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230页
参考文献:
[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1
第9篇：魔鬼的细节范文
[关键词] 信息化；企业规模；规模边界变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B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各领域信息化建设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关键举措。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企业在信息化进程中起步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困扰西方家多年的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开始在国内显现。例如，许多国内企业虽然引进了信息化平台，但是成功应用的却不多；许多企业开展了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但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就在于技术的改变势必要求企业的组织形式随之发生相应地变化以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必须要与人力资本相适应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绩效。这其中，信息化驱动下的企业规模边界如何发生相应的变动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该问题研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要有两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它们各自对此作出了独立的解释。交易费用理论秉持的是效率至上观，以成本节约为原则从交易方面来考察企业的边界问题；而能力理论遵循的是效益优先观，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从生产方面来分析企业的边界问题。新近的研究则指出，这两种理论对企业边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既需要成本最小（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也需要收入最大（能力理论的观点），而企业边界的合理变动正是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的。这就有必要将两种理论相融合以对企业的边界有更为系统和完整的认识。为此，本文将遵循该建议采取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回顾与评价当前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下的企业规模边界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此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释。
一、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机制
关于企业的规模边界如何确定，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两个视角给出相互补充的解释。曾楚宏和王斌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交易费用理论将企业和市场看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治理结构，前者产生组织成本，后者产生交易成本；一项活动到底是在企业内部完成（自制）还是从外部市场中购买（外购）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当利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利用企业组织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的最优（规模）边界就得到了确定。而交易成本水平受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三个因素所决定：当交易所需的关系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双方的信息越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越盛行，则交易成本就越高（威廉姆森，1985）。能力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抽象的制度形式，而是由许多有着异质性生产能力和成本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体。一方面，企业在边界内从事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又跨越边界与外部其他企业建立联系以获取自己所需的但被其他企业所拥有的能力来完成整个价值增值活动。因此，企业的（规模）边界由其在内部创造所需能力而产生的成本与从其他企业购买该能力所产生的成本相比较所确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开展信息化建设之后原有的交易成本水平和能力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其规模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动？Afuah、郑军等研究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林毅夫等（2003）指出：“信息化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之上，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信息技术作为当今最为先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技术，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把个人和信息系统相连通的通信媒体和设备。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产生信息效率效应和信息协同效应（Dewett&Jones，2001），从而为企业节约了处理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让信息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利用。Afuah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所需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减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郑军也明确提出，信息技术的两种效应会引起企业知识组成与知识结构的变迁，二者共同导致技术分离接口的位移，使生产过程中技术分离实体被重新划分，进而造成整个能力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Tushman和Anderson更是言辞确凿地强调，面对激进的（信息）技术变革，企业现有能力不仅可能已经过时，而且还可能成为阻止其寻求更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障碍。
从上可知，既有研究基本上遵循“信息技术（信息化核心）――交易成本和能力――企业规模边界变动”这样一条分析思路来探讨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作用机制，从而能够将两种理论观点（交易费用理论和能力理论）进行很好地融合。由此而生的一个新问题是：企业运用大量的信息技术之后其规模边界到底朝哪个方向发生变动？扩大，缩小，抑或不变？
二、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方向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市场交易成本而言，企业开展信息化活动更有利于节约内部协调成本，从而促使纵向一体化程度提高，规模边界进一步扩大。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信息技术应用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更大一些，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活动交由市场去完成，导致规模边界缩小。还有一种整合性的观点指出，信息技术应用不仅直接对企业协调成本和交易成本都产生节约效果，同时还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能力结构和水平进而间接影响两种成本的节约效果，至于最终谁的节约幅度更多一些，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规模边界的变动方向，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在信息化驱动下，如果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大于协调成本的节约幅度，那么企业的经济活动将更多地透过市场进行，从而规模缩小；反之，企业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下面，我们对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更为细致的阐述。
（二）企I的组织特征
1.企业类型。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企业可以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开展信息化建设普遍使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之后，会对其规模边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国内学者曾楚宏和林丹明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对比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在组织结构、信息处理、技术特征、生产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组织特征更利于其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大幅节约内部生产成本，从而其规模边界发生扩大；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组织特征则更利于其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大幅节约市场协调成本，从而其规模边界发生缩小。Parmigiani和Mitchell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企业掌握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时，通常会采用联合资源的方法，即自己生产和外包并存的形式。研究显示，一些公司经常是为了知道如何运作而采取亲自生产的方式，但当他们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时，就可以采取部分外包的方式。
2.组织结构。Brynjolfsson和Hitt和汪淼军等在分别考察美国和我国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绩效时不约而同地提及，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适合的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相匹配，以使其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同样地，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征不同，也会影响信息技术对规模边界的作用。林丹明和曾楚宏基于Afuah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信息技术在组织结构的调节下影响企业纵向边界变动的分析框架。其分析指出，企业的专业分工程度、组织分层程度、正规化程度和分权程度越高，信息技术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效果越明显。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能够强化在信息化作用下规模边界的变动趋势。
（三）外部环境特征
外部环境也是对企业信息化行为和规模边界变动两者之间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过，它是通过影响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进而导致其规模边界发生相应的变动的。Lee和Groveer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与企业规模缩小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越剧烈，它就越有可能开展信息化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外购”而不是“自制”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提高效率。Pinsonneault和Kraemer也强调，当企业面对强烈的外部环境压力时，高层管理人员往往采用裁员等激进的改革策略以减少运营成本和增加效率，并专注于改变组织结构和工作系统。这种裁员策略会通过信息技术深入组织的层级和职能部门而加强，最终使企业的规模朝缩小的趋势变动。
四、简短的评论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关于信息化驱动下企业规模边界变动的研究重点已从结果导向（关注规模边界变动的方向）转为过程导向（关注这其中的作用机制），理论基础也由单一的交易费用理论或能力理论转为两种理论相融合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强。一是交易费用和组织能力在决定企业规模边界变动中的作用问题。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认同两者共同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两者各自独立发挥的还是有主有次、相互影响？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二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不同阶段规模边界的变动问题。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耗时耗力的阶段性过程。现有的研究将其划分为信息化初级阶段、信息化内部集成阶段和信息化网络化阶段，每一阶段企业主要采用的信息技术、要达成的目标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各不相同，由此必然会导致规模边界的变动方向存在差异。而只有完整地刻画出企业规模边界在信息化不同阶段的变动轨迹才能对这一研究主题做出最全面的揭示。三是该研究主题的情境化问题。林丹明等的研究发现，中西方企业在大量引进信息技术和设备之后其规模边界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变动，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文化、制度、环境等情境因素差异极大。为此，后续研究要重视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基于我国文化制度背景下考察企业信息化行为与规模边界变动之间的关系，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用机制和运行规律，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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