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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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溶解时的吸热或放热现象”的实验改进

 

第九单元“课题1溶液的形成”一节中“溶解时的吸热或放热现象”的探究实验。教材中的实验用品中提供的有温度计，显然是利用温度计分别测量氯化钠、硝酸钾和氢氧化钠溶解于水的前后温度的变化来验证氯化钠溶解于水时溶液的温度不变、硝酸铵溶解于水时溶液的温度降低、氢氧化钠溶解于水时溶液的温度升高的现象获得结论：“有的溶质溶解时，扩散过程吸收的热量小于水合过程放出的热量，表现为溶液的温度升高；反之则溶液的温度降低”的结论。

一、该探究实验存在的不足之处有：

1、趣味性不强，学生没有探究的愿望。

2、用温度计测量溶液的温度现象不明显、不客观。

二、对实验进行的改进

1、取4支50ml的小烧杯，分别加入20ml的水，放在垫有石棉网的三角架上加热至水沸腾（为了缩短实验时间，可加入热水）。

2、把4支烧杯每两支分为一组。

3、向第一组的烧杯中分别加入等质量的氯化钠和硝酸铵的固体观察现象。

4、把第二组中的酒精灯移走初中物理论文，分别立即加入等质量的氯化钠和氢氧化钠的固体观察现象（如下图所示）。

三、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和原理

第一组实验，向沸腾的水中分别加入氯化钠和硝酸铵时，加入硝酸铵的烧杯中的水不再沸腾，而加入氯化钠固体的烧杯中继续沸腾。原理是硝酸铵溶解于水时铵根离子和硝酸根离子向水中扩散的过程中吸收的热量大于这两种离子与水分子作用生成水合离子时放出的热量，溶液的温度降低；氯化钠中的钠离子与氯离子向水中扩散过程中吸收的热量与形成水合离子时放出的热量相等，溶液的温度基本不变。

第二组实验，加入氢氧化钠固体的烧杯中的水又沸腾了，而加入氯化钠的烧杯中没有明显的现象发生。原理是氢氧化钠溶解于水时，钠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扩散时吸收的热量小于它们与水分子水合时放出的热量，溶液的温度升高。

四、改进后的优点：

1、改进后的实验增强了实验的趣味性、直观性和客观性。

2、实验现象更加明显，可视性强。

第2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胡思真.中国金融发展的贸易效应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王希航.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山东省各地区的实证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姜磊，黄川.略论金融发展与劳动报酬比例―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问题，2008（11）

4.杨小玲，杨建荣.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中国就业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11（1）

5.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的证据.金融研究，2011（2）

6.师文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1）

7.赵静敏，谭弘恩.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构建.中国农业会计，2010（8）

8.杨珍增.国际资本流入构成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9.蔡伟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对FDI引进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0.姚耀军，曾维洲.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文献回顾.浙江社会科学，2011（3）

第3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能力，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目前，各地区也都将提高金融能力视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一些城市和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本文旨在通过建立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城市的金融能力，为提高金融能力提供新的方向。

一、 建立城市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所谓金融，就是指资金融通。因此，一个城市或国家的金融能力主要是指该地区的资金融通能力。金融能力的决定因素有很多，诸如区位因素、人力因素、市场因素、知识因素及科技因素等。建立完整的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于金融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提供方向，明确目标和定位。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其发展必须结合自身条件，确定合理的目标，对自身进行的明确的定位；

2.比较不同城市间的差距主成分分析，优化资源配置。在建设金融业的过程中，应与周边城市进行比较，取长补短，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3.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检验作用，及时纠错。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测性，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进行检验纠错，防止危机的出现；

4.为金融监管提供策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国际金融海啸过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根据评估体系得出的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对薄弱环节加强监管，从而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通过金融能力指标体系能够将无形的城市金融能力进行有形化处理，清晰地知道金融能力发展的优势及不足，有利于金融业的持续发展。

二、 金融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立

（一）评估指标体系设立的原则

为了对城市综合金融能力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并且使得到的结果具有参考价值，本文认为在构建城市金融能力体系时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是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客观地反映金融能力论文格式模板。从指标的选取、划分都依据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对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都是真实及有效的，以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及可信度。

2.系统性原则。整个指标体系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质量及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下又有相应的指标构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全面性原则。金融业本身是一个高端的、复杂的产业，其发展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同时，金融业所覆盖的领域较广，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行业。因此，指标设计应从整个金融业大系统出发，保证所选指标全面地包含诸多因素所反映的信息。

除上述三大基本原则外主成分分析，在数据筛选和处理上，也会考虑其可操作性及完整性，使得整个评估指标体系更有实际操作意义。

（二）各项指标设立依据及内涵

根据上述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本文采取以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质量及金融可持续发展力四个方面来综合评价金融能力（表1）。

 

目标层

中介层

指标层

综合金融能力指数

金融规模

金融相关率（FIR）、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金融结构

金融机构存贷款比率、上市公司数量、保险深度

金融质量

银行坏账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

第4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也日益突出。2010年5月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回顾北京的城市定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53年)，“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1992年），到“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005年），再至2008年首次明确了北京的发展目标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此次是北京市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姑且不论目前的定位是否准确与合理，至少它向人们清晰显示了北京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北京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必然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如果有，是促进型的还是阻碍型的?是单向进行还是互为因果?

二、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与实证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论文选取了三组指标: 一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 三是控制变量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由于人均 GDP 数据比总 GDP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本文采用了实际人均GDP(R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人均GDP 是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加以调整得到的。

2．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状况: 一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 即金融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金融总资产只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由于中资金融机构一直是金融业的主力军协整检验，因此选取中资金融机构存、贷款作为金融资产总额有代表意义，本文用LS(=存款与贷款之和/名义GDP)来表示。麦金农也提出了一个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之比。但北京市的M2的数值无法获得，本文没采用麦氏指标。二是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 BANK) , 即中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 可以衡量金融中介( 银行系统) 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作用。

3．控制变量指标。由于经济增长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需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由于实际中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只选取了占经济总量较大比重的实际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RINV)。其也经由名义值除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调整得到。本文对RGDP、LS、BANK 和 RINV 均取自然对数作为实证分析的变量，以克服数据系列的异方差性。

本文样本区间为 1978～2009 年,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 除以上说明外, 数据未作其他处理。采用Eviews5进行所有相关测试。

（二）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将首先利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各变量均是单整的, 我们将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 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 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使用VAR 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事先做出假定，当变量非平稳但具有协整关系时, 基于 VAR 模型作出的判断也是可靠的。不过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要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应用协整等理论进行分析时,必须首先分别检验被分析序列变量是否为 I(1)的, 即是否具有单位根(UnitRoot)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常用的增广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y-Fuller, ADF)检验模型为：

DYt = b1+ b2t+ d Yt -1 + ai SDYt –I + et（1）

式(1)中为白噪声,为差分算子。原假设是δ=0,即 Yt有一个单位根, 即是非平稳的。t为趋势因素。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 Yt-i的最优滞后期n由 AIC 准则确定。对变量LRGDP、LSL、LBANK、LINV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测试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在水平层面上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层面上，各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不平稳的假设，我们可以接受五个变量都是I (1)的单位根过程。

表1 Augmeng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 t, k)

ADF值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结 论

LRGDP

(c, 0, 0)

1.547165

-2.9750

-3.36965

非平稳

LRGDP

(c, 0, 0)

-3.746157

-2.9750

-3.36965

平稳**

LSL

(c, t, 5)

-2.867825

-3.6219

-4.4167

非平稳

LSL

(c, t, 0)

-4.657249

-2.9750

-3.6959

平稳**

LBANK

(c, t, 3)

-2.405107

-3.6027

-4.3738

非平稳

LBANK

(c, t, 0)

-5.395691

-3.5867

-4.3382

平稳**

LRINV

(c, t, 4)

-2.156234

-3.6118

-4.3942

非平稳

LRINV

(c, 0, 0)

-4.791803

-2.9750

第5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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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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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传统知识、技术秘密、遗传资源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我国如果希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产品的竞争力， 不为他人轻易获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国完善的国内立法。只有通过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国内保护制度， 才能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获得相对优势， 保护国内市场， 支持相关产品的国外竞争;同时也可获得他国的尊重， 使得外国对我国设置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有所顾及。首先， 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改变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双轨制下立法冲突、管理冲突的状态， 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法》， 对地理标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国外许多具有地理标志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专门立法。如果我国产品以自然品质特点与完善的立法保护相集合， 发挥品质优势、环保优势、与易于识别的标志优势， 则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突破他国贸易壁垒， 参与竞争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对传统知识通过技术秘密法、商业秘密法严格保护。目前发展中国家拥有宝贵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断窃取、盗用或以低廉价格利用着。而我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的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 使得我国含有传统知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如同没有保护的婴儿， 随时面临被剥夺、盗窃、复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知识瞬间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 传统知识的保护刻不容缓。第三， 建立严格、完善、可操作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曾令人骄傲。我国拥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种，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目前遗传资源在管理、获得、管理方面都存在着空白， 而一些发达国家扮演着“生物海盗”的角色。为保持我国在遗传资源上的知识产权优势， 应立即产生有关专门立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批准， 不得向国外提供遗传资源或进口遗传资源， 并规定专门的管理机构、进出口程序与渠道。对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及弥补如果希望依靠国内私人的力量来跨越外国以国家力量， 行政的量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是不现实的。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外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 都是凭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对， 结果是极少数能够成功跨越， 大多数是黯然离开。实际上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服务、协调、补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时， 政府对与知识产权发展有关的产业公权介入，资金支持、服务咨询的特点十分明显。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我国政府、中介组织更是应当加大投入。我国应对外国反倾销贸易诉讼中的“四体联动”机制值得借鉴， 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中，企业，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 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动， 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诉讼。实践证明“四体联动”机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机制仅适用与反倾销诉讼。对于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的问题， 我国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扑面而来时， 才考虑对策。应当尽早建立由较高机构负责并资助， 行业中介、服务咨询机构广泛参与的支持机制; 且该机制应制度化， 具有长期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 我国只有本着对内自我完善， 对外积极反击的方针修缮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会、国家协力合作的机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国的相关产业突破国外法律障碍， 使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产品通行于国际市场， 取得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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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关键词股指期货;参与模式;中介机构

金融期货是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金融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世界金融市场日益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诞生的。论文金融期货经过近20年的迅速发展，已占世界期货交易量的67%。近年来，比重更是上升到80%以上。由于实际条件和经济社会环境不同，各国金融期货市场参与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市场格局和发展特点。对于我国来说发达与新兴市场的借鉴重点将有所不同。在以美、英、日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上，已形成成熟的期货行业体系，其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的监控体系、丰富的产品系列、有序的参与层次，都有我国发展金融期货所必须认真借鉴的宝贵经验。而对于台湾这个新兴期货市场，在借鉴成熟市场经验的同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创新，摸索出一整套适用于东亚，尤其是大中华地区的金融期货市场文化，促进了金融期货市场的迅猛发展，这是我们要重点吸收借鉴的地方。

1境外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期货的模式借鉴

1.1美国期货市场发展及状况美国是期货市场和期货行业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其期货行业结构在原发型期货市场中最具代表性。

1.1.1美国主要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在美国，证券公司主要通过部门或者专业子公司2种方式参与金融期货。一些证券公司通过设立专业子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如美林期货公司、JP摩根期货公司等都是期货专营商。而另一些证券公司，则通过部门参与，如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邦等公司都兼营期货交易(期货兼营商)[1]。

美国的大多数证券公司都在一些期货交易所取得会员资格，开展经纪、自营两类业务。既客户从事场内期货交易，也为公司特定的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从事自营交易。

1.1.2美国期货市场中介机构。美国《商品交易法》将其期货市场的中介机构划分为业务型、客户开发型以及管理服务型三大类。

第一类:业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期货佣金商FCM(FuturesCommissionMerchant)、场内经纪商FB(FloorBro-ker)以及场内交易商FT(FloorTrader)。FCM是各种期货经纪中介的核心，从其功能来看，与我国的期货经纪公司类似。据统计，在美国期货业协会(NFA)注册的FCM目前共有192家。而根据不同的营运模式，美国的FCM又可以分为3种:一是全能型金融服务公司，如高盛公司、花旗环球金融、美林公司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巨头，期货经纪业仅占其业务的一部分;二是专业的期货经纪公司，以瑞富期货公司(Refco)为典型代表;三是现货公司兼营期货经纪业务，这类公司包括一些大型的现货加工商、仓储商、中间商和出口商等。它们最初涉足期货市场主要是为了套期保值，后来逐渐拓展到期货经纪业务，有些现货公司还下设了专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子公司，例如嘉吉投资者服务公司(CargillInvestorServices)就承担了其母公司的套保业务。此外，型中介还包括FB和FT。FB又称出市经纪人，他们在交易池内替客户或经纪公司执行期货交易指令。FT与FB正好相反，他们在交易池内替自己所属公司做交易。如果是替自己账户做交易，通常称之为自营商(Local)。

第二类:客户开发型的中介机构。主要有介绍经纪商IB(IntroducingBroker)和经纪业务联系人AP(AssociatedPerson)。硕士论文IB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但一般都以机构的形式存在。它可以开发客户或接受期货期权指令，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且必须通过FCM进行结算。IB又分为独立执业的IB(IIB)和由FCM担保的IB(GIB)。IIB必须维持最低的资本要求，并保存账簿和交易记录。GIB则与FCM签订担保协议，借以免除对IB的资本和记录的法定要求。在NFA注册的IIB目前共有466家，GIB则有1043家。我国尚不存在类似于IIB的期货中介机构，而期货经纪公司在异地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则与GIB颇为相似。在FCM的业务结构中，许多IB的客户量和交易量都远比FCM直接开发的要大，IB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期货业的发展。经纪业务联系人(AP)主要从事所属的FCM、IB等机构的业务开发、客户等工作。他们均以个人形式存在，包括期货经纪公司的账户执行人、销售助理和分店经理等。经纪业务联系人不允许存在双重身份，即不能同时为2个期货经纪机构服务。在NFA注册的经纪业务联系人共有53898人。其中，以账户执行人AE(AccountExecutive)最为典型，他们是FCM的业务代表，是专门为期货经纪公司招揽客户并替客户执行交易和提供市场咨询的人，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内部经纪人的角色类似。

第三类:管理服务型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商品基金经理CPO(CommodityPoolOperator)、商品交易顾问CTA(Commod-ityTradingAdvisor)等。CPO是指向个人筹集资金组成基金，然后利用这个基金在期货市场上从事投机业，以图获利的个人或组织。CTA可以提供期货交易建议，如管理和指导账户、发表即时评论、热线电话咨询、提供交易系统等，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目前，在NFA注册的CPO有1470家，CTA有790家。

1.2台湾期货市场发展及状况台湾期货市场属于新兴的期货市场，其发展方式为先行开放国外期货市场，然后再建立国内市场，这与台湾证券市场的开放思路是一样的。台湾市场是新近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兴市场之一，并且由于金融改革历程、投资文化及投资者结构与大陆情况极为相似等原因，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1.2.1台湾证券公司参与情况。台湾证券公司可以作为期货兼营商，全面的参与期货业务，同时，存在一些期货公司作为期货专营商，提供更为专一的期货服务。截止到2005年10月底，台湾期货市场有专营自营商13家;有他业兼营自营商23家;有专营经纪商23家;他业兼营经纪商17家;交易辅助人75家;结算会员32家[3]。

台湾的法规规定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部门等形式参与经纪业务，可以通过部门、子公司、交易人身份参与自营业务。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许多期货公司都具有证券公司背景。如，台湾的元大京华，成立专门的期货子公司———元大京华期货公司，从事经纪和自营(1998年增加)业务，同时，元大京华证券公司下的自营部也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同时，经纪部从事期货交易辅助人业务。宝来证券在新金融商品处下设期货自营部，并成立宝来瑞富期货子公司，成为台湾最大的期货商，开展期货、选择权、期货经纪、结算、期货自营等业务。

根据仔细比较分析，台湾不同规模的证券公司在参与形式上，分别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经纪业务方面，大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形式参与(这种子公司多为证券公司为开展期货业务而专设)，中小型证券公司更倾向于采取部门形式参与。自营业务方面，证券公司一般都设有自营部门，但大型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一般也开展自营业务，而中小型证券公司一般没有子公司，或者存在子公司也主要经营经纪业务而不开展自营业务。

1.2.2台湾期货市中介机构。台湾的期货交易商分为期货经纪商和期货自营商。期货经纪商包括期货经纪公司和兼营期货业务的证券商。一般企业法人不能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在台湾的证券行业与期货行业是混业经营，证券商既可以自营期货与期权业务，也可以兼营期货经纪业务。另外，仅证券经纪商可以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证券商兼营期货经纪业务的，不得申请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期货交易辅助人属期货服务事业，它接受期货商的委托，从事的业务范围包括:招揽期货交易人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商接受期货交易人开户接受期货交易人期货交易之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期货交易辅助人从事期货交易招揽业务时，必须以委托期货商的名义进行。期货交易辅助人只能接受一家期货商的委任，但期货商可同时委任一家以上的期货交易辅助人[2]。

台湾地区的期货经纪商主要有4类:一是专营期货经纪商，只受托从事证期局公告的国内外期货期权交易;二是兼营期货商，包括一些本土及外国券商和金融机构;三是期货交易辅助人，主要是一些获许经营期货交易辅助业务的证券经纪机构，期货交易辅助业务包括招揽客户、期货商接受客户开户，接受客户的委托单并交付期货商执行等;四是复委托公司，就是本土客户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机构，它们将委托单转给境内的国外复委托期货商，然后再转给境外的交易所达成交易。

2我国券商参与模式设计

我国期货业目前交易的期货品种仅限于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尚是一片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推出金融期货势在必行。通过对美国这个成熟市场及台湾新兴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是作为新兴期货市场的内地期货市场，要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券商参与模式可以参考如下几个方面。

2.1加快期货市场法规建设，完善监管与自律管理体系

尽管几乎世界各国在建立期货市场的过程中，都是采取“先建市，后立法”的思路，但香港、台湾的期货市场却是在借鉴美英等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创立并发展起来的。医学论文这样，既可以避免少走弯路，节省“学费”，充分获得后发性利益，同时也可以使期货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规范来发展期货市场。

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参考美国的监管模式，我国的监管主体应分为三级，包括国家监管、行业自律监管、交易所监管。《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据此规定，证监会是国家监管主体。在我国，金融期货推出后，如果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允许参与金融期货交易，那么有权力进行监管的行业自律组织将包括期货业协会和证券业协会。而市场及交易监管主体则为交易所。

2.2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形成金字塔型结构

无论是美国、台湾或是其他一些国家，在市场结构方面都反映出一个共性，那就是分层控制风险，层次化市场管理，减少交易所直接管理的机构数目。主要体现在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的分离以及IB业务的引进等。这种金字塔式的市场结构，有助于控制市场竞争，形成价值链结构管理。这在我国现在强调混业经营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避免行业恶性竞争。

2.2.1结算会员与交易会员分离。在香港，结算会员和交易会员是明显区分的。而在台湾，虽然没有交易会员这一说法，但从本质上看，参与交易的期货商就相当于交易会员，而期货商并不都是结算会员，因此，在台湾实际上也是交易会员与结算会员分离的模式。

而我国期货市场上，期货公司实际上资质差别很大，但目前不区分交易、结算会员资格，全部经纪公司都是交易所会员，都拥有交易及结算资格。可见，让部分资历较好的交易会员成为结算会员，可以将结算风险进一步过滤，减小了交易所的风险。

此外，我国现在有上海、大连、郑州3家期货交易所，每家交易所对各自的会员分别进行结算。若要到3家交易所同时交易就要结算3次。若能将3家交易所的结算系统统一起来，以交易实体为结算单位，即无论在几家交易所交易只需结算1次，这样既能节省结算费用，又有助于对交易实体进行综合风险的控制。当然，要实现交易所间结算的统一，这在当前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随着市场的发展成熟，也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2.2.2推行IB业务。在台湾、美国等市场上，都有IB或类似的中介层次，并且，在台湾，只有证券公司才可以从事IB业务。这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参与风险，限制资质不达要求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期货参与层次，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参与并分享金融期货业务的机会，还增加了金融期货市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利于开发更多的期货投资者。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一经验，相应地推出IB业务。

2.3证券公司应成为金融期货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无论是在美国、英国等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是在台湾、香港等新兴市场，证券公司都是金融期货市场，尤其是股指期货业务的主导参与机构。特别是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规模较小的现状，更加需要引入更有资金实力、规模更大、管理更好的证券公司参与市场，这对于稳定市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证券公司还应该授予更多的选择权。尽管台湾的证券公司都朝着金融控股的模式发展，原本由部门从事期货经纪业务的，在有了自己的控股期货子公司后，也转为由子公司负责期货经纪业务的模式。但我们注意到，在市场发展初期，至少在法规方面，对证券公司的限制比较少，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期货参与模式，而非强制要求其一定要通过子公司或部门来经营。并且，从台湾的实际交易数据中分析发现，市场自营账户发生的交易量占到整个交易量的45%左右(表1)，显示了台湾市场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主导参与机构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这一点是国内股票及期货市场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而基于证券行业相对期货行业绝对强势的国内实际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未来证券公司对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2.4推行“业务牌照”制度，合理控制市场参与者资质和数目尽管台湾目前有近200家证券公司，但真正参与期货交易的证券公司只有30多家，期货公司也只有20多家。台湾期货交易所已发展了近10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但其参与数量始终在一个较小的比例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金融期货业务并非只是一个统一的业务资格，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业务条件，并且，证券公司等参与者可以针对某项业务有针对性地申请该子业务资格，如股指期货业务资格。

同时，香港在2003年以前一直实行单一牌照制度，虽然这种方式不利于企业多元化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这对于市场早期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当市场成熟时，这种业务范围的限制就会抑制公司的发展。职称论文因此，实际上香港业务牌照制度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也是一种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

这对于我国在开放股指期货的初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市场准入一定要逐步放开，先紧后松，才能稳定市场;要是先松后紧，出了问题就容易造成市场混乱。我国之前对期货经营资源控制并不严格，以致目前拥有180多家期货公司，他们可以经营全部期货业务。事实上，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期货公司规模比较小，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等，也导致了一些违规事件的发生。因此，我国期货公司应借鉴台湾模式，朝着做强做大的方向发展，而非仅仅是做多。增资扩股、引入资金实力更强、管理模式更先进的公司为股东、甚至兼并收购等，都会起到整合市场的作用。

3结语

对于股指期货而言，国外有的市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已有市场的情况，不能强套硬搬。比如，我国期货公司数量多，质量差，这就与国外市场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我国期货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参与情况。再如，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客户承受能力有限，若将来股指期货在期货交易所交易，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同时接纳数倍于商品期货的客户交易，如何处理急剧扩大的交易量等。

对我国现实中收购兼并在操作上的繁琐，也决定了一些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在现实中就不太可行。总之，根据股指期货所具有的功能和国外股指期货市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券商参与模式设计几方面的配合。

参考文献

第7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关键词]R&D　创新活动　知识共享　知识创新　四螺旋模型

[分类号]F224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R&D活动过程中如何有效促成知识共享已成为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R&D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例如2008年我国的R&D投入为4616.0亿元,比上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R&D投人强度(R&D支出/GDP)为1.54%。如表1所示:

与此同时,R&D产出规模也不断扩大,如2007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达到69.4万件,比上年增长21.1%,授权量达到35.2万件,比上年增长31.3%,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4.5万件,比上年增长16.5%,发明专利授权量6.8万件,比上年增长17.6%,如图1所示:

科技论文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产出之一。2008年国内论文数量继续增长,临床医学论文占四分之一。CSPTCD(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1868种中国科技期刊,收录以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47.2万篇,较2007年增加了8868篇,增长了1.9%。随着我国R&D投入与产出规模的不断增加,如何促进知识共享非常值得思考和关注。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提出的知识共享三螺旋模型基础上,加入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变量,提出构建知识共享的四螺旋结构模型。

2　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知识共享模型的研究,目前理论界主要提出了知识转化和知识转移等相关模型。知识转化的共享模型以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等提出的知识转化螺旋模型(SECI)为代表。而知识转移的共享模型以IrmaBecerra-Fernandez等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知识定位系统是知识管理系统的一种特殊类型,用来帮助定位智力资本,进而构建了基于社会情报方面的知识共享模型。我国学者刘满等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将知识共享行为看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知识共享供给博弈模型。

关于知识螺旋方面的研究,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层级不断攀升而不断上升发展。我国学者陈晔武提出了三类知识间相互转化的知识创新模型和三重知识螺旋模型。三螺旋模型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Lewontin用此解释基因、组织和环境三者对生物的影响,认为生物体不仅适应环境,而且选择、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生物体所依赖的基因、组织和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就像三条螺旋线缠绕、互为因果关系。美国学者Etzkowitz等将此模型引入经济学领域,用来解释知识经济发展中大学、政府和企业的知识共享是创新系统的核心要素,三方合作和推动知识共享与创新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共同推动创新螺旋的上升,达到知识创新的目标。在知识经济时代,三螺旋模型理论对于在R&D活动中如何达到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具有重要意义。表现了知识经济背景下不同知识主体在R&D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不同知识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之间的多重互动机制。在区域R&D范围内,政府部门、大学和企业之间产生螺旋式互动与知识共享,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该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

三螺旋结构模型主要重视政府部门、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实际R&D活动中,除了政府、企业和大学等科研院所在合作创新的知识共享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有在这三者之间起重要的沟通、融资和咨询功能的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知识共享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3　R&D活动中知识共享的四螺旋结构模型构建

在R&D活动过程中,“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知识共享,但是随着公共权力社会化,科技中介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拥有更多的资源,科技中介是一个在知识生产、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中不可取代的力量。在R&D活动中,很多时候离不开银行、信息和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因此,本文将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变量引入相关学者所研究的三螺旋结构模型中,构建“政府一企业一大学科研院所一公共科技中介机构”的知识共享四螺旋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图2表明,在原三螺旋结构模型中加入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后,构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高校科研机构为平台、以公共科技中介机构为服务支撑的四螺旋知识共享结构。

3.1　企业知识螺旋体

R&D活动的主体是企业,要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知识共享,应以企业为主体和纽带,企业通过加强与大学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与知识共享,将各方面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市场为导向、以应用为后盾,为知识创新与知识共享提供良好的场所。企业在知识螺旋过程中应承担主体性作用,但也需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平台,实现企业间的科技资源共享。

3.2　政府知识螺旋体

许多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证实,R&D活动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阿罗(Arrow,1962年)指出,信息生产者不可能把由生产带来的利益完全归为己有,因此投入信息生产的研究开发费用将会减少。美国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可以看作是纯公共物品。”“如果由私人提供知识,就必须有一定形式的保护,使知识不能轻易被公开使用”。政府在R&D活动过程中主要是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公平竞争;加强宏观经济调节,创造公平、有序的创新投资环境,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包括营造产学研合作的良好环境,通过政府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引导合作与知识创新。

另外,加大政府公共R&D投入力度。坚持政府R&D投入的主导地位,注重R&D投入的结构和效率,不断优化资助结构,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加大政府在基础研究等公共领域的公共R&D投入力度,如加大对产业共性技术和基础性技术等R&D活动的支持,利用“技术外溢”的特性可以有效减少企业R&D活动的成本,缩小其R&D活动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从而能有效提高企业从事R&D活动的积极性。发挥政府科技资助的促进作用,使政府公共财政发挥最佳的杠杆作用,如Dominique和Bruno(2000年)的研究表明,在OECD国家,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每投资1美元将带动企业1.7美元的R&D投入。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支持和诱导企业等主体加大R&D投入,鼓励社会各部

门积极开展R&D活动。为防止政府R&D投入对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产生挤出效应(即负的溢出效应),需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如维护有关活动主体R&D成果的拥有权从而遏制“搭便车”现象的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公共科技中介机构提供金融支持和知识产权等有关制度建设。

3.3　高校科研院所知识螺旋体

从国际经验看,高校是R&D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高校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典型创新型国家,其研发执行中,高校占14%～2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R&D经费分配执行结构中,研究开发机构的比例过高,高等学校和企业的比例偏低。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充分地发掘。从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我国高校R&D投人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所占比例也呈现出基础研究所占比例逐渐上升、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所占比例下降的良好发展趋势,但是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例仍然偏低。公共科技中介机构承担了技术孵化功能。可以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完善的服务,同时在为高校和科研院所融资、法律咨询等方面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3.4　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知识螺旋体

与传统的三螺旋结构模型相比,本文的四螺旋结构模型更加强调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借鉴国外经验,科技中介机构(包括一些NGO)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如在美国表现为NSF的作用;德国表现为DFG和各类基金会的作用;日本则表现为隶属于文部科学省的侧重资助自由探索性研究的学术振兴机构(JsT)。在R&D活动中,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既是知识传播者,也是知识创新者,是促进知识共享与知识扩散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促进合作创新中必须强化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功能,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引导银行、法律、信息服务和技术辅导中心等配套体系,为R&D活动中的合作创新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知识有效共享。

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四个螺旋体之间通过互动,促进知识共享与科技资源整合。企业是知识共享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知识传播、知识扩散的主体。在R&D活动过程中政府为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等的知识共享(尤其是知识共享机制、专利制度等方面)提供科技政策、创新环境与制度支持,主要起到主导作用。高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为知识共享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为企事业单位起到技术创新的孵化作用,而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促进R&D创新活动的催化剂,对知识共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功能传递作用,在企业主体之间发挥服务纽带作用。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为企业、政府和大学科研院所提供完善的科技配套服务平台,并使相关科技资源和科技信息实现共享,从而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在人才、技术与资金支持等方面科技中介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和提供共性知识服务,是知识共享与创新的重要力量。公共科技中介机构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基础,为技术创新主体和技术知识的供应者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同时公共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与完善也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企业、高校机构的支持。四者形成一个系统、有机的整体。

4　四螺旋结构互动的知识共享对策分析

知识共享是促进和加快R&D活动效率的关键因素,也是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根据四螺旋结构模型,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政府一企业一大学科研院所一公共科技中介机构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改善知识共享的重要环节,是知识扩散的重要动力。加快R&D活动中的知识共享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公共科技中介机构四个螺旋体之间进行互动中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如图3所示:

4.1　政府:使用科技政策的杠杆作用,激励创新,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经济学相关理论表明,R&D活动的成果(新知识是具体表现之一)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存在外部性,且投资回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R&D投入低于社会实际需要水平的现象。外部性的存在也会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导致资源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政府干预R&D活动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在促进知识共享过程中,政府应充分使用科技政策的杠杆作用,激励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并为知识共享提供全方位的科技公共服务,提供完善的知识共享平台。

4.2　企业:加快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作为知识螺旋结构中的主体,在知识共享中既是知识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也是新知识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所有的知识共享活动基本上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知识共享是为了实现企业知识创新与产品开发,提升其竞争力,同时也通过挖掘R&D活动中各种知识,提升知识含量和知识创新水平。因此,企业要合理确定所处地位,不断加强知识与创新,把企业的自主创新定位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等的知识共享与创新上,不断整合创新知识资源,成为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与大学等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立知识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实施知识品牌战略,支持企业依托知识共享的市场和产品优势加强创新,要加强R&D活动中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和知识化建设,加强企业知识共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企业知识共享和创新能力。

4.3　大学等科研院所:构建有效的人才培育与创新激励机制

大学等科研院所知识螺旋体发挥着两方面的重要作用:①促进R&D活动技术创新和知识共享,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②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大学和科研院所机构是知识源和创新动力源,对于促进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意义重大。

4.4　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加快知识共享提供完善服务

要充分认识到公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知识螺旋体在R&D活动中的知识催化剂作用,加大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尽快制定有利于知识共享的相关政策,在财税、投资、信息服务等方面提供完善的服务体系,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要建立健全面向知识共享的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建立和规范资信评估、信用等级、创业孵化、信用担保和咨询服务等规章制度,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在“产学研政”及其与科技中介机构合作方面已经有成功的尝试,如北京中关村的发展,因此,应从系统的观点将企业、政府、高校和科技中介机构纳入完善的创新体系,以便更好地促进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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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赖以存在的社会形式,农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方面的具体化。作为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等,金融制度对社会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对金融体系地位、职能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活动原则和行为方式进行规定,从而决定着金融体制的性质和效率状况。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我国金融体制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创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外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开端,需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创立货币经济理论说起,他指出货币金融对实际经济活动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在他之后,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说明货币金融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的理论。熊彼特则指出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从长期上讲具有重大影响,即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银行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

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格利和肖先后与1955―1967年发表三篇代表性文献(《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0,《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7),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制度变迁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认为,如果一种金融制度过死地把支出分配与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创造条件使一些部门的盈余预算与其他部门的赤字预算有选择地相匹配,这种金融制度就会限制增长。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而金融结构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变迁的集中体现。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出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爱德华・肖同年出版《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论的形成。根据麦金农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压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压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谓金融深化,肖认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简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个经济中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谓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 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肖学派的观点。在实践上,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对理论模型的结果加以检验。(1)经济增长及政府行为对金融制度变迁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列文(Levine,1993)扩展了上述观点,在其模型中,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随着金融服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这种框架下,简单金融体系会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演变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行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竞争与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将增加不稳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完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于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金融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全面而规范的解释。由于相关的文献很多,我们借用马乐科・帕加诺(1993)简易框架,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a.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的第一种重要功能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b.金融制度变迁――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经济增长。

二、国内关于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来,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尝试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来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谈儒勇利用我国近几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标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存款货币银行相对重要性指标BANK 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存款货币银行。此后,国内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如韩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国,李建伟(2002)等相关著述。但他们都得出了一个与谈儒勇相似的结论,即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与经济增长指标(GDP)是负相关关系。这显然与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相悖,并与在其他国家得到的验证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上。首先,指标M2/GDP不能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与金融深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该指标在衡量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经产生了系统性误差。在指标选择上,史永东(2004),宾国强(1999)等直接利用国外成熟金融市场上的一些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周立(2002)、韩廷春(2001)等虽然考虑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考虑的角度不同,指标设计带有主观性和不完备性,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研究成果。李广众运用计量分析表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扩大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而必须提高提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曹啸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我国的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杜询诚(2002)比较了中国近代经历过的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他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仰赖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创造性。韩旺红等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也表明,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马正兵则建立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并借助于此,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外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曾发挥了支持作用,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从金融部门抽取租金,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减弱的趋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并指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强金融部门的发展,特别是要优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从经济增长获得动力,实现融合全身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现状

徐笑波、邓英淘、张元红、张兵、朱建华、贾红岗等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都做过探讨。提出了金融相关率指标理论,该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二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人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通过对各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值显然大于农村实际金融资产数值。张兵等对上述指标所作的修正是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三者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指标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

第9篇：金融中介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外;存款准备金制度;操作环境;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国开始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存款准备金制度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保持银行的清偿能力，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手段。对当前国外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出现新趋势进行分析，并探讨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

一、前言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不仅使全球金融系统出现紊乱，更将实体经济拖人了衰退的深渊。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地扭转宏观调控风向——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为此，中国央行通过下调“双率”，还有信贷控制、央票等数量型工具释放资金供给，为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其中，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当中数量型工具的首选，对释放流动性有最直接的效用。如2008年9月以来，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控制信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而同样的背景下，在中国频繁调整准备金率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很少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情况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作为信贷总量调节工具，这和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信用调节功能日益减弱。以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部分西方国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准备要求，随后这一做法为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已基本降为0%，大部分国家放弃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

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一下国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并针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回答中国降低或取消法定准备金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本文试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二、国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发展趋势

从历史上看，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按一定比率提缴存款准备金，最初是为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加强银行的清偿力，防止连锁性的银行倒闭。虽然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但根本动机是一样，逐步发展为中央银行控制银行信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新金融业务的开展，新金融产品的推出，商业银行调度资金变得越来越容易，很多创新型金融工具可避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准备金比率对货币供给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另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功能日益减弱。近年来，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上日益偏重价格型指标，工具选择上也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如以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利率传导作用越来越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而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典型的数量型工具只能作用于银行机构的可贷资金量，而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大幅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完全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国家就已经完全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这些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大部分都已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水平降低到了只与其日常清算需要相应的水平，实际上是清算的边际需要最终决定它们的准备金水平。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分别根据各自的结构特点，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措施协助银行在无指令性存款准备金要求情况下有效的管理准备金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一是大规模的改变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中央银行为保持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必须保证相关的存款机构仍有在央行保持准备金负债。因此，中央银行可能至少会要求部分存款机构通过中央银行进行清算和金融交易，并继续对出现透支课以罚款。

二是采取其他—些措施，以使存款机构将其不大愿意使用的贴现窗口作为减轻准备金市场压力的安全阀。尽管如此，货币市场仍会剧烈波动，从而难以预测银行系统对准备金的要求而破坏中央银行实现理想的储备市场的能力。

三、中国目前货币政策操作环境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未来发展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有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

其一，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2009年1月初召开的央行2009年年度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早前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亦表示将“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然而目前，中国市场各方参与者的定价能力不强，需要中央银行加以引导。央行所规定的一定时期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非常明确地向公众表明了货币市场利率的底线，对于防止利率过度“降调”具有其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过剩。目前，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采取了“适度宽松”政策。这之后几年内，中国将重新面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面对这样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只能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创造出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介目标功能的货币调控机制。2008年来中央银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是由中国货币金融制度、货币政策操作环境与操作框架内在决定了的。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功能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都基本上实现了其所赋予的功能。我们认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任务和过程的长期性特征与金融体系存在较多过剩流动性的基本事实，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将是有效的操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