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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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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研究论文

第1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紧迫性

1.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势所迫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货币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国界的屏障,使得一国的金融安全和稳定与其他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息息相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进入了“无制度”时代,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国际金融市场面临较大的投机空间,且投机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发展,使世界货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既相互抗衡又联合妥协的局面,使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日渐明显。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还越来越气象万千: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业务广泛融合,以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业务所取代,多头化的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得金融的涵盖面越来越广,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统一而广泛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迅速发展的票据、基金、证券等市场型直接融资工具的挑战,使得银行与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及工商企业等,均成为金融市场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这些创新变化和鲜明特色,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它们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规制和各国金融政策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需要不断得到改革和升级,特别由政府调制金融发展战略,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务。面对这样的国际金融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归根到底金融竞争需要人才来参与,金融改革需要人才来操控,金融风险需要人才来提防。培养既懂得国际业务规范和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有机结合起来,并能够从全球视角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迫切。为此,中国必须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步伐的同时,也加紧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的开发。

1.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对外开放急需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迈开了市场化的步伐,逐步培养出了大批“懂专业,会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业国际化步伐比较慎重,因而,金融体系还没有彻底摆脱垄断经营、粗放经营和封闭经营状态。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偏低,国际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强。与此相应,人才的培养也比较注重国内金融人才培养,忽略国际金融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内向型的特征,导致国际金融人才短缺,这是中国金融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况。虽然我国金融机构也与国外金融机构存在种种业务联系,但直接竞争的机会不多;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国际金融专业及课程,但中国学生对国际金融知识的运用和外国金融机构的运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认识,所学知识大都还只局限于纸上谈兵。

这种国际金融人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已经开始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并与国内银行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从而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新业务,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银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就不仅指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是还要在国内与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银行竞争。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金融业要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竞争,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国外金融机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更不是中国政府如何为本国金融业提供保护,而是中国金融业如何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中国金融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关键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人才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谁拥有顶尖的人才,谁就拥有一流的竞争力,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实质上还是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又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因此,回应新的时代呼唤,必须加紧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还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和举措

2.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

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明确其标准。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总体而言是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广阔的全球经济视野、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具体表现如下: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首先必须爱祖国、爱人民,具有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因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媒介和枢纽,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的安全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风云变幻中,以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切实维护好、发展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广阔的全球开放视野,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经济动态的目光。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经济优势需要贡献于国际市场,经济劣势也需要求助于国际市场。这些都必须依赖于国际金融人才把握时代金融脉动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找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

(3)具有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敢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善于进行国际合作,具有与对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特点都是国际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该竞争时就竞争取胜,该合作时就合作双赢,需要国际金融人才具备高超的国际应变和交道能力,既能够熟练地应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又能够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自由转换,还能够精通国际游戏规则。

(4)具有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写会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功底。没有深厚理论基础的人必然盲目短视,没有深厚实践基础的人必然夸夸其谈,这都难以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高要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理论上既要熟悉传统的金融理论,又要熟悉现代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既要掌握金融财务技术和计算机技能,又要熟练掌握数理分析和网络信息处理等现代实践技能。

(5)具有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能够参与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创新,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开拓金融创新能力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质的属性,决定了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地竞争力。不仅是微观金融的创新主体,争当在金融实践前沿活动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观察家和实践者;对宏观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创新,也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推进作用。

2.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举措

目前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如期而至,中国急需造就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采取既积极快速又切实可行的举措。

(1)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专业高等教育。扩大对国际金融专业的资金投入,扩大国际金融专业招生计划,并将学历教育、专业资格认证和在职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打通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的快速培养通道,逐步扩大本科直接连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和渠道。

(2)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博士后科研队伍。凡是负责培养当前急需的国际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条件具备、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没有设站的应加快设站进程,已经建站的应适当扩大招收名额。

(3)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国际金融的公派留学生,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的自费留学生;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海外留学人员趋向回国创业的有利时机,注重鼓励和吸引海外国际金融学子和人才回国效力;还可积极主动地吸纳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

(4)加强国际金融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校为主,动员社会力量,丰富培训形式,充实培训内容,建立起“四结合”的培训体系。即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相结合;长期班和短期班相结合;实践锻炼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继续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第2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1.货币政策实施不当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资过多,前期贷款过度,导致国内长期处于货币流动性过多甚至泛滥,加之去年以来的国际粮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过度的进口等,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输入性通胀压力剧增。同时,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南上市银行,为争抢市场份额,甚至放弃应有的风险原则,实施大规模放贷,如,2006年M2增长34%,2007年又增长46%,而同期国内发放贷款余额则从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这些高企的数字均表明越南国内流动性已呈泛滥之势。另外,为了防止越南盾对美元的贬值,越南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卖出越南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货币流动性问题。

4.过早放开资本项目

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宽到49%。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当美联储释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号时,国际资本开始回流,从而使得国际游资不断卖出越南资产,撤出越南市场,导致了股市和房价的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5.基础经济结构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当薄弱,近10年来,急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一直推行较激进的经济改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工业项目,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些工业项目的国内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较弱,实体基础经济薄弱,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因此,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和进口,造成了连年的外贸逆差,相对减少了外汇储备。

二、越南与我国金融环境的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

1.均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次贷危机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促进国际游资转向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游资重点进入经济高增长国家进行投机。这些外来资本在越南和我国国内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收购骨干产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致使国内资产价格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

2.国际热钱不断流入,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越南和我国都是国际热钱首选的投机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仅今年3月份的热钱规模就为123.6亿美元,4月份更高达501.6亿美元,说明热钱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趋势。这些热钱投机于股市、楼市和汇市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样,越南近期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暴涨暴跌,也是国际热钱投机引起的,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3.股市持续暴跌,楼价大幅缩水,使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随着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美元降息周期的即将结束,美元贬值有望见底,很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性投机资本可能撤回。全球性资本的非正常流动必然带来金融的较大波动。这些波动呈现给民众的可能是股市持续暴跌和楼价大幅缩水等,可能会导致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不足。这也是越南和我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不同点是:

1.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而越南外汇储备较少。我国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还多;同时,外债很少,为3736亿美元,仅占GDP总量的11.1%,即使外国投资者全部撤走,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而越南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较少,仅150亿美元,而外债多达305亿美元;同时,越南中央银行人为地把汇率规定在比较高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一旦把热钱撤走,越南货币贬值就在所难免。

2.经济规模不同。我国人口达13.3亿,越南为8440万;越南GDP年增长7%,已被认为超高速增长;而我国近年来GDP年增9%~10%是常态,最高时达到13%。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为3.36万亿美元,而越南仅为712亿美元,我国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南的金融风险比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联系,直接传递给我国并造成较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3.我国资本项目实行稳健的开放,而越南资本项目实行快速的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外资还无法自由直接进出我国市场;同时,外汇进入渠道受到较严格监控。因此,热钱操控我国股市和楼市的潜在风险不大,热钱的撤出,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不会造成金融危机。越南由于资本项目的快速开放,外资能自由进出,一旦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和进出,就会虚抬或打击其股市和楼市价格,给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挤压经济泡沫,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对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来考虑,应在坚持既定货币调控方针的同时,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金融市场潜在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和特别国债等扶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如,农业、能源等领域里的大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减缓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热钱要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潜在风险,积极地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适度开放

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慎重性和适时性。采取分阶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选择地逐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地防范热钱投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3.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因此,要进一步采取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结构。

4.完善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

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在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金融领域的任何微小变化与波动都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导致巨大波动。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高油价、高通货膨胀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

第3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4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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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立,由生存经济看农村高利贷的表达与实践[J],财贸经济,2006,(4):64—69。

[14]周立,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及其演化逻辑[J],财贸经济,2007,(2):56—63。

第5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第6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精品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9-0267-02

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六个方面内容:教学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建设、机制建设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等。国际金融课程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金融学专业六门核心课程和财经类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从而使其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5月,《国际金融》课程被评为东北农业大学第七批精品课程。

一、《国际金融》精品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内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内容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对照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本课程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教学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

《国际金融》课程组校内在岗在编教师共5人,而金融学生数较多,师生比较高,课题组人数还是相对较少。课程组中缺少年轻的教师,梯队层次不明显;没有外聘教师,更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经济师和银行人员的实践经验讲解,不利于吸取外界的新思想。

2.教学内容须不断更新

在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张,国际收支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为此,国际金融理论必须不断总结现实,创新理论,用最新理论分析中国涉外金融的新实践,紧跟当今世界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地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素养。

3.教材建设要不断完善

《国际金融》课程的教材建设要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反映学科的前沿动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改革思想[1]。近年来,国际金融的理论包括汇率和汇率制度、外汇管制、国际储备和金融监管理论的内容变化较大,并且大大扩展了国际金融学的内容体系,而将这些内容变化和进展全部囊括其中的教材特别少,教材建设亟待加强。

4.实践教学环节须进一步推动

国际金融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自2008年以来,课题组教师与试验室人员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探索实践教学。在实验课上进行期货、期权交易模拟、国际结算模拟,使学生有了直观的了解,增强了动手能力。但是金融系的学生人数众多,目前还不能为大家提供全真的模拟实践场所,由于金融专业的特殊性,还不能为学生联系到具体的金融机构进行实习,不能为其营造一种实际的职业环境,不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5.教学方法和手段要不断优化

要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实践环节,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二、《国际金融》精品课程建设的对策建议

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是要倡导教学方法的改革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鼓励使用优秀教材,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是解决好课程内容建设问题。因此,高等学校建设精品课程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 打造一流的教学队伍

精品课程要由学术造诣较高、具有丰富授课经验的教授主讲,要通过精品课程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要按一定比例配备辅导教师和实验教师。一是引进和配备高水平的专家教授,聚集高素质人才。在现有的师资队伍的基础上,注重高水平名师的引进和配置,可以考虑引进一批著名的金融专家担任兼职教师,聘请有专业和实践经验的银行人员定期为学生讲解,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2]。二是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在课程建设中,应积极组织课题组成员结合课程中所遇到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相关的教学论文,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三是扶持青年教师成长,培养后备力量。青年教师培养是打造一流教师队伍的重要保障,应适当增加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通过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由具有副高职以上的教师进行传帮带,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2.完善课程教学内容

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先进,要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同时,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整合优秀教改成果,体现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要建立开放的国际金融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尽量反映最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高度关注国际金融领域发展的新动向,根据讲授和学习的需要,把国际金融领域最新的知识、理论和观点,借助课堂讨论和网络教学平台将新信息传递给学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端[3];另一方面,要组织好相关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为理论部分、政策管理部分和国际金融实务三个部分进行讲述,强调涵盖内容的完整性。

3.加强精品教材建设

精品课程教材应是系列化的优秀教材,应建设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材。在《国际金融》的课程教学中,要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工作。一方面,要重视教材的选择工作,充分体现国际金融课程的必要理论和发展前沿,又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体现所含内容的前沿性、综合性、宏观性和政策导向的特点,构建主线明确、逻辑严密,系统完善的国际金融课程体系,坚持每3―4年更换一次教材,保持所用教材的适用性和新颖性。另一方面,做好配套教材辅助材料的编写工作,可以通过收集最新的国际金融优秀论文并编写成优秀论文集,拓宽学生的视野,深入理解国际金融的理论知识[4]。

4.突出实践教学环节

国际金融是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重视配套实训基地建设,通过实践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创新实践教学观念,彻底抛弃国际金融课程不需要实践教学的陈旧观念,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驾并驱”,以学生为主,为他们设计课外的综合性实践,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其次,重视校内模拟实验室建设。主要是建设外汇交易模拟教学系统,利用互联网接收全球同步的24小时外汇行情,进行外汇实盘和虚盘的模拟交易,并计算盈亏结果,熟悉国际金融业务领域的实际业务流程,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再次,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银行、证券公司和期货交易所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分期分批地组织学生参观和调研,实现专业能力的深度锻炼和培养;定期聘请银行与证券公司富有经验的人员进行讲座和座谈,让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资讯和实际业务操作经验[5]。

5.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国际金融》精品课程的建设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管理,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培养,综合地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项目教学、课堂讨论、讲问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方式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案例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和讨论。开展课堂讨论提前布置讨论主题,让学生在观点切磋中提升对国际金融理论的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使用网络进行教学与管理,相关的教学大纲、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要上网并免费开放,鼓励将网络课件、授课录像等上网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带动其他课程的建设。利用网站的BBR或聊天室,给学生在线答疑;鼓励学生登录国内外商业银行网站或财经网站,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杨玉凤.《国际金融》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2):128.

[2] 乔海曙,冯伟珈.《货币金融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8,(2):90.

[3] 潘晴,刘立平.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116.

第7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际化城市,制造业,发展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对各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我国的制造业也不例外。尤其是给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带来很大压力,使得其生产经营困难,业务量明显下滑,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调整和加快产业的发展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内需保增长,国务院于2009年3月审议通过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其中包括轻工、汽车、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制造业的振兴规划。毋容置疑,制造业的调整和发展,对拉动GDP增长,振兴中国实体经济,起着重大的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数据表明(如下表1),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回升,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再次进入高速发展期。

表(1) 2008年以来中国和北京市各季度GDP增长率[3]

 

年份/ 季度

2008/ 1

2008/ 2

2008/ 3

2008/ 4

2009/ 1

2009/ 2

2009/ 3

2009/ 4

2010/ 1

全国GDP增长率

10.6%

10.1%

9.0%

6.8%

6.1%

7.9%

8.9%

10.7%

11.9%

北京GDP增长率

11.3%

10.7%

6.3%

5.8%

6.1%

9.4%

12.5%

第8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监管体制;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已经成了国家发展的核心,近些年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正在迎接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跨国企业越来越多,不断冲击着传统的金融规则与秩序。就此看来,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监管模式似乎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一、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以银证保三者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金融监管体制。而金融监管体制的主体则是国务院,国务院委托监管三大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只有通过国务院才能发挥其监管职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明确指出,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对国家的证券市场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监督的措施,来维护市场秩序,以保障市场正常的运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虽然管理比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导致了监管体制之间缺少合作与交流,形式比较单一,与国际的交流少。而这种现状已经显然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来对中国进行影响的。我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的缓慢,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业务。在2007年年初汇丰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有60%出口的物资输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来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大,但不良贷款风险存在的条件下,房产等投资出现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此外,中国企业销售的账款回收风险进一步提高。间接上造成银行业效益增长停滞,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反弹。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随着世界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金融行业正在进行不断地发展变革。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总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必须要处理好金融开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管理与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动,维护金融行业的安全与稳定。金融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谨慎创新,避免因金融创新而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使创新成为中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更高的阶段。但中国的金融创新无论是在制度、产品还是手段上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初级阶段的金融创新,导致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过高,竞争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机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结合自身国情,密切地联系金融市场,防止业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密切关注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监管程度,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全局性与有效性。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

(1)向合作化发展。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特点也使金融危机的危险性扩大,波及范围也扩大,以至于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行业。我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金融行业,特别是发达地区的行业,已经导致许多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一些沿海地区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金融行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机的打击。为了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不败之地,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必须丰富起来,最好是能够采用灵活、多变、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广泛协调、合作团结的监管体制,向合作化发展。

(2)向混合化发展。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激烈的竞争背景下,金融业已经开始了创新和变革,新的金融产品也层出不穷,比如说由金融衍生出来的产品交易,受网络环境的影响,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也相继而来,我们只有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体制,鼓励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开展多种类型的金融业务,为行业提供新鲜的服务和产品。监管的方式也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以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适应混合化经营的需要,推动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开始逐渐向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

(3)向国际化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很多金融活动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一致,导致许多跨国企业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来逃避国家的金融监管,钻国家的法律漏洞,从事高风险暴利的非法经营活动,导致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要以国际为标准,将国家内部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国际保持一致,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强化联合监管,使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趋于一致,走向国际化。参考文献:

[1] 张颖蕾.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监管的思考[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第9篇:国际金融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的撰写是我们对学习的总结,每篇论文都要添加参考文献,为什么要添加参考文献呢?这是论文作者对文献作者的尊重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作者都科学研究的态度。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会议论文集参考文献,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会议论文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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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纳德·麦金农,刘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热钱流入、商品价格周期和中美金融抑制[J].新金融,2013/04.

[3]李自磊,张云.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影响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3/08.

[4]张克菲.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D].吉林大学,2013.

[5]李柏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研究[D].武汉学,2013.

会议论文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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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鑫.浅谈会议室的室内装修及吸气隔声措施[J].建材与装饰,201(35):177~178.

[4]杨晓.卧室装修及吸声隔声改造措施[J].建材技术与应用,2015(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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