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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系统信任和信任危机
西方社会学家中最早对信任做出专门研究的是齐美尔。他不仅对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做出了论述,而且在其《货币哲学》一书中对货币这个制度化象征物从信任的角度做了深刻分析。在齐美尔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界对“信任”的研究日益兴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卢曼和吉登斯。卢曼认为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这一论断对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吉登斯则看到了现代性制度同信任间的关系。他区分了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并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3]30本文中的“信任”就采取这一定义。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吉登斯有意识地区分了对一个人的信心(人际信任)和对一个系统的信心(系统信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吉登斯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18。脱域带来的时空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转变,也相应地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发生转变。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大多是建立在人与人互动基础上的人际信任,为了简化现代社会由于脱域问题带来的时空不确定性,“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现代社会必然要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系统,依据对系统的信任来克服或避免因不确定的时空所导致的不信任现象,这便使得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任形式”。[4]具体而言,系统信任是指对由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包括对象征标志的信任和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象征标志的信任以货币为典型代表,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以医生、教师等为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说的“教师信任”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专家系统的教师的信任,而不是对某教师个体的人际信任。同时,本文中的教师如未特别说明,仅指在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在中小学任行政职务者(如校长等)。
再来看看“信任危机”这一概念的定义。《哲学大辞典》中将“信任危机”定义为: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重任的现象。不难看出,这里的定义还是限定在人际信任的范畴内。对于系统信任的信任危机,笔者将其定义为:由于某社会组织或制度系统同公众的普遍期望发生了重大偏离甚至违背,而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社会现象。由此观之,正是由于在公众看来,教师没有很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反而表现出了众多侵犯学生与家长权益的行为,才导致了教师信任危机的出现。
二、教师信任危机的原因分析
从表面上看,教师信任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个别老师丧心病狂、道德败坏做出了有损学生和家长权益的举动。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至少我们无法解释如下疑问:为何一个系统内部分人的行为会导致公众对整个系统的人员产生质疑呢?个别人的行为是危机发生的唯一原因吗?在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说起。所谓信任基础,是指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表征具体信任关系当中信任所依据的内容或促成信任产生的根源。[4]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是学历(证书)、科学和同行评议。[5]教师作为专家系统的典型代表,其信任基础也主要来自这三个方面,可以一一分析。
(一)学历(证书)
学历(证书)是我们当今社会诸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入场券”。公司招聘要看应聘者是否有大专、本科乃至更高的研究生学历;进入各行各业要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比如教师行业的教师资格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学历(证书)社会。那为何公众会相信学历(证书)呢?公众相信的学历(证书),并不是相信那薄薄的一张纸,也并非相信那张纸上对应的具体的某个人,而是相信学历(证书)背后的那一套社会竞争机制。这样的一套社会竞争机制使得此学历(证书)的拥有者被贴上了专业性的标签,公众相信他们拥有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具体到教师专家系统上,教师系统的“入场券”一般指接受过师范类教育且拥有教师资格证,后者更为必要。两个都未接受过师范类教育的人,一个拥有教师资格证,一个没有,公众会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进入教师行业。因为他 们相信这一证书的拥有者具有专业素养,能够胜任专业任务。现今的教师信任危机也同学历(证书)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且不论由于大学扩招带来的师范类毕业生人数剧增而导致的个人专业素养良莠不齐的现状,仅从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与管理角度来说,就存在教师职业入口不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入口不严主要指由于教师资格证认证机构只能是教育行政部门且往往缺乏师范类院校专家的参与,会招致公众对认证专业性的担忧;其次,由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教师资格证的考核在公正性和有效性上也会招到质疑。管理不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时效性的限制。很多非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迫于就业压力而把教师职业作为一项备选项,教师资格证书也就成了他们进入这一行业的“永久通行证”,一证在手,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这一领域(当然,成为教师还需要通过教师聘用考试)。而且到了使用教师资格证进入教师行业的时候,他们的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可能已随时间消耗殆尽。二是没有同教师的专业发展相挂钩。对于已经进入教师行业的从业者而言,教师资格证在他们的专业发展中失去了现实意义。教师资格证这一“入场券”在获得上的相对简易和管理上的不善越来越为公众所知晓,这无疑导致公众对教师这一专家系统的信任大打折扣。
(二)科学
科学决定了专家系统的性质。因为公众信任科学,所以对于在科学领域内有所专长的人,公众也是信任的。为何公众选择信任科学?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其所着的《信任论》中给出了三点理由:1.公众接受过一点科学教育,因而对科学一知半解,在接受有限的科学教育的过程中,他们至少在消极意义上被科学征服了,即他们没有能力去怀疑科学;2.近两百年来,科学极大地改变了物质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对此公众都有亲身体会,“相信科学就会有美好生活”的观念已在公众脑海中根深蒂固;3.对具体的成功者(科学家)的崇拜也使得公众信任科学,我们这个时代对科学家的大力宣传,使得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深深印在公众脑海中。[6]215
由此观之,公众之所以信任教师这一专家系统,归根结底是信任他们背后的教育教学知识(科学),信任他们在教育教学领域所拥有的权威。然而,现今的教师信任危机同此也不无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公众中拥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人越来越多,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越来越便捷的大众媒体,使得公众越来越敢于在教育领域内发声,同教师争夺话语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广大农村,家长领着孩子去学校见老师时,总免不了说这样一句话:“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若是他在学校里不听话,你就狠狠地打!”这句话固然反映了家长对教师的无限信任,但其背后更多地透露出家长由于缺乏教育科学知识,而无法同教师进行平等对话的无奈。现今,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不会再说这话。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主动地同教师沟通交流教育心得和教育理念。当教师的所作所为同自己的想法和理念相违背时,他们敢于去质疑;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他们甚至直接让孩子脱离学校教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公众从之前的唯教师马首是瞻,到现在掌握了部分教育话语权,他们越来越勇于发声、敢于质疑。当他们发现教师的做法和理念甚至不及他们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时,教师信任危机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机制”[6]208。同行评议是对系统内每个专家最准确和可信的评议,它往往决定了一位专家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但为何同行评议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除了同专家系统背后的学历(证书)和科学有关外,还往往同某些具体的专家有关。换言之,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往往会同他们对某些自己知晓的专家的信任相互印证。如果某些为公众所熟知且在专家系统内占据显赫地位的专家被证明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公众对此专家系统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两个同为公众熟知但在专家系统内地位悬殊的专家,其对专家系统信任的破坏力一般而言也是地位高的比地位低的更严重。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准确、公正的评价专家在专家系统内的地位,便影响着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由于“专家系统因远离偏好、价值观和利益,并以科学为基础,而获得了一种单一的理性尺度。又因为这尺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专家系统依赖于同行评议。”[6]212因而,相较于其他评议方式,同行评议更为权威和准确,同行评议也成为专家系统信任的基础。
回到教师这一专家系统。在我国现今的教师系统内,反映教师在系统内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称。而职称的评定权掌握在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手中,依据所评定职称高低的不同,其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的级别也不一样。这样的官方评定相较于同行评议,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且易造成评定过程中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又由于我国历来的论资排辈的传统,职称评定往往又异化为“熬职称”,这使得青年教师因为资历不够而不愿进取,已评上职称的教师由于失去目标而“混日子”。
综上所属,由于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不严和管理不善,使得公众对于教师系统的“入场券”产生不信任;又由于教师专业化建设不足,使得公众对教师的专业性有所质疑;最后由于教师在系统中的地位评定不够准确和权威,也间接影响了公众对教师的信任。三大信任基础被削弱,无怪乎当有教师的负面消息被曝光后会引发社会对教师的信任危机。
三、对策与建议
上文中,经过分析我们看到教师信任的三大基础被削弱,从而对教师的信任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消除这一危机,我们的建议对策也由三大信任基础出发。
(一)加强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与管理
政府应当对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严加把关,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适度放权,将教师资格证的认证权交于由师范类院校参与组建的认证专业委员会负责,必要时可引入社会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在管理上,限定教师资格证的有效期,且针对不同的群体(师范类毕业生、新入职的教师和入职已久且取得良好教育成效的教师)发放不同期限的教师资格证。对于把获取教师资格证作为“备选”的“潜在教师”群体,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若不从业则教师资格证自动失效。另外,把教师资格证的认证同教师继续教育相结合,保障教师入职后的专业水平。从考核和管理两个方面着手,既保障了教师资格证书背后的社会竞争机制的公平性,又保障了资格证拥有者的专业性,进而消除公众对教师资格证的疑虑,达到提高教师系统信任基础的目的。
(二)促进教师专业化由“技术性”向“理念性”转变
前文中我们分析到,现今存在公众同教师在教育话语权上的争夺。其实这样的争夺还只是限于公众与教师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上的冲突,对于日常的课堂教学活动,一般公众很少有参与的机会,也无法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毕竟这涉及深层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专业化不能仅仅强调所教科目的深度学习与教学教法技艺的提高,更应当注重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实现教师专业化从“技术性”到“理念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要 求把教育理念作为教师专业化的方向,将教师的教育理念作为教师教育活动和教师专业知识的统帅,从根本上杜绝教师不恰当教育行为的出现,维护公众对教师的信任。
关键词:中国传统信任伦理 信任危机 原因 建议
一、中国传统伦理信任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主要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且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交往只是在周围狭隘的范围内,在自己所熟知的血缘亲情范围中。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相知和亲情至上的,以亲的程度决定信任。中国的熟人社会易于培养信任度。在中国熟人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靠道德伦理来规范和约束的。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论语》中讲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最根本的是以血缘亲情为联系纽带的。但是维系这种关系的是人伦,人们的生活范围是以自己为中心,外延有父母、儿女、亲戚、朋友、邻里、同党、宗派等等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形式,是有差等次序的,“差序格局”随人们的亲疏远近程度是逐渐递减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按照“推己及人”的思想来决定自己的交往对象的亲疏和远近。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特殊信任,其核心思想以血缘亲情的基础的;而一般的信任,指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是有社会制度和规则的。显然,中国传统的信任是特殊的信任,只在熟人部落或狭窄范围之内交往,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对不熟悉的人报有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这已经严重阻碍了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就像中国的“闭关锁国”,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人之间的信任方式是对待亲人,可能是完全信任,对待朋友是比较信任,对认识的人是有条件信任,对陌生人基本是不信任。现代社会是“生人社会”。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来细,不同的人只是社会分工上的一个小小环节。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须向现代的制度信任转变。思想改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以血缘亲情基础上的,这是很难普遍化的特殊信任。只有从思想,意识高度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从最深层说,这是一个社会精神学问题,是一个价值观重建的问题。显然,中国传统的特殊信任已经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需找到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信任。
二、当前我国面临的信任危机
交易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越来越大,交易伦理地位越来越高。市场经济改革,经济伦理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个人伦理价值观念也有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信任是社会成员之间对彼此处理问题方式方法及其指导性价值观念肯定性评价,它是一种社会交往模式。当前我国面临着信任危机,严重缺乏信任伦理资源,整个社会出现着不信任的情况。
信任的缺乏,反映的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比如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不信任;在政治领域方面,民众对政府官员以及出台的政策、方针都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内,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美国的经济学家福山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低信任度社会。事实表明,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信用危机。因此,构建和强化社会信任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信任提高到影响和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
三、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
1.人们认识上的原因
在中国简单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缺乏契约意识,人们习惯口头承诺方式。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人们传统的信任出现缺失,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任理念没有确立起来。于是,出现传统文化断层,计划经济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没有正确的转变过来,导致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唯利是图,如果要发展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动摇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现代社会正确的价值取向,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2.体制和法律的原因以及信任教育薄弱
制度的缺失是信任危机发生的外在和直接因素,在社会转型期新旧制度交替之际,制度在人们心目中失去神圣性,导致人们出现很多违背制度规范的行为。这是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动摇和丧失,导致人们对他人的怀疑。
3.信息的快速流通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即使以往我们身边出现了不信任的情况发生,其传播范围是有限的,现在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生活中的不信任状况,人们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案例。以前只有特定部门才能掌握的信息,如今在网络上实现了共享,实现了大部分信息的对称。媒体是社会价值观传播的主要途径,应传播正面、积极方面的报道。媒体应行使真正的监督责任,使那些违法行为、失信行为得到应有的惩治。媒体应该实施正确的舆论导向。
四、对信任危机的四点建议
1.建立制度信任
失信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如何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信任感,唯有体制改革。解决信任危机问题,首先从政府做起,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人们在社会中逐渐产生和生长的,是大家逐渐地建立起一种信任。对于执法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可以通过法律的力量加强人人的信任感。政府和官员要带头讲信用,做可依赖的人。
2.建立契约信任
契约信任,是一种法律性的手段。契约的作风特点是认事不认人。因为这有利于排除人情纠葛。国家应该让社会成员参与,并在公平参与基础上,建立新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体系。契约所维护的信任必须建立在监督和法律的基础上。
3.加信强道德教育
化解“信任危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开展“诚信”教育,将道德建立在一个大众能实现的基础上。道德不能过于理想,如果要求太高,那只会成为少数精英追求的道德,但大部分人并不能遵守。所以一定要合理。信任的缺失也不仅仅是社会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教育的问题。
4.健全监督机
社会在飞速的发展,监管制度却落后了,出现了制度的纰漏。以至于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以谋取自己的私利。如果监管部门对商品的监督力强一些,那么制假贩假的情况就会得到抑制。
(厦门理工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本文基于当前测绘信息化发展宏观背景,以地理空间数据处理为核心,以测绘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研究测绘工程专业中计算机相关课程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比较分析计算机相关课程在国内高校测绘专业设置的现状和问题,并在课程设置、教材更新、教学方法方面给出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提出以空间处理处理为核心的“5-2-3”的课程设置结构,以期能提升测绘本科生对计算机课程的学习的热情和效率,并以计算机相关技术作为纽带,拓广传统测绘基础知识体系.
关键词 :测绘工程;计算机课程;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230-03
当前,地理空间信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已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三大新兴技术.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幅超过300%.预计到“十二五”末,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年产值有望超越2000亿元.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领域,地理空间信息产业内容涵盖了测绘、地理信息系统(GIS)、卫星导航(gps)、遥感(RS)、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专业[1].各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相互借鉴交融,逐步形成“专业互补、技术专攻、协同进步”的发展趋势.各学科研究重点围绕着时空数据为核心,以解决地理空间问题为目标,构建时空数据从获取、存储、显示、到处理、分析、输出以及应用的一体化功能框架[2].不同学科差异体现在针对空间数据处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测绘专业主要偏重于利用人工,借助测量专业仪器采集高精度的空间数据;遥感则主要利用中远距离的航空航天飞机,搭载传感器快速获取大范围的影像数据.《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五个能力”的快速提升,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软硬件产品的要求.因此,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测绘技术体系的逐步完善,测绘手段、测绘成果展示以及应用领域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测绘学科由数字化向信息化转变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测绘人才输出摇篮的中高等院校,如何在满足社会市场对传统测绘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测绘人才的创新教育培养模式、拓广学生的知识纵深体系、实现测绘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1 测绘工程专业现状
传统测绘方式主要通过地面观测技术、手工操作等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其劳动强度大、时间周期长、测量精度低.随着测绘学科由数字化阶段向信息集成化阶段的转变,现代测绘方式正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多样化方向发展.技术的不断革新必然导致行业对于测绘人才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2)单一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3)单一测绘学科向多学科交叉转变[3].因此,对于高校测绘人才的培养,首先必需结合时势、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一些研究指出,当前测绘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即改革传统单纯的“知识型”,“技能型”教育模式,向以“实践型”、“创新型”培养模式转变.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要求测绘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需要在确保数理基础知识掌握的前提下,对众多测绘专业课程、交叉学科课程进行筛选,分清主次关系,突出重点.尤其要注重理清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交叉、关联、衔接、耦合等关系,通过合并或归类形成条理化、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架构[4].此外,在应用层面上,测绘作为一门应用型专业,宜结合目前一些院校“产学研结合”的教育发展方针[5],推进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校园同行业单位的密切联系.通过联合实验基地培养等方式,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和科技导向,一方面有助于专业适时、灵活的调整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让学生尽早接触社会,准确定位自我,进一步提高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如图1所示,国外高校的测绘工程专业,其教学内容采用以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定位导航、地理信息系统四个主题为主体的专业培养模式.其中,大地测量和工程测量是传统测绘是测绘专业人才必备的知识体系;而定位导航和地理信息系统则是同其它地理空间专业交叉发展的新兴领域,极大的拓宽测绘技术本身的应用层面,也是测绘复合型人才的主要体现[6].相比国外,国内高校对于测绘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和滞后,主要表现在多数测绘专业院校对学生的培养重心仍旧集中在传统的大地测量和工程测量两个方向,而对后两方向的投入比重则相对较弱且与新兴地理信息技术的衔接不足等缺陷[7].其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测绘的定义同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学科的交叉融合存在脱节.尤其是在同计算机技术相关方面的技术脱节十分严重.导致国内测绘工程专业培养体系普遍过于保守,使测绘工程专业毕业生的知识体系形成“孤岛现象”,无法满足当前测绘信息在环境、城市、国土等跨领域的研究工作[8].
通过分析国外测绘专业建设体系发现,不管是传统工测、地测,还是新兴导航、地理信息主题,其实质都是围绕空间数据处理这一核心问题.空间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时空复杂、多尺度等特征,因此对于空间数据的处理必须借助计算机技术,这也使得对计算机应用的熟练程度成为了衡量现代测绘人才教育培养目标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对于测绘工程专业计算机课程设置普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课程设置目标错误、课程时效性差、缺少实用的专业教材、结构不合理等[9],具体分析见下一小节.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测绘行业本科生而言,早期传统测绘学所要求的三大基本功,即“测、绘、算”的内涵在现代测绘行业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测”主要指对测绘仪器操作技能的要求.随着GPS、全站仪、电子水准仪等自动化仪器的出现,“测”变得更简单,对操作技能的要求大幅度降低,因此“测”更多的体现在对仪器开发、工作原理以及性能的理解和掌握.“绘”指地图绘制,目前有关地图绘制工作基本借助于计算机,因此绘图技能更多指的是电子绘图软件的使用以及二次开发;“算”早期主要指测量项目中平差计算或者坐标转换等常见测量计算,而现代测绘的“算”则指的是对空间数据模型的信息化处理.同过去相比,现在的空间数据具有处理量大、方式种类多样、过程复杂等特点,因此,“算”的能力成了衡量学生对本专业知识水平的重要标准.本着高效的目的,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通常借助于计算机来完成,因此现代测绘工作者算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掌握数据处理方法,软件开发能力和软件使用的熟练程度,即测绘应用领域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因此无论是从“三基”能力,或者是“五会”等衡量指标对现有测绘专业毕业生进行考量,都可反映出现代测绘行业对学生空间数据处理,尤其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处理空间数据的高要求[10].目前国内高校测绘工程专业所开设计算机相关课程在数量上虽可满足教学需要,但在课程质量、课程衔接方面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也缺少相对应的专业课程实践,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计算机课程设置培养目标错位
对测量专业而言,测绘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专业核心,而计算机技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在实践环节中起作用[11].在实际工作中,通常需要能既懂测绘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能熟练时候用各种测绘专业软件的技术人才.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形成以基础知识引导实践内容,以实践方式加深知识理解的螺旋式教育模式.一方面加深学生对于测绘空间数据模型、数据操作等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动手实践能力.因此计算机技术课程的开设必须基于测绘理论知识进行深化拓展,尤其要注意课程之间的主次衔接和连贯性.目前国内高校对于计算机课程的设置过多的关注客观需要,反而忽视了学生主体的发展需求,片面的强调知识的掌握和技能强化.
2.2 计算机相关课程设置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测绘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普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知识结构搭配不合理,偏重计算机理论课程,轻视了计算机实践课程;侧重基础课程的普适教学,忽视计算机专业课程的深化.导致传统计算机知识同测绘专业的交叉融合内容较薄弱,内在知识体系的衔接不够,无法体现测绘计算机课程的教育特色.
2.3 计算机课程设置时效性不高,教材更新缓慢
我国学校测绘工程计算机课程内容主要借鉴计算机专业的基础知识体系,受限于师资水平或者专业背景,一些课程,如C语言,VB语言的教案设计沿用多年,知识陈旧,更新缓慢,已跟不上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的步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测绘专业培养体系过于保守,新技术的成果没有及时在计算机课程内容中得到体现和反映;另一方面,借鉴而来的计算机课程缺乏同测绘专业知识体系之间融会贯通,过于强调计算机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力求面面俱到.然而在课时固定的前提下,不加筛选,去重的课程设置,一方面加重了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负担,同时也忽视了对学生自我学习、适应能力的深化和培养,甚至会使学生对重复性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学而非用”,“学而无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3 改进措施
基于上述存在问题分析,本文针对性的提出几点有关测绘工程专业计算机课程设置方面的改进措施:
3.1 明确计算机技术在测绘工程专业中辅助工具的定位
依据专业课程总学分提出“5-2-3”的课程设置比例,即传统测绘,包括大地测量和工程测量相关理论及实践课程学分比例占50%,计算机技术相关课程占比20%,而定位导航、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课程学分比例占30%.三者之间主次关系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传统测绘课程是本门专业,是培养测绘本科生的立足点,因此占据最多比重;定位导航与地理信息系统是当前信息化测绘框架重点发展的应用技术领域,是传统测绘知识体系的延伸和拓展;计算机技术课程是数字化、信息化测绘发展重要的辅助工具和实现手段,也是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按照课程性质划分,计算机技术课程归于应用工具类,其它两种则属于理论知识类,因此,学生逐渐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过程,就是传统测绘和现代测绘知识体系融合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比重划分并非固定不变,其主要目的是从宏观方面明确计算机相关课程在测绘工程专业课程中应作为应用型的工具,起辅助作用.
3.2 以空间数据为核心,以数据处理为主线,设置有测绘专业特色的计算机课程
在确定比重的前提下,还需对计算机课程,尤其是编程基础类课程(如C、VB、C#、Java)等内容进行筛选和去重,避免学生陷入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重复学习,将原本依编程语言相互独立的计算机课程根据空间数据处理流程融入到测绘本专业的知识体系中,突出测绘工程专业计算机教学的专业特色.例如,在学生首次接触编程语言(C或C++)时,可把重点放和数据处理有关,如变量、函数、数组、指针、文件等基础知识,在教学的过程中穿插讲解结构化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通过案例教学法从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测量学原理课程中提取公式算法,作为实验环节的有效补充,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加深对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随后开设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如C#或Java)课程时,就可相对的减少基础知识的课程比重,把课程重点、难点转移到如开发环境、界面设计、网络应用、以及测量平差课程等实际问题的应用层面,如图3所示,通过阶梯式课程设置让学生能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为实现以上目标,建议测绘专业讲授计算机相关课程的专任教师应尽量选择具有GIS、测绘交叉背景,又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或搭配有项目开发经验的应用人才组成教学团队.
3.3 基于项目情境安排课程进度,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测绘、计算机都是时效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仪器操作和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作为高等院校应加强对社会需求、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调查和研究,建立学校与测绘生产单位的合作模式,按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设置专业课程教学大纲.针对具体课程,可先安排教师深入测绘单位、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和沟通,基于实际项目或案例,采用项目情景式教学或者开放式实验教学等方法设计课程结构,辅以项目成果建立课程的综合评价机制,结合实践教学等环节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防止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的教学现象.
3.4 及时吸纳国内外计算机技术在地理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及时更新迭代教材资料和实践案例
必修课课程设置相对固定,因此建议在开设选修课环节中加以改进,进一步强调对学生的知识面和就业能力的拓展,侧重测绘新技术、新方法和相关行业测绘应用及管理等.对于新型技术的吸纳和通过开设专家讲座或学术报告会、产学合作办学、科研转化教学等手段,让学生更多接触现代测绘前沿技术,对包括GPS(RTK)测量、COR系统、激光三维扫描系统、测绘数据库等现代测绘新技术进行较全面的学习.另一方面,可基于国家关键规划背景,结合如房产测量、地理国情监测、土地确权等实际应用探索如无人机、三维全景等新技术的具体应用,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就业面,使学者能够更好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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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收自支的事业试点单位和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京劳社养发〔2000〕64、67号文件和京劳社保发〔2000〕151、150号文件作了明确规定,相应的软件程序也修改完成,市、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此项业务。现将有关具体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凡按京劳社保发〔2000〕151号文件规定,填报了《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并经养老保险处审核盖章的试点单位,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已经发生的缴拨基金额,由市人事局基金管理部门统一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结算;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尚未发生的应缴应拨金额,由试点单位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直接办理补缴补拨手续:补缴基金由试点单位按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缴基金额通过支票结算,补拨基金由市社保中心依据养老保险处审核的应拨基金额直接拨付到试点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上或以支票形式结算。
二、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试点单位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该单位职工补建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试点单位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试点单位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三、试点单位在填报表二时,“增加原因”栏填“其他”,“人员类别”栏填“事业2”;在填报表三时,“单位月人均缴费基数”和“职工月缴费基数”栏均不填数,由程序自动生成。
四、试点单位从2000年1月起,按京劳社养发〔2000〕64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由于2000年缴费滞后,其应缴基金各区(县)可按现行管理办法通过表四、表五、表十六补缴、补拨到位。
五、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按全额缴拨方式收缴、支付养老保险基金。由于这部分基金需单独记账,正常缴拨后,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汇总月报和表五时,将这部分基金以“事业2”为基金性质汇总上报。在为其建立单位信息库填写《北京市养老保险参统单位登记表》时,“经济类型”栏亦填写“事业2”。试点单位及在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正常缴拨后的个人账户管理、职工转移、退休清算等按本市养老保险现行规定执行。
六、按京劳社保发〔2000〕150号文件规定,执行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的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将填写的《试点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结算表》和《试点单位补缴补拨核定表》审核后报市社保中心,市社保中心将依据表中应缴基金直接与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结算。基金结算完后,市社保中心将书面通知人才服务中心所在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通知中下达的金额数,通过表二、表三为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补建1996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个人账户。人才服务中心填报的表三中的个人账户汇总数(加有汇总程序)不得大于通知中个人账户汇总数。建库工作一次性办理完毕,此后不再办理按京人险〔1996〕379号文件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个人账户的补缴、补拨、补填工作。
七、补缴金额的利息按现行程序中根据市政府1998年第2号令规定设定的计息规定执行。
八、移交前调出的试点单位缴费人员和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可持原人才中心开出的个人账户转移单或原存档单位开出的缴费证明(样式附后),由现单位劳资人员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个人账户的认定和补记,其后缴费按2号令执行。
九、建立离退休人员数据库,试点单位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职工退休后,试点单位和人才交流中心在填报《北京市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登记表》时:
1.“退休前工资栏”数与“基本养老金”栏数一致。
2.“比例”栏填“100%”。
3.“基本养老金”栏含国发〔1978〕104号、国发〔1989〕82号、国发〔1993〕85号、京人工字〔1987〕第11号、京政发〔1985〕62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4.“基本养老金补贴”栏填其他栏未涉及的经审核应由统筹支付的金额数。
5.“调整机制”栏填1996年至2000年离退休人员增加生活补贴的口头通知金额数。
6.“统筹负担”栏填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由统筹支付的养老金。
7.“生活补贴”栏数含京人工〔1988〕31号、人事局1992年8月11日口头通知、人事局1994年1月29日口头通知、京人退〔1995〕583号规定支付的金额。
8.“困难补贴”、“企业负担”栏不填数。
9.“价格补贴”栏填1985年工改前退休应支付的53元;1985年工改至1993年工改期间退休的填48元;1993年工改后退休的不填此栏数。
10.“其他补贴”栏含洗理费、书报费及京国工改〔1994〕10号规定的50元。
11.“建国前补贴”栏填按劳人险〔1983〕3号规定的金额数。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全国社会慈善捐款额度锐减一半。这其实是信任危机发出的预警。目前的慈善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慈善事业遭遇信任危机,真的令人备感痛心。因为确有许多人真真切切地急需社会施以援手。却被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因为个别人的“炫富”污染了整个美好的慈善事业。使得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只能日日倚门盼望,一旦丧失被救助的机会,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发生。
信任危机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恋爱中的年轻男女一旦遭遇信任危机,接下来俩人也就该分手了;一个人遭遇信任危机,在生活中必会寸步难行;一个单位遭遇信任危机,其他单位就都不敢也不愿再与之打交道;一个企业遭遇信任危机,产品就会失去市场;再扩而大之,倘若一个行业遭遇信任危机。那就很可怕了,简直是一场灾难。慈善办得怎么样,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极重要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德行操守的见证,是使穷人能够有尊严地享受到温馨与温暖的保证。人之初,性本善,存了善念的人们,如今想办点善事竟都觉得不放心了。
目前出问题的不只是慈善事业,颇受诟病的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最严重。近日公安部下大气力严查地沟油,数字触目惊心,据说每年有200万吨地沟油流向餐桌,被消费者愉快“服”下――颇似服毒。据测算,每十顿饭就有一顿吃的是地沟油。“民以食为天”,可这样的饭你还敢吃吗?
当下出行的安全性亦备受质疑。才建好的大桥便垮塌,更有那故障频发的高铁令动车安全警钟长鸣。损坏的列车、轨道皆可修复,但人命不可修复!前不久那起温州特大高铁灾难,给遇难者家属留下的唯有无尽的哀伤。而日前一条“深藏的裂纹”的报道,让深陷信任危机的高铁再度笼罩一层阴影。距媒体曝出“在高铁列车关键动力轴处发现裂纹”事件已近一月,铁道部组织的专家团队“复探”亦早已结束,然而至今尚无官方对此作出回应,使得当初报道的“裂纹”更显得扑朔迷离。不禁令人疑窦丛生。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事我们不知情?这是将人命关天的大事当儿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交通工具是为了外出便利,可这样的工具你还敢乘坐吗?
刚建好的保障房就出现大裂缝,已不是稀奇事,众多“楼歪歪”“地陷陷”暴露了眼前工程建设只求数量不要质量,把关极其不严。安居方能乐业。可这样的房子你还敢住吗?
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信任危机的表现方面
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教育安全方面、教学内容方面、教导方式方面和教育公平方面。
(一)教育安全方面。
幼儿阶段,学生还没有具备对事物好坏进行分辨的能力,由于“懵懂无知”的心态,极有可能陷入潜在的安全问题当中。一些案例的出现,使得家长对幼儿园教育安全方面产生怀疑,造成对幼儿教育事业的信任危机。虽然很多教育机构都通过安装摄像头等方式让家长进行实时监控,让家长“放心”,但是在监控之下的教师由于个人人品、修养被怀疑,难免会产生消极负面的情绪,不利于幼儿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教学内容方面。
幼儿正处于比较朦胧的感知学习状态,对事物的认知往往只是通过简单的感官了解,进行粗略判断,因此,顺应国家幼儿教育的教程,开展正常优良的幼教教育教学活动,在幼儿教育中极为重要。但是现今一些教育机构都是过于重视幼儿文化知识的积累学习,而忽略了幼儿本身的情绪,降低了幼儿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幼儿教师教学方式的传统化,导致教学内容极度侧重于幼儿对写、算、读的掌握。有些培育机构甚至直接舍弃幼儿课程,转而进行小学课程教学,不惜占用幼儿课外活动的时间,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培育机构不仅盲目地进行小学文化教育,而且布置传统的课程作业,加大了幼儿的学习负担,继而影响到幼儿心理的正常发育。这样的做法使得整个幼儿教育事业都弥漫充斥着教学内容的信任危机。知识的掌握固然重要,但是在幼儿教育时期,更重要的是幼儿心理健康的发育和良好行为的养成。
(三)教导方式方面。
我国的幼儿教育机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私立教育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幼儿教师的整体教学素质不高,一些幼儿教师没有经过国家认定的幼儿教师培训就进行上岗教学,缺乏多样化、专业化的教导方式,很难保证幼儿教学质量,造成幼儿教育事业在教导方式方面的信任危机。
(四)教育公平方面。
我国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国家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关注力度较小,使得民办幼儿园成了我国幼儿教育机构的主体,没有严格有力的国家机构监管,私立的幼儿机构很难控制其对利益的欲望,造成幼儿园教学质量的参差不齐和幼儿园教学收费的巨大差异。
二、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的解决策略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管理保障。
我国关于幼儿教育方面的法规较少,不能有效对幼儿教师及幼儿教育机构形成约束,因此,要加大关于幼儿教育方面法律法规的建设,最好提出全国性的幼儿教育指标。加大社会的监管力度,不断约束幼儿教育机构的不当行为,要将设立私立幼儿园的条件严格化、规范化,提高开设私立幼儿园的门槛,使得幼儿园都具有较高的教学条件。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及时严惩,让社会各界看到整治的力度,从而降低幼儿教育的信任危机。
(二)教师专业化,教育现代化。
2001年10月中旬,被誉为中国大陆电子商务的形象大使的某电子商务公司突然崩溃,更是给网络信任危机雪上加霜。有关部门一周内接到数十起消费者投诉,反映该公司收取消费者订购商品的货款,却不予发货,消费者打电话询问也无人接听,所欠供应商近千万货款也未能归还。11月15日,有关部门不得不向消费者紧急警示,不要再向该公司汇款购物,如果已经对消费者构成侵权,可以举报投诉;并奉劝人们最好选择货到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注一]
由于这家公司是大陆电子商务的拓荒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它的崩溃给整个电子商务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使电子商务网站遭遇了最严重的创伤——网络信任危机。这个冬天无疑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的冬天。有专家正确指出,此事件对行业的伤害超过了对企业自身的伤害。事实上,此事一出,供应商失去了对网络销售公司的信任,大多立即做出反应,提出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愿再赊货销售。这对目前主要靠赊货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贰
曾几何时,“电子商务,商机无限”的“公益广告”充斥各种媒体。互联网的确给新经济带来了无限希望,但无限商机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期而至。个中原因,与网络缺乏普遍的信任密切有关。我们不妨将这种网络信任的“虚位”和困境称为“网络信任危机”。
具体而言,所谓网络信任危机是指计算机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人们对网络安全、网络信用体系缺乏足够的信任,从而导致网络人际交往和电子商务发展的困境。目前,网络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网络技术安全的权威尚未建立起来。网络病毒的肆虐、骇客及骇客行为的频频发生、网络犯罪的侵袭,对网络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危及网络环境的安宁,加上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滞后和网络服务商安全意识的淡薄,使人们对网络技术安全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有人把网络技术视为不安全技术的代表。
(2)网络公司信誉和网络营销体系的信誉尚未确立。网络公司是一种新型公司,网络交易体系采用的也是一种全新的模式。由于博弈次数不够,或由于一开始人们就有上当受骗的经历,产品质量、商家信誉和售后服务的良好形象尚未确立起来,人们对这种新型的网络营销体系缺乏起码的信任,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网络公司是皮包公司的代名词。
(3)电子商务信用工具的缺乏和不完善。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网络经济发展时间不长,使电子商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用体系的不成熟。这一方面表现为缺乏足够多的网络信用工具,另一方面表现为这些信用工具的不完善,加上人们对网络信息传输过程的安全性心存疑虑,从而导致人们对电子商务信用工具的不信任。
(4)网络公民诚实信用的形象尚未树立起来。由于网络中的大部分行为具有匿名性,“网络中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的观念大行其道,网民自我角色意识淡化,良心机制在网民行为中的自我监督作用减弱,使网络行为变得漂浮不定,难以保证确定性,从而网民互相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5)网络前途的不确定性。作为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和风险投资。由于其仍处于探索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问题,碰到了一些困难。目前,网络经济正处于过后的低谷时期。这是网络经济的转折时期,对其前途人们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一些所谓的“悲观主义”者,“网络泡沫”的说法不绝于耳,这种人气的低迷使人们对网络未来的信心大打折扣。
叁
网络信任危机实质上是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它反映了现阶段网络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基本事实。因此,网络信任危机也可以归结为网络信任与网络社会秩序耦合机制的危机。信任与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通过一种所谓的耦合机制来实现。
首先,信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核心元素。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信任。没有信任,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而社会秩序正是共识的产物。网络主体之间如果缺乏信任,就会产出离散网络社会和网络社区的因子,这些因子被逐渐放大,就可能危及网络社会的存在。事实上,网络社会或网络文化的形成,正是基于人们在网络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共识。达成的共识越多,网络社会就越稳定。
人们在行为互动中,为了降低交易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逐渐形成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使你预期别人会干什么,别人也可以据此预期你要干什么。当这些预期一旦趋于稳定,而成为共同信念,就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网络文化就是网络社会,它是基于网络行为规范形成的共同信念。
如果人们相互之间没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没有共同的信念,那么,彼此就难以预期对方将做什么,而一旦彼此不能预期对方的行为,那么彼此之间就会缺乏必要的信任,没有信任就会导致进一步的行为规范难以形成和确立,从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信任”在文化形成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同样,如果人们在网络行为中不能建立信任,那么真正的网络文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对市场经济而言,信任更是须臾不可缺少。市场交易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不确定性的过程。没有信任,人们无法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从而不能预期交易行为发生的确定性。缺乏这种确定性,人们可能有交易的需求,但缺乏实施的动机。
其次,社会秩序是信任产生的基础。没有社会秩序,人们的行为缺乏必要的指南,难以预测他人行为的结果。同时,信任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和接受,缺乏这种认同和接受,人们的行为就会失去确定的框架,难以达成信任。
一般而言,一个秩序的社会有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信任系于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没有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人们既无法评判自己行为的价值,也无法评判他人行为的价值。人们既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也难以预期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对他人行为价值的评判和对他人行为预期的确定性是信任的内在要求。失去这种确定性,不可能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如郑也夫所指出的,信任从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环境,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几成无本之木。[注二]
因此,网络信任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网络文化危机、一种网络伦理的危机。计算机网络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网络伦理和主流价值体系尚处于形成之中,网络信任缺乏应有的网络伦理和主流价值体系的支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网络中缺乏普遍的信任。这正是研究网络信任危机所要揭示的伦理意蕴。
肆
电子商机无限的困境使理性的人们陷入沉思反省之中。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这一问题,如技术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经济学家、业内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关于目前电子商务的困境,人们讨论的很多。一般认为电子商务之所以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尚未找到比较适宜的电子商务模式,B2B还是B2C,抑或其他模式,似乎都缺乏经济亲和力。其次,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跟不上。上网价格高、速度慢、人员少;网上结算体系不成熟,信用制度不完善;商品配套体系不健全。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社会伦理文化因素。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给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消费习惯、价值观念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消费习惯,尤其价值观念对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这些因素与前述所谓的“三座大山”一起构成了电子商务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三座大山”是硬环境,而社会伦理文化环境则是软环境。
我们曾撰文从伦理文化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认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伦理文化根源。[注三]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网络信任危机就是其伦理文化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商品交换,具有快捷、方便和普遍等优点。但是,交换活动本身所蕴涵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交换活动蕴涵的伦理特质依然存在。如果缺乏信任机制,这种交换就难以普遍化,因而难以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电子商务交换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实现从看货付款“直接交换”过渡到以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为中介的“间接交换”。这种间接交换的普遍性依赖于信用体系的有效性。因此,网络信用体系就成为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这种信用体系既包括信用体系硬件的建设,也包括信用体系软件的建设;既包括信用工具的建设,也包括以信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环境的营造。
另一方面,网络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从“熟人经济”向“陌生人经济”的过渡,或者说从“直接经济”到“间接经济”的过渡。这一转变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念、购物方式跟着发生变化。转换的好无疑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否则,就可能成为发展电子商务的障碍。
电子商务的困境与人们长期以来在原子社会、传统经济中所形成的交易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有着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电子商务的初级阶段——电子贸易阶段已露端倪。在传统的商务活动中,人们更喜欢与真实的人打交道,所谓“眼见为实”,同时也依赖传统的信用工具和信用体系。而在网络中,这两个方面目前都不能满足,既不能“面对面”,也缺乏相应的信用工具和信用机制。正如查克·马丁所指出的:“ATM刚问世时,有人说,不会有人用的,人们宁愿跟‘真正的人’打交道。现在,消费者却花钱使用这样的机器。但是,这需要时间和习惯的改变,一旦人们意识到它的好处之后,使用ATM的习惯就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注四]
当传统经济中的信任体系尚待完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尚未解决情况下,将传统经济与以“虚拟性”著称的互联网结合起来,必然会使原本就不结实的信任体系和信任机制变得更加飘浮不定,让人难以适从。在这种环境下,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注定要遭受更多的磨难。因此,建立适应网络经济发展以信任为核心元素的伦理文化环境,已成为推进新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国发展电子商务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因为,我们除了要应对其他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电子商务中的难题,我们还必须解决由于自身市场经济先天发育不足和经济长期封闭带来的人文条件的欠缺等难题。例如,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信用习俗是适应少量的小规模的商品交换而形成的伦理文化状态,时至今日,它已明显不适应大规模全球化的商品交换。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将信任体系的建设等同于人际关系商品化。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恰恰是缺乏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文化环境的表现。人际关系商品化也表明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信用体系,因为,缺乏中介性的信用体系,商品的交换不得不诉求人际关系,不得不拘泥于熟人经济。即使能够突破熟人经济,也常常会因信任机制的缺乏而支付额外的大量的交易成本。因此,缺乏信任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产生高效率的经济效应。“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帝王法则,这正是我们研究网络信任危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综上所述,为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网络安全技术、提高网络企业的信誉和加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建设,而且要着力培育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伦理文化环境。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B2C电子商务发展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由于网络信任危机问题没有解决,电子商务的发展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功。只要想一想美国的邮购业就不难理解这一点。美国的邮购业能够有今天这么发达的局面,是与他们长期以来建立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努力分不开的。配送体系等电子商务的硬件建设,需要的也许是资金,而以信任为核心的人文环境的营造则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它需要的也许是足够的时间和长期的努力。
注释:
注一:目前该公司已恢复营运,正在积极清退消费者的款项,并与供货商达成了还款计划。
注二:郑也夫:信任与社会秩序,《学术界》,2001年第4期。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监督;食品立法;信任危机
我国食品安全风波不断,警报频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一次次挑战食品工业、生产企业的道德底线,触动我国民众已经极度敏感的神经。据统计,仅一个三聚氰胺就让我国50万儿童,为我国的包括三鹿在内的乳制品企业承担着巨大的终身病痛。双汇的瘦肉精更是让全国数以亿计的民众成为“小白鼠”。种种现实让人触目惊心,信任危机已经跌落至谷底。面对这种局面,我国的亿万民众都在呼唤着早日看到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与严厉的食品立法的出炉。
一、信任危机的症结所在
1.接二连三的食品案件不断加重信任危机
在我国接二连三发生的食品案件令民众应接不暇。先是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中添加的苏丹红使得国人将洋快餐打入了冷宫,立顿案则把一个崇洋藐视中国民众健康的企业现出原现,光明牛奶的废奶回收昭示着企业在生产成本与民众健康的天平上向企业的一己私利完全倾斜,雀巢的超量碘使民众对洋奶粉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孔雀石绿使得民众对水产品望而却步,PVC的保鲜膜则把以工业品原材料生产食品的的企业的丑恶一面划出来,三鹿案件揭开了中国50万受害儿童的伤痛,含苯的可乐类产品对于青少年以及儿童神经系统产生极为严重的毒害,地沟油让全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对于到餐桌安全视为畏途,龙凤与思念速冻产品出现不明杂质令人质疑其“企业道德”尚失,五粮液的糖精钠超标将一个国产名牌打下神坛,酒鬼酒的塑化剂事件使得白酒不再成为国人的骄傲而成为了世人的笑料,篡改生产日期的蒙牛也在篡改生产日期的同时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张“作弊”二字的答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让人产生到了凡能进入人口之物皆有假冒伪劣产品的怀疑程度。而一些监督部门的相关人员却在大言不惭地宣称99%的食品是安全的,这就更是引发了十亿民众的困惑,究竟那1%到底在哪里?对于买到了1%不安全食品的民众而言所造成的危害身体健康的结果是100%。
2.原辅料、品控、环境、规程控制是决定食品品质的源头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个人认为其根源在于企业自身诚信缺失,进而造成公众对企业信任度大大降低。而信任危机源于食品自身的品质,只要控制好食品使用的原辅料,控制好操作环境与操作规程,保证食品本身的品质过硬,就不必惧怕任何机构的检验,也就不会产生轰动媒体的任何信任危机。对原辅料的控制可以在上游源头上从根本解决食品的品质问题,从而使得食品的安全与品质得到根本的保障。原辅料的生产、运输、存储都应在合适的设备中与适合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原辅料的处理流程亦应避免任何污染的可能,在操作规程方面应严格实行保质期与标准食品处理操作规程,以保证食品质量的万全。食品的生产环境应该比药品的生产环境更加严格,我国的多起食品案件的产生都是因为环境因素引发的,因此,定期的严格、规范、安全的杀菌技术的使用是食品品质的必要保证。有报道说,目前应用物质的第四形态——等离子体全方位二十四小时的杀菌在我国的食品工业生产中被认为是较为可行且安全的环境保证措施[4]。提高食品的品控人员对于食品的关注度,加强食品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检验,包括对于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配料过程、成品包装等现场过程以及实验室过程都要进行严格的品质控制与管理。
3.生产企业的道德底线是信任危机的症结所在
自从我国的食品工业出现全面的信任危机,包括媒体在内的我国监督、管控部门以及食品工业企业自身都在寻找破解信任危机与解决信任危机症结的钥匙。笔者认为,其实这把钥匙就是我国食品生产企业本身的道德底线。一家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食品生产企业爆发轰动媒体的食品案件是迟早的事情,而一家有道德底线的食品生产企业不仅会将精力不仅放在拓展市场、促进销售等方面,还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抓食品安全生产方面,这样的企业出现负面事件显然几率很低。
诚然,“利己”可以做为企业生产的目的,企业可以为“利己”而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这一点天经地义。但是,任何食品企业都不能将“利己”做为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那些将“利己”当做企业生产唯一目的企业必然会在“利己”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当“利己”已经“损人”时,“利己”就变成了无道德底线的“利己”[5]。任何食品生产企业都应在保证“不做恶”的基础上以道德标准约束企业自身的行为,进而才能在企业的整个食品产业链上全方位地以道德为保证,生产出符合健康标准的绿色食品。找到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容易,但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需要我国各级部门形成全面的责任体系,在企业建设诚信生产的同时,对食品安全生产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监督与食品安全立法惩戒。
三、信任危机下的食品安全监督思考
1.食品安全监督势在必行——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关系百姓健康,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头等大事。食品问题不仅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会给整个食品工业形成极难逆转的信任危机。所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铁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食品安全更应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2.食品监督机构监督职能得到落实
众所周知,对食品安全监管不仅是各级监管部门相应监管职能,也是保证国民健康安全的最基本的义务。一旦食品监管关卡失守,国民的健康将无法得到保障。我国虽然在中央以及各部委分设了诸多食品监督机构,并且省市县亦有相应延伸机构,但是,从近年来看监督工作未见显著成效,质量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几成燎原之势。我国民众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之时,不由引发媒体对我国的各大监督职能机构的拷问,做为食品安全的监督机构是否尽到了应尽的监督职责,是否把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危时刻放在心,但是近年来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恶性食品安全案件以严峻的事实给社会予以否定的回应。面对现今的食品安全,只有扎实食品监督机构监督职能改革,相应监管职责确实得到履行、落实,方能给予社会正能量的信心。
3.加大力度实现有序监管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是国家以纳税人的资金设立的为纳税人服务、代纳税人行使监督职能的机构,对于这些部门中的工作人员而言,尽职、认真、严格地执行对我国食品生产企业的有序监督责无旁贷。然而,食品监督目前在我国却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虽然号称各部门“齐抓共管”,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各部门均未能真正做到尽职尽责、认真监管,多部门的责权不仅存在着相互交叉而且还存在着部分缺位的严重现象,这种监管现状必然使得我国的食品监督处于一种松散放任的态势之中。为避免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作为食品监管的各部门必须严格划分监管权责,实行出现问题一票否则制,将食品安全与其自身岗位挂勾,一旦出现渎职、未认真监管的行为则一究到底,不但负责监管的直接责任人要下课,相关的直属领导者亦应承担责任。与目前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后单纯曝光企业的做法略有不同的是,一定要将问题企业与监管机构的直接责任人、直接领导者与无良企业一起进行曝光,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有序监管,大力提高食品监督工作效率。
四、信任危机下的食品立法思考
1.高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应尽快立法遏制。毒害食品报道频现报端,在这样一个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期,就必须尽快通过立法遏制食品安全的恶化趋势,否则必将积重难返。世界学者目前已将食品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又一严峻的世界性问题。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食品立法软弱无力,对于食品的违法犯罪处罚整治力度偏轻,食品违法犯罪成本相对于其非法所得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非但食品违法屡禁不止,而且大有泛滥之势。面对食品违法犯罪的挑战,我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国家立法,着重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日益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只有通过立法角度加强建设,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正在让执法者有法可依,让违规者有法可惩。
2.食品安全立法应全面覆盖源头与餐桌。食品从农作物的种植到变成原辅料,再从原辅料的采购到工业化过程,最后从工业包装到百姓的餐桌,整个过程从源头直到最终的餐桌都必须实行全面的严格的管控,对于源头违法的从源头就掐住,对于过程中违法的绝对不能再让其流向最终餐桌。食品安全立法只有全面覆盖源头、最终餐桌以及整个过程,才能最终将食品安全问题消弭于无形之中,才能最终还百姓一个真正健康、绿色、洁净的能够摆上餐桌的食品。
3.食品安全立法宜用重典。乱世用重典。我国的食品安全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乱世”,各种毒害原辅料五花八门、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各种加工环境甚至小作坊生产的食品纷纷登场,各种危害健康的劣质食品集体亮相。针对种种乱象必须施以重典,对于违法现象必须提高执法与打击力度,使得食品违法犯罪者的违法犯罪成本提高到一个令罪犯们望而生畏的高度,唯其如此,方能有望遏制住我国目前的食品乱象。今年“两会”期间,总理多次谈到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立法问题,将食品安全形容为“天大的事”,“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他表示,政府应该坚决查处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并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代价。强调“要实现食品安全,需要严格的法规,严格的标准,严厉地制裁违法行为的手段!”为此,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只有坚持“乱世用重典”的从严、从重原则,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人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小而言之关乎十亿民众的生命安全,大而言之对于民族的存亡续绝亦有着重要的影响。食品安全仅靠食品企业的道德底线已经不能保障,我国近期高发的食品案件,无论是中小食品企业,还是曾经头顶光环的大型食品企业,在“不作恶”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上已经丧失了任何道德底线,受伤害的无辜的民众数以亿计,因此,必须对所有的食品企业严格监督、严格管理。国家也应该推出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赔偿细则与罚治措施,使食品企业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唯其如此,才能解除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方面的信任危机,还公众一个健康的食品安全环境。
参考文献:
[1]郭蔚丽.如何完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9.
关键词:幼儿教育信任危机;表现形式;破解方法
一、幼儿教育信任危机多样的表现形式和根源
1.幼儿教育公平的信任危机
教育公平主要是讲国家针对教育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得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的同时,都能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教育公平又包含教育机会是否公平,教育过程是否公平,还有教育质量是否公平。而教育公平这个问题,他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幼儿的教育公平实现起来可能会有些距离和难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幼儿教育还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范围,幼儿教育机构大多数也都是以民间办学为主,而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比条件差的孩子优越,更多些选择,那么教育的不公平便会出现。其实,导致幼儿教育不公平出现的原因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另外,就是中上城市的人通常较农村人有着较强的优越感,所以,这就推进部分家长对幼儿的教育产生了质疑。
2.幼儿教育的安全性产生了信任危机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不断深化,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近几年一些各大媒体也相继报道了一些幼儿园出现的虐童事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要关注。如果孩子的人身安全在幼儿园中都无法真正得到保障的话,那么更不要说幼儿的教育和学习了。随着此类事件的出现,家长们也对幼儿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而面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为了消除广大家长的疑虑,让家长对幼儿园重新建立起信任,很多幼儿园甚至在园中安装上了摄像头等一些监控设施,让家长随时都能看到孩子的动向。但是,这根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现象,只有提升幼儿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才是当务之急。
二、如何破解幼儿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危机
1.建立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是制度,加强责任意识
目前,我国关于幼儿教育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并不高,而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他的领域都有着很高层次的全国性的法律条文。而从我国目前幼儿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出台专门的有关幼儿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地方缺少有力的幼儿教育方面的法律,幼儿教育不仅在办学体制,而且在管理制度、师资团队、幼儿教学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这样那样有待解决的难题,这些恰恰是影响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源。因此,只要拥有了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完善幼儿教育的体系,规范幼儿园这个行业,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规范发展。
2.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有效沟通
幼儿生活最主要的环境就是家庭和幼儿园。只有家庭教育和幼儿园专业教育的相互配合与协调,才能加强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只有减少这两种教育方式的矛盾,将二者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地消除幼儿教育中的信任危机。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学校和家长要长期地、高效地进行交流、沟通。只有教师和家长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双方加强交流,这样才能有益于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3.提高幼儿教师的素质刻不容缓
据调查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现在普遍存在待遇较低、培训机会偏少、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等众多问题,使目前我国幼儿教师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普遍都偏低。而孩子正处于幼儿阶段,无论是在心智上、生理成长还是智力开发方面都是处于需要开发的阶段,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非常注意幼儿的心理变化,根据孩子的心理特征来进行专业教学。所以,这时教师的专业素养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提高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就需要对教师进行专业的培训,进行相关技能的培训,来保证我国幼儿教育事业长期稳定地发展。
总之,良好的幼儿教育对于提高我国幼儿教育的教学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由于大部分人们对于幼儿教育的教育模式等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使目前我国幼儿教育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随着我们国家对于幼儿教育事业的不断关注与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幼儿教育危机现存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同时,幼儿教育机构也要不断地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不断地改善教学方式,加大投入力度,家长也要及时地与校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地消除目前幼儿教育的信任危机,从而保障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