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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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儿保险论文范文

摘要: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这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产品结构单一,缺开发体系;保险法规滞后,这是问题所在。原因在于消费者保险意识滞后,保险品种单一,专业人才缺乏,市场监管薄弱。

关键词:可保风险保险同构保险承保保险理赔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业要与国际保险市场全面接轨。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却不尽人意,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保险行业的现状,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中国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自1980年中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784.1亿元,同比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336.7亿元,同比增长17%;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6658.4亿元,同比增长49.2%;截止2008年末,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由2007年的120家增加到130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5家,兼业机构136634家;保险业总资产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2%。保险行业在优化资产配置,化解投资运作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50个城市和地区保险市场进行调研,调查内容包括:保险市场容量与潜力分析,保险产品购买动机,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状况等。结果显示中国保险业的现状有以下三个特点:

1.与世界同行相比,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但发展迅速,保险市场尤其是城市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巨大。

2.中国保险产业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与风险种类繁多这一现实相比,所提供的险种单一,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有限险种的经营上,保险产品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3.中国加入WTO后,将有更多的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国内的保险企业将面临外来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

(二)中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

1.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中国的保险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营方式,重规模不重效益,贪大求全,专业性不强,缺乏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没有高效的资金运营渠道和手段。

2.产品结构单一,缺乏产品开发体系。险种开发无论从速度、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3.专业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训储备,势必会给未来的竞争带来被动。

4.保险法规有待完善,虽然《保险法》己于1997年颁布,但原则性的东西多,细则性的东西少,在操作上尚有许多盲点,不能满足保险业稳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保险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保险意识滞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现有财富的增长和风险总量的提高,使消费者对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实践证明,保险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国自1959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业保险的实践,因此,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滞后,保险观念单薄,这是保险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保险品种单一。伴随着全新的、供人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商品的出现,新的风险也应运而生。例如,飞机在带给人们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飞机失事所导致的巨灾风险等。此外,随着新体制、新规则的制定,新环境的出现,也将产生许多新的风险因素。如责任风险、信用风险等。面对风险种类的迅速增加,我国保险业所提供的险种却十分有限。例如在寿险行业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争夺、抢占少儿险市场;在财产险上,各公司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大险种上。

(三)专业人才缺乏。保险业的特殊经营方式产生了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需求。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而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达20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直接严重后果是保险人才培养的断层。保险公司的培训水平很有限,相应的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素质不高、教材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都使得保险业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由于一些保险营销员缺乏职业道德,缺少相关知识,致使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出现误导陈述、保费回扣、恶意招揽等违规、甚至违法现象,极大地损毁了中国保险业的声誉。

(四)监管力度薄弱。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它遍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保险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其数理基础的,保险定价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多数投保人不了解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需要政府对保险业加以监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获得合理的保障条件和费用支付条件。

在保险业务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保险监管制度却明显滞后。由于监管不力导致中国保险市场秩序混乱,如乱设保险分支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资金管理松弛、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恶性竞争严重等,这些都是中国保险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2篇：少儿保险论文范文

摘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主要的两种筹资方式。关于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社会总福利、人口老龄化、转轨成本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

一、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储蓄和经济增长

在索罗（Solow）提出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模型中得知，当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超过稳态的资本边际产出时，这一经济就处于动态无效的状态。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引入现收现付制度将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而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边际产出大于经济增长率，基金积累制则是最优的选择。艾伦（Aron,1966）严格证明了在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利率时，引入现收现付制对个人的福利将会是一种改善。根据国外学者的基本理论，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长期区别。他们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金积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所以基金积累制更利于经济增长。

袁志刚、宋铮（2000）运用了两期叠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个人最优储蓄率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上升。而且中国目前的个人最优储蓄率高于黄金律要求的储蓄率，所以降低储蓄率就可能带来帕累托的改进。

朱清（2001）从判断中国是否满足“艾伦条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会造成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从而长期抑制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根据以上情况，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满足“艾伦条件”，所以我国现在仍然采用现收现付支付制度比较合理。

袁志刚、封进（2004）利用1986-2002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中国的实际总工资增长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或5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现收现收现付比基金积累制更有效率。他们指出从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国未来中国依然能保证现收现付制度有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应该发挥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再分配功能。同时他们提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如果经济按此趋势运行将会出现一个动态无效的均衡。在这一状况下，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更合适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二、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社会总福利

郑伟、孙祁祥（2002）从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两个角度对养老保险制度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不同的养老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具体的参数条件，并不是绝对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得出基金积累制是最优选择的结论时，总体福利和分代福利最优选择的冲突可会使基金积累制的制度选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与以往的分别设定现收现付制模型和基金积累制模型不同，封进（2004）利用福利经济学模型推导出了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现收现付和基金制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优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当一国的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报酬率，或者当收入差距较大时，采用现收现付制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结论是我国仍然应该选择现收现收现付制度为主体的筹资方式，这种制度最终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刚（2004）从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角度来考察两种筹资模式的影响。他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实际利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动态无效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资本积累过度的问题。如果在动态无效的区域实行基金积累制，那么这一制度不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轨时机并不成熟。

封进、宋铮（2006）应用一个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对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做了数值模拟，评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并给出了最优的养老规模。文章得出结论是引入一个合适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总福利而言是一种改进。

三、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人口老龄化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面对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支付危机，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刘贵平（1999）研究了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际再分配功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未来的年轻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成为养老保险金的净贡献者。

朱青（2001）从总负担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来人口老龄化不会给社会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因而我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筹资模式并不一定要转向基金积累制。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种筹资模式，从实物经济角度看，养老金计划仍然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所以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王海东（2003）从我国养老金计划的历史沿革和养老金计划的隐性债务角度分析，认为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度在我国而言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得到缓解，但是筹资方式的制度性剧变会付出较大的转轨成本。第二，现收现付制度内部也可以通过采用例如上调养老金缴纳比例、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手段以来应对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改革的养老保险计划中没有现收现付制度因素的话，那个这个制度是不会成功的。

封进（2004）运用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内涵和再分配功能实现的条件。她的研究说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动对福利的不利影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则有助于缩小代际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提高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适用的空间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构造了一个养老负担理论模型，从在职者养老负担率定义出发，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现收现付制度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放弃现收现付制度的合理依据，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造成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支付危机的产生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现收现付制也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曾毅（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认为我国必须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机遇，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带来的严峻挑战。

四、养老保险筹资方式与转轨时机和成本

赵耀辉，徐建国（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的渐进改革始终忽视了激励机制的问题，才会使体系内资金缺口不断扩大。他们认为目前养老保险体系的社会支柱部分过于庞大，导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减了社会缴费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

孙祁祥（2001）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出现的个人账户空账与转轨成本问题。他认为做实个人账户才是中国养老筹资方式真正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体制的关键。同时文章的研究认为,政府应当负担转轨成本。政府可以通过使用政府经常性收入、出售国有资产、发行特种国债、发行福利彩票等方式来支付转轨成本。但仅仅依靠政府经常性收入来弥补转轨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王燕等（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式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不同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应该向可以持续的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金积累方法转变。他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现收现付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看如果保持这种方式不变会导致财务状况的恶化。第二在利用各种税收在支付转轨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轨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是同一的而且财务上可以持续的。

袁志刚、葛劲峰（ 2003 ）对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他们运用叠代模型和索罗模型分析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动态运行方式。他们分析指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关键在于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否得到满足。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水平而且中国的储蓄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所以目前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向基金积累制是不合时宜的。

王红梅（2005）针对养老保险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空账”的概念。她认为对于统筹部分中缴费与给付不相连接的问题，可以在现收现付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方式解决。

五、简单述评

首先，从储蓄和经济增长角度看，在外生增长理论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偏高，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收现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筹资方式。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人群、利益群体的分析认为一个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些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较好的分析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筹资模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缺少对中国地区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财政压力不同，所以地区间差异的研究应该是将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能完全转向基金积累制度，应该在筹资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现收现付的比例。在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分析上，国内还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转轨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和以何种方式承担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文献研究中缺乏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变量例如养老保险税率，退休年龄，特征群体等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定量分析。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空帐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4］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进：《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刚、封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

［11］王海东：《我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对比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12］袁志刚、葛劲峰：《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第3篇：少儿保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城市社区具有服务功能、管理功能、整合功能、文化建设功能和经济生活功能，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时期，城市居民由过去依赖单位变为更多的依赖社区，从而使社区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场所和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单元。这一变化无疑对探析我国城市社区功能的发展和社区制度的变革提出了要求。

社区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层面，社会是由大大小小的社区组成的。社区是人生的驿站，社区是生活的港湾，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是城市发展的标志。社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人美群聚生活的栖息地和群体心灵的归属地，其包含的各个系统和单位都分别担负着与当地社会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功能。因此，有学者认为社区应该具有社会的一切功能。社区只有具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和环境等各项功能，才能成为社区成员社会生活的空间、参与的舞台、继续社会化的场所。只有功能齐全的社区，才能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才能成为原有“单位体制”和“街区体制”的替代组织。

1　对现代城市社区功能定位的几种观点

目前关于城市社区功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万仁德副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社区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李小明、王培刚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社l功能应包括固有功能和附加功能两个基本的框架。固有功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互助功能。附加功能则包括七个方面：学习功能、生态功能、社会交往功能、休闲娱乐功能、心理抚慰功能、文化延续功能、生命保障功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玉能认为，城市社区的功能应该定位于为城市提供公共领域，这才是社区的独特功能。

2　现代城市社区功能探析

在讨论社区的功能之前，有必要先对社区的概念进行界定，本文中昕说的社区是按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研究员所给出的关于社区的概念，即社是以居住地为纽带，遵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在皮此保持互动的居民生活共同体。

笔者主要按照社区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城市社区的功能进行的探柑行。下面将要介绍的社区若干功能中，有些是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功能，阿些是政府部门赋予社区的功能，有些是社区正在发挥的功能，而有些轰社区应当具有，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彰显出来的功能。

2．1社区服务的功能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从社区服务开始的，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付，以人为本，满足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总是第一位的任务，因此在社区的各项社会功能中，社区服务是现代社区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利上会功能。

社区服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食，是指在政府的资助、政策的扶持下，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由社区内的或介入社区的各种法人社团和机糯自以及志愿者所提供的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服务。它通常情况下提供的延目一种公益性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既可以面向社区的弱势群体也可以面向整个社区居民。

我们可以从两大的方面来分析社区的服务功能

2．1．1为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而提供的服务

社区服务的覆盖面很广，如社区就业服务，通过提供就业再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就业岗位信息服务和社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援助。结合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开发就业岗位，挖掘社区就业潜力，提高就业稳定性。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建立就业与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联动机制，促进和帮助享受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相关人员尽快实现就业。此外还有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文化、教育、体育服务、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安全服务等。

2．1．2发挥社会保障方面的服务功能

    建立社区救助体系，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1）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社区养老是辅助家庭养老的最佳载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生育率的下降，独生子女家庭增强，核心家崖已经成为主要家庭类型，家庭规模缩小，身边无子女的老年人空巢家崖增多，家庭蟾养功能削弱。同时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活和工作节奏邵加快，家庭中成年子女精力、时间有限，已越来越难照料和护理老年沐的生活与疾病，因些必须提供一种与居家养老相适应的环境氛围，走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道路，通过社区建立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是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最佳结合。社区是老年人居住地所在，也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空间。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家庭养老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现代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以及目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决定了现阶段家庭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场所。尽管家庭结构迅速变革，提供养老困难很多，却改变不了老年人对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依赖心理。调查显示，老年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老年公寓和护理院。只要条件允许，首先选择亲属照料或上门服务。鉴于此，只能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家庭养老与社区服务相结合，这是实现养老社会化的第一步。社区的优势在于为老人服务就近方便，使老年人感到亲切、方便、放心。社区养老理所当然是承接家庭养老向养老社会化的重要载体。

    (2)社区的医疗服务功能。社区医疗服务的功能是以著名的荷兰医疗体系为参考，提出的一个设想。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对荷兰社区医疗体系的研究，提出应该借鉴荷兰在医疗服务体系建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内也能建构一个完善的社区医疗服务网络，使医院医生走进社区，就地解决社区居民的求医问药问题，以摆脱我国居民求医难这一困境。

发挥社区的医疗服务功能这原本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但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如成都市、北京市已经将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成都市的一些社区已经在实施这一方案，在社区内建立医疗服务网点，为居民就近求医提供便利。北京也正在筹划这一项目。以此为契机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功能的建设。

 

2.2社会管理功能

 　作为地方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下设的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社区，它具有自治性和管理性这两重特性。社区在承载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承载起管理的功能，可以说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是社区最主要的两大功能。

 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功能包括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两个方面。

 2.2.1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

 

社区应当承载起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职能，但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政府部门并没有将这一职能授权给社区，目前仍然是由公安部门承担这一职能。但是笔者认为，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必将担当起管理外来流动人口职能。

 

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基层社区以社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为基础，运用社区管理的机制和手段，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以达到管理好外来流动人口之目的的一种管理模式。与以往的管理模式相比，社区化管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属地化管理，即实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二是服务型管理，即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创造一个安定和良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并培养相对一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参与式的管理即社区化的管理特别强调让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增强社区意识，促进社区整合。

 

2.2.2时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

 　社区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基层管理组织，因此，它必须承担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社区是城市管理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由于城市规模和功能的迅速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的增加，各级政府管理幅度的增大，特别是对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来说，其有限的职权难以承载规模日益庞大的管理对象。而按照群众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组建起来的社区则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必要的层次。城市管理的大量事务需要由社区承担。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弱化了“单位”的复合功能，单位剥离出来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等大量事务需要社区来承接。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多样化，流动人口的增多，老龄人口问题的凸显，使得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些新增的问题大量沉淀在基层社会，尤其在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接触的特性使社区的管理更加直接有效。社区是城市的最基层细胞，是城市管理的微观重心，可以随时了解居民的需求、意见和问题，及时有效地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在第一线，充当社会的“减压阀，，起到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作用。

 

2.3整合功能

 2.3.1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

 　社区通过各种类别专业化分工的社区服务和服务设施，满足社区成员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自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已经形成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幼少儿以及治安、救济、保健、教育、文化、就业、家务、环保等多个系列的服务内容。通过这些丰富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为人们创造安全、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使居民对社区产生出较强的社区依存意识和认同意识，发挥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整合功能。

 　 2.3.2满足人们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功能

 

社区内存在着大量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性组织和老年书画社、拳操队、读书会等兴趣性团体，还可以开办市民学校、举办文艺晚会、组织联谊会、座谈会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开展频繁的交往和沟通，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自觉认同，形成社区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使社区发挥“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功能。

    　2.3.3满足人们开展社会互助的功能

    社区中大量存在着邻里互助、相互照顾的传统习俗，同时也不断发育出以社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为目标的组织。如邻里之间安装的求助电话，居民双向结对服务，专业志愿者队伍等等，使居民生活在社区中难有所帮、困有所求、贫有所济。这不仅解决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而且营造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和谐的人际关系，使社区在“道德共同体”与“精意共同体”的深层意义上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

    2.4文化建设功能

    我国的基层社区担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组织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功能。此外，社区还担负着对社区居民进行社会化的功能。

    2.4.1文化功能

    社区文化是基层社会对群众寓管理和教育于服务之中的最好形式，是凝聚人心的工程，因此，文化功能也就是凝聚力功能。

    开展社区的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标志性学习景观，可以提高居民的文化修养，培养其学习精神，增强其对社区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形成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2)通过学思想、学文化、学科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现代素质，培养公民意识，有利于调动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养成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精神。

    (3)通过创造人与人、户与户、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互动式学习交流模式，培养参与精神，建设良好的社区关系，不断增强社区凝聚力。

    (4)通过组织居民学专业、学技能，培养居民就业与创业能力，培养和吸引特色人才，可以促进居民安居乐业和开创社区生活发展新局面。  

  (5)通过不断推进都市素质教育，培养以活力、效率、秩序为基本内容的都市精神，建设良好的社区生活秩序，促进社区安定和社会稳定，建设文明美好新家园。

    2.4.2人的社会化的功能

    社区是个体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尽管大众传媒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它们并不能取代社区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个体社会化的整个过程，都与社区紧密联系。儿童和青少年期的早期社会化(学习社会生活、接受社会规范、健全个性和人格，以融入社会关系体系)是在社区中进行的。成年后的继续社会化仍离不开社区，继续社会化的核心是学习和接受写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学习扮演新角色所需要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社会的进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必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人们社区生活中来，影响和改变着社区的组织、家庭、社群和文化，并通过社区的这些要素及其变化影响着人的继续社会化过程。

    社区在个体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的是矫正功能。社区矫正是现代城市社区的一项重要功能。社区矫正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美等国，在美国，法院对违法情节较轻徽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判以缓刑，通过社区矫正的方法进行矫正，而并不是投入到监狱服刑。从2003年7月份起，社区矫正也开始成为我国一种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的监督。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的行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北京、上海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其他省市的这项工作也在加紧启动。

  　2.5经济生活功能

    经济生活功能也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功能。这是社区的首要功能，这一功能表现为社区通过生产或出口，为其成员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必器品和服务。社区的经济功能在农村社区表现尤为明显。

    3.结语

第4篇：少儿保险论文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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