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行政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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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事行政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行政合同旺盛的生命力决定了其必然存在于广泛的行政管理领域。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两大基本要素,行政性与契约性的良性互动是行政合同的生命意义之所在。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是,现代行政管理需要行政合同,且行政实践中大量行政合同被广泛应用,并对各国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的转变
任何行政合同的内容都必然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由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行政合同不论是在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之间,还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时,均显示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合同行为时享有一定的优益权,这一现象学理上称之为行政主体的行政特权。法国行政法视行政性为行政合同的第一内在属性,行政机关享有法定的单方特权,这种特权的行使无需向行政法院申请判决,更无需同相对方协商,只需建立在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主观判断上即可。
英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欧洲最为激进的政府改革,改变了阶层官僚管制方式,将政府合同作为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普遍方式和管制职能的重要手段,从所谓的“行政国”转型为“合同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可称是从命令行政向合同行政转变的过程,并广泛使用“承包”或“责任制”作为行政合同的表达方式。承包或责任制不仅限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而且还扩展到国民经济管理以外的其他行政管理领域,如行政机构使用协议方式管理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安管理等。政府出让行政特许权、出让国有资产使用权,还有已被纳入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政府采购合同,都普遍采用了合同方式。合同法律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推行,必然对在社会生活中确立私法观念和合同精神产生影响。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反映了对人的意志自由本质的尊重,保障了当事人以合同形式从事各种活动时的意志自由,以对抗国家权力和他人的非法干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契约精神。在行政合同中,行政特权与意思自治是并行不悖的。
我国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在行政合同权利义务的分配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往往被迫接收一些不合理的条件,特别是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承包关系中,企业的义务多得超乎异常。更有甚者,行政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特权或侵害相对方的个体利益;混淆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以自身利益取代公共利益。
二、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约性
政府的主要职能在现代社会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行政合同则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权力意志渗入其中,因此,行政合同的性质之一就首先表现为行政性。
第一,行政合同的主体特征表明了强烈的行政性。行政合同的主体与民事合同的主体不同。行政合同的主体一般都有行政主体作为至少一方的当事人。行政主体包括了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它是作为一种优势地位的当事人签订行政合同的,而不是以机关法人即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成为合同当事人的。而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就表现在它是拥有行政职权的当事人,这也表明了行政合同始终是与行政职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行政主体一方享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对其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合同,可以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单方依法加以变更或解除,但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享有单方面的变更和解除权,这就是“行政优益权”,它也体现了行政合同强烈的行政性。国家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往往赋予行政机关许多职务上的优益条件,以保证行政合同制度的正确执行。行政优益权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首先,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是于法有据,不能违法越权行使此种权力;其次,必须有合乎合同原则的理由、情况出现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给予合理的赔偿。
第三,行政合同是以业已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是实现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形式。行政合同订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之需要,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订立行政合同围绕的目的始终是如何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法律关系是他们订立行政合同的基础。行政合同所确立的双方之间的特定的法律关系要受到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制约,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律关系,就会有什么性质的行政合同。如政府与相对人之间才有可能签订政府采购方面的行政合同,私人之间就不可能签订。行政合同的行政属性不仅表现在合同与赖以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上,还表现在行政合同是将这种行政法律关系通过合同的形式具体化、特定化,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合同所涉及的特定事项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最终实现行政目的。
第四,行政合同是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手段。行政合同总是与它在整个执行公务或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目标相适应的,它必须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和行政法律规则而签订和履行。行政合同的兴起是政府管理方式从“硬性行政”到“柔性行政”转变的重要标志,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合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一个特定的法律行为,而不是泛泛意义上的行政管理。
行政合同的另一个重要的性质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契约性之上,这也是行政合同与其他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行政主体在执行公务时需要与相对人相互协商,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才能实施。行政合同主要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固定化、法制化,并用合同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比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更能充分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行政合同以契约的形式确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选择了契约的形式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契约就应当成为规定双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对于双方的当事人来说就应该按照合同来行事,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虽然享有“行政优益权”,但这项权力并不能被滥用,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也应该和相对人一样受到合同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违反合同,应该恪守诚信原则。
第二,行政合同的订立需要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经典原则之一,也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合同的条款、内容要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原则上不能由一方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当事人。行政合同的内容涉及个人利益和与行政职权相关的利益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当事人当然可以自主选择,问题主要在于对后者来说,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权益可否进行协商。笔者认为,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就其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来说,在职权的行使方式、手段、期限、具体目标等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就给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可见,从行政合同所涉及的内容上看,虽然有些条款会受到法律规定与行政机关行政优益权的限制,但仍然可以有双方当事人协商的余地。
三、完善我国行政合同的思考
1.建议正在酝酿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行政合同
有关行政合同的立法应当涵盖下列内容:行政合同的含义、原则、成立要件、行政合同的无效、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地位、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及补偿、违约责任、争议纠纷的处理等八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而学术界的通说是:行政合同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双方行为。不知立法者是无意的,还是确实不知道,而把“行政合同”排除在“具体行政行为”之外,乃至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立法上的错误容易造成理论的混乱和无谓之争。现在有的学者已就行政合同是双方行为还是单方行为展开了质疑研究。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笔者认为这个定义下得比较科学宽泛,不会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裹足不前。
2.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的司法救济制度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法国具有独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德国在联邦和州设立行政法院,在《联邦行政法院法》和《联邦行政诉讼法》中具体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英国通过普通法院和各种行政裁判所进行行政诉讼。行政合同纠纷可以适用调解,这是因为行政合同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这种合意成了对行政合同纠纷进行调解的法律基础。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中专门规定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特别规则,包括允许行政机关的条件、调解原则、举证责任、确认合同效力以及对合同责任处理的判决形式等,这些要与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中的规定相一致。
3.加强预防行政合同订立及实施中的腐败
目前,行政合同的订立方式主要有三种:招标、拍卖、直接磋商。这几种方式在我国的实践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弊病,在实施中一定要注意预防腐败。建议逐渐取消直接磋商,因为缺乏透明度,任意性太大。重点运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但也必须加强监控。行政主体若在招标时泄露秘密、触犯刑律的,应当受到刑法处罚。
参考文献:
[1]刘志坚,程雁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2篇：人事行政论文范文
从雇员上而言，律所人员可以分为专业人员及辅助人员。专业人员即指执业律师，辅助人员分为非执业的专业辅助人员及行政辅助人员。与内地律所不同的是，一般来说香港律所专业人员和辅助人员的比例约为1：4，即1位律师一般有4位辅助人员支持工作。
1、专业人员香港律所人事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律师后备力量的招募及培训。每年的毕业季，各个律所都会招募应届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作为”TraineeSolicitor”，也可称之为“见习律师”。以本所香港办公室为例，每年新进的见习律师数量在3-5人之间，对申请成为见习律师的毕业生进行面试、筛选，是合伙人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务所会为每一名实习律师指派一位“师傅”作为指导老师，但一般来说，在2年实习期里，见习律师往往会辗转各个部门以全面熟悉律师实务以及确定自身的专业发展方向。“师傅”并不是全程跟随指导的老师，而是在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位真正的“老师”（一般为主管合伙人）指导实习律师的工作。“师傅”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在实习律师实习期满，完成实习可以“毕业”的时候，“师傅”要在高等法院大法官面前发表陈述，向大法官表示自己的学生已经完成“学业”，可以毕业成为专业律师。并非每一见习律师在实习期满后都可以获聘为本所的执业律师，本所会根据每位见习律师在两年实习期间的工作表现而考虑是否聘请其为执业律师。不获聘用的见习律师便需要另行寻觅愿意向其提供执业律师岗位的律所。
2、非执业的专业辅助人员我们还会有一些专业辅助人员，俗称“师爷”的LegalExecutives。这些专业辅助人员根据他们的专业经验不同，分别供职于本所的诉讼部门、房产部门、保险部门、继承部门、知识产权部门等，除了不可以在法庭上发言及签署专业法律意见外，他们从事的业务与执业律师并无太大差别。有些“师爷”的专业经验是新手律师无法比拟的，但是就整体水平而言，他们与执业律师的薪水差别是很大的，因此香港律师公会对聘用“师爷”的数量是有限制规定的。
3、行政辅助人员行政辅助人员通常包括秘书、信使、财务及清洁茶水接待等人员。
二、雇员人事管理
除专业业务外，所有这些人员的管理事务由办公室行政经理负责。律所制订了各项措施规范人事管理。
1、培训
（1）常规培训我们在香港及北京设有办公室，两间办公室同事之间均安排有固定的互访培训制度。香港实习律师入职就要排期安排到北京代表处进行法律事务培训，主要目的是熟悉内地司法体制及与香港法律不同的基本概念，了解北京同事的工作流程以便日后合作得融洽。北京办公室所有职位的新入职员工都要到香港总部进行为期2周的入职培训，以熟悉香港同事、了解香港办公室工作流程，与自身岗位相对应的香港同事的了解磨合等。
（2）专业培训香港总部定期安排专业培训，参加人员除律师外，还包括专业辅助人员。与内地业务相关的事务，或内地员工在工作中有可能遇到的法律事务，北京代表处的相关同事也会参加。
（3）实习培训香港见习律师实习期为2年，其间至少历经2个部门，一般来说诉讼部门及商业部门是必不可少的，其他部门也可根据实习律师本人的意愿做出安排。每个部门都会对新进的见习律师从基础事务起安排见习律师参与本部门业务的全过程。诉讼部门会安排见习律师跟从具有不同专业经验的律师，一般会同时跟进10个案件之上。整个实习期对新手律师来说，是十分艰苦的，基本上我们的见习律师不会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第3篇：人事行政论文范文
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作证的自然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证据，历来就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刑事诉讼要达到公正，除了审判实体公正外，还要求程序上的正义。让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的机会，这本身就是审判程序正义的标志。证人出庭作证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期待完善。本文仅从我国立法上对证人在出庭作证方面的一些规定作一下简单分析，然后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证人保护、经济补偿和拒绝作证等方面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完善
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作证的自然人。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历来就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刑事诉讼要达到公正，除了审判实体公正外，还要求程序上的正义。让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的机会，这本身就是审判程序正义的标志。证人出庭作证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期待完善。本文仅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定、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和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四个方面谈一下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的界定
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并向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作证的自然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证人资格界定的明确规定，只在第48条中从义务角度有如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即，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正常人都可以是证人。这是我国立法对证人资格所作的原则规定。据此，在我国证人范围是很广泛的，具体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就具有资格。自然人，即有生命的人，自然人可作证人，单位不能作证人，在法学界基本上不存在分歧意见。因为法律规定了证人的许多权利和义务，而且只有自然人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和有效地承担证人义务，而单位则无法行使证人权利和承担证人义务。在这里应当明确的是作为证人的自然人既包括本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证人资格不受有无国籍及何种国籍的限制”，只要了解案情，不管是直接了解或间接了解均具有作证资格。能辨别是非，能正确表达意志，这主要根据证人的年龄、生理状况/精神状态来作判断。当事人之外第三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这些人也了解案情，但我国法律对这些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义务分别作了规定，因此他们已不再叫做证人。但证人中也包括那些能辩是非、能正确表达、能提供合法有效证言的非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服刑的犯人和服刑期满正处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自然人等。
另外，除单位不能作证人外，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是具有特定身份或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也都不能作证人。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鉴定人员、翻译售货员不能同时担任本案的证人；辩护人不能充当所辩护案件的证人；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也不能互为证人等。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定
1．证人出庭作证
在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规定上，我国采取的是证人出庭作证和例外原则相结合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此规定要求证人证言须在法庭上进行质证，意味着证人只有出庭作证才能实现被询问、质证的立法目的。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辩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第141条又规定了例外原则，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据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
2．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
在证人保护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显得空洞、零散，不成系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7条至第164条作了相类似内容的规定。我国《刑法》第307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或者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述这些规定主要是从保护证人人身安全角度立法，重事后保护，且对证人的保护极少实施有效保护措施。
此外，在伪证追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规定：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对于健全的证人制度应具备的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惩戒制度却没有规定。
三、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1．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极低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极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实际出庭的证人在全部提供证言的证人中所占比例，一般不会超过10%。……有的甚至低于5%。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为1.5%。自1997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出庭率一直在2%—5%之间徘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于1%；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占起诉总数的4.3%。1999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7件279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江苏省某市法院为了使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能尽量出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证人的出庭率却不足被通知人数的10%；根据福建省检察系统1997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由于证人因出庭支付的费用和人身缺乏保障，所以“证人不愿意出庭凭证的现象非常普遍。永春县法院审理的100件刑事案件，证人到庭率仅有25%，受贿案件无一证人到庭。”同时，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执法工作的一大因素。”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记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供述。但这种供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供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局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
2．证人出庭所作证言的质量不高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规定的还很不完善，有的证人即使到庭也只是露露面，根本没有履行自己作证的义务；有的证人到庭后敷衍完事，而不是真诚地履行作证义务和协助法官查明案情；有的证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心理素质差，出庭时不是答非所问，就是颠三倒四，前后矛盾，有的使法庭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使审判活动无法进行；有的证人到庭所作证言受主客观条件所限制，并不完全真实可靠；更有甚者，部分证人当庭出具伪证。总的来讲，证人出庭作证质量不高总是同样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又一大难题。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证人出庭作证质量不高这种现状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如有关部门和人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的问题，证人在出庭作证问题上受到传统文化中“无讼”思想的深刻影响。形成上述现状最突出、最关键的原因，即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上的缺陷和疏漏所致。鉴于证人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补充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笔者认为目前应着重从以下诸方面入手：
1．明文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均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法定义务。如1983年修正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条规定：“在一切审理中，证人证言应于公开法庭上以口头提供，但国会通过的法律或本规则、《联邦证据规则》或最高法院通过的其它规则另有规定者除外。”英国刑诉法规定，具有证人适格性的人，将被迫在诉讼程序中作证。法国刑诉法第109条规定：“任何被传唤到庭作证的人，均应当出庭、宣誓并作证。”德国、日本等国也有类似规定。
从根本上计，我国刑诉法并不反对证人出庭作证，只是未将其规定为证人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第141条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据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笔者建议在刑诉法第48条后增加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确认，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但必须向法庭提交书面证言：（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且其依据及工作场所均远离开庭地点、交通极为不便的；（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时，可借鉴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规定，明确可以拒绝作证的人的范围，如：（一）证人与被告人有婚约关系、亲属关系（限配偶、直系亲属和三代以内旁系亲属）、监护关系、收养关系、关系等；（二）证人因特定职业关系而掌握有关事实或被告人的秘密，如医师、护士、律师、公证员、宗教神职人员等；（三）证人为保守国家秘密和自己的商业秘密；（四）可能使证人自陷于罪的，等等。
我们主张证人出庭作证，作为证人作证方式的一项原则，但同时考虑我国的现况，要求所有涉案证人均出庭作证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更可能造成诉讼成本高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只强调关键证人出庭。凡是证人知道涉及到证明案件情况的关键问题的证人就是关键证人。所谓关键总是指定罪与量刑的问题，即凡是证人的证言涉及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存在，就属于涉及到关键问题，提供这方面证言的人就属于关键证人。
由于刑事诉讼中各类案件千差万别，每个案件中都有其特殊的情况，笔者认为，立法上不应详尽的规定关键证人的范围，而只应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在具体案件中关键证人的确定，应交于控辩双方及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来加以确定。笔者认为关键证人的范围包括：（1）证实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证人；（2）影响罪名认定的证人；（3）证实重大量刑情节的证人。
2．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基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被起诉，审判结果必定也关系到其重大的人身利益乃至生命，所以其毕将对不利于己的证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要比民事诉讼中更大。因此对于诉讼中的证人来说，就要面临诸多的后果。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侵害证人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威胁，即恐吓、威逼、利诱证人或其近亲属，使证人不敢作证或者提供伪证；二是报复，即给作证的证人或其近亲属造成实际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有些证人具备作证的条件，也很想作证，但由于我国糟糕的证人保护制度而使他们望而却步。事实证明，只有为证人解除后顾之忧，为证人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才有利于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因此，为了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促进证人作证，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美国当前证人保护的主要措施除了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对被告人有关违法行为进行警告、设定高额保释金，对恐吓行为进行积极的起诉等传统措施以外，还包括紧急迁居、长期迁居、审前安全措施和庭审安全措施，对狱中的证人实行保护性监禁、社区辅助工作等措施。在英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中，“尤其是对一些协助警方侦破、恐怖等犯罪案件的证人更是提供了十分安全的保护措施，如改变姓名、身份、住址，甚至改变相貌等。目前，对证人的保护主要有警察机构负责。
下面，笔者仅对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方面的完善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1）制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积极主动地避免证人被侵害借鉴国外立法，主要措施包括严格替证人保密，使其姓名、住址、单位和相关住处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对作证后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所进行监护；将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为证人更改姓名、更换职业或迁移住址；依据证人的申请采取其他特别保护措施，等等。（2）完善事后保护措施。首先应使刑诉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保持协调一致；其次，强化对侵害证人行为的惩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实践中对证人打击报复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侵害了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导致公众畏惧作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应予以严惩；再次，对侵害证人行为的制裁条款应更具体明确；第四，更注重对证人受侵害后的赔偿规定。（3）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4）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可规定为，报复证人而损毁其本人或近亲属财产的，侵害人应给予双倍的赔偿，有关部门还可对其处以罚款、罚金。（5）完善执法机制，增强执法力度，严格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3．设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如上所述，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使其物质利益遭受损失时，应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此认识已趋于一致。当务之急是我国立法应尽快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明确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机构和方式等。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如证人及鉴定人被指定，而指定之人未承诺在听证时带证人及鉴定人到场者，则须通知该证人及鉴定人到场。二、应出席听证之人上款所指之人或其代位人之申请，法官得对该等人裁定给予一定金额，该金额系按训令所核准之收费表计得，人微言轻补偿该等人已作之开支；裁定给予之金额算入诉讼费内。三、对于裁定给予上款所指金额之数目而作之裁定，不得提起上诉。”
下面，笔者对我国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提出一些建议。补偿的范围可以限制在必需的差旅费、通讯费、误工补助费等直接经济损失范围内，其标准可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加以规定，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应设立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专款专用；经费由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掌握和向证人支付，支付方式以现金为宜。有人担心，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利，会导致控辩双方以给补偿费为名变相收买证人作证，或者证人为获得补偿费而胡乱到处作证。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的。但同时我们可以在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一方面补偿费的范围和标准是严格限定的，证人是不可能从作证人得到额外的好处；另一方面，我国立法可以明方规定，“经查实证人所作之证言系伪证的，除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剥夺其经济补偿权。已经取得补偿的，应由人民法院追加，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4．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证的惩罚制度
既然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那么他就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就是违反其义务的一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危害，所以法庭可以采取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还可以对其实行法律制裁。
世界各国均规定了对拒证证人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和进行制裁，如罚款、罚金、拘传、监禁和其他轻刑，甚至判罪定刑。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证人没有到庭，预审法官可以对拒绝出庭的证人采取传讯措施，通过警察强制其到庭，以传讯通知书进行并处第五级违警罪的罚款。”“如果传唤的证人没有到庭，法庭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职权，裁决由警察立即拘传其到庭作证。”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无法定理由却拒绝作证、宣誓的，要承担因拒绝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缴纳罚款时易处秩序羁押。为了强制作证，也可以命令羁押，但羁押时间不得超过本诉讼审级程序的终结时间，也不得超过六个月。”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有权加以拘传。法院还有权对证人处以劳动工资标准三分之一以下数额的罚款。”英国《证人出庭法》则规定，“任何人无正当理由不服从要求他出庭的传证人令或证人传票，应以藐视法庭罪论处。”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证人受到传唤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的，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金或者拘留。犯前款罪的，可以根据情节并处罚金和拘留。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以裁定命令证人同行到指定的场所。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接受同行的，可以拘传。”
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尽早确立中国式的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绝作证的惩罚制度，具体规定证人拒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措施。对于不符合免除作证义务的人，应作证而不作证，该出庭而不出庭时，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应明文规定，司法机关除了可以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外，还可根据具体情况，对拒证的证人予以如下处罚，即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犯罪论处。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这样规定：（1）证人对因其拒绝作证而造成的费用和损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的，以妨碍诉讼程序行为处以警告、训诫、1000元以下罚款、司法拘留，或以拘传方式强制其到庭作证。（3）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拒证罪”论处，可以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金。这样，才能强化证人的责任感，保障刑事审判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资料：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武鼎之：《证人拒证，良策安在—完善中国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构想》，载于《人民检察》1999年第3期。
3．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周国均：《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2期。
第4篇：人事行政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1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和制度。行政诉讼是指，行政向对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核心i以独立行使职权为保障；法律主体都由三方构成，行政复议是由发生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为一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某些原则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适用调节原则等。二者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司法性，即都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构来解决行政争议，强调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质疑的，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是处于附属配套地位还是有着独立地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学者认为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复议制度属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于“自律”的范畴；而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他律”的范畴。行政诉讼只能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复议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作出裁决。
2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状态和存在问题
(1)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中的问题。
对于我国立法上关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间衔接的模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就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则是行政复议前置原则。复议前置是指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行政相对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不服复议决定，再行。二则是自由选择原则，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自由选择其救济途径。
我国行政法学学术界对这两种衔接模式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充分尊重相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如经复议再进入诉讼，延长了救济时间，不利于对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由于上级机关和原机关不在同一地区，复议前置会给相对人带来不便。另一种则认为应该遵循“穷尽救济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指当事人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裁决对他不利的行政决定，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法院原则上无审查权力。这就导致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相对人在选择了不利于自己的救济模式后，只得无奈地感到失望。
(2)经过复议的案件，诉讼标的确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复议后的情形，大致为以下几种；
第一，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为被告，原机关负举证责任。这里由于复议机关无须对其作出的维持决定负责，复议机关为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当被告，往往维持。有学者认为，凡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复议决定维持的案件也由复议机关为被告，可能无法很好地履行举证责任。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说法，即“谁行为，谁被告”的司法原则。
第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变更与撤销)。当行政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为被告。这里出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具体行政行为适当性审查后作出的复议决定能否被提讼?按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分析，行政诉讼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适当性(除非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有学者认为，针对行政行为适当性作出的复议决定仍然属于行政裁量行为，不属于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不答复。如果是复议前置的。被告为复议机关；而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的，被告可以是原具体行政行为机关也可以是复议机关。
3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解决对策
(1)两种救济制度的优势并举原则。在构建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奉行自由选择原则抑或“穷尽救济制度”原则，都应该秉持最大程度保护相对人权益的原则。笔者认为，两种制度、两种原则各有所长，可采取互补之的方法寻求救济之路。比如，人民法院在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的案件时，人民法院认为是合法的但失当的，可以告之相对人撤诉，另起行政复议。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