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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实体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战略关键,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实体经济现状仍不容乐观,还存在不少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在这形势下,研究主要税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做实证之前,有必要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各个学者在对实体经济进行实证研究时使用的指标也不相同。我国工业增加值作为实体经济变量。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式,其涵盖行业比虚拟经济要大得多,因此从实证角度出发,必须先定义虚拟经济,继而反向界定实体经济范畴。最早提出虚拟资本这一概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划分开来,并描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从马克思的定义出发,不能单纯地划分哪些行业属于实体经济,哪些不属于实体经济,而是要看其对应的具体经济行为是否属于实体经济过程。也就是看,这一经济行为产生的经济增值是否创造了价值,是否属于实体增值。所谓实体增值,是指商品或者服务在流通过程中因实际需要产生的内在增值;与之相对的虚拟增值则是指以商品为载体进行的纯资本流通,从而导致商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扬的“增值”,其实质就是资本的自我增值。
二、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很多税种都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才开始征收的,所以样本选取从1995年到2013年19年间的数据,分别包括实体经济(RGDP)、企业所得税(EIT)、个人所得税(PIT)、增值税(VAT)、营业税(YYT)和消费税(XFT)的数据。其中,实体经济由国内生产总值减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金融业是典型的虚拟经济,而房地产业既有实体经济成分,又有虚拟经济成分,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房地产业增加值不包括建筑施工活动,也不计算建筑施工创造的增加值,剩下的就是纯粹的虚拟经济成分。而一些年份对农产品等实体物质进行的炒作也算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数据无法获取,且相对而言数额较小,可以忽略不计。2013年的税收数据来自财政部网站的财政数据,国内生产总值、金融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数据则来自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1995年到2013年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曲线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曲线,增值税增长率、营业税增长率和消费税增长率整体而言,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曲线非常贴近,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率上升或者下降的年份与实体经济完全一致,增长速度也十分接近,这与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十分吻合。消费税增长率在2009年突然提高,这主要是由于2009年实行了燃油费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率曲线一开始波动较大,后来逐渐趋于平稳并贴近实体经济的增长率曲线,其中由于2011年基于结构性减税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在2011年出现负增长。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减少模型变量间的波动性,消除异方差,以及得出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由于变量样本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出现伪回归现象,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首先通过AIC准则确认各变量的滞后阶数,再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各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可见Lnrgdp与LNEIT、LNPIT、LNVAT、LNYYT、LNXFT均是二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三)方程的回归估计与协整检验
利用OLS法(最小二乘法)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由于所求得的回归方程的DW值都小于dL=1.08(N=19,K=2,取显著性水平α为5%时),说明回归模型存在一阶正自相关。
(四)Grange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用于分析两个变量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在前文实证研究中可以得出,RGDP、EIT、PIT、VAT、YYT和XFT在二阶差分下是平稳序列,且调整后的回归模型的残差RESID通过了ADF检验,是平稳序列,满足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从调整后的回归模型,可以得出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1%时,实体经济总量增加0.113899%;个人所得税收入增加1%时,实体经济总量增加0.727112%;增值税收入增加1%时,实体经济总量增加0.635711%;消费税收入增加1%时,实体经济总量减少0.008897%;营业税收入增加1%时,实体经济总量增加0.764757%。在所得税方面,个人所得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企业所得税大,因此应该更加注重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在流转税方面,营业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增值税,而消费税的影响为负。营业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增值税大的原因,可能在于虚拟经济组成成分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大多缴纳营业税,营业税通过影响虚拟经济,加大了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消费税的影响为负,但其回归系数很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明显,这说明目前我国消费税不够完善,一方面是消费税税收收入太少,无法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太过狭窄,没有从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资源配置方面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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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罗纳德科斯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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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量传导机制
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
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极具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全面加强
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2.3对能源金融体系要不断健全并完善
首先要改革国内石油价格定价机制,使其更趋于合理化。发展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其关键是要放开市场。加强石油金融工具创新,建立石油银行、石油外汇储备、设立石油基金。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
2.4大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1.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对人的重视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程广云认为,“知识既具有经济价值,又具有社会、人文价值。”[1]知识经济突出了知识的经济价值,最终突出了人的价值。任何经济形态都对人有知识要求,但只有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新知识之上。知识终究要人来生产和使用,不能超越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刺激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包括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它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创造能力。这样对知识的重视就转化成了对人才的重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率先把劳动者创造力的培养放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我国也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2.知识经济引导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大。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智力的发展要求大规模的投入。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各国对人力资源的教育投资在逐年加大。1997年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曾宣布,“首要”的事情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与此同时,教育费成为劳动力价值的主体。马克思时代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时以体力劳动者居多,于是“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2]174而到了知识经济阶段,劳动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劳动者的主要收入(也就是劳动力价值)是为了使自身和子女接受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及子女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
二、知识是唯物史观的有机构成
1.知识的客观性。知识属于意识,但又不是一般的意识,不是人的想象、欲望、梦幻和意志,而是对实际的真实反映,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意识。也就是说,知识不是“知而不行”,而是“知行合一”。知识的典范是科学,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更不是一般知识,而是客观的知识。其客观性表现为经过实验证明,至少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当然,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已经终结。因此,当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对唯物史观的颠覆,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前提下,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
2.劳动与知识。作为劳动要素的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一个医师和一个教师的区别,不是体力,而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上,体力的发展并不明显。除了人,劳动的要素包括工具和技能、对象和产品。恩格斯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4]379工具的本质是知识,而且历史越发展,所需知识越复杂。劳动技能则是知识运用于实践而获得的内在于人的成果。人的劳动对象不同于动物的劳动对象,它的具体范围以及用途完全由知识决定。知识的每次更新,都会有新的资源走进人类的视野,或者是旧的资源获得新的意义。至于产品,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178马克思曾经把劳动概括为“自由自觉(有意识的)的活动”。人们往往只注意这句话是马克思关于类特性的表述,而不注意上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劳动是生命活动),“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因为生产劳动是类生活,所以生产劳动的特性就是类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类特性就是劳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46因此,劳动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的发展,就是知识的发展,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智慧的凝结。
3.知识与生产力。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确立,生产力向知识的回归成了必然。科技都是知识,第一生产力也就成了知识。这是根据已有的共识,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论点。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的基础,而科技是生产力的基础,这样,科技就成了历史的基础。而科技的形态是知识,这样,知识就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在英文中,生产力是Productivity,指生产效率,中文却用了“力”字。这样翻译显然会引导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想到力学,而力学Mechanics就是机械论(Mechanism)的典范。受此影响,我们曾经把生产力局限于人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机械性的工具和设备,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机械唯物主义吗?在此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恐怕不是彻底的唯物史观,而是机械论的唯物史观。相反,把生产力理解为知识,固然有警惕唯心主义的必要,但是实实在在符合能动的唯物主义。
4.文明与历史。知识即文明。人类历史可以叫做文明史,人类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物质文明即是生产力。文明不仅推动了器物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原始人对应的是石器,奴隶主对应的是青铜器,封建主对应的是铁器,而资产阶级是蒸汽机的产物。具体到个人,爱迪生的几千项发明成就了通用电气公司,视窗操作系统帮助比尔·盖茨成就了世界首富的地位。现代科技创造了资本家,也改变了社会,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说,“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5]27而“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5]17生产力和经济是基础,但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是相对独立的文明,二者不能简单化或还原为生产力,生产力的变革也不能自动转化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不仅是利益格局,更重要的是文明和智慧。生产关系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在古代,生产力简单,相应地生产关系也简单,促使人们把二者混淆,或者把生产关系还原为生产力。而当代,生产力那么复杂,生产关系相应地转向复杂。例如宏观调控、财税政策、社会保障、比较优势、国民待遇,等等,无不是生产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说明我们党已经肯定上层建筑本身是一种文明。过去我们把政治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现在肯定了民主、法治、人权,说明政治本身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三、结语
唯物史观的唯物特性主要表现是把生产力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把知识引入唯物史观中并不是要改变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解,所要做的只是深化对社会结构各要素的认识,就是肯定生产力的知识属性,进一步肯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知识属性,这实际是在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共性。用知识和文明理解社会现象,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理解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文化自觉,这也是唯物史观旨归所在。
但是,知识不是万能的,我们仍不能忽视人和物质仍然是文明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唯物特性还表现在承认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知识的创造者,而知识经济不是超越人,而是更加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才能。同样知识经济的出现,也完全没有改变物质的基础地位。作为知识经济的典范,知识产品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媒介。作为消费趋势的多媒体,恰恰表明现代经济对各种媒介的依赖,而不是相反。同样作为知识经济典范的虚拟制造,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传统工业,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料始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
另外,知识经济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的现实,资本家的个人财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积聚。凭借对知识的垄断,阶级剥削取得了新的形式,不平等的分工在国家之间加剧,体现为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把高污染低利润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说明知识经济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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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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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的形成和培养,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因此,反思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很有必要。企业文化虽然有精神因素,但绝不等同于企业精神。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更多停留于精神层面,注重文化的表象,忽略了企业文化的管理内涵。企业文化不是对社会文化的玩赏,而是要用适合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中国企业的整体水平还处于很低级的阶段,企业文化理论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指明了文化与管理结合的融合方向。
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些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1992年撰写的企业文化论文获得了四川省的二等奖。多少经历了企业文化从冷到热,又从热到冷的过程。在经济自由化、贸易全球化、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反思企业文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企业文化何尝又不是如此。现在女大十八变,回头来审视一下,当时对她的打扮得体吗?
许多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或涂脂或抹粉地打扮过“企业文化”这个“小姑娘”。各种各样的定义就多达180多种。魏杰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附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Edgar.H.Schein)则认为:“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我本人则更倾向于一种简单化的表述。即企业文化是长期凝结在企业内部,共同自觉遵守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一些英文原文如此描述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 refers to a company’s values,beliefs,business principles, traditions, ways of operating, and internal work environment.)。
20世纪80年代,从威廉·大内、特雷斯·迪尔到艾兰·肯尼迪,他们都观察到了日本企业异于西方企业的崛起。如丰田公司“三位一体”的理念支撑着TOYOTA成为了世界性的汽车公司。令人惊奇的是,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认这种差异背后的东西,是一场足以颠覆传统理论的管理革命!人们的视线已经从“经济人”、“机器人”的转向了“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文化的理念开始与各种先进的管理理论融合,已经使管理重点从内部管理转向战略管理,从单一管理走向综合管理。
明白了企业文化的基础概念,还不见得懂得它对构建企业百年基业的重要意义。沙因将组织文化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人工制品(Artifacts)。人工制品是那些外显的文化产品,能够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如制服),但却不易被理解。
2.信仰与价值(Espoused Values)。藏于人工制品之下的便是组织的“信仰与价值”,它们是组织的战略、目标和哲学。
3.基本隐性假设与价值(Basic Assumptions and Values)。组织文化的核心或精华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规范等,由于它们大部分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所以很难被观察到。然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理解每一个具体组织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这些基本隐性假设存在于人们的自然属性、人际关系与活动、现实与事实之中。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文化的形成和培养,最终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它是一个优秀企业区别其它企业的无法模仿和复制的主要标识,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逻辑思维和实证主义的优势,西方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迅速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一大批欧美企业迅速调整思路,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西方企业文化。
或许角色的转换,差异的弱化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企业,你开始发现聚焦变得模糊了。一些世界一流企业兼备了东西方文化混合特征,已经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如韩国的三星,其文化理念中既强调企业及员工的社会责任,又非常重视开放思维和创造力。三星2007年公司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超过它的老师——日本索尼公司。我无意比较两家公司企业文化的优劣,但三星公司企业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西方和东方、文化和管理的融合,我相信是经济全球化、文化综合化的必然趋势。
历史的回顾,不仅仅是知识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企业文化产生的背景、动机和趋势,重新构建新经济时代下的中国企业文化。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国外很多好东西拿到中国就走样了,不灵了。企业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现实,又一次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一直有人认为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例证是铁人精神和鞍钢宪法。但我想说,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准确的定义应该归并于企业精神范畴,与当今之企业文化理念是不能等同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现代企业基本没有出现过企业文化。
90年代初,企业文化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各地掀起了企业文化的建设,大多数企业都跟风提炼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但最后基本都演变成了一种企业的文化运动。当时我代表企业参加了四川泸州的一次企业文化研讨会,一些豪言壮语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压力变动力”(一家当地制造液压产品的企业精神)。而今,绝大多数企业基本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种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实在是苍白得很。
贴标语、喊口号、统一服装、统一标志,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的做法。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至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企业文化热基本退烧。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和病急乱投医。这种肤浅其实也是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通病。
我们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表象,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内涵。符号是本,观念才是源。而观念则是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观点、原则和方式,它深深扎根于员工心中,并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一个高喊创新,实际上却有错必纠的文化氛围怎么可能实现新产品研发?一个等级森严、行政命令一统天下的企业怎么可能实现资源要素的正常流动?
有不少人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使企业文化脱离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脱离了企业管理本身。在一段时间,中国很多事情都与文化挂上了勾,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现象。什么酒文化、舞文化、苹果文化、狗文化、三寸金莲文化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要塑造企业精神。过多地将企业文化停留在精神层面,而脱离了实体组织。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能脱离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而存在,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契合组织的基本使命——盈利性。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价值观是贯穿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并与企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否则,只能称之为精神的异化。它的泛滥和空洞曾经主宰了中国企业相当长一段时间。
前面我曾经提到了文化的融合。但融合绝不等于简单相加,一定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文化的批判性创新,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尽管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因素很多,如重视感情、强调稳重,但缺乏创新,依赖关系的文化特征却将我们的社会资本发展的空间变小。很多津津乐道于“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企业,在跨地区、跨国时被压缩、被击败就在所难免。这样的例子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看到。
所以要区分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能简单而为之。企业文化不是对社会文化的玩赏,而是要用适合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为股东、为社会创造价值。
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被公认为世界奇迹。萧灼基教授预计还将保持8%~10%的增长率。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水平。而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与西方社会工业化后期相联系的,它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管理模式,它需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整合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因此,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阶段,结合战略分析和设计,提炼出独特的足以支撑企业所有行动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是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我们的管理还停留于比较粗放,比较原始的阶段。管理科学和经济原理的许多知识,例如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管理、等许多内容需要恶补。而蓝海战略、战略地图、六西格玛、长尾理论等又已经在西方风起云涌。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从“经济人”阶段发育成熟,怎么可能在企业的核心层面寻求文化的因素呢?因此,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看企业文化。
我国高职院校的景观设计专业发展迅速,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高职景观设计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较强综合实践能力,能适应社会和行业的操作实践型人才。然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院校培养的人才无法直接面向企业,实训练习也只能在校内或室内完成(如图1),这样的结果只能加大景观设计教学和社会需求的矛盾,一方面是学生所学非所用,难以就业;另一方面是市场对设计人才需求庞大,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景观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因此,加强专业教学的实践性具有现实意义。
二、“工作室制”模式的背景与内涵
1919年在德国建立的包豪斯设计学院最早开创了“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社会实践、实际动手操作的有机结合。景观设计“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就是“现代学徒制”的集中体现,由专业骨干教师和企业设计技术人员为导师,以学生为主体,工作室和项目做依托,以“准就业”的形式在工作室完成实际工程引导下的设计与施工。“工作室制”教学模式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形成专业与需求、课程与职业标准、教学与生产的“三对接”,其目的是促进高职景观设计教学与就业的自然衔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就业能力。
三、“工作室制”教学模式探索
(一)工作室的形成
从工作室的机制及组成就可看出其有别于传统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社会和行业的资源,调动教师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项目的考察、设计到施工,拥有更多的自和更广泛的实践教学面,将传统的平行教学班级转换为灵活的工作室模式,自主选择后的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工作室采取“导师负责制”,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根据不同的导师,每个工作室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和风格特点(如图2)。每个工作室配置15名左右的学生,工作室必须配备一家及一家以上的设计公司或相关企业作为依托,并加入多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工作室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工作室制”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将景观设计与景观工程技术有机结合,将在施工现场实践理论内容,使学生在进行部分专业理论学习后,直接参与实施项目,接受职业素质教育,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态度,体现教育过程的实践性和职业性。
(二)师资力量
“工作室制”教学模式重视的是实际参与工作的能力。因此,能够担任工作室导师的必须具备丰富的景观设计理论知识、实战操作经验以及优秀的综合职业素质。“工作室制”教学模式意味着每位导师不是仅仅担任课程的教学,而是要全面负责指导实际项目的设计课题与施工操作。因此,工作室的主要负责导师必须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及综合化的知识与实践能力,具备“双师”素质,另外,企业的设计骨干精英作为兼职教师能够给工作室带来行业内新鲜设计理念及最近的法律法规等。
(三)管理模式
“工作室制”教学模式不同于以往的教学,在施工现场进行教学与指导,边做边学,打破了教室和施工现场的界限。基于这样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也要革新,在院系领导的指挥下,景观设计工作室的相关导师负责所有学生的教学组织安排及常规的管理。“工作室制”教学模式为导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与发展的教育教学环境,景观工作室的导师必须与企业合作制订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实行“工作室制”教学模式相当于兴趣小组式教学,人员保持相同的兴趣与专业方向,师生之间的关系已转换为师徒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模式让导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有利于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沟通。学生在参与导师与企业的实际项目的同时,双方以同事的身份开展工作,逐步积累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并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
四、结语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管理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对内,区域文化拥有共性;对外,则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则是弘扬昨天的文化。江苏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传统,江苏凭借着沿海、沿江、沿湖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凭借其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中,英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做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是一宗通过习得的行为规则所形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可能是起源于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的能力。虽然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识,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等多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内容不加价是包括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有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等促进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不同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以及频度也存在不同,同时不同地方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处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却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与风土人情,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部分地理区域中出现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处于这个地理区域中的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致性,而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在在某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综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进行了反映,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殊,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存在有区别。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相互约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不加价是相互促进的,同时还是相互约束的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都是人为了维持与繁衍自身生产所必须要具备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出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一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不是很大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表现出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奇迹”与“欠发达”的现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难以带来先进的经济,同样滞后的经济也难以产生先进的文化意识。
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行支撑,同时也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并促进了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的产生。区域经济的高低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推动或者制约的作用。优秀的区域文化能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振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够被小觑。文化与精神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能够对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影响,甚至是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区域文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得我们在竞争、追求物质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认同产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则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紧紧的把握住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能够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使得市场经济在利润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党的以来,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苏南在改革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开办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取得骄人成绩。“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以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为主体,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江苏区域经济的快速、正确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间经济的融合产生影响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因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观念,并且有着相当强烈的地域性。这就使得区域文化可以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不能够使得处于这种文化氛围内的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其影响,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样就会使得区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得到改变,因此可以长时间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因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会使得其对外界的美好事物产生一定的抵制,会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人都习惯于用区域内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区域文化与客体文化在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华,或者是仅仅从自身的主观思想上去选择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接纳,为我所用。江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长期收到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够做到对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
(三)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改革开放以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有着相当明显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中的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市处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苏北几个市当前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十二五计划中,江苏省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时,江苏省计划到2015年时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其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茂林.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模式的影响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