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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能力;社会保障;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F8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11-03
理论界通常是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是财政制度,而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部分,也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是政府职能的重要部分,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一、辽宁省财政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81年的146.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 165.3亿元,26年内增长了14.8倍(见表1)。从国内看,2007年辽宁省的财政状况在全国排第七位。而且通过与国内部分省、自治区相比较(见表2)可以看出,辽宁省的GDP尽管不是最高,但人均财政收入比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还略低483.2元,但在这五省、自治区中,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为23.1%,比广东省还要高5.2个百分点,比GDP差不多的河北省高8.1个百分点,与同为东北地区也是重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相比,高出了7.2个百分点。从以上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辽宁省的财政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
二、辽宁省社会保障需求状况
社会保障的需求可以从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保障需求、养老和医疗保障需求、残疾人保障需求等几个方面大致计算出来。
1.辽宁省贫困人口状况。据民政局统计,到2007年全省城镇低保人口约154.6万,辽宁省当年城市低保平均标准191元/月,农村低保人口约为46.1万,农村为1 000元/年,①全省所需保障资金约40亿元,而这些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
2.辽宁省失业人口状况。由于辽宁省是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多,伴随着国企改革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到2002年累计已有200多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44.5万人,失业率为4.4%,与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差不多(当年全国的失业率为4.0%)。2007年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为约622.1万人,领取人数约为19.6万人。缴纳失业保险金10年以上(含10年)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是462元/月,①按这一标准,2007年的失业保险金支出就需约10.9亿元。虽然其中有企业缴纳的保险金,考虑到过去没有失业保险积累,相当部分的保险资金要由财政负担。
3.辽宁省养老、医疗保险状况。2007年末,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 299.7万人,其中在职职工891.6万人,离退休人员825.8万人,基金收入约352.0亿元,需支出约425.9亿元,存在约73.9亿元的资金缺口。基本医疗参保人数为1 087.8万人,基金收入约112.7亿元,基金支出需约84.2亿元,结余约28.5亿元。另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为1 511万人,补贴标准为50元/年,每年约需7 555万元。这三项每年共需资金约510.9亿元。
4.辽宁省残疾人状况。残疾人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对象之一。辽宁省残疾人人口数在公开文献资料上未查到,但从国际上来看,一般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5%~8%。2007年辽宁省的总人口为4 298,我们取5%的标准,残疾人口约为214.9万,按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标准191元/月来计算,仅2007年就需保障资金约41.0亿元。
仅以上各项支出就约需保障资金631.3亿元,再加上没有列出的残疾人补贴等其他需保障项目2007年的社会保障需求超出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当年社保支出为469.6亿元)161.7亿元。
三、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状况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反映出在既定的社会保障需求状况下,财政资金实际上满足需求的多大份额,从而可以比较出财政能力的状况。
1.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状况。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表3可以看出2003―2007年的状况:
(1)财政支出方面:在这五年间,辽宁省财政支出是逐年上升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在2007年增长迅速,是2006年的2.3倍,比2003年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29%。(2)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辽宁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辽宁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随着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0%,但其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支出的速度,而且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3)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方面:人均社会保障支出逐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辽宁省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从2003年的441.2元增长到2007年1 109.7元,增长了2.5倍。
2.辽宁省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状况。从表4可以看出,在2003―2007年间,辽宁省社会保障的分项支出,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逐年上升而上升。在2003―2006年,社会保障支出构成包括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2007年社会保障支出构成包括卫生经费与社会保障和就业,其中卫生经费比上年增长52%,社会保障和就业比上年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之和增长了59%。可见,社会保障支出各项在2007年增长迅速。
四、辽宁省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的适应性状况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是“此增彼减”的关系,即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下降。但伴随着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辽宁省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也是居高不下的。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2007年一般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项是最多的,占23%,比上年增长了24.8%;而同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医疗卫生项占3.8%,却比上年增长了43.9%,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项目,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
从全国来看,据中国统计局统计,2007年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额为7 437.1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4.9%,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572.1元。而辽宁省同年的社会保障支出额为469.6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3.3%,比全国的低1.5%,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 109.7元,是全国的1.94倍。
为了更好地分析辽宁省财政能力与社会保障的适应性状况,选取GDP最高的广东省、与辽宁省GDP差不多的河北省、同是东北三省且也是重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及地处西部的与之进行比较。(见表6)在五省区中,尽管辽宁省在财政收支上没有排在第一位,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比财政状况最好的广东省还多出了453 320万元,排在第一位,而且占财政支出比重也是最高的,为13.3%,比河南省高了3.1%,比同是东北三省的黑龙江省高了1.7%。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最高的是,可能是因为当地的人数少,才使得人均值高,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最高的辽宁省还高了104.0元。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省、黑龙江省由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所以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比较大,而像广东省这样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财政社会保障负担比较轻。
五、结论
通过对辽宁省财政能力和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尽管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以及人均社会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相对于全省的社会保障需求来讲,还是相差不少,这也就是说,辽宁省现阶段的财政能力与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可以通过调整公共财政投入结构,适当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以适应社会保障需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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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6月16日,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吴新雄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6月26日,市效能办下发了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通知(宜市效能办字[20xx]16号)。为传达贯彻落实好吴省长的讲话精神,我区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吴新雄省长在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精神;听取了区效能办关于前阶段全区机关效能建设的情况汇报;区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江胜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上研究部署了全区下一阶段的机关效能建设工作。
二、召开了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市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吴省长讲话精神的通知以及领导小组会议的内容,同时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吴新雄省长在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精神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回去后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学习讲话内容,贯彻落实好吴新雄省长和江胜文区长的讲话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写好汇报材料上交区效能办。
三、下一步机关效能建设的工作措施。
1、加强效能督查力度。为贯彻落实好吴省长的讲话精神,全面了解我区效能建设的进展情况,以年初成立的四个督查小组为主要工作人员,对全区各单位、各部门的效能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督查。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查岗与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各部门执行上级文件要求的落实情况、市纪委“六条禁令”和区委“八个不准”的情况进行督查,监督区级单位效能工作。认真执行好省、市效能办的工作要求,保持与省、市效能办工作步伐的一致,同时创新自己的工作特色,尽量做出一两件特色工作。加强对各单位、各部门效能工作的指导督察工作,使效能活动的目标要求传达到位。
2、认真办理效能投诉,切实解决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健全“投诉有门、办理有效、结果透明、督查到位”的效能投诉工作机制。加强行政投诉中心建设,规范运作,建立重要投诉件跟踪回访和“一诉一整改”制度,不断提高投诉件办理质量。加强投诉网络建设,拓宽投诉渠道。建立效能投诉综合分析制度,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健全效能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效能建设有关规定,不认真履行职责、效能低下的人和事,及时给予效能告诫。建立健全主动服务企业和接受企业诉求机制,着力解决各级部门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3、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加强对办事行为的监督制约。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监督保障措施,努力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进一步拓宽政务公开的渠道,完善新闻制度,建立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制度;加强网站建设,规范政务公开网页的设置,充分发挥政府公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在政务公开中的作用。
在全国两会上,贵州今年依然抢眼,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引领话题、传播形象、集聚力量的“贵州时间”。
筑梦小康、智慧美丽、持续向好的贵州,益加鲜亮、丰满地呈现在全国两会平台上,持续发挥了凝聚正能量、放大社会影响、促进资源集聚的作用。
《易经》有云:生生之谓易。在变与不变之中,全国视野下的“贵州时间”珍贵、深刻。
以前贵州的惊艳多少令一些记者意外,如今却有着一种“本来如此”的平静,并早早预留了时段、版面
2014年3月6日上午的贵州代表团团组开放日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等54家境内外媒体,120余名记者到场采访。上午九点不到,记者们就早早到场,抢占摄影和发问的有利位置,网络新媒体做好了全程直播的准备。
这个阵仗,相当于去年在人民大会堂梅地亚中心举行的贵州代表团专场记者会。而今年,只是全国各省每个代表团都有,在代表团驻地举行的一个常规安排,贵州却好像“把金色大厅搬到了驻地”。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说,贵州与北京携手打造大数据产业是她关注的重点,报社安排她争取采访到贵州省委书记或省长形成整版报道。但她了解下来,觉得困难不小,因为今年中央电视台“小丫跑两会”栏目组也有这个打算,但是没有获得“档期”。
贵州周边省份的媒体也在贵州代表团“找新闻”。《四川日报》记者颜婧、重庆华龙网记者黄军说,会在各自媒体介绍贵州跨越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
据省委宣传部全国两会报道小组的资料统计,《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动态清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传播贵州好声音、展现贵州代表委员履职风采的新闻报道,每天平均在20条左右,形成了强大、立体的声势。
贵州本土媒体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贵州日报》对贵州基层少数民族代表、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的报道,地方特色突出,得到了的肯定;《当代贵州》推出的全国两会专辑《2013・当代贵州改革发展十大亮点》、《孔学堂愿景》等上会资料,成为代表、委员的热点话题材料和记者写稿材料,深受青睐;在全国36家上星综合频道中,贵州卫视全国两会传播指数仅居广东、湖南、江苏之后,异军突起位列第四。
“正如陈敏尔省长指出的那样,贵州具有高质量的新闻资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谢念说,今年虽然没有组织专场记者会这样的大型活动,但各大媒体对贵州的报道力度有增无减,并且主动对接采访的多了,此前贵州的“惊艳”多少令一些记者意外,如今却有着一种“本来如此”的平静,并早早预留了时段、版面。
以前贵州的价值多少被外界有所忽视,如今却有着一种“恨识君晚”的紧迫,这是对贵州“以形象筑梦”智慧和定力的印证
一年前的3月2日,全国两会开幕前夕,贵州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面向全国优强民营企业的招商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眼光独到、语惊四座:若错过了30年前投资广东的机遇,那么今天就不能再错过投资贵州。
一年过去,“马云眼光”已然集束成团。
今年的3月1日,贵州与北京携手举行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上,各路“神仙”的云集,显示各方对贵州机遇的高度认同。
从产业的层面,除了电信、移动、联通“三巨头”王晓初、奚国华、常小兵在座,还有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和不辞辛劳从国外赶来的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以及微软、华为、浪潮、百度等企业的负责人。去年以来,信息产业“国”字头和“民”字头的领军企业,纷纷在贵州完成了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重要布局,“外”字头的也表达了投资意向。
从技术的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等推动了大数据产业落户贵州,并领衔一流团队与贵州达成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从政策的层面,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出场表态,对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考虑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的一些纪律规定,比如不许“跑部”,更可见国家部委对贵州的另眼相待――不能“跑部”,“部”却“跑”到贵州的产业推介会上。
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同样体现在其他方面。在3月2日召开的对口帮扶贵州恳谈会上,贵州的“价值”被强化,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以及上海市市长杨雄等发达城市主官表示,可以在贵州探索东西部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扶贫开发新路。
贵州为什么有魅力?本刊在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作了一个调查,对象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委机关领导、知名企业家、北京市民等,收集的情况显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及国发2号文件的政策红利、“两高”等交通大跨越后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以及贵州清晰的跨越发展路径抉择、在产业经贸等方面形成的“你助我发展,我助你发财”机制、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这种对贵州价值的发掘首先来自于接触。一些北京市民表示,天安门广场LED大屏幕播放的贵州形象片壮阔大气,还有一些市民在3月上旬举办的“生态贵州・美丽家园”摄影展上赞叹“贵州真美”。一些企业家是通过贵州组织的“走出去”经贸活动,从而开始在贵州投资创业。
外界对于贵州的由“不知道”到“有所知”进而“有认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贵州“以形象筑梦”的智慧和定力,是一种印证。
以前一些代表不会发言,害怕面对领导和媒体,主要还是心中无数、工作无法,现在这种情况真正变了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重要的“贵州时间”,也是最大的亮点和最大的喜事,是专程到贵州代表团参加审议。
3月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贵州厅,两小时44分钟的会议中,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提问,与发言的代表一一交流,会场气氛热烈。
代表贵州父老乡亲,向总书记说什么?展现代表们履职尽责风采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当然,这也是一种对功力的考验。赵克志、陈敏尔、郑强、束晓梅、王菁、王伟、夏庆丰、张加春、张国英等9位代表作了发言。
赵克志、陈敏尔发言时,插话达10次之多,分别在孔学堂建设、旅游业发展、生态建设、发达城市对口帮扶贵州等10个方面。
包克辛代表曾经在贵州工作过,他说,通过不时插话,以及赵克志、陈敏尔准确应答,说明贵州这些工作抓得早、抓得准、抓得实。
其他发言代表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分别就贵州引进人才、处理医患问题、高科技产业发展、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汇报取得的突破和存在的问题,不时插话回应,互动引来阵阵掌声。
严肃不掩活泼,会场上不时响起笑声。夏庆丰代表在发言一开始就说,我的名字里面有“庆丰”两个字,与总书记微服就餐的庆丰包子铺完全一样。幽默的插话,“这是你的专利,你要做庆丰包子,庆丰集团不能投诉你”。
来自基层的王菁代表发言时说,1957年,布依族妇女进京给唱了一首布依族民歌《好花红》,今天她要把这首歌献给,并与现场少数民族代表一起唱起了《好花红》。现场响起了贵州布依族美妙的歌声。
一、简述本年度的主要工作
(一)董事会工作良性运转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正确、科学的保障。一是探索公司治理机制,制定了《合同授权管理办法》;二是协调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关系,使之履职尽责、有效制衡、协调运转;三是组织召开了四届一次董事会和xx年度股东会,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告》、《xx年财务决算和xx年财务预算的议案》、《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行政管理,履行助手职能在董事长、总经理的指导下,完成了向陈xx省长、蒙启良和王江平副省长的汇报材料;编写了“百千万工程”汇报材料,并发送给发改委、经信委、省内多家媒体;组织编写了半年工作总结及向集团职能部门调研需要的各项汇报材料。
2、严格公司各类发文管理,按时审阅每期《安全生产调度会纪要》。
3、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管理公司印章,有效控制印章使用风险。
4、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的管理和使用由专人负责,做到了用途不清、权责不明不出门的管理。
5、收取上级部门各项公文,及时传达到相关单位,跟踪执行情况,有效发挥了公司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
6、合理有效地安排会议室,做好会前准备及会后总结,使各项会议能够有序、高效召开。
(三)基础管理,助推有序经营加强内部控制。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组织制订了《外协单位管理办法》、《零星工程管理办法》、《发票管理办法》等制度,《销售管理制度》在完善中。
2、加强基础管理考核。促进经营绩效提升。升级完善了《基础管理考评实施细则》,组织宣贯外协单位学习。每月召开一次基础管理考评会,并通报。
3、持续推进“6s管理”。规范了来宾停车位和车辆定置管理,及时查处通报违规停放,车辆停放更加有序。
(四)量化考核,强化结果导向
今年采取“3+x”的指标模式,将产量、消耗、利润指标与部门关键职责和年度主要工作相结合,与各二级单位签定目标任务分解责任书,每月召开一次目标量化考核会议,形成目标量化考核专题请示,并以此作为薪酬发放的依据。将“员工正能量”凝聚到公司目标上来,使员工与公司发展息息相关,促使企业与员工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完成xx年生产经营任务作出了积极地贡献。
(五)数据管理,服务领导决策
企业管理是数据管理。我们运用“大数据”理念,把企业运营的海量数据通过高速的采集、整理、分析、挖掘,从大容量的多样数据中经济地提取价值。建立了数据报表体系,每月向市统计局、工信局、集团企划部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并为各项汇报材料提供数据、图表及分析,用数据体现公司最真实的现状。
2、每日跟踪《物料投入产出对比表》,形成“到岗就算算”的工作模式。每周一将上周投入产出表发送给公司领导;每月更新《可控费用发生情况表》,帮助领导及时把握生产经营状态。
3、升级产量、供应、销售、物流等内部报表,设计企业运营数据报告、财务管理、销售统计分析、汇票管理工具,提升数据整理、分析、挖掘能力。
4、数据质量是企业实现卓越经营的一个重要保障。组织建立数据报告体系的培训,为形成真实、准确、完整的数据报告服务。
(六)信息管理,护航生产运营erp运行管理纳入基础管理考核,各模块运行良好;oa协同故障坚持24小时解决问题。(补充信息化内容)
2、视频监控系统是企业管理提升安全技防能力的内在需要,更是企业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战略共生耦合的载体。将视频设备完好率列入量化考核,并作为部门效能监察项目。视频维保费用比xx年下降了xxxxx元;视频设备维护分abc等级管理;视频完好率从85%升至98.04%,预计11月底视频完好率100%。成功实现了pc终端授权监控,也实现了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的转变,从“看得见”到“看得清”的升华。
(七)法律事务,规避潜在风险严格履行合同评审职责,将风险消弭于萌芽状态。
2、跟踪并反馈合同执行情况,为合同的续签及改签等提供建议,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3、负责牵头瓮马高速施工高度危险作业至高压线路断电导致的侵权纠纷起诉及起诉前调解工作,合理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
4、为推进合同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传递先进的合同管理理念,组织召开了两次合同管理例会,邀请外聘法律顾问对合同履行中存在的情况进行点评交流和案例分析,将“合同风险”列入“风控体系”重要内容。
(八)后勤保障,措施得力
后勤工作树立“保障有力、服务到位”的后勤工作理念,强化保障和服务两项任务,牢记安全和卫生两个重点。加强员工食堂管控
(1)每季度做一次食堂问卷调查,收集汇总员工意见,协调食堂不断改进膳食结构、变换花样、丰富菜品,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就餐需求。
(2)强化食堂主要食材质量控制,公司主导采购大米、油品,切实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热点、焦点问题。
(3)充份发挥摄像头的作用,食堂操作间视频监控后厨卫生,取食物处视频推进光盘行动。
(4)改善食堂卫生环境,清洗抽油烟机、粉刷食堂内墙、清洗窗帘等。
2、员工住宿
办公室统筹管理水、电费收缴,租赁合同签订和租赁费收缴,房产维护等日常工作,为广大员工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员工公寓已安排入住员工266人,租赁给盈德公司20间;阳光花园11套,22#楼7套公房租赁给内部员工。
二、存在问题 亟待提升
(一)团队缺少“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需推进导师制,加强人才培养。
(二) 员工“吃住行”三件事亟待加强,如员工食堂菜品质量、员工宿舍配套设施质量、交通车和公务车卫生等。
(三)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不够。应将企业运营(产供销、人财物等模块)的大量数据,适时采集、分析、挖掘、提取价值,最终形成真实、准确、完整的数据报告,洞见数据背后的商业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企业管理方面。一是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合规管理、风险管理、流程管理、缺陷管理等;二是提升精益生产、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团队建设等领域的管理水平;三是组织升级完善操作手册、检修规程;四是用好基础管理考核工具,促进企业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提升企业凝聚力;五是进一步加强目标量化分解考核,依据“集团考核指标”相应调整“公司共性考核指标”;六为发挥销售人员潜能,将市场开发部打造为公司的“创利中心”,需重新设计、签订考核责任书;七是助推公司加强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变现、数据报告管理工作,推进数据报告体系建设;八是协同完成十年顶层设计的煤化工发展规划;九是筹划引进战略投资,积极推进“混改”工作。
(二)法律事务方面。一是加强合同履约管理,建立大宗原料、备品备件供应商淘汰管理机制;二是认真贯彻《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用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定期报送年度报告并公示;三是规范和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为营造健康发展环境,维护企业形象,教育引导员工不得在网络媒体企业营销以外的商业信息。
(三)信息化管理方面。一是加速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深挖dcs、ems、erp等系统功能,助推两化融合;二是申报两化融合试点示范项目,争取政府资金支持;三是加快视频监控系统的第二期整合,提升安防、技防水平。
那场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是1949年以来中国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自然灾害。震后的恢复重建也是中国自然巨灾中规模空前、难度极高、任务最为艰巨的一次。
2012年1月10日,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该省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表示,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2月24日,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国新办会上通报,四川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29692个项目已完工99%,概算投资8658亿元已完成投资99.5%。
同时,纳入省重建规划的12个重灾县和91个一般受灾县的13647个重建项目已基本完成。三年多来,四川全省142个受灾县用于恢复重建和发展重建的资金达到1.7万亿元。
目前没有完工的极少数项目,主要是受地震次生灾害和二次受灾影响,或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以及港澳援助的个别项目。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全面铺开,其标志性事件为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下称《重建规划》)正式文本出台。
这个《重建规划》提出了“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的总体目标。
三年多来,对于这场规模空前的灾后重建,各方报道赞誉有加。然而,一些基础信息,如灾后重建的资金需求规模、筹措渠道、投向何处等却未见完整梳理。
应当承认,重建对灾区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民生亦得到相当的改善。
同时,毋庸讳言,在多重因素之下,灾区和对口援建政府几乎成为重建的唯一主体,也成为各级庞大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以及捐款的实际管理者和使用者。
政府主导的重建模式,客观上也将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排除其外,在看到动员和筹资能力强大迅疾的同时,亦当预警可能埋藏下的财政和金融隐患。
直接损失如何认定
回溯至2008年7月12日。震后两个月,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培军领衔的地震灾情评估小组,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提交了《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报告》,并获得通过。
这份报告根据地震及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员、倒塌房屋、转移安置人员的数量及比例,以及地震烈度和地质灾害危险度等因素,确定了10个极重灾区,全部位于四川;确定41个重灾区,其中四川29个,甘肃8个,陕西4个;另外还确定186个一般灾区。
史培军在国新办会上通报,汶川地震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其中四川占到总损失的91.3%,即7716亿元,甘肃占5.8%,陕西占2.9%。
在直接经济损失中,城乡居民住房的损失最大,占27.4%;其次为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损失,占21.9%;第三类为学校、医院和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占20.4%。这三大类占到了总损失的七成。其他损失则来自工业、服务业、农业、居民财产、土地资源、社会事业、文化遗产、矿山资源、自然保护区等。
据《财经》记者了解,各受灾省区政府2008年8月初上报的灾害评估报告中,因灾直接损失总数为11948.1亿元,这一数据高于最终的国家评估,其中四川11109.9亿元,甘肃593.5亿元,陕西244.7亿元。
对于国家和地方灾评数据的差距,四川省一极重灾区的官员解释:“我们上报的各项损失数据,比如民房倒塌的数据,基本都被国家采纳了。差距源于不同的评估方法。”
国家灾情评估组主要采用的是成本概算法。比如地方上报的农村房屋的倒塌、受损间数,按平均每间15平方米概算倒损房屋总面积,同时依据2006年农业普查数据,按每平方米钢混结构房屋、砖混结构房屋平均800元、竹草土坯房300元进行估算,对于一般损坏房屋按每间1000元估算;对于城市房屋损失,则将房屋分为钢混结构和非钢混结构,每平方米钢混结构定价为1200元,非钢混结构则为800元;针对非房屋部分损失评估,则按照综合灾情指数和因灾损失量两个变量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综合数据。
地震发生后,由于时间和人力所限,地方政府上报的统计数据难以做到准确、客观。
比如,北川县在地震后又相继发生堰塞湖、泥石流次生灾害,全县皆忙于救灾,而且地震中政府单位人员伤亡较大,短期内做不到充分调研。权衡之下,国家评估组采用的成本概算法,相对科学。
评估组的具体评估方式为,根据各省政府提交的损失报告和统一填报的“地震灾害损失统计报表”,依据国家各部门专业人员、工作组赴灾区的样板调查报告,并利用遥感资料,以及民政部、中国地震局、地震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综合灾情指数”,制定了一套详细表格,分成13大类、25个指标、229项要素进行统计。
史培军称,“经过再三核实,最终确定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
万亿重建规划依据
基于这一灾损数据,2008年8月12日,国家发改委牵头45个国家部委和灾区省级政府共同制定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重建规划》)。随后略加修改,9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
《重建规划》提出,将10个极重灾区和41个重灾区,纳入国家统一重建规划中。其重建资金可从多种渠道获得,其中由国家出资的中央基金约占30%,其余部分则依靠对口援建、地方政府配套、自筹以及社会募集、资本市场融资、国外优惠紧急贷款和信贷资金等渠道筹集。
地震专家委员会针对重建初步投入估算后,得出的结论是:恢复重建不仅是简单恢复,需要提高建筑的抗震标准和企业的技术水平,还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重建成本要高于地震的直接损失。最终,对重建资金作出了较直接经济损失提高约20%的估算。
根据这一思路,《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总需求,经测算约为1万亿元”。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释,这个数字是根据先期的灾害损失统计,分成城乡住房、城镇建设、农村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重建、防灾减灾、生态环境和精神家园等九个类别的恢复重建,进行不同比例投资测算最终得出的。
至此,万亿元重建规划正式出炉。至2009年5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出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即包括这1万亿元重建资金。
作为最主要的受灾地区,四川省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划的重建项目资金为8658亿元,但该省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个资金规模。
2008年9月,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黄小祥多次表示,包括国家规划之外的重建项目,四川省灾后重建需要投入的资金为1.67万亿元。2009年3月,这一数字提高到约1.7万亿元。
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在同年的全国“两会”上表示,除去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对口援建资金及社会捐款,四川省灾后重建存在1.3万亿元的巨额资金缺口。巨额投入的背后,是四川省将最初的“恢复性重建”,逐渐升级为“发展性重建”“跨越式重建”,即所谓“原地起立、发展起跳”的重建战略。
类似的扩大重建规模之举,在四川之外的灾区也有类似。
针对资金债务和缺口问题,以及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难题,三年灾后重建进入尾声时,四川省曾编制《灾区发展振兴规划》(下称《振兴规划》),并试图将其纳入到国家层面。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振兴规划》,同意由四川省实施此项规划,后者试图从中央获得资金支持的计划未果。
“发展遇到的问题,最终需由地方政府自行来解决了。”一位灾区发改局局长说。
信贷“限时优惠”
仅从国家规划的8658亿元资金需求来看,其来源包括:中央财政下拨的四川省恢复重建包干基金2203亿元;18个对口援建省市的援建资金约805.13亿元;香港、澳门特区援助资金折合人民币约130亿元;特殊党费捐赠80亿元;社会捐赠资金201亿元。
由此推算,有超过5200亿元的资金需要四川自筹。这一数字相当于2007年四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50亿元的6倍有余。
而自筹渠道首先是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压缩公用经费支出、整合各类专项资金,由此筹集了400多亿元。
另一个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银行信贷。为增加灾区信贷供给,监管层对四川省部分银行机构在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信贷额度、新机构设立等方面提供了“限时优惠”。
在2008年-2009年,各大银行在灾区的分支机构往往从总行获得了“不受限制的额度”,监管部门对此也实行“单列管理”,以鼓励银行放贷。随着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收紧,各银行也随之收缩了灾区信贷业务。
“大灾刚过,我们确实冲了一段时间,但也由于网点未深入县域,所以发放的贷款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中,”四川当地一家主要商业银行负责人说,“这些贷款多为一年至三年的中短期贷款,现在额度紧张,灾区业务已经非常少了。”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灾区重建贷款已经到了回收尾声阶段,而继续发放的贷款也不再带有“灾后重建”的标签。
不仅额度优惠已经收尾,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优待也逐渐淡出。
自2010年以来,中国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此指标一度达到历史高位的21.5%,但灾区各银行机构基本维持9%的超低比率。这是央行第一次在存准率上对地方信贷进行倾斜。据央行测算,仅此项政策,便可为灾区增加资金供给404亿元。但自2011年7月开始,央行对灾区银行机构分六次将存准率逐步恢复到18.5%的行业平均水平。
此外,在金融机构网点建设上,监管层也一度“特事特办”,增加灾区“名额”,此举恰好符合此前地方金融机构异地扩张的期待。但由于极重灾区和重灾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增加的名额多被用做向经济发达地区扩张,并未缓解灾区银行分支机构稀少的状况,再加上各银行机构又在地震中受到不同程度损失,其对灾区的资金支持能力进一步被削弱。
在银监会放宽银行在灾区新设分支机构限制三年后,灾区金融网点的数量也仅与震前持平。
重建资金的另一项来源是发行地方债。2009年3月,财政部发行全国地方债2000亿元,四川省获得其中9%,计180亿元。
而在一些国家灾后重建中作用明显的保险资金,在四川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几乎可忽略不计。
根据此前四川保监局通报的数据,该省共接到涉及汶川地震的保险报案30多万件,其中有效报案23.6万件,仅支付赔款20余亿元。
巨量贷款风险
显然,银行信贷构成四川重建资金的重要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统计,至2011年9月底重建三周年之际,四川全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灾后恢复重建贷款4336.6亿元。其中,国开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约七成的灾后重建贷款。
大灾之后,“限时优惠”的确迅速加大了灾区重建资金供给。但与此同时,巨量信贷的快速投放,也使风险随之而来。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原副院长冯俏彬曾带领团队,对四川灾后重建展开调研。
他们发现,灾区各级政府事实上是大部分信贷资金的真实贷款者,这种状况可能的后果之一是,地方政府债务累积额趋大,而对于提供贷款的银行机构,则要承担对等的风险。
国开行四川省分行人士介绍,截至2011年5月底,该行灾后重建项目贷款余额535.96亿元,其中政府性融资平台余额为463.91亿元,占比高达86.56%。
从2011年起,监管机构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
比如,银监会要求,在满足“现金流全覆盖”“定性一致”和“三方签字”原则后,平台贷款才可转为一般性公司贷款,并按照商业化运作,才有机会获得贷款展期以及新增贷款。在这样的要求下,除了部分符合条件的收费公路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其他融资平台贷款已受到严格限制,展期和借新还旧几无可能。
此外,银监会对平台贷款还本付息作出规定,要求“严格按照每半年一次偿还贷款本息”,这对部分尚未产生现金流或是现金流不足的项目造成很大压力。加之此前银监会推动“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贷款新规,贷款方试图通过腾挪贷款资金来满足现金流需求已几无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尚未完成认定和划转的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贷款停止发放的问题,可能形成“半拉子工程”,这给存量贷款本息回收会带来一定影响。而银监会方面曾表示,“预期银行业不良率增长2个-3个百分点。”
随着平台贷款偿还的首个高峰到来,各银行也将面临第一重考验。对于地震灾区而言,相当部分的贷款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收益,还款压力可能随之放大。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官员还认为,另一个主要的信贷风险来自农房重建贷款。此前灾区对农房重建资金的筹集采取“农民自筹、政府补助、银行借贷”拼盘解决方案,但因为农房重建集中在地震的极重灾区和重灾区,农户本身在地震中损失惨重,还款能力孱弱。
冯俏彬告诉《财经》记者,根据他们的调研,因为“项目小、赢利少、风险大,再加上受灾农户收入不稳定,无法办理产权证或土地证作为抵押等原因”,商业银行对农房重建贷款“避之唯恐不及”。在各家银行中,仅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提供了农房重建贷款5%,其他商业银行干脆没有参与。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了发放农房重建贷款的主体。
一项2011年的统计显示,四川全省农信社已累计发放农房重建贷款156.7亿元,支持69.2万户受灾农户重建家园,发放的户数和金额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的95%和93.4%。
但是农信系统本身控制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差,再加上四川农信社系统有165个营业网点在地震中倒塌,2986个营业网点受损,财产损失44.3亿元,亦使其抗风险能力更加脆弱。
四川省各级政府还成立了多个担保基金,总额40亿元。但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事实担保,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央行成都分行一份题为《关于城乡住房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工作情况的汇报》(下称《汇报》)中谈道:“据金融机构反映,(2009年)6月以来,绵阳、德阳、广元等地部分贷款农户还款意愿下降,贷款欠息有所增加。”
四川省财政系统一名官员则告诉《财经》记者,无论是灾后重建的贷款,还是其他地方债,“其实无需多虑,因为这些可以用时间来慢慢消化;实在消化不了的,还有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最后来兜底埋单”。“受灾后,很多人把贷款看成了‘免费午餐’,”一位四川当地银行人士说,“虽然签订了贷款合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汇报》提示,截至2009年7月末,四川35个重灾县农信社平均不良贷款率21.08%,比全省农信社平均水平高5.63个百分点,比全省金融机构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
不平衡的投资
在重建资金的投向方面,依据《重建规划》共分为城乡住房、城镇体系、农村建设等九大领域。其中,城乡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最多,两者相加几乎占到了总投资的一半。
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此前通报,重建三年多时间,四川解决了540多万户、1200多万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而在基础设施中,交通恢复重建项目是重点,总投资约为1220亿元。这些项目包括六条高速公路,成绵乐城际铁路、成兰铁路等。截至2011年9月30日,这些项目皆完成投资95%以上。
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九大重建领域中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和精神家园等排在最后,其投入总额仅占全部投资的5%。
具体到各灾区县,资金的分配情况亦类似。如茂县,其防灾减灾规划投资5.29亿元、生态恢复规划投资8.56亿元、精神家园规划投资5500万元,三项总计14.4亿元,只占到重建规划总投资155.62亿元的9.25%。
而这三个领域不仅所占资金份额很小,且投资进度最为缓慢。防灾减灾及生态环境整治项目的比重较小、进度较慢,可能一定程度上与震后灾区地质灾害频繁互为因果。震后三年多,汶川、北川、青川、绵竹等极重灾区,地质灾害依旧频繁发生。
在各重建投资项目中,包括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出现了财政资金、对口援建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和特殊党费“扎堆”的现象。显然重建资金的配置存在效率偏差。
在地震中被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的几所中学,在灾后重建中尤其被看重。都江堰市八一聚源中学,由投资1.33亿元建设;茂县中学,由山西援建,投资1.877亿元;广东援建的汶川县第一中学,投资更达到了2.7亿元。这些学校最后建成的硬件设备,部分超过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水平。而投资接近2亿元的新北川中学,设计可以容纳5000名学生,实际只能招到3000余人。
在同样拥有一流硬件设施的阿坝州茂县医院,一位官员称,“(我们县)医院里的设备肯定是第一流的,且大大超过援建省山西自己的水平。可这医院里既没有相应的医疗软件,医护人员也不懂得如何操作使用,所以建好后,很多设备就‘摆’在那里。”
这些新修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对当地来说,其后续运行和维护的成本负担也颇重。
茂县曾做过测算,全县的学校、医院及办公楼等设施的日常运营及维护,每年要新增两三千万元成本。未来这些要依靠当地的财政收入承担。
茂县一位官员称,在地震之前,该县每年转移支付资金2亿余元。地震后,受益于大量重建工程带来的“建安营业税”等税收的增加,茂县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持续增长,2011年达到1.4亿元。但由于重建结束,2012年财政收入可能随之下滑。
茂县并非个别情况。
一份汶川县的汇报材料称,该县灾后重建项目的运行经费大幅度增长,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市政设施等,因为“建设超前、管理提升、费用增大”,每年新增运行经费2.02亿元。
感谢县人大常委会给了我一个向大家报告工作、汇报思想的机会。
我于2月起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先后分管过教育、工业、交通、安全、财贸、金融、保险等多项工作,协管过平伍大市场、伍市工业园。几年来,尽管工作变动大,分管工作多,面对的矛盾尖锐、复杂,但我兢兢业业,力尽所能,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一、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
1、执行决议不含糊。县人大审查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向全县人民的承诺;县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是我们的法定职责。每年,我将其中涉及自己分管的事项,一一归集梳理,作为法定目标,兢兢业业去完成。特别是其中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工程,如通乡油路改造、通村公路建设,每年都保质保量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2、办理提案不马虎。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人民群众呼声的反映,我个人并要求承办单位从依法行政的高度认真办理。凡条件成熟的,尽快解决;暂时难以解决的,创造条件逐步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实事求是地向代表解释清楚。几年来,共办理建议提案137件。对多名代表提出的《加快钟虹公路建设进程的建议》,我积极协调。3月,我陪同先政县长就钟虹公路建设在三墩乡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按照先政县长安排,同财政局、发改局、交通局一道积极向上汇报争取,将钟虹公路建设挤进了国家农村路网改造项目,落实资金2600万元。去年,钟虹公路已拉通路基工程,今年可望全线通车。四年以来,根据县人大的安排和代表团的要求,我先后接受了四个代表团的约见,对代表反映的黄金洞乡的通讯、公路硬化问题以及城关镇关于茶厂——画桥的公路问题,一一承诺,千方百计向省市争取项目资金,并全部得到落实。
3、处理问题不随意。,岳阳市发生了两起鞭炮生产事故。当时市委要求我县关闭全部鞭炮生产企业。但我认为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鞭炮生产,如果手续齐全又合乎安全规范的企业都一律强行关闭,是不妥当的。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则自由”,对政府来说,“法不授权则无权”。为此,我提出“整顿、规范、限制、严惩”的,并举办鞭炮生产企业负责人学习班进行培训。严格规范督促企业投入整改资金650万元,全县鞭炮生产企业依法关闭了3家,停业整顿2家,现在被保留下来的17家既提高了安全系数,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几年来,我县鞭炮生产企业安全运行,稳步发展。去年,这些企业共实现产值2080万元,完成税收110万元,安排劳动力2400多人。
二、攻坚克难,深化企业改革
12月23日,政府安排我主管工业,第二天就得到消息氮肥厂组织了700多人准备赴省上访。尽管这次事件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就得到了平息,但我的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毕竟靠说服劝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我组织专门班子对全县12家预算内工业企业逐家走访调查,并带领劳动、工业等单位负责人到华容、汨罗、浏阳等地考察,到省、市有关部门咨询。充分听取意见,寻找对策,期间,仅国家有关企业改革的文件,我们就查阅了100多个,最后向政府常务会提出“破、租、卖”三管齐下的深化企业改革的方案,即对搞活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安置,主要是氮肥厂等6家企业;对有潜力但目前又无能力搞活的企业实行整体出售,如矿泉水、制药厂等;对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其它原因导致企业不景气的实行租赁经营,如水泥厂、石煤矿等。方案提出后得到了县委、人大、政协领导的支持,并由我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组织实施。改制三年来,我基本上是在矛盾中渡过。早晨起来有人等,到外面有人拦,下班回家有人跟,到了家里有人找。记得有一天晚上,氮肥厂来了20多人,在我家里坐到凌晨1点多才走,那晚仅矿泉水就喝了两桶。我家里的门锁到现在已换了三次,要不锁眼被口香糖堵住了,要不锁把被损坏了,更有甚者还威胁我上小学的女儿,使得女儿不敢去上学了。面对困难,面对如此环境,我没有退缩,我和领导小组同志反复商量后,提出要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作为工作出发点,把做好安置工作摆在首位,先立后破,要使职工先立命安身然后再考虑破产。比如氮肥厂在实施破产过程中,对厂区住房、道路、水、电全部进行了改造,使职工有个安身之地,在火柴厂、电工材料厂改革也是如此,我们用旧材料做了三栋解困房,安置了72户无房户,为了改造氮肥厂的自来水,仅协调会就开了8次,在此基础上又组织劳动部门举行了三次专题招聘,安排360多名职工再就业,还安排了31个公益性岗位。为了帮部分同志争取落实特殊工种政策(即从事有害有毒工种可提前五年退休),我和劳动局、工业局的同志三次到市劳动局争取,最后一次在市劳动局整整守了二天,终于使市局一次批准了70多人为特殊工种人员。对正在改制企业的困难职工要关心,对遗留问题也同样要关注,比如石膏矿170人有50多人患矽肺病,破产后却没人管,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到职工家了解情况,向政府常务会汇报,拿出专项资金为他们解决问题。又比如话务员问题,由于邮电体制改革后,电信、邮政、移动一分为三,谁也不管,一拖就是十年。为此我三次跑省里向有关部门汇报,向三家单位筹集了60万元资金,解决了60多名话务员的社保问题。这些年在有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先后为全县特困企业的300多人解决了社保,为300多名破产企业的离退休同志解决了医保,为500多名下岗职工解决大病医疗统筹,为将近3000名特困职工解决了低保。
由于始终把做人的工作摆在首位,把职工的利益摆在首位,12家预算内企业改革已经完成了7家,依法置换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身份余人,在改制过程中尽管出现许多不和谐的音符,而且有时还给领导和单位增添了麻烦,但毕竟完成了任务,而且没处理过一个人。氮肥厂破产后,原厂区建成了寺前工业小区,已引进4个项目,年产值达3000万元。改革促进了发展,几年来全县规模企业增加值由的6.5亿元增加到的20亿元,年均增长42%,规模企业数由23家增加到现在的88家,连续三年获市目标管理奖。
三、努力工作,当好参谋助手
副县长的职责是协助县长主管某一方面工作,是县长的参谋和助手。在分管工交、安全生产期间,我对推进工业化提出了主攻规模企业的指导原则;对交通建设,提出了主攻国省道,加快发展县乡道,统筹兼顾片道和村道的原则;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四不放过”的责任追究制;对财税工作,提出了重点稽查,“整治一个行业,管好一个行业”的原则。部门的同志认为这些思路比较切合我县实际,也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认可和采纳。,县委、县政府将工作主题定为工业发展年,形成了全县大办工业、服务工业的好氛围。
提建议当参谋仅是一个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当助手,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为县长分忧,因此,这些年,我给自己定了个“三不”的办事准则。
1、不怕矛盾和压力。天一科技是我县的招牌企业,但国家五部委审计后戴上了st帽子,如果不能扭亏为盈就会退市,其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县里所有领导都在关注、关心,毕竟我是主管,为了做好资产重组工作,我多次跑北京,跑长沙,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促成了5次市长办公会、3次省长办公会,于今年9月正式签订了资产重组和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分置改革也正在有序进行,已正式摘掉了st帽子。
2、不怕麻烦和阻力。在去年8月开展的城区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工作中,根据县委安排,我担任指挥长。在整治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带领相关部门,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按照无情整治、有情操作的指导思想,日以继夜开展工作。这其中,叭叭车主的补偿、4050人员及特困户的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整治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工作中的困难和阻力也特别大。为了尽量提高补偿标准,我严格按程序操作,并组织对回收的叭叭车实行公开竞标拍卖,最后使回收价比过去翻了4倍。为了帮助一些“4050”车主和特困家庭落实公益性岗位和部门勤杂工岗位,我亲自到各单位督查,打破情面施压力,最后保证了200个岗位全部到位。在县四大家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永发书记的具体指挥下,通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彻底淘汰了城区2300多台叭叭车,重新规划和配套了城区公交客运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从根本上规范了交通秩序,消除了安全隐患,降低了环境污染,提升了县城形象,方便了居民出行。经济发展环境是事关发展的大事,去年我带领工业局的同志,先后深入到20多家企业调查走访,摸清了一些部门收费的情况。在政府常务会议上,将所掌握的情况如实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重视。于今年初出台了熟食企业包费制和部分规模企业一费制试点,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企业的好评。
3、不怕风险和艰辛。启动通乡公路建设,当时省里决定路基工程由县里负责,路面工程由市交通局和公路局作为业主单位,路面按37万元/公里进行补贴,贫困县按42万元/公里进行补贴。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及时向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找市交通局、公路局领导,要求将对贫困县路面多补贴的每公里5万元直接划拨到我县,用于路基改造,市交通局、公路局意见很大,我据理力争,先后十余次找市长和主管市长,最后终于争取到了这笔资金。在主管交通工作期间,我和交通局、公路局以及财政、发改、国土、电力、电信等18个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组织了交通建设大会战,共计投入资金近3亿元,拓宽和硬化了通乡公路174公里,升级改造村级公路1060公里,新修旅游公路2条25公里;钟虹公路完成了主体工程。政府安排我协管平伍大市场。为了将这一项目启动,解决好遗留问题,我四处奔走招商,先引进秦驰公司,在公司资金无法到位的情况下,我又顶着压力,力排众议,果断决策,依法将大市场破产,共破除债务1700万,通过与温州商人洽谈提出将城关出租车市场和平伍大市场打捆转让,最后终于使这一停工、闲置多年的市场重新启动。
四、严以律己,不以职权谋私
我深知自己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副县长确实不易,对现有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也非常满足。我时常告诫自己,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廉洁是执政的资格。我坚持自觉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时刻注意用党性原则和道德规范衡量约束自己。几年来,全县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工程项目多,我没有插手过一次招投标,没有介绍过一支施工队伍,没有介绍过一分钱的工程材料。日常生活也崇尚简朴,从不铺张浪费,更不讲排场摆阔气。我母亲八十大寿,我兄弟姊妹坚持要摆酒席祝寿,我逐个做工作说服他们,只在老家摆了几桌饭,请来亲戚和地方乡亲,没有收受一分钱礼金。母亲去世,前来吊唁的亲友、同事很多,丧事结束后,我将以单位名义送的8000元礼金一一退还,并将收到的40多床踏花被全部转赠给了五保户和贫困户。在政府工作几年,我没有在下属单位报销过任何费用。没有要任何单位为我买过一次单。我严守政治纪律,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动作。
以上是我几年来履行职责,自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些方面。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
一、学习不够。尽管平时也看书读报,但真正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理论却很少,总认为在基层工作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际功夫。再加上工作忙,烦人的事多,也难得静下心来。由于缺少系统的学习,致使自己理论水平、法律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水平提高不快。反映到工作中,就事论事的多,考虑全局的少;解决具体问题多,抓队伍建设少;疲于应付的多,主动出击的少。所有这些,现在总结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习不够,理论水平、思想水平乃至工作水平不高所致。
二、修养不够。个性修养不够,这恐怕是我最大的缺点。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养成的雷厉风行,不怕鬼,不信邪,敢作敢为,敢说敢干的作风,在地方工作中时时表现出来,这固然无可非议。但在表现这种作风的同时,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一些“霸气”和“蛮气”,过火批评人的事时有发生,甚至当某项工作不如人意时,不问原因,不作调查,也不分场合,就开始批评。尽管事后沟通,同志们也能理解和谅解,但有时难免要伤害一些同志的自尊心和感情。
三、深入不够。许多工作之所以抓得不主动,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平常疲于应付事务,真正深入基层、深入企业的时间很少。实事求是讲这并不是自己怕苦怕累不愿深入基层,而是自己不善于科学安排,挤时间去深入。过去总说事情多、工作忙、没时间看书,没时间下基层,这都是一种托词,说到底还是认识上的问题。
四、自律不够。我从不进公共场所打牌,但休息时,朋友来了,在家里也打打小麻将;我从没有用自己的权力谋取过私利,但对烟、酒、土特产等礼品一般都接受了;我对党、对组织从没有二心,但当看到或听到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或腐败现象时,也说过一些牢骚话和过激的话,这些都是自律不严的表现。
针对上述问题,我将认真予以整改。
一、加强学习。这次财政部组织的为期一个星期的学习,使我获益不浅,最大的收获就是使我认识到一个人不学习就不知晓世界,甚至还不认识自己。因此,我将制定出一个适合我自己的学习计划来,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理论业务知识,向书本学,向同志们学,从实践中学,在学习中不断充实提高自己。通过学习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特别是个性修养,使自己保持“锐”气,减少“霸”气,杜绝蛮气,努力追求并尽快形成一种更科学、更有效、更能调动积极性的工作方法。
二、改进作风。坚持深入企业,深入基层。力争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在深入基层中为基层服务,在深入企业的过程中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索发展途径。
一、成立机构,健全机制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农业品牌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美誉度,按照省农业厅要求,针对保定市实际情况,印发了《保定市加快农业品牌发展的意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优质农产品需求,大力实施“区域、企业、产品”三位一体品牌发展战略,优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着力打造一批影响大、价值高、带动强的农产品品牌。以品牌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推动我市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
同时市农业局成立农产品品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组长由市农业局副调研员翁树文担任,市局市场信息处、计划财务处、政策法规处、行政审批处、科技教育处、农村经济管理处、农业处、现代农业办、农机处、畜牧处、兽医处、渔业处、质量监管处、饲料处、农业环保处、定点屠宰处、技术站、土肥站、植保站、蔬菜站、种子工作站、农资监管中心、质量监管站、畜牧站、水产站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场信息处,负责全市名优农产品推介、农产品品牌筛选、申报及三品一标产品的统计工作。
二、狠抓监管,提升品质
上半年,我局紧紧围绕《2018年全市农业质量提升年实施方案》以及省政府对我市食品安全和质量兴市考核要点、省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绩效管理考核方案》,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真落实监管责任,深化突出问题整治,逐步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全面强化源头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积极推进示范县创建、追溯试点等工作。
1、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4月27日召开了全市农业(畜牧)部门主管局长和股(站)长参加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调度培训会,组织国家级、省级示范县对创建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考核办法》进行了逐一解读并作了具体要求。6月1日,我局又组织召开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材料审核会》,会上,涿州农业局介绍了创建经验和做法,通过交流和材料审核,使各创建县对自身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第一批省级示范县顺利通过了省厅的考核验收,其他各创建县正有序地开展创建工作。
2、加快农产品企业追溯试点和信用档案建设。按照省厅安排部署,今年我市共在160家企业依托省级农产品监管信息平台开展追溯试点工作,其中,涿州、涞水两个国家级农产品示范创建县各30家,唐县、易县、高碑店、容城、清苑、顺平、蠡县、徐水、莲池、定兴县等第二、三批省级示范县各10家。目前,各县基本确定了试点企业,正在制定实施方案,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此项工作。另外,我市已有近4000家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建档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全面提升了我市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3、加强监测力度,保障农产品品质。上半年,全市共完成各类产品抽检77018批次,抽检样品总体合格率为99.9%。其中,风险监测样品13399批(蔬菜样品9851个、畜产品3527批、兽药13批、饲料8批),监督抽检63619批(蔬菜样品3189个、畜产品60246批、水产品54批、兽药6批、饲料124批)。完成农业部和省厅对我市牛羊养殖环节和市场环节“瘦肉精”抽样检测102批次以及生鲜乳100批次,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三、精心培育,组织认证
我局不断引导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通过文化挖掘和科技创新等手段,创建自身品牌;明确责任主体,不断培育壮大保定农业品牌。截止目前,全市无公害获证企业共有285家,获证产品共有114个产品,其中,畜产品210家,50个产品;水产品31家,40个产品;农产品(蔬菜水果)44家,22个产品。绿色食品生产企业18个,产品48个;经国家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认证的地理标志产品14个;经国家、省级机构认证的农业特色之乡6个;国家级农业驰名商标2个,省级农业著名商标88个;经省级认证的河北省农业名牌产品49个,河北省优质产品33个。
四、参加展会,积极推介
各类农业展会是推介农产品的重要平台,我局充分利用中国国际农交会和中国(廊坊)农交会等展会平台,组织全市名优农产品参展推介。
1、5月11日—13日,我局组织参加了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的2018CAF上海农博会。本届展会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且成效领先的行业盛会。专业采购商达1.5万家,总参会人员超过10万人。我市阜平县老乡菇、易县茂源果品、清苑宏泽食品、望都乾亿食品、唐县富民食用菌、河北水润佳禾、保定名膳堂商贸公司等7家企业30多种产品参加展览。助推我市农产品在江浙沪地区开拓市场,打造农业品牌。
2、5月24—25日我市组织参加了在高碑店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连续举办的第三届京津冀蔬菜食用菌产销对接活动,本次活动由河北省农业厅(省农工办)、北京市农委、天津市农委、保定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我市组织20个县(市、区,含雄安)的农业部门、专业合作社(公司)共计180多人参加了本届展会的所有内容。市农业局获得组委会和省厅特色产业处颁发的“创意设计奖”。
3、由农业农村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于2018年9月26日至29日在廊坊市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市以王月衡副市长为团长组团参加。本届农交会以“科技、绿色、品牌、质量”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900多家企业参展,到会客商13000余人。与往届相比,本届农交会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向京津、着眼全国,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以“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贸易”为办展宗旨,以“科技、绿色、品牌、质量”为主题,通过组织高端论坛、专题对接、贸易展览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示我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新成果,促进农产品贸易合作,研讨未来农业发展方向,不断提升农交会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
本届大会我市共组织83家现代农业企业、600余种农副产品和农机设备参展。展台分为优势特色产业、品牌农业、智慧农业、产业扶贫四大主题板块。
国家部委、省领导于26日上午8点45分到我市特装展台视察指导,副省长时清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我市“互联网+”现代农业的产业扶贫大数据平台远程演示,并品尝了“冀唐”杏鲍茹饮料,对我市参展工作和展品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市组织的保定农业特装展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参展客商的一致好评,被组委会评为优秀设计奖和优秀组织奖。
尊敬的杨厅长,各位领导、同志们:
__小流域综合治理我归结为:四个动、三个感触、四个讲究、两个亮点、还需1个探索。
一、__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形成我归结为四个动:即积极出动、努力拉动、认真促动、全面互动,因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浩大,涉及面广,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又属公益性工程,主要体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难以按市场化运作,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行业要积极出动做好项目前期策划,拿出切实可行方案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努力拉动当地党委政府及社会各方力量,使他们能站在我们行业前例挥臂招手,发动全社会各级各部门力量参与小流域综合治理。我们这次__小流域综合治理被列为南平市人大常委会07年1号议案并得到省政府张昌平常务副省长、省水利厅杨志英厅长、南平市政府、南平市水利局等各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__市委书记、市长也高度重视,20__年9月13日,__市委、市政府共同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成立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项目领导小组,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发改、水利、财政、土地、烟草、农业、气象、水文、建设、环保、移民局等部门参加。领导重视、责任明确,一期实施山口段综合治理,所需资金650万元。其中:水利部门负责清水工程和崩岗治理项目300万元,烟草部门负责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0万元,国土部门负责土地整理项目100万元,财政部门负责标准化农田改造项目100万元,南平市小流域治理专项补助40万元,移民部门负责10万元。二期需投入1370万元,也按一期办法,将任务分配到各部门由其各负其责。
二、 如何促动各部门将项目按既定方针落实,我有3个感触,即:工作态度要谦虚低调,行业技术要高人一筹,工作作风要率先垂范。因为在流域治理中有许多部门位置显耀,同时这项目工作许多部门原本未纳入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们的工作难度。
三、这次__小流域的治理我们做到4个讲究,即讲究实效、讲究生态、讲究节约、讲究持续。讲究实效就是在护岸建设上以保护为主,防冲不防淹;讲究生态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根本,在讲究实效前提下,以仿生态为主,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流域治理问题不断,资金有限,我们始终坚持节约,也是创收理念,力争以最少资金解决更多问题,将有限资金使用在关键处,重点部位;同时我们还关注流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流域治理也一样,流域治理后的管护,自我修复,让我们拓宽思路,生态格网的应用,流域监测点的设置,造地有偿使用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上相关问题。我们在__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采取的是“堵、疏、防、开发利用、建管结合”的技术措施进行科学治理,堵--堵水土流失、疏--疏浚河道、防—防治并举、开发利用—造地开发,恢复耕地、建管结合—建设与维护管理一同考虑.
四、__小流域治理我感觉有二大亮点:第一就是部门整合,综合治理,第二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部门整合综合治理前面已讲过,在这里我就说说,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经过对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比较,我们尝试引进由南京水科院研究,江阴金利达岸坡防护公司生产的生态格网,这种格网采用的是具有抗腐蚀、耐磨损、高强度的低碳镀锌钢丝制成的生态格网,网内充填卵块石形成生态防护体,在生态环保、整体性、柔软性、消浪性、透水性、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比其他工程防护形式有较大优势,与传统的砼型式和浆砌石型式相比,节约工程造价二到三成,同时工艺简单,施工便捷,工期明显缩短。经20__年洪水考验,工程安全可靠,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实践证明,生态格网技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的应用,对于缓解小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具的重大意义和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__小流域综合治理(山口段)项目总投资3520万元,到目前为止已投入项目资金1300万元,通过水保工程、预警工程、护岸建设、河道清淤、农田综合开发等综合治理,实现行洪畅通,有效保护村镇居民民房安全,可新增耕地1173亩,鱼塘300亩,实现路相连、渠相通及生态防护效果。
会议背景:“黑心棉”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浙江省是纺织服装大省,据统计,2008年浙江服装年产量41.99亿件(占全国同行业产量206.52亿件的20.33%),产品销售收入1377.19亿元,在全省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繁荣的服装生产市场使得浙江省长期存在大量纤维性边角料、下脚料,一些不规范的生产企业将纤维下脚料进行开松处理得到的再加工纤维填充入服装及儿童玩具中,这也就是2008年中央新闻媒体报道的浙江省一家絮用纤维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黑心棉”问题。于是,浙江省质监部门在全省开始了与“黑心棉”的长期斗争,经过集中整顿治理,省内的絮用纤维制品的质量明显改善。2009年9月14日,浙江省召开了第一次絮用纤维制品、再加工纤维质量监督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浙江省絮用纤维制品、再加工纤维质量监管工作方案》(以下称“工作方案”),会后下发实施。会后全系统根据方案确定的“明确责任、健全体制、上下联动、疏堵结合、突出重点、分类监管”的总体工作思路,扎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2009年冬季至今,浙江省没有发生影响恶劣的区域性违法事件,使前些年不断发生的、被新闻媒体多次报道的“黑心棉”事件得到遏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天气转冷,絮用纤维制品到了生产销售高峰期,此时会议的召开对新一年度的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意义重大。
多措并举:助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结硕果
1 思想重视,做好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的前提。去年9月第一次絮用纤维制品、再加工纤维质量监督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浙江省纤检局加强了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的组织管理、监督检查、宣传培训和信息收集等工作:各市质监局确定了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处室,形成了分管领导主抓、责任部门负责的良好局面。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是国内著名的童装产业集群,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织里童装产业按照“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发展,形成了创办童装企业“门槛”低、隐患多的特点。2008年,浙江省纤检局在定期抽查中发现,织里童装中有使用劣质纤维做填充材料,吴兴区政府获知情况后,成立了童装质量安全整治领导小组,由区长为组长,副区长、织里镇委书记为副组长,采取质检、工商等多部门联合治理的方式,近300名机关干部和执法人员历经45天集中整治,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劣质再加工纤维经销源头被彻底斩断:企业使用劣质再加工纤维现象得到根本遏制:企业主的质量意识、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全镇童装业利润比上年度净增7600余万元,整个童装产业出现了历史以来最好的产销两旺年份。温州市苍南县集中了7000多家再加工纤维及絮用纤维生产企业,从业人员有20多万,但是小规模和无照企业多,为了对絮用纤维市场进行整治,苍南县成立了由县长为组长,副县长为副组长,经贸、工商、质监、卫生、环保、国土、规划建设等21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2 巡查和抽查结合,提高监督检查效率,及时发现絮用纤维制品质量隐患。作为质监系统日常执法监督的常规手段,定期和不定期巡查是发现质量问题的主要途径。吴兴区织里镇更是形成了网络化监管模式,从11个社区抽调135名质量协管员,分块负责、责任到人,组成“定人、定路、定户、定责”巡查监管责任制,形成“社区不漏街、街不漏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划片分区包干网络。为加强对生产环节的监管,吴兴区质监局要求织里质量监督站每天实地检查企业不少于20家,每家企业的巡查次数不少于3次,及时掌握织里童装质量动态。吴兴区质监局副局长吴晓伟回忆起他们今年刚查到的一起黑心棉案例,“今年8月执法人员按规定巡查,当查到隐藏于居民楼里的一家服装加工企业时,发现工人正在往服装里面填充的材料可疑,见到执法人员进来,工人更是神情慌张,于是执法人员提高了警惕,经仔细查看发现这些填充物是劣质纤维棉,接着执法人员找到了堆在仓库中的大批劣质纤维原料,连同已加工过的服装一并没收并进行销毁,并对该厂开出了处罚单。该案件处理后,我们将该企业的情况在全区进行了通报,在服装加工企业中起到宣传警示作用。”他说,“这个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周期没有规律,且位置隐蔽,在一般的检查中很难被发现,正是我们这种严密的巡查方式才及时发现并制止黑心棉服装的生产。”
温州市质监局从去年10月开始,对1000多家絮用纤维制品企业和再加工纤维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的质量巡查,尤其是在国庆、春节以及世博会期间集中加强了巡查的力度。苍南县质监局去年以来就出动执法人员1120多人次,检查企业600多家,发放责令整改通知465份,严格要求企业规范产品标识标注。为确保质量监管,温州市质监局充分发挥监督抽查的效能,除省质监局安排的定期抽查外,市县两级质监局还安排了专项监督抽查,去年三季度省市两级专项抽查再加工气流纺棉纱200批次,合格率仅为20%,主要不合格项目是产品标识问题,通过后来加大整治力度和教育培训,今年第三季度的监督抽查结果合格率达到98%以上。
浙江省纤检局执法科邵科长介绍说,监督抽查有助于了解企业产品质量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质量巡查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今年初在宁波市一所学校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了一批学生用棉被的梳棉胎质量不符合要求,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将样品取回并委托实验室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此棉胎无筋纱,且面纱不符合要求。执法人员根据校方的采购地址追踪到产品的生产厂家在宁波市,于是该案例被移交到宁波市纤检所办理,该生产企业已受到处罚。
3 重视队伍建设,加强专业培训和标准宣贯。浙江省除了省纤检局以外,只有宁波和湖州两地有专业纤检机构,因此“工作方案”实施后,不少质监局的监督和执法人员反映以前没有介入这方面工作或介入不深,对什么是絮用纤维制品、什么是再加工纤维知之不多,对相关政策和规定了解不深,感到这项工作专业性强、难以把握。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浙江省纤检局多次派出人员到市县质监局协助检查办案,并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和标准的宣贯。经过实践中的摸索,各市县质监局建立起了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执法队伍。
4 创新工作方法,拓宽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工作思路。浙江省纤检局负责组织实施全省絮用纤维制品、再加 工纤维质量监督工作,在学生用纤维制品的质量监督和风险预警以及技术支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新。在学生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方面,省纤检局对生产企业采取了产前、产中、产后分段监管方式,并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共计出动39人次,检查了全省25所大学、43所中专(中学)和17家幼儿园,涉及26家生产企业的276批次近9.3万余条产品,查处了两家不合格企业。风险预警是浙江省纤检局的又一创新工作方式,在絮用纤维制品销售旺季,通过对台州、义乌、杭州地区的8家专业市场的23批次产品的买样检测,进行风险预警,并将检测结果函告工商部门。发挥技术专长方面,在旅游旺季对杭州市9家旅游品商场销售的9批次蚕丝被质量进行检查,并召开了蚕丝被质量情况通报会,通过质量分析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还运用自身技术优势做好业务培训,去年为质监部门和生产企业培训600余人,多次为质监部门开展絮用纤维制品和再加工纤维专项执法检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对于风险预警方面的工作,省纤检局执法科的邵科长说,“上个月我们刚办了一个案子,我们在商场买样对蚕丝被进行检测,发现蚕丝被的蚕丝含量和标识含量不符,我们通过商场的采购人员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生产企业。目前该案正在处理。”
浙江金华市浦江县也曾因“劣质棉”事件被央视曝光,之后浦江县政府及质检部门将再加工絮用纤维作为整治重点。首先对全县范围内生产絮用纤维制品的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建立了企业数据档案:为了能有效地规范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行为,浦江县质监局制定了絮用纤维制品质量检测制度、絮用纤维企业分类指导制度、预警制度、不合格絮用纤维制品召回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巡查制度等七项制度:此外,还推行了强制标识标注,要求再生纤维制品生产加工者必须在其产品包装及标签上如实标明生产、加工者的名称、地址、加工日期、产品名称,以及在产品明显位置标注“严禁用于人体直接接触”的警示语。浦江县质监局跳出传统的监管思路,对浦江县白马村使用再生纤维加工服装的企业进行整治后,从扶持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研发了代替再加工纤维的新纤纤维材料,说服企业选用新材料替代了再加工纤维做填充物,既扶持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又从根本上解决了“黑心棉”问题。
温州市苍南县是再加工纤维的重点监管地区,苍南县委、县政府联合制定了《苍南县再加工纤维行业整治方案》,根据流程将再加工纤维分为原材料交易、褪(分)色、开花(开松)、气流纺与织毯、再加工纤维及其制品交易等五个环节,由各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进行整治。在规范再加工纤维纺纱行业方面,制定了苍南县气流纺再加工纤维纱企业联盟标准,并督促企业按标准组织生产,为大量的再加工纤维寻求出路。
5 加强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业务水平和质量安全意识。宣传培训是增强质量安全监管员业务水平和提升企业业主质量安全意识的必要手段。在吴兴区织里镇政府举办的童装质量安全监管员上岗培训班上,吴兴区质监分局就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意义、再加工纤维有相关知识、质量安全监管员的基本职责、如何建立企业质量安全监管档案填写巡查记录、发现质量安全问题如何处置、工作联系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讲解。质监局通过业主大会、电视广播、企业公开信、安全质量承诺书、上门宣传等多种手段,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层层统一广大企业业主的思想。特别是对全镇童装企业业主开展全员培训,切实增强了业主的质量安全意识,明确了业主的主体责任。通过强有力的正面引导,使广大业主深刻认识到了使用劣质纤维棉的危害性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深刻领会了整治提升童装质量的重要意义,从而激发了业主的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自觉提升童装产品质量,推动工作顺利完成。
温州市各县市区质监局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宣传车来宣传有关絮用纤维制品和再加工纤维的企业的法律法规意识,营造整治氛围。加强教育和培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对企业的法制教育方面,台州市质监局监督管理处王平处长说:“据我们了解,有些企业对国家标准,比如如何对产品标注标识不了解,我们就到企业进行标准宣贯,要求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标注,讲解相关的法规政策,并特别讲解了湖北省汉川市王环芳制售‘黑心棉’被判刑的案例,对企业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认清形势:进一步做好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