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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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意向性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学与哲学从理论上来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但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之近。无论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语言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个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产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语言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哲学家们把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哲学中心问题纷纷由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因此，这种语言转向从一开始就与哲学认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从而也就使哲学家们探讨的语言问题带上了哲学的色彩。

语言哲学是一门以哲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哲学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哲学思想。语言哲学的研究既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问题(研究哲学语言学)，又要能够从语言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研究语言学哲学)，并从中寻找出共同问题。

一、植根于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问变成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致使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一自然语言的分析，这一分析遵循一个从日常语言范畴分析一日常语言用法(使用规则)分析一言语行为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批判的、治疗的语言分析向建设性的言语行为分析发展的过程，其中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用分析是一个转折点。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对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语用学正是在日常语言哲学研究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一基本观点，提出他的“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是贯穿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学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现实活动、一种游戏，并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的意义由语言的具体使用来规定。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各种言语游戏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员，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通过约定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就会有与之对应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之一，是哲学家们研究的最有声有色的一个课题。该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奥斯汀)。奥斯汀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有真有假；后者通过说出一句话来完成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没有真假，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分。后来奥斯汀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他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即“说某事的行为”，主要是陈述一个事实；(2)施事行为或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即“在说中实施的行为”，如：警告等，它们普遍具有语力(illocutionaryforce)，传达言者的用意和意图；(3)成事行为或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即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或别人产生某种效果。在这三层意义中，施事行为是他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凋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语境的情况，注意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奥斯汀的哲学研究新方法不仅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启发了语言学家，这使奥斯汀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语用学之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随着这种看待语言和世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语用学逐渐在20世纪70年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语言哲学家对哲学的洞察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语言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由于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准，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他的～些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作为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施事行为问接地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间接言语行为就发生了。”

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奥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类作了修订调整，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即1、断言类(assertives)：包括陈述、描绘、报道、断言、说明等；2、指令类(direc—tives)：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3、承诺类(commissives)：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5、宣告类(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辞职、解雇、命名、宣布等。塞尔的这种分类旨在表明，在我们称作以言行事的动词中，有许多动词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标志，而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标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为的某种风格或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对以言行事的分类与对以言行事的动词的分类仔细区分开来。

言语行为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启蒙，奥斯汀的系统研究以及塞尔的修改、丰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自成一派且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二、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性问题

为深入界定言语行为概念，塞尔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义

意向性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是目前许多语言哲学家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把意向性问题和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塞尔。在他看来，“表达式”和“记号”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尽管每个记号与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种关系，但并不像表达式那样具有“意义”。而表达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明确地提出某种思想的意向，换句话说，是意向赋予表达式以意义。他认为，意义问题和意向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代，相当多的哲学家，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大多强调意向性在确定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中的作用，主张从语言与其使用者的关系来考察意义问题，重视研究意义的语用方面。他们认为，语句的意义必定随语境而变化，不以语境为转移的所谓语句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塞尔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不能把语句本身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句表达的不同意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根据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同一语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一点来否认语句本身具有它们的字面意义。他的意向性理论强调“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语言意向性意义的重要性。他试图用意向性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概念分析言语行为。他说“我相信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根据这一观点，基本的语言概念，如指称、意义、陈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来分析”。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塞尔对于意向性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学说。

(二)言语行为与意向性问题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说话者的说话意图、意向，所以塞尔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塞尔在研究和分析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与意向有着密切关系。他说：“在以言行事行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双重层次，一层是行为的完成中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一层是完成行为的意向。”就后一层意向性来说，正是由于说话者把表达某种意义的意向赋予了话语，话语才具有了各种言语行为功能；就前一层意向性来说，塞尔认为，话语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担心、信念等精神状态有意向性一样。这一层意向性就是一个人的某些精神状态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个愿望，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担心，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信念，那么它就表现为精神状态上我相信某种东西等等。

就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的关系来讲，任何以言行事行为都必然表达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意向状态是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不过，以言行事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实际的意向状态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谎这种言语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世纪的意向状态就不一致。这时，我们说，说话者完成的是一个非真诚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也是一个非真实的意向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等同起来。言语行为讲的是行为，而意向状态讲的是状态，前者与物理现象有关，而后者只是某种心理内部的意向。

言语行为理论从言语行为分析发展到探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意向，把意义归结到语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语行为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灵主义的传统。塞尔认为，正是在意向性这一点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会和起来了：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状况得到满足的条件转移给了相应的对象，从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对象身上。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心灵通过意向，从而通过言语行为使人类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不难看出，作为当代语用学基本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塞尔是在哲学轨道上研究语言的，是在用语言解决哲学问题。

三、小结

第2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有人認為一部哲學史便是人類自我覺醒、自我發現與成長歷程的紀錄，當人類在自己存活的自然環境中覺醒，發現到人與自然的區別之後，便開始嘗試去瞭解自然、瞭解自己，發掘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類幡然醒悟到認識人自身、解開生命之謎、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生命在自然中奮鬥、存活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說認識人本身，追求生命的意義，才是人終極關懷的首務。從剛開始素樸的理解到現在多學科的發展，例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一言以蔽之，無不是在探究與解釋人類生命過程中的各種現象而已。

然而由於近代以來，學術的分工，專門化、部門化的發展，固然深化了各個層面的理解，相對的，也造成各個學科都只偏重研究人類的某一個面向；再則由於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各學科對人的研究也都傾向於把人當作一個客觀事實來研究，並嘗試經由經驗歸納去表述和證明「人這一客觀事實。長期以來，造成人被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並且被割裂地去研究。相較於這種割裂分析的研究，哲學則採取較為宏觀、整體的觀點去思索人的問題，哲學不是將人割裂地、當作一個客觀對象而已，哲學所要研究的是做為一個整全的人是什麼；主要探究的不只是當下的人，而是探索人始終是什麼的問題。主要問題有：人開始時是什麼？什麼力量賦與人去改變所遭遇到的環境？在主體性的意義上，屬於人自身的東西是什麼？人可以相信些什麼，能運思些什麼？人應當在什麼範圍內懷疑自身所要求的對象的確定性？人能對其自身所遭遇而又參與其中的日常生活和活動指望什麼？在艱難的人生過程中，人繼續生活的勇氣從何而來？超越自身、超越自身所接納的對象的人本身是什麼？人生命終止於何處？此種種便是哲學所探究人類生命問題的主要課題（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換句話說，從哲學立場整體地去探索生命，可以避免把人當作對象物、割裂的研究傾向；而且透過哲學性的探索，不僅只是知道現實上的「人是什麼、「人能知道什麼而已；更可以瞭解到作為一個理想的人，「應當做什麼，「可以期望什麼。如此哲學性探索的方向，可以作為人類謀劃未來，應當如何行事的參考，更是有關人的生命教育課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學科。有關探索生命的課題相當多，無法一一陳述，在此僅嘗試就哲學的立場擇要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問題。對其他生命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則可進一步閱讀有關生命哲學的相關著作。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

在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之前，首先必須要澄清的是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在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也不是在問「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是有關「生命的本質是什麼的詢問；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是在追問「生命本身有什麼意義。本文所要探討則是「生命的意義本身是什麼。人的「生命從人類受胎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始於人的受胎成形，也不是天生現成的，而是人在有所自覺之後才開始自己構畫賦與的。誠如諾齊克（Nozick）所說的：「生命的意義：一個人根據某種總體計畫來構畫他的生命，就是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只有有能力這樣構畫他的生命的人，才能具有或力求有意義的生命。（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2001，頁596）「生命的意義是人類自我所賦與的，是在人們根據某個總體計畫，或者說是依照某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時才賦加上去的，也就是說隨著每個人所選擇總魯生命藍圖的不同，所構畫出的「生命的意義也有所差異。在這層理解之下，當我們面對生命，或許不必先急著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要先問：「人應該如何賦與生命意義，或者說：「人應該如何去構畫出生命的意義，只有人們開創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而後才能去追問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去對人所建構出來的生命意義進行肯認。因此不必惋歎生命沒有意義，畢竟「生命的意義是在每一個人如何去構畫自己「生命的活動中賦與的，責任在每一個賦與生命意義的人，只有人們去構畫自己的生命，並努力成就自己的生命，生命才活出了意義。

如何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人想要活出生命意義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自我立定志向、目標去找尋一個總體計畫或是總體生命藍圖，依照這個總體生命藍圖去構畫自己的生命，同時能夠貫徹實行自己的構畫，才能活出自我生命的意義。一個有的人可能會根據宗教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具宗教意義的生命；一個注重傳統的人，可能選擇根據傳統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承襲傳統的生命意義；一個凡事要求合理化的人，可能根據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型來構畫自己的生命，過著他所認為的合理的生活；……。無論我們從事什麼樣的選擇、找到了什麼樣的總體生命藍圖；然而依照該計畫來構畫生命，進一步活出有意義的生命，並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因為總體生命藍圖不是現成的羅列在眼前，任由我們隨意去評比揀選，就可以對我們的生命活動產生影響力的；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要內化為自己堅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才能影響生命的方向。

一、總體生命藍圖的內化與建構－－一種永恒的追求

總體生命藍圖在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辛的磨鍊：人必須經過一段不斷選擇、結構、解構、重構的接受過程。這個內化的過程從人們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從我們開始會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去詢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從事一種建構的謀劃，至於說要到人生的那個階段才構畫冗成滿則不得而知，或許可以說人終其一生都在構畫一個總體而完整的生命藍圖，這是人終極的追求。這並不是說要構畫完成一個最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人的生命才有意義；事實上，隨著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發展，隨著個人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之增廣，個人所構畫出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其廣度及深度上的差異，每個階段的完成，對個人而言都有其階段性的意義；只不過對一個追求成為完備的人而言，永遠不會停滯於現階段的完成，因為他明白只有不斷地開拓總體生命藍圖的廣度與深度，個人的生命意義，才能不斷地開展。總之，內化到個人心中的總體生命藍圖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是開放的，一個可以不斷擴展與加深的內在世界，所以人與其說是在找尋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不如說是人在心中不斷地調整與構畫著一個較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而正是因為這個永恒的追求，使人生命的意義具有了無限開展的可能性。

二、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重要性

人究竟該如何在心中建構總體的生命藍圖呢？簡單地說，就是「即事而問，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及問自己「為什麼如是存在、「為什麼展現如是的生命現象並積材地去找尋解答。在人生過程中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問「是什麼，與問「為什麼是兩個不同的發問。「是什麼的發問，主要意味著我們想要進一步瞭解所遭遇到的事物本身的結構如何？這個事物本身有那些特性？這個人事物本身之所以為人事物自身的本質又是什麼的問題；而問「為什麼的問題則並不只是想要去認識人事物本身是什麼而已，「為什麼的發問是人們企圖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解釋與理解，企圖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到他個人內在意義世界時的一種提問。接觸過小孩子的讀者，大概都領教過他們每事必問的工夫吧？！一連串的「為什麼時常會問到大人們無力招架，或感到困窘，甚或有時會因為不耐煩而惱怒。小孩子真的是每事必問，這為什麼這樣，那為什麼那樣，何止十萬個為什麼！孩子這一連串「為什麼，意謂著在孩子的小腦袋瓜子裡正在尋求一個解釋、一種答案，以便去編織一個對自我而言充滿意義的世界，他必須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一一在他腦袋中加以編碼連結，使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能納入到他意識中原本已經自我建構的意義網絡中而得到安頓與理解，才會使孩子暫時的停止發問。若是面臨到無法理解的人事物，也就是無法將現實中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原先已經構成的內在意義網絡，孩子們就會又開始進行這個「為什麼的提問過程。在詢闆與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孩子不只是將獲得的答案納入一己原先構畫的網絡中，同時也開始去對原先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進行解－相應新的人事物，調整自己原本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直到重構出一個可以將所遭遇到的、新的人直物一一納進來的意義網絡為止。這個相應於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不斷地追問「為什麼並找尋解答的過程，並因此而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就是一個已經內化為個人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總體生命藍圖。

人的真實生命是在與情境的互動中展開的，相對於人的內在世界，外在世界雖然是被給與的，但是外在世界也必須被人的內在理智所掌握，並稚有經過人的詮釋才能被人理解。人雖然是世界的一個部分，但是人必須經過不斷的與世界交往互動，並經過人不斷地去向世界追問「為什麼，從而為自己的提問找尋答案，再三琢磨確認，才能消除內心對世界的陌生感，有了這種確切的認知，人在生存世界之中，才能逐漸獲得一種安居其中的熟悉感及確定自己該如何行事的方向感。如果仔細觀察，或許會發現當孩子們面對新的環境，接觸新的人事物時，「為什麼、「是什麼的發問特別多，多到令大人們覺得有些聒噪了，換個角度想想，似乎這也意味著這個孩子急著重構自己內在的意義世界，因為他原本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無法安置所面臨的哀的人事物；孩子的聒噪，顯示了孩子無法將新的人事物納人內心意義世界時，內心引發的焦慮不安，及不知所措、失去行動方向感的困窘。所以說對所遭遇到人事物去追問「為什麼的問題，並找尋解答的努力，絕不只是哲學家們無聊的思想遊戲而已，基本上這種活動，是參與生存世界中的人，企圖在心中構成總的生命藍圖，活出生命意義的嚴正活動。有意義的生命，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轉化成為可理解的，並且能運用在實際生存情境中，去獲得一種熟悉戊及決定行動的方向感，讓人安居在生存世界中而不致焦慮不安、不知所措。

三、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可能方式

如前所述，人是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建構起生命藍圖的。根本而言，找尋解答的方式非常的多，比如我們問說：「為什麼我會感到痛苦？一方面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提出生理學角度的解釋，亦即把痛苦當作一種生理現象，並去描述痛苦的生過程；另方面我們也可以提出宗教上的解釋，將痛苦解釋成源自人本身的無名；或者也可以從心理的角度來理解，將痛苦理解成是某種心理狀態；……總之，找尋解答的方式可以是多樣，同一件生命事件，放在不同的脈絡中則展現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生命的意義是如何的，決定在我們將生命現象放在什麼樣的脈絡背景中去理解。

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乃至哲學，所有的知識都足以提供人們作為理解生命現象的背景。所以廣讀這些學科的知識，可以幫助人們走出狹隘的認知，而廣泛的理解生命現象，從而在其中揀擇、構成總體的生命藍圖。但必須要指出的是，無論我們採取那一個學科領域對人的研究成果來理解生命現象，所構成的總體生命藍圖，仍只是一種思想的存在或是意識的存在。這種思想的或是意識的生命藍圖，所能解決的不過是我們理論理性的要求，滿足我們知性上合理化的需求而已。不可諱言的，凡事要撾有一個合理化的解答，對人類的生存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總是不可避免的會去思索「為什麼的問題，而各種知識性的理論模式，都是勇於嘗試解答者，儘可能的為我們提供一種可能的、理解生命現象的途徑。然而人類的認識能力終究是有限的，生命對我們而言永遠是個待解的謎，我們似乎永遠無法知道生命「為什麼如此，對一個明白自己認識限度的人而言，再完備的理論體系，都無法完全安頓他對生命的提問。如果他還堅持要問「為什麼，那麼似乎要尋求其他的解答途徑了。在這種狀況下，訴諸傳統、信仰都是可以嘗試的途徑，也是一般較熟悉的途徑。

不過以下所要討論的並不是傳統的或是信仰的答解途徑，而是較為人們所忽略的另一種途徑，亦即人透過身體與周圍的一切保持不斷的互動關聯時，身體所體會和感受到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四、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綜觀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可以發現，西方傳統哲學雖然早就開始研究人，但主要的觀點卻是採取身心二元的理解結構，以致忽略了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受這種理解結構的影響，造成身心的疏離，人們與自己的身體失去了緊密的聯繫：或有人視肉體是罪惡、痛苦之源，肉體是心靈的牢籠而不重視肉體；或認為我們要追求的是心靈的滿足而把肉體放在一邊；或是否認在身體內發生的感覺，以為這些是不好的、有害的，以致逃避而不敢面對自己身體的反應（瑞尼．威爾菲爾德，2001，序言）。廿世紀以來存在主義的發展，促使人們重新開始重視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到了廿世紀中葉，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Merleaau-ponty）創立以身體為基礎的存在現象學，詮釋了身體在世界構成中的基礎作幅，更進一步提昇了身體在當代思想中的地位，引發了人們轉回對身體的關注，並意識到身體是人構成世界的原型這一事實（梅洛．龐蒂，2001）事實上早在一八九六年，柏格森林（H.Bergerson）出版的《物質與記憶》一書中，就已經非常注意身體的問題，指出了身體會選擇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儲存它所發現的東西（柏格森，1999，頁8-9）。有關身體的研究到上世紀八年代以來，更整合為對身體的跟學科研究，在西方並已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學、主姓主義等都把它作為主要的研究論題。

其實從遠古時候起，神話、巫術與瀰漫下的人類，就是以自己身體的原型去構想宇宙的形態、社會的形態、乃至精神的形態，但西方人卻走了那麼遠的路，到了十九世紀末、廿世紀才回頭重新開始注意到這種現象；相較於西方，或許可以說中國人老早就有意識的、自覺的注意到這個現象了，例如，漢朝的董仲舒就曾經提出了「察身以知天的說法，不僅意識到，更進一步反省與考察人是如何以自己的身體為原型去構想天地萬物的形態，指出想要知道在人們構想中的天地萬物形態究竟是如何的，就必須反身自省，由考察人的「身體入手。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所謂的「身體是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心合一的整體。所謂的「察身，並不是把人從具體的生存情境中抽離，孤立地去研究人類自身內在的事物，如思想、靈魂和肉體的作用如何？而是把人納入實際情境中加以掌握；中國人也觀察人，但是中國人對人的觀察，是將人置於現實生存情境中，所掌握到的是人相應生存情境而產生的一種動態關聯。這種人與情境相關互涉的動態關聯，也可以作為我們構畫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關這種心想，可以在中醫理論中找到系統的說明，對於有興趣從醫學背景中來構畫生命意義的讀者，或許可以進一步去研究中醫理論，並從中發現與理解中國傳統醫學中所提供的總體生命藍圖究竟是如何的狀況。此非本文所探究的範圍，不遑多論。

在此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察身的另一層意義──「察身不只是對身體作對象化的觀察，「察身也可以指人們在自己的生存情境中，對自己身體活動的整體知覺，或稱之為身體的知覺。這種身體的知覺不是把身體當作一個對象化的客體，不是從外部來觀察自己的身體，而是「以身觀身（《老子》），回返身體本身，從內部感受身體自己在運動時的震顫狀態。

（一）如何構成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誠如德國哲學家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對哲學所下的定義，以為哲學可以界定為「人對自己在遭際中的處身狀態的沉思（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現代身體現象學的主要意圖，即在試圖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而傳統中國思想不僅只是教人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更要進一步的教人在生活情境中調整無意識的身體活動，使其能展現理想的活動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同時也教人開發身體的各種感知能力，去感知原本是無意識的身體震顫。這種以人的身體去建構總體生命藍圖，或生命意義的方式，有其特殊性與簡易性，以下即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主，詳細分析中國傳統思想是如何教人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使身體向所遭遇到的賽事物開放，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以及如何教人用身體去感知身體的震顫；希望由此引述，指出這種構成生命意義方法的特殊性。

（二）論「心齋，「坐忘

大體而言，《莊子》書中有關「心齋、「坐忘的敘述，或可視為瞭解中國古人對於如何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開發身體知覺等相關問題，相當典型的範例。為了清晰的說明上述經由身體構成總體生命藍圖的見解，首先得分別解析式的揭示在《莊子》中有關「心齋、「坐忘描述。《莊子‧大宗師》說：

然日：「何謂坐忘？顏回日：「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日：「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在（大宗師）中，莊子借孔子與顏回的對話來闡述何謂「坐忘，根據其中的對話可知，所謂的「坐忘，就是要使自己「同於大道；而「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所描述的是人處於「坐忘狀態中，人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與外物的認識關係如何。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人自己必須「同於大通的意思，基本上指的是《莊子》所認為的一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所謂的「同除了具有「會合、「淵的意思之外，還有參與共謀以及和諧的意思，循著這些意義，「同於物或是「同於大通（大道），主要是說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應廳是指與天地萬物會合，與天地萬省以一種相互關聯、相互配合的方式，構成一種相反相成，共同謀劃的、共在的、和諧關係（林文琪，2000）。

其次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依莊子的看法，主要在說明人應該要如何調動自己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去完成理想的身體活動狀態。有些人以為（大示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主要是指人應該要去情去我，而抑制形體、感官、心知的作用。若依照一般的看法，那麼所謂的「坐忘豈不就像是《莊子．天下篇》所記載的慎到之流的人物，追求「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莊子‧天下》），如草木樹石般無情、無知之物的生命狀態？！其實莊子並非如此之主張，反而以為這根本是「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莊子．天下》），由此可見《莊子》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並不是要使人的生命「至若無知之物的狀態。那麼竟究該如何理解（大宗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呢？本文認為應該回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等「墮、「黜、「離、「去在人身體上所發生的活動狀態如何，來作重新的反省。（林文琪。，2000）

「墮字，有「易，轉變、簡易的意思：之有惰的意思。循此義衛伸，則「墮枝體，並非要放棄身體的意思，而是指轉變肢體本身的運作方式，使其由繁而簡，讓肢體的運動回復到最簡單、基本的運作狀態：而「墮作「惰的意思，則是指調整肢體相應外界的反應方式，使其由積極主動的活動方式，轉而採取一重被動因應，「待物而動的活動方式。（林文琪，2000）也就是要調整身體的活動使其展現「聽之以氣的狀態。《莊子．人間世》說：

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指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時，若只是開放我們的耳目口鼻等身體的感官去接受他們，那麼就如「聽止於耳般，我們只對所遭遇的人事物開放身體的感官而己。《莊子》以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除了引發我們感官的活動之外，還會進一步的引發心知的成活動-「聽之以心：但是「心止於符，心知構成活動，容易將外物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因此如果囚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心知的構成，亥即囚對外界人事物進行知識性的理解，如此一來，心知所建構起的內在生命藍圖，不過與外界的人事物有一種相符合的關系而己，並沒有產生具體的、存在上的關聯。因此《莊子》進一步指出，理想的人與外界人事物的互動方式，是「聽之以氣。所謂「氣，主要是指身心合一的身體在參與情境互動中所展現出來的總體活動狀態：「聽之以氣，則是說我們在與外界的人事物交接互動時，必須整個身體參與到情境中，以整個身體向情境開放，展現「虛而待物，讓身體活動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才能與情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協作關係。

「黜與「屈相通，具有收斂的意思。如《國語．周語下》：「為之六閒，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工引之的《經義述聞》說：「引之謹案：黜，讀之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氣之。……沉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所以聞陽律，成其功也。發揚與沉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從身體活動的角度而言，「黜是一種反向的調整活動，亦即收斂呈現散越狀態的氣。在這個理解之下，所謂的「黜聰明，是指調整耳目的運作狀態，亦即收斂耳目指向外界，逐物而不反的狀態，轉成為一種「反聽內視的狀態。這就是《莊子．駢拇》所說的：「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己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己矣。「黜聰明就是指調整感官知覺的作用，使其成為「反聽內視的自聞、自見，回返身體活動本身來加以感受。（林文琪，2000）

「離具有兩行並立，以及明的意思，循此義而論，所謂的「離形，並非說「坐忘時要超越形體，心靈脫離形體而進人出神的狀態，而是說「坐忘時人不僅從未超越形體，反而在坐忘狀態的當下，人的身體本身對自已所展現的形體，有一種與形體活動兩行並立的自知之明，亦對活動中的身體形成一種身體的知覺，感受到形體活動時的震顫狀態。（林文琪，2000）

「去具有「人相違、行的意思。循此義而論，則所謂的「去知，人是人用心知、脫離心知的意思，而是「違其心知而行的意思，亦即調整「心知的作用方式，使「心知的作用方式與一般主動構成的用方式相反。例如，相應於我們與物交接時，心知指向外物去認知外物的指向活動而言，所謂的「違其心知而行（「去知），就是說要調整心知的指向作用，使其由向外物的意向轉而成為一種對「思的活動「反躬個省的意思：另就心知的構成活動而言，心知的構成活動，主要是先將外物與我對立，而後去對外物進行批判性的考察，使外物脫離直接經驗的或感知的所對，而成為一種可理解的、具有確定性的、思維的對象。相應心知的這種構成活動，「違其心知而行（「去知），旨在調整心知的構成成活動，使心知能以「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莊子．人間世》）的方式展開，亦即當感官心知「徇耳目內通，經感官、心知作用形成關於外物的知覺時，心知能發揮其「反躬自省的能力，自我調整，不以持有（having）的方式來固持心知構成之成果，不視之為唯一的真理，重反直接面對事物的交往活動。（林文琪，2000）

（三）小結

綜合前面關於「心齋，「坐忘討論中，有關身體活動狀態的說明可知，《莊子》以為理想的人與天地萬物互動的方式是，人整體身心的活動必須處於「同於天地萬物的狀態，亦即與天地萬物的活動相會合，與天地萬物形成一種相互關聯的、相互配合的、相反相成的、共在的、和諧的互動狀態。也就是說，人以實際身在情境中，以與情境融為一體的狀態，與情境互動，而在「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之後，與情境成為和諧共在的整體。

基本上，這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是通過一種本體同一化的運作，向外物開放，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因應外物之動而動，與外物的存在活動，使人的存在活動與物的存在活動，在密切而具體的交住（communion）之中，相互諧調，和諧共動。這不只是一種理智的構畫，而是實際身體的活動，在身體實踐中完成的生命意義。

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就是在我們「虛而待物的身體活動中構成的。然而《莊子》認為我們不只要調整身體的活動方式來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而已，而且在相互諧調的互動中，人對自己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要有一種「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這種身體在活動過程中不斷地向內的「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就是身體構成自身身體形象的過程，或可稱之為形成身體知覺的過程。比如當自已在打字時，除了調整我們的身體，使自已身體動作都能展現與情境中的條件協調的狀態外，在過程中還要去感受打字時自己身體整體的震顫狀態，像：肌肉的收縮與放鬆，整個身體的運動方向，自己身體在整個環境中的位置等。身體知覺的開發，不僅使我們發現身體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肯定、確認了自己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而且可以讓我們感受到自己是身心合一的整體，引發一種與整個生存情境相互協調的、共同體的感受。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物化。《莊子．齊物論》說：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所謂的「物化是人以其自已全身心的存在向物開放，讓自己的生命律動展現為因應外物之動而動的狀態，與外物形成一種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在互動中，人不僅致力於調整自己以與外物形成同步的互動，而且體驗著自己活動的成果，形成一種與外物合而為一的感受：但是這種一體的感受，這種與外物合而為一感受，不是自我縮減，放棄自我投入對象的密契經驗，而是如莊周夢蝶般，自己化作另一隻蝴蝶，栩栩然地與所交往的蝴蝶共舞，是一種與他物共在的感受，一種共同體的感受。所以「物化不是化身為對象，而只是調整自己，使自已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以與外物形成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雖然「物化時人是調整自已的活動使之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但是人在與物交互同步的互動中，是隨時保持著清楚的自覺，「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儘管在互動中會引發「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體感，但是「周與蚑蝶，則必有分矣，人們不僅感受到整體，而且也能感受到自已是整體的部分，自已與共舞的對象是有分別的。（林文琪，2000）

此外，身體知規的開發，也使得人對自已與外在人事物互動時的身體活動婦身，產生一種全神貫注而且沒有外在目的性的知覺，以及引發「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這就像《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所描述的，解牛本來不過是個技術性的操作而已，但由於庖丁不僅追求技術的純熟，而且對自已整個解牛的活動過程，有非常清楚的感受，且能欣賞自已所完成的動作，引「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賦與了生命活動審美的性質。

結語

回到本文主要的論點必須再三申明，生命的意義人不是現成的某物，而是我們所賦與的看法。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主要在根據某一個總體的計畫或是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並實踐這種生活，如此才能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是人觀，才能在生活實踐中發揮影響力。但是總體生命藍圖內化的過程，人是一勞永逸的追求，而是在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互動中構成的，隨著我們遭遇的不同、個人選擇的不同，所建構出的總體生命藍圖也會展現出不同的廣度與深度。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持以構畫自己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很多，比如各種理論模型，例如，醫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等等；或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傳統；或各種的等等。本文集中介紹較為人們忽略，但現在似乎又開始引起注意的一種方式，亦即透過身體來構成身體化、總體的生命藍圖。事實上，對身體而言，「生命藍圖的措詞並不恰當，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並不是透過對象化的觀察所得到「視覺圖像，而是身體從內部感受到的身體活動狀態，亦即人們在具體的生存情境中，身體本身所感受到的、在身體中發生的、整體的震顫狀態。

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與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人不同。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是透過「為什麼的提問和解答的尋求在意識中這構起來的；但身體本身人問為什麼，身體構成意義的方式，是以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活動方式來展現的。也就是說身體會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反應，而這些不同的反應方式本身，就蘊含著身體對情境的理解。無論是意識所構成的知識性總體的生命藍圖，或是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生命藍圖，對追求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者而言，二者都是同樣重要的。本文所以特別著墨論述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旨在起大家不要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建構，並在無識意識的狀態下影響著我們生命的展，而忽略它。

文中分析《莊子》所敘的「心齋、「坐忘，來進一步說明古人對於身體化的、總體的生命藍圖有何構想。「心齋、「坐忘的身體經驗，並不是一種脫離情境的、純粹心靈的活動，而是可以在日常的行、住、坐、臥當中發生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在日常行、住、坐、臥的當下，關注自己的活動過程，關注自己的身體如何相應外界的人事物來展現如此這般的活動方式；並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方式，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向情境開放，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恢復身體與情境的直接交住；再則要有意識地開發自己的身體知覺，恢復我們與自已身體的關聯，從內部來感知自己身體的震顫狀態。如此，只要持之以恆，我們自然可以在自己日常的行、住、坐、臥中展現出和諧與平衡的身體震顫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活出有審美意義的生命。

行文到此，熟悉傳統中國文化的者或許會發現：中國古代用來教育世之、國子的樂之教中，有許多演習禮議、樂舞的課程設計，這些課程至東周禮崩樂壞之際，孔子還依非常重視，並用來教育平民學生。這種重視身體操演的教育課程，意味著什麼呢？順著本文的脈絡，您或許會回答說：古人的禮樂教化課程，不正就是一套訓練學生如何在各種生存情境中做出理想的身體活動，建構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開發學生身體知覺的課程（林文琪，20001）？沒錯！有與趣的讀者，不妨進一步去探究中國傳統禮樂教育的實質，或許可以從中解消您閱讀本文帶來的、有關如何建構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疑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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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著，龐學詮等譯（1997），《新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

〔美〕瑞尼．威爾菲爾德德著，孫麗霞等譯（2001），《身體的智慧》。遼寧：遼寧教育。

〔法〕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著，姜志輝譯（2001），《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

〔法〕柏格森（H.Bergerson）著，肖聿譯（1999），《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

〔英〕尼古拉斯．布寧（NicholasBunnin）、余紀元編著（2001），《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北京：人民。

第3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一、主位推进模式

    韩礼德(1994)提出了主位和述位的定义及划分方法,他认为主位(theme)是信息的起点,由句首位置来实现,其余部分称为述位(rheme)。[1]Danes(1974)指出,每个语篇及段落都可以看成一个主位的序列,篇章的真正主位结构是主位的承上启下,而篇章中的主位间的所有复杂关系都称为主位推进程序(thematicprogression)。[2]

    通过大量的研究,Danes提出四种推进模式,再加上其他学者如徐盛桓(1982)[3]、黄衍(1985)[4]、黄国文(1988)[5]、胡壮麟(1994)[6]、朱永生(1995)[7]所做的研究,共有以下七种主位推进模式:(1)主位同一型,主位相同,述位不同;(2)延续型,上句的述位成为下句的主位;(3)述位同一型,主位不同,述位相同;(4)交叉型,上句的主位成为下句的述位;(5)衍生型,上句提出总主位,然后从总主位派生出几个次主位;(6)主-述作主位型,上句的主位和述位中所表达的信息共同成为下句的主位;(7)述位分离型,上句的述位包含了可派生的述位,分别成为下面小句的主位。本文将根据以上七种基本主位推进模式来分析中英作者撰写的医学英语期刊论文中的主位推进情况。

    二、语料研究

    (一)语料

    本篇文章共收集医学论文80篇,前40篇由英美医学工作者撰写,选自国外医学期刊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Journalof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An-nalsofInternalMedicine和BritishMedicalJournal;后40篇由中国医学工作者撰写,选自国内四本英文版医学杂志ChineseMedicalJournal,ChineseMedicalSciencesJournal,JournalofNanjingMedicalUniversity和Jour-nalofCollegesofPLA。同时,这80篇文章都有明显的“IMRD”[8]结构。

    (二)分析步骤

    本文仅对讨论部分进行分析,原因在于论文的讨论部分是中国作者撰写英语论文时出现问题最多的部分[9]。具体步骤如下:(1)标记讨论部分的小句及其主位和述位;(2)判断主位推进模式;(3)计算各主位推进模式的使用频率,使用频率=某主位推进模式的次数/讨论部分主位推进模式的总数;(4)利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测差异是否存在显着性。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80篇文章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了主位推进模式的整体分布情况。

    表1中英作者医学论文主位推进模式分布情况

    主位推进模式英美作者论文百分比中国作者论文百分比

    首先,除了前人总结出的七种模式,我们还发现了两种新模式:主-述作述位型模式和总结型模式。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两种新发现的模式。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英作者撰写的医学论文中主要的主位推进模式的排列顺序相同。延续型比重最大,分别为36.26%和33.52%,接下来是主位一致型、述位一致型和交叉型,而剩下的其它几种方式的排列顺序都存在差异。在英美作者的论文中,其排列顺序是衍生型>主-述作主位型>述位分离型>总结型>主-述作述位型;而在中国作者的论文中,它们的排列顺序是主-述作主位型>衍生型>总结型>述位分离型>主-述作述位型。

    根据每篇论文中各主位推进模式的频率,我们利用T-检验来检测中英作者在各主位推进模式的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中英作者在主位一致型、延续型、述位一致型、交叉型、主-述作主位型和述位分离型的使用上没有显着差异。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衍生型、主-述位作主位、主-述位作述位和总结型。

    衍生型模式是医学英语科研论文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推进模式,主要用来描述该研究的strength和limitation。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衍生型在中英作者论文中的比重都不大,分别为3.42%和2.70%,但T-检验发现两者具有显着差异(t=-2.508,df=38,p=0.017<0.05)。具体来说,英美作者的论文中有23篇文章使用该模式,而中国作者的论文中只有14篇文章使用该模式。

    主-述作主位型模式是我们发现的两种新模式中的一种,T-检验显示中英作者在该模式的使用上存在显着差异(t=4.473,p=0.007<0.05),表现为中国作者使用该模式的频率高于英美作者。在该模式中,第一小句中主位和述位所表达的信息共同成为下一小句的述位,它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信息叠加,一种是指代。如:Resistin(T1)//isexpressedathighlevelinwhiteadiposetissuecomparedwithbrownadiposetissueandothertissueintherat(R1).2Inhumansubjects(T2),//cellsotherthanad-ipocytes(forexample,tissuemacrophages)seemtobere-sponsibleforresistinexpression(R2)..

    总结型模式是我们发现的另一种新模式,T-检验显示中英作者在该模式的使用上也有显着差异(t=-2.215,p=0.043<0.05)。在该模式中,前几句的主位和述位中的信息共同成为后一句的主位,表现为后一句的主位是前几句的总结,通常表现为Theseresults/data/figures等,如:Allofthesesubgroupfindings)//shouldbeconsideredhy-pothesis-generating…。

    (四)讨论

    两种新模式的发现反映了中国作者撰写医学英语论文时存在的翻译痕迹,从而间接证明了中国作者在撰写英语医学论文中受到母语思维的影响,存在语言迁移现象。不同文化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章的篇章结构也存在不同。中国人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表现在篇章结构的组织上则为曲线式的写作方式,即不直截了当地谈及主题,而是通常开篇先总体描述,然后对问题进行历史回顾,接着才是切入主题,提出观点,展开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西方人偏好分析,重视逻辑,因此在谋篇布局上表现为直线式的写作方式。他们写文章习惯开门见山,开篇直接点明主题,然后内容按直线展开,围绕主题层层深入,层层剖析。

第4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键词】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经典文本/终极价值

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的鼎盛时期，而魏晋“言意之辨”的概念，则是由汤用彤先生于1942年首先提出来的[1] (P. 240)。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观点，魏晋“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而“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故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2] (P. 24)。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

一

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先秦时期或中国“哲学的突破”期，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模式”为背景，以社会治乱和终极关切为旨归，既缘起于“所行之道”或“生生之道”，向着为形上本体之“道”的理性升华及其语言的表达，又缘起于《易传》作者对《周易》文本的哲学解释，并集中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人类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体认主体对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以及究竟应当如何表达主体对本体之“道”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其二是《周易》文本中的“言”、“象”、“数”符号系统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之意，通过《周易》“言”、“象”、“数”符号系统能否可以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既是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论题和先秦诸子的“言意之辨”经过“两汉诸儒的宗经正纬”在魏晋时期重新兴起的思想基础、理论来源和深层原因。

“道”是老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范畴。而如果说中国“哲学的突破”以“道”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的提出为标志的话，那么老子则不仅是“道”本体论哲学的创立者或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而且同时也是从“道”的形而上的层面上“非言”的第一人。而当老子作为本体存在之“道”的体认主体和言说主体同时出现时，即在他不得不提出和表达自己对“道”的体认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能否言说和究竟应当如何言说的问题。而当他试图对“道”进行言说时，便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本体存在之“道”与人类语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著名的“言道悖论”。

《老子》开宗明义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道”虽“可道”，但言说出来的“道”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意义上的“道”；“道”虽可名之为“道”，但可名的“道”也已不是心中的那个“道”或本来意义上的“道”。而“道”之所以不可言说，不可以名之，首先是因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本质和本体。其次是因为，“名”是相对于“实”而言的，“道”既非“有”，又非“实”，当然，不可以“名”举之。而依照“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的命名标准，故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说法和“寻寻呵，不可名也”的感叹。

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一切形式的言说。事实上，当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本身就是在言说那本不可言说的“道”。不过，在老子看来，言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心目中的“道”，或本然“存在”的“道”了。“道出言，淡无味，视不可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老子》三十五章)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言说和能不能言说，而在于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言说才能使其得以本然的呈现的问题。

综观《老子》文本，其所推崇的言道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行”的方式。其作为最高境界的言说方式，就在于它凝聚了体认主体对“道”的全部体悟和理解。“是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章)其二是“反”的方式。老子说：“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所谓“反”，就是“复命”、“归根”、“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只有“反”才能超越外物的遮蔽和语言的界限，回归本然、本真之“道”，以实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把握。而如果要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不言”。而“不言”的实质，就是要以“行”为“言”，以“反”代“知”，超越外物和语言对“道”的遮蔽，以达到对本然、本真、本体之“道”的整体性的表达、理解和把握的思维境界。

正是从“言道悖论”这一中国哲学的初始问题和理论难题出发，而有庄子“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的宏论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以及“得意忘言”的方法论对“言道悖论”的超越和对以儒、墨、名、法诸家为代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理论和方法——“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就此而论，庄子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从本体论的理论视角对“道”与“物”关系作了明确地区分，并设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他说：“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庄子·则阳》)而“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庄子·应帝王》)而“物物者，非物。”“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庄子·知北游》)所以，在庄子看来，“道”，不仅不是一个言说的对象，而且正是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二是从经典诠释学的理论视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得意忘言”以“言不尽意”为基础，既是对“言道悖论”的理性超越，更是对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的“言尽意论”的解构和颠覆。

正是以老子、庄子及其道家的“道论”和“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则不仅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和“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思想和命题，而且造就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注重类比和义理性的“意象”思维的哲学传统。《易传·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是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就是因为“言不尽意”，而“言”之所以不能“尽意”，就是因为，这里所谓的“意”，既是圣人之“意”，也是天地之意，是天地之理，是“天人合一”之“意”，是人合于天之“意”，人文创造之“意”，是意义生成之“意”，是理想境界之“意”，是文化创造的原动力，是元文化之源。如此无限延伸、生生不已的天人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容纳和承载。而圣人之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易传》作者看来，除“言不尽意”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因为，“象”具有无限大的容量，可以容纳和承载那说不完道不尽的“道”和“意”；就是因为它源于“自然”、模拟“自然”，是那生气勃勃的“自然”之“象”[3]。

《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又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所以，“象”是万物之“象”，是人文之“象”，是整体之“象”，是系统之“象”，是运动变化之“象”，是万物和谐存在之“象”，是圣人之“意”的表达，也是“天地之道”的诗意表达。但需要指出的是，“立象以尽意”与“象尽意”有别。“象尽意”强调的是“象”与“意”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而“立象以尽意”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其作为《易传》作者对《易经》“言”、“象”、“意”之关系的一种解释，则主要强调的是圣人“立象”的目的是为了“尽意”，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当然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它不仅蕴含了“言”、“象”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以“言不尽意”为基础，同时蕴含了三种可能的理解和方向。其一是“象(言)尽意”论；其二是“象(言)不尽意”论；其三是“得意忘言(象)”论。如果说，以“象(言)尽意”论为基础，而有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那么，“象(言)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则正是魏晋“言意之辨”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

二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而以“言(象)不尽意”在汉魏之际的重新发现、提出和讨论为滥觞，既是对先期“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

先秦以后，经学繁盛，故有汉代经学中的“章句之学”和“象数之学”的兴起。“章句之学”源于荀学，亦可追溯自墨家经学，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或“形名之学”的“言尽意论”为基础，所以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4] (P. 136)以后逐渐演化为一种繁琐哲学。不仅繁琐、荒诞，而且遮蔽了儒家关于“性与天道”问题的形上学思考。正如此，王弼所说：“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不仅深刻揭示了圣人“立言垂教，将以通性”的根本目的，而且针对经学舍本逐末“而势至于繁”的弊端，从而明确提出了“修本废言，则天下行化”的主张，不仅振聋发聩，而且直接引发了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

而晋人张韩则作《不用舌论》，并引“天何言哉”为论据，亦述重“意”轻“言”和“不言”之说而趋向于整体把握和直觉体认。他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疑本“不”字)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说，“性与天道”问题的重新提出和在这个问题上的“言意之辨”，既是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的颠覆和经学方法的解构，也是魏晋“言意之辨”重新兴起的重要原因。

而两汉“象数之学”以《易传》之“立象尽意”论立论，主要以孟喜、京房，及《易纬》为代表。关于解释《周易》的原则与方法，孟、京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主张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周易》经传；二是主张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前者反映出汉代易学的根本特点是采用了“象数学”的研究方法。后者诠释原则的提出则与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及“今文经学”有关。“阴阳五行说”强调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对社会人事的影响；“今文经学”则在天人之间作牵强附会的沟通，而当时易学中的“卦气说”恰恰是在八卦、八十四卦的原理与阴阳二气的运行及五行生克之道之间划了等号，这使西汉易学同样打上了时代烙印而与《周易》本义有很大距离。至东汉时，这种“象数学”与“卦气说”相结合的诠释方法演变为一种数字游戏并最终引出了玄学家的否定[5] 和汉魏之际以《周易》为核心的“言”、“象”、“意”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经学以“言尽意论”和“立象尽意论”立论，固然具有其思想的合理性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其“究心”于“系表之言”和“象”内之“意”，只在语言文字上讨意度，而忽视对“性与天道”或“道”一类抽象本体的形上追思，实际上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思想主题和内在精神的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的严重性正在于它从根本上导致了终极价值的缺失和社会秩序的失范，而这也正是玄学家倚重“道”、“玄”而“究心抽象原理”的深层原因。而当玄学家以价值重建为己任而“究心”于终极价值——“性与天道”或“道”——一类的抽象本体的哲学建构之时，故有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价值重建以及先秦“言意之辨”的重新继起。而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则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承继和发展，又是对两汉经学赖以立论的“言(象)尽意”论的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而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则不仅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直接而深刻的学术背景，而且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讨论和再度展开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机制。可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发生、发展，正是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晋“言意之辨”肇端于汉魏之际，既以两汉经学及其方法的极端化发展为基础，又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的首倡者，正是“独好言道”的魏人荀粲。可以说，“以儒术论议”的荀氏家族，因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不同而有“言意之辨”，其作为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一个缩影，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刻揭示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之谜提供了具体的分析路径和重要的思想史信息。

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载何劭《荀粲传》云：“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象)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荀氏家族的“言意之辨”是先秦以后和魏晋以前有关“言意之辨”的最早和最集中的记录。而从这段记述性文字的思想内容来看，其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是主体、语言(包括“象”)和存在即“性与天道”和“圣人之意”的关系问题，并具体体现在对前述儒家两个经典性元命题的理解上。其一是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理解问题；其二是对《易传》“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两个命题及其关系的理解问题。以粲兄俣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易传·系辞上》所言“立象以尽意”，即“立象”能够“尽意”。

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则相与为两，即甚亲而亦如父之于子也。无外则相与为一，虽有异名，而亦若耳目之于聪明也。”(《周易外传》卷六)强调的是“言”、“象”与“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也正是“言尽意”论者的思想特点和理论根据。然而，在荀粲看来，既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易》之“意”是即“圣人之意”，是圣人对“天地之道”的感悟和体验；而《易》之“象”，则为“物象”，而“物象”是所无法容纳和承载“圣人之意”的。所以通过《易》之“言”、“象”符号系统也是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圣人之意”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只能尽“象”内之“意”，而不能尽“象外之意”。

正如管辂所说：“夫物(按：即物象)，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魏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而这也正是荀粲以“六籍”为“圣人之糠秕”，而主张“言(象)不尽意”的理论根据。所以，综观荀氏家族的辩论，以“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以经典文本的意义，即“圣人之意”的形上追寻为旨归，既是对先秦“言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言尽意”的理论和方法的颠覆和解构。因而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六籍”是否完全表达了圣人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通过“六籍”能否完全把握圣人关于“言性与天道”的思想；其二，“立象”能否“尽意”，通过“观象”能否完全把握“圣人之意”。而依据各自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故有最初的“尽意”与“不尽意”之说和“言意之辨”。然而，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又必然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于“尽意”和“不尽意”的内在矛盾，而有如何对待圣人之“言”和《周易》之“象”的问题；其二是“道”与“有”、“无”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前者涉及两汉经学及其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后者则是荀氏兄弟留给后世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有赖于老庄道家言意思想的引入，而这也正是道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玄学家用于解构经学和创建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层原因。而站在儒家的立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论述的正是“正始玄风”的开创者何晏和王弼。

何晏广集两汉“论语学”诸家之大成，以“无”释“道”，继往开来，不仅凸显了《论语》的形上学意义，而且创立了一种自然、生命的本体论，而这个本体就是“无”。而如果说何晏以道家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开创了玄学化的新经学的话，那么作为“正始玄学最强音”的王弼，则更主张“以无为本”，“执一统众”，从而不仅实现了儒道思想的会通，而且将儒学真正推向了玄学本体论哲学建构的新阶段。正是从“无”的本体论出发，他不仅在《老子指略》中对“言不尽意”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证，而且在《周易略例》中对庄子“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发。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而郭象“崇有”，则主张“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所谓玄冥之境，正是由魏晋“言意之辨”所开出的生命境界和思维境界。

三

应当承认，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汉魏之际“人物多拟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品评人物”和“名理之学”的兴起就是魏晋“言意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事实上，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还是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的兴起都是以“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标志，而后有“言尽意论”对“言不尽意论”的诘难和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言意之辨”。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荀粲“言不尽意”论的提出为滥觞，首先是被视为异端而存在的。而异端相对于传统、正统而言，其主要是“言尽意”的观点。所以“言尽意”论者又有“违众先生”之称。而荀氏兄弟之间的“言意之辨”作为魏晋“言意之辩”的最早记录，从时间上看当在汉魏之际的太和年间。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两汉经学转向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因谈论“才性”和“品评人物”而有“名理之学”的兴起。因为“识鉴”和“品评”人物要有一定的名目和准则，而这些名目和准则，在当时就叫做“名理”。魏晋“名理”，分“才性之名理”和“志识之名理”。就其思想理论渊源而言，多与儒家的“正名”理论和“心性之学”乃至法家的“形(刑)名之学”的概念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然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多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不仅主要体现在“察举”取士和人物“才性”方面，而且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虽然最终要涉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理想人格和终极价值问题，但从“言意之辨”的起源来看，则多以名实关系的概念论为基础，而与“言不尽意论”的提出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名理之学”以先秦以来的“形名之学”的概念论为基础，多与“言尽意论”相联系，不仅不是“言不尽意论”的理论根据，相反正是“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论”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说魏晋“言意之辨”缘起于“人物识鉴”，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荀粲等人谈论的内容和语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傅嘏善言虚盛，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情，常使两情相得，彼此俱畅。”“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飙好变通，和徒党，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责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世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能，非国之利。”另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云，荀粲在家与诸兄论辩之后，于太和初年(227年)到京邑与傅嘏谈。而《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谓：“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艺文类聚》十九载晋欧阳建《言尽意论》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为谈证。”以至于主张“言尽意”的欧阳建，在论证“言尽意”的过程中，同样也透露出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其文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可见，钟、傅所引“言不尽意”的观点，当来自荀粲的影响。《钟会传》载：“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子，足以知人’。”据《蒋济传》载，济任中护军，约在太和二年(228年)冬以后，著论当更在其后。其引“言不尽意”也在荀粲之后。《荀粲传》载：荀粲“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6] (P. 112)。

因此，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先有“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而后有“人物鉴识”问题的提出和“名理之学”的产生。“名理之学”缘起于“人物识鉴”，以“人物伪似者多”为背景，而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法家的“刑名”或“形名”理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且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既是方法的危机、标准的危机，更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这表明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如何确定“名理”，即给某个人物以一定的名目时，是根据外在的仪表举止，还是根据内在的精神气质？便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7]。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固然，既有赖于圣人之意即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又有赖于终极价值的形上追思和哲学建构，但并不是“言不尽意论”提出的直接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人物鉴识”，而是“人物鉴识”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言尽意论”以“形名之学”的概念论、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如欧阳建)，而主张“辨名析理”(如郭向等)，其所“析”之“理”，不过是形下之“理”，而并非形上本体之“理”。其作为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既是“言不尽意论”解构的对象，又多发生在“言不尽意论”提出并成为主流思潮之后，所以，以“言尽意论”的提出“引起言不尽意之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为魏晋“言意之辨”的起源，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魏晋“言意之辨”的兴起，以“言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而有“言尽意论”的提出和诘难，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言意之辨”发生、发展的过程，既是先秦“言意之辨”的主题思想、内在精神和基本方法的价值回归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及其诠释方法的解构过程；既是天地之理和圣人之意——经典文本的意义(言外之意、象外之意)——的追寻过程，也是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终极价值的建构过程。可以说，这既是玄学本体论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玄学之为玄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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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霞. 易学诠释原则与方法的演变[J]. 孔子研究，1999，(4).

第5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转述动词 文学类学术论文 中国作者 英语本族语作者

0 引言

转述是学术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运用转述可以体现作者对转述命题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论开启评价空间[1]。转述动词是转述的重要信号之一，作者可以通过转述动词实现言语功能，导入被引用者的声音，实现作者、被引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恰当使用转述动词是作者寻求其交际目的与学科规范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对转述动词进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图与学科规范之间关系的起点，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正确使用转述动词有助于提高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语言转述现象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传统语法、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等角度对语言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传统语法重点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转换关系上关注对他人话语的转述策略[3]。在文体学领域，Leech和Short把对言语和思想的表征区分成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话语的叙事性报道，这种分类方法扩大了语言转述研究的范围[4]。功能语法学家Thompson则关注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指出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转述动词上[5]。对批评话语分析学家而言，转述动词体现了语篇互文性和语篇中的多声特征[6]。专门用途学者也注重对转述动词的研究，他们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关注转述动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功能，同时通过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关注转述动词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转述动词（Research verb）、语篇转述动词（Textual verb）和心理转述动词（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类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础上做了类似分类。

国内部分学者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引用现象中与认知有关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12]。有的学者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中使用的转述动词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学者分析了引用的结构形式及其与时态、语态的关系，探讨了转述动词的类别及功能[18]。

以Hyland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以英语本族语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为语料，未涉及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而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大多来自应用语言学;以期刊论文为语料的种类及数量有限，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将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Springer电子期刊中选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学类论文共20篇，其中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论文各10篇。选择语料时，研究者还考虑到论文期刊的多样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据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运用人工识别的方法记录论文全文中所有标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时间，页码）的地方，对所得语料进行分类统计。首先统计了两类作者零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其次，分别对转述动词总次数、使用频率较高的转述动词做了统计。最后，重点统计了两类作者表示评价倾向的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并对以上各类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对转述动词的分类，运用过程法和评价法对转述动词加以分类[10]。按照过程法，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大行为类型，即研究行为（指研究者在研究结论或研究过程中对真实世界行为的陈述）、认知行为（指心理过程）、话语行为（指语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评价法，转述动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明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

Hyland没有说明过程法和评价法各自的优缺点，也没有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认为，过程法基于研究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行为、心理和话语三个方面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述动词本质的认知，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性，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帮助读者明确现作者的观点。同时，评价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对比分析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转述动词时基于Hyland的评价法，首先将转述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断;第二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从而间接帮助读者了解现作者自己的观点。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因为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构建的过程，反映了现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认知评判，并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

[2]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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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ule，G.et a1.“On reporting what was said”，ELT Journal，1992，46（3）：245-251.

[4]Leech，G.& M.Short.Style in Fiction.London：Longman， 1981.

[5]Thompson，G.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1996.

[6]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7]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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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omas，S.& T.Hawes.“Reporting verbs in medical journal articles.”ESP Journal，1994（13）：129-48.

[9]Swales，J.Genre Analysis：English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Cambridge：CUP，1990.

[10]Hyland，K.Disciplinary Discourse：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Haflow：Peaon Education，2000.

[11]彭建武.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语用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35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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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志清，蒋岳春.冲外英语硕士论文转述动词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04（3）：123-126.

[14]袁邦株，徐润英.社会科学论文中转述动词的学术考察[J].求索，2008（12）：79-81.

[15]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J].外语教学，2009（1）：53-57，69.

[16]娄宝翠.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64-68.

[17]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6-249.

[18]唐青叶.学术语篇中的转述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3-6.

第6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5110

国内刊号：53-1003/C

邮发代号：64-1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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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阿错于1969年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程章村的普通牧民家庭，那里是一个海拔3500多米半农半牧的高原山村。阿错本名泽仁彭错，意为长生如意，阿错是简称，后来成为他的正式名字。阿错从小学习民间雕塑，活佛赐予他艺名意西微萨，意为智慧光明，所以又叫做意西微萨・阿错。有人说他的人生与他的名字“名副其实”，既智慧，又光明。阿错5岁时，父亲就让他背着书包进了自己当民办教师的山村小学堂，成为他的启蒙老师。阿错一进入学校，便对书本知识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浓厚兴趣。不管什么书，抱住就不松手，而且过目不忘。六七岁时，他就能有声有色地在田间为歇息的村民们讲书本上的故事。

父亲任教的家乡小学非常简陋，只能上到二年级，之后就要到离家一天路程的公社(乡)小学读书。从此，不到8岁的小阿错，就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开始了曲折、优秀甚至是有些奇特的求学路。

阿错和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中）、曾晓渝先生在一起。

小阿错在班上虽然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但他的成绩却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第一。9岁上小学四年级的他，试着提前报考中学，不想在许多应届生都落榜的情况下，他顺利地考进了县中学。然而，当父亲送他到学校后，发现儿子的身高还不及食堂打饭的窗口。而中学离家有一整天的路程，不可能走读，没办法，父亲只有将小阿错又领回了家。第二年，阿错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再上县城初中。

他的大学是从偏僻乡村小学读出来的

1982年7月，阿错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自治州首府的康定师范学校，4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当时还不通公路、离县城需要徒步4天路程的乡村小学教书。阿错任教的地方，在深山峡谷，人烟稀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艰苦程度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但是，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清贫的生活可以使人奋发向上。更何况，神秘的雪域高原是养育勤劳、智慧藏民族的摇篮，朴实善良的藏民是无数优秀后生的良师益友。阿错生活在清贫艰苦，然而却淳厚温暖的同胞关怀之中，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意义。

历代的藏族精英才子，无不重视广泛知识的学习，往往都是集诗文书画音乐医学乃至各种工巧技艺于一身。阿错深受先祖余风的熏陶，在教学之余，也广泛学习哲学、文学创作、绘画雕塑、器乐演奏，以及裁缝、木工、石匠和电器修理等等种种知识技艺。他的泥塑作品《本教师祖登巴西绕像》、《四臂观音像》、《文殊菩萨像》等被请进了佛寺庄严之堂；他在松枝光和煤油灯下写出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在《文学》、《四川文学》、《贡嘎山》等报刊上发表。甘孜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名单上很快有了阿错的名字;阿错还经常为家乡和工作地的乡亲义务修理收音机、录音机，甚至缝制衣裳等等。为了知识更新和继续深造，阿错参加了国家举办的自学考试。每一次考试，从乡村小学到州府康定，他要先步行翻山越岭4天、然后搭拖拉机一天、再转乘汽车一天，仅来回徒步行走得都得八天时间。四年如一日，最后他取得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位，成为一名在山村里读出来的大学生。

有人计算了一下，阿错徒步赶考的路程竟然有了5000多里。1995年《四川日报》以《阿错徒步赶考2600公里》为题报道这一消息。徒步赶考5000里，这也令他十分自豪：这个距离正好是从他家乡到拉萨朝圣的来回路程，那感觉就像是真正徒步朝圣了拉萨一样，感觉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并通过了一种考验。

然而，在阿错的记忆里，这段日子最令他感动和难忘的是，同事们对他的支持、质朴善良的乡亲对他心灵的感染和熏陶、家人对他的关怀和期望，以及赶考途中借宿给他的老乡们，还有独自穿越雪山、草原、峡谷、密林时从大自然中获得的体悟和感动。1994年，阿错从乡村调进县委从事宣传工作。工作的需要让他承担起从未接触过的电视新闻报道，阿错又很快熟悉了影视拍摄和编辑工作，一个人独立承担编剧、采访、摄影、解说词撰写与后期编辑制作工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不但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还独立创作了极富特色的电视专题片：《自强不息雅曲卡人》、《程章是一座山》、《春风化雨甘露来》、《雅江县贫困乡调查纪实》等。这些专题片陆续在县里播出，有两部还在地区电视台播出。这一切为所在单位赢得了省州有关部门的嘉奖，同时也为他五花八门的爱好和作品增添了新的内容。

不畏劳苦才能有丰厚回报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付出房屋大的辛劳，才有希望得到桃仁大的收获。马克思说得更精辟：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援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l997年对阿错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个走路走出来的大学生，终于第一次真正走进入大学的殿堂:到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进修经济哲学课程。阿错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一年的进修时间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阿错的自学进度神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开始一点都不懂日语的阿错居然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公共外语统考。

进修一年后的阿错，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打算以此来检验一年的学习。结果，本科学习汉语文专业的阿错，跨专业报考，竟然以哲学专业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南师范大学录为“计划内统招”硕士研究生。其成绩不仅在所报专业是第一名，在整个各地报考西南师大的近千名考生中，也是屈指可数。从深山走出来的阿错，轻而易举地挤过了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由哲学硕士到语言学博士

两年后，阿错以优异的学习和科研成果提前一年获得硕士学位。当年数百名毕业研究生中，只有3名是提前毕业，而阿错是其中唯一的文科类提前毕业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不但在哲学专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在语言学研究、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西南师大导师们的指导下，写出了36000字的语言学论文《语言自然接触下的“克里奥耳语”》，后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语言研究》上。他成为在读期间在两个不同学科的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的硕士生。

20世纪，语言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作为哲学专业的阿错，由哲学而语言哲学，由语言哲学而语言学，他逐步对语言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语言学曾被视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从事和理解的深奥而生僻的学问，其研究方法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又被称作文科中的理科。阿错对此似乎一点也不畏惧，他又开始自学语言学的课程。于是，硕士生期间，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业，还进一步自学了《音韵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古今汉语词汇、语法和方言方面的知识。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当年，他跨专业报考了南开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该年度报考南开大学此专业的二十余名考生中，有研究生导师、教授、副教授，只有阿错一人是应届硕士研究生，自然也是唯一一个跨专业报考的考生。然而，成功仍然是青睐阿错的，他以第二名（平均85分)的成绩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这个成绩只比第一名低4分。要知道，和这些在相关领域学习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佼佼者相比，阿错只是个从其它专业跨转报考的应届生。他最终以高出统招线24.6分的优异成绩，被南开大学录为计划内统招博士研究生，成为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一流名校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研究生，也是中国第一位藏族语言学博士。

南开大学优秀博士生

南开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点，是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所开创的、国内第一批批准设立的博士点之一。邢公畹先生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如今的南开语言学专业，更是拥有强大的一流学者阵容，和先进的软硬件设施条件，是国内汉藏语研究的重镇。阿错直接受业于邢公畹先生的嫡传弟子、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和教育部首批“跨世纪新人”学者曾晓渝教授。南开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学习条件，严格的专业训练以及高水平的专业指导，使得阿错如虎添翼，更加奋发向上。博士在读仅两年，就有了9篇学术论文共12万余字发表，连续两年获得南开大学三等、一等奖学金。

语言接触研究，被认为是打开一些普通语言学难题，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难题的关键之一。阿错在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语言接触研究，重点是藏、汉语言接触。他第一次发现和报道了分布四川境内的一种极其特殊的藏、汉语言混合语言――倒话。又深入青海调查了另外一种藏汉混合语桑格雄语(五屯话)。

有关倒话现象的文章一发表，便被关注和引用。倒话的极其奇特深刻的语言混合特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活的个案。在3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中国昆明，2001〉上，阿错发表了《不同语言系统的异源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混合层次》的论文，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著名藏缅语专家黄布凡教授致信说:“从来没有人对混合语的内在混合层次、结构和比例作这样深入的分析。”返回南开后，又在文学院“博士生硕士生专场学术讲座”举办了相关专题讲座。阿错的博士论文便是利用倒话、五屯话等等混合语言的材料，试图探究混合语特别是藏汉混合语形成的外在社会机制和内在的语言结构机制。博士在读期间还主持创办了介绍历史文化的专业网站，网站除一般的藏族历史文化介绍之外，还有在线藏语学习，在线藏传梵文学习。

第8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一、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格言运用

议论文重在说理。而格言的恰当运用有助于加强语言表达的哲理性。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当”与“不当”，关键在于对格言内涵的深刻理解。如，苏教版中培根的《论美》，篇幅虽短，但句句都闪烁着哲理的光华。例，“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雅的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这里，作者以哲学家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了“行为之美”甚于“形体之美”和“颜色之美”的本质特点。作者在语言表达的艺术上采用的是“铺垫”艺术。在两两对比中突出前者，又在三者之间发现了美的真谛：“行为之美”。因此，引导学生恰当地引用格言，除了让学生正确理解格言的语意外，还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格言的语言艺术和表达技巧。只有如此，格言才能成为议论文语言表达中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

二、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

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即用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内涵的一种说理方式。其特点是，以说理为目的，以形象化的语言为标志，加强说理的形象性与深刻性。如，培根在《论美》中开篇指出：“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里，作者采用的就是形象说理的方法，意在强调拥有美德的人是令人可敬的。但是，倘若不加修饰地直接表达，那么，难以激起读者的联想思维。可见，语言表达中的形象说理，既能调动读者的直觉思维，又能唤起读者的理性思考。从而，达到以形象化的语言来说理的目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在说理时适当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加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与深刻性。

三、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化用”

“化用”与“引用”的最大区别在于，“引用”指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别人的观点或语言，“化用”则指借鉴别人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技巧而形成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在议论文语言表达中，引用得当有助于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化用恰当则有助于加强语言表达的幽默感。可见，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有同学在阐述“信念”这一话题时，这样说：“钱不在多，善举则名；位不在高，为民则灵。”从而，使语言表达幽默成趣。又如，有同学在阐述“读书的苦与乐”这一话题时，将“学海无涯苦作舟”改为“学海无涯乐作舟”。一字之改，说明了读书自有它的乐趣。其中，“学海无涯乐作舟”便是化用了“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俗语。从而，在对比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自然地转入了对读书之乐的论述。“化用”，是一种语言表达的创新。但是，必须指出，“化用”别人的语言时，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加强寓庄于谐的表达效果。

四、引导学生重视语言表达中的其他修辞的运用

议论文中的语言表达重在论证事理。因此，为了将理由说得透彻，有时需要在说理过程中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复杂为简单。排比的运用除了加强语势外，还能增强语言的逻辑感染力；比喻的运用，除了加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外，还能增强说理的深刻性；对比的运用，除了加强语言表达的情感外，还能加强议论过程中的哲理性……可见，议论文中的这些修辞的运用对于提炼观点、论证论点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论题《勤奋》。有学生开篇写道：“勤奋是农民看到的田野上的希望，是公务员看到的实现理想的基石，是学生看到的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这里，作者将比喻与排比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勤奋的内涵，同时为揭示中心论点作铺垫。所以，在议论文语言表达中，善于运用修辞，不仅使语言表达更为形象，而且使语言表达更为周密。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引导学生在语言表达中善用修辞，通过借鉴与运用相结合的方法，增强语言表达的理趣。

第9篇：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法；哲学；专业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88 ― 02

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法和生活习惯，也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理念和方法。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教师的讲授，而轻视学生的参与，致使学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氛围沉闷，教学效果甚微。为此，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改变旧的教学方法，采取能有效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新方法。参与式教学法在吸取传统教学法合理性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但其非功利的特性使其短期效益很难呈现出来，导致部分学生欠缺学习动力。因此，哲学专业课必须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切实参与到哲学思辨中，深刻领悟到哲学的魅力。

一、哲学专业课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文科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尤其哲学这种被视为冷门的专业，其就业的对口行业并不明显，致使部分不理解哲学本性且缺乏目标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哲学教育理念陈旧，教师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加重了学生的厌学情绪，上课玩手机、迟到、旷课、看闲书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难以实现哲学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精神、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初衷，甚至无法达到一般大学教育的目标。

1.哲学非功利的本性

苏格拉底强调“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只有承认无知才能更好地探寻世界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哲学起于惊异，正是由于惊异才感到困惑，才意识到自己无知。“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2〕因此，研究哲学并非有着功利性的目的，纯粹出于爱智和求知的本性。学习哲学的人一定要清楚哲学非功利的这一本性，否则将它看作一门实用的学问而与其它应用性的学科相比较，那么其不适于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就要质疑现存，就不会不加思考地与现存相认同，这体现了哲学的价值是内在和深远的，其实用效果绝非立竿见影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一门闲暇的学问，也就是探讨哲学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或者说哲学不考虑人们的生计问题，当然更不以此为目的。不以物质需求为目的，这便保证了哲学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能够自由地追寻。因此，哲学专业的学生更多以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为主导，运用锻炼出来的思辨逻辑能力去从事一定的工作，而不是讲究对口并取得暂时的效果。

2.哲学教育理念陈旧

学生不理解哲学的非功利本性，尚未进入哲学，尤其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但目前陈旧的哲学教育理念难以展现哲学的本性和魅力，反而更加剧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在容易就业、收入丰厚这一普遍追求的环境下，虽然感于哲学思辨的魅力，热爱哲学的不乏其人，但真正以此为专业，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却相对较少。很多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学生本身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抵触哲学，这一事实更加剧了哲学教师授课的难度。而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陈旧，很多人对于哲学的理解过于狭隘，仍停留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这种狭隘的理解难以彰显哲学思辨的魅力，很y吸引学生热爱哲学。因此，如何将哲学的思辨本性和批判精神展现出来，如何使学生体会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陈旧的教育理念已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必须采取新的教学方法。

二、参与式教学法与哲学本性相契合

参与式教学法不仅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教学不再是传统的主体-客体的形式，而变成了主体-主体间的互动。“教师将学生看作与自身同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学生将教师看作能够平等交流和沟通的主体”〔3〕，这便是主体间性的对话。这种将被动的客体变为积极参与主体的方式更加适合哲学专业课的教学，和哲学的本性相契合，体现了哲学的思辨特性，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1.哲学的思辨本性要求参与式教学法

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思辨不仅体现在思维的思辨，即纯粹思想活动的思辨，其外在显现也必将是思辨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是哲学思辨本性的精彩呈现，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更是透过文字处处显现了思辨的魅力，也正是哲学的思辨本性吸引着无数的爱智者。哲学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因此也就与其它专业不同，要求教师与学生进行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在对话式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辨领域为主，而不再是传统式教学方法的依靠教师权威的强制灌输，这会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加了对哲学的兴趣和热爱。专业课的学习不再变成教师一人的独角戏，学生不再单纯被动地以接受为主，而是可以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因此，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在对话中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在思想碰撞中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其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对哲学思辨本性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就更为深刻。

2.参与式教学法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对教师这一传统身份权威的挑战。学生不再唯教师的讲授是从，参与课堂的过程中肯定要提出质疑并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哲学的批判精神就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永存怀疑的态度，敢于质疑权威和对现存进行反思和考查。辩论的过程实际上就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的海洋如此浩瀚，教师由于自身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参与式教学法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阅读原著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对话进一步澄清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不明之处予以澄清，于教师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参与式教学法并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学习，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相反教师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学生的思维活跃而发散，面对学生的质疑，教师要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课下就需下更多功夫。如若学生的说法更能说服人，教师也要秉持开放的态度谦虚地接受。当然，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的消失，毕竟学生因其年轻和经验不足极易产生偏差，这时教师就要发挥自身所长进行积极引导。

三、参与式教学法在哲学专业课中实施的构想

鉴于参与式教学法的诸多优势，加之与哲学本身的契合，哲学专业课中可以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并非任意随性的，应以规范性和科学性为基本的原则，具体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哲学专业课要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以文本为依据，直接阅读原著。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教师也要采取不同的授课内容，实施有层次的授课，考核则可以采用讨论、论文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只有科学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参与式教学法才能发挥其特长和优势。

1.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学生不再是课堂的客体，而成为主体。但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绝不意味着仅仅强调灵活多样的互动形式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哲学的思辨并非诡辩，哲学的反思不是瞎想，哲学的批判也反对无理的攻击。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实施一定是以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基础的，于教师而言必须以文本为依据对学生进行反驳和引导，对学生来说也要阅读书籍来提问和质疑，否则课堂气氛再活跃也仅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那么，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不妨从教材的改革入手。“考察西方著名大学的哲学系，可以看到，用原著或者原著选篇作为教材，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而有效的教学方式。”〔4〕用原著作为教材，最接近地反映了哲学家的反思批判精神、抽象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方式。之所以说最接近是因为我们限于语言的掌握，很多人阅读的是中译本，其思想的原貌可能更多地要从哲学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中去领略。如若期望原汁原味的哲学家思想，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需要掌握德语、英语、法语、希腊文、拉丁文等，甚至还包括各种语言的古代用法。这也是各个高校开设专业外语的初衷，但目前普遍存在层次差距大、课时少、师资不足、学生兴趣不高等情况，各高校可根据自身情况来不断完善专业外语的开设。

2.针对不同阶段进行有层次的授课

由于哲学并非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学科，其思维方式又异于常识，因此哲学专业的学习首先需要改变学生的常识思维方式，使之适应并习惯哲学的思辨特点。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哲学专业可以开设哲学导论、逻辑学等课程，以引导学生走入哲学、习惯哲学、热爱哲学为目标。在建立起基本的哲W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则将哲学史和哲学原著相结合，以期体悟哲学这只密涅瓦猫头鹰的理性魅力，感受其宛如厮杀战场的激烈纷争。哲学史是向学生呈现这个厮杀战场的原貌，而原著则能深入历史，与哲学家直接进行对话。其中原著的阅读尤其重要，各种哲学史的书写正是建立在原著的基础上的，而且面对各种层次的哲学史教材也要以原著作为判别其优劣的标准。在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上还可以开设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课程，让学生领略这些专门性学科的特点。最后，有了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学生可以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进行专题性的探讨，进一步理解并彰显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

3.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参与式教学法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为重要特征，因此课堂适于采取讨论的方式，并将其作为考核的重要一环。当然，讨论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的要求。首先，讨论要有一定的主题。其次，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前都要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最后，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则应做到语言凝练、逻辑性强。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除了口头语言的表述，还要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论文。论文和讨论相结合更全面反映了学生的真实水平，应作为哲学专业课的重要考核方式。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