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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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至今，其理论与方法取向一直存在着分离与对立。在其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学流派，也产生了诸多的理论对立和争论，这些争论赋予了社会学更多的活力，也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混乱。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争论。

一、方法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方法论是指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是人类认识和行动方式的总指导。社会学方法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社会现象的性质及其理解；（2）社会研究的哲学基础及其假定；（3）社会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问题；（4）社会研究者的价值与研究之间的关系；（5）社会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及其应用；（6）不同研究方式的内在逻辑等（风笑天，2005：7）。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对方法论有了明确清楚的认识才能够对接下来的研究有清晰准确的把握。方法论对于社会学研究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社会学越是发展，越是没有一套绝对固定的方法论。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较强的主观性和社会学研究目标较强的客观性间的矛盾，社会学应在不同方法之间矛盾的选择中不断地诠释社会。在实践中社会学研究通常是以实证主义和以诠释、理解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的综合。这两套方法论虽然对立，但它们自身的逻辑合理性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指导。

二、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方法论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实证主义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前提是：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发生的规律；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察事物的本质（陈向明，2000：14）。该方法论认为，无论是人还是物质，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都受同样原则的支配。人类行为、社会变化与自然物质变化都存在着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并能够被客观地计量，因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研究程序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骆玲，2005）。

孔德等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将实证主义引入社会学并规定其唯一合法性地位，开创了实证社会学。孔德的“实证”范畴是：（1）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法则带进了社会研究，并且认为“人”与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对人性及社会的研究应类同于动物甚至对原子的研究――即实证研究（袁方，1997：31）。

作为孔德的继任者，涂尔干将实证主义发展到一个极高的水平。他认为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是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在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时，他认为任何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另一个社会现象；同时他也反对使用历史的方法和功能分析的方法，认为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通过社会的环境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陈成文、陈立周，2007）。他的名著《自杀论》就是完全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自杀的社会因素而非个人原因，通过对自杀的类别区分，归纳出社会在自杀这一个体行为中的角色，从完全实证的角度阐释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至此，社会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基本确立了。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大量的数学知识和逻辑推理被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以数据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增加了研究者对社会更精确的认识。西方工业社会不断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使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客观上强化并巩固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挑战

尽管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人文主义也一直有很大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中期，在孔德的实证主义日益扩大影响的同时，对其思想的怀疑与反对也与日俱增。孔德的弱点在于：他认为社会学家可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客观地”观察和测量社会现象，因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也就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首先，人有意识；其次人有差异性，而这两点是被早期的实证主义者所忽视的（袁方，1997：33）。

在社会学建立之初，韦伯就提出社会学应该以理解个人行动的意义为主要目的。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以便对行动过程及行动结果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现象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价值意向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研究者只有通过对行动者的移情和体验，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因此，他反对17世纪以来的自然主义，特别是19世纪孔德和涂尔干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陈成文、陈立周，2007）。与涂尔干将社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相反，韦伯主张应该着重研究个人的社会行为。即使称之为个人的社会行为，韦伯也认为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纯粹个人的行为不应该进入社会学领域（董才生、徐晓海，2003）。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和涂尔干思想尽管有很大分歧，但他们都强调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前者注重个体，后者则更侧重于社会。20世纪60年代，沿着韦伯的思路，社会学领域逐渐兴起了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统称为人文主义，尽管这些流派五花八门，思想上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特点：拒绝实证主义所谓客观的知识，拒绝实证社会学中的信度和效度，主张从丰富多样的个人生活中发掘社会（刘巍，2010）。

人文主义反对实证研究是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一样都是能动的个人，所以社会学研究绝不会达成诸如实证社会学家认为的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实证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更强调从个体的能动性和研究的价值层面判断。

三、社会学两大方法论的简评

由以上分析可知，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与人文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观点。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强调对人的行为应从其主观因素的方面去理解，它指出了“人”与“物”的区别，但是这种方法论否定了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否认客观认识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研究取向；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正好相反，它片面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外部原因，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它的缺陷在于忽视“人”的因素及历史、文化因素（骆玲，2005）。

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较强的主观性和社会学研究目标较强的客观性间的矛盾，社会学研究应在不同方法之间矛盾的选择中不断地诠释社会。事实上，在社会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可以交叉地、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在确定课题阶段，可采用文献法、观察法；在搜集资料阶段，可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在总结分析阶段，可采用社会统计法或抽象分析法等。总之，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及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将两大研究方法论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或整合，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互补、呼应、主辅等关系，这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第2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翻译学习研究；学术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土学川，杨克勤.社会调查的实用方法与典型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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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艾爾·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

[4]黄友义.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J].上海翻译，2011，（3）.

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1—），女，汉族，山西原平市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翻译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

第3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第4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学生会建设；机构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

Abstract：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is to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and interest ，make service for all college students heart and soul， and promote youth studen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 are important leaders for guiding students to conduct self-education， self-management， and self-servic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union， from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1.加强学生会机构建设

高校学生会在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广大同学权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机构设置，培养并造就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学生会干部队伍，是各高校学生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1.1 加强系学生会与各个团支部的联系与交流，增强学生会工作的整体性。

1.2 定期组织学生会及学生会部长以上成员召开学生会部长会，布置交流和研讨各项工作；

1.3 由系学生会牵头，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全体学生会成员都能参与的联谊活动，以增强凝聚力与向心力；

1.4 由系学生会牵头，每学年开展一次全系学生干部表彰大会；

1.5 安排一定比例的系学生会干事和团支部代表参加每年一度的系学生会干部换届竞选；

1.6 在学生会机构设置上，一定要务求机构简明、权责明确。部门之间应做到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部门之间的联谊活动，让学生会各成员互相沟通互相学习此外，每周的学生会例会力求保质保量，各部门应利用例会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集思广益总结前段工作的成功与失败，一起研讨目前学生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2.加强学生会制度建设

学生会要稳定发展，必须逐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2.1 学生会文件发放程序：各部门起草活动计划或申请交秘书处发文，部门文件由各部门发

2.2 团委，学生会干部守则：学生会干部必须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以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为原则，做好“上传下达，下传上报”。各项工作要做到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全体学生会干部接受全院学生监督。

2.3 会议制度：每周定期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各位委员必须准时到会，并到秘书处签到。各部门应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秘书处做好会议记录及其他存档工作。

2.4 财务管理和申报制度：必须建立完整的申报制度，确保有经费使用。

2.5 学生活动制度：为保障学生活动有序高效的开展，学生组织群策群力，建立和完善学生活动流程标准化，对学生活动的策划、实施和总结三阶段工作的具体开展进行规范化的要求。

2.6 监督体制：能在活动结束后迅速收集参与人员、组织人员和监督人员三方面的意见，反馈给活动组织部门和分团委，以便总结和提高。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建立，保障各项学生活动的信息能够迅速而有效的传递到同学中，并且将各项活动的总结和新闻上报给相关部门。

3.加强学生会文化建设

正如每个企业都要建设企业文化，学生会的文化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学生会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学生会服务精神与文化意义的融合。是学生会在为学校、为同学服务的工作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

3.1 学生会文化建设，首先要建立同学对学生会组织的认同感，只有学生从内心真正认同学生会组织，才能产生归属感，把自己真正融人到学生会工作中。同时，构建学生会文化，不但要继承发扬优良的传统，还要能够进行大胆的创新，不断使学生会文化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

3.2 加强学生会内部成员自身素质、自身修养。办公室制定好学生会的制度，对会议及集体活动多次迟到、无故旷会、工作懒散、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成员警告无效后，实行除名，并全系通报批评。

3.3 发挥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学生会干部是学生会文化建设的首要力量。学生会主要领导干部对学生会全体成员起着榜样、模范、引导作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整体学生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3.4 传统中寻求创新。学生会工作要在总结以前学生会工作经验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特色，发挥专业优势，想同学们所想，需同学们所需，站在同学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围绕学生展开日常工作。在工作中寻找工作新方法，创造出自己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陈伟国.浅谈新时期高校学生会工作[J].吉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108

[2]刘群东，白斌.关于高校团委学生会组织工作的设想[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22）：1

[3]谷昆鹏.浅议新时期高校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内涵及构建途径[J].中国林业教育，2008，（4）：20

[4]蔡丹，王大铭.浅论高校学生会建设[J].价值工程，2010，（6）：220

第5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舞蹈编导，舞蹈创作，，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社会主义科学方法论作为一门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在各方面、各领域都有其运用的价值。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具体性和发展性原则[1]。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使用身体作为工具来完成各种优雅或高难度的动作，Choreographer舞蹈编导，舞蹈作品或舞剧作品的创作、编排、指导、导演、演出一系列过程中的创作和领导者。其专业特点是“创作”和“编排”的系统协作。舞蹈编导通过自身的社会认知（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运用舞蹈编导理论知识联系实践在舞蹈编导创作（以下简称编创）中，从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呈现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艺术作品创作过程。舞蹈作品创编是指舞蹈编导以自身的世界观为指导，塑造舞蹈艺术形象，创作舞蹈作品的创造性劳动。舞蹈创作以社会生活为源泉，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舞蹈编导是舞蹈创作的主体，其生活积累、思想倾向、性格气质、艺术修养是舞蹈创作得以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的基础和前提。

一、客观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体现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这是舞蹈编导需要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条件。实践不仅规定了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为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编创要把握时代的精神，密切关注问题，及时发现问题，深入研究问题。舞蹈编创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艺术家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选择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前沿问题。任何脱离了时代、缺乏现实观照、回避现实问题的作品，是难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留下深刻印象、树立良好口碑、确立经典地位的[2]。是时代的声音，赋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则难免沦为舞蹈编创者的自说自话、无病生吟。

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法，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一部优秀的舞蹈作品的编创，一定是编创人员深入实际、精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提炼生活的艰苦过程的产物[3]。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赋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则显得苍白、空洞。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20世纪末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该剧女一号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吴琼花的形象。在回忆海南采风的经历时，白淑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为了体验娘子军的生活，她曾光着脚在沙滩上行走，结果不一会儿，脚底就被烫得不行了。“而当年红色娘子军们大多数都是光着脚打仗的。”白淑湘说，实地体验生活对舞剧的创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战士手持手榴弹的舞蹈，就是根据连长冯增敏的介绍而创作的。而且通过和老战士们的共同生活，让白淑湘对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础。人民是舞蹈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编导要创作出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追求，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二、主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应用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唯一的。而认识历史却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方法。历史常常是跳跃的、曲折的，逻辑对历史的反映不是机械的、照镜子的，这种反映是按照真实的历史过程经过科学抽象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要高于生活。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白描，如何以艺术化的形式将人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来，需要舞蹈编导的创造性智慧，需要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也需要艺术的灵感。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国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将静态的壁画艺术转变为动态的舞蹈艺术，该剧主题思想鲜明、戏剧情节矛盾尖锐反映中国人民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它的音乐优美动听、舞蹈形象鲜明饱满，舞蹈风格独特多样，完美地体现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无疑是当代舞蹈创作的优秀范本。

艺术贵在创新。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唯有坚守理想，勇于创新，才能出精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需要舞蹈编创者沉下心来、凝神定气，全情投入，调动一切灵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艺术的光芒。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三、系统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则

社会系统是整体，整体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会科学必须重视对社会的整体研究，在整体的视野中考察具体问题、部分、要素、结构、相互联系等，统筹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舞蹈编创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创中必须考虑到舞者、灯光、音效、道具等诸要素的配合、衔接。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都可能破坏整个作品的效果。统筹兼顾、协调整合，是舞蹈编创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员均选自当时的上海舞蹈学校，演员阵容强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结合的典范，演员、服装、灯光、音响等选择的角度符合整体性原则。

（二）结构性原则

结构是系统中要素间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结构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功能。社会科学研究要重视社会结构，通过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剧《睡美人》的结构根据童话故事结构：序幕：《洗礼》；第一幕《恶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礼》。层次分明的将剧情娓娓道来。构思精巧，逻辑缜密，结构严谨合理，不冲突，有呼应，是舞蹈作品质量的保证。（三）层次性原则

系统中大系统与子系统的层次关系。每一层次的系统与构成它的子系统都存在系统与部分的关系。不同层次系统活动规律不同；既有共同规律，又有子系统特殊规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与细节的具体表现之间的张力的表现是民族舞剧《大梦敦煌》可圈可点之处。舞剧编排颇具独到之处，群舞表现鲜明的地域特色，独舞、双人舞形成鲜明的对比，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四）开放性原则

保持系统具有活力，否则系统就会僵化、封闭，导致消亡。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选用国际舞种——芭蕾结合我国地方民族民间舞蹈特色，多样性多元性的传统文化色彩，着眼于京剧、麻将、灯笼等中国元素。舞蹈编导在该作品的表演呈现中留给演员的自由发挥空间、留给观众的自我解读空间……

四、发展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呈现

社会历史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即渐进与飞跃、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正确对待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与状态，采取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问题。成功的舞蹈编导在舞蹈创作方面，以舞蹈编导技法理论支撑创作优秀舞蹈作品，也存在着有舞蹈作品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舞剧《一把酸枣》舞蹈编导在编创中的以山西常见的酸枣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酸枣不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与小伙计相爱的见证与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晋商艰苦创业的艰辛和悲欢的形象，“团扇舞”“伞头舞”“盘鼓舞”“驼队舞”等使舞剧情节气势宏大，展现了民族文化，点点滴滴逐步积累、最终完整呈现；作品思想紧扣反映晋商文及其爱情生活的主题通过细节的铺陈最后达致，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舞蹈编创而言，处理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如果过于注重细节、甚至拘泥于细节，容易流于琐碎、平淡，削弱了宏观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视细节，不注重点滴的累积，不仅容易使作品的显得突兀，也会留下硬伤，直接影响作品的可信度、说服力。

五、具体性原则在舞蹈编导创作中的表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具体的看问题。真理的具体性要求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要以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等等一系列对象所具有的偶然性为研究素材，进行贴近实际、贴近对象的具体研究方法。民族舞剧《井冈·井冈》将真实历史素材进行艺术呈现，再现了当年井冈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和江西采茶戏的动率相结合，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反映中国人的历史与民族情感，使这部舞剧凝聚浓郁的中国风格。

第6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旅游学；社会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陈才(1967-)，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问题的提出

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同的理论传统和学科体系；二是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来指导研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旅游学的发展，旅游学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尽管如此，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学在学科体系、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积累的成果远没有达到其他学科那样丰富，但已经为构建其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有关人士的重视，进一步推动旅游学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2　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视角的界定

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鉴于旅游学属于社会科学，因此本文所指的方法论主要指前者，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作为对“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讨，必须以“实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方法论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是滞后于“实质的”理论研究的，而方法论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显然，对于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状况是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应用性理论研究相对较为丰厚，但尚缺乏足够的实质性理论。因此，在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的过程中，难以遵循传统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径。当把旅游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研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作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与具有较强综合性之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渊源极深，二者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和较大程度的契合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与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就成了一种可能，但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必须解决有关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　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关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了清晰地透视各种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首先需要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对它的结构、观点和理论构成等问题给予必要的阐述，对其在历史脉络中的承袭嬗变、更替扬弃过程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此方面，社会学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会学者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详尽分析，从7个宽泛的视角审视了社会学理论的演变，概括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复杂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依据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描述，结合旅游研究现状，来阐述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1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社会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以哪些方式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满足较大系统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为久远也是最为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始于孔德、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的明确阐发，由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宏观的“巨型理论体系”，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社会学派的新成果，经过亚历山大等人的“重建”，发展成为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对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在功能主义的视野中，旅游活动实际上是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讨旅游系统自身的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探讨旅游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研究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问题，所以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定义为“旅游系统”。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异，研究者们构造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内含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目前学者们构建的旅游系统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统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统模型3种。

目前功能主义在研究旅游系统构成、旅游产业规划、旅游发展范式、旅游效应控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从宏观上开展对旅游系统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义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旅游规划研究方面，功能主义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区划分成各种功能区域，如“行政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3．2　进化理论

进化理论脱胎于功能主义，是将生物学思想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产物。进化理论将社会看成有机体，经历着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和选择过程是整个社会、城市区域的空间设置和复杂组织的人口分配等社会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进化理论诞生于19世纪，斯宾塞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把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引入到对社会动力学的生态社会学家。目前，进化理论已成为21世纪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方向之一。

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 旅游研究都以进化理论为基础，强调旅游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本身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审视旅游的发展，制定发展对策。目前这些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旅游发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产业演进升级、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与协作、旅游生态与环境演变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它为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旅游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旅游生态环境的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肖洪根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演进观，认为从“观光起源”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感官在观光和旅游现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讨旅游现象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从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概念演变的角度可以对旅游行为和旅游现象进行分析；从产业化过程、演进规模以及机构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发展的地方化、区域化、全国化以及国际化等的规模与层次问题；从比较旅游经历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其他消费经历的角度，可以阐释二者的相似性问题。这些结论实际上暗含着进化理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3．3　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取向之一，冲突理论是与功能主义及隐含其中的生态进化理论一同形成与发展的。早期的功能主义理论家也曾使用冲突这一概念，但后来由于对冲突与变迁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地使冲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学派的猛烈批评。到了20世纪后期，冲突理论获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义，并成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

冲突理论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适用于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旅游伦理道德问题、权力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方面问题的解释，冲突提供了理想的视角。从浅层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业高度机构化、商业化，主客关系已经完全演变成一种经济交换和利益驱动关系，由此导致主客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诸如商业化了的好客现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态度的变化等；此外，旅游活动中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旅游所诱发的赌博、、犯罪等现象，都是导致旅游地社会发生冲突的诱因；从深层次来看，在审视国家间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状况时，会涉及到诸如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人，但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以冲突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进行相关研究。

3．4　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将经济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核心观点是将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人是理性的，总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自己得到好处，从根本上依据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精确计算来解释人的行为。交换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社会学者们开始关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图详尽阐述或者阐释替代性理论，从而促进了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其中，马歇尔从需求、个人欲望及目标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来说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阐述了对个人满足的追求导致集体性的社会安排。受上述观念影响，20世纪中叶，社会学中出现了一种明确的交换论方法，并成为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一。目前在交换理论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两个分支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交换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比较适用的领域主要集中旅游开发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两方面。在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方面，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尽管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费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换理论为解释旅游者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属于相关利益者，他们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政府行为、旅游开发商和经营商行为、旅游地居民行为方面，交换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消费等过程中，交换理论无疑是基础理论之一。

3．5　互动理论

互动理论是一种主张从个体的日常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构成并保持的。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他们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齐美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德发展起来“符号互动论”。韦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学，特别是舒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吸收韦伯的观点，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会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在符号互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布鲁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进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认同理论、角色理论、拟剧理论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极端的现象学形式――常人方法学。它认为要想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世界。

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互动理论构成了日常生活理论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动，如个人的想法与动机、两人或多人的互动以及从互动中衍生出来的小团体。显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逃避，还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对旅游这种行为动因与特点的解释更主要依赖于互动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行为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这些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为解释旅游行为提供了理想的视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无穷的魅力。目前在旅游体验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开始借助于现象学、符号学和常人方法论等为指导。其中，现象学作为研究人的意识或体验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旅游体验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谢彦君借用现象学的视角对旅游体验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符号学理论在解释旅游行为、旅游规划、旅游营销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对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赖于角色理论和认同理论；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拟剧理论将成为一个核心指导。以拟剧理论为基础，借用其“前台”与“后台”等范畴，既可以描述旅游行为，也能够来解释旅游吸引物系统的“舞 台性”与“真实性”。

3．6　结构理论

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努力探究制约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的基本社会结构，进而解释社会。结构主义源远流长，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大师，如马克思、图尔干、齐美尔等，对结构主义的兴起都有所贡献。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理论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会结构――取得一致，加上每个理论家对早期理论传统的吸收与挑战有所不同，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构”理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包括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莱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吉登斯的结构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结构主义主要是与上述的功能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旅游系统方面的问题。申葆嘉认为，旅游现象具有双重结构：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这是对旅游现象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内涵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结构?此外，在对旅游动机与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结构主义也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鉴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可以预见的是，在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范式，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3．7　批判理论

早期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受到过“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可以促进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对“现代性”产生了质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批判。大多数具有批判传统的理论家用否定的观点来看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甚至假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几乎所有的批判理论家都藐视基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他们不再迷信科学能构建更好的社会，认为科学是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引发问题的原因，而不是问题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旅游研究的影响。目前后现代主义主要适用于旅游体验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问题、旅游引发的文化趋同和多样性等方面。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和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充满了对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发展的种种质疑，学者们开始对麦当劳式的标准化旅游方式进行批判，对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怀疑，对旅游的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网络等方式在家中获得旅游体验……显然，后现代主义对旅游的影响还难以估计。

4　从社会学视角看旅游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尽管上述对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适用范围问题的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理论几乎涵盖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来构建旅游学方法论。

4．1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所包含的方法论取向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由孔德开创，并经过迪尔凯姆得以发展完善。他们把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把社会现象中的主观因素当作具有物质一样的客观因素来看待，大力提倡整体的、实证的方法。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和“范式理论”的出现，传统的实证主义发生变革，逐渐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后实证主义承认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承认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相对性，但又坚持实证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将人类知识区分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经验科学、常识(事实描述)3种类型，坚持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目前，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方法论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原则，所有结论的根据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经验事实。显然，这种取向在旅游研究中历史源远流长。从国外旅游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学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的，而经济学中主导的方法论就是实证主义。二战之后，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开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对旅游效应的出现，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逐渐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显然，在这些学科中，除社会学、人类学外，大都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方法论，这必然导致旅游研究中呈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旅游学被视为是一门经验科学，目前在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

4．2　新人文主义方法论

尽管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取向，但是在以“理解”为特征的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人文主义是以韦伯、舒茨等人为代表的。他们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主观性。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对19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产生怀疑，对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社会学家试图从现象学、语言学、语义哲学等学科中寻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当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的学派。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统一的一个学派，其共同点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本质”观和“深层结构”观。迄今为止，历史方法、哲学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质、理解人及其行为意义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从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来看，互动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以人文主义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旅游是一种具有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活动，旅游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义和符号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体验和移情等方式，来到达旅游者内心深处，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为。这种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它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主张外部观察来研究旅游行为，而是通过内部体验、移情来研究旅游行为。目前，这种人文主义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尝试用来解释旅游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4．3　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从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中能够透视出旅游研究中存在着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反对研究主体和客体之分，反对现代科学的时空观，反对现存的以整体观对时空、对历史的认识，反对现代科学的真理观，反对表象和本质二元论，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反对实体论，认为社会现实是虚构的，是因人而异的，与个人精神活动相联系。

显然，在旅游研究中需要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给旅游研究带来活力和创造力。在旅游研究中强调个体的认识论，强调主观性，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主张相对主义和本土论，强调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这将有助于旅游研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在旅游研究者的潜意识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放弃了旅游经济论、旅游文化论的争执，对旅游本质存而不论，强调旅游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等。

第7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因果分析；因果关系；社会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6-01

社会思想家对因果性问题的阐述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近代以来，维科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现象具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和法则的著名论题，休谟从经验论哲学出发对因果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自此以后，众多思想家和社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学科的范式出发，对作为社会法则的表现形式的因果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和最早自觉地研究社会学方法论问题的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 强调因果解释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就因果关系的作了深入分析，成为社会学方法论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韦伯的科学学说， 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学说。对因果关系的关注， 贯穿了韦伯科学学说的始终。在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中，理解被视为最高范畴。韦伯尽管赞成德国历史主义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区分，但他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认为，社会科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像自然科学那样建构一套精确而严谨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程序。韦伯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和可比性，认为还应当从事因果分析，理想类型就是韦伯对历史主义个别化与实证主义一般化的因果分析的融合与改造：“理想类型的行动范畴是把行动者同其他行动者或主体以及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构造，理想型既是解释的，又是因果性的，他把意义同目的联系在一起。”

在以理想类型这个概念工具为基础进行的因果解释中，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具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法则性的存在。日本学者金子荣一在评议理想类型思想时说过：“韦伯的理想型可说是在社会学领域中追求数学、物理学等精密科学中显然自觉的概念机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都是不能在概念的纯粹性里不能经验地发现的理想型和乌托邦。虽然如此，透过这理想型所想定的严密概念范定，现实生活可在科学的严密性之下被了解。”

此外韦伯通过提供某种共同的分析标准，理想类型可以在各个层次构成，并带有各种程度的概括性。你可以提出人格模式、社会关系、团体乃至集体的理想类型。正是凭借各种各样的理想类型，以及对社会因果性问题的建构，韦伯的社会学才超越了个人层次而达到社会层次进行和比较分析，从微观社会学走向宏观社会学，从对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走向对意义世界的理解。

然而，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日趋成熟，社会学家对寻求社会现象因果法则的可能性笃信不移，但就呈现社会现象因果机制的方法上，不同社会学者或社会学派有不同的做法。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中，通过比较来呈现社会现象因果机制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社会学领域内，最先采用比较法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当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可以认为就是比较方法。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写道：“证明一种现象是否是另一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者不同时出现的情形，考察它们在不同结合中的变化迹象，从这些变化量中观察它们是否相互依赖。如果这些状况可以由研究者用人为的方法观察得清清楚楚，那么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如果用人为的方法不能观察出来，并且所有能够与事物接近的只限于自然得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者比较方法。”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潜在的、纷繁复杂的，研究者很难用实验的方法观察出来，所以“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方法”。

剩余法、相同法、相异法、共变法都属于比较的方法，但在迪尔凯姆看来，各种比较方法中最能适用于社会学研究的是共变法。这是因为，“社会现象往往十分复杂，要将一种千头万绪的现象用剩余方法去消除，使它只留下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并且从众多的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进而说明正是这种原因产生了这种结果，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结论也是难以符合实际的”。出于同样的原因，相同法和相异法也很难适用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种方法“很难保证在应用这种方法时，在一切相同或者相异的事实中，所有同一时期和同一性质的现象都能够一览无遗地包括在内进行比较”。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现象错综复杂，要把所有相同和相异的事实全部区分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三种比较方法都不适用于社会学研究。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与这三种比较方法不同，它不是从两种社会现象的表面异同方面，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内在关系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建立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同时迪尔凯姆又提出了补救的措施，那就是用演绎的方法来鉴别，然后用经验的结论反复进行比较，以确定演绎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信。“首先借助于演绎的方法，去研究为什么两种现象之中一种现象可以产生出另一种现象；然后用经验的结构重新比较一下，检验演绎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信。”可见，迪尔凯姆求证因果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包括三个基本步骤：假设—推测—检验，而比较则是连接这三个步骤的中介环节。基于此，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一门比较科学。虽然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都提到了比较方法，但迪尔凯姆却是利用比较法进行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第一人，尽管不够完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对我们今天的经验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第8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第9篇：社会学方法论范文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

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