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断代体史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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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1、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编著的《汉书》(又称《前汉书》。

2、《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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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2、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第一部词典是：尔雅。

4、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

5、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6、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

7、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

10、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11、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

12、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13、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14、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5、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

16、乐府双璧：木兰词、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为乐府三绝。

17、史学双璧：史记、资治通鉴。

18、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

19、大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21、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20、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

22、三代：夏、商、周。

23、《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4、三王：夏禹、商汤、周公。

25、三山：蓬莱、方丈、瀛洲。

26、三教：儒、释、道。

27、三公：周时，司马、司徒、司空 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清明，太师、太傅、太保。

28、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29、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30、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

31、岁寒三友：松、竹、梅 32、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

33、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和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34、殿试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

35、中国三大国粹：京剧、中医、中国画 。

36、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冯梦龙）。

37、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38、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39、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40、郭沫若“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果、棠棣之花。

41、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42、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43、第一部国别史：国语。

44、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战国策。

45、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46、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7、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357句，1785字）。

48、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曹丕）。

49、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

50、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

51、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

52、第一部科普作品，以笔记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

53、第一部日记体游记：明代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

第3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文本解读 有效途径

《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老师提出了“转变观念，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的要求，语文老师负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的责任，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如何深入解读文本、增强语文课堂教学效果呢？

一、深入阅读与作品有关的原著，了解基本史实。

入选课本的文章大多为经典之作，大多为有定评、有定论之作，要想吃透教材，必须对作品有关的原著作一番全面考察。九年级语文上册《杨修之死》一文，在教学时，教师应指明，曹操杀杨修不仅仅因为“鸡肋事件”、“乱我军心”，更重要的是下文的插叙部分，那才是文章的核心，因为曹操早有杀戮之心；教师深入阅读《三国志》的有关内容，明白杨修是袁绍的外甥，曹操与袁绍是死敌；杨修又是高门望族、名门之后，而曹操是陈琳檄文中说的“赘阉遗丑”，从杨修的高祖太尉杨震开始，一直与宦官相斗，曹操杀杨修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结果［1］。此外，教师还应根据已有知识，对历代帝王将相对人才的态度作出评判：一是出于求才若渴的真诚，待之善始善终，刘备便是；二是不爱才也不妒才，本身就是庸才俗物，刘表之流便是；三是既爱才，又妒才，曹操便是。这样就能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课文中的人物了。

二、深入比较不同年级中同类作品之间的异同。

比较的过程，便是再学习的过程，便是鉴别的过程，也是复习的过程。七年级下册《孙权劝学》选自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九年级上册《陈涉世家》选自于《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隆中对》选自于《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唐雎不辱使命》选自于《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断代史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编纂的，司马光，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史记》是司马迁用毕生精力著成的，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三国志》是陈寿编著的，陈寿，晋朝史学家；《战国策》是刘向根据战国史书整理编辑的，刘向，西汉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学生知道，针对这些作品的表述是有区别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物各有主”，张冠不能李戴，关公不能战秦琼。

三、深入探究同一单元内课文之间的差别。同单元中的课文，大多是有关联的同一类型，但同中有异，各有侧重。

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是小说单元，我认为，《故乡》侧重写人物，《孤独之旅》侧重写环境，《我的叔叔于勒》侧重写情节，而《心声》则是小说中套小说，心理描写尤为独到，如果再读一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凡卡》，两相比对，会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教学中，没有必要面面俱到，也忌讳胡子眉毛一把抓，想在四十五分钟里面面俱到的结果只能是面面不到。

四、深入探寻与教材相类相近的参照物，然后加以比较。

初中每一册课本都选了鲁迅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几乎没有人能和鲁迅相提并论，没有对手的斗士是孤独的，我们在研究鲁迅作品时也因此缺少有效的参照物；而事实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对的贡献丝毫不亚于鲁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为周作人在抗战中附逆而成为了民族罪人，也失去了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而周氏二兄弟在当时文坛上可谓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认为讲解鲁迅的文章而不涉及周作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妨建议学生读一读周作人的一些散文，体会周氏二兄弟的语言风格差异。有人说，鲁迅的语言是冷的，而冷的语言下面，心却是热的，这一特点在《故乡》一文中最为明显；周作人的语言是热的，看着是慵懒的、随意的，而热的语言下面，心却是冷的。周氏二兄弟早年有相同的生活阅历、文化背景，他们早期的学习、工作、交游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周作人后来的回忆性作品，是研究鲁迅的最好佐证。［2］

我们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探究、比较，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与教材有关的信息，占有教学主动权，进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素养，增强语文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第4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粱代周兴嗣编，粱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千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文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粱的诗文辞赋，共一百二十九家，七百余篇，分三十八类。选者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故不选经子，史书也仅取论赞，入选作品大多为骈文。该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

第5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br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第6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洛阳在中国古代号称“天下之中”，它地势平坦，四周群山环绕，西据崤山函谷关，东扼虎牢关，北依太行、黄河，南望伏牛山、嵩山；伊、洛、、涧四条河流，纵横其间，即所谓“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是洛阳成为“天下名都”的重要因素，也是蕴藏无数文物瑰宝的有利条件。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建都洛阳。正是洛有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才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成为蕴育华夏文物瑰宝的风水宝地。

邙山位于洛阳城北郊、黄河南岸，东西绵延100多公里。山势雄伟，水深土厚，其南又有伊、洛之水自西而东贯流洛阳。墓葬于此，即成古人所崇尚的“枕山蹬河”的习俗。因此邙山被视为宜于殡葬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多以邙山作为他们安身长眠的乐土。就连唐朝时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义慈王及其后代客死洛阳后，也遵循这种习俗安葬于邙山。唐代诗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在洛阳民间则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之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洛阳先后调查、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历代墓葬。众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这些不同时期墓葬带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时代蝉联，自成体系。自龙山文化早期开始，纵横五千余年的墓葬文化，发展序列清晰，衔接有序，在中国墓葬制度研究中，具有断代分明的标尺作用。

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墓主人身份等级差异较大。不仅有大量帝王之陵、将相勋臣之冢，而且还有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刑徒的坟墓。

三、分布广泛，历代墓葬大都以洛阳都城为中心而相对集中，尤以邙山最为集中。

为了让世人了解洛阳地区的墓葬文化特色，研究我国古代的墓葬制度、墓葬形制及古代的时尚习俗，洛阳古墓博物馆于1985年开始兴建，并于1987年对外开放。整个博物馆占地44亩，建筑面积7600平方米，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建筑群体从南往北有汉白玉石门阙一对，馆表一座，馆表上的表额“洛阳古墓博物馆”题字由著名考古学家夏先生书写，进而为序幕大殿，殿前左右两侧设有复制的汉代天禄、辟邪兽一对。殿后为上下墓区厅，两侧为配殿。后边还有四角楼和望景亭。地下部分设有两汉厅、魏晋厅、唐宋厅和休息厅，各厅之间有通道相连，通道两侧是复原的历代古墓群。首批搬迁复原的有上自两汉下至北宋的历代典型古墓葬22座。其中包括著名的西汉打鬼图壁画墓、卜千秋壁画墓、新莽时期壁画墓、东汉车骑图壁画墓、曹魏正始8年墓、西晋关内侯裴诋墓、北魏孝文帝之孙长山王元醒墓、南平王公玮墓以及西域安国人唐代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另外还有宋代五座仿木结构雕梁画栋的砖室墓等。这些墓葬建造的各具特色，或深邃巨大，或结构灵巧，或布局严谨，或性质殊别；尤其是琳琅满目的壁画，或表现打鬼仪式、或反映神仙思想、或描绘天体星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再现车骑出行及家庭生活的场景。墓中均随葬有丰富的明器，其中有一部分可称的上是国之瑰宝和艺术杰作。记载墓主人身世和功德的墓志，可谓是补正史书的“石史”。另外，在配殿内还陈列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典型墓葬模型以及历代葬具和丧葬仪式，以展示洛阳历代墓葬的演变和时俗风尚。

说到古墓葬，就要首先从“丧葬”二字开始讲起。

死，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归宿或终结，是人类无法回避、无法解释、无法超越的现实问题。这个另人恐惧、焦虑的现实问题，对于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类来说，自然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迷。他们惧怕死亡的降临，以为死亡不过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因此丧葬便成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种种具有神秘色彩、庄严而隆重的丧葬礼俗，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基于灵魂不灭观念和原始道德观念而产生的一种宗教性质的社会习俗，“丧葬”二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丧”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的原意为采桑，后来才被人们借作“丧亡”的“丧”，其意在古代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指失去，二是指死去，三是指尸体，即死者的遗体，四是指哀葬死者的礼仪。

“葬”字在殷商甲骨文中为掩埋死者尸体的象形字，其意是将死者的遗体掩埋在草丛中或者用井字形的棺椁装殓起来加以掩埋。后人以“葬”字指掩埋死者尸体，当渊源于此。

大约到了秦汉以后，“丧”“葬”二字才开始合称，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死后的尸体处理及其有关的礼仪习俗。从程序上看，“丧葬”可以划分为殡葬礼仪、埋葬礼仪和祭祀服丧礼仪三个部分。

丧葬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并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为其它上层建筑所制约，并随着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丧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职能和形式。就丧葬的社会作用或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联系与强化血缘和亲族关系。

2、重视与推崇敬爱先人的孝道观念。

3、强调丧葬的社会教化与文化积淀。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丧葬礼俗决不是人类一诞生就有的，而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开始出现。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的结构也已有原始规范的迹象，丧葬制度便开始萌芽和产生了。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包括埋葬制度和居丧制度，而居丧制度又包括丧礼制度和丧服制度。

埋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葬法、葬式与墓向

1、葬法：葬法指埋葬死者的方法。中国古代葬法种类很多。采用哪一种形式埋葬死者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有关系，其具体形式主要有土葬、火葬、天葬（鸟葬）、水葬、野葬、瓮棺葬、悬棺葬、衣冠葬等。衣冠葬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奇特的葬法，其特点是墓内无死者的尸体，仅埋葬死者生前穿戴的衣冠。这种葬法，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这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在当时，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的战争，一些氏族首领、军事将领或勇士，或为保卫氏族生存而献身，或在掠夺财富的战争中战死，其尸体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收回。于是，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往往要为他们举行盛大而隆重的葬礼，对他们实行厚葬，为他们建造衣冠冢，祈求他们的亡灵为本氏族带来更多的福气。

2、葬式：葬式即安葬死者的姿态。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身体姿势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仰身葬、侧身葬、俯身葬三种；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肢体置放状况来看，则可分为直肢葬、蹲肢葬、断肢葬、折肢葬等；从墓葬遗址中发现的人骨堆放状况来看，又可分为叠骨葬、骨架扰乱葬等；从死者入埋的次数来看，又可分为一次葬、二次葬或一、二次混合葬等；从墓坑中入埋的死者人数来看，又可分为单人葬、多人葬。

3、墓葬方向，简称墓向，一般是指死者埋葬时的头向，有时也指面向、足向等。它是我国人类社会埋葬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的定向原则：1、向日出方向2、向日落方向3、向高山方向4、向流水方向5、同本族文化同一方向等。墓葬定向的意义是原始人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物，其意义有三：一是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的那一方向。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思想便源于这种观念；二是认为世界有一个特殊的地域，人死后，就应到那里去生活。因此，埋葬死者时就朝着这另一世界的方向——日落方向，是亡灵的集中之所，是区别与人间的阴间世界；三是认为人的生死犹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因而埋葬时应背东向西。

二、葬具、随葬品与墓志

1、葬具：是指装殓死者尸体或遗骨的用具，土葬所用称为棺椁。但棺椁在古代又有内外之分。棺为直接装殓尸体的葬具，为区别棺或椁，又有人称其为“内棺”，因其与死者尸体最为接近，故又称“榇”，又因其一般以木材制成，故也称“棺材”。椁，因其在内棺之外，故又称外棺；又因其大于内棺，故又称大棺。棺椁的使用方法，《礼记》有载：“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

2、随葬品：从山顶洞人把石制工具和石珠、穿孔兽牙等饰品一同随死者埋葬的事实可知，随葬习俗几乎与丧葬习俗同步，而最初的随葬物品均为死者生前用过的武器、工具、生活用品以及简陋的装饰品，以寄托人们对死者的淳朴祝愿。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帝王贵族不仅生前酒池肉林，骄奢逸，并幻想死后到另一个世界里仍能享受富贵，往往用大量的能显示其生前地位及财富的专用品和大量的金银玉瓷、珍奇玩好之物随葬，逐渐形成了厚葬的风气。于是一种专用的随葬品——明器就产生了。明器又称为“冥器”、“盟器”、“鬼器”、“息器”，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无实用价值的各种器物模型的统称，一般用陶土、竹木和石头制成，也有一些是用玉石或金属以及纸等材料制成的，用以安慰死者之灵。这些明器大多依照日常用具制作，还有一些依据家畜、房屋等动产或不动产所模仿。做成人或家畜、鸟兽模型的明器即所谓“俑”。不过一般情况下，明器很少单独随葬，大多是和部分实物一起下葬。北宋以后逐渐流行纸扎明器，纸扎明器并不随葬，而是在下葬时或下葬之后焚烧，这种纯粹象征性的明器可能是最经济的寄托哀思和希望的器物了，所以直至今日仍在普遍使用。

3、墓志：墓志的性质与作用和墓碑相似，是记载死者姓名和家世生平事迹的石刻，文章末尾缀有称作“铭”的韵语颂词。不同的是墓碑立于墓前而墓志则埋于墓中。墓志起源于东汉，魏晋以后普遍流行。早期的墓志形似碑而较小。南北朝后，墓志一般作方形，由志盖和志石相合而成。志盖多作橥顶形，一面刻有篆体的标题。志石上则刻有志文、志铭，唐代以后还有撰文者及书写者的姓名。历代墓志，其志文、书法不少出自名人之手，且大多有当时的史实记载并录有确切纪年，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三、坟丘、墓穴

1、坟丘：中国传统的葬式是实行土葬。实行土葬，要把死者安置在棺中，然后埋入土穴。埋棺之处叫做墓，也叫做茔，墓地周围以内叫做兆域，在墓地埋棺之处的地面上堆土成丘状，叫做坟，也称冢，也就是说墓指平处，坟指高处，所以古人讲“土之高者曰坟”，又说“葬而无坟者谓之墓”。中原地区以土坑竖穴墓为主要的墓葬形制，但直到西周初年，地表上还没有明显的坟丘。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才出现了坟丘式墓葬。土丘坟一经出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迅速流行，墓葬由“不封不树”一变而为“大封大树”，至战国时已巍然成风并且制度化。秦汉以后，几乎可以说无墓不“坟”。秦汉时的坟丘以方锥形为贵，一直延续到唐代。但规定只有皇族可以使用方丘，一般贵族和平民均为圆锥形。至明初改方形陵为圆形宝顶起，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之墓，都带有圆锥形坟丘，所不同的只是占地大小和坟丘的高低。

2、墓穴：墓穴即墓室，也称墓圹，由竖穴、横穴之分。竖穴是从地面一直往下挖掘而成的土坑，横穴则是先掘到地下一定深度，再横向挖掘而成的洞室。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随着时代和墓主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殷商时期墓穴的主要形制为竖穴土坑。从战国时期出现的用大块空心砖砌筑而成的墓室，到西汉时期广为流行。东汉时期最为常见的是用小型砖块砌筑的券顶砖室墓。王莽前后开始出现了在墓中祭奠死者的风气。为了便于在墓内进行活动，竖穴的墓道普遍转变为阶梯式或斜坡式。两汉时期的砖室墓中，有些还在墓砖上雕刻、描绘各种图案，这就是所谓的画像砖墓。隋唐时盛行壁画墓，即在墓穴内彩绘各种宴饮、出行、狩猎等图案，宋元时期则盛行仿木结构墓，即按照死者生前所居来构筑和描绘墓穴。当然，不同形制的砖室墓只有各级官员和王公贵族可以享用，隋唐时的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各朝所沿用。而对于普通百姓，能以土坑竖穴葬其遗体已是相当不易了。

好了，有关情况先就介绍到这里，具体内容在参观时我在详细向大家具体讲解。车行前方就是古墓博物馆了。现在我向大家讲一下参观时的注意事项：

1、参观时不允许带照相机、摄像机和箱包一类的东西，大家可以把东西放在车上，司机师傅会精心看管好大家的东西。

2、如果有人想购买纪念品，请在参观结束后购买。一是进去时时间紧张，大家难以精心挑选，二来携带东西参观也不方便。请大家放心，参观结束后我会给大家留出时间，让大家细心挑选。

3、因为有些墓室，尤其是墓门比较低，地面也比较黑，所以参观时请大家不光要留意脚下，还要特别注意头顶。如果不留神，可能就会出现“头破血流”的场面。所以请大家务必留神注意。现在，请大家下车，跟我一同参观。

1、烧沟西汉壁画墓：这座墓位于洛阳金谷园车站以东、烧沟村以南，五十年代初发现，1957年发掘，1986年搬迁到古墓博物馆。此墓为洞穴砖室，除墓道外，分主室和耳室，主室用特制空心砖装配，耳室用小砖和楔形小砖并列券成。该墓内彩绘壁画内容包括“神虎噬旱魃”、“二桃杀三士”、“鸿门宴”等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另外还有日、月、星象图，以及和壁画结合为一体的羊头雕塑，还有反映乘龙升仙的透雕画像砖，在国内外美术界和文物考古界有比较大的影响。“神虎噬旱魃”壁画位于墓门背后。其左半部用淡墨画树一株，枝干弯曲，叶呈红色，树梢间有黑色飞鸟，似不敢停留。树上搭一件红色衣服，树下一猛虎按住一名裸女，虎口咬其左肩，虎爪抓其头部。裸女的长发缠绕在树干上，右臂上伸，作挣扎状。画面上的裸女就是旱魃。红衣、红树梢和乱飞的鸟，象征大旱时象火烧一样的情况。在自然灾害中旱灾所影响的面积比其它灾害要大，神虎噬旱魃，反映了当时人们除魃消旱的心愿和对风调雨顺的盼望。另外画面正中偏上处有一高浮雕羊头，象征吉祥。旱情解除，就可谓吉祥如意了。“二桃杀三士”壁画位于墓室中部隔墙横梁上。《晏子春秋》中有一则故事：春秋时齐国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于搏虎闻”。但他们三人恃勇居功，目无名相晏婴。于是，晏婴劝说景公：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晏婴用两个桃子设计，使之“计功而食桃”，结果三士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在所谓的“仁”“义”思想支配下，皆扶剑自刎。整个壁画几乎没有背景，其着重点主要放在11个人物的描绘上。11个人物按情节可分为三组，右侧一组为三士，都束发，穿宽袖袍服。最右边两人昂首相对，一位抽剑，一位按剑，画面意思是指“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的公孙接和田开疆。他们二人“皆反其桃，挈领而死”。俯身就几者为古冶子，他见二人自杀，就说：“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因而“亦反其桃，挈领而死”。整个画面所选择的瞬间，都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刻，给观者留下联想的余地。中间一组五人，居中为景公，左右各有二侍卫，右侧一侍卫跪在地上，似乎在禀告“已死矣”。整幅壁画不仅在情节上连贯呼应，而且也避免了画面人物布局的呆板。幕后室的后壁上绘有“鸿门宴图”。背景为起伏的山峦，正中画8个人物。居中席地而坐、侧身对饮者为刘邦与项羽。项羽居右，右手执杯，上身前倾作劝酒状；刘邦居左，上身亦前倾，注视着项羽举止。项羽右侧二人庖厨，背后悬钩上挂有大块牛肉和牛头。刘邦左侧、两腿分跨、目视项庄者，就是项伯，他有意在掩护刘邦。画面左边手握利剑、张牙舞爪者，便是项庄，他在依照范增的授意，以席前舞剑助兴为名，伺机刺杀刘邦。这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幅壁画在有限的空间中，将这一富有传奇故事性的复杂情节集中表现出来，并且充满了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一个个人物不同的心理状况跃然而出。这座墓是夫妇合葬墓。墓顶是用空心砖连接成的一条长方形平顶。墓前室顶脊由12块长方砖构成，彩绘日、月、星象图。这是古墓葬“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实例。

2、西汉卜千秋壁画墓：是1976年发现的一座西汉壁画墓。因为在该墓的随葬物中由一枚铜制印章，上面阴刻有“卜千秋印”四字，故知墓主人叫卜千秋。该墓除墓道外由主室和左右耳室组成。从其建筑深邃坚固、结构工巧、随葬物品以及壁画内容来看，当为一个郡级官吏的墓穴。整个墓葬全部采用空心砖结构所筑，主室则由特制的空心砖装配而成。壁画分别绘制在墓室门额、主室顶部和主室后山墙上。从内容看，该墓壁画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打鬼图。在主室后山墙正中画一个猪头大耳、熊面的怪兽，赤膊裸足，身穿紫衣红裙，二目圆睁注视墓门，正张牙舞爪作驱赶捉拿状，奋力将墓圹冥府的鬼怪全部从里向外赶出，怪兽之下左绘青龙，右绘白虎。据考证此图所画为“方相氏”，即古代举行傩戏仪式时打鬼的首领。在举行大丧时，“方相氏”先在灵柩前驱疫，然后进入墓室“以戈击四隅”，逐除地下恶鬼。这与壁画内容相吻合。方相氏下边所绘的青龙、白虎则是为了避邪，同时也是为打鬼助威。第二部分是墓主人卜千秋夫妇升仙图。升仙图从前至后依次为女娲、月亮、持节方士、二青龙、二枭羊、朱雀、白虎、仙女、奔兔、猎犬、蟾蜍、卜千秋夫妇、伏羲、太阳、黄蛇等人神鸟兽的形象。在整个画面的近两端处画有日月，而且日中有飞鸟，月中有蟾蜍、桂树。这两个内容，充分说明了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就广泛流传着嫦娥奔月这个神奇而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在图中日月的两侧分别画有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二者的面容绘制较为逼真清秀，与古书所记载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基本符合。在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个传说：伏羲原是以凤凰为图腾的东方夷族部落的酋长，后与女娲结为夫妇，成为人类的始祖。这种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夷夏两大部落之间融合的历史进程，因此在以后的石刻、绘画艺术中，人们往往将二者有意无意地绘制成交尾形象，用其来代表人类的繁衍生息。卜千秋夫妇绘制在伏羲的一侧，女在上，男在下。妇骑赤色三头凤，手捧三足鸟，双目紧闭，凌空飞行，夫乘一龙，状如一舟，手持弓，闭目，前有一兔，后随奔狗，旁有一蟾蜍，均为云中飞奔状。显而易见，这里反映的是卜千秋夫妇乘龙凤飞往仙境的场面。另外在主室的内门额上还绘有一幅人首鸟身像。此像中人首长发髻，两缕黑发下垂髻角，两长耳平伸，舞动双翅立于山岳之上。这里画的就是仙人王子乔。从此图的位置和室顶平脊上的升仙图相互联系起来看，恰好达到了“千里乘龙，至此结穴”的效果，说明墓主人最终也成了神仙。

3、曹魏正始八年墓：该墓于1956年被发掘清理。全墓由前室、后室、耳室、甬道和墓道等部分组成。因该墓曾被盗扰，墓内器物已乱，只有两耳室内器物保存较完好。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盘、灯、俑、井、磨、灶、碗、鸡、猪、猪圈等48件，铜器有锅、博山炉等5件，铁器有帷帐架、灯等共10件，另外还有玉杯1个。玉杯高13厘米，口径5厘米，白色，制作精致，表面十分光滑，是罕见的古代艺术品。帷帐架是以圆铁棒制成三柱和四柱的拐角形状，三柱形的有四个，各柱成90度直角，另外四个有四柱，其间以木柱连接，即成为长方形的架子，四周以布维之，就成一个完整的帷帐。这为考证汉魏时的帷帐形制和制作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一件管状组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等铭文，又为该墓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

4、唐安菩夫妇墓：1981年发掘清理。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中出土器物非常多，依质料可分为三彩器、单釉器、陶、瓷器、金、铜、玛瑙器及石刻等类。三彩器形制较大，造型优美。主要器形有文武吏、天王俑、镇墓兽、马、骆驼、牵马俑、牵驼俑、骑马俑等。这批三彩器不仅胎质坚硬，施釉均匀，色彩鲜艳，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量多类聚，堪称洛阳“唐三彩”的代表作品。它表明洛阳的唐三彩艺术，早在初唐阶段已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为洛阳唐三彩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墓中出土金币一枚，直径2.2厘米，重4.3克，正面为一戴王冠的男像，背面为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两面均有铭文。据鉴定，这是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这枚金币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它与1955年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无疑都是丝绸之路的遗物。特别是安菩墓志，不但提供了墓葬的确切年代（唐中宗景龙3年，即公元709年）和墓主的国属、家世及其身世等情况，而且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我们重点讲一下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的釉陶生活用具和雕塑工艺品。这一名称古书中缺乏记载，考其由来，则同旧时挖墓取宝之风有关。洛阳是声誉中外的历史名城和文物渊薮之地。城北的邙山，古冢累累，帝王陵墓星罗棋布，有很多唐朝显贵也埋葬这里。旧时这里的一些穷苦人，为了糊口常常掘墓挖宝变卖，其中得到一些釉色光亮的所谓“瓦器”，多为红、绿、白三色，因其出自唐墓，人们便起名叫它“唐三彩”。1928年，陇海铁路工程修筑到洛阳时，从东向西沿邙山脚下掘开许多古墓，在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中，器皿和人物、动物数量颇多。古玩商们将其运到北京，引起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的赞赏和重视。外国人也视为至宝，出重金购买，唐三彩顿时声蜚中外。之后，虽又曾发现褐、蓝、黑等多种釉色的俑类、动物和器皿，但“唐三彩”已成惯称，这一名称便沿袭下来。在我国美术陶瓷史上，唐三彩开创了一代新风。它不光在造型、装饰、釉色、烧制技术等方面树立了惊人的风格，而且它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像一束怒放的繁花，与唐代的诗歌、散文、乐舞、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相互辉映，和谐地构成了一座宏丽的百花园。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峰。唐朝国威的强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安定，都大大促成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同时对外施行比较开放的政策，也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因而反映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就呈现出姹紫嫣红、欣欣向荣的局面。唐三彩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与其它艺术并存的一朵华贵的奇葩。唐三彩的出现，同唐代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的生活、追求名贵宝物也是分不开的。那些官僚贵族活着穷奢极欲，死后连妻妾奴婢、马牛骆驼、飞禽走兽以及瓶、盘、碗、罐等，都做成三彩釉陶用来陪葬。厚葬风俗的盛行，也是唐三彩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三彩的胎料是一种上等白色粘土，素称高岭土。这种土颜色皎洁，颗粒细微，具有坚柔粘韧的特性，洛阳附近的巩县、孟津、新安、龙门均有出产。制作三彩的矿土，要经过挑选、舂捣、淘洗、过滤、沉淀、浸润、陈腐、揉搓、捏练方可使用。这样精选加工把一切杂质排除干净，才能保证胎色洁白，使制品有良好的稳定性。否则，器物的表面就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斑丘，甚至会起泡或使胎体爆裂。入窑焙烧是一道关键工序。炉窑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直烟窑，其结构有火道、窑箪、炉堂，窑顶有烟道，烟火直接从窑顶喷出。二是倒烟窑，这种窑烟火流动的路径是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经过火道、炉堂、烟道，最后从烟囱中喷出。唐三彩一般需要两次焙烧：成型坯胎晾干后，入窑用氧化火焰经过1100℃或接近1100℃的高温素烧，即成白色胎体。冷却后，挂上配好的彩料釉汁，再入窑作第二次焙烧，烧至900℃，使彩釉熔融开化，胎体表面就会呈现出各种鲜艳的光泽。从出土的唐三彩观察，唐代焙烧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火候适度，升降温掌握得恰如其分，窑内火焰辐射均衡，坯体破裂现象很少。在挂釉焙烧过程中，由于火候控制得当，釉汁与胎体地膨胀系数均衡，冷却时收缩一致，釉质与胎体密合非常贴切，很少有脱釉剥落现象。这充分证明了唐代工匠们已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熟练的烧制技术。唐三彩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釉色的独到风格。经过化验分析，可知三彩釉色的主要元素为硅酸铅。唐代工匠，经过千百次地实践，成功地配制出白色、浅黄、棕红、褐红、淡青、翠绿、深绿、天蓝、茄紫、赭黑等色彩，而且还配出一种罕见的银白色釉，烧制后器物表面仿佛镶上一层锃亮的银片。熟练的工艺技巧和化学知识的增长，使工匠们掌握了矿物、金属氧化物的性能和呈色机理。他们认识到褐红为铁、浅黄为铁或锑、赭黄为铁、各种青绿色为铜或铬、蓝色为铜和钴、紫黑为锰等。釉药的主要成分是石英、铅粉及各种金属氧化物，用以辅助釉质的熔解和增加色泽的光亮程度。然而，工匠们为了达到某种呈色的特别效果，就将各种釉料及色剂的比例灵活增减、适度调配，这样把各种釉汁同时交错施于胎体表面，入窑焙烧，使之溶解流化，产生混合或化合“窑变”现象，就会出现变幻无穷的色彩。这里需要说明，“窑变”原来是釉色在窑内加热偶然产生的一种自然色变，但三彩工匠们加以总结、摸索出规律，能动地控制和利用了“窑变”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三彩工匠们的杰出贡献。釉质的色变与施釉厚薄及火候的高低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增强塑造人物形象的质感，还要增加一道对人俑的“开相”工艺。三彩人物的头部不施釉，仅涂以白粉，在唇和面颊上加朱红，在眼眸、眉睫、髭须和巾帽等处都用墨描画；足部也多不施釉，同样用墨涂画，以示为黑色皮靴。这样增强了写实效果，但并不使人感到有特别的与釉色失调的做作。三彩器物的装饰，主要采用雕塑与釉色相结合的方法，用刻花、印花、贴花、塑花等技巧，可以做出宝相花、蔓草纹、荷叶、莲花、杏叶、灵芝、流苏、鱼子、铺首、人物、动物等装饰；而用釉汁点描、斑描、涂绘、泼洒、绞胎的方法，可以做出各种生动活泼的动物、禽鸟及织锦、珍珠地、斑点纹、条带纹、木纹等，这种用釉药和色剂混合绘制焙烧而成的图案花纹，称为釉花。这种釉花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不同于瓷器的釉上彩和釉下彩，但却是釉上彩或釉下彩的前躯。釉花中的蓝彩，又是后来青花瓷的前身。自商周出现青釉瓷以来，直至隋朝，其间数千年都不曾用釉色组成纹样，唯唐代开始使用。唐三彩上的印花，多饰于模印制成的器型。而贴花多饰于轮制的圆形器物上，因为采用印花就会被快轮的削刀刮掉。贴花是先将纹样雕塑成型，然后贴在器壁的适当部位，有的是泥胎未干前贴上的，有的是在釉烧以后才贴上，再上釉重新焙烧的。划花多与釉色相结合，并多饰于器物的平面上，即先以线条划出动植物的轮廓，然后用各种色釉分色平涂后烧制。所以要施在器物的平面上，是为了控制釉汁流淌，避免画面模糊。绞胎釉，是一层胎泥，一层釉色，迭次相压，卷成圆柱，然后取其断面，制成器型焙烧而成的，呈现出树木年轮似的纹样，富有天然之美。另一种为贴面绞胎。这两种绞胎釉均需在器物表面加施一层铅玻璃透明釉，并一次烧成。斑点纹除用釉汁斑描而外，还可以在坯体内嵌进晶体矿石，烧成后器壁上就呈现出晶莹的白斑。这些都是唐代三彩匠人们独辟蹊径的创造。工艺美术作品一向分作日用品和陈设品两大类。唐三彩的品种之多，内容的丰富程度却是当时任何一种工艺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就生活用器而言，有各种形状的壶、尊、瓶、罐、盅等水器和酒器；饮食用具有盘、豆、碗、盂、钵、盆、杯等；化妆用具有装油或盛药膏的各种盒子；文房用具有水盂、砚滴；寝室用具有唾盂、香炉、油灯、枕头等；各种模型有庭院、房屋、家室、仓库、假山、水池。唐三彩中的生活器皿很受人珍视，因它既实用，又可供观赏。它与一般生活器皿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色彩绚烂，花纹美观。第二，唐三彩继承了我国古器物奇特别致、制作精巧的造型特点。第三，仿效其它工艺品的造型，是三彩生活用具的又一特点。唐三彩吸收融合了唐代的陶器（不施釉的瓦器）、瓷器、金银器、铜器、木漆器、藤编和少数民族、甚至外国生活用具的优秀造型及装饰艺术，创造了自己别开生面的风格，也为它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唐三彩中的人物、动物、禽鸟数量最多，工匠们对这些形象的塑造，的确达到了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高峰。唐三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特征，它反映了唐代国家的统一和在艺术上熔铸北方浑厚雄健与南方清新柔润的特点。首先从三彩俑来看，工匠们不仅能表现出不同形象、不同性格、不同姿态、不同装束、不同民族的特征，还能塑造出不同等级、不同地位和他们特定的思想情感。洛阳出土的三彩女俑颇多，有的悠闲雅坐，若有所思；有的亭亭玉立，裙带生风；有的虔恭典娴，广袖扬逸；有的头束丫髻，窈窕多娇。1965年洛阳北窑出土的女坐俑，红唇粉面，丰颊腴腮，头梳环头，身穿袒胸绛色窄袖襦衫，胸束长裙，双手置于胸前，端坐在墩座上，神气十足，显然是达官贵妇的形象。属于这种身份的还有1970年洛阳谷水出土的女立俑，她面庞俊俏，眉目清秀，发髻梳成鹦鹉欲飞之形，上穿浅绿圆领襦襟，胸部袒露，身系黄裙，长袖飘飘如溪泉倾流，很有点超然不群的样子。这种形象恰似《新唐书·五行志》记载的那样：“天宝初年，杨贵妃常以假发为首饰，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义发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这件女俑的装扮就是工匠们特地为她设计的。与贵妇身份不同的女俑，还有头梳丫髻、上罩短袄、腰束长裙的金雀丫环，她体态婀娜，年仅十五六岁，望去很有俏皮、灵俐、活泼之感。可以看出，三彩工匠们对女俑的塑造，从生活到艺术确实都下了一番苦功的。三彩俑中那些文臣官宦的形象，多是峨冠博带，长袍阔袂，端严直立，神情拘谨，温顺虔诚。有的双目迷离，抿嘴微笑；有的两手捧物，举在胸前；还有两手相交，置于腹下。他们或在深思熟虑，准备为上司献策，或在唯命是从地聆听吩咐。工匠们虽然用简约的手法着意塑造这类人物的道貌岸然，但把他们矜持尊严的内心世界也刻画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天王俑、武士俑和镇墓兽的塑造，工匠们是采取夸张手法，着重从外形上突出表现。天王俑头戴盔冠，身穿铠甲，背生双翼，脚踏卧牛或鬼魔。武士俑或持剑抚盾、或拉弓射箭，无一不是肌肉发达，蹙眉怒目，剑拔弩张，看去颇有一种凶神恶煞、气势逼人之感。镇墓兽是工匠们巧妙地综合多种动物形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怪兽，放在墓门内作为辟邪用。形象多为人面兽身或兽面兽身，更有的头长独角，身生双翼，背披火焰，竖耳怒目，异常凶猛，好像准备随时跃起捉拿妖魔。有人说它是《周礼》中记载的“黄金四目”、头戴铜制面具、“持戈扬盾”、率众打鬼的方相氏形象的演变，看来颇有道理。另外那些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穿翻领袍、脚登高筒靴的男俑，多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或外域人的形象，一般称为“胡俑”或“昆仑俑”。洛阳谷水唐墓中出土的几件胡俑，多是眉发苍郁、络腮胡须、颧骨高隆、体格彪悍。有人认为他们是中亚西亚人的形象。另一件传世的牵驼男俑，极像维吾尔族的相貌。他头戴小帽，身穿褐绿长袍，袒胸伫立，侧头嘻笑，连浓重的眉须也带着耐人寻味的乐观性格。他牵着一头腿短头小、身躯庞大的骆驼，据说是波斯或大秦国的品种。驼背上满载着各种货物，大概因为买卖兴隆才使他那样神采飞扬吧。洛阳出土的乐舞俑也很有风采，其中骑马乐舞俑有八件一套的，分别为四男四女。男的击鼓或手举仪仗器；女的发髻奇异，长袖飘举。骑驼乐舞俑，驼背上有五个伎乐人在欢快地歌舞。他们无不姿态姗姗，感情奔放，简直是唐代一幕幕坐、立二部乐舞的再现。唐三彩中的动物也很引人入胜，各种动物的个性特征都塑的比较典型，如骆驼、牛、驴、猪、羊等，都塑造得生动逼真、活泼轻健，观之不禁使人有惊奇之感。骆驼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因为它适宜长途跋涉，被人们喻为“沙漠之舟”。当时往来在长安和洛阳的商旅驼群纷至沓来。这两地出土的三彩骆驼，多是形体高大、茸毛蓬松、两峰间驮着巨大的虎头纹行囊及丝卷、绸布、水壶、鱼、兔、肉食等物，它们或在稳步行进，或在昂首嘶鸣。洛阳关林唐墓中出土的一件，驼背上还骑一人，完全是汉人的装束。他一手控制缰绳，另一手扬鞭催驼，俨然是中国商旅冉冉西行的逼真写照。马匹劲健有力，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交通、礼仪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唐朝官府和民间很重视养马。唐玄宗曾选择西域、大宛献来的良马和中原骏马，令画师临摹。他还让人在他的御厩里畜养良马多达四十三万匹。他赴泰山祭祀，布置数万匹牧马跟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尚马之风可见一斑。所以马也成为唐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人们对塑造描绘马的形象要求甚高。韩干是当时善于画马的名家，然而杜甫却给以“画肉不画骨”的讥评。不过，从出土的唐三彩马来看，倒是会使诗人满意的。三彩艺人们，以熟练的技术，灵巧的刀法，流畅的线型，生动地塑造出比例匀称、彪健有力、神气完备的各种骏马形象。洛阳关林出土两件形体高大的三彩马，可以说是唐三彩中的代表作。一件通体施白釉，昂首挺立，两耳竖起，高达76厘米，与黑马相配，显得明快清新。另一匹黑釉马，膘肥雄浑，剪鬃挽尾，双耳后抿，颈若弯弓，四蹄抓地，依稀倔犟地将要飞奔启程。。这种黑釉马除近来在洛阳龙门又幸得一件而外，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还藏一件，并且均为一黑一白，与上述的两件作风一致，宛如出自一人之手。这都是我国艺术史上难以寻觅的珍品。如前所讲，唐三彩以鲜艳夺目的釉色和形象生动的雕塑为特点，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情趣。它同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人雕刻以及敦煌石窟的唐代彩塑异曲同工，都是盛唐时期丰富社会生活的美丽画卷，与唐代绘画互相辉映，都闪烁着灿烂的光彩。现在大家再来看墓中的唐三彩作品，加深一下对唐三彩的认识和了解。

5、宋四郎墓：该墓于1983年被发现。这座北宋晚期的墓葬，墓室平面呈八角形，八角各砌有砖柱，柱顶系砖雕斗拱，八角之间除一面为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外，七面墙壁皆有壁画和假窗。迎门的一面，彩绘墓主夫妇宴乐图。在下垂启开的红色帷幕下，夫妇二人左右拱手端坐。男墓主宋四郎头戴黑色幞头，身着圆领乳白色长袍；女墓主梳高发髻，身穿红色衣裙，夫妇二人脸形圆胖，相对微笑。中间桌上放满了壶杯碗盘和菜肴食品，另外还有一名男仆和两名女仆，三侍者身躯矮小，以示身份低微。这种主要人物大而居中，次要人物小而偏侧，是突出、夸张主题的艺术手法，世界各地都经常采用。而在我国汉魏至宋代的壁画上也突出主题，使主大奴小。但大小比例和位置安排，在视觉上更和谐、舒服，并且主大奴小、主尊奴卑，也体现出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墓门甬道两壁，各有两幅砖雕孝子故事。进门左侧靠内一幅，画面为一孝子在竹林跪哭，新笋破土而出，当为孟宗“哭竹成笋”。其它画面简单，难以确认。

6、二号宋墓：该墓墓葬形制与宋四郎墓基本一样。但其墓门外墓道右侧有一侧室。该墓平面作八角形，顶部用叠涩构成八角形藻井。壁间有壁画七幅。迎墓门第一幅绘门扉半掩，每扇门上有乳钉四行，每行四枚，还有衔环铺首。一侍女似欲开门而出，尤半遮面。第二幅为一老者倚坐在靠背椅上，后站女侍，背置屏风，前侧立二人，年长者躬身作禀告状；年轻者肩扛扁担，扁担上系绳索。此画面颇似父子二人交租后向地主告辞。第四、五、七幅皆为砖雕假窗，第六幅砖雕圆茶几一件，几乎进一半凸出于墙面，成为镂空透雕。该墓还有许多砖雕牡丹图案作为装饰。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中一共复原了五座北宋墓葬，都是采用砖砌仿木结构，雕梁画栋。不过，墓室无前后之分，都是前堂后寝合成一体。墓室周壁或雕饰孝子故事、奇花异草，或彩绘墓主夫妇宴乐的风俗壁画，是宋代西京洛阳一般商人与官吏、地主生前生活的再现。这些砖雕画面的突出特点是背景简单，而人物形象皆为高浮雕，有些近乎圆雕。洛阳宋代仿木结构砖雕墓葬，是洛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墓室内的角柱、斗拱和藻井，基本上采用“彻上露明造”，加之雕饰的门窗隔扇，将墓室建筑绚丽多彩的姿容全部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仿木结构砖雕的建筑形式和“朝着柔和绚丽的方向发展”的建筑风格，是宋朝这一时代十分明显的特征。这是因为宋代建筑已开简化之端，斗拱负荷的机能与汉唐时期相比已开始减弱。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梁架结构的变更，斗拱比例更为减小，补间铺作的朵数大为增多，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装饰品。

结束语：以上说讲的六个墓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从今天所参观的墓葬陈列中，我们对洛阳乃至中原地区的古墓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其中所反映出古墓文化特色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归纳起来简单的说就是：

1、不同时期的墓葬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强烈的宗法伦理观念；

2、“事死如事生”的法则经久不衰；

3、“堪舆学说”影响巨大。这几点可以从墓室的大小、结构、葬具、随葬品清楚的表现出来。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件大事，面对生离死别，古人是无奈和幼稚的，但他们对丧葬活动的热情和重视，使短暂的生命在“死”后获得永生。而千百年风雨过后，丧葬制度的体现及其产物——陵与墓，使祖先们生时的荣耀和辉煌不再仅仅存在于卷帖浩繁而描写枯燥的文献里，更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高冢深穴里。这些陵墓、坟丘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墓葬文化，更成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