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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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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货币政策

第1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传导渠道;实施效果;新兴市场国家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2.3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74-03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及其含义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以量化宽松为特点,主要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包括中长期国债等中长期资产的措施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中央银行在经济持续低迷、银行信贷量急剧萎缩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印制钞票并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一种货币政策。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自2001年日本首次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各国的专家和学者们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包含以下3个角度: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三条渠道分析

针对这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何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来产生作用,各国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大量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三大渠道:低利率预期引导下的利率传导渠道、投资组合调整传导渠道和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形成的财政支出扩张渠道三种。

1、低利率预期引导下的利率传导渠道

在危机期间,增强人们对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信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否起到作用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是否具有可信度。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国家都会进行积极的预期管理,通过强化公众预期来提升人们对经济的信心。一般通过发表利率声明、官员公开讲话或者暗示等途径向公众传递一种信息――“只要通缩风险持续存在,或者通货膨胀率显著低于目标,就将维持低利率”。以此引导人们产生低利率水平的预期,从而降低长期利率,以此来影响资产价格,提高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来达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目的。

Krugman于1998年就曾在其关于“预期管理”的著作中提出:当名义市场利率将至零时,能够影响私人部门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就会变得很重要。并指出即使名义市场利率接近零下界时,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方法来提高现阶段的产出水平。

Bernanke(2000)和Clouseet(2003)认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常规货币政策一样,也可通过影响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来促进经济增长。在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条件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使央行未来维持零利率的政策更为可信。

Bernanke2004年提出,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央行的信息沟通可以帮助公众对未来政策预期的形成;他在2009年提出“信贷宽松”的同时,也曾提到当遇到0利率下限时,信息沟通是央行可以利用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当名义市场利率降至0时,能够影响私人部门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将会变得很重要,Fujiwara (2006) 和Moussa (2010)等就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名义市场利率降至零的时候能够影响私人部门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资金投放增加很可能使人们对景气的恢复产生期待,使人们走出悲剧心理,促进消费和投资,特别是市场可以看到央行大量买入资产,比央行口头的承诺要更加实在。在这种政策具有一定可信性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将降低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影响长期收益率,降低长期利率,最终增加通货膨胀率预期,以达到刺激经济活动的目的。

2、投资组合调整传导渠道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央行通过调整自身资产负债表的构成或者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来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例如央行大量购买中长期国债和其他的中长期债券等。央行通过这些行为可以压低相应市场的中长期利率,使非货币资产价格得到了支撑,降低其收益率,增加企业和公司债券等非货币性金融资产的吸引力。由于金融资产之间是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的,这将促进金融机构和公众投资者调整其投资组合,带动公众的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复苏。

Bernanke和Reinhart(2004)认为,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结构提供了另外一种潜在的货币政策手段,虽然这种政策手段的效力还是有争议的。

Andres(2004)认为,利率为零附近时的投资组合调整传导渠道的效应要大于其在正常利率时的效应。

Auerbach和Obstfeld (2005)认为,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可以抵消在遇到利率零下限时的通货紧缩价格下降的趋势。而且央行也可以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买卖有价证券来改变货币政策,以影响总供给的储备和货币余额。因此,即使隔夜拆借利率被压制到0,央行仍然可以扩大准备金的数量以超过保证隔夜利率为0或更低时所需要的数量。

Michale(2009)认为,在流动性成本基本为零的情况下,央行可以通过增加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参与者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将资金转向拥有更高收益率的股票和长期债券等资产,从而提高资产价格,降低资产收益率,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

Zakaria Moussa(2010)从托宾的q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央行通过大量购买中长期国债等措施,在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同时,降低了中长期利率,提高了资产价格。根据托宾q理论,企业将会趋向于选择新的投资,从而增加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复苏。

3、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形成的财政支出扩张渠道

直接购买中长期国债和政府担保债券等是各货币当局当前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重要策略,也会成为量化宽松货币后期政策的落脚点。货币当局购买国债的操作,减轻了政府的利息压力,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Obstfeld和Auebach(2003)就曾经对永久性增加货币供给以扩张财政支出进行过分析,提出央行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购买中长期国债等措施,以不付息的货币来代替付息的国债,从而降低政府利息负担。

近些年来,我国的众多学者也开始加大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注和研究,但有关其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时间并不是很长,目前仍然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对于这一政策对此次金融危机是否真的有效果,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

1、认为量化宽松政策能够起到预期中的作用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美国等国家为应对此次危机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策略是持赞同意见的,并对其实施后的效果进行了相关分析。Miyao和Ryuzo早在2002年就探讨过治理金融危机的策略,他们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分析金融危机时利率的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一种“信用危机”或者说是一种“信贷紧缩危机”,因为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一般都会提高贷款条件或者提前收回贷款以减低风险,从而使市场上的可利用信贷急剧收缩。当可贸易产品的生产产出调整摩擦并不存在,可应用于经济其他部分的比例基本上也无法灵活调整时,那么利率的减少,将会导致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郑联盛(2009)认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救市政策不但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且放松了货币政策,进一步降低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率,不断地排除了政策束缚例如“扩展政策空间如大萧条以来首次对投资银行提供流动性”、“参与接管两房和AIG”等。在奥巴马政府不断加大各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的同时,还能较好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戴洵在2010年的文章中以美国为样本,从对市场信心的影响、对信贷紧缩的影响、对商业票据市场的影响和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此次金融危机下美联储救助政策的效果,他认为在这场危机中美联储不断增强的危机救助政策避免了市场情绪的崩溃,使得市场的恐慌情绪明显开始缓和。具体而言这些政策能够弥补美国国债发行缺口,可以改善私人信贷市场条件,并且通过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减轻了美国债务负担。

2、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存在问题甚至从长期而言是无效的

事实上也有很大一部分学者仍然是觉得这样的政策的实施是有很多弊端的,甚至从长期情况而言是无效的。

Fullwiler(2003)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尤其是资产组合调整效应并没有被广泛观察到。他认为,这一效应无效的理由是在危机后经济萧条和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私人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受到严重破坏,不良贷款大幅增加。私人银行资本金的严重破坏结果就使金融机构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降低,拒绝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Miyako(2003)的研究表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导致量化宽松在初期无法达到效果,主要是因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一是日本经济低增长导致的低预期收益率,二是对持有风险资产的谨慎态度,三是高不确定性,四是对流动性需求非常大。

Takeshi和David Small(2007)利用本世纪初日本的数据就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的投资组合调整效应进行了分析,他们对资产进行了分类――高等级公司债券、低等级公司债券和逆周期的国债以及顺周期的股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投资组合相关分析,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逆周期资产的风险溢价,但是却会提高顺周期资产的风险溢价,这就削弱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终效果。同时指出,在零利率政策下,央行大规模购买中长期国债的行为并非能够毫无异议地给金融市场带来净收益。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对美国等国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否定态度的有:易纲(2009)指出,尽管日本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投放大量流动性,但零利率致使投资者在日元和高收益货币之间进行套利交易,不仅影响日本货币政策效果,也造成日元汇率波动。李石凯(2010)从货币供应量变化提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美元中没有形成美国国内流动性的部分,绝大多数已经溢出美国金融体系,对刺激美国经济无效,但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

(三)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分析

量化宽松政策在本质上是在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下向经济体直接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些超量的美元、日元等等必然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和盈利前景更佳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掣肘货币政策等。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201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就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示,美联储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会引发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面临的资产价格压力很大。当前物价水平上涨的压力不容忽视,年底物价可能超出年初预期,实际通胀也可能有所上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夏斌认为,跨境资本流动政策、汇率制度转轨政策及其他政策的协调与衔接,是新兴国家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尤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而具体到对中国的影响时,刘元发(2010)认为美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会造成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国际热钱流入的速度加快,强化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美日的这种货币政策上的改变必然会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我们应尽可能处理好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去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综合运用多种政策组合抑制这种负面影响的存在。

三、总结

首先,目前这种全球大规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形势,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固然可以缓解实施国内部的通缩情况,但以美国为例,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种政策的实施明显有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嫌疑。尤其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更是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将之后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研究重点放在其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分析研究,对此保持警惕并研究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参考文献:

[1]尚姝.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研究:基于日本经验[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03).

第2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在大规模的LTRO操作实施前,市场普遍认为只有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才能拯救欧洲,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大规模的LTRO实施计划不到半年,由政治风险导致的希腊退出的可能性加剧。从欧元区经济金融基本面来看,欧洲量化宽松政策具有稳定市场的作用。但由于欧元区存在经济金融结构的异质性、多边政府的政治影响、欧洲央行职能及其政策操作的特性等多方面问题,非常规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受到制约。而对于量化宽松政策本身,非但无法触动欧元区结构性失衡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根本性问题,短暂的金融市场反弹更是掩盖了实质性的恶化。

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首先,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欧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规模激增。自2007年8月以来,欧洲央行便开始增加流动性供给,而欧元体系资产负债表的迅速膨胀主要是在欧债危机时期,尤其是近期两次大规模的LTRO操作之后。截至2012年3月2日,欧元区基础货币比2007年1月增加了近260%,年增长速度超过50%,其中,2011年10月到2012年3月增长了39%,欧元体系资产总量从2007年1月的11383亿欧元扩张到目前的30232亿欧元。不过,由于受到多国财政约束以及法律对欧洲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限制,欧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程度仍低于美国央行和英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广义货币供给的年增长速度有所恢复。从广义货币增长趋势来看, 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广义货币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11年基本保持在2%以上。尤其是首次长期再融资操作实施之后,2012年1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3)年增长率迅速扭转2011年12月出现的下滑趋势,实现2.5%的年增长率。但是,相对于基础货币迅速扩张,广义货币绝对增长速度较慢。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接连影响,欧元区2012年1月的广义货币比2007年1月仅增长了20%,远远小于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

最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开始缓解,欧元区整体政府债券的长期收益率开始下降。量化宽松政策有效地防止了银行由于流动性风险压力而面临的倒闭风险,也为希腊债务重组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截至2012年3月底,由于LTRO操作的启动,欧洲货币市场的3个月欧元银行同业拆放利率(Euribor)和隔夜掉期指数的利差,从2011年12月开始持续快速回落,直至2012年3月初的60个基点,但比2011年7月水平仍高出30个基点。自2011年12月以来,量化宽松政策的加强、欧洲财政整固计划的推进、希腊债务重组以及欧元区永久性稳定机制(ESM)的确定等种种利好因素,推动欧元区整体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震荡下行,除希腊之外的国家与德国政府债券的利差明显缩小。

量化宽松政策面临的问题

金融部门产生新的潜在风险

宽松政策有助于缓解银行融资压力,却对银行偿付能力和融资成本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在第二次大规模的LTRO操作后,欧洲主要银行的股票市值重拾2011年10月以前的下行趋势,尤其是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股市。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来自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通过银行渠道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央行希望能够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并促使银行体系购买各国国债。根据ECB(欧洲央行)近期的月度报告,西班牙在2012年1月增加了230亿欧元的政府债务,而意大利增加了201亿欧元的政府债务,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间,西班牙和意大利银行的政府债务持有分别增长29%和13%,达2300亿欧元和2800亿欧元。这样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银行可以通过低息贷款购买高收益债券,增加账面利润,从而降低了优化资产负债表的动机。目前,西班牙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速度远远低于美国,欧洲央行间接银行渠道的量化宽松方式将为其去杠杆化继续提供条件。这一趋势的结果是,一旦有国家出现债务违约,持债银行将面临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

欧洲银行业存在潜在的抵押品不足。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方式不同。欧洲央行主要通过临时易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临时交易的流动性供给建立在抵押基础上。此外,自欧元启动以来,欧元区担保市场的发展规模已经超过无担保市场,成为银行间相互融资的主要方式,抵押品成为银行融资的重要媒介。在欧洲近期推出大规模LTRO临时交易之后,欧元体系的银行业,特别是收债务危机影响较大国家的银行业的大量资产已成为抵押资产。截至2011年,希腊与西班牙银行体系已经抵押的资产占总资产比率达35%和25%,西班牙的这一比例比2005年增加了10%。银行业对于抵押资产的比例限制问题并无定论,市场担忧银行业陷入抵押品不足风险的理由来自:一方面,西班牙目前面临债券违约风险,不断上升的抵押品不足问题可能会影响其进一步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大量的抵押担保融资行为会对银行无担保融资形成冲击,使银行间融资成本继续提高。

缺乏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配合

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也包括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从日本20世纪末的量化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有研究认为,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产生效果,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缺乏一致性,以及对不断升值的汇率形势无能为力。从现实情况来看,欧洲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方面,欧洲目前缺乏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财政政策的配合。欧洲目前采取的是极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2012年3月初,25个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的《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对各国的财政纪律及违反的惩罚做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扩大财政支出的道德风险,欧洲央行在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加强财政纪律。

另一方面,在汇率方面,欧元贬值刺激出口的作用较为有限。自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贬值幅度较为有限。根据欧洲央行数据,欧元有效汇率在2011年贬值2%。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兑美元主要在1欧元兑换1.2~1.5美元间波动。贬值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对自身汇率的决定能力强于欧元,此外,欧元区经常项目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基本保持收支平衡。进一步地,如果宽松货币政策有效,则欧元升值,进而限制欧洲出口增长。

由于结构性增长的改革措施在中期难以见效,缺乏政策配合的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增长完全不起作用。自2011年以来,失业率走势似乎对量化宽松政策毫无反应,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的失业率不断提高,在2011年下半年以来出现加速趋势。此外,对整个欧元区而言,经济增长势头也不被看好。根据德国央行和欧洲央行的统计数据,2011年欧元区私人部门贷款年增长率为1.1%,比2010年有所下降,而2012年1月和2月贷款增长率仍在下滑;此外,私人部门贷款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贷款存量增长额由2010年的2093亿欧元降至2011年的574亿欧元,反映出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不足。

无益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希腊、西班牙等国由于经济金融异质性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统一货币对各国经济金融结构异质性产生的非对称冲击无能为力。由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各个国家仍然保留着各自的国别特征,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财政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异质性会在货币联盟的各国间产生非对称冲击,从而导致价格和产出的明显差异。国家的债务危机,反映出欧元国家由于异质性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统一货币政策对这样的非对称性冲击无能为力。在债务国家艰难的经济调整过程中,量化宽松政策无法纠正欧元区内的经济失衡。

进而,量化宽松政策不利于纠正国家私人部门的过度举债。单一货币区为发展速度快且通胀较高的国家,提供了较低的真实利率和扩大的资金供给。正是充足的低成本资金供给支持了资金的持续供给,导致金融服务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财政开支过度和私人储蓄不足的经济模式得以维系。量化宽松政策继续为希腊等国家提供较低的融资利率和资金供给,为其债务调整提供了软约束。自危机以来,欧盟对希腊提出了严格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财政达标计划。在强大的政策调整形势下,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仍然接近GDP的10%。这与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提供的低廉资金供给不无关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完全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言,目前希腊私人部门的信贷成本仍然很低,企业和家庭新增贷款的平均成本仅为6%至7%。因此,欧洲央行持续的流动性救助,使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重灾国家的信贷成本一直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国经济自我纠正的效果,反映出货币联盟国家经济调整的刚性。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

欧元区各国间差异的扩大使欧洲央行的任务更加复杂。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货币金融一体化差异程度不断扩大,无论是经济增长情况、失业水平、国债收益和银行体系稳健程度等各项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在量化宽松政策进程中,各国差异也有所表现。国家的银行业完全依赖欧洲央行融资供给,而出于对未来形势的担忧,德国等核心国家较为稳健的银行机构往往不愿参与融资和扩大信贷。

欧洲央行还面临政策可信度降低的问题。作为现代银行,其职责不能仅是保持物价稳定,还应包括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避免通货紧缩以及保持金融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在欧洲国家真正发生问题时,欧洲央行由于责任性不足,必然受到各国政治家的“责问”,造成政策目标的动摇和政治独立性的丧失。当前,欧洲央行正面临这样的困难:货币稳定优先还是金融市场稳定优先,是依照规定实施“不救助”条款,还是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责。欧洲央行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摇摆不定,以至出现欧洲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的立场不同,执行董事会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出现的委员辞职,以及长期LTRO间接充当“最后贷款人”,而被称之为“政治的决定”等现象。这些问题反映出欧洲央行独立性和央行政策的可信度遭受质疑。

未来,欧洲央行的政策决定仍面临矛盾选择。除了需要考虑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对核心国家通胀的影响外,欧洲央行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和收缩过于扩大的资产负债表,都将面临法律制度的约束和各国政府的争议。

综合来看,缺乏财政政策配合的欧洲量化宽松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能力有限,在各国主要经济金融指标分化趋势加强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无益于欧元区国家结构调整和经济再平衡的实现。在当前无法推进财政一体化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欧洲国家稳定市场和缓释危机的少数手段之一,即使如此,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制于欧洲央行的法定职能以及德国的政策立场。

量化宽松政策未来展望

从目前形势来看,欧洲存在继续量化宽松政策的空间和可能性。

第一,债务危机的发展态势。这是决定欧洲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欧洲债务危机的化解是长期的过程。目前,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加剧,欧元区局势再度紧张,即便希腊仍然留在欧元区内,欧元区的金融形势也非常脆弱。市场预测,希腊在2015~2020年间还需500亿欧元的救助。由于政府债务的急剧增长,西班牙的债务总量(公共及私人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337%升至2011年中期的363%。

第二,未来的通胀形势。从欧元区整体形势来看,由于信贷增长不足,经济持续低迷,欧元区整体的通胀压力并不明显,这为欧元区继续的宽松政策留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近期表示准备容忍德国通胀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现实,但德国治理通胀的一贯作风可能会对欧洲央行宽松政策有所限制。

第三,美国的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欧洲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受制于美国,欧洲央行利率的回调再次验证了欧美货币政策的联动性。在当前形势下,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美国持续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正在加强。只有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才能推动欧洲贸易服务出口增长,欧洲经济衰退局面才能得以遏制,进而量化宽松政策才能跟随美国货币政策选择停止。

鉴于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有限性,欧洲应将更多精力放在尽早实现经济平衡的调整上。尽管欧盟认识到经济平衡的重要性,并力图启动宏观经济失衡程序(MIP),纠正失衡。但从整体治理的手段来看,欧元区治理失衡的主要手段集中在失衡一端的国家,而没有将失衡另一端的核心国家纳入其中。对相互渗透的欧元区国家,其企图实现“零和博弈”的决策几乎无法实现。在经济失衡中得到利益的核心国家应当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代价,这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实现机理是一致的。一方面,希腊应坚持紧缩开支,降低民众对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的依赖;另一方面,德国应适当放松财政政策,提倡扩大内需并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力度,给予国家经济调整的合理时限。

第3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至今,过高的房价还没有得到控制,仍存在再次上涨反弹的风险。如何将房价逐步调控到合理价位,将是房地产调控下一阶段的重点。调控措施还应根据调控效果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不断深化。

从中国经济发展全局而言,在坚持和深化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走向。

虽然调控部门表示2010年将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但央行年初公布的具体操作目标表现出由松转紧的变化。M2增速将从上年的27%调低为17%,贷款增速将从上年的28%调低为18%。

年初时央行面对的是经济增长加速、通胀压力急速加大的形势,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是防范通胀加剧,提出了收缩性操作目标。虽然4月至7月期间经济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但从最新公布的数据看,货币政策却仍在按照年初提出的由松变紧的路线运行。

为应对物价和经济增速并行下落的形势变化,下半年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应继续适度宽松。M2和贷款增速可以提高到20%略高一些,例如23%左右。提高货币和贷款增速,可对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也可能使通胀压力增大。

有人担心货币放松可能会对房地产调控造成冲击。其实,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有效措施在于控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只要坚持实施对二套房、三套房等多套房购买控制措施,明确表明房产税等税收政策出台的政策方向及时间表,只要投资投机性需求及炒作得到控制,货币贷款的放松就不会造成房地产泡沫的重新泛滥。货币贷款放松对于不实施控制的一套房正常需求提供支持,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转向健康运行的轨道,促使房地产业继续发挥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有人提出,如果经济下滑局势继续加重,可考虑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但是,之前密集出台多种大力度刺激措施刺激经济获得了快速复苏的成果,也付出了代价。一些刺激措施产生了负效应,留下了风险后患。比如我们目前面对的难以处理的房地产泡沫就是后果之一。与此相关的刺激措施如利用房地产价格上涨作为扩大贷款抵押支持的地方融资投资,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能在上一轮刺激政策留下的风险隐患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回升再制造出新的风险。

事实证明,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破坏严重性远大于其刺激经济的积极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就是不合理房地产刺激政策的退出和清理。

但是,在房地产领域以外的多数经济刺激政策,没有产生像房地产投机泡沫那样严重的风险后患,具有激励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健康成长的功能,在经济尚未坚实复苏的情况下,各种刺激措施不宜同时一起退出,经实践证明效果较好的刺激措施应延后退出。

在目前经济复苏出现震荡反复的情况下,已经发挥了刺激经济主力作用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当延续,给遭受打击的经济添加新的能量和活力。

下半年,我们不必像对付金融危机冲击时那样采取各种可采取的刺激措施去追求强劲快速的经济回升。目前虽然出现了房地产调控带来的经济下滑,这种调控及其变化和日本美国泡沫崩溃爆发危机的情况不同,是在泡沫未涨至顶点时主动采取的提前调控行动,获得了一定的回旋缓冲空间。

第4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效应 政治经济学角度 对比

美国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

2008年的次贷危机过后,雷曼兄弟破产,花期银行、AIG等金融巨头纷纷面临债务危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重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美联储在2009年3月启动了第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QE1)。截止到QE1结束的时候,美联邦储备总共投放了17250亿美元左右的基础货币,具体分为以下三项:12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

在大规模的资产价格下跌后,首要目标是恢复金融体系的运作。在危机过后,流动性不足是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发生银行挤兑。而量化宽松的实施,使得短期利率下降以及市场的流动性增大,银行有了充足的资金,这样,市场的悲观心理会降低,挤兑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减少。此外,长期利率会因为流动性风险的下降和短期利率的降低而降低,因此资产价格如股票和房产等不会继续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从而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可见,QE1对及时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危机过后,美国政府联合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救市,这固然是缓和了经济危机,但是也暗藏了道德风险。政府虽然只是暂时以股权注资的方式来提供救援,但是会留下深远的影响,其一就是被救助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将来制造新的道德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正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不顾风险,一直加大对次级抵押债券的投资以追求超额的利润,才会造成了巨额的亏损。从短期看来,美国政府出台的量化宽松确实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对于短期内市场秩序与信心的恢复起到了有利的影响。但是长远看来,这样却使曾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意识到,金融机构的利益与社会紧密相连,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为避免危机的扩大,会采取救市的措施,承担其高风险投资所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行为可能会从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增加投机的行为,放大投资者的赌博意识。而下一次的过度投机和资产泡沫也可能会因为道德风险而产生。

美国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QE1对拯救当时随时可能崩溃的金融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对刺激消费和增加就业的帮助却不明显。随后,在2010年11月2日的中期选举中,作为执政党的痛失众议院的多数地位,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次的中期选举是选民对奥巴马政府业绩的一次“公投”,也是下届总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这次的失利让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要挽回政治败局,争取连任,首要任务就是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美联储再次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比QE1、QE2的特点是直接与就业率挂钩,具体措施有以下几项: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上,并且预计斥资6000亿美元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预计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美元,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

(一)QE2对经济复苏的帮助

从2008年到2012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的数据可以看到,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2009年美国GDP呈负增长率,而从2010-2012年间GDP虽然开始呈增长趋势,但是增速缓慢。仔细分析不同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看到,个人消费支出的贡献最大,国内投资净额次之。虽然在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支出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但是从2010年3月底(QE1退出之后)开始呈缓慢的增长趋势,并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但美国的国内投资额却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特别是私人投资部分,增长不稳定,偶尔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然而,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过后,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使得流动性更加充裕了,但是投资并没有因此而增长。由此可见,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流动性的问题,而是信心不足和信用缺失。美国政府想要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只是通过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复苏,更重要的是要在规范金融行业、重构信用体系上下功夫。

(二)QE2对就业率的影响

根据美国劳工部官网2000-2012年第三季度美国失业率的变化数据显示,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就业情况良好,大致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不大。但是从2008年11月开始,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时曾达到10%(2009年10月),随后一直维持在9%左右。直到2012年10月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7.9%,美国就业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是要恢复到5%左右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却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仔细观察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情况明细可以发现,美国的劳动人口呈缓慢的增长趋势,然而不计算在劳动力以内的人口却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意味着失业率的下降并不只是单纯的就业人口增加,有一部分原因是失去信心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口正在逐渐上升,数据显示这部分人口从2011年的10月86213000上升到2012年10月的88341000。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一部分工人放弃了寻找工作,根据数据显示,短短一年期间,美国不计入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变化。

1962年美国学者奥肯(Arthur M.Okun)提出著名的奥肯定律,他指出就业和产值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相关性。然而,从2009年到201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4%变为2%,失业率却依然徘徊在接近10%的水平。有关学者指出,美国失业率高的原因越来越复杂,并不只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失业,还有结构性失业等其他问题。自2010年11月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推出至今,美国的就业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可见,目前美国就业率不足并不只是单纯的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QE2的推出难以对就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的效应

纵观2008年到2012年9月(QE3推出之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可以看到QE1和QE2确实向金融体系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对稳定本国的金融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以上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已开始迈出复苏的脚步,然而美联储却在2012年9月15日推出QE3,宣布每月购买400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笔者认为这与美国国内投资增长不明显、就业市场依然疲软有很大的关系,加上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给本国经济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政治周期,QE3的推出更加显得合乎情理。

(一)QE3对贸易问题的影响

美国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QE2推出之后,由于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美元的贬值幅度,从而改善当前的贸易失衡格局。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测算,如果美元贬值了10%,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在GDP所占的比重就会下降近一个百分点。所以,伴随着QE3的推出,美元会持续贬值,从而有助于提振出口。在2006年以前,美国贸易逆差逐年递增而且增速很快。但是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正在逐渐下降,而且从2009年开始,贸易逆差从2008年的698338百万美元快速下滑到379154百万美元。2009年正是美国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的时间,由此推算,美元的贬值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但本文认为,这一效果是否明显仍然不能确定,因为美国的进口结构和规模都存在一定的刚性,QE3是否能有效提升美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仍需要时间来验证。

(二)QE3使得热钱流入新兴市场

鉴于当前美国的经济环境,量化宽松实施已久,但是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而纽交所的股价和衍生工具价格却大都已经恢复到经济危机以前的水平,由此可以说明新增的资金大都流向了金融投机领域。由于QE而导致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美国投资者出于套利的动机,会大量的增加对海外的投资,尤其是把资金大规模的投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套利行为的存在,而使得资金大量溢出本国,最终量化宽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另外,在QE3推出之后,美元的供给量充足而且国内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会使得热钱泛滥,这些资金很可能大规模的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领域,从而推高相关资产的价格,催化结构性资产泡沫。然而,一旦热钱获利或许会集中退出,那么相关资产市场可能会大幅下跌,而新的金融风险或将由此而产生。

(三)QE3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全球通胀

在国际上,石油、农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以美元来计算的。而本次量化宽松将使美元的供给大量增加,从而会对大宗商品产生影响:首先,美元供给量的增加会使得美元贬值,而美元的贬值必然会引起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其次,美元供给量的增加还可能导致对大宗商品的投机,而促使大宗商品价格的全面上升。另外,很多类似中国这样依赖初级产品进口的国家,必须进口大宗商品作为原材料,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都会因此而上升。随着QE3的推出,美元将继续贬值,那么初级产品将会进一步的涨价,而这些国家会面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些国家很难抵御这种由大宗商品价格传导而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四)全球主要经济体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如今,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只是会对美国产生影响,以美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其货币政策的推出,必然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其影响下,只能相应的推出新的货币政策来减少美国量化宽松对它们的影响。自从美国在2009年开始实施QE1至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开始蔓延。日本自2006年退出量化宽松之后,于2009年开始重拾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购买定额的国债。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也分别将基准利率调至0.5%和1.5%的历史新低。而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引导,而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随美国进行调整。否则,人民币将会因为热钱大量流入而面临升值的压力。

结论

美国的经济问题早已不是流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继前两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再次推出QE3,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并不会很大。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信心不足和信用缺失,美国政府想要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更重要的应该是在重振信心、优化信用结构上下功夫。而一再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似乎只是把问题转嫁到其他国家,这样以邻为壑的做法,并不会对美国经济起到很好的提振作用。在目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增发的货币中没有形成美国国内流动性的部分,大部分都已经溢出美国,流向全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这部分国际游资通过乘数和杠杆作用已经被无限的放大了,并且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全球的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动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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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效果与潜在风险[J].武汉大学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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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素春,李娅.美国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危害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1(3)

5.李永刚.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8)

6.杨琳.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原因、效应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1(4)

第5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股市在涨,房市也跃跃欲涨,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弥漫着几分激动与躁动的气氛。

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带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征,即总体上走向市场经济。但在重大转折关头,不免市场、行政命令,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一起上。结果,作用大,见效快,但企业也往往被弄得七上八下。

去年,我们几千万股民投资者一起尝试了超严厉超紧缩货币政策下的宏观调控下的熊市苦难,股市从6124点,到1660点,用一年时间走完了日本从1990年到2002年的12年大跌的路。很多股票跌去一半多,甚至90%。

笔者一直认为:海外,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出口锐减是原因一,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政策调控过紧,特别是额度制的货币政策。它本来属于“窗口指导”性质,结果却成了“枷锁”。奥运会前,很多企业还在囤积原材料,一开完奥运会,全国没了市场需求,钢铁、石油、铜都大跌一场。

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市场似乎被加以强制行政方式地放贷货币,2007年全年货币投放5万亿,今年―季度投放4.58万亿。4月份又投放6千亿,估计全年8万亿很难打住。

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我们遇到这种超强宽松之货币政策。它支持了4万亿投资,支持了股市大涨40%,支持了房市,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但这么汹涌澎湃的现金流会造成通胀等其他副作用吗?

(二)股市呈牛市状,牛市如何演绎

从5月7日的调查看,40多家机构无一看空股市,深沪两市明显呈牛市强势特征。这种情况从1660点以来,经过一波波上涨、下调、再上涨、再下调,渐渐地不下调了。新股早已审过好多家,如光大银行等大盘,及创业板的t400多家,但一看到你要跑,想不做了,立即宣布没有发新股打算。这是唯一可以改变股市勒迹的举措,但就是不发。市场机构也似乎达成了默契,“抓大放小”,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就是不炒,以免大盘炒高了,发新股。现在看来,如果注意节奏,发得少些,市场在超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仍然可能维持牛市状态。

(三)各地房地产明降暗升,居民压力很大

突然涌来的大量货币,主要是贷给上市公司、国企和有信誉的好企业(很多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依然贷款极难),因此,很多企业家依然觉得压力很大,但看各家企业又都在转,饭店依然天天爆满。中国经济在未充分调整到位的情况下,被强大的宽松货币政策拉了回来。

巨大的现金流肯定有相当―部分通过企业流入了股市。实业太难,股市几天―个涨停。资金在目前这种98%商品供过于求时期,首先一定先进资本市场。股市进完后,极可能再进房市。现在,全国各省会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在当地政府呵护、抢救下,已基本稳住,并呈上涨状。上海一些地方,3万/平方米、3.5万/平方米、4万/平方米的房子又出现了,而且动辄就是200~250平方米,北京也基本停止下跌。

第6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短期利率至目标水平,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盯住的基准利率分别为联邦基金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拆借利率和短期国债回购利率。这些利率虽名称各异,但均为短期同业拆借利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同业拆借利率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居民借贷时,会将中央银行的意图传递至整个经济体,最终实现调控经济的目的。如果一国中央银行试图刺激经济,则会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短期限政府债券压低基准利率至目标水平,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投资与消费。反之,如果中央银行试图抑制经济,则会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出售短期限政府债券抬升基准利率至目标水平,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抑制投资与消费。

2007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恢复经济,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基准利率都相继降至1%以下,并长期徘徊在零附近。然而,在这种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下,各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却不尽如人意。理论层面,中央银行已无法继续将利率下降至零以下。

传统的货币政策失效后,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尝试创新型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以继续刺激经济增长。其中,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使用范围最广。该政策的传导机制为: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或非金融企业手中,以市场价格购买长期限政府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压低长期利率,提振资产价格。与此同时,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令商业银行有钱可贷,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下,中央银行调控的仅仅是短期利率;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央银行可以压低长期利率,迫使投资者选择其他高收益的资产,激发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意愿,进而刺激消费和投资。

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压低长期利率的作用的确是迅速和明显的。2009年至2012年初,美国两次量化宽松政策而一次反转操作期间,长短期利差较政策窗口前后均出现明显的收窄。但该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还需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及企业、居民的融资、投资实体经济和消费的意愿等。

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与实施效果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地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来重建金融市场秩序、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和举措背后的逻辑,虽然都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负债规模至既定目标来为经济体提供流动性,但各国政策出台的背景、操作细节以及实施效果却不尽相同。

美国:政策效果显现,企稳迹象展露

2008年起,美国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25日,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推出,美联储宣布将购买5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1000亿美元的债券;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增加购买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1000亿美元的债券。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美联储共向经济体提供了1.7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使得10年期国债利率与隔夜拆借的期限利差缩窄70个基点。

2010年11月3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启动,美联储宣布将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2011年9月21日,美联储宣布进行反转操作,将出售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同时,买入4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反转操作与前两轮宽松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未向经济体注入新的流动性,但因长期国债需求增加,同样起到压低长端利率的作用,令利率曲线更加平坦;2012年7月20日,美联储宣布继续进行反转操作,将出售267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同时,购入相同金额的长期国债。

2012年9月13日,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开始实施,美联储宣布将至少按照每月400亿美元的频率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至劳动力市场有明显的改善。

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美国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来看,量化宽松的效果确实有所显现。危机爆发后,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持续回落,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间,PMI一度跌入40以下的区间,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间的GDP增速持续为负值,经济前景堪忧。为了迅速“狙击”经济下滑、提振投资者信心,美联储使用了量化宽松政策。自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回暖的迹象,PMI较快地回升至50以上,GDP增速也恢复至2%的水平。虽然经济在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过数次反复,但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2012年9月PMI重新站上51.5,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维持在2%以上,经济企稳迹象明显。

日本:量化宽松的先行者,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20世纪90年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核心通货膨胀率自1998年起进入负数时代,经济增速严重下滑,经济整体陷入衰退。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日本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使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消除通货紧缩的风险以及加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日本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秩序得以恢复。然而,各项经济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在这次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显现任何起色,国内生产总值和核心通货膨胀率始终在零附近徘徊。2010年10月,日本银行再次出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布将在2011年底前购买35万亿日元的国债等金融资产。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日本银行又一次宣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资产购买计划,增加购买总额至80万亿日元,同时延长购买时间至2013年底。

从最新公布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虽然在2012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回暖的特征,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达到了3%,核心通货膨胀率也一度转为正值,但这主要归因于地震后重建这一暂时性因素。2012年下半年,日本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再度跌到50这一荣枯分水岭之下,出口额同比大幅回落,经济疲态再现,复苏乏力。

理想状态下,日本银行“双管齐下”:一方面,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以驱使商业银行不将资金存于央行而是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令其有充裕的资金进行借贷,进而能够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然而,这一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的商业银行和企业一直维持低风险偏好,借贷意愿并不强烈,中央银行补给的流动性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并未输送到经济体中。单纯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不能帮助日本央行完成刺激经济增长的艰巨任务。

欧元区: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宽松政策效果有限

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三个计划构成,分别为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证券市场计划(SMP)和完全货币交易计划(OMT)。2009年5月7日,欧洲中央银行(ECB)宣布执行担保债券购买计划。该计划包含了两次购买行动,即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间,欧洲央行在一级、二级证券市场中购买600亿欧元的、以欧元计价的担保债券,以及2011年11月至2012年10月间购买400亿欧元债券。2010年5月,欧洲央行引入证券市场计划,欧洲央行及17个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财政问题较严重国家的政府债券,以降低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和还款压力。2012年6月,欧洲央行宣布启动完全货币交易计划以取代证券市场计划。欧洲央行将会在二级市场中购买剩余期限在1~3年的问题政府债券,以改善欧元区问题国家的金融财政状况,确保国债违约风险为零。与此同时,欧洲央行通过出售其他资产来“冲销”流动性,避免因货币供应量增多而引发通胀。

欧元区在次贷危机后又深陷债务危机,加之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和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因此从货币政策的制订到执行、传导都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复杂。2012年9月,欧元区17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由7月份的44回升至46.1,结束了此前连续13个月的衰退局面。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和稳定器,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回升至47.4,经济下滑风险有所释放。出乎市场预料的是,法国经济走势与欧元区整体走势背道而驰,PMI指数出现大幅下滑。欧元区经济增速始终处于低位,且下滑趋势仍然存在。在欧洲央行的努力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阻止了问题国家融资成本的上升,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长期国债的收益率都出现了下行,债务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欧元区若想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竞争力,可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坚定的改革举措。

英国:政策颇具创意,效果尚待观察

英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标准化”的量化宽松政策,分为三个阶段:2009年5月5日,英格兰银行宣布将购买750亿英镑的金融资产,随后增加购买金额至2000亿英镑。2011年10月6日,英格兰银行宣布继续购买750亿英镑的金融资产,2012年2月9日将购买总金额增至3250亿英镑。2012年7月5日,英格兰银行再次宣布购买500亿英镑的金融资产。三轮资产购买计划的总金额达到3750亿英镑。另一部分则是“改良版”的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7月,英格兰银行引入了“融资——贷款计划”(FLS),从2012年8月1日起的18个月内,英国各银行能够以非常便宜的资金价格融入长期资金,但前提是要增加贷款规模(资金价格与银行的新增贷款规模呈负相关)。该政策的优点在于疏通了“标准化”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机制,避免释放的流动性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虽然目前的英国经济表现并不理想,但其创新的量化宽松政策值得其他经济体借鉴。

全球货币宽松下的金融市场

债券市场

正如上文所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购买长期金融资产以压低长端利率得以执行。因此,在这轮货币宽松的浪潮中,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持续的牛市行情。自2007年至今,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下降通道,债券价格持续上升。以美国债券市场为例,2007年10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56%;2012年10月1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4%,五年间收益率降幅达到2.92%。在这一长期趋势下,债券市场的波段行情也为债券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08年底,收益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下降了1.89个百分点;2010年,收益率在半年的时间内下降了1.48个百分点;2011年,收益率在同样半年的时间内下降了1.57个百分点;2012年,收益率在4个月时间内下降了0.96个百分点。

股票市场

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趋势下,股票市场也迎来了慢牛行情。虽然世界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还处于是否止跌企稳的巨大争议中,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却走出了独立的趋势。股票市场的上涨,一方面来自于充裕的流动性的驱动,另一方则是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其不愿投资于实体经济,而偏好债券和股票。以美国股市为例,自2009年初至今,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呈现单边上行格局,2012年10月19日收盘于1433点,几乎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与市场高点——1576点——仅相差不到10%,近四年间的股票投资绝对收益率水平达到66.04%,年化收益率为17.23%。

黄金市场

货币政策对黄金市场影响的一般逻辑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充裕,通货膨胀率高企,普通投资者为了抵御通胀,寻求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会增加对黄金投资的需求,黄金价格上涨;反之,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趋紧,通货膨胀率维持低位,投资者对黄金投资的需求减弱,黄金价格下跌。

第7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2009年上半年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通过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实体经济复苏进一步确认。反过来,经济恢复促使各行业对贷款的需求回暖。

宏观经济进一步复苏

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机会成本低,推动经济的动力加强,经济增长更快得以恢复。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已经回升,而先行指数回升态势更为明显,这预示着经济走出低谷得到确认。

另外,如图所示,6月M2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缩小至3.67%(28.46%-24.79%),从1月的12.1%一路直线下降,表明活期存款有所恢复,占比逐渐回升。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经济的活跃程度在持续提升。

货币供应加速增长

与货币供应量相对应,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规模快速扩大。截至6月末,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74万亿元,同比增长34.44%,增幅比上月末高3.83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银行业信贷周期的历史经验,在一年当中,各季度放贷规模一般呈递减的态势,特别是在第一季度比较集中,下半年则加速衰减。基于此,以及观察1-4月的信贷规模趋势的情况下,我们判断全年新增信贷8-10万亿元,新增信贷规模不会快速反弹。

宽松货币的基调不变

货币市场的表现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并无必然关系。央行的货币政策至少在今年都不会改变。目前在经济没有明显强劲回复之前,货币政策肯定是不会变的。

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后有所收紧,导致美国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经济衰退。这一实例就证明了在经济衰退之前,收紧会导致经济回复前的倒退。

日前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报告认为,2009年二季度,国民经济恢复速度超出预期,经济主体信心稳步提高。GDP同比增长回升,环比增长继续加快;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加快,国内投资需求强劲反弹;信贷投放大幅增加,银行流动性充裕。下一阶段,应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促使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央行该报告列出的推动因素的假设都是宏观经济下半年的好转,正如报告对此所持观点一样,经济中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而放缓的因素多为确定性、现实性的问题,即使央行不收缩,下半年信贷量也会显著放缓。总体而言,下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环比显著收缩已成定局。

根据中国银行业历年信贷周期中的分布,下半年贷款都占到全年的约30%,且三四季度分布相对均匀。

我们坚持2009年新增贷款将会出现4:3:1.5:1.5的季度分布,全年新增信贷将达到10.5万亿元,下半年新增3万亿元,其中三四季度各新增1.5万亿元。

预计7月信贷规模会搭乘规模宽松信贷政策的末班车,6月天量信贷的惯性作用较强,结构宽松信贷政策未完全到位,我们初步估测月新增信贷5500亿元。

重在调结构、控风险

与信贷规模相比,下半年更为重要的是贷款结构。政策层的举动可以看作是对信贷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更有效的配置银行资产,从而可以进一步控制风险。与信贷规模相比,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贷款结构。贷款的投向与使用情况关系到息差与不良率这两个非常关键的银行财务指标。

预计中长期贷款快速增加的趋势进一步确认。今年个人与公司贷款中,上半年新增中长期贷款3.8万亿,远远高于短期贷款1.8万亿元的规模。在基建投资的推动下,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的态势趋于稳定。

预计在今后一年中,贷款中长期化趋势难以改变,这会增加银行的净息差,并将信用风险长期化。

中小企业短期贷款有望回升。与前两个月相比,今年6月新增中长期贷款9771亿元,短期贷款5231亿元。而之前两个月中,5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4493亿元,短期贷款1020亿元。与前两个月相比,短期贷款不仅从规模上实现了迅猛增加,而且在占比上快速反弹。这为银行利息收入恢复了原有渠道,对银行业绩将有部分积极贡献。

新增贷款中票据融资的增长放缓,比例继续萎缩。一季度新增公司贷款中,票据融资占到36%。如我们预计,随着一般贷款的快速增加,票据融资占比很难再达到前期的高度:4月、5月与6月新增票据融资分别为1257亿元、862亿元和135亿元,规模与比例继续快速萎缩。由于票据融资息差低,这部分业务的减少对银行存贷息差收入的影响小。

国内存款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6.63万亿元,同比增长29.02%,增幅比上月末高2.34个百分点。从分部门情况看,只有财政存款增加6883亿元,同比少增3351亿元。居民与非金融性公司都实现了同比快速增加。

控制风险是银监会重点。在保增长方面,天量信贷做得已经非常好。现在监管层的中心转移到信贷结构和风险上。监管层上月的办法将在之日起3个月后施行,而5月19日的该办法征求意见稿预留6个月的过渡期,可见推进还是比较积极的。从银行的角度而言,为实现对净息差下降的对冲,现在也需要反思贷款的信用成本,所以更容易配合实施政策。总之,我们认为推进实施会相对顺利。

新增潜在风险加剧

随着信贷规模的增加,监管层认识到了新增潜在风险在加剧。银监会提出,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也在增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当前,要特别防范项目资本金不实或不足风险、票据融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新的风险点。

银行业授信谨慎度相对不够主要是中国银行业传统体制内生的弊病,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对银行自身的治理与企业文化实行持续有效的措施。对于银行业现有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基建项目资本金与授信谨慎度方面,以及房地产信贷操作风险。

拨备覆盖增加速度快于预期。今年上半年中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134.3%,比年初快速上升17.9个百分点。这要高于我们125%的预期。银监会要求“严守拨备覆盖率底线,在年内必须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我们相信这一目标在年底能够实现,调高我们对银行业年底拨备覆盖率的预测至152%。这加大了银行拨备后业绩的压力。

第8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实践 效果 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理论和操作手段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提供基础货币供给,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和操作手段如下:设置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Krugman(1998)、Bernanke(2003) 和Posen(1998)建议日本央行设立一个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目标作为将来通胀率的承诺,Krugman(1998)建议日本在15年内采用4%的年通货膨胀目标,Posen(1998)则建议日本最初可以制定3%的通胀目标率,几年后下调到2%。Bernanke(2003)和Svensson(2001)建议中央银行设定物价目标,如果实体经济出现持续通缩则可以根据“物价正缺口”原则制定高于当前物价水平的目标,以打破公众通货紧缩的预期,使当前物价难以下跌。持续零利率或低利率承诺。虽然短期名义利率为零,但未来长期实际利率大于零,而长期利率对社会公众投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央银行通过持续承诺短期利率为零或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目的是为了降低中长期实际利率,进而有助于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而摆脱通货紧缩局面。持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持续足量地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数量远远超过其常规和超额准备金水平,这些额外的流动性将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功能降低中长期真实利率,强化公众对央行保持零利率承诺的信心,从而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资产购买计划。中央银行传统的公开市场业务以短期国债为对象,但在零利率约束下,可以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影响长期利率。Bernanke(2002)建议日本央行采取向市场承诺在低利率水平上购买无限量的中长期国债,这样可以引导长期国债利率下降,进而影响市场利率整体水平。此外,央行还可以购买“次级资产”以提振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信心,降低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从而影响依赖特定市场(机构)融资投资的经济实体的行为决策。

2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三个实践阶段

2.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开始时期(2001.03-2006.03)

2001年3月19日,日本央行鉴于当前经济增长低迷和通货紧缩的现状,决定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体措施手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承诺。2001年3月,日本央行承诺向市场持续提供流动性供给直到CPI稳定在大于零的水平上。2003年10月,日本央行明确了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近期公布的核心物价指数持续、稳定地维持在零以上。转变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由隔夜拆借利率转变为货币供应量,即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经常账户余额作为操作目标。具体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储备,由于这些超额储备不付利息,迫使商业银行尽量提取这些超额储备用于放贷,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资产购买计划。通过购买政府长期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以拉低长期国债的实际利率,增强公众的通胀预期。2001年8月至2006年3月日本央行资产购买总规模约为63万亿日元。

2.2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重新启动时期(2008.12-2013.1)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将隔夜拆借利率下降0.3%,12月29日进一步下调至0.1%,几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日本央行在实施超低利率政策的同时重启资产购买计划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自2010年以来共宣布了9轮资产购买计划,截至2013年底日本央行资产购买计划总规模达到101万亿日元。

2.3黑田东彦时代:更加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3.4-)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议,决定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数量上和质量上双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内容:一是以两年的时间实现2%的通胀目标(这是日本央行首次为2013年1月提出的新通胀目标设定达成期限)。二是用基础货币供应量取代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作为央行货币市场操作的主体目标,两年内将基础货币供应量扩大一倍(每年增加60-70万亿日元),2014年底达到270万亿日元。三是提高资产购买的总规模、取消国债购买期限和规模的限制。一方面,每年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亿日元(每月购买国债规模增加到7.5万亿日元),同时取消了日本央行持有长期国债价值不超过流通中货币总价值的上限规定,争取到2014年余额达到190万亿日元;另一方面,每年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S)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J-REITS)的规模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1.03万亿日元。

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金融市场压力有所缓解。日本央行持续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以及对长期国债的直接购买,大大缓解了市场上的资金压力,市场风险规避情绪有所减轻,稳定了公众的投资信心,最明显的表现是短期和长期利率的下降。此外,日本股票市场企稳回升,日经225指数由2003年4月的7831点振荡回升至2013年8月的13388点,累计涨幅为70.96%。总体看,第一阶段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市场,降低了市场利率水平,改变了公众对未来短期和长期利率水平的预期,带动金融市场长期利率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潜在融资成本,帮助日本逐步走出通货紧缩。但日本从2012年6月开始,工业生产指数和CPI同比均出现下降且连续7个月下降,日本重新进入通货紧缩和工业生产萎缩的局面,第二、三阶段持续加码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无助于解决通货紧缩局面。此外,在实体经济方面,日本经济虽然处在恢复阶段,但恢复的基础非常脆弱,多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未拉动私人部门投资开支、消费需求和融资需求的明显增加,因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刺激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4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践对我国央行的几点启示

4.1保持货币政策的调控弹性,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

日本在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巨大的逆财富效应,导致日本国内私人投资和消费长期不振,日本央行开始大幅度下调利率,1999年2月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零利率政策并没有拉动贷款的增长,反而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因此,人民银行在运用利率工具进行调控时,要拓宽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引导市场预期,保持货币政策的调控弹性,为中长期货币政策操作留下一个“利率调控空间”,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

4.2保持央行的适时独立性,正向引导市场预期

日本央行为凸显其独立性和可信性,并没有和政府取得良好的合作和沟通,如日本央行在迫于政府压力决定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宣称该政策可能无效,从而使公众认为日本央行实行了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政策,导致对公众预期的引导无效率。因此,人民银行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实现,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要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同时要加大货币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正向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9篇:宽松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字: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创造、货币乘数、产业空洞化

一、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量化宽松的含义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初是被日本和英国的中央银行所使用,其实施的背景是在常规的利率水平已经接近零时,为抵御经济进一步下滑而采取的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二) 美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扭转美国国内低迷的经济局势纷纷失效,于是美联储于2009年初开始推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QE1。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推出QE1。美联储发表申明,宣布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基础上,在未来6个月内将直接购买2―10年长期国债3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12500亿美元以及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并且大幅度扩大现行的抵押贷款相关购买计划,并规定该政策的实施期限为持续至2010年3月。虽然QE1的推出在短期内对稳定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很缓慢。于是美联储于2010年11月3日又宣布启动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QE2,国际社会纷纷指责美国这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行为。但面对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美国并未引起重视,为应对各种无法预料的危机,美联储于2012年9月又推出每月400亿美元规模的无限期QE3,这个规模于2012年12月又进一步提升至每月850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总共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从短期来看,首先,量化宽松政策拯救了美国的银行业,稳定了美国的金融市场,避免了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潮。QE1实施之前,美国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多达六家,然而在美国推出QE1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只有桑恩柏格房贷公司,其资产规模只有365亿美元,不及雷曼兄弟的二十分之一。其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的流动性得到了缓解。QE1推出后,美国的M2从2008年底的82672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3月份的85795亿美元,其上升幅度高达4%,而且M2/GDP的值也稳步上升到8.6左右,从而使美国金融危机后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后,短期内量化宽松政策还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增强美国经济更快复苏的预期。量化宽松政策会直接作用于美国股市,推升股市,从而提高美国企业的盈利预期,刺激投资和降低失业率。据统计,在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道琼斯指数开始触底反弹,从2009年3月的6626.94的最低点上升到2010年3月底的10927.07,其上涨幅度高达65%,从而大大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 。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奏效的原因

综合来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美联储大规模的“货币创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国内流动性不足的局面,但是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复苏所需要的“信用创造”。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使利率长期保持在历史低位,但却没有真正改善美国国内信贷紧缩的状况。在房地产市场上,在住房信贷需求疲软的同时,银行对于房地产抵押贷款依然很保守,惜贷氛围仍然很浓重;同时,企业和居民缺乏借贷的动力,企业产能过剩居民消费开支不足的状况依旧存在。

2、美国产业的空洞化严重制约了其出口能力,汇率调节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美元的战略性贬值来增加美国的出口,减少进口,从而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已十分严重,美国早已丧失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3、美国居民、企业以及金融业的“去杠杆化”进程大大降低了货币乘数,使得资产配置再平衡机制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在正常情况下,由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资金会在市场上自动流向风险小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存在流动性陷阱。

4、美国国内的经济环境恶化,使得国内投资者的信心下降,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海外投资,国内投资并未如预期一样增加。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重振投资者信心,恢复国内企业的生产,从而增加就业。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的实体企业更倾向于投资海外的新兴国家,从而来规避国内消费不足的困境。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国内投资总额是成下降趋势的,尤其是居住类投资,然而企业的海外投资却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这就使得量化宽松政策用来刺激投资的效果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王晶.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D].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