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投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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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投资论文

第1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占总货值%

数量

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1736

121152

3307

87079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1681

31350

37500

1682

43797

84000

1698

75000

60000

1699

16425

79833

1704

14898

139452

1707

8343

63000

1709

7905

93000

1717

9636

99000

1719

8064

96000

1721

5439

132000

1723

8664

102000

1729

12951

480000

1731

12747

657000

1733

30000

105000

1735

2568

144000

1738

3360

120000

1747

7407

105000

1749

1845

90000

1951

70476

412800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44000

1780

183000

1777

153000

1786

410000

1778

393000

1787

480000

1779

348000

1788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总货值白银数白银所占比例年份总货值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1824　5301　 4464

1806 5127　 4176

1825　5570　 4523

1807 4294　 2895

1826　2567　 1653

1808 3476　 3032

1827　3864　 2525

1809 808

0.8

1828　4481　 456

1810 5715　 4723

1829　1355　 602

1811 2973　 2330

1829　1355　 602

1812 2771　 1875

1830　742

1813 1453　 616

1831　1291　 367

1815 572

1832　1261　 452

1816 4220　 1922

1833　1434　 290

1817 5703　 4545

1834　1010　 376

1818 6777　 5601

1835　1869　 1392

1819 9057　 7414

1836　1194　 414

1820 8173　 6297

1837　631

155

1821 4291　 3391

1838　1517　 729

1822 5935　 5075

1839　1534　 993

1823 4636　 3584

1840　1010　 47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2-3)

1600

11-14

4.4

1650

10-13

8-9

1700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18-20

14.7

1800

23-25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严仲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1803

2840

1804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1809

4191

4593

1810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1814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1826

12175

12231

1827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1835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1838

40200

资料来源：Mor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第2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成本昂贵的胶片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需求量，发展好数字化电影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是我国电影业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开发好农村电影市场，吸引7亿的农村观影群，这将大大加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第3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允价值投资性房地产应用

一、公允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国际会计准则将公允价值计量做为重点研究的一项会计计量方式后，各个国家也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亦或将公允价值计量引入到现有的会计准则内容中去。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众多人士将矛头指向公允价值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最终认为：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现有公允价值准则有其不完善之处需要改进，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仍然是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

FASB在各个阶段中对公允价值的下定义是不尽相同的，2006年FASB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负债时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支付的价格”。

IASB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公允价值的概念，它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由此可得出，所谓公允价值实际上就是现时的市场交易价格。

我国在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从以上各个对公允价值给出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允价值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与其他计量属性相比，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出企业资产负债的价值、市场的需求，更符合当代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但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运用也依赖于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公平的交易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交换空间。

二、公允价值理论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与范围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中指出：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收入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持有的资产。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只能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因此，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地是指的土地的使用权，房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与房屋、建筑物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

根据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可以得出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出租的建筑物。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

1。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

一项投资性房地产只有在符合定义的前提下，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予以确认：与该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对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其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时点一般为租赁期开始日，即土地使用权、建筑物进入出租状态、开始赚取租金的日期。对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其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时为企业将自用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准备增值后转让的日期。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2.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通常采用成本模式，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②企业能够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但是，同一企业只能采用一种模式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不得同时采用两种计量模式。只有在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能够满足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条件下，才允许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从成本模式计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对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变为成本模式。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按月计提折旧或摊销；存在减值迹象的，经减值测试后确定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如果已经计提减值准备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又得以恢复，不得转回。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不计提折旧或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同时不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

（三）公允价值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允价值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主要在两部分：一是后续计量中，满足条件的投资性房地产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二是投资性房地产可以在公允价值模式下进行转换。

1.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有相似之处，也是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例如：一从事房地产经营开发的A企业，2010年3月与B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将其开发的一栋写字楼于开发完成时租赁给B公司使用，租赁期10年。当年6月1日该写字楼开发完工开始起租，写字楼的总成本为9000万元。至2010年12月31日，有数据表明该写字楼的公允价值为9200万元。

若A公司对这栋写字楼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则在2010年6月1日开发完成起租时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9000万元，而至201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应按照公允价值调整其账面成本，借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200万元，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0万元。至此完成了投资房地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同时A公司当期损益中也增加了200万元。

对已采用成本模式讲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讲量时，以变更时的公允价值调整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成本，并按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例如：2008年A公司将自行开发的一栋写字楼出租，采用成本模式计量。2010年1月1日，假定A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满足条件，公司决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该写字楼的成本是9000万元，已提折旧270万元，未提取减值。当日，该字写楼的公允价值为9500万元，A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盈余公积。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则该投资性房地产在2010年1月1日，按公允价值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9500万元，按已提折旧借记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270万元，按原成本贷记投资性房地产9000万元，将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770万元作留存收益处理，其中按10%贷记盈余公积77万元，剩余693万元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在公允价值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以成本计量的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应按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进行处理。如果是借方差，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将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的损失反映到当期损益中去；如果是贷方差，应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将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收益不反映到当期损益，而是反映到所有者权益中，待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时，再将已经计入资本公积中的部分转入当期损益。

例如：A公司是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2010年3月10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将其开发的一写字楼出租给B公司使用，租赁期开始日为2010年4月15日，该日写字楼的账面价值是6000万元，未计提减值，公允价值是7000万元，A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则应按照公允价值借记投资性房房地产――成本7000万元，贷记开发产品6000万元，差额1000万元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又如：A公司将一租赁期满的写字楼收回，作办公楼使用。2010年5月1日该办公楼正式自用，相应由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当天的公允价值为8000万元。该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成本为70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为增值200万元，则需借记固定资产8000万元，贷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70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200万元，差额800万元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在我国当前房地产交易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通常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会反映到资本公积中，等到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时再稳妥的转入当期损益。如直接反映到当期损益中，会过激的增加企业当期利润水平，成为某些企业调整利润的工具，而反映到当期的所有者权益中还有利于增加企业的规模。

三、公允价值理论对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影响

（一）能更好的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能更真实的反映出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近年来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很快，近五年来有数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往往都要高于其账面价值，因此，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更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更好的反映出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增值潜力和盈利能力。

（二）使“隐性”的所有者权益变为“显性”

在目前房地产价格普遍高于其历史成本的情况下，将按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大大增加，这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规模。

（三）公允价值对企业利润的调控

企业在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时，能真实的反映出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更好的体现出其增值与盈利的能力，同时会使企业的利润产生较大的波动，增大企业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若今后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前期确认的大量收益需要后期确认大量的减值损失，这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处于极不平稳的状态。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不够成熟，信息的公开透明度还远远不够，也很容易使得公允价值变得人为化，成为企业修饰业绩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会计》，2010年.

[2] 张兴，《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以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例》，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王春霞，《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任晶，《公允价值计量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第4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双城；系统动力学；交通；经济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two cities”pattern of mainly downtown for major city and new district for vice city came up by Lanzhou city，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nzhou by the traffic on macro-level between two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society economy， employed population， traffic， we establish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the road accessibility's impact tendency on the economics of Lanzhou city between two cities， we collected the data extensively， ensured the parameters of each subsystem model， made the in linear analysis of total output value and investment in the fixed assets by using of SPSS. Based on the forecas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Lanzhou city， the policy scenario adjustment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Simul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increas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atio， establish convenient and high-capacity road between new district and major district in Lanzhou， shorten the distance economic region between two cities，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between two cities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he first industry but has a great promo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Key words： two cities； system dynamics； transportation； economy

0 引言

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强调并重点部署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推进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必然对作为重要先导的交通运输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在城市发展中，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区域经济良好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某地区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在多方位、多层次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系统动力学更为适合研究经济模型，它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微观层面上的局限性。

近日，国务院批复了《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根据这一规划，兰州市定位为甘肃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由此确定到2020年，兰州市将建设形成“双城”格局：主城为兰州中心城区，副城为兰州新区。在此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兰州市新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通达性与兰州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各个反馈机制建立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政策情景调整仿真，助力兰州市“双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我国的。在近四十年里系统动力学在区域经济与交通的相互关系研究方面，F.W.C.J. van de Vooren[1]（2004），在分析经济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分别对增大道路通行能力、增加交通运输费用、发展公共交通这三个情景展开分析，论文认为投资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行将会造成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的增加，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王利芳[2]（2005），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道路客货运输需求供给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的系统模拟研究，从而定量研究道路运输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变化规律。赵旭[3]（2007），以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了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基础，以环渤海地区为例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增加交通运输投资比例、调节产业结构、增加投资贡献率等方面进行了政策模拟。吴群琪[4]（2010）、李婧[5]（2007）都在研究中引入了“运输通道”这一概念，但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高速铁路对综合运输通道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高速铁路不仅加快了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相互衔接，而且可以使各交通方式在结构上达到最优；后者主要利用空间经济学引力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影响模型来定量估算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张敏[6]（2010），以经济圈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济圈交通系统的演化规律，以关中―天水经济圈为例建立系统模型，论文认为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而提高公路投资比例对GDP的推动作用最明显。Edward Calthrop等[7]（2011）对交通运输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仅局限在交通运输系统内进行投入产出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投资方式和劳动力市场都将对交通运输投资的净收益产生巨大影响，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在税收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谢伟杰[8]（2011），充分分析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珠三角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珠江三角州的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庞金燕[9]（2014），探究了同城化交通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关系，以X区域为模型的研究对象，建立同城化交通对X区域经济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论文认为建设同城化城市间的交通干线，将会加速X区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了研究，不论是从定性方面还是从定量方面，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双城”的背景定量研究“双城”的连通程度对经济的影响还鲜有人涉足。

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系统要素的确定是建立模型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从宏观上确定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交通通达程度对兰州市经济的影响因素，建立社会经济、就业人口与交通投资政策等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而确定该系统的边界时，由于城际铁路刚开通，还没有相关的数据供参考，所以只考虑了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主要运输载体―公路的连通情况。各要素之间因果关系如图1所示。

相比上面的因果关系图，系统流图是一个包含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运动系统。兰州市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交通通达程度和兰州市经济两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过程和演进发展方向。如图2所示。

3 参数的确定

在确定参数时，通过回归分析、表函数等方法来确定，如表1所示为各参数之间的方程关系式。

除了表内的参数外还有交通影响因子1、2、3，而这三个因子均使用表函数（公里里程）。

3.1 社会经济参数

所谓模型参数估计，就是调试模型的过程，不断改变模型中的参数，观察模型的行为随时间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变化，则说明仍然需要继续调试参数；当模型参数继续增大或减小，模型的行为都不随着改变时，认为这个临界值就是模型的参数值。

（1）初始值的确定。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确定模型初始值，以2011年统计的数据为例，其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量如表2所示。

（2）选取《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中2009～2014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如表3所示。

为了得到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关系，设GDP为自变量，固定投资总额为因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方程式Y=1.081X-509.214，R2=0.982。说明该回归分析有效。如图3所示。

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和表4、表5可知，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近几年变化幅度很小，因此各取2014年的增长率0.09和0.14，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异常，但还是取2014年的增长率0.01。

3.2 就业人口参数

本文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需要兰州市三产就业人口的比例以及就业人口数量。下面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来估计就业子系统所需参数。

由表6和表7可知兰州市2008～2013年兰州市一产就业比例逐年下降，二产就业比例在26%左右徘徊，三产就业比例稳步上升。因此在模型中假设三产就业比例在短期内增长幅度不大，取二产就业比例为26.75%和三产就业比例为53.05%。

3.3 交通子系统参数

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道路建设有兰秦快速通道，全长51公里，投资为51.1亿元，2013年5月开建。白银至兰州新区至永登公路，全长83.1公里，投资69亿元，2014年开建。中通路，全长84.25公里，投资170.55亿元，2015年开建。

兰州新区至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里程在2011年已有的道路为中川机场至西固快速路、省道201线、中川机场至城关快速路等三条，总里程为157公里（此数据是从谷歌地图中测量所得）。

4 历史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对该模型进行历史检验。本文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进行历史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GDP的仿真结果进行相对误差分析，相对误差均小于5%，符合历史检验的要求，因此该模型可以代表系统运行的情况。

5 模型的仿真模拟

正如MATLAB被称为矩阵实验室一样，系统动力学也被称为政策仿真实验室。通过变动模型中的交通投Y政策因子，来观察结果的输出并与基础情景进行比较，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

5.1 基础情景

根据兰州市基础数据标定的参数值、初始值等参数输入模型，运行本模型。其仿真年限设定为2011～2025年，输出结果如图4所示。因为GDP1的曲线变化在图4里不是很明显，所以把GDP1的输出结果单独显示，如图5所示。

由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可知，兰州市三大产业年生产总值在未来将保持迅猛增长，由表9可知2018年的生产总值比2011年翻一番，到2025年，生产总值相比2018年又翻一番。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到2020年占全市的比重达到64.9%，这与兰州市人民政府报告里的发展目标一致，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此模型的有效性。如图6所示。

5.2 基础情景与情景一的对比分析

为了仿真加强“双城”交通连通程度对兰州市经济带来的影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交通投资比例，在基础模型中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上增加0.1，将输出结果与基础情景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情景一的结果如表10所示。

第5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09-01

当今社会，信息与经济高速发展，各界的投资精英在这世界经济浪潮中脱颖而出。一批又一批商人，本着金钱至上的原则，努力奋斗。他们所看重的只有最大的自身利益，而并不关心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这体现出了当代的竞争的残酷，可是，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的现象会直接导致团体的利益永远无法达到最大，即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起源于上世纪初，最初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以及不同的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主体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的主体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效用问题。

博弈论尽管不是起源于中国，但在我国古代的一些对策中也包含了博弈论的朴素原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春秋时代的“田忌赛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用策略的重要，在实力、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对己方力量和有利条件的巧妙运用常常会得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且，在博弈中，千万要隐藏住自己的底牌，因为一旦被对方猜中己方的策略，那是必输无疑，这也包含了信息经济学的原理。

而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策略组合，这种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在这一均衡中，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策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策略都是最优的。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和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容易将别人理想化。他们本能地喜欢帮助别人成长和进步。他们是很好的传播者，被人们认为是促进积极变化的催化剂。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

“无论何时我宁愿犯一个前进中的错误，只要它充满不断自我改正的种子。而你就抱着看你的僵化的真理去吧！”

――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帕累托最优就是由这位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假定由于市场变化而境况变好的人能够补偿境况变差的人，帕累托最优或者产出的经济效率水平将是总剩余最大化时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这时消费者的收益和生产者的成本之差最大，即净收益最大。在福利经济学中，生产资源的配置达到的最大效率或最适度(或称最优)的经济状态。

帕累托最优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社会无法进一步组织生产或消费，以增进某人的满足程度，而同时却不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即没有一个人的境遇能在不使别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变得更好。

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对手的利益的情况下又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算是帕累托最优，换而言之，如果是双方交易，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

这是多么美好的状态啊！可是理想的美丽恐怕没有办法带到现实中来：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各国都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全球金融危机把各国陷入囚徒困境，如果追求全球利益最大化，倾力合作化解全球的同步降息以及近期可能的再次同步降息外，尚未看到全球合作狙击危机的实质性的举措。看来，涉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得失，各国都如被分开关押的囚徒各打各的算盘。综合实力最强大的欧美拿处于危机中心说事，四处求援，而高外汇储备的亚洲国家面对渐行渐近的危机冲击，则更关注自保。

通过这次论文的写作，笔者查找了很多资料，并且对老师上课讲解内容有了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在研究学习过程中，不仅填补了曾经的遗漏，而且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的话，笔者会考虑在这一领域继续深造。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bbs.省略.cn).

[2]MBTI性格理论.

[3]理想主义者=直觉+情感.

[4]《经济学林论剑》连载之五.

[5]百度百科.

第6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摘要］文章以风险最小化套期保值模型为理论基础，从Wind咨询提取了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沪铜期货数据和上海金属网铜现货数据借鉴前人研究成果，运用Eviews软件估计了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下的沪铜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并比较了不同模型下的套期保值绩效。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简单模型，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下沪铜期货保值绩效明显提高。其中，在静态模型中，VECM模型的保值效果最好，OLS模型和B-VAR模型保值效果相当；而动态模型（ECM-CCC-GARCH）套期保值比率取平均值测算的保值绩效也明显优于简单模型。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为铜相关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策略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套期保值;套保模型;保值绩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59

［作者简介］王东宁（1984—），男，甘肃西和人，助理经济师，兰州大学金融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皋兰县支行，研究方向：金融市场管理及金融衍生工具；王学晋（1982—），男，甘肃会宁人，中央财经大学管理学学士，现供职于浙江鼎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期货投资、期货套期保值。

1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铜消费国，消费量占据全球总消费量的50%以上；我们也是世界第三大铜生产国，其中甘肃省是我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年产量维持在50万吨以上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2016年公开数据整理。，与此同时，甘肃省的知名铜生产企业如金川公司、白银公司等具有多年的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经历，是国内较早探索利用期货市场管理价格风险的有色金属企业。事实上，沪铜期货自1993年3月上市以来，就颇受市场青睐，吸引了大量投机者和企业参与其中，运用期货套期保值管理价格风险已经成为现代有色金属企业必然的选择。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学术界对金融衍生品的研究日益增多，而套期保值理论自始至终都是学者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传统套期保值指的是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进行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买卖活动，即采用1∶1简单模型做反向交易，用一个市场的盈利（亏损）弥补另一个市场的亏损（盈利），以此对冲企业面临的价格风险。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金融经济学家对套期保值理论的研究逐步深入，Holbrook Working（1952）首次提出了“基差”的概念，认为套期保值的本质是一种基差投机行为；Johnson（1960）提出了收益方差最小化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概念；Ederington（1979）将Markowitz的投资组合思想引入套期保值理论,将套期保值行为看作一个由现货和期货两种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最佳的套期保值比率就是使组合在风险最小时实现收益最大的期货与现货投资比例，并给出了最佳套期保值比例的计算公式，通过OLS法可计算出最优套保比率；Myers和Thompson（1989）指出OLS模型没有考虑变量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应该选择双变量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估计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以弥补OLS模型的不足；Ghosh（1993）指出在运用OLS法计算最优套期保值比率时忽略了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同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历史数据，不利于提高保值效果。基于这个原因提出了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算最佳套期保值比率；1986年Bollerslev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即所谓GARCH模型；Baillie和Myers(1991)在计算最佳动态套期保值比率时采用了两参数的GARCH模型，将套期保值模型推广到动态化；Kroner和Sultan(1993)提出运用双变量ECM-CCC-GARCH模型估算最优套期保值比率，该模型的优点是假定残差相关系数不随时间变化，因此减少了模型所需要估计的参数。

本文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为研究对象，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采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估算沪铜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并对各模型的保值绩效进行了比较，为参与沪铜期货交易的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在套保模型的选择上提供了参考依据。

2 理论模型

Markowitz于195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投资组合的选择》，对现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arkowitz因为在投资理论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60年代以后,Johnson、Stein、Ederington等人在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收益方差最小化套期保值模型，以下简要推导该模型。

第一步：构建一个由期货收益和现货收益构成的投资组合：

V=ΔS+hΔF(1）

其中：ΔS为现货收益波动率、ΔF为期货收益波动率、h为对冲比率（套期保值比率）。

第二步：根据投资学理论，以方差表示该模型风险

Var(V)=Var(ΔS+hΔF)(2）

第三步：以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为约束条件，即实现风险（方差）最小化，对式（2）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0，整理得：

h*=σΔSΔF/σ2ΔF

根据统计学知识可知，以上公式还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h*=ρσΔS/σΔF根据统计学知识，ρXY=Cov(X,Y)/D(X)D(Y)。

现今依赖计量经济学方法发展起来的套期保值模型基本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3 套期保值模型比较

3．1选取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沪铜做实证分析，从Wind资讯提取了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沪铜期货价格和相应现货价格数据，共计243个样本数据。其中铜现货价取自上海金属网，期货选取了沪铜指数价格，并对所选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

3．2检验样本数据

3．2．1ADF检验

ADF检验是为了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这里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对铜现货和期货对数价格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3．2．2协整检验

鉴于沪铜期货与现货价格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下面运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Johansen检验方法对沪铜期货和相应的现货价格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2可知，以5%检验水平判断，根据Trace统计检验有：38．1263>15．4947,1．67343<3．84146。

根据Max-Eigen统计检验有：36．4528>14．2646,1．67343<3．8415；所以lns、lnf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3．3套期保值模型比较

3．3．1OLS模型

Ederington（1979）提出对现货和期货的一阶差分用OLS法进行线性回归，线性方程的斜率即为所要估计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Δlnst=ɑ+h*Δlnft+μt

其中，Δlnst、Δlnft分别表示t时刻铜现货和期货的收益率，ɑ和μt分别为线性方程的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h*为线性方程的斜率。通过Eviews软件对样本数据回归得以下方程：

Δlnst=0．000354+0．607192×Δlnft

t(0．5996)(14．044)R2=0．451

p（0．5493）(0．000）

由以上分析可知，OLS模型下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为0．607192，即对1吨铜现货进行保值，大约需要反向交易0．6吨铜期货。

3．3．2B-VAR模型

Myers和Thompson（1989）指出OLS模型没有考虑变量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应该选择双变量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估计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以改进OLS模型的不足，B-VAR模型可由以下公式表示：

Δlnst=cs+?li=1αsiΔlnst-i+?lj=1βsjΔlnft-j+μst

Δlnft=cf+?li=1αfiΔlnst-i+?lj=1βfjΔlnft-j+μft

用cs、cf为方程的截距，用αsi、αfi、βsj和βfj表示方程的回归系数，用μst和μft来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用ι来表示消除残差自相关的最佳滞后值。令var(μst)=σss、var(μft)=σff、cov(μst,μft)=σsf,风险最小套期保值比率表达式为：h*=σsf/σff。

VAR模型较OLS模型最大的改进是考虑了历史信息，而VAR模型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选取最优滞后阶数（p,q）,根据AIC、SC、HQ等原则确定的最优阶数为p=q=4,回归残差的协方差矩阵，将相关数值其代入风险最小套期保值比率公式得最佳套保比率为0．6875。

3．3．3VECM模型

B-VAR模型虽然改进了OLS模型的不足，但忽略了现货和期货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而根据经验，现货和期货长期来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偏离，但在长期内这种均衡关系很稳定。Ghosh考虑到这个现象，根据格兰杰和恩格尔的协整理论，发展了B-VAR模型，提出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其表达式如下：

Δlnst=cs+?li=1αsiΔlnst-i+?lj=1βsjΔlnft-j+γsζt-1+μst

Δlnft=cf+?li=1αfiΔlnst-i+?lj=1βfjΔlnft-j+γfζt-1+μft

其中，ζt-1=lnst-1-λlnft-1为误差修正项，γs、γf不同时为0，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可用公式表示为：h*=σsf/σff。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虑了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同时考虑了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协整关系，经回归残差的协方差矩阵,代入相关数值得最佳套保比率为0．7611。

3．3．4ECM-CCC-GARCH模型

上文介绍的套期保值模型均假定序列条件方差为常数，所有模型均为静态模型，但实践表明这个假设过于严格，现在我们放弃序列方差为常数的假设，考虑建立Bollerslev（1986）提出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模型）来估计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套期保值比率将随时间变化，模型扩展到动态化。

第一步，进行ARCH效应检验。如果金融资产收益序列的条件方差不是常数，随时间而改变，一般就认为存在ARCH效应，应考虑建立ARCH模型。用Eviews软件对沪铜期货与相应现货回归残差进行ARCH-LM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于F统计量，LM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小于0．05，可知模型误差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可建立GARCH模型对沪铜期货套期保值比率进行估计。

第二步，建立ECM-CCC-GARCH模型。上述套期保值模型都假定期货和现货的方差为常数，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但金融时间序列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通常会表现出群集波动——即在一段时间内，它的价格大幅摇摆，而在另一段时间又相对稳定,结果是随着时间变化残差方差就表现出自相关性。考虑到这种自相关性，我们用GARCH模型来估计期货、现货方差，同时考虑期货和现货之间的协整关系，为了减少参数估计，简化运算，本文建立常数相关系数二元GARCH模型估算沪铜动态套期保值比率，即残差相关系数不随时间变化，仅考虑残差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建立如下模型。

Δlnst

Δlnft=μs

μf+δszt-1

δfzt-1+ξs,t－1

ξf,t－1

ξ=ξs,t

ξf,t∣Ωt-1～BN(0,Ht)

其中zt-1=lnst-1-λlnft-1为误差修正项，Ht为正定条件方差矩阵。

Ht=hss,thsf,t

hfs,thff,t=hss,t0

0hff,t1ρsf

ρsf1hss,t0

0hff,t

其中hss,t、hsf,t以及hff,t由以下式子给出：

hss,t=c1+a1ξ2s,t-1+b1hss,t

hff,t=c2+a2ξ2f,t-1+b2hff,t

hsf,t=ρsfhss,t－1hff,t－1

此时，最优套保比率为h*=hsf,t/hff,t

第三步，套期保值比率计算。本文采用Engle（2002）提出的两阶段估计法，首先，逐一估计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接着利用第一阶段估计的标准化残差估计相关矩阵，由于残差方差与时间相关，估算的相关矩阵为动态，因此，计算的最佳套期保值比率随时间变化，平均值为0．5875，以下给出沪铜期货套期保值比率动态变化图。

3．4套期保值绩效评价

3．4．1绩效评价模型

Ederington从组合资产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给出了套期保值绩效评价方法。即将参与套期保值资产的收益方差与未参与套期保值资产的收益方差进行比较，测算收益方差的减小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he=［var(ut)-var(ht)］/var(ut)

其中，ut、ht表示未参与套保和参与套保的收益，ut=Δlnst，ht=Δlnst-h*Δlnft(h*为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率，静态时为常数，仅在ECM-CCC-GARCH模型中不为常数）。

3．4．2不同模型绩效比较

将不同套期保值模型下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代入保值绩效评价公式，分别计算出各自的组合收益方差和保值绩效，比较不同套期保值模型下的保值效果。

由表4可以看出，沪铜期货具有较强的套期保值功能，所有套期保值模型都降低了组合收益的方差。其中，VECM模型的保值绩效最好，ECM-CCC-GARCH模型保值绩效（套保比率取平均值）次之，OLS模型和B-VAR模保值绩效相当。总之，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保值绩效明显优于简单模型。

4 结论

本文分别用OLS、B-VAR、VECM和ECM-CCC-GARCH模型估计了沪铜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并对保值绩效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基于收益方差最小化基础的套期保值模型均能有效对冲铜现货价格风险，沪铜期货具有较强的套期保值功能。

第二，在静态套保模型中，VECM模型保值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铜现货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可优先考虑借助VECM模型估算套期保值比率，以此设计企业的套期保值策略。

第三，现代套期保值理论发展方向是模型动态化，本文实证结果表明ECM-CCC-GARCH模型保值效果良好，但鉴于实际操作中频繁调整保值头寸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企业应该认真权衡调整保值头寸带来的收益与交易成本，做出合理决策。

第四，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看，企业、专业机构更多的是通过构建期货与现货的投资组合，利用期货市场的对冲功能实现对价格的风险管理，而非利用期货的交割功能，铜现货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套期保值理念应该由交割理念转向风险管理理念，加大力度探索现代套期保值模型的应用。

参考文献：

［1］Johnson L L．The Theory of Hedging and Speculation in Commodity Futur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0（27）:139-151．

［2］Ederington L H．The Hedging Performance of the New Futures Markets［J］.Journal of Finance,1979(34):157-170．

［3］Myers R J,Thompson S R．Generalized Optimal Hedge Ratio Estimation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71(4):858-868．

［4］Chosh A．Hedging with stock Index Futures:Estimation and Forecasting With Error Correction Model［J］.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1993(13):743-752．

［5］Bollerslev T P．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J］.General Information,1986,31(3):307-327．

第7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

医药行业不仅承担着经济职能,更承担了关系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社会职能,这一特点决定了医药行业不论是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方面都有别于我国其他行业。医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政府资金的逐步投入,尤其是“新医改”政策的逐步落实,医药行业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但长期以来我国医药行业创新能力弱,重复建设,环保问题,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还未根治,而入世后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危机给我国医药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国医药行业迫切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强大力量,通过并购来整合具有优秀产品或资源互补的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来整合研发、生产、流通等价值链环节,加大品牌投入、渠道投入和研发投入,促进份额分割、市场扩容、以及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并购重组作为联系医药产业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必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数量多,规模小,且普遍具有流通市值小,主要股东持股分散,现金流充沛,财务状况佳等特点,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历来十分活跃,且并购类型多样,方式丰富,为并购绩效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对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对提高我国医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我国并购重组理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Patricia M. Danzon (2007)使用SDC数据考察了1988年到2001年间的383起医药行业并购事件,指出大型企业并购后企业价值通常得到明显改善,但是运营利润增速却较未进行并购的同规模企业有所放缓。Carmine Ornaghi(2008)采用倾向性评分法研究了1988-2004年间医药上市公司的绩效,发现并购活动给企业的研发投入、产出及生产带来统计上显著的负影响,并在事件期内持续不断地损害并购公司股东的财富。雷奕敏(2005)运用EVA法对58个样本公司连续5年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发现并购绩效呈逐年下降趋势,短期绩效虽然较好,但长期绩效并不显著。胡怡(2006)运用超常收益法和财务分析法对2002年间医药并购样本进行分析,认为收购公司在特定区间里可获得一定的累积超常收益,而目标公司在这个区间里没能获得累积超常收益。

三、医药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

截至2008年底,我国医药行业共有126家上市公司,在03-08年这五年间共发生并购事件约500起。并购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锐思数据库,大智慧行情软件等,在对各个并购事件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如下标准,筛选出其中的342起并购事件组成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1.并购事件在窗口期内的数据连续完整,规定短期窗口期为[-15,15]共31天,长期窗口期为[0,12]共13个月。

2.在并购事件公告日前后15个交易日内没有其他可能影响股价变动的重大事件(如分红、配股、送股、公布年报)发生。

3.在检验区间内同一公司发生两次或以上的并购事件,将并购金额最大的一起事件纳入样本,并规定并购金额必须大于500万元。

(二)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拟采用累计超额收益法CAR和买入并持有超额收益法BHAR分别对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短期(31天)和长期(13个月)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1.选取样本并购事件,确定各个并购事件的事件日,事件期和估计期。选取2003-2008年间了符合标准的342家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研究对象。然后选取并购公告当日及前后15天作为事件期进行短期绩效考察,再对并购事件当月起和之后12个月的超额收益率进行长期绩效分析。

2.对样本并购事件进行划分。依照公司类型(其中化学制药业发生并购122起,生物制药业56起,中药行业84起,医药流通业56起),并购类型(横向并购124起,纵向并购52起,混合并购142起),以及支付手段(股权支付18起,置换重组64起,现金支付260起)对样本事件进行划分,分别研究对比不同类型的并购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3.估计正常收益率。以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收益率作为考察对象,计算并购事件期内市场指数的短期和长期收益率。

4.估计异常收益。计算并购公司在并购期内的股价收益率,通过与市场指数和行业指数在同期内的正常收益率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得出异常收益率。具体计算公式分别为:

CARt=∑Tt=0Rit

其中Rit表示t日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E(Rit)表示t日样本公司的股票期望收益率,ARit表示t日样本公司的股票超额收益率,T表示窗口期。

BHARit=∏Ti=n(1+Rit)-∏Ti=n[1+E(Rit)]

其中,Rit表示t月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E(Rit)表示t月样本公司的股票期望收益率,T表示考察的事件窗口期。

5. 显著性检验。分别构造统计量tCAR=CARtS(CARt)/n,tBHAR=BHARtS(BHARt)/n,对异常收益率进行显著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

1.按公司类型分类的绩效实证分析

下图是不同公司类型分类的并购样本对大盘指数的短期CAR和长期BHAR走势变化图:

图1不同公司类型CAR走势图

图2 不同公司类型BHAR走势图

从图中可知在公告日前3日至公告后首日不同公司类型样本的CAR值都有明显上扬。医药流通业的CAR值在短暂上升后,又回落到0轴以下。其中医药行业中的中药子行业的短期并购绩效最佳,在短期内取得了最大的CAR值。样本的中药和化学制药行业的CAR值也都通过了同一t检验。从长期BHAR走势来看,医药流通业和生物制药业除了各有一个月取得了正的超额收益率外,其余12个月的BHAR值大部分在0轴以下,甚至取得显著的负超额收益率。综合来看,中药行业及化学制药行业的超额收益率较高,且大部分月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生物制药业和医药流通业的超额收益率较低,甚至显著为负。

2.按并购类型分类的绩效实证分析

下图分别是按并购类型分类的样本相对大盘指数的短期CAR和长期BHAR走势变化图:

图3 不同并购类型CAR走势图

图4 不同并购类型BHAR走势图

横向并购的CAR值虽在公告日后基本取得了显著的正CAR值,但是在三种并购类型中回报最差。从长期看,其BHAR的值从并购公告后第2个月开始就跌破0轴,在其后的11个月内一直扩大负值,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负收益率,表现最差。

纵向并购在短期内取得了最高的CAR值和显著的正累计超额收益率;而长期来看,纵向并购的BHAR表现一般,介于混合并购和横向并购之间。纵向并购的BHAR值脉冲式地取得了大半时期的显著正收益率。

混合并购的CAR值在并购公告日前几个交易日都迅速由负转正,且经过短时间的下滑后,又震荡上升,取得了最高的回报。CAR值始终保持在0轴上方,并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长期来看,混合并购的BHAR都远高于纵向和横向并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正回报,绩效表现大大优于其余两种并购类型。究其原因,是因为近几年来众多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纷纷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金融行业,随着通货膨胀和证券市场的长期走牛,这些公司的投资回报非常客观。市场也十分认可这些混合并购。

3.按支付手段分类的绩效实证分析

下图是分别按支付手段分类的并购样本相对大盘指数的短期CAR和长期BHAR走势变化图:

图5 不同支付手段的CAR走势图

图6 不同支付手段的BHAR走势图

公司采取股权支付的方式,不必负担债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运作,财务风险极低。市场也给出了合理的回应,从公告日起样本的CAR值大幅上扬,大部分取得了显著的正超额累计收益率。但是从长期来看,买入并持有超额收益率BHAR值都是先扬后抑的趋势,尽管如此,所取得的正超额收益率还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趋势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产的行为普遍,许多上市公司利用增发股份高溢价购买一些对本公司发展无实质帮助的资产甚至是问题资产,在市场炒作后回归理性,因此这一方式只能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正回报,长期并不能给股东带来稳定的正回报。

现金流是公司运营的血液,上市公司以现金支付手段收购资产,需要拿出真金白银,这对公司的日常运营和治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在短期来看,相对大盘指数的CAR值只有少部分取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三种支付手段中的短期绩效表现是最差的。从长远看来,样本的BHAR值在公告日后还是获得了显著的正超额回报的,但是表现依旧是最落后的。毕竟公司肯花血本收购的资产,一定是对公司的发展有较大推动的。从长期来看,对公司的发展还是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的。

置换重组方式是市场最追捧的一种支付手段。从短期来看,CAR值在公告日前几个交易日开始迅速上扬,并且在之后的交易日中稳步上升,取得了显著的正回报。从长期来看,BHAR值始终运行在0轴上方,都取得了正回报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BHAR在经历2个月左右的下滑期之后,开始正当回升,并不断创出新高。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置换重组这一手段在三种支付手段中绩效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支付手段为公司注入新鲜活力,极大的改善了上市公司质量,也给予投资者满意的投资回报。

四、提高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措施

1.鼓励技术引进,加强渠道整合,合理开发资源

我国生物制药业的并购还处于原始阶段,仅仅停留在资产的积累层面上,为技术的积累还刚刚开始。政府应该加大对医药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核心、产学研相结合的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相关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利用并购手段,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到海外积极寻求新技术、新产品的整合机会,迅速提升自身的科研实,实现新药研制从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仿创结合发展,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充分的迎接国内外的竞争。我国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在扩张时只看重营销渠道的整合,忽略了无形资产的整合,尤其是并购后的品牌建设和商誉的树立方面显得更为迫切。相关上市公司应该尝试以商业品牌为核心的医药连锁经营,鼓励营销团队取长补短,为连锁药店设立的统购配送中心将彻底整合网络资源,客户资源和渠道资源,有利于产生规模效应和组合效益,降低费用,树立良好的品牌信誉,提高品牌忠诚度,促进药品销售。

2.努力实现横向并购规模效应,谨慎选择多元化并购

企业在施行横向并购时应有步骤有计划的实现规模化的目标,通过实质性的产业化,集约化来实现规模效应。我国医药行业本身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不高的特点为并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济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以及入世后国外企业的竞争压力又为国内医药行业的整合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医疗改革的实施为有实力的企业抢占市场份额,兼并收购同行业企业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医药行业应该充分发挥横向并购的作用,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产品结构,增强整体盈利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优势。企业实施多元化并购前应该仔细、客观分析市场、本行业的特点及自身条件,再考虑扩大。在实施多元化并购前要审慎决策,不能盲目进行多元化扩张,一味进军所谓的新兴行业。从单一产品经营到实施多元化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规模化,再考虑多元化,循序渐进地发展,并购后企业要充分利用资源,加强企业管理,重视整合,才能保持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鼓励多种支付手段综合运用

在我国医药行业并购的支付手段比较

单一,现金收购仍然是最主要的收购方式,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成熟。国内的并购活动绝大部分是依赖于借贷资金和自由资金,市场的融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前为数百万千万的并购活动用现金支付来完成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购金额动辄数亿乃至数十亿,现金支付已远不能满足并购的要求。为促进相关行业公司的并购活动,充分调动被并购方的积极性,加快行业资源的整合,政府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逐步强化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拓宽融资渠道,简化审批程序,加强事前调查和事后监管,降低并购交易成本,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提高综合竞争力,优化行业资源配置,促进行业发展。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引入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期权等创新型支付手段和方案,为并购方提供更为科学和灵活多样的支付选择,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1]Patricia M. Danzon,Andrew Epstein, Sean Nichols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 industrie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07(8):307~328.

[2]Carmine Ornaghi. Mergers and Innovation in Big Pharma.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United Kingdom, 2008(4).

[3]雷奕敏.经济增加值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湖南长沙:湖南大学,2005.

第8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北京长风2009春季拍卖李W《富贵多寿图》纸本立轴189X101.5cm,560万元成交

李W《富贵多寿图》局部

名家精品必获高价

在扬州八怪中,李W是一位非常突出的画家,他的绘画造型能力强,表现题材广,绘画手段多,笔墨变化丰富。以这幅《富贵多寿》立轴而言,奇松参天,松枝龙麟上有明珠藤蔓缠绕,松柏下为岩石,上有四色牡丹争艳,粉态含露,娇姿解语。岩石背阴处有兰草几丛,幽贞王种,翠佩送香。花下有灵芝献瑞,呈现出意趣横生的和谐景象。

谈到这幅画为何能够拍出高价,张蔚星认为,这幅画是集名家、名作、名著录于一身的佳作,拍出高价不足为奇,并且仍有升值空间。首先,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来看,李W是清代画史上公认的花鸟画大家,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赵之谦、吴昌硕,以及近现代的潘天寿,刘海粟等都深受其影响,作品自然价值不菲。

其次,这幅画在李W的作品中,堪称精品。作为一名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李W的存世作品数量很多。据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扬州八怪绘画传世目录》中统计,李W的存世画作有5000张左右,这还不包括国家、私人收藏的画作和流失海外的画作。随着近些年收藏市场的发展,李W画作不断浮出水面,张蔚星保守认为,目前存世的李W画作应当在一万张左右,但这些画作中仅有三分之一堪称精品。

张蔚星说,不同于工笔画创作能够有效地确保绘画水平的稳定,大写意画创作常有意外产生,因为水墨在宣纸上的变化是画家完全难以掌控的,因此传世的大写意画家的作品大多水平参差不齐,十张中能有两张是精品就不错了,李W的传世作品就属于这样的情况。这幅《福贵多寿》之所以在李W的画作中堪称精品,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它尺幅巨大,不同于李W其它大尺幅画作简单的构图,此画构图严谨、饱满,用色艳丽缤纷。二是此幅《富贵多寿图》是李W糅合各家画法参入己意画成的。画中牡丹的双钩填色是王忘庵法;长松行笔粗犷壮阔,松针弥坚乃高南园法;紫藤则以恽南田没骨法将色点染冲积而成;兰草以陈白阳法撇出,岩石勾勒则以陆包山法。种种技法的运用不但体现了李W绘画能力的高超,还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大家兼容并包、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南京博物院藏李W《牡丹图》

品相对卖价影响很大

张蔚星说,这幅画不但画得好,而且品相非常好。目前存世的扬州八怪画作绝大多数品相不佳,这是因为当时购画者的目的是为了装饰居室,大都将它常期悬挂展示,而不是秘藏保存。因此在长久的烟熏火燎中,画的表面形成了一种酱油色,造成品相的低劣。而这张《富贵多寿》则没有人们在拍场常见的李W画作所具有的酱油色,纸张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它能够拍出高价的重要原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同样尺寸,但画得较差、品相不行的画,成交价不过三四十万元,稍好些的也就六七十万元,不会超过百万元。

名著录是画作身份高贵的保证

最后,这幅画曾被名家收藏并多次著录,可谓流传有绪。

张蔚星说,从画作上的题签和鉴藏印看,此画曾被担任过上海国画院院长的程十发先生和原上海民航局局长汪振华先生所收藏,并且程十发先生给予此画很高的评价:"李W复堂富贵多寿图。木头老子七十后大作所见皆无此幅之精到,人云画法青藤而此图开合有宋人遗法。戊戌

(1958年)获自海上,庚子(1960年)七夕展图后又题,十发。"(题签条)。曾被名家收藏的经历确认了此画的真迹身份和贵为精品的地位。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朵云轩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木刻水印的方式对此画进行原大的复制,并向海外公开出版发行。这样的一个举动不但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这一次的宣传提升了此画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同时选取此画进行复制,也说明这幅《富贵多寿》在李W 存世作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精品中的精品。

古代书画蕴含捡漏机会

通过对李W这幅《富贵多寿》方方面面的分析,不但能获知该画为何能拍出高价,还能够从中了解一些中国古代书画在拍卖市场中潜藏的奥秘。

张蔚星认为,虽然目前人们能够通过雅昌网提供的数据,获知拍卖市场上众多名家画作每平尺均价等信息,但实际上,这些数据仅在藏家对范曾、白雪石等现代名家的画作收藏时,有参考意义。在面对王原祁、李W等中国古代名家的时候,准确性会大打折扣。因为古代书画作品的价格受到了诸如流传经历、著录情况、品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计算方式,并不能得出画家某件画作某一时段的真正价格。李W《富贵多寿图》画价的暴涨,就是古代书画价格不能盲目估算的例证。

这幅画在五年的时间内,画价由94.6万元上涨到560万元,超出画价排名第二位《秋园双禽图》209万元成交价一倍多。一方面说明这幅精品的价值不可与李W其它作品相提并论,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被人们不断认知,不断发掘的过程。同时体现出古代书画是一个蕴含捡漏机会和运作可能性的投资板块,只要有眼力、财力和投资技巧就能够在这里发掘出真金白银。

张蔚星说,除此之外,《富贵多寿》由上海初登拍场,在北京创出最终高价的历程。也可以看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拍卖市场的终极市场,一件作品要想体现他的最终价格只能在北京上拍。可以断定,如果这张《富贵多寿》被长风拍卖拿到香港上拍,是难以在原有470万元的基础上,再创新高的。

李W和郑板桥是亲家

南京博物院藏李W《蕉石萱花图》

李W的绘画雅中带俗,在《富贵多寿》中,他以参天的奇松,缠绕的藤蔓,粉艳牡丹,以及献瑞灵芝,营造出了一派富贵祥和的和谐景象。张蔚星介绍,李W的画作多以描绘富贵吉祥图案为主,这一方面说明作为职业画家,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满足购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李W也通过对这些寓意吉祥之物的描绘,展现了自己积极入世,渴望有所成就的抱负,而他的一生也实践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

李W自小才华横溢,起初他向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但不久便超越老师的水平。其后,他转向兄嫂王瑗学习花鸟画。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时年二十五岁的李W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他毛遂自荐在1714年将自己的画作和诗作,呈送康熙皇帝。康熙很高兴,并安排李W跟随当时的大臣蒋廷锡学画,成为一名宫廷画家。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他在康熙晚年立废储君的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伍,没有支持后来成为皇帝的胤,政治生涯乃至生命受到了威胁。为了躲避祸端,他果断地在1718年离开京城,回到民间,以卖画为生。并在此期间,拜高其佩为师学习作画。

1735年,在乾隆即位的当年,随着当年祸端的消散,李W再度复出,在山东的滕县出任县官。但在任期间,他没有处理好与上级官员的关系。在1740年便被辞退了,但他没有立刻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山东当地卖画。后来在1758年,年事已高的他曾给侄子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要再度进京做官,做复出之计,可惜在之后不久的1760年他便去世了。

实际上,李W的一生在为官上可谓是"两进两退",而且他不仅是个画家,也是具有趋利避害能力的政治家。同时,李W 交游很广,他和郑板桥的友谊在画史上广为流传,他们二人不但在艺术上互相学习,相互推崇。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儿女亲家,李W的儿子娶的郑板桥的女儿。甚至二人曾经同住一处,相互间的亲密程度远超普通朋友。

南京博物院藏李W《喜上眉梢图》

南京博物院藏李W《松石牡丹图》

伪作印章常露马脚

如今但凡有点名气的古代画家,就会有他的伪作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李W自然也不例外。对此,张蔚星认为,李W画作的鉴定在扬州八怪中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不像金农等人那样有那么多的现象,赝品的特点较明显。

张蔚星说,目前市场上李W的伪作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同时期仿造的伪作。这部分的仿品数量很多,但往往在细节和题款上露出马脚。李W 早年曾经学习过工笔画,虽然最后他以大写意画出名,但在他的画作中依然可以看到工笔的痕迹,特别是对细节的把握很准确,如梅花的花瓣,鸟的眼睛等画得都非常精到。李W 的绘画历程有从细到粗的过程,而仿者由于没有这样的过程,只能粗而不能细,因此往往在细节的部分给后世的鉴定者留下破绽。吴湖帆先生在谈到鉴定书画的经验时,特别强调对书画细节把握的重要,细节决定着成败。

另一方面,受到书画制版印刷技术的限制,这些仿作者见到原作的机会不多,没法一比一的仿刻印章。所以仿作的印章与真品在尺寸上大多不符,在印文上不是粗,就是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没有一个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家印鉴款识》中的李W印章相比对,就会准确地判断某一幅画作中印章的真伪。这也就是书画鉴定中的"对印章"。

张蔚星说,李W伪作的另一个类别就是在同时或略晚期出现的扬州皮匠刀,也就是扬州的大路货。与上述伪作不同,这些赝品与真品差距非常大,完全不用思考和细致观察就可辨别。另外,解放以后依然有一小部分的扬州人在仿制李W的画作,这些赝品虽然解决了印章的问题,但所用的纸张和工具都达不到乾隆时期的水准,并且绘画水平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大都比较粗糙。

总之,以上三种伪作在目前的拍卖会上都有出现,以第一种为多,而且能够拍出高价的都是这一种。因为很多人在看图章的能力上有欠缺,而且这些伪作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不仔细观察很容易上当。

张蔚星说,除上述的鉴定要点外,看李W的画作还要关注以下几点。在落款上,李W早年用鱼字旁加一个单的字,60岁以后,除了用字,他还多用了一个角字旁加一个单的觯字。在书法上,李W早年曾向蒋廷锡学画,蒋在书法上学的是王羲之。其后他向高其佩学画,而高其佩的书法学的是米芾。到了第三个时期,李W的书法形成了一种比较厚重,元气淋漓,以颜真卿为主的风貌。因此,如果早年画作上的书法有晚年书法的风格自然必假无疑,但晚年的提款中偶尔流露些早年的风格也有可能是对的。

仿造李W画的人在书法上下的功夫大都不深,徒有其表。或者是一味粗拙没有细节变化,肥厚如墨猪,或者是纤细滑弱气若游丝。看款是书画鉴定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书画鉴定大家所谓看半尺,有的甚至是还没有看画,只看到几个款字就可以判断出画的真假。张蔚星举例说:"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看一张也是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画,我认为是民国年间的仿品。朋友不死心,让我陪他找当时客居南京的一位老先生看看。老先生打开画只有一尺多,看了一个款字笑说:'假的。要练出这样一双慧眼,只有平时多看反复地看。最好是自己也能够写写字,对书法有点切身的体会为好。很多搞书画鉴定的人,之所以搞了很多年没有提高,就是没有实践经验,完全是从理论到理论。现代的书画鉴定大家张珩、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无一不是书画兼工,学养高深的。"

第9篇：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1] “资金市场”系方行先生谈到封建社会要素市场时所使用的概念，参见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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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秋根，男，1963年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应该指出的是：科大卫先生之文寻找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即近代机器工业传入中国、中国开始兴修铁路、开发矿山时，中国本土为什么没有出现可以提供大额工业贷款的资本家，以致只有官督商办、由国家出资或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原因。与这里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制度的关系问题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区别。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1] 原文最早发表于1957－1959年。

[2] 当然从近代营利性法人社团的公司的建立到清政府颁布《公司律》，中间有一段真空时间，此时的公司实体是否法人呢？还可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32]、 [13]( P28-72、P265-313)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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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Questions on Chinese Capitalism Sprout and Capital Market

----Discussion and Supplement with Mr. David’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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