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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美学自19世纪后期引入中国以来,在教学方面经历了一个较为迟缓的发展阶段,直至1960年北京大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才进入了教学研究与建设的实质性阶段。时至今日,美学教学依然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美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审视时下大学美学教学的现实情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一般而言,有如下诸方面:
1.教学观念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基本上是以知识性的传授为教学观念,即美学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给学生一系列相关的美学学科的知识。具体而言,这些知识则是一些相关的原理命题、美学历史、概念范畴、体系架构等美学学科的基础内容。这般专重知识传播的教学观念完全忽略了美学学科的人文属性及其价值意义。
2.课程设置
中国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比较特别:一是在哲学系院完整的大学设置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是在中文系院成熟的大学设置美学或文艺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文艺本文由收集整理美学。依据当下美学界研究人员的分布,一般都是在大学中文系院从事美学科研与教学,故美学与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相互交叉的现象。并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美学课程并非是专业必修基础课,而是以专业选修课形式设置。这种课程设置现象因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学科认识而显边缘化、混乱化。
3.教材选择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所选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国家统一定制的教材。此一类教材的编写是国家遴选的一批专业人士集中协作完成的成果。而编写此一类教材的指导思想是,其美学思想里的基本原理命题亦是美学问题,即实践(的实践义)美学基本问题。近些年,亦有一些学者自己编订美学教材,并在自己从事科研与教学的大学使用。此一类教材,一部分亦是在指导下完成的,另一部分则是从自己的美学思想出发来完成的。此一类教材虽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但并不一定为学界所完全认可接受。此不单是时代的社会因素,亦有其学说思想的精致与粗糙、周延与疏漏等因素。
4.课堂教学
中国大学美学教学主要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即主讲老师讲解国家统一版本或自己编订版本的教材内容。其讲解的内容亦主要是知识性的学科基本知识点,缺乏基本知识运用于具体审美活动的内容,亦缺乏对原理命题及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的清晰梳理,还缺乏对原始经典的介绍与讲解。其授课的形式一般是满堂讲解,期间鲜有师生互动等相关内容。此般专重知识点传播的课堂教学,既不能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亦不能培养学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还不能培养学生认识、了解、阅读原始经典的能力,更无法实现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审美教育意义。
5.考核方式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考核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期中考核,以开卷或论文写作的形式进行;二是期末考试,以闭卷的形式集中统一定时完成试卷。中期考核方式与内容相对较为灵活,由任课老师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期末考试方式与内容则是全年级统一定制的试卷。因为教材是统一的,期末考试试卷是统一的,所以每一老师课堂教学的范围与主要内容也须是统一的。如此一来,课堂教学则失去了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个性与创造性。
二、美学教改的探索与方法
针对上文对时下大学美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而作的分析,下文尝试探索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转变观念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有其独特的知识性内容。课堂教学亦需要传授学科基本知识。但这并不是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其全部内容。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性质的学科,自然具有最终必定指向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在美学学科及其教学实践里的具体表现就是审美教育的人文化这一项内容。此即是说,学习美学的最后目的是指向通过美学理论的学习与应用来教育受教者如何培育一颗审美的心,如何完整自己的人格结构,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性品格,如何升华自己的情操格调,以期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健康成长的人。美学作为哲学的下属学科,是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自然秉有哲学的基本性质:周延的逻辑性,严密的思辨性。因此,在美学教学实践里,不仅仅要罗列说明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等知识性内容,更要阐释清楚这些命题是如何论证出来的,以及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等理论思维问题。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以此为案例可以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理论思维,而令其受用一生。
2.完整课程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诞生的思想语境及发展的思想历史。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需要从其自身的学科实际出发,一方面讲解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另一方面梳理美学历史的内在逻辑脉络,尤其是伟大哲学美学家的基本美学思想及其起承转合的逻辑关联。承上文,美学又是哲学领域里的人文学科。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还需以审美化育为终极人文指归。基于美学学科如上的实际情况,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一般应有美学原理及美学历史两门课程,而且美学历史课程因其自身理论的系统性及时代关怀的人文性而更显重要性,故需将其置于与美学原理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或置于其上尤佳。正是在此
意义层面上,若因办学机制的学时限制而只能二者取一,笔者认为概论性质的原理课程可舍。
3.原典教材
承上文,美学课程的设置需以其历史课程为主要内容。依此课程设置理念而选定的课堂教学教材,亦当是美学历史类的著作。但不能以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而应该以美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美学家的基本美学著作作为课程讲解的基础文本。为什么不能选取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类的著作作为教材?因为此类著作亦如概论性质的原理教材一般是泛泛而谈者,给学习者脚不着地的不踏实感。为什么只能选取经典美学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讲解文本?因为这样可以完全真实地经历美学家思考论证问题的完整的思维过程,从而系统完整地训练学习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4.经典解读
美学教学的教材当以美学历史上经典美学家的经典美学著作为依据文本。对于经典美学著作的讲解,亦不能如概论性质的知识性讲解一般,而应是精细完整地讲解。即一方面要逐字逐句地讲解字面义、文本义、引申义,另一方面要说明字词句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最后则从篇章的层面来把握美学家对一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解答的完整思维过程及逻辑结构的层级性。在完成原典文本导读之后,再展开史论的讲解,而实现以点带面、以史导论的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还可以培育学习者宏观的历史思维能力及发散性的创造思维能力。
5.记忆运用
美学教学改革的最后一项内容则是考核方式的改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特有的学科基本知识性内容;作为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又有逻辑思辨及辩证思维的特性;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必定具有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指向性。因此,对美学学习者的考核须兼及上述学科特性。就知识性内容的考核而言,可通过闭卷的形式定时定点定量地完成书面试卷。就理论性及人文性的考核而言,其方式比较灵活,但一般而言可采取开放型的论文写作方式,此只需规定论文的篇幅、文献的引证数量及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可采取短文写作方式,此需规定统一的时间地点论题。论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系统地提出、分析、解答问题的完整思维能力、阅读范围及质量;短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理论资源储备情况、应急思维能力。此需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考核方式(不含统一地选拔人才的考核方式),都应由任课老师根据其教学的实际情况展开,以充分个性的教与学来实现师生的创造性发展。
三、美学教改的语境与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化的时代,而现代化时代背后的思想语境是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因此,对大学美学教学改革的反思与探索,自然无法跳离现代性的宏大语境,反而,更应该从时代的现代性语境来反思探索大学美学教学改革,这样才更加切实,更显时代意义,更具学术价值。
1.现代性语境
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性思潮关注与彰显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之知性功用。此一思想将人的知性思维功用无限地强调并放大,其具体表现就是以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无处不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正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工业文明,而辉煌的工业文明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及生活条件。然而,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化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与享受的同时亦带来了苦痛与灾难。即现代化技术在向自然索取以满足人类的同时将人类带向了其自身的对立面:人为科学技术所支配,而
成为碎片化不完整的人,进一步说,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心灵无处安放而滑入精神虚无主义的深渊。
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除了在第四条路径上更频繁地落实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交流外,其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三条路径得以开展。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在这三条路径上各有侧重、彼此交织、相互生发,从而形成了美学研究的三重主要向度。第一重向度体现为对国外前沿美学热点问题的跟进,呈现了美学研究积极开放的国际性视野,构成了学界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二重向度体现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传统美学理论的自觉审视,呈现了美学研究返本开新的本土化重建,构成了学界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三重向度体现为对中外美学理论的综合与创造,呈现了国内美学研究自主创新的全球化理论诉求,构成了学界美学理论或美学原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三重向度对应于美学学科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构成了当前国内美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可以说,2011年的美学研究在这三重向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对国外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一直是近几年来国内美学研究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从“新世纪美学译丛”、“美学与艺术丛书”、“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环境美学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等丛书系列就可以看出美学著作翻译的盛况。这些译介丛书面向的几乎都是当代西方美学学者的重要著作,其取材也往往是当今国际美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有力地提升国内美学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拉近了国内外美学研究的距离。与如火如荼的美学翻译一致,美学界除少数人还在甘于古典西方美学的耕耘外,更多人把目光都转向了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
2011年,随着身体美学学科倡议人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身体美学”暑期课程以及其最新著作《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的推出,国内关于身体美学的研究进一步升温。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举行了以“身体美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身体美学的内涵、最新发展状况以及东西方传统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2011年的身体美学研究还呈现以身体为问题域的理论辐射状态。一方面,围绕着凸显身体主题,尼采、杜威、梅洛-庞蒂、德勒兹、拉康、齐泽克、福柯等哲学家的美学思想日益受到人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新的译著和大量研究论文。吴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马元龙的《精神分析——从文学到政治》、冯学勤的《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论尼采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反形而上学维度》、王秋海的《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都可看作国内美学研究者对西方文化身体转向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身体维度也被一些学者用以来解决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理论困境。如刘成纪主张引入身体美学的讨论来解决生态美学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困境,王晓华在《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中则提出用“身体—主体”来化解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各自的理论偏执。虽然国内关于身体和身体美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身体问题在西方文化有着知觉经验、精神分析、权力规训等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儒家和道禅等完全不同的身体观念,要真正深入理解身体美学所涉及的复杂的知识背景,特别是艰涩的法国哲学家们的身体哲学,国内美学研究者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与身体美学紧密关联,视觉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理论焦点。2011年,美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列奥·施坦伯格的图像学批评文集《另类准则》和简·罗伯森等的《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文化》都被译为中文。随着艺术学正式升级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也相应升级为一级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性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这样,与艺术学理论存在学科交叉的艺术哲学(分析美学)与视觉性研究将会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正如前几年分析美学关于艺术定义方式的争论曾一度成为美学焦点一样,相信视觉文化研究同样会吸引爱好追逐热点的国内美学学人。吴琼对视觉文化、视觉批评研究的系列论文,肖伟胜的《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等表明了国内视觉文化领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较好的理论水准。
2011年,西方美学研究迎来了一次“小阳春”。《美学研究》辑刊作为国内美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其2011年卷延续的依然是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一现象实际昭示着中国美学研究正在进行着理论研究的转型。不过,傅其林的《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丁国旗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陈波的《真理与批判——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都表明了西方美学研究依然是当前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作为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家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也日渐受到了人的关注。
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运用新方法、新视角重新诠释中国古典美学资源以及如何深入经典文本去展开美学理论研究成为了从事中国美学方向研究的美学学者的基本共识。这种研究思路构成了2011年国内学界美学研究的第二重向度。新方法、新视角的介入,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焕发出古为今用的当代意义,这也是中国美学学科自成立起就面对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之中才能得到新的编码、配置和重新解释。成中英的《美的深处:本体美学》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的方法阐发了中国美学的全球性意义;李雄燕的《从生命美走向生态美——〈南华真经〉四家注中的美学思想研究》把生命与生态的视角运用到了道教美学思想 研究中;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从文化视野的整体观照出发,对美学范畴进行了梳理;朱存明的《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运用图像学理论拓展了汉画像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锡坤等人的《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一书。该书通过借鉴接受美学方法,贯通《经》、《传》,详细地对《周易》整体美学思想进行了钩沉,堪称力作。论文方面,皮朝纲关于成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的提议、张法的从“多元一体的天下观”出发来改变目前中国美学史仅片面写作汉民族美学史现状的提议以及邓佑玲关于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美学”学科的提议值得重视。另外,朱良志发表了一系列对道禅美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很准确到位地把握了中国道禅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神的不同之处。如何把这种中国美学特色在跨文化交流中彰显出其基本的普遍认同性应成为后续的理论问题。当然,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上,如何改变过去简单性的美学概念或命题罗列式研究方法而从整体哲学上去寻求美学的思想定位、如何回归文献进一步深化对文献的整体理解与合理诠释、如何提升艺术美学的哲学高度等都是有待努力的地方。
2011年美学研究的第三重向度主要体现在体系性的美学原理或美学理论相关观点的进一步完善。该研究向度是在吸收近年来第一、第二重向度研究理论成果基础上,面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和全球化语境而进行的理论综合与创新。《美学导论》(彭锋著)、《美学原理》(彭富春著)两部教材都自觉地把中西美学资源和当前一些美学前沿问题纳入自身的美学体系思考之中,体现了新世纪教材的特色。不过,相比前些年美学体系建构热潮以及各大美学体系之间的热战,2011年的美学理论建设更多地是处于一种深化和完善状态之中。其中,我们看到了陈望衡、薛富兴对“环境美学”的跟进、张玉能对“新实践美学”的拓展研究、朱立元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杨春时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刘悦笛对“生活美学”视角下的儒家思想研究等等。另外,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美育学刊》从2010年11月正式创刊,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美育研究。当然,如果要说到第三向度的一个美学热点,那依然是生态美学莫属了。
生态美学是基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现状而兴起的。它立足于现实基础,响应全球问题,参照本土理论资源优势,故在近年来的美学研究中一直都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例如,2011年中华美学学会年会就是以“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为会议主题,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了美学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在理论建设上,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实际上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研究的三重向度上齐头并进,不但有对西方生态美学的译介和研究,而且有对中国古典美学生态资源的发掘,同时有在占有中西理论资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继2010年《国外生态美学读本》(李庆本主编)、《生态美学导论》(曾繁仁著)等著作,2011年国内又推出了《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党圣元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刘彦顺主编)等著作。前者选择的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作,而后者的范围则涵盖了古今与中外的重要理论资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意图摆脱过多援用国外理论资源的体系建构现状,显示了一种凸显本土创造性的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与生态美学对自然美的关注相勾连,学界还发表了多篇对自然美概念展开史论研究的论文。由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实践美学、中西古典美学对自然美有着不同的视角,目前要想取得一个有关自然美的学术共识还很难。自然美问题的分歧实际昭示的也正是国内美学研究者对生态美学的分歧。如果一门学科在国内都无法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要参与国际对话也就更为困难。而且,中国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更多本土理论特色的美学体系,它与西方的生态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是一种自然科学背景下的科学认知,而中国的生态美学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的哲学定位。所以,要想让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富有成效并在跨文化交流中凸显自身的位置,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
关键词:音乐美学;舒曼;感情论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着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1
广告美学是研究广告中审美现象和审美规律的学科,是广告学和美学相结合的边缘性学科,是指导广告创作的基本理论,具有社会使用功能和社会市场价值,广告美学服从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就学习和研究多位学者关于广告美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以期对广告美学的认知更加深化,从而在实践中实现对广告美学多元化、互动化、人文化的理解。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一)广告美学著作方面
王世德教授的《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一书,理论根基深厚,立论高屋建瓴,是我国第一部正面论述商业文化学和广告美学的学术专著, 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思维缜密, 理论性强, 是这本专著的一个鲜明特色。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广泛借鉴现代哲学、物理学、心理学、符号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此外, 研究深入细致, 注意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广告和商业的审美规律,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具体分析广告和商业中的审美规律, 这是本书的主题部分, 也是本书最有实践价值的部分。
刘泓在《广告美学》一书中认为,广告传播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传播现象。面对广告传播的发展,我们显然必须在经济营销、媒介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当中去寻求其美学意义的系统结构及其发展过程。这篇著作在讨论广告美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与广告美学的发展,提出了广告的社会责任与“消费美学”的崭新认识,同时,还分析了印刷广告、电波广告、户外广告、网络广告等美学特点以及广告创意表现与广告审美心理等,并进一步展望了广告发展的当代美学趋势。
张薇编著的《广告美学》里介绍了广告美本质的多维透视、广告主体活动美、广告载体要素的组合美、广告美的价值功能、广告审美心理、广告审美意象的创构、广告的艺术形态学考察、广告美发展的动力学分析等。基础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恒定性,正是这部分内容构成学科的基础,教材内容反映现实的前沿性发展,实现了教材基础性内容与前沿性内容较好的结合。将前沿性内容融入基础性内容的框架系统中。
(二)广告美学论文方面
宋顺清的《广告美学初探――从美感谈开去》讲述了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为劳动促进了大脑功能不断优化,从最初的感觉、感知、潜意识,发展到能动脑筋利用、制作、使用生活生产工具,并模仿和辨别自然界及其人类行为,从而产生了喜怒哀乐等等复杂的情感。这种心理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是伴随人们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行为而渐渐的发展变化的。美感是大众认知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一种心理现象。美学与心理学是有必定的关联和影响的。
吴志翔在《广告美学:符号的创世纪》里写到:“传媒时代,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变。哲学语言被稀释,以最简易、最媚俗的方式被理解和传播。”这是吴志翔这位学者的洞察和感慨。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社会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发展。符号的隐喻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包括了一种价值上的傲慢和偏见。这种隐喻性最直接地从广告中扩散开来。广告形象是当今时代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有力符号。大众化的广告传媒把很多变成了可能,它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符号创世纪”运动,所有投身其中的人可以说是“形象设计者”,他们在创造美妙的世界形象。
崔银河的《试论广告美学与受众审美接受》指出,广告就其本身来说有商业化、社会化或公益化信息传播的意图,与此同时也是有着明确的审美价值属性的艺术作品。策划广告的设计者人设计和创作广告作品的同时,也应该将其广告作品的审美切入点考虑其中,这样才会因其广告创意自身的独特而深深地吸引住人们的主义,才能使消费者因为对广告作品的独特而去喜欢上该广告作品,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化。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严重脱离审美实践,这种脱离使得美学研究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鲜活生动的感性体验世界。继承传统的真正秘密在于挖掘、体会、并在生命个体身上复活这种灵动鲜亮、清新刚健的生命状态,使这些内化在我们现实人格之中。就是说,这种“生命形式”的复活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活。
一、我们的问题:美与美学的距离
近日读到宗白华先生批评上世纪初中国学术风气的文章,文中说,中国的学者“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相互关系,替他们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这话现在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而且还感到切中时弊。因为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实际中,充斥着这种陋习。当前的美学研究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诸多学者、学子幽闭在一室,为生计、为职称、为学位穷经皓首,埋头苦读,在理论中寻找理论,在体系中拼凑体系。他们所从事的乃是这样的工作:先集中精力埋头于先哲经典或二手、三手的介绍性资料中,努力寻觅挖掘,然后块块切割,拼接出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俞吾金先生对当下的研究风气也有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中国美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激情和灵魂。”俞先生指出:我国当前的美学研究在繁华的表面之下乃是“空前的贫乏”,并且认为这贫乏有三种表现:1、“美学理论的肤浅与趋同”;2,“审美趣味的普遍下降”;3,“审美鉴赏力的普遍丧失”。笔者以为,这也应当是美学研究学者们的共同感受:我们正是在用扼杀感性的方式来研究所谓“感性学”。以美学为毕生事业的学者,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进人绚丽的审美世界,没有超脱浪漫自由闲适的审美心境来体验“美”的丰富高妙,更没有物我合一宠辱皆忘玉树临风的人生审美境界。审美并不能改变某些学者自己庸碌狭隘的品性和人生,他们还有什么自信向国人宣传学术的高尚!
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恢弘壮阔的古代文明,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但正如杜维明先生曾经指出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或许已经失去了记忆。在上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在不断变换各种形式的革命、颠覆和批判中度过,在这剧烈的变幻和冲突中,中华古文明能有多少珍贵的财富沉淀在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和生命里?
当我们停下枯燥艰涩的阅读,合起或晦涩艰深或陈词滥调的某些美学著作,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审美研究,我们随即就会从中见到鲜活的生命、灵动的情感和彭湃的激情,心情和目光也不免随之一亮。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美学研究中有极其宝贵的审美品格,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复活这样的审美品格应当是我们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新的纬度,这也应当给今天距离美丽越来越远的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启示。
二、传统美学:生命的投入与怡养
成中英先生在《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中曾经写道:
“世界上有两种人会走哲学的探索之道。
一种人是想追求宇宙的真实,想从知识上去掌握存在的真理;这种人探索哲学的动机是理性知性的。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知识惊诧’,也许就是指这种哲学的冲动。
另一种人是基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亦即基于某种存在境遇而引发对哲学的兴趣。这种探索哲学的动机是实践的、生活的。《易·系辞》中所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可说是第二种探索哲学的因缘”。
成先生认为,这两种因缘的差别在哲学的源头之处,决定并且显示了中西哲学品质的不同。西方哲学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身外的宇宙,是把自己作为认识主体之后,进而确立的认识对象—世界。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发问和回答都是这个世界的本源问题。最早有记载的哲学家如泰利士、阿那可西曼德、阿那可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包括柏拉图都在不约而同地探索并试图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的关注却在于人,在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中国哲学的探求之情乃是激发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遇。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中国哲学回答的是:人,单就成为一个人的角度,应当如何去做的问题。他写道:“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他。在这里冯友兰先生又引用金岳霖的话来突出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追求:“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地纯粹体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
由此可见,整个中国哲学一方面在学理角度追求个人内心的圣洁,追求个体行为的高尚;同时更注重在自己个人身上,在生活现实当中实现这种哲学追求。在中国哲学的探求道路上,生命的全面彻底投入,是它题中应有之意。同时,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中,又养成了人与自然天生的和谐。中国文人特别注重在自由山水中作生命的怡养和享受。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
在这样的文化基础和逻辑道路上发展,它的当然结果就是:在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场景里,文人墨客可以挥洒他们的才情,舒展他们的生命。所以,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济世情怀的孔子也有纵情山水的审美梦想,当听说曾点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时,夫子也不免“啃然叹日,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展开了中国传统文人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热情四溢的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古人的浪漫情怀就寄托于山水之间,与自然在本质的合一中同欢共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无须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隐逸闲适;“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在洒脱;“把酒临风,宠辱皆忘”的志士情怀;明月松间,清泉石上的优雅诗意。中国的艺术每时每刻都与生命紧紧相连。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艺术“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的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生活内容和意义。
甚至,中国的美学的理论研究也表现出一种真挚与鲜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庞杂严密的理论体系,较少精密细致的逻辑推理,但却有精妙审美体验的点滴总结和直接表述。美学之“美”也并不构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魏晋时期美学理论推崇“神与物游”“气韵生动”;唐代提倡“离形得似”“境生于象外”“以心性为本,’;在明之后则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国传统美学始终在感性化地倡导和追求“境外之象,言外之意,’;追求飞鸿泥爪之痕、羚羊挂角之迹;追求物我两忘之境、心斋坐忘之怀;追求“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艺术之本源;追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笼四海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审美想象空间。中国人自觉地在这天然的美妙与绚丽中间怡养自己自由超脱的人生,注重抒发主体的情怀。总之,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它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美学。
三、传统的崭新继承与心灵的全面开放
刘小枫曾经指出:“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审美问题实际定位于哲学家和诗人们面临现代型社会形态的困境时所思虑的种种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学’不是一门文艺学学问(甚至不是一门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的一种生存态度。哲人和诗人关注的是感性生存的可能性,审美(感性)形态涉及到人的生存意义的救护。纵观现在美学研究的实际,我们提出的疑问是:我们的研究还是不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回答?我们是否有能力作出美学角度的回答?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前的美学研究与传统的美学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已经长久地远离了艺术审美之境。大家都在重复别人已经重复了的真理,都在经典著作中“顽强地”寻找,以便能从中挖出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来切割和拼凑自己的所谓学术成果。
当然,美与美学是两回事,审美愉悦和从事美学研究更是两回事,但我想,我们从没有丝毫美感的人生与事业中决不会找出关于美的真理、美的规律。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
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
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
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
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传承、开发中所利用和学习。目前,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黎锦装饰艺术”专业,我们可以更好的将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黎锦专业学生的理论与艺术修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为黎锦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有利于保持海南民族特色,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弘扬民族文化艺术。
作为从事海南本土高校教育的专业美术研究工作者,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研究那些相对主流的文化艺术上,而更应该义不容辞的立足本土,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投身到海南黎锦技艺的研究和开发中来,继承和弘扬黎锦文化,建设良好的人文环境,打造海南文化名片,让海南黎锦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当中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晨,林开耀.黎锦[M].苏州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亨利·柏格森 边缘化 人文意义
亨利·柏格森(1859-1941),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其代表作《创造进化论》曾以其“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及其卓越的表现技巧”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柏格森已经进入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大思想家组成的行列,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那么,柏格森哲学在当今国内学术界有着怎样的地位,它于昔日的红极一时又相距多远?
一.研究现状
从时间的角度看,柏格森在国内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之前、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以及新世纪的前十年。本文主要侧重于第四个阶段的研究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潮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柏格森哲学重拾记忆,以新的形象返回中国。进入21世纪,国内柏格森研究迎来新的气象:不仅期刊文章数量大增,柏氏著作不断重版重译,相关论著也明显增加。
1.1期刊研究
与前一时期相比,新时期有关柏格森研究的论文从质量到数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内容涉及柏格森思想的形而上学、美学、宗教与道德等方面。除了深入探讨绵延、直觉、生命等概念外,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价柏格森,其中《柏格森的科学哲学思想》与《柏格森: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探讨了柏格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心与身的交汇—柏格森“二元论”及其实质》讨论了柏格森的二元论与传统二元论的区别;《悖谬乃哲学的姿态——对柏格森的重新解读》从哲学的悖谬精神解读柏格森。不少学者还展开了柏格森思想与中国哲学、美学与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试论禅宗与柏格森的直觉思维》、《庄子与柏格森的生命本真之思:道与绵延》、《直觉与诗意表达:品味柏格森与庄子之哲学语言》、《从与柏格森的角度论生存的本质》等论文展开的是柏格森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柏格森哲学对时间观的影响》、《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从柏格森看郭沫若生命诗学的理论渊源》、《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的柏格森资源》、《柏格森与中国现代哲学》等铺开的是柏格森在对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震动和回声。
1.2著作重译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柏格森的主要基本著作都有了中译本:1919年张东荪译《创化论》、1921年杨正宇译《形而上学导言》、1922年张东荪译《物质与记忆》、1923年胡国钰译《心力》、1927年潘梓年译《时间与自由意志》、1933年翻译《论滑稽的意义》等。由于各方面原因,这时期的译本大多都是从英译文转译而来。
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柏氏著作的翻译工作全面展开,以上著作都出现了新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不同译本,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与前期不同的是,新译本大部分从法文本直接翻译而来,译者也多是哲学和柏格森研究方面的专家,因此译本质量较以前有大幅度增加。此外,还出现了两部国外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它们为进一步系统理解和研究柏格森提供了条件。
1.3专著研究
这一时期柏格森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以下几部论著的出版:尚新建《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2000)、吴先伍《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2005)、王礼平《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2007)等。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是国内较早集中探讨柏格森著作的重量级研究成果,对于此后的柏格森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论著一方面沿着柏氏思想自身的发展解读著作,同时又将其置身于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中,既能展开柏格森与不同时期哲学家的比较,又能引入当时国外最新、最具权威的柏格森研究成果。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展开的是横向影响性比较研究。它首先从厘定现代性的概念入手,将柏格森定位于现代性内部的批评者,完成柏格森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衔接,为进一步理解柏格森思想打下基础;该研究着重论述了近代中国在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对柏格森思想的吸收和借鉴。针对新时期国内柏格森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该论著有着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文献丰富,紧跟国际前沿,提出不少新颖的学术观点,代表了新世纪柏格森研究的新气象。该研究最具创新之处在于它大胆打乱了柏格森著作的先后顺序,以绵延本体论为中心,重新组织柏格森思想中的诸多核心概念,突破了以时间和体系来规范柏格森主义的窠臼,体现了柏氏所倡导的开放与创造精神。
二.现状分析
近年来,法国哲学尽管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柏格森研究较之以前也有所加强,但总体而言,无论在西方哲学史、还是在外国文学及文艺学研究领域,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
2.1边缘化现象
柏格森研究的边缘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柏格森在教科书中的缺失。除了在哲学史教材中的短暂提及,我们在时下最流行的美学史、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教程中鲜见柏格森的影子。
第二,柏格森著作中译本的缺憾。到目前为止,柏格森的四本主要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都有了中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译本。就译本而言,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们为国内的柏格森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无论是来自英译本还是法文原著,在细节方面它们都还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除了这四本主要著作外,柏格森还有大量重要的论文、演讲稿和课堂讲义。从《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柏格森思想的发展演变至关重要。而目前这些重要的柏格森遗作在国内尚没有中译本,成为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的屏障。
第三,柏格森研究成果的翻译工作尚未展开。如前所述,在国外尤其是法国,柏格森思想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由于对柏格森在哲学史上定位的不同,国内外的柏格森研究出现了一定反差,这一反差也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借鉴之上。相对于柏格森的著作而言,其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在国内更加滞后。现今为止,只出现了两本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而其中第二本完全是仰仗了德勒兹的大名,原本是出于研究德勒兹而非柏格森的需要。
2.2原因分析
近年来,国外的柏格森哲学研究风起云涌,涉及其哲学史地位、本体论与方法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科学、以及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柏格森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思想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但在国内,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国内外研究热点的这一反差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国内众多西方或新或古的思潮涌动中,柏格森为什么仍然被遗忘?
一.非破坏性。纵观中西方思想史,最具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思潮往往更能吸引目光。与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的全盘拆解和彻底解构不同,柏格森属于建构性的学者,他既批判理念哲学中存在的永恒静止,又不放弃对存在的终极追问;既觉察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理性之弊病,又积极将科学取得的最新成果用于形而上学的构建。他站立在世纪的交叉口,一手拥握对传统的记忆,致力于寻求对存在、真理和绝对的终极认识,一手指向自由的未来,对常识、语言、科学和理性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虽然没有像尼采那样公开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划性口号,却实实在在地从事着重估价值的工作。这是一位温和而又犀利的学者,他不像并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不惜将一切拆解为废墟而后快。在拆解和批判历史与传统的同时,他又通过记忆理论将它们不断地融入到现在:柏格森在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建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调和遮掩了柏格森思想犀利而尖锐的刀锋,使其失去了一部分应有的关注。
二.非功利性。就其哲学思想的结果而论,非功利性是导致柏格森在国内学术界被忽略和遗忘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柏格森相比,后现代的思想家们经常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从现实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问题入手,通过思想领域内的沉思和探讨,企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后现代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戴上了功用性的标签,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目光。而柏格森的思考则是哲学领域内的思辨,他从意识的直接经验材料出发,将实在定义为变动不居的现实变化;他拆解传统理念哲学,批判机械论和进化论思想,反思近代科学,将它们对静止性和空间性的偏爱归因于人类注重功利的思维天性;他认为针对行动的智能分析只能认识静止僵死的事物,只有流动的直觉才可以深入事物内部,认识真正的运动和变化。以时间的思维而不是空间的思维、以直觉的方法而不是纯理性的方法来看待宇宙人生的范式体现了柏格森重变化、轻静止,重多样、轻同一,重精神、轻功用的思想实质。在讲究效率、追求功用、注重现实意义的当下,柏格森研究在国内的边缘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三.研究缺憾
在相关领域的边缘地位使得目前国内的柏格森思想研究在整体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鲜有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阐释柏格森。柏格森思想是在对西方传统理念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芝诺诡辩一直到近代的康德哲学,柏格森思想纵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不遵循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就无法从根基处把握柏格森。二、缺乏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认识。将柏氏思想从其时代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行纯哲学的分析是自新世纪以来有关研究的主要表现。这种研究虽然带来了柏氏思想解读在某一领域的入木三分,却忽视了其根本的出发点,无法认清柏格森哲学的根本任务。三、在柏格森思想研究过程中缺乏追问的人文精神。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大多都是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解释柏格森的思想,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吸取相关内容,尚缺少对其哲学前提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国内研究大多是国外研究的重复或阐释,很难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21世纪头十年国内柏格森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柏氏思想本身的非破坏性和非功利性,它在国内的边缘化地位有一定的时代必然。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我们要感谢那些柏格森思想的研究者们,他们提供了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柏格森主义解读。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先行铺垫,就没有对现存柏格森思想解读误区的思考,也没有对柏格森思想较为准确的理解,更不可能出现未来更为精准的解读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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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柏拉图对“美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开启,是对“美的本质”哲学追殊的历史性揭幕。由此,西方美学开始成为体系性的美学。分析美学放弃了对“美是什么”问题的理论思辫,试图从其繁复的语言分析中消解美的本质。而海德格尔在早期就为美学莫定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美的本质”等经典问题不再有意义,“美”只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美学的构建—柏拉图“美是什么”之问
在美学史上,要判断一个美学家居于何种地位,不仅要考察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更重要的,还要弄清楚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而如何改变了美学史的走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作为传统美学的开山鼻祖专著《大希庇阿斯》中,第一次向世人提出了“美是什么”的问题。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历代美学家苦思冥想却又始终无法获得其答案的斯芬克斯之谜。自以为是的智者希庇阿斯给出了若干答案:美的汤罐、美的小姐、美的竖琴…,然而希庇阿斯拥有的只是常识,柏拉图追问的却是哲学。希庇阿斯的答案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只是对“什么是美”的回答,而没有回答“美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个别事物作审美判断或经验描述,后者是在各种美的现象中找出“美”的普遍本质。希庇阿斯显然答非所问。我们不难理解:一个汤罐是美的,但“美”并不就是一个汤罐;一位小姐是美的,但“美”并不就是一位小姐;一把竖琴是美的,“美”仍然不就是一把竖琴。Www.133229.CoM在柏拉图看来,“美”与美的事物—美的人或美的物是不同的,使人或物成其为美的人或美的物的乃是“美本身”。“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其为美,不管它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人,一个神,一个动作,还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柏拉图问的,就是决定美的具体事物之为美的“美”的本质是什么。要从哲学上论证“美”是什么,就要透过美的现象去追寻“美本身”(“美”的本质)是什么,而所谓“美”的本质,是指凡是美的事物都必须具有的某种质的规定性,即“美”的根本原因和依据。有了这种规定性,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的事物,它可以用来说明一切事物的“美”。
有了柏拉图的追问,西方才产生了美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是西方美学的始祖和创立者。“美”的本质问题作为美学的终极之问,构成了不同美学体系得以产生和完成的基础,决定着西方美学不同体系的具体面貌。正是对“美”的本质问题的不断追问,构成了两千余年经典的西方美学史。
柏拉图把人类推人了问题,从此西方美学走上形而上的理性思辨之路。“美”是什么之问使人面对美的事物时,不是把思想局限在这一事物本来有限的美上,而是追问在它之后或之上的决定它之为“美”的本体。这一运思方式的实际结构是使人小看前面事物的美,转而追求真正的、永恒的“美”的本体。然而,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柏拉图自己就深深感受到这条道路的艰难。在《大希庇阿斯》中,柏拉图以设问方式否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但在结束的时候,他给出的,并不是关于“美”的本质是什么的明确答案,而是令期待了半天的读者感受到期待落空的话:“美”是难的。此后,智者哲人对“美”的探索不断印证了柏拉图的预言。有了柏拉图的一声猛喝,人们不会再把具体之美按照以前的方式认作“美”,可是当人们依照柏拉图的思路去寻找真正的“美”时,竟发现找不到“美”!《大希庇阿斯》暴露了西方文化建立美学时就预含的悖论。
二、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消解—“美的本质”是一个假问题
悖论既然产生,势必要寻求新的解答方式,现代西方哲学独辟蹊径,形成了对“美”的本质的新的求解路径。
与追求思辨严谨、体系完备的古典形态的美学体系的建构不同,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主流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原有的命题与方法,不再以“美”的本质的研究作为建立美学体系的基点,而是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问题人手展开自己的美学思考,企图通过现象的描述、经验的考察、心理的分析得出具体而确切的结论,从而在理论建构中由抽象晦涩的思辨演绎转变为具体感性的分析考察,形成了迥异于传统的“自上而下”、代之以“自下而上”的研究路数。分析美学正是这其中的代表流派。
分析美学从其繁复的语言分析人手,试图消解“美”的本质这一基础,并力图由此摧毁传统美学大厦。分析美学认为,正如语言现象“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而只存在“许多不同方式的相互联系”一样,“美”也不存在什么共同本质,而只存在“美”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使用。由此,分析美学主张把“美是什么”或“美的本质”视为“假问题”,从美学领域清除出去。
在分析美学看来,这个假问题肇源于语言的误用。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力图建立理想的语言陈述的逻辑形式,通过确立理想的语言逻辑形式和意义标准,清晰地区分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所谓“可说的”,就是我们的语言能够说清楚的。在他看来,语言是思想的表达,而思想又是经验事实的逻辑图像。因此,语言与经验事实之间有一种先天的逻辑对应关系。只有将这种关系澄清了,才能达到语言(思想)与经验的同一。所谓“不可说的”,就是没有经验事实对应的东西,如上帝、绝对精神等等。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伪的就是无意思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诞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来的。”“美’‘和“善”就属于这类荒谬无稽的问题。
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更进一步将自己的语言论极端化了。他认为,并不存在什么语言表达的理想逻辑形式,语词都没有确定的、固定不变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的日常使用,而哲学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哲学家想象语言有一个统一的本质,而忽视了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由此,维特根斯坦认定美学“这个题目完全被误解了。如果你考察一下使用‘美的’这个词的句子的语言学形式,你会发现这个词的用法甚至比其他大部分词的用法更易于被人误解”。在日常语言活动中,“美”是作为形容词出现的,但并不表达什么确定的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当人们作出审美判断时,诸如‘美的’、‘美好的’之类的审美形容词,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人们谈论对一首乐曲的感受,并不用“美”与“不美”这类词,而是说“注意这个变调”,或“这段是不连贯的”等。评论诗歌时,人们会说“这个比喻用得准确”,而不说“这个比喻很美”。由此,维特根斯坦试图说明“美”这个在过去看来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日常生活世界中对“美”这个词的各种各样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在论及语言、艺术、游戏等领域时,进一步提出“家族相似”的概念来对它们进行“归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每一个具体的游戏、具体的作品、具体的词的出场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但它们都有着各种局部的重合和交叉的相似。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归类,就在于在各种偶然性、差异性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相似网,从而构成了一个个“家族”。他认为,家族构成相似,但又仅仅是相似,其间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本质,因而要确定一个“涵盖”一个“家族”的词的意义和使用的界限,就必须列举该词所有的使用场合。可见,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家族相似”意在确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却又认为这种联系仅在于相似点,并不形成本质释义的概念。
三、存在主义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解蔽—“美”存在却不可言说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认为,形而上学的古典形式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遮蔽。海德格尔与分析美学一样批判传统哲学,但他的批判不是为了否定形而上学,而是为了让真正的形而上学彰显出来。把这种基本立场运用于美学,其观点就是,“美”的本质是存在的,但不是传统美学的追问方式所能问出来的,柏拉图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对“美”的本质的一种遮蔽。
西方文化的本体论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这是由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当有物存在,西方语言就用tobe(是、存在、有)来描述,在语法中,tobe往往与something联系在一起,而某物总是现象界的具体之物,有生有灭,注定是有时间性的,暂时的。但哲学追问的是永恒。只有说出tobe(是),但又不是tobesomething(是某物)时,才能是永恒,由此得出一个区别于现象的具有本体含义的概念being(存在)。与此相对应,当我们说“是什么”的时候,只能是“是”(be-ing)的一种特殊表达,我们获得的只是存在者(be-ings),而非存在(being)。人们只是关切到存在者,而存在自身却被遗忘了。柏拉图之问其本质是要追问存在,然而得到的结果却往往是存在者。人们往往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的答案,根本性的问题就在这种问答形式中被遮蔽了。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美”的本质是存在的,但又是不能言说的,特别是不能给出定义的,一旦言说,就背离了存在的本体,而只能得到存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