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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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湖湘文化；中职学生；职场；职业素养；影响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文化似乎有着比知识更重要的影响。知识日益显得有些浅层，而文化却被认为更有内涵、更有底蕴、更绵长深厚。那么湖湘文化由于地理区域的缘由而生自己的个性和特质，这种湖湘文化的精神骨髓究竟是什么？它对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人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教化？尤其是对大教育里小众的职业教育的孩子们会有怎样良好的职业引导和培育？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的精髓

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湖湘文化即是湖湘大地人们的一种特别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它的精髓特质是什么？大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人，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二、职场对中职学生职业素养品质要求：

（一）忠诚：员工对企业忠诚，全心全意，不旁逸斜出，把企业的利益当作自己的最高利益，把自己的生存发展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把重心放在为公司企业效力上，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有责任，有担当。

（二）严谨

讲究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一颗螺丝钉的松紧，一根绳索的粗细，一行间距的宽窄，一个动作的规范与否，都影响和决定公司企业的产品、形象的优劣，所以，讲究细节，严格规范，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是职场非常重视的个人品质。粗枝大叶，鲁莽大条只会给职场带来不可限量的灾难。

（三）协作

“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合作的团队是松散无力缺乏战斗力的组织。相互不服、互相拆台，专搞个人的小诡计的员工是职场的害群之马，将会很快被职场所抛弃。

（四）创新

员工有无创新精神，有无开拓意识，决定了公司企业有无未来。员工的创新思维是一个公司企业生存的命脉，是其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原动力。

（五）乐观

郭台铭的富士康公司发生十三连跳的事件曝光后，几乎毁了这个将工厂开遍全球的知名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健康的心理品质、乐观开朗的情绪表达，逐渐成为职场关注的个人素养，有了困难，不气馁、不消沉、不低迷，而是积极面对，开动脑筋寻求方法与出路，寻求救援与帮助，这才是职场所需要的员工，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失败，就拿仅有一次的宝贵性命当儿戏的人。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在湖湘文化的精华里，觅得职场所需的个人职业素养的根本点和契合点。

三、将湖湘文化的精华渗透到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培育中去

（一）挖掘湖湘文化历史，提炼湖湘文化 的典型事例，编写校本教材，将湖湘文化的精华灌输到课堂里去。

（二）开设湖湘文化专题讲坛邀请湖湘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到学校来做专题讲座，让学生接受大家思想的熏染。

（三）做好湖湘文化的宣传工作。利用板报专栏、广播图书、墙绘书法等多样形式来营造湖湘文化的浓郁氛围，让学生身浸其中。

（四）组织学生演讲活动，让学生在自我表达、自我感动中成长。

第2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民间文化；美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53-01收稿日期：2016-04-28

作者简介：赵成光（1979―），湖南株洲人，株洲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班主任，研究方向：美术教育、班主任工作。

湖湘文化美不胜数，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是一块瑰宝。湖湘文化种类繁多，有湘西苗族的织染、现代园林式的神龙城、典雅的湘绣、酸辣的湘菜等，这些都是湖湘文化的象征。如何更好地让湖湘文化与中职美术教学相遇呢？

一、服饰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早在5000年前，就有炎帝在株洲“治麻为布，制作衣裳”的传说，开创了华夏服饰之源。今天，居住在湘西地区的苗族人民其服饰色彩和纹样尤为独特，其还较完整地保留了织染技术，他们采集和种植蓝草作为染料，把布浸入大染缸用温火煮，染过的布料及时捞出，洗净晒干，让它呈现出深蓝色，印染之布，正反分明，光洁平整。在人物素描和速写的教学中，教师可灵活地把湘西服饰融入教学中。模特穿上苗族服饰，佩戴银制头饰、项圈和胸挂，再加上自制的绣花鞋彰显民族服饰的精髓，体现了湘西人的聪明与智慧，还给作品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

二、建筑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在众多景观中，湖湘建筑就像一幅立体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中职美术教育紧密结合当地的建筑文化，让建筑、自然和人的认知天然合一。在《风景写生》教学中，我们选择株洲市政府打造的神农城为案例，它是神农像、神农广场、神农湖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和生态水系景观，又是神农文化展示和传播基地，还是中南地区优秀的旅游景点，是市民休闲、购物、健身、娱乐的首选。走进神农城，除了卓越的建筑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还突出未来之城的低碳理念。设计者将每一个细节，小到一棵植物，大到整个水系统都鲜活地体现了低碳理念。城内采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建筑构建上多采用隔热、保温等国家倡导的技术；在水资源利用上采用循环利用和污水处理相结合，实现新能源、新技术的有效融合。中职美术教师通过户外写生，让学生亲身体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民间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湖南长沙为中心，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馥郁芳香的湘楚文化气息。湘绣是用真丝在织物上绣制纹样，绣品主要有屏风、被面、枕套、床罩、桌布、手帕等，纹样有风景、花鸟、人物等。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学习湘绣，我将湘绣与绘画、书法融为一体，在配色上运用素雅的色彩，适当增强明暗对比，彰显立体感，结构上高低错落、虚实相生，空白处突出主题，形成水墨画般的典雅品质。我还教会了学生掺针掺色的技法“以针为笔，以纤素为纸，以丝线为色”，充分发挥针色的变化，巧妙地运用相近色、对比色、补色关系，将不同的色彩巧妙地搭配，生动地体现地域文化与艺术结合。湘绣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开阔了学生视野，增长了知识，更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美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学

众所周知，一桌好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可见颜色的搭配、形状的摆设对菜是多么的重要。在中职“颜色的搭配与图形的运用”课程中，我把湖湘美食酸辣鱼头制作方法融入美术教学中。先将鱼头去鳞去鳃洗净，到劈开、撒盐、腌制，再将剁辣椒、野山椒涂抹在鱼头上。那一红一白的颜色对比真是精美绝伦，天然形成的一种无辣胜有辣，无醋胜有醋的风味，直击心扉，摄人心魄，这正是湘菜烹饪技法的至尚境界。酸辣鱼头制作的视频放映后，让学生们找出食物颜色搭配的奥妙，运用橡皮泥捏一盘食物。在制作中让我感触颇多，学生们用手“按一按”“压一压”一道道精美的荷包蛋、鸡腿、牛排、烤全羊等出现在面前，看着学生们一张张童真的笑脸，也感受到学生对美术的那份喜爱，也渐渐明白我的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第3篇：湖湘文化范文

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它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作为省会,长沙的服务业发展方面,融入湖湘文化因素有着天然的优势,尤其是作为文化之城,长沙的文化产业发展异常迅速,长沙的电视产业,动漫产业,出版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作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来源的湖湘文化,在长沙服务业发展当中,对解决当前长沙服务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有重大作用。

一、长沙服务业转型与升华呼唤湖湘文化

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战略作用,已经成为实现长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长沙服务业发展基本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也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长沙的服务业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投资增长乏力,尤其是人民银行为控制信贷投入过快增长先后多次调整货币政策,随着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金融风险也有所积聚。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观念落后。长期以来,对服务业的认识停留在非生产活动的观念上,一些应当作为产业经营的领域,被当作公益型、福利型的事业来办。对于科技服务、文化事业等,过于强调其公益;对于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过于突出其调节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功能;对于城市交通、社区建设等,过于看重其社会福利功能。由于观念的落后,许多服务行业过于依赖政府的投入,缺乏自我发展意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存在审批事项多、多头管理和行政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致使现代服务业供给能力难以迅速扩张。三是市场开放程度低。在垄断经营项目较多,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受政府控制的金融保险、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科研技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社团协会等行业,至今仍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壁垒多,门槛高,包括其他一些服务行业对非国有资本和外资也没有开放。其投资上仍以国有为主体,除住宿、餐饮、娱乐、房地产、租赁等行业主要由私营资本投资外,其他服务业的国有投资多在五成以上。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的会展业、文化产业等几乎全部为国有资本投资。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价格体系尚未建立,服务产品的价格仍由政府管理制定。四是长沙服务业作用的发挥也有所欠缺。长沙服务的供给方面存在物流服务的规模和水平还不适应需求、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加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较突出、会展规模偏小和品牌影响力低、培训服务与企业期望差距较大、信息服务的拓展制约因素较多、商务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凸现、行业协会的作用较为薄弱等问题。同时,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严重地影响了服务业的创业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公共服务不仅为服务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而且将大大降低服务业经营者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长沙的服务业亟待转型。而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领域如何为转型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这就需要从历史,从传统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因素。无疑,对于长沙这样的历史名城来说,具有浓厚的文化聚集氛围的湖湘文化就成为长沙服务业转型可以借鉴的重要支撑。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长沙服务业转型与升华迫切呼唤自强不息、天行健的湖湘精神,呼唤湖湘文化。

二、长沙服务业转型需要湖湘文化的底蕴

发展服务业是降耗减排、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是实现绿色GDP的客观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除了对制造业通过节能降耗减排措施,引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消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外,根本出路在于优先发展服务业。以浓厚的湖湘文化为底蕴,是长沙服务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而要发展服务业,传承好城市的历史文脉,发挥湖湘文化的底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结合湖湘文化的特色,长沙要实现服务业转型,需要明确长沙历史文化、商业、产业、交通网络的走向,要确定时间、路线,将历史文化在这个架构上进行科学的构建。

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发展服务业是创造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长沙市政府为了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长沙积极突出保护湖湘文化,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对湖湘文化代表的马王堆、贾谊故居、岳麓书院、天心阁、长沙铜官窑等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做好了保护工作,同时也希望未来现有主干道和新建街道命名能够体现湖湘文化特色。当前,长沙传统服务业运行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保持高位运行。从经济区域的全局出发,按照统筹与互动的要求,坚持以工业化为龙头、以城市化为依托、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国际化为途径,正在开创省会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长沙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比重持续提高,结构明显优化,活力明显增强,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产业龙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全国35个中心城市中逐渐提前。

三、长沙服务业转型助推湖湘文化的成长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又超出了它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而随着湖湘文化的厚重积淀与现代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长沙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成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些厚重的湖湘文化的积淀使长沙服务业发展独树一帜。特别是融合现代时尚元素的文化休闲产业,已成为长沙最具有活力的城市特色品牌,是长沙最具活力的服务产业之一。以“苏荷”、“金色年华”为代表的酒吧、歌厅文化,以大剧院、琴岛歌厅为代表的演艺文化,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据统计,2005年全市“三厅一会”和演艺吧、茶吧、特色吧、休闲屋、游戏室约2500多家,网吧市场在经过治理整顿之后已由过去的2800多家减少到1500多家,电影经营单位476家,艺术表演团体12家,文化馆10家,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005年,长沙文化产业总产出为302.19亿元,比2004年增长26.7%,实现增加值147.25亿元,比2004年增长22.6%。长沙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9.7%,比2004年提升0.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5个百分点。长沙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达54.3%。

湖湘文化中优良传统之一是创新传统。长沙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迫切需要在湖湘文化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的支撑下发展,需要积极创新,经世致用。当前,长沙服务业转型已具备良好的基础,又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长沙居华中腹地,扼南北要冲,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区位独特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是中部和泛珠三角经济区重合的区际中心交点,长沙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长沙必将在区域间产业转移、资源要素流动、市场对接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区位优势更显突出。长沙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沪港渝大三角经济圈中心和长江经济带中腰,而且更是连接沪港渝三地的交通枢纽,长沙处于重庆、上海两个中心城市8小时物流圈的交汇点和武汉、广州两个中心城市3小时经济圈中心位置,受沪港渝大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的交互影响,长沙的科技“高地”和投资“洼地”两大特色交相辉映,将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极大地提升城市资本竞争力。长沙在中部六省会城市中所承受的来自华中、川渝、长三角、珠三角四大经济圈的经济辐射力和发展牵引力是其他城市无法获得的,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长沙作为中部经济起飞的引擎,将成为中部地区的全球化高地、区域化极地和城市化重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将为长沙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4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创意阶层；城市人文精神；湖湘文化

创意阶层是新经济条件下，基于经济发展对于创意的渴求，从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阶层，主要由来自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工作的核心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创造性内容。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所共有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同周围人有些不同。这种气质也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对居住地、工作方式等的选择。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既是创意产业的发展基础，更是培育创意阶层的前提条件。宽容的社会、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更是无法估量的。

一、湖湘文化与湖南城市人文精神

（一）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

湖湘文化是在湖湘大地特定的地理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宏和张先后在南岳和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在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形成了宋学中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后来人民便把这个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派。由于湖湘学派在宋学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后代湖南许多重要思想家的深远影响，所以近现代许多研究湖南历代思想发展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者，便把湖南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

不同学者对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尽相同的答案。彭大成将它概括成五个方面，即：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丁平一的概括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求新求变的变易精神、重践履重实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卓励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气、流布湖湘的程朱理学。王继平则认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田中阳的提法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郭汉民的概括是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等等。有关于湖湘文化的特征的研究论述还有很多，但如果要用八个字概况的话便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二）湖湘文化的精髓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指的是湖南人的一种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精神，一种独立根性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敢为人先就是要勇于探索、追求创新，这指的是一种强烈的求新求变、大胆革新除旧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胡宏发挥《周易》的理论，首先提出日新不息的思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又进一步倡导了造化日新的理论。

从此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日新思想就激励着数代湖南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使他们能在近代中国变幻剧烈的政治风云之中，顺时而动，遇机而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魏源首先以创新精神编撰了《》，提出了睁眼看世界思想，成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左宗棠进一步把魏源的思想付诸实践，倡导了历时30年的。在洋务派中独具一格的郭嵩焘则是一位较早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开拓了近代思想的先河，是他第一个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谭嗣同可谓是敢为天下先和极具新思想的典型，他所著《仁学》的宗旨，就在于冲决网罗，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

（三）湖湘文化精髓的现代诠释

就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来说，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所以比较迅速，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在全国率先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当各地还在提倡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时候，湖南就提出了发展文化经济、把文化作为产业来发展的思路。早在1989年湖南省委做出了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20世纪90年代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时期又相继制定了规划和建议。

一步为赢，步步为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一方面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气质在具体产业发展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湖湘文化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发展。

二、厚植湖湘文化精神，培育湖南文化创意阶层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意阶层的支持，这就要求湖南人民建设、打造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形成更具有特色的独特的湖湘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格；培育宽容的城市文化；营造宽松社会文化氛围。让湖南的城市更有魅力、有活力，成为吸引创意人才、培育创意阶层的创意城市。

（一）建设优质的城市生活质量，构建创意生活圈

“文化创意”的主体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越人群。因此，要吸引创意人才就必须营造优质的城市生活环境。这里提到的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对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要求，重要的是创意生活圈的构建。硬件基础设施指的是建筑物与制度所形成的连结，包括研究机构、教育、文化设施、会议场所、以及相关的支持服务，如交通、医疗保健等。而软件基础设施指的则是社群结构与社会网络的系统，有助于个人之间与制度之间观念的交流。优质的教育、文化、自然、新闻、出版等城市软件，将一方面为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夯筑基础，另一方面他将为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广泛罗致一流创意人才。

（二）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

近代以后的湖湘文化充满了与时俱进，创开时代风气之先；打破世俗偏见，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开放思想。这种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文化精神也成为湖南近代以来维新和辛亥志士的整体精神，更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然而这种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湖湘文化精神绝不是凭借一人一时之气能够开创的，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这种敢为人先、求新求变、大胆革新、追求新生事物的首创精神折射出的湖湘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宽容。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社会对失败的宽容，让人人都成才更需要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失败也是一种创造”。在一个充满宽容和理解的社会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种创新思维去对待那些敢于越雷池、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的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必然增强，人人都成才的步伐必然加快，人才的能量必将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无疑，成功是我们谋发展、干事业的最大愿望。但许多事情，走老路、循旧规，便难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所以必须不断地改革创新。而要改革创新，就免不了既有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如果只讲改革创新必须成功，而讳言失败，那么，就失去了改革创新的本意，也会变成一句空话。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对探索性失败不予苛责，则有利于拓展改革创新的空间，有利于人们放开胆子去突破，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宽容的社会氛围对湖南创意阶层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南人民不仅仅应该把湖湘文化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一面发扬光大，还应该将湖湘文化的另一面，即宽容作为湖南城市文化的重点内容加以弘扬。将宽容失败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同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的精神一并大力倡导。

（三）厚植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

一个人有人格魅力，一座城市也有城市魅力。人格魅力在于这个人崇尚真、向往美、追求善所修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而城市魅力则体现在这座城市所特有的风貌、风格以及所蕴含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位。显然，城市魅力的精髓是人文精神。

在制度层面，这种人文精神往往衍化为一种理念和风范；在技术及其产品层面，它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的反映；在物质层面，它表现为一座城市的整体建筑式样和综合风貌；在日常生活层面，却又展现了一座城市的人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等。

综观国内外城市发展史，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魅力的源泉。一座缺乏人文精神的城市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发展经济尤其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纵观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无不是用自身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将创意人才笼络过去的，创意阶层也无不是凭靠这独特的城市人文精神培养起来的。

事实上，人文精神塑造是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湖南人民凭着自己的聪慧和灵动，为湖南赋予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富于创新、诚实守信、讲求实际、重商重教、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不守陈规等等独特的人文精神，促成了湖南一次又一次地把握住机遇。从古自今都体现出了湖湘人民豪爽之气为忠勇爱国的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放兼容的胸襟气量、豪爽幽默的乐观性格，“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已构成湖南人文精神中较独特的内核。近现代数代湖湘学人，开数代风气之先，人才辈出，灿若星河，他们凭着“心忧天下”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壮丽的辉煌。当今时代同样需要这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只有“心忧天下”，才能跳出狭隘；只有“敢为人先”，才能破除一切阻滞发展的条条框框，以科学发展的精神捕捉发展的先机。

20世纪末，湖南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创造了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发优势。进入21世纪，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湖南人文精神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放眼世界的眼光，海纳百川的气度，应对竞争的危机感，增创优势的使命感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有力的人文优势。也应该成为厚植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大成.湖湘文化与[M].湖南出版社,1991.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3、王继平.论湘军与晚清与湖湘文化[J].湘潭大学学报,1998(5).

第5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 湖湘文化 内涵式发展

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工作的重要组成。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生存意识教育、务实价值教育与包容智慧教育。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理性的优秀的地域文化，蕴含当前思政教育亟须的思想精华，因此积极实施湖湘文化教育并以其为切入点，能有效地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下面结合高校基层工作实际情况简单谈几点看法。

一、取湖湘文化之“敢”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

“敢”字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也是当前高校学生需要具备的品质。要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有效地融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行为品质教育。

“敢为人先”，不仅仅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还展现的是积极向上、敢于追求、乐于表现个性特征的促进因子。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体的自我展示欲望显得十分重要，而今许多大学生恰恰缺少这种品质与胆识。很多学生不敢于表现自己，真正能够在公共场合中积极出头的可谓“凤毛麟角”。一个不会展现自己的个体，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生存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思政教育者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入培养学生“敢”于表现的题材与活动载体。

“敢于担当”，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作为高校的思政辅导员不需要跟学生大谈特谈担当的道理，而是可以通过故事说理、现场模拟与户外拓展实践进行强化。责任担当意识需要教者润物无声的渗透。

“敢于奋斗”，就是要增强学生奋斗的信心与勇气。现在的90后学生有他们的特点，个性张扬，有许多闪光点，有目标、有想法、有规划，也知道要奋斗拼搏，可更多的情况下是不敢拼搏，惧怕在奋斗中受伤，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很多家庭教育的不足是有关联的，部分家长“难辞其咎”。作为老师确实需要培养他们敢于奋斗的勇气。

以上三个“敢”，或许只是思政教育系统工作的一部分，高校学生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敢”字精神。“敢”，是一种动力源泉，是学生成人成才路上的助推剂，学生不可缺少，人生不可缺失。

二、取湖湘文化之“忧”健全完善生存意识教育

“忧”亦是湖湘文化之精髓。不管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生于忧患”，抑或是“心忧天下”，关于“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说忧患，或谈责任等等。在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工作中，我们需要研究湖湘的“忧”文化，以“忧”促教，以“忧”促学，健全完善高校学生的生存意识教育。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思考。

其一，教者当“忧”。陶行知先生曾将教育比作农业，我认为当今教育是现代化的自然农业。教育有规律，但无程式。因而教者当忧自己的育人理念、知识基础、施教方法，不断思考研究，读自己、读学生、读社会，方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其二，学生当“忧”。现在很多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是几个家族只有一个孩子，学生在物质生活等层面上已经十分富足，可以说一路成长都是无忧无虑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缺乏忧患意识。古人早已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亘古不变的道理向我们诠释，适当让学生学会担忧，有助于学生更好的成长。

其三，家长当“忧”。家庭教育是学生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是开展学校教育的剂，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积极补充。在思政教育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家长的支持配合，家长的主体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作为家长也应该常怀“忧”之念想。

三、取湖湘文化之“实”积极加强务实价值教育

“实”有“实事求是、踏实、诚实、厚重”之意，是湖湘文化精髓的又一体现。笔者以为加强高校学生的务实价值观教育，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为人处世当“实”。由于受到个别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实之风，小到为了应付评比检查材料弄虚作假，大到评奖评优、贷款偿还作假。当然，现行的教育不是缺少这样的工作而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陈旧，效果欠佳。要通过改进教育工作方式、丰富活动载体等多维方式培养学生诚实、务实、踏实之风，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发展。

四、取湖湘文化之“兼”深化拓展包容智慧教育

“兼”有“兼容、包容”之意。高校学生需要具备包容情怀、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有包容之心的人才有宽阔的视野。容得苦，容得挫折，是学生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容得下自己很容易，容得下他人需要豁达，包容是智慧，也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武器。在广大学生中传承“兼”文化意义深远。

高校的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灵魂教育。思政工作内涵式发展更是一项长期的常新的系统工程，工作重要，责任重大。尤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现状情况复杂、形态多维、问题多样，因此要跟上时代脉搏，掌握学生动态，有效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政工作，需要高校思政工作者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研究、善于假借外力，才能有效地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为学生的成人成才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彭跃农.湖湘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3）： 193-194.

第6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南湖诗社 蒙自 文化影响

南湖诗社伴随了联大蒙自分校从设立到迁往昆明的始终，虽然活动时间只有短短三个多月，但已成为西南联大在蒙自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象征，珍视文化，铭记历史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南湖诗社的建立及其活动

南湖诗社的建立缘起于湘黔滇旅行团时期，作为南湖诗社的两位创始人的刘兆吉和向长清，分别是1939级教育系的学生和1940级中文系的学生。原来并不相识，但在湘黔滇旅行团时期都被分在了第一大队第一班，从而两人相识，结为好友，当时刘兆吉已经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搜集民间诗词的任务，因此两人常常一起写，一起讨论诗歌。向长清提出到达昆明以后约一些爱好诗歌的同学组织诗社，出版诗刊。

在湘黔滇旅行团行至沅陵住宿时，晚饭后，刘兆吉和向长清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向长清首先提出了在到达昆明之后要组织诗社，这一行动成为成立南湖诗社最早的思想来源，在后来的文法学院迁到蒙自之后，刘兆吉和向长清商量旅途中的关于成立诗社的计划，“1938年2月10日晚，向长清和刘兆吉拜访了闻一多，闻一多以被掩膝，畅谈了对诗歌的看法，这使得南湖诗社的两位创始人深受鼓舞，后来，两人又想到朱自清先生也同在蒙自，所以也邀请朱自清先生担任诗社的导师，起初诗社并未定名，而后因文法学院坐落于南湖之滨，所以将诗社的名称定名为“南湖诗社”。”[1]

南湖诗社在建立以后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南湖诗刊”，南湖诗刊实际上是一份壁报，其“制版”的方式主要是将稿件贴在旧的牛皮纸或者报纸上，而“出刊”的方式是将制成的版面贴在墙上。在蒙自分校刚刚迁入时，师生并没有多少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刊物可供阅读，而“刊登”在南湖诗刊上的诗作有很多有着不俗的文学水准，在当地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南湖诗社的成立也丰富了蒙自当地的文化和文学形式，限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蒙自当地的发展状况，蒙自当地并没有什么勘误来供大家阅读， “当时的蒙自，印刷主要采取石印的方法，成本较高，南湖诗刊则采取手抄，再制版粘贴到墙壁上以供大家阅读的方法。”[2]当时蒙自文化出版业不发达的状况，正使得“南湖诗刊”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在湘黔滇旅行团的路上，刘兆吉等人为首的诗歌爱好者就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开始沿途搜集歌谣，在蒙自南湖诗社成立之后，社员也同样致力于搜集。后来这些搜集的民间诗歌被统编进《西南采风录》一书，这本书搜集的内容以20世纪30年代反映滇黔等地社会风貌、风俗习惯的诗歌为主，这本书能够成书，与南湖诗社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二、南湖诗社的成果及其对蒙自的文化影响

首先，南湖诗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学社团，其指导教师是全国第一流的专家教授，其成员很多后来成为了栋梁之才，其发起人之一的向长清，生前是北京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对戏曲、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查良铮（穆旦）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南开大学的教授，著作颇丰。刘绶松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出国讲学多次。周定一，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语言文学的方面做出了颇多的贡献，另一位创始人刘兆吉，作为南湖诗社中唯一的教育系学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和美育心理学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些都与在南湖诗社的经历不无关系。

南湖诗刊作为南湖诗社文学活动的主要成果，虽然只刊出了4期，但所登出的诗作中，有些无论从形式与内容来看都是上乘之作。例如，查良铮（穆旦）在南湖诗刊上发表的《我看》和《园》，将诗人早期的写作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林蒲所作的《怀远（二章）》、《忘题》等作品中透漏出浓浓的后现代气息，周定一作出的具有新月派诗人特色的诗作《南湖短歌》也在蒙自传诵了数十年。“刘兆吉曾经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改为“湖浅名气大，社小诗人多”用来形容南湖诗社。”[3]这些杰出的诗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彰显了南湖诗社作为联大重要的文学社团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其次，蒙自在当时虽然已经属于滇南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是南湖诗社的建立和南湖诗刊的出刊却为蒙自人呈现了一种他们当时并不熟悉的文学体裁——新诗，启发了蒙自当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蒙自当地诗歌文学的发展，蒙自人近些年来在各种省级和国家级刊物上已经发表了近400余篇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了联大南湖诗社的精神，创新并发展了南湖诗社的文风。不仅如此，在五十余年之后，南湖诗社又在蒙自恢复成立，“新南湖诗社主要是由原南湖诗社，西南联大的一些老前辈和蒙自当地文学界一些由衷敬仰当年南湖诗社的青年人组成的，新的南湖诗社于1990年4月召开了复社大会，新南湖诗社由百余人组成，人员涉及各个行业，诗社复社后，恢复出版了《南湖诗刊》，诗刊以发表新诗为主，同时兼顾旧诗。”[4]《南湖诗刊》的办刊宗旨就是继承原南湖诗社的足迹，继承原南湖诗社的精神，发展蒙自的诗歌文学和创造精神，为蒙自当地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光荣.关于今天的报告[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12）：212

[2]宣淑君.在迁徙中诞生和结束的社团——南湖诗社[J].抗战文化研究.2007（11）

第7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健词：葫芦象征 葫芦崇拜 葫芦吉祥 文化

葫芦古代称为匏、瓠、壶，后来又称为壶卢、浦卢、匏瓠、胡卢等，其历史源远流长，它最初作为一种植物，是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葫芦由食物因素不断赋予它文化内涵，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乐之邦，葫芦很早就做成了礼器乐器，周代制“陶匏”，用来祭天，以象天地之性。陶匏就是仿照葫芦的形状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楚国筑形如葫芦的观象台，称“匏居之台”，大约己认为葫芦与天宫是有缘的了。秦汉晋唐以来，葫芦被视为仙品、仙居、仙境，甚至行医卖药，也要借重葫芦的仙气，悬壶为记以示灵丹妙药。在人们的观念中，葫芦由一种常见的原始植物逐渐演变为一种葫芦象征，形成了葫芦文化。探究它发展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葫芦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

多子多产的文化意象

据考古发现，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葫芦和葫芦种子。它最初作为一种食用蔬菜，在我国各地都有栽培，《诗经》中就有不少葫芦作为食物的记载，《小雅•瓠叶》：“幡幡瓠叶，采采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描述了将葫芦叶采下烹调成美味招待客人的情景。《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写的是葫芦作为食物的情况。《小雅•南有嘉宾》：“南有木，甘瓠累之。”《大雅•生民》：“麻麦蒙蒙，瓜瓞唪唪。”都描述了一派葫芦丰收的景象。这些描写都表明，在当时，葫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元代王祯《农书》记载：“瓠之为用甚广，大者可以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羹，可蜜煎作果，可削条作干。”又说：“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最为佳蔬，烹饪无不宜者。种如其法，则其实斗石，大之者为瓮盎，小之为瓢杓，肤瓤可以喂猪，犀瓣可以灌烛，咸无弃材，济世之大功矣。”葫芦最初作为一种蔬菜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它的其它用途，葫芦越来越受重视。

在弥漫着原始宗教气氛的原始母系氏族公社，葫芦既可作食物、又可作天然器皿，还可作制陶模具等，具有多种功用。在长期的食用过程中，人们发现葫芦多籽而且有旺盛的繁殖能力，这正是古代先民所羡慕和追求的，因而很早就把葫芦作为崇拜的植物对象，于是产生了对葫芦的崇拜。童年时代的人类想像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先民早期那种“多子”意识，与葫芦的多籽、“绵绵”不断、极强繁殖能力，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在探索人类起源时，原始人的思维是直观的，认为生儿育女是女性特有的本领，葫芦浑圆的外形特征，类似怀孕妇女的肚腹，在原始的思维“同类相生”相似律的作用下，先民的感性思维自然而然地把葫芦与生殖联系起来，甚至有的民族更有葫芦直接生人的神话，认为人类最初是从葫芦中出生的。葫芦所具有的这种神秘力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思维表象与意义的对应，葫芦形象与生殖形象的相似，圆形葫芦在原始思维中就成了母体的象征，成了生殖的象征，成为多子的象征，逐渐演变成为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物，而葫芦崇拜被人们搬进了生殖崇拜、母体崇拜的领域。这是早期人类对生殖的原始崇拜的体现，表现了先民生殖繁盛的愿望。《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正是先民葫芦崇拜的记录，葫芦绵绵多籽，喻生命的繁衍，这又与生殖崇拜有关，因而葫芦的多籽多产也就具有了文化意蕴。《左传》鲁宣公十六年记载，东周匡王时，晋灭“赤狄”而赐“士伯以瓜衍县”，这里用葫芦作为地名，以象征当地人畜和作物的蕃衍，这正是葫芦的文化意蕴的体现。

壶天仙境的文化意蕴

中国人历来就把葫芦当作一种神秘的宝物，认为葫芦中所装的都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因此，自古就传有“悬壶济世”的佳话，很多神医、神仙、高人在小说中都是背着葫芦或腰悬葫芦，不但八仙中的铁拐李，就是寿星南极仙翁龙头拐杖上也挂着一个葫芦。由此可见，葫芦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人们心理追求的需要，逐渐从带有自然崇拜性质的母体崇拜和祖先崇拜，演化出一个“葫芦仙境”的世界。

葫芦除了最初作为食蔬以外，还可做成各种形状的器具使用，首先用作盛酒。古代酒器繁多，葫芦便自然地加工成酒器，《诗》：“酌之用匏”，古代有祭天之礼，也是使用葫芦酒杯，称为“匏爵”，《周礼》中记载：“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后代封建王朝行郊祀礼，承古法仍用匏爵。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壶尊”?《礼记》中说“器用陶、匏，贵其质也。”陶为土质，象征天地，匏，取其包藏东西之意，象征上天容纳万物，博大精深，用陶匏祭祀天地，寄托着祖先希望上天赐福给他们的美好愿望。

葫芦象征“天地之性”，在古籍中多有记载，《礼记•郊特牲》：“祭天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通考•郊祀考一》说：“周之始，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由于葫芦的神圣性，而使楚庄王筑“匏居之台”(葫芦形的观象台)以望“国氛”，观测国家的吉凶，可见葫芦已沾上仙气了。《国语•楚语上》：“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汉书•郊祀志下》：“成帝初即位……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晋书•礼志上》：“(祭)器用陶匏，事返其始，远以配故祖。”这些记载都是用葫芦来象征天地之性，把表达“民之初生”的葫芦来作为远祖供奉的礼器。

东周时的瓜衍县，当在今晋南和豫北之间的王屋山区，它是道教称之为神仙所居及道士修仙的名胜“洞天福地”之境，王屋山居“十大洞天”之首。唐代八仙之一张果，腰系一葫芦，曾云游于晋南王屋山和中条山之间。《宋史•陈抟传》记载，唐末宋初大思想家、著名道士陈抟“斋中有大瓢挂壁上”。唐玄宗时，官至御史中丞的道士李筌，在道教典籍《集仙传》中说，他云游王屋山，遇女仙骊山姥从袖中取出一瓢为他取水。葫芦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葫芦在秦汉时期就象征神仙的栖息之所。《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等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汉书•郊祀志》说：“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秦皇、汉武奢望长生不死，均好神仙，秦皇遣童男女数千，往蓬莱三神山求仙，并未如愿。汉武帝并不甘心，遣人远观蓬莱仙气：“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史记•孝武本纪》)如此仙境可望不可及。

起自东汉的道教有以葫芦为象征的仙境“壶天”，把葫芦看成一个包容日月星辰、亭台楼阁，可以对酒当歌的神仙所在。壶天是道家心中的灵祖世界，视壶天为小宇宙，常以“壶天”、“壶中天”、“壶中天地”、“壶中日月”指神仙世界。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丹丘国》指出：“东海有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云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这就是说，被视为神仙栖息之地的东海神山都以葫芦为命名，且形如壶器。尔后由之出现有关仙葫芦的传说神话，西王母从东海蓬莱道士得灵瓜，《拾遗记》卷六《后汉》条说：“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瓜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曲，美味如饴。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崆峒灵瓜。’”此所谓“瓜名穹窿”，是将葫芦比作宇宙穹窿。发展到后来，葫芦不仅仅是仙境的象征，葫芦本身也被神化仙化了。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理》说：“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芦则不漏。”南朝刘敬叔《异苑》卷二补云“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银及手承之，即便对过(漏)，唯葫芦盛之则得，饮之令人身香泽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可见葫芦是充满仙气了。

人们这种对仙境的追求，使得葫芦的文化意蕴更加深入人心，古老的葫芦文化，不仅变成使秦皇汉武向往的壶天仙境，而且在各民族中长期流传。

吉祥福禄的文化象征

吉祥福禄是人们对幸福、安康、美好理想的追求，在长期的沿袭、演化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一种吉祥文化观念，由吉祥物、事、词语、符号等构成。葫芦在中华吉祥文化中，为吉祥物的典型，葫芦意象使葫芦文化成为中华吉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记•昏义》记载：“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举行婚礼时，夫妻要同居而食，合卺而饮。卺就是葫芦的一分为二，成为两个瓢，合卺即两瓢相合，以象征夫妻合体。

由自然物为吉器，成为一种吉祥物，正是先民的经验与创造，葫芦获得文化的属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吉祥文化的象征。而且人们不断地丰富它的文化内涵，人们由它的果实累累，圆润饱满，联想到兴衰、繁衍、美满；由它的便于使用，携带，贮存，寓意顺利，富裕，如意；由它的济水、共济，代表保平安、济世救人，健康长寿，葫芦与五福联系起来。旧时，民间农家在葫芦成熟的季节，请私塾先生在葫芦上写“五子登科”、“长命富贵”、“吉祥如意”、“万事大吉”等吉利之词，然后用刀刻好或涂上清漆，供奉在家堂菩萨神位之前，求得吉祥如意。

民间结婚喜庆之时，在新房内的摆设中，将葫芦挂件挂在喜床前沿口处，以示新娘像葫芦一样多子多孙，传宗接代，还认为有葫芦这种圣洁之物在，妖魔邪气不敢进入洞房，万事大吉。民间传统民俗，老人过六十大寿时，在寿堂之上，大都挂着一幅彩绘“老寿星”中堂立轴，画中的老寿星手中拿着龙头拐杖，上面画着一只神仙葫芦，示意老者儿孙满堂。亲友馈赠的礼品中，亦有赠送葫芦，呈放在神柜之上，以示敬祝长命百岁、吉祥纳福。

民间年画多画蝙蝠、葫芦，葫芦即取其“福”、“禄”的谐音，因其为草本植物，其枝茎称为“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葫芦蔓带”即是“福禄万代”，故它是吉祥的象征。在中国民间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以它作为吉祥图案的设计，家具、刺绣、衣物、剪纸、年画等多为此图案。

这种吉祥文化不只民间崇尚，统治者更是需要，清代宫廷每逢新年和端午节，在帝、后寝宫的门楣上，倒贴红纸剪成的葫芦，用它的谐音表示洪福的到来。这一具有剪纸艺术趣味的民俗，同红纸黑字的书福字相比，无疑更生动、更形象，祝福性更大。

葫芦文化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不仅是人类早期生殖崇拜的典型意象，而且象征着蕴含天地之性的神仙境界，在人类进入高度文明社会，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载体，它又发展成一种精神信仰，成为吉祥福禄的象征，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蕴。葫芦作为原始食蔬的实用价值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源远流长的葫芦文化却丰富着我国的民俗文化内容，葫芦崇拜依然是文化崇拜的情结，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人们不吝把葫芦称为宝葫芦，而“壶天、悬壶济世、壶中日月、葫芦乾坤”等优美的词语透露着人们对它的钟爱。谈到葫芦文化，人们依然津津乐道，陶醉于美妙的神仙世界，沉浸在吉祥幸福的氛围之中，享受着它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食粮。葫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发据和整理葫芦文化，对于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王 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

[3].阮 元：《十三经注疏》，北大出版社，1999。

[4].杨元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

[6].韦 昭：《国语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班 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

[8].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83。

[9].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11].王 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

[12].张 华：《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

第8篇：湖湘文化范文

关键词：狐怪故事 西域胡人 文化偏见

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狐一直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由于其生物特征的制约，在不同文化的民间传说中它有相类似的文化属性，这种文化属性正如汉斯.约尔格.乌特(hans.jörg.uther)指出的：“由于狐狸在身体和智力方面所具备的才能，使他成了计谋、狡猾和阴险，甚至是罪恶的化身。但狐狸也不乏一些受到人们积极评价的特点和能力，如富有创造精神、关怀他人和乐于助人、动作快速迅速和谨慎等，亦即具有所有动物的特征：矛盾性。”[2]在中国，狐不仅是民间故事、更是文人创作中的重要角色。狐怪故事在中国的各种物怪故事中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且历时久远，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门类。对于狐狸故事的类型与演变，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的[3]。但是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不同的语言特点在故事传说演变过程中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语言特点使得一部分狐怪故事呈现出有别于普遍类型的特殊性。

一、中国早期狐怪故事中的几类常见形象

狐怪故事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狐狸这一类动物人格化。将动植物等人格化原本是文学创作尤其是民间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常见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过程并不是随意的，它往往遵循某种。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就是在将动植物、尤其是动物人格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保留此类动物的某些自然属性和特征；即便是动物所具的文化属性，也是通过其自然属性引申而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考察早期志怪小说中狐人格化的途径，就会发现，中国一部分狐怪故事是沿着一条特殊的规道发展的，它们承载了其他文化区域所不具备的文化属性。

仔细阅读六朝志怪中的狐怪故事，就会发现：首先，六朝志怪对於狐怪故事和狸怪故事具有较为严格的区分。狐和狸原本不是一种动物。狸，兽名，哺乳动物，似狐而小，身肥而短。《尔雅》〈释兽〉载：“狸、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迹内。”[4]《说文》九篇下“豸部”则说：“狸，伏兽，似貙。”[5]在六朝几部重要的志怪中，《列异传》、《甄异传》中均为狸怪故事、《幽明录》中绝大部分是狸怪故事；《搜神记》狸、狐并有，以狸为多；《搜神後记》则均为狐怪故事。这似乎与小说作者的宗教倾向存在着某种关系，如虔诚信仰佛教的刘义庆等就尽可能避免记录狐怪故事，而《搜神记》、《搜神後记》的作者似乎不存在这种避忌，《搜神後记》的作者更是乐意搜集这类轶闻。

如果我们撇开狸怪故事，专门来看狐怪故事的话，就会发现，狐幻化为人的最常见的形象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为博学多才之书生。代表作有《搜神记》卷十八中的张华伏狐故事，大略说：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於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经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摘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6]另外如《搜神记》卷十八载：“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塚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7]这种形象在唐朝志怪中依然存在，如《宣室志》卷十“尹瑗”条，说是有白衣丈夫，敏辩纵横，词意典雅。後饮酒大醉，化为一老狐。[8]

第二类形象是诱人妻女之汉。此种观念产生较早，大约作於东汉初年的《焦氏易林》中，已经有老狐迷惑妇女之记载。此书卷三〈睽〉之〈升〉说：“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西或东，大华易诱。”[9]同卷〈萃〉之〈既济〉说：“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10]魏晋之时，此类传说转盛。《搜神後记》卷九载：“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见。岗顶有一塚，是古时穽，见一老狐蹲塚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人女名。已经姦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11]。”类似故事在唐朝志怪也有记载，如《广异记》“刘甲”条载河北某地美貌妇女经常失踪，刘甲发古坟搜寻到一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馀辈，持声乐，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12]

第三类形象是劫掠行人之歹徒。《搜神记》卷十八载：“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眝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13]。”此类形象在后期出现较少。

第四类是美丽诱人之女子。代表性作品如《搜神记》卷十八“王灵孝”条，说後汉建安中，王灵孝为狐所惑而出逃，後於空塚中被发现：

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馀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来时，於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14]

此类形象在六朝志怪中并不常见，但在唐代志怪与传奇中则比比皆是。如《广异记》“上官冀”条，说是“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上官冀之子见而悦之，遂成欢狎，自是夜夜常来。後家人密在食物中下毒，此女一啖之後，化成老狐。[15]

第五类是预测吉凶之术士。《搜神记》卷三：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大愕惧，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免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16]

第9篇：湖湘文化范文

论文关键词：黑人英语，黑人文化，主流文化

 

一、黑人英语

黑人英语是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出现时间不长却已成为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语言种类之一。刚开始黑人英语只是一种皮欣语，即洋泾浜语，后来发展成一种克里奥语，即混合语，现在已经演化成一种通用语，世界范围内的使用者数以百万计。尽管如此，洋泾浜的特征十分明显。

BenjaminFranklin在《告赴美人士书》（“Informationto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中记录了这样的话“Boccarorra [a form of buckra ‘white man’] make de Black Man workee,make de Horse workee, make de Ox workee, made ebery thing workee; only de Hog.He, de Hog, no workee; he eat, he drink, he walk about, he go to sleep when heplease, he libb like a gentleman.”（“白人叫黑人干活，叫马干活，叫牛干活，叫什么都干活。猪他不干活，他吃，他喝，他走来走去，他想睡就睡，他活得像个绅士。”）(Franklin,1905-07:606)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黑人英语区别于标准英语的一些特点。这种语言不仅有独特的词汇、动词时态的用法、还有特殊的发音特点，以及其他一些容易辨识的模式。

黑人英语的词汇经常借用其他种类的英语，尤其是南方方言。但是两者有一些明显的区别。黑人英语有一些词汇源于西非语言，如“dig”出自沃洛夫语“d?gg”或 “d?gga”，意思是明白、欣赏。还有一个例子是“bad-mouth”转借自曼丁哥语。（Smitherman, 2000:79）

黑人英语还有一些词是标准英语中没有的或者和标准英语中的常用含义差别很大。比如在黑人英语中有一些词专门用指白人，如用gray来作为修饰白人的形容词，这个典故很可能出自内战时联邦军队的军服是灰色的。黑人英语中很多词汇和短语也丰富了标准英语的词汇，比如chill out, main squeeze, soul, funky, and threads。（Smitherman, 2000:80）

黑人英语有着虽不完整但是特点鲜明的拼写体系。和黑人英语的发音相符，以“er”结尾的词常被“a”所替代。所以，“nigger” 就变成了 “nigga”, “player” 变成了 “playa”。类似的还有用“a”来代替一些结尾并不是“er”的词。如在非正式谈话时用“gonna”代替“going to”，“wanna”, “sorta” and “kinda”都是同样的情况。

二、黑人英语的发展

美国黑人英语是语言混合的产物。历史上黑人英语最初是因为从非洲大陆来的奴隶为了相互沟通而产生的一种通用语言。同样的遭遇使黑人奴隶有相互交流的渴望主流文化，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他们开始使用一种他们自己共同的语言，这是混合语如何产生的经过。

当一种语言尚且处在洋泾浜的阶段时是不稳定的，但是经过下一代的人把它作为母语来使用，就会作为克里奥语渐渐固定下来。而且随着使用语言群体的发展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克里奥语的使用群体会倾向于让他们的语言和标准英语靠近，这个过程就是“去克里奥尔化”。虽然黑人英语同样经历了“去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此有些学者仍然认为黑人英语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有缺陷的英语。这是一种语言偏见，事实上是所有语言，即便是某些洋泾浜或者混合语也具有自己完整的构架和语言的功能。简而言之，黑人英语是一种克里奥语，而且它是一种已经过相当程度去克里奥尔化的高级混合语言。

但在最终获得自由后，美国黑人亟需学习英语以便融入美国社会，这样才能得到工作和与人交流的机会。但在种植园地区，混合语的“去克里奥尔化”过程相对更加缓慢。因为在那里大批的奴隶生活在一起，过着相对独立的生活，他们对奴隶主造成的影响几乎和奴隶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一样大。到了内战时期，南方几个州所持的语言被人与“黑人方言”联系起来。(Dillard,1972:73-138)

虽然语言学家认为黑人英语和其他方言一样具有统一的内部逻辑，可以表达思想用以交流，并无所谓的缺陷，但是非专业人士大部分对此持负面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语言不符合标准，而且是无知和懒惰的标志。也许是这个原因，大部分美国黑人除了会说黑人英语外都能说不同程度的标准英语免费论文。一般来说，社会地位越高，社会经济状况越好的美国黑人使用黑人英语的程度就越低。这就形成了美国黑人群体的“双社会方言”（diaglossia）状态。但是，随着黑人权力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黑人逐渐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也更加自信。黑人英语成为了种族团结的坚强纽带，渐渐成为一种超越地区，甚至超越国界的，以种族为基础的英语种类。

三、黑人英语和主流文化

黑人英语对白人主流文化影响最大的载体就是黑人音乐。黑人音乐是美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根植于奴隶和南方广大种植园地区的背景下。蓝调音乐和黑人灵歌源于黑人奴隶在种植园里劳动时即兴演唱的“田间号子”。二十世纪前半叶，大批黑人移居美国北部州地区的城市中心，这使得黑人音乐在城市传播开来。蓝调音乐渐渐发展成爵士乐，和黑人灵歌混合后又产生了索尔乐（亦称灵歌）。

当代的黑人文化和黑人音乐的发展源于黑人自己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永不枯竭的养分。黑人英语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压制，所以其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敌视对抗情绪也不难理解。为了表明自己的种族身份，美国黑人有意识地发展出一种和标准英语或多或少不同的语言系统。今天的黑人音乐中使用的语言虽然未被传统主流所接受欣赏。但是，它无疑填补了主流文化中的一些空白，因此对不同种族背景的年轻人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慢慢融入主流文化。

即便是用来表达“好”这样的一种简单意思，标准英语也受到了黑人英语的巨大影响。刘锦明等人在美国俄勒冈州Molalla, Eugene以及Mc Minnville三地, 对60名美国大中小学生作了一个书面调查, 要求他们列出各自年龄层中用来表达同意、赞扬以及喝彩的单词。共收集23个单词，其中标准英语7个，俚语16个，其中awesome, neat, cool, hot,tubular, vicious均由黑人英语渗透而来，其中cool的使用率最高。(刘锦明，1996:47)。

黑人英语中的短语和谚语非常的形象而生活化，表达力十足。比如“The blacker the berry, the sweeter the juice”（梅子越黑，梅汁越甜），还有“speak softly andcarry a big stick”（手持大棒，柔声说话），这个表达方式被Theodore Roosevelt在其著名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中引用。(Hendrickson,1987:135)分析黑人英语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主流文化，从局部看，由于黑人在美国南部各州长期聚居且人口众多，故这种影响在美国南方持久全面而深入；在全美国范围内，黑人英语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词汇上，特别是从黑人占优势的娱乐圈里流传出来的时髦词, 对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口语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结语

归根结底，美国黑人英语是美国黑人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美国黑人文化指的是美国黑人对美国文化所做的自己的贡献。黑人文化根植于黑人的历史经历，不仅独特而且对美国文化影响巨大。

美国黑人文化的根在非洲，虽然奴隶的身份极大的限制了美国黑人保持自己传统和信仰的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入到白人文化中，其最终结果是产生了黑人文化这样独特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现象，而且黑人文化也不仅对美国主流文化，对世界上其他文化也有着持续不断的深远影响。

在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文化开始繁盛，我们可以在音乐、艺术、文学和其他领域中发现其独特传统的存在和大胆地革新。很多年以来，因为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黑人文化都和美国主流文化隔绝，独自发展。事过境迁，今日黑人文化早已成为美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个体特性。

黑人英语是生存的必须和适应世界残酷现实的产物。从最开始的洋泾浜英语，到混合英语再到去克里奥尔化，黑人英语经历了化蛹成蝶的蜕变。时至今日，黑人英语充满了生命力和生动的表达力，因此随处可见其身影。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现象，这体现了人类的宽容，希望和种族平等。因为没有一种语言是“劣等语言”，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值得学习研究和欣赏。

参考文献

［1］Dillard, J. L. Black English: Its History andUsage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York: Random House, 1972.

［2］Franklin, Benjamin.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Franklin, 10 vols［M］. Ed.Albert Henry Smyth.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05-07.

［3］Hendrickson, Robert. American talk, -- thewords and ways of American dialects［M］.NewYork: Penguin, 1987.

［4］Rickford, John R.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English: Features, Evolution,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M］.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9.

［5］Smitherman, Geneva. Talkin and Testifin: the Languageof Black America［M］.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Smitherman, Geneva. Black Talk: Words andPhrases from the Hood to the Amen Corner (revised ed.)［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0.

［7］刘锦明.黑人英语对标准英语的影响--从cool谈起［J］. 现代外语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