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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不仅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而且其中的经济思想已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文章从伦理的角度对社会分工观、财富观、贸易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分别指出了三者对当代经济的影响和启示。
柏拉图是古希腊唯心主义思想家,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着作《理想国》和《法律篇》中。这些着作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无疑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否认柏拉图的经济伦理思想带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和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分工观
(一)主要内容
1.社会分工和国家的产生。柏拉图首先意识到人具有物质性,人的生存离不开衣、食、住、行等问题,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物质生产资料。所以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城邦产生的原因和动力。
2.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我们大家并不是生来都是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只要每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显然柏拉图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天赋和才能来进行分工的。每个人只从事一件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方面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
3.社会分工构建正义城邦。在天赋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柏拉图将城邦人员分成三个阶层:(1)生产阶层。这是由农民、牧人、工匠及其商人等构成的阶层,由于他们的先天察赋比较低,这就使得他们处于城邦的最低阶层,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2)护卫者阶层。他们的先天察赋比较高,形成了城邦的第二等级。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3)统治者阶层。这是由具有高超智慧的少数哲学家组成的阶层,他们是由第二阶层的人员中精心挑选和培养出来的,执掌国权、管理国家的统治者。
这样,经过严格的社会分工,城邦中形成了有序的社会结构。三个阶层在其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各尽其才,各得其所。而且“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了正义的国家了。”
(二)社会分工观对我们的启示
对许多组织而言,才华横溢的员工往往是其竞争优势的基础,如下图所示:
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优秀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个性,例如:性别、能力、努力、个性、背景及文化的差异。这些都是人的个性特征,而且这些个性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即能够确保大多数人高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能够顺利地实现公司目标。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最明确的思想是由密西根学派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系统与企业组织结构应同企业战略一致。其中“适配管理模式”是由四个程序组成:颤选、评价、奖励和开发。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颤选。而颤选的最终目的就是配置,或者说要安排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并进行适当的岗位培训。但良好的培训不能弥补失败的颤选。这说明如果具有适当能力的人没有被挑选到,雇主今后就很难对那些能力有差距的人进行培训。
二、财富观
(一)主要内容
1.财富和德行。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强调人们行为伦理性质的哲学。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在其财富观中带有极强的伦理性质。他将财富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精神财富,如知识、克制以及其他各种德行;第二等是肉体财富,如健康之类;第三等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物质财富。同时,柏拉图认为:“富有的人不可能同时是有德之人。对财富的关心应该被列于第三位乃至最后一位—位于对心灵和身体的关怀之后。”可见在其财富观中,柏拉图将道德放在首位,认为有德行远远重于对物质的享受。但这并不是说柏拉图排斥物质财富。他认为追求物质财富时应具有节制的美德“个人财富不得低于某个最小量—不可缺少的家庭财产—也不可超过某个最大量,即家庭必需财物与其他财产之和不得超过最小拥有量价值的4倍。如此以来,极端的贫困与富裕得以避免,公众将免于因商业化而导致的****的危害。”
2.财富与社会。柏拉图主张在理想国中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和家庭以为,战士和哲学家都不应该拥有私有财产。而且主张在统治阶层中实现共妻共子,消灭家庭,建立公共食堂。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因为柏拉图认为:“统治阶级如果嗜好金钱与财产,他们必将****。而生产阶级成员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如此嗜好,将不会急于篡夺统治者的位置,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积累财产。”可见,柏拉图所要求的公有制是在统治者阶层实现的一种集体制度。这种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在生产阶层实现私有制,刺激且方便他们生产,同时又保证了统治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实现公有制,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资料全部来自国家的赋税,这样他们就在国家中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体,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整体意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事务。只有龟甲的安全、稳定、富有,才能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得到保证和提高。柏拉图这样制定所有制的根本目的是在一国之内,在各阶级之间,各阶级内部都达到协调一致,形成有序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否则“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与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鼓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
(二)财富观对我们的启示
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在人的社会性中,德行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的德行的好坏是对人评价的首要也是重要标准,同时德行的好坏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的发展,包括其财产的增长。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人生命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没有社会可言,更不用说财富的存在有何意义。特别是在现代这样一个快节奏、重压力的社会环境中,人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尤其应注意。
三、贸易观
(一)主要内容
1.贸易观。在对待商业贸易的态度上,大多数的先哲们都持轻视和批判的态度。柏拉图也是如此,这主要体现在他把商人和农夫、工匠等归于社会第三等级,认为他们是用铜、铁制成的,“在管理有方的城邦里,这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这种对商人的轻蔑和批判是与其“金钱为邪恶”的观点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商业贸易的最终目的是收敛钱财,而“世俗的金钱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暇的至宝。但柏拉图在论及国家起源时,肯定了商业贸易的合理性。“在城邦内部,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个人所制造的东西呢?须知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呀。”同时柏拉图也肯定了对外贸易的作用,“把城邦建立在不需要进口货物的地方;这是实际上不可能的。但对对外贸易,柏拉图要求城邦实行严格的控制,“如同外贸一样,商品的价格和质量由公共当局控制,只有必需品方可进口,不需之物方可出口。”
2.货币观。由于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柏拉图肯定了城邦对货币的需求。柏拉图认为“公民不得持有金银,但可持有货币。他们不得以足值货币的形式去积累财富。可见柏拉图认识到货币对于交换的便利性,肯定了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但为了在公民中出现极端富有、极端贫困的现象出现,而给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带来灾难。柏拉图提出了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只是一个符号,只需有法定的偿付能力,而不需具有真实的价值,从而在这里否定了货币的储藏功能。
(二)贸易观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自由;马恩;自由思想;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1-134-02
一、马恩自由思想是对西方早期自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自由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价值,一直都受到古今中外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关注和详细论述,自由也是马恩毕生所关注的问题,马克思自由思想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关怀者,他总结了以往形形的自由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立了科学的自由观,为人类重获自由找寻到一条坦途。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恩对自由的阐发正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作为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应当把的自由思想纳入历史的长河中,对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考察。早期自由思想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显著的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的萌芽,西方中世纪时期自由思想的演变,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时期自由观的发展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自由思想的探索。总体来说,马恩的自由思想主要受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自由思想的影响。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思想的萌芽
古希腊、罗马时期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政治思想家的论述中都蕴含着自由思想的萌芽。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认为“逻各斯”就是支配一切的必然性,认为自由必须服从必然。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性的一点就是赫拉克利特首先意识到在追求自由之前必须理解必然,任何自由都离不开必然。逻各斯的观念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继赫拉克利特之后,早期希腊哲学著名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也论述过自由。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是最早论述自由的一位哲学家,马克思还曾在博士论文中对他做过专门的研究与评述他认为原子与虚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受到客观规律性与因果必然性的制约。世上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尽管德谟克利特并没有专门地论述自由问题,但在希腊哲学中,他大概是最早提到“自由”这个词的哲学家。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个人最大的自由在其独立性和对社会的超越性,人作为主体应超越肉体的快乐,去追求真理与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是古希腊自由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柏拉图深受苏格拉底影响,主张从物质世界以外出发去寻求事物的本原,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部分,即、意志和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自由实质上就是一种灵魂的纯洁,是灵魂独立自主的高尚境界。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批评者和继承者,与柏拉图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他追求理想的、绝对的、理性的智慧之德,追求超越物质生活的最高自由。他倡导一种纯理性、纯精神的理想的道德境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与柏拉图相似,都是要脱离现实物质生活去追求自由。
马克思早期的自由有伊壁鸠鲁的成分,他声称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思早期的自由学说具有伊壁鸠鲁的成分,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折射出社会领域中的个体自由,“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使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马克思对伊氏的批判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后,他认为伊壁鸠鲁旨在从事一个不受世界制约的人的消极运动,他批判伊氏是抽象的个别性的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伊氏对自由的追求,是脱离世界的自由,是逃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以求在自身中寻找内在的绝对的精神的自由:“原子从那与它对立的定在抽象出来,并且避开了它”。
伊壁鸠鲁之后出现的斯多葛派对人的自由问题的见解与思考也颇具研究价值。早期斯多葛派哲学家大多依循伊壁鸠鲁的思想,承认个人一即自由的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中期的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则扩大了自由主体的范围,他们把自由不是看作哲人与贤者的专利,而是看作任何对人对己能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权利。到了晚期,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自由观则陷入了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强调严格的决定论,认为自然规律不可违背,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又背离决定论,认为人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具有绝对的自由。
古希腊、罗马时期对自由问题的思考经历了由神到人、由社会到个人、由必然到自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讨和跨越,尽管其最终也未能真正解开罩在自由问题上的神秘面纱,但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少颇具启迪性的见解,其中的优秀思想成果成为马克思自由观的重要思想前提之一,预示着人类对自由难题的真正破解。
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自由思想的探索
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成果辉煌的发展高峰,它批判并发展了以往欧洲学者的思想,形成了其独特的理性哲学体系,把西方近代哲学推向了巅峰。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自然的贬抑和对自由的抬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是否能在自然和社会领域摆脱束缚取得自由。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从法国思想家那里吸收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每一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依赖于经验中的法律,人的天赋的权利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首先,康德认为自由就是指遵从道德的自由,遵守法的自由,服从理性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所谓自由是指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以外再不依靠任何事情而言的。”其次,自由与必然是对立的。康德是第一个从认识论上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的人。在康德的眼里,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一是感性的、自然的现象界;二是超感性的、理性的本体界。世界的二重化在人身上表现为:在现象界中,人作为一感性存在物,必须要服从自然必然性;在本体界中,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又可以凭借自由意志摆脱必然性,进入自由的境界。现象界和本体界截然对立、互为彼岸。现象界中没有自由可言,自由只存在于本体界中。
黑格尔是近代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类的自由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深受黑格尔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康德自由观的进一步发展,他颠覆了康德的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在绝对精神的视域内实现统一。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自由不是天赋人类的,只有达到理性成熟的时候才能获得自由,“人类的本质是自由,然而人类必须成熟才能达到自由”。马恩曾说,黑格尔克服了康德在自由与必然上陷入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认为自由与必然不是绝对对立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包含着必然,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的哲学核心思想所包含的实践唯物主义内涵是哲学的直接渊源,他批判了康德与黑格尔的精神上的抽象自由,继承了康德积极自由思想中对实践的肯定以及黑格尔自由思想中的相对性,提出人本主义理论。马克思将费尔巴哈视作自己哲学思想的引路人,其人本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借以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中介,恩格斯也认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但是,费尔巴哈仅从人的自然本质出发,忽略了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由的历史发展规律,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与马克思科学的自由观还具有一定的距离。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的萌芽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自由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实现自身自由的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历史过程。早期哲学家们对自由的探索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马克思就是在对西方自由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由观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老子;心理学;心理学思想
心理学还未成为科学心理学之前,即冯特创立心理学实验室之前,心理学隶属于哲学,那时候心理学思想已经非常丰富,被心理学界界定为思辨心理学阶段。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当然其中也包括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本论文将简要地简述《老子》当中的一些基本心理学思想,以使对当代中国心理学研究有所启示。
一、《老子》心理起源思想
在哲学当中,或许可以把哲学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它们分别认为心理起源于物质和主观意识。而1879年科学心理学创立之后,很多心理学家也各自提出自己的心理起源观――优生学创始人道尔顿、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认为心理起源于遗传,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则认为心理起源于环境,皮亚杰则认为心理起源于动作。
那么老子的心理起源观又如何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何!谬何!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由此可见,老子认为万物起源于“道”,当然心理也不例外,所以可以推知心理也起源于“道”。
二、《老子》心理治疗思想
自科学心理学创立以来,很多心理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心理治疗思想。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佛洛依德认为,心理治疗的关键是挖掘患者早期经验中的潜意识;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认为,可以通过强化、消退等来进行心理治疗;认知学派的艾利斯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不合理的信念来进行心理治疗;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心理治疗的关键是以人为本,由此提出了“来访者中心疗法”。
那么老子可有心理治疗观?老子的心理治疗观又是什么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道”乃老子核心的哲学概念,从“道法自然”可以看出,老子的心理治疗观是一种自然的心理治疗观。那么何为自然呢?自然,乃自然而然,所以可以理解为事物原有的规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按照事物自有的规律对待他们,就可以无所不为。可见,老子的心理治疗观是一种按照人心理原有的心理规律来对待它,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就是要相信人有自我实现、积极倾向的发展趋势――心理治疗师并不能为患者做多少贡献,只能为患者提供协助,而让患者自己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老子》心理认知思想
在当代,认知心理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是主流方向,理由是只有他们更符合实验心理学的各种特征。他们把人的心理比喻成计算机,有输入、处理、输出等一系列过程。人非动物,所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用动物实验来推知人类心理的做法,经常遭到很多心理学家的质疑;同样,人非机器,认知心理学家们用人类自己发明的计算机过程来解释人类心理行为,免不了遭人家唾骂。
人的认知或者认知过程,是值得心理学家去研究的,但是类比计算机过程的方法或者值得反省。老子的心理认知思想或许为我们提过另一条思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老子》第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由此可见,老子特别强调认知的对立性,认为美的另一面是恶、善的另一面是不善,因此看问题要辩证地看,而非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老子的心理认知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看问题的方法启示。
四、《老子》心理终极思想
为患有心理疾病的患者提供心理学服务,使健康的人更好的生活,培养杰出人才,被认为是当代心理学的三大历史使命[1]。所以可以假设,心理学的作用,即历史使命是心理学的终极目标和终极思想。
那么老子认为的心理学历史使命是什么呢?“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第九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於朴。”(《老子》二十八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可见,老子崇尚水的不争、柔的至坚,崇尚不过分追求“盈”、“锐”、“满”、“骄”,崇尚“雌”、“婴儿”、“无极”、“谷”,崇尚“柔弱胜刚强”。由此可知,这些都是老子告诉人们为人处事之道。或许心理学的历史使命应该如老子所提,加上一条为人处世之道。
五、小结
《老子》是我国最早最完善的哲学著作,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却不逊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一本哲学著作。老子高站在“道”上观天下、观万物,或者比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论灵魂》等都要更高一筹,而为何中国人对《老子》重视不够,值得反思。
本论文简要地评述《老子》一些心理学思想。当然对于博大精深的哲学巨作,简评只是冰山一角,期望以后对《老子》心理学思想有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Luthans F ,Youssef CM,Avolio BJ著,李超平译.心理资本.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5
论文摘要:“此在”作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根本范畴,极具特色地集中探讨了“人”这一特殊存在,指出“此在”在其他一切存在者中具有优先地位。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他以“此在”作为探讨存在与存在者的中介,对此在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海德格尔对“此在”的阐述,具有丰富的哲学探讨价值,同时体现了其对传统人学的巨大超越,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这一思想进行认真的思考。
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是什么”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是众多哲学家们孜孜不断的追求,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这一问题始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从古希腊历经中世纪再到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学思想各有所侧重,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始终被人们所重视,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海德格尔的“此在”是其哲学思想的根本范畴,集中探讨“人”这一特殊存在。海德格尔对“此在”的阐述,体现了他对传统人学思想的极大超越。本文试就海德格尔“此在”与传统人学思想进行比较,阐述其对传统人学思想的超越并揭示其当代现实意义。
一、传统哲学对“人”的探讨
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哲人们始终没有停止对“人”的关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西方人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有学者认为“它大致经历了理性人学(古代)—宗教人学(中世纪)—理性人学(文艺复兴至近代)的过程。对这种提法笔者是极为赞同的。
古希腊时期,人们围绕世界的本原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思考,这一时期人们一般认为是自然本体论时期,对人的思考是与对自然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中,人们相应地探讨了“人”的问题,产生了最早的人学思想。在古希腊哲学早期,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就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他认为人的本原是水。此外,还有人的本原是“火”、“土”、“数”等的论述。古希腊哲学时期关于人的最著名的命题无疑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此,“人”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被认为是主宰世界的最高尺度。在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也有关于人的相关论述,这也正是理性人学的开始。总结古希腊时期的人学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实质上都是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一问题引申出来的。虽然这些命题都是欠缺逻辑合理性的,但是相较于“神意说”已经是一大进步。
中世纪时期,神学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哲学是神学的婶女”。在这一时期,西方人学思想处于神学束缚下呈现畸形的发展,宗教人学极大地关注人的生死、人的欲望、人的痛苦与快乐,但是人学被神学化,最终未能实现人学上的实质突破。
经过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运动,西方人学重新从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哲学体系中,人的地位被人们所肯定。在此基础上,近代哲学在人的问题上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转折,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性,试图以理性方式来探讨人的一切。这一时期,英国近代哲学的两大派别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以理性为起点展开了对“人”的论述。而在多关于人的论述中,我们理当提到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我的存在”。思想,就是人的本性所在,这也是人与兽的区别。毫无疑问,笛卡尔在此所推崇的是人的理性。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同样对人的问题作了深人细致的探讨,但是由于对理性主义以及人的主体性的推崇,近代人学到德国古典哲学这里达到了极致并且陷入了一种困境,近代人学走入了人类中心主义。
二、海德格尔的“此在”及对传统人学的超越
面对理性主义人学的僵局,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纷纷以非理性主义潮流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海德格尔也不例外,他关于人的探讨是从对“存在”的分析开始的。他认为西方哲学一直以来都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所追问的存在只不过是对“存在者”的追问。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通过存在者的存在而显示、展示出来。他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存在论当然都把‘存在’‘设为前提’,不过却并没有把存在当作可供利用的概念—并没有把存在当作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海德格尔主张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寻求一个中介,而“此在”,即人的存在,就是最合适充当这一中介的选择。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以下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第二层是存在论层次上的优先地位……第三层,此在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
在《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对“此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包括此在的根本性质、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此在在世的存在状态以及此在的时间性等一系列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此在”的存在不是现成的存在,而是趋向于存在,“此在”只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为“在世”,即在世界中存在,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与世界同时存在的,并且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此在是与外物及他人处于同一整体中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在世的基本存在结构是“操心”。海德格尔认为,只要此在是“在世的存在”,它就彻头彻尾地被“操心’,所支配。他将操心分为“操劳”和“操持”,在他看来,此在与外物关涉因而“操劳”,此在与他人关涉因而“操持”。
总结以上论述,海德格尔的“此在”较传统人学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超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此在”超越了传统人学思想上人的现成规定性在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中,始终将人看做一种有规定
性的存在物,在传统哲学那里,“人”有一种现成的规定性,人是先验的预成的。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里,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存在的阐述,揭示的是这样一种意义,即存在是一种生成状态。“此在”不是现成的,“此在”是生成的,此在是在存在者自我展示、显示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人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的超越性。“此在”的存在不是具体的、确定的人的存在,而是一种人的存在的敞开状态,这就意味着人在不断超越。“此在”在其本质上是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它是向着未来的。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 的存在由三个环节构成,分别是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已经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和人的日常存在,而这三个环节又各自代表一种时态,即将来、过去和现在。在这三种时态中,海德格尔更注重的是将来,他试图通过对将来的超越而获得过去和现在。他指出,此在是向着死亡的,人们正是在死亡中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可见,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不具有规定性,它是动态的、生成的。海德格尔的“此在”超越了传统宗教人学和理性人学。传统宗教人学和理性人学把“人”禁锢于抽象的神创和理性中,试图抽象出一种具体的实存物来赋予“人”一个概念,都是一些本体论角度的哲学人学。而海德格尔则不同,他不再把人看作一种抽象的、先验的实存物,此在并不是一个在者,它只是一种敞开的状态。应该指出,这是西方人学思想的一大超越。
(二)海德格尔对“此在”存在结构的分析超越了传统人学思想的主客二分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是在世,即:在世界中存在,此在是以“在世界之中”这种状态而存在的。当然,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世界就是由许许多多此在所构成的状态。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和“世界”都不是作为客观对象而出现的,不存在主客二分的问题,这对传统哲学是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一般将“人”看作一个主体,把世界看作这个主体的意识的客观对象,人与世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就是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传统人学所追求的是人这一主体如何认识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世界,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哲学是把“存在者”看成了“存在”,他认为对在世的存在者无论是从存在者层次上还是从存在论上的阐释,这两种都不是现象世界的边际,他称此为欲达到“客观存在”的人手方式,这种方式已经“预先设定”世界了。这一点,在英国近代家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哲学主体本体论倾向相当明显,试图追求人类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虽然存在依靠经验还是依靠理性的差别,但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在世界万物面前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近代唯理论代表人物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的存在,又通过上帝存在的证明和外界事物存在的证明,证明了上帝和外物的存在,这样,物质主体与精神主体的对立表现出明显的主客二分倾向,到了康德,主体依靠先验的能力认识材料,人能为自身立法。经验论或者唯理论两派哲学家都不可能解决主客二分的同一性问题,而康德哲学就是用先验哲学的思路来解决主客二分的逻辑前提。
(三)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海德格尔对“此在”与“世界”关系的阐述是对传统主体一客体二元分立的颠覆,这种颠覆无疑是对传统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源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这一倾向的最早阐述,而传统人学思想的主客二分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思想渊源,而这又与传统哲学对人的理性的高度推崇是密不可分的。传统哲学只是先设定一个主体,并将这一主体与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世界对立起来,认为主体能够凭借理性完全认识世界、掌握自然。“人们相信人类中心主义,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助的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也具有危险性。而海德格尔的“此在”其基本存在结构是“在世”,世界是人在其中的世界,前面已经提及,海德格尔称此在在世的基本存在结构为“烦”。他认为,人在世总要与外物有所交涉,此为“烦忙”,有总会与他人接触,此为“烦神”,人在这种烦中体验到存在。在海德格尔这里,此在与世界是合一的,此在是消融在世界中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海德格尔“此在”对传统人学思想的又一超越。
三、海德格尔“此在”的现实意义
了解艺术的本质,首先需要了解艺术本质的重要特征,特征是事物区别于外物的重要标志。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研究,可以从其显性的外部特征和隐性的内部特征着手进行研究。
一、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
艺术作品是人们接触艺术的重要窗口。欣赏一幅绘画作品、听一首悦耳的乐曲,都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因此,要想理解艺术的本质,首先需要理解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可以归纳为形象性、审美性和主体性。
(一)形象性是艺术最突出的特征
艺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反映的基本形式,艺术以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生活、体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人们通过感性的艺术形象表达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不同的艺术种类有着不同的艺术形象,从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划分,大体可分为视觉形象、听觉形象、综合形象和文学形象四种类型。它们增添了艺术形象的审美色彩,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感受。
(二)审美性是艺术特有的属性
审美性是艺术特有的属性,是人类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艺术美高于自然美。艺术美是艺术家主观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性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与自然美有着重要区别。艺术作品的审美性不仅表现了内容美,更表现了形式美。艺术以其特有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内容的美感,我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就曾提出“意在笔先”的说法,强调意念产生在构思之前,艺术作品应凸显内在精神。艺术的审美性强调人的主观创造性,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
(三)主体性与艺术密不可分
艺术的主体性贯穿于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家。艺术家通过艺术媒介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体会物态化为可供他人欣赏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产物,不同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会有各自独特的风格,因而艺术作品也有鲜明的主体性色彩。欣赏者是艺术欣赏的主体,不同的欣赏者在欣赏同一件艺术作品时会因为自己所处时代、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不同的审美感受体现出艺术欣赏过程中强烈的主体性色彩。
艺术的形象性、审美性和主体性构成了艺术本质的外部特征。艺术生动的外部形象能够给人鲜明的审美感受,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艺术独特的魅力。
二、艺术本质内在规律的特征
如果把艺术的外部特征看成艺术的表现,那么其内在规律的特征就是艺术的升华。关于艺术的升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艺术应当具有思想性
好的艺术作品必须是一件能够引人深思、耐人寻味、使人产生共鸣的艺术作品。因此,艺术作品必须带有思想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的思想性就是艺术作品应当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通过研究艺术作品,人们了解了其所处时代的人文背景、文化环境以及该时代人们的思想潮流,使艺术凸显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
(二)艺术应当具有情感性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们用艺术相互传达感情。”情感性是人们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反映。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带着自己对客观自然的感悟和体会进行创作。因此,情感是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在艺术鉴赏活动中,欣赏者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用心的赏析,理解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并联系自身,从而与其产生共鸣,与艺术家的情感相碰撞,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是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重要标志。
(三)艺术应当具有想象力
想象是艺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活动。艺术创作活动以客观世界作为灵感的源泉,它并非单纯地再现客观生活,而是通过艺术家的主观想象进行加工创造,将生活中所见之物进行升华,从而创造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作品。艺术鉴赏活动同样与想象密不可分,如人们在欣赏音乐时,需要通过想象将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在大脑中组合成一幅优美的画面。想象力贯穿于艺术活动的全过程。
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艺术本质问题可以从它的特征入手。特征是本质的表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艺术是由艺术家主观想象创造出来的具有深刻思想和丰富情感的审美形象。主体性、形象性、审美性以及思想性、情感性、想象力都是具有艺术魅力的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属性。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26-0085-04
教育部于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明确提出大学“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旨在促进学生学习发展的基于研究的学习方式;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旨在促进学生由学习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向发现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过渡的学习发展环节;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从接受性学习到自主发现学习的转化环节。”研究性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这种学习方式下,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而是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的过程。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收者被动学习,而是能与教师一样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带着自己的爱好、需要与客观世界对话,从而使学习与研究统一。因此,“研究性教学是结合学科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通过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进而进行研究,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整合性教学活动”。
哲学,作为“诸学科之母”,既是出现最早的一门学科,又是对思维能力与好奇心要求最高、最多的学科。从这一角度来看,“研究”对学习哲学来说,具有绝对的必要性。西方最早的“学院”即柏拉图所创立的阿卡戴慕,从流传下来的对话录中可知,其中的教学方式主要就是苏格拉底所独创的“辩证法”,即以对话的方式从对方心中引出真知。这正是一种“研究性教学”的方式。可以说,只有通过研究性的教与学,才有可能让学生真正学到“哲学”,而非哲学家、哲学理论等知识点的灌输。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国内院校的哲学本科教学方式还较为传统,以课堂教学、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学生的自主学习较为缺乏。这就导致学生对哲学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教学也缺乏积极主动性,降低了学生在本专业上进一步深造下去并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可能性。而哲学这一原本由对世界、宇宙与人生充满了好奇的哲人创立的学科反而给人以刻板教条的印象,也不由得让人遗憾和深思。因此,在哲学专业本科教学中进行研究性教学改革,就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哲学本科教学专业课大约可分为三大块,即“中西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哲学。其中,西方哲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清晰的历史脉络,属于较为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一部分。对于学生来说,西方哲学的各个知识点较为独立清楚,在难度上,既有较容易理解和把握的部分,也有需要相当的逻辑推理能力与知识储备才能够掌握的难点,容易在学生中进行能力区分,并易于考察。而在学习西方哲学理论的课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课程,则是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学习的基础,可以说,只有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始于古代希腊,兴盛于古典时期的雅典,经历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低潮,在近代走向又一个巅峰。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始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终于近代晚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其终结。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思想巨擘比肩而立,名家著作浩如烟海,其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难点重重,任务艰巨。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在该门课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教师可以抓住各个时代的主题以及每个思想家思想的重点,理清逻辑,便于学生对该门课系统化、体系化的认识与学习。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这也是国内部分大学本科哲学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但是,“一门课程不仅要反映出知识本身的性质,而且要反映出理解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过程的性质”。西方哲学并非封闭固定的体系,但在讲授式的教学中却往往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使学生忽视了西方哲学发展自然原生与派系林立繁杂的一面,难免引起学生对这一有机发展的思想史的固化认识。因此,在教学中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学的历时性发展,就成了该门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由此,在“西方哲学史”的本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的主要路径有:
一、引导学生阅读哲学原典
阅读哲学原典,是与先贤思想接近的最好方式。因此,才会单独开设“西方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但是,原著导读课程通常也会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选读的原著有限且多为节选,有时甚至会脱离具体的语境而引起学生的误解。而在“西方哲学史”教学中,“阅读原著”可作为课前的预习与课后的深入环节。一方面,课前阅读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著作(如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前要求学生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部分章节等),能够使学生更清晰全面地理解课堂教学的内容,并了解某些观点的形成过程与其间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课后的拓展性阅读则是教师提供书单,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阅读部分文本,其中既可以有先哲的重要著作,也可以有后人的研讨性著作。这样就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与思考和辨别能力。这两种阅读方式的结合,可以将教学于课外进一步拓展,并有区分、有鉴别地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由此,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理论素养,也可以调动某些希望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学生的钻研热情。
针对“西方哲学史”课程开设的现状,学生阅读哲学原典应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而不能是随意盲目的。为了达成课程教学的任务与目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其一,开列的书单必须与课程的教学进度紧密相关,能够与课堂教学一起,共同提高“教”与“学”的质量。无论是课前还是课后,都要做到教到哪一部分,就指导学生研习哪一方面的原著。尤其是课前,尽量不去开列后人的研究性著作,避免有倾向性的解读影响学生对哲人理论观点的自发性见解。而在课后的拓展性阅读中,如果学界对课程涉及的学者理论有争论和冲突,也尽可能地让学生了解多方面的观点,不至于有失偏颇。
其二,选读的书目要做到难易适中,详略得当。西方哲学史所涉及的哲人及其著作中,既有文笔优美,易于理解的;也有逻辑严谨,体系完整,推理一环扣一环的;更有一些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的。而针对本科学生的学术水平,注意选取文本的难度也很有必要。由于课本内容中对学者的理论根据难度已经做了一定的取舍,对原典的选读也可以比照课本的难度要求,并在选读数目上有所提高。而对于某些课本中由于难度或篇幅等原因没有涉及的理论,则不做强行要求,但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可开列一定的合适书目,对他们的学术渴求加以正确的引导。
其三,原典阅读以课外时间为主,尽量不占用课堂教学时间。关于这一要求,主要有两点考虑。首先,“西方哲学史”课程内容十分丰富繁杂,即便是针对哲学史上最主要的哲人理论的基础讲授,也几乎占据了相当大比重的课堂教学时间。而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这点在课堂教学中也必须有所体现,因而又将占据很大一部分课时比重。此外,针对部分学生的进阶教学和答疑等,也是课堂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分配之下,按时完成教学进度已属不易,更不可能留出在课堂上让学生阅读原典的时间。其次,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体系之中,已单独开设了“西方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以课堂讲授西方哲学原典为主,学生自主阅读为辅。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虽然也主要是课外阅读,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空出少量课堂时间交由学生集体诵读,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和效果。因此,在“西方哲学史”的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原典难以实现(时间有限),也非必要。
阅读哲学原典,与哲人先贤在文本、思想中交锋碰撞,在调动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哲学思考能力等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绝不能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满足于对课本中哲学理论的灌输,而要以学生的理解、领悟和深思为教学目标,绝不能放松阅读哲学原典的要求。
二、以小组讨论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今天,西方哲学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完整文本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其中多数是由苏格拉底通过“辩证法”,以问答的形式从对话者那里“接生”出“知识”。这种学习哲学的方法,其原有的基础(“知识即回忆”)已基本不再有人认同,但这一方法本身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却不能被忽视。相比阅读和深思,不同思想在对话中的交流和碰撞是理解哲学理论、“解惑”的另一重要途径。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无论是原典的阅读还是教师的讲授,不同学生的理解程度和关注的要点都有所不同,并且其中也不乏不完整、不全面之处,甚至误解误读。此时,分小组讨论原典、课本与教师讲授中的某些重点与难点,是深化学生的理解和领悟,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最好形式之一。而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也正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分组讨论,同样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把握好分组讨论的时间与分寸。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分组讨论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此讨论必须在不影响教学进度的前提下进行。此外,学术讨论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不可变成互相攻击或漫无目的的闲聊。
其次,在学生走题或陷入僵局时适当加以引导。在课堂讨论中,偏离主题或陷入僵局、难以突围是常见的两种情形。在这种时候,教师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偏题时,要尽量引导学生回到主题;在学生陷入瓶颈时,更要巧妙地提出合适的问题,带领学生走出僵局。例如,在讨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时,学生可能会对此处推理的逻辑产生疑问,如不明白为什么可以从“怀疑一切”中推论出“我思故我在”,而无法推论出“我吃故我在”“我走故我在”等。这时就需要引导学生,向他们提出“怀疑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这样的问题,当学生得出“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能从“怀疑一切”中推导出“无法怀疑自己在思考”,从而得出“我思”不能怀疑,因而“我存在”的结论(当然这里还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个逻辑结论的反思,如“思考”与“我思”的关系等)。
最后,讨论结束后,要求每组推选代表汇总讨论结果,并进行点评。由于课堂讨论是分组进行,教师不可能完全参与并倾听所有小组的讨论过程,而只能适当倾听指点,因此,要对每组学生的讨论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了解,就必须有总结环节。针对学生总结,主要要求大致有:掌握时间,重点突出,逻辑清晰,详略得当。这些要求需要正确的锻炼与引导,分组讨论也是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作为研究性教学中提升学生积极性和学术水平的重要课堂教学形式,分组讨论必不可缺。同时,在课堂分组讨论中,教师必须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使讨论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灵活运用多媒体提高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在今天的课堂上已经十分普及,尤其是许多年轻教师的多媒体课件,可谓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五花八门。但是,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效果与课件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程度并不一定呈正比关系。在研究性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要围绕“以学生为主”的中心进行设计。因此,重要的不是设计好看的课件,而是提升学生的参与欲求,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多媒体教学的设计要着眼于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课堂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而在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中这一点也必须有所体现。多媒体教学对此的促进作用主要有: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考虑如何回答;引入恰当的内容,引起学生反思。前述的阅读原典与分组讨论都可以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即启发学生思考、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提出进行引导,从而提高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其次,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应与课堂教学要求相适应,而不可盲目追求丰富多样。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出现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不再仅仅由教师的讲解、提问与板书组成。但是,过于花哨的形式也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甚至干扰教学。以学生为主导的研究性教学强调的是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反思,也不需要过于繁杂的教学形式。因此,多媒体教学应以“有用”为目的,以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着眼点,再丰富多彩的形式也只不过是协助教学的手段,不可主次颠倒,把手段当成目的。
最后,多媒体教学内容要线索清晰,逻辑严谨,易于理解掌握,而不可过于繁杂。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多媒体教学中也必须有所体现。因此,课件中应以课程的主要线索、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以及相关文献摘录等为主,着重促进学生的理解,理清逻辑思路,启发学生深思。至于每一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等,完全可以要求学生自学,并在课堂上以提问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掌握状况,加以适当讲解并提出要求,知识要点体现在板书上而不必一定体现在多媒体课件中。
综上所述,研究性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使用要适应教学要求,突出“以学为主”,而不应喧宾夺主,否则会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四、开展课外研讨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研讨会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深入思考、交流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尤为重要。与课堂分组讨论不同,课外进行的研讨活动时间较为充裕,且不会占据课堂教学时间,因此相对而言也容易讨论得更加深入。针对哲学本科学生的学习状况,开展课外研讨活动主要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课外研讨活动需要定期、有组织地开展进行。学习哲学是一个渐进有序的过程,课外研讨活动作为其中的一种学习形式也是同样。因此,每学期都应制定好活动计划,确定活动主题,活动时间、地点等,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同时,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在确保活动按时进行的同时,也要确保活动的参加者到位。研讨会的参加与讨论原则上应以学生自愿为主,但有时也可通过指定、轮流或学生推选等方式确定主要发言人、主持人、点评者等特殊角色,并促使其做好事先准备工作。
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相对于课堂教学,课外研讨活动更需要以学生为主,但是也不能忽视了教师的作用。与课堂讨论一样,教师起到的主要是引导作用。也就是说,要引导研讨活动围绕即定主题,健康、有序地进行。同时,由于时间更为充裕,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也将更为充分。教师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尊重这点。
最后,人员组成上也要注意合理搭配。研讨会的主体是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可以考虑一年级旁听为主,二、三年级作为主要参与者,四年级自愿参加(但可建议保送或考取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生积极参加)。同时,可以考虑让部分研究生也参与进来,如承担主持人或点评者的角色等,进一步确保研讨会的学术氛围。此外,邀请一部分哲学专业的其他教师,甚至校外专家、学者参与进来,这也是激发学生讨论积极性、提高研讨会学术水准的重要手段。
总之,一方面要确保学生作为研讨会的讨论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研讨会本身的学术性、启发性,使学生能够有所收获。
此外,还可以鼓励、指导部分学生撰写研究性论文,并帮助发表。一般而言,研究性教学更为重视导师的作用。学生入学以后,就应该确定相应的指导教师,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对哲学学科课程进行整体性、一般性把握的同时,着重考察一些较能吸引学生兴趣的课题,并将其视作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此外,也要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水平,如指导其进行文献检索,培养其写作的规范性等。而对那些展现了较强的学术水平的学生,可以鼓励其独立写作研究性论文,并对其论文进行修改、指正,帮助其发表。这样能够使学生在本科阶段就积累下学术成果,为其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侧重的是学生自主学习、研究能力的提升,也属于研究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性教学的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听众,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主动的学习者、问题的探究者。”在哲学专业本科教学中进行研究性教学改革,需要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等多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但提问、思考、研究、交流本来就是学习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应有之义。西方哲学史中学者的哲思往往同时兼具了明晰的思路、坚实的体系与反思性的治学态度,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来对这一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加以梳理、探索,更有助于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学术素养以及看待事物的全面整体的态度。同时也能为哲学的学习奠定更坚实、完整的理论基础,了解哲学发展的理论渊源,从而获得更好的理论视野,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科学的哲学思想。最后,开展哲学专业的研究性教学改革,也能引导更多的学生对哲学研究产生更为深入持久的兴趣,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学习哲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哲学方向的专家和学者。通过在“西方哲学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改革,能够改变我国部分大学哲学本科专业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给哲学专业本科建设带来更大的刺激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张建林.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的内涵与特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4):76-78.
[2] 卢德馨.关于研究型教学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高等教育,2004,(21):24-25.
杨绛所译的《斐多》(Phaedo)是一部记录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译作。《斐多》没有采用长篇叙述的方式,而是通过人物对话来传授哲学思想。该书包含了柏拉图对苏格拉底赴死前在狱中辩论的详细记录,内容涉及死亡、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等,体现了苏格拉底思想的精髓。杨绛采用对话的形式翻译,她在译作的《后记》中说,“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杨先生的译文的确精到、流畅,将人物的思想、情态以及辩论中迭起的译得形象、生动,丝毫没有哲学著作的艰深和晦涩。本文即选取其中的译例,从it的四种常见用法入手,重点来探讨一下it的三种翻译方法:重复法、省略法和固定译法。
人称代词It
人称代词it的汉译经常用到两种方法:重复法和省略法。重复法指的是将it所指代的名词意义重复翻译出来。It用作人称代词时,可以指代的内容很广泛,既可以指代名词或词组,也可以指代整个句子,而汉语中与该词对应的“它”较少指代抽象概念,更不可能指代一句话所表达的情况,所以译者在翻译人称代词it时要酌情处理,在用代词无法达意时,要将it所指代的内容重复翻译出来。省略法指的是将it略去不译。当上下文比较连贯,it的指代非常明显,对其略去不译也不会影响理解时,译者往往不需要译出代词it。下面我们来体会几个例句。
1. 重复法
例1:“And when this occurs, is not the soul most completely put in bondage by the body?” “How so?” “Because each pleasure or pain nails it as with a nail to the body and rivets it on and makes it corporeal, so that it fancies the things are true which the body says are true.”
译文 “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灵魂不是完全被肉体束缚了吗?”“怎么束缚呢?”“因为每一种快乐或痛苦就像钉子似的把灵魂和肉体钉上又铆上,使灵魂带上了躯体。因此,凡是肉体认为是真实的,灵魂也认为真实。”
评析 It一词在原文对话中出现了四次,都用作人称代词,指代原文第一句话中提到的the soul。原文的句子较长,也不太好理解,因此译者需要仔细捋顺其上下文的指代关系。若译者在处理四个it时,将其简单译为代词“它”,不仅指代关系不明确,整个译文也很难理解。因此译者在翻译这几个it时,基本都将其所指代的名词“灵魂”重复译了一遍,句意比较清晰。
例2:Our people at home would agree entirely with you that Philosophers desire death, and they would add that they know very well that the philosophers deserve it.
译文 我们家乡人对你的话也会完全同意,说哲学家求的就是死;他们还会加上一句,说他们看透了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该死的。
评析 原文中出现的it一词用作人称代词,指代前半句话中提到的death一词。译者在处理it一词时,重复译出其指代的内容,将deserve it译为“该死”。
2. 省略法
例1:For if death were an escape from everything, it would be a boon to the wicked, for when they die they would be freed from the body and from their wickedness together with their souls.
译文 因为啊,假如死可以逃避一切,恶人就太幸运了。他们一死,他们就解脱了身体,甩掉了灵魂,连同一辈子的罪孽都甩掉了。
评析 原文中的it用作人称代词,指代上文中出现的death一词,指代关系比较明显。译者在处理人称代词it时,将其略去不译,既没有影响原文的指代关系,也使译文读来比较简练、顺畅。
例2:Now I propose to determine that things, without being the opposites of something, nevertheless refuse to admit it.
译文 现在我们试图来断定吧。有些东西虽然和别的东西并不相反,可是也互相排斥。
评析 原文中的it指代上文中提到something,译文如果对it再重复翻译,则显得啰嗦、拗口。译者将it所在的句子译为“可是也互相排斥”,简练而达意。
3. 重复法和省略法兼用
例1:And when the water retires to the region which we call the lower, it flows into the rivers there and fills them up, as if it were pumped into them; and when it leaves that region and comes back to this side, it fills the rivers here.
译文 水退到我们称为下界的地方,就灌入下界的河流,好像是泵进去的,把下界的河流都灌满。水流出下界,返回上面这边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河流灌满。
评析 原文分号前面的三个短句主语相同,都为the water (第二和第三个短句由it充当主语,指代the water),因此译者在翻译这部分时只保留了第一个主语,将两个人称代词it略去不译,保持了译文的流畅性。译者将原文分号后面的部分译为完整的一个汉语句子,因此重复译出原文第三个it指代的the water (水)来引导全句,然后又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将第四个it (同样指代the water)略去不译。
例2:What a strange thing, my friends, that seems to be which men call pleasure! How wonderfully it is related to that which seems to be its opposite, pain, in that they will not both come to a man at the same time, and yet if he pursues the one and captures it, he is generally obliged to take the other also, as if the two were joined together in one head.
译文 我的朋友啊,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谁也不会同时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就势必碰到那一个。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
评析 原文第一个人称代词it指代第一句话中提到的pleasure。为了使上下文的指代关系更明了,也为了使第二句话的主语更明确,译者重复译出了原文第一个it所指代的名词pleasure (愉快)。原文第二个it承接上文指代the one,译文中对这个it作了省略,将pursues the one and captures it译为“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译文很简练,表意也很清晰。
非人称代词It
当it在句子中做非人称代词时,通常把它叫做“虚义it”。“虚义it”是一种“非指代性it”,不指代任何人或物,常用作没有具体意义的形式主语,出现于表示气候、天气、温度、时间、地点、距离或表示笼统概念等意义的句子中。多数情况下,非人称代词it可以省略不译。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例:And it was now nearly sunset; for he had spent a long time within.
译文 他在里间屋里耽搁了好长时候,太阳都快下去了。
评析 原文中的it做主语指代天气,没有具体的意义,译者在这里将其略去不译。
先行代词It
当it在句子中充当形式主语或形式宾语,句子的真正主语或宾语通常是不定式、动名词或名词性从句时,it在句子中就被称作先行代词。在将it充当先行代词的句子译为汉语时,译者往往将it略去不译,而是直接译出it所指代的真正主语或宾语的内容。此外,对“it is said/reported/believed/known …”等固定句型,译者则可以采用“据说”“据报道”“我们相信”“众所周知”等固定的译法。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例1:It is always my greatest pleasure to be reminded of Socrates whether by speaking of him myself or by listening to someone else.
译文 不论是我自己讲苏格拉底,或是听别人讲,借此能想起他,总是我莫大的快乐。
评析 原文中的不定式结构为真正的主语,但由于该结构过长,放在句首会造成“头重脚轻”的现象,所以将其置于句末,用it作形式主语,以保持句子结构的平衡。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将it略去不译,直接译出it所指代的不定式结构的意思,然后再译出原文的谓语和宾语,译文结构的安排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2:Let us consider th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inevitable that everything which has an opposite be generated from its opposite and from it only.
译文 一切事物,凡是有相反的一面,它一定就是从这相反的一面产生的,而且只能由这相反的一面产生。我们且瞧瞧相反相生是不是一切事物必然的道理。
评析 原文中的it作形式主语,指代that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译出原文置于句末的名词性从句,将其译为完整的句子,放在前面,然后再译出原文的主干内容。因it所指代的内容在译文中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译文中的第二句话若对it略去不提,或者直接译为代词“这”“它”等,意义不够明了,因此译者又将it所指代的整个句子概括为“相反相生”,使上下文有了一定的呼应。
例3:For the soul takes with it to the other world nothing but its education and nurture, and these are said to benefit or injure the departed greatl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journey. And so it is said that after death the tutelary genius of each person, to whom he had been allotted in life, leads him to a place where the dead are gathered together.
译文 据说,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一路上,或是得福,或是受灾,和他那灵魂的修养大有关系。据他们说呀,一个人死了,专司守护他的天神就把他的亡灵带到亡灵聚集的地方。
评析 原文“it is said that …”句型中的it指代that引导的名词性从句的内容。上文中提到,对于“it is said/reported/believed/known …”等固定句型,可以采用一些固定的译法,其中it is said通常都译为“据说”。这里译者为了同时承接上文,将it is said译为“据他们说呀”。
强调句中的It
强调句中的it没有实义,在翻译时通常可以略去不译,但是译者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或增添语气词等译出强调的意义。
例1:It is no small thing that you seek; for the cause of generation and decay must be completely investigated.
译文 你追究的问题可不小啊,我们得把生长和败坏的原因——考察个周全呢。
评析 原文强调句中将you seek的宾语no small things提前,以起到强调的作用。译文将it略去不译,采用正常语序来翻译原文的强调句,同时通过增添语气词“啊”来体现强调的语气。
例2:Is it the blood, or air, or fire by which we think?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方法。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论文百事通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分析: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历史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自然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泄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研究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理学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
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理论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严重脱离审美实践,这种脱离使得美学研究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鲜活生动的感性体验世界。继承传统的真正秘密在于挖掘、体会、并在生命个体身上复活这种灵动鲜亮、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使这些内化在我们现实人格之中。就是说,这种“生命形式”的复活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活。
一、我们的问题:美与美学的距离
近日读到宗白华先生批评上世纪初中国学术风气的文章,文中说,中国的学者“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相互关系,替他们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这话现在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而且还感到切中时弊。因为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实际中,充斥着这种陋习。当前的美学研究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诸多学者、学子幽闭在一室,为生计、为职称、为学位穷经皓首,埋头苦读,在理论中寻找理论,在体系中拼凑体系。他们所从事的乃是这样的工作:先集中精力埋头于先哲经典或二手、三手的介绍性资料中,努力寻觅挖掘,然后块块切割,拼接出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俞吾金先生对当下的研究风气也有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中国美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激情和灵魂。”俞先生指出:我国当前的美学研究在繁华的表面之下乃是“空前的贫乏”,并且认为这贫乏有三种表现:1、“美学理论的肤浅与趋同”;2,“审美趣味的普遍下降”;3,“审美鉴赏力的普遍丧失”。笔者以为,这也应当是美学研究学者们的共同感受:我们正是在用扼杀感性的方式来研究所谓“感性学”。以美学为毕生事业的学者,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进人绚丽的审美世界,没有超脱浪漫自由闲适的审美心境来体验“美”的丰富高妙,更没有物我合一宠辱皆忘玉树临风的人生审美境界。审美并不能改变某些学者自己庸碌狭隘的品性和人生,他们还有什么自信向国人宣传学术的高尚!
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恢弘壮阔的古代文明,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但正如杜维明先生曾经指出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或许已经失去了记忆。在上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在不断变换各种形式的革命、颠覆和批判中度过,在这剧烈的变幻和冲突中,中华古文明能有多少珍贵的财富沉淀在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和生命里?
当我们停下枯燥艰涩的阅读,合起或晦涩艰深或陈词滥调的某些美学著作,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审美研究,我们随即就会从中见到鲜活的生命、灵动的情感和彭湃的激情,心情和目光也不免随之一亮。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美学研究中有极其宝贵的审美品格,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复活这样的审美品格应当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新的纬度,这也应当给今天距离美丽越来越远的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启示。
二、传统美学:生命的投入与怡养
成中英先生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中曾经写道:
“世界上有两种人会走哲学的探索之道。
一种人是想追求宇宙的真实,想从知识上去掌握存在的真理;这种人探索哲学的动机是理性知性的。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知识惊诧’,也许就是指这种哲学的冲动。
另一种人是基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亦即基于某种存在境遇而引发对哲学的兴趣。这种探索哲学的动机是实践的、生活的。《易·系辞》中所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可说是第二种探索哲学的因缘”。
成先生认为,这两种因缘的差别在哲学的源头之处,决定并且显示了中西哲学品质的不同。西方哲学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身外的宇宙,是把自己作为认识主体之后,进而确立的认识对象—世界。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发问和回答都是这个世界的本源问题。最早有记载的哲学家如泰利士、阿那可西曼德、阿那可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包括柏拉图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并试图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的关注却在于人,在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中国哲学的探求之情乃是激发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中国哲学回答的是:人,单就成为一个人的角度,应当如何去做的问题。他写道:“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他。在这里冯友兰先生又引用金岳霖的话来突出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追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地纯粹体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
由此可见,整个中国哲学一方面在学理角度追求个人内心的圣洁,追求个体行为的高尚;同时更注重在自己个人身上,在生活现实当中实现这种哲学追求。在中国哲学的探求道路上,生命的全面彻底投入,是它题中应有之意。同时,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又养成了人与自然天生的和谐。中国文人特别注重在自由山水中作生命的怡养和享受。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和逻辑道路上发展,它的当然结果就是:在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场景里,文人墨客可以挥洒他们的才情,舒展他们的生命。所以,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济世情怀的孔子也有纵情山水的审美梦想,当听说曾点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时,夫子也不免“啃然叹日,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展开了中国传统文人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热情四溢的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古人的浪漫情怀就寄托于山水之间,与自然在本质的合一中同欢共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无须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隐逸闲适;“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在洒脱;“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志士情怀;明月松间,清泉石上的优雅诗意。中国的艺术每时每刻都与生命紧紧相连。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艺术“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的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生活内容和意义。
甚至,中国的美学的理论研究也表现出一种真挚与鲜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庞杂严密的理论体系,较少精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但却有精妙审美体验的点滴总结和直接表述。美学之“美”也并不构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魏晋时期美学理论推崇“神与物游”“气韵生动”;唐代提倡“离形得似”“境生于象外”“以心性为本,’;在明之后则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国传统美学始终在感性化地倡导和追求“境外之象,言外之意,’;追求飞鸿泥爪之痕、羚羊挂角之迹;追求物我两忘之境、心斋坐忘之怀;追求“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艺术之本源;追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笼四海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审美想象空间。中国人自觉地在这天然的美妙与绚丽中间怡养自己自由超脱的人生,注重抒发主体的情怀。总之,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美学。
三、传统的崭新继承与心灵的全面开放
刘小枫曾经指出:“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审美问题实际定位于哲学家和诗人们面临现代型社会形态的困境时所思虑的种种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不是一门文艺学学问(甚至不是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的一种生存态度。哲人和诗人关注的是感性生存的可能性,审美(感性)形态涉及到人的生存意义的救护。纵观现在美学研究的实际,我们提出的疑问是:我们的研究还是不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回答?我们是否有能力作出美学角度的回答?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与传统的美学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已经长久地远离了艺术审美之境。大家都在重复别人已经重复了的真理,都在经典著作中“顽强地”寻找,以便能从中挖出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来切割和拼凑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当然,美与美学是两回事,审美愉悦和从事美学研究更是两回事,但我想,我们从没有丝毫美感的人生与事业中决不会找出关于美的真理、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