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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谓“时空观念”
什么是“时空”?一般认为,视觉艺术属于空间艺术,不属于时间艺术,因而无法表现时间。但在艺术史中,不乏艺术家将时间空间化,通过不同的手法在作品中暗示时间因素,因而艺术作品便具有了时间和空间结合的构建形式。依照科学观点来看,现实世界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即具有长、宽、深的立体性空间。但艺术不等于科学,艺术呈现的是多种多样的视觉空间形式,比自然样态更加多姿多彩。绘画作品中的空间感,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意识,是画家主观创作出来的视觉空间,是艺术家主动地、有意识地、创造性地组织和构建画面的行为。
2时空观念在西方
西方古典绘画,有着时空分离的观念,认为美术是空间的艺术,以表达三维空间特色,其画面一般表现为静止的瞬间场面,不表现时间的延续过程。犹如摄影快照一样,只选择那个最有表现力的瞬间。这种三维空间的画面,最大的特点是立体感、深度感强。它所强调的是深度幻觉,这种追求深度幻觉的风格兴盛了近500年。直至19世纪末,超现实主义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四维空间的画面。四维时空就是将“时间空间化”。在二维的画布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幻觉,再表现时间的延续过程,便是四维时空绘画。作为西方艺术中将“四维时空”观念引入作品的超现实主义,以其充满幻想色彩和异国情调的奇特风格,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超现实主义作品大多表现梦境,多构成荒诞时空。荒诞时空不拘理法,异乎寻常,时空错乱,反映着艺术家的奇思怪想,具有“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
3中国艺术中的时空观念
作者:彭永红
在活动中,医院团委书记郑晓雨同志被评为浙江大学“十佳”青年岗位能手。对于医院青年文明号的继续开展而言,需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继续深入挖掘,通过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来发挥自身作用,促进医院文化的发展,进而推动医院的发展[3]。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是一个属于青年的光荣称号,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一道属于医院的亮丽风景。医院团委青年志愿者行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青年、贴近社会,实施重点项目,拓展服务领域,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一批特色服务项目,在创新中提高,在深化中发展:①发扬传统优势,组织培训医院共青团员以及医学院学生志愿者,参加医院门诊导医活动。②3月5日学雷锋日举办志愿者活动,进行健康宣教。③5.12护士节,团委和护理部联手,与福利院团委交流沟通,探讨志愿者服务合作工作。④举办了“圣诞惊喜,情暖人间”的圣诞节活动。在团委的安排下,身着圣诞老人服饰的美国朋友AARON来到医院,看望了部分病区的住院小患者,并派送了圣诞礼物,给孩子们带来了圣诞节的快乐。
在团委的倡导下,各个团支部建立了活动机制,把团支部日常组织的活动与志愿活动联系起来。如心胸外科医疗团队,通过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已经成为浙江省红十字会“安童博爱救助基金会”、民政厅“明天计划”、“海纳百川基金会”、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千里马基金会”、国际慈善组织“爱无国界基金会”、“海星基金会”、“百合花基金会”等基金会的合作医疗机构,救助贫困及福利院患儿达500余名。心胸外科徐玮泽同志荣获浙江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和浙江大学青工系统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发挥共青团的引领和纽带作用在医院党委高度重视下,团委的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主要体现在:一是修订完善了团委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将原有工作制度扩增为9项工作职责和11项工作制度。二是不断加强团干部的培训、培养工作,推荐两名在读研究生为挂职团干部,成为团委的书记助理,增加了团组织的战斗力。三是有序安排各种会议交流。每月召开1~2次团委办公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团干部会议,指导团支部工作的开展;承办了浙江大学团建工作交流会;选派优秀团干参加各种培训会等。为了更好地树立典型,宣传先进事迹,带动青年团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结合时事政治,宣传我院共青团活动,团委在2009年1月出版了团刊《儿院青年》。《儿院青年》自发刊以来,目前共出版6期,发行4000册,以其新颖的视角、亲民的风格、精美的制作受到了医院领导和职工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团刊范围广泛,不仅与同行之间增进了感情,获得了认可,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医院在全国的知名度,对宣传医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医院团委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团的活动,坚持寓教于乐的方法,加强团的阵地建设,做到“把团旗打起来,把团徽戴起来,把团歌唱起来”,努力营造奋发向上、进取有为的浓厚政治氛围。积极协助工会举行“五月的鲜花”,“十月的阳光”等大型文艺汇演及球类、游泳、登山涉水等比赛。同时组织新老员工交流培训座谈会,开展“一帮一”活动;为迎接新同事举办“迎新晚会”;开展“让科技之光照亮前进道路”的离团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医院广大单身青年,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由团委牵头,联合兄弟医院等多家事业单位在轻松快乐的MM桌游吧,共同举办“七夕心语”鹊桥会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各具特色的团员活动,丰富了团员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医院的文化建设,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充分发挥了团员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以“读书会友”为切入点开展了“一本好书、一起分享、一个心得、一次提高”的“四个一”活动。“杏林书香”项目通过向广大团员青年推荐优秀书籍、交流学习心得,建立快乐的读书氛围,引导青年职工通过阅读认识世界、规划人生,在全院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中形成“创建学习型团支部,争做学习型团员”的良好局面。促进各基层团支部、共青团员不断加强学习,引导和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多读书、读好书,共同营造和谐的医院文化氛围。目前,该活动已被评为院级“创先争优”优秀项目,作为医院党建工作示范点予以重点培育。总之,医院特色青年文化建设与医院管理工作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如何更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发挥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研究,并最终更快地推动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关键词:美术教师 教学理念 科研能力 和谐关系
美术教育处于艺术和教育的交缘领域,既有艺术属性,又有科学的内涵。既是一门课程,又是一门学科,所以作为现代美术教师,在搞好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必须具备拓展科研的能力。
美术教师要体现科研能力,形式是多样的,可以从艺术创作和科研论文撰写上体现,也可以是艺术实践,或体现在所教学生的艺术成就上。
一、拓展科研能力
在现代教育的运转机制中,教学和科研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基本任务。在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的科研范畴主要有绘画艺术、论文撰写和美术教育等领域。
①绘画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作者的一种活跃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心活动,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情绪,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观察和思考。而最后产生的绘画作品是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媒介,运用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艺术构思物态化。美术教师经常进行这样的艺术活动,这样可以真正体现他的专业水平,而我们应提倡美术教师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科研。将自己对艺术创作,或艺术实践中的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上升到理性分析层面上进行思考,从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新论点、新课题。构建起从感性体验到理性分析,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完整思维运转网络。
②科研论文:当今社会对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和美术教学一样,科研也是教师个人的主体行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力求有所创见,论文是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所以美术教师应倡导提高论文撰写水平,运用论文这种理论性的文章,在一定的篇幅中,集中探讨某一美术创作或美术教育方面的新问题。
当然,科研论文的创新是以继承为前提的,离不开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因此,美术教师要撰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需要博览美术乃至整个文化教育方面的学术信息。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果,也包括国内外各学科方面的成果。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如此,他喜爱音乐,精通文学,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由此可见,端正科研态度,全面提高艺术、文化和科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美术教师值得倡导的观念和学风。
二、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塑造新一代的灵魂工程师,教师随时随地都以自身的“身教”和“言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现代美术教师必需努力学习、钻研,不断探索和积累,构建先进的教学理念。首先,作为美术教师要有总的整体的艺术观念,掌握正确的绘画技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风格的作品。其次,要有良好的视觉感官,美术教学是通过视觉来进行的,教师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是靠视觉感官去把关的,美术教师借助敏锐和有经验的视觉去准确指导学生创作中的构思构图、色感色调、表达方式、材料表现及技能技巧等,及时对学生的作品创作作出调整指导。运用有效的训练手段解决学生可能遇到的众多难题,更重要的是美术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修养和相关的科学知识,能使科研与美术教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艺术与科学之间早有联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教与和谐的原则当作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源,提出了“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自古希腊开始以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这些例子充分表明,现代美术教师,除了将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运用到艺术教学领域之外,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文化改变先进的教学理念,推动艺术教学的发展。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执著前行的和声理论
和声理论与和声教学、和声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桑桐先生一直致力于和声理论研究。《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上、下册)与《和声学教程》是桑先生和声理论思想的集中反映。此外,桑先生通过对音乐作品创作技法的解读,以学术论文形式探讨和声理论,此类研究成果成为其和声专著中理论体系的延伸。
桑先生的《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上、下册)不但对传统和声理论作了系统的叙述,而且对“固定旋律的和声变奏写作”与“旋律华彩的变奏写作”及和声写作的宏观布局等内容予以详细介绍而凸显其学术地位。桑先生的《和声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该教程分为上篇:“传统和声”和下篇:“现代和声”两部分。其中,“传统和声”部分主要来自于《和声的理论与运用》内容的删减,并增加了“汉族调式”、“中古调式”、“复合调式”和声理论。“现代和声”是“教程”中的特色内容,分别从各类调式音阶、和声材料、和声进行等方面对20世纪和声技法予以详细论述,在我国和声学教材中具有补白意义。从整体上看,“教程”具有条例清晰、逻辑严密、知识面广、信息量大、习题丰富等特点,是我国和声学领域一部毋庸置疑的集大成之作。不论从“教程”各个章节中基本和声观点的表述、谱例的诠释,还是从整体内容的构思与排序等方面,均可发现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之深远。
以学术论文为平台,进行和声理论研究,是桑桐先生的学术风格之一。如桑先生的《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探讨》(《音乐艺术》1980年第1期),以五声旋律为基础,尤其突出中国五声调式旋律,论述了其和声手法、和声内涵与和声结构,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索新的和声思维方式与手段,大大地丰富了调性和声理论。桑先生的《多调性处理方法》(《音乐艺术》1982年第1期)一文,以20世纪作曲家作品为例,对多调性的定义、表现形态、处理手法等技法进行论述。在《欣德米特的调性观念》(《音乐艺术》2004年第3—4期)一文,桑先生对欣氏的调性观作了总体评价,既对欣氏以根音进行扩展调性的观念给予积极肯定,又对其根音进行确定调性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夜景〉中的无调性手法及其他》(《音乐艺术》1991年第3期)一文,桑先生对无调性、调性模糊或无明确调性的基本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详细的论述,并以《夜景》为例,介绍了这一无调性作品的和声技法,对无调性音乐作品中调性因素的表现形式予以阐述。此类论文对现代和声理论的扩充有增砖添瓦之功。
此外,桑先生对西方和声学教材中“莫扎特五度”的观点十分关注,为此分析了大量包括莫扎特在内的相关作曲家的乐谱,认为多数作曲家处理德意志增六和弦进行到属和弦时,通常使用不同的方式“尽量避免发生直接的平行五度”,论文《从“莫扎特五度”说起》(《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表达了桑先生对这一和声语汇的看法,文章对读者在和声实践中,重新审视和声论著中的“莫扎特五度”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和声的理论与运用》与《和声学教程》是桑桐先生和声理论的核心,桑先生以深邃的目光、非凡的笔墨、大师的风范集调性和声与现代和声于一体,为读者系统学习和声理论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树立了明确的航标。撰写学术论文,表达学术观点,是桑先生探讨和声理论的另一重要方式,此类论文对其和声论著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理论补充,对推动和声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入木三分的和声分析
作为理论家,桑桐先生的部分学术论文对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和声技法进行分析,包括调性呈现方式、调式形态、和弦结构、和声功能、和声音响等内容。桑先生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入木三分的效果,对音乐作品的和声语言以由表及里,层层拨开的方式予以解读,彰显其重要的学术风格。
关键词: 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 毕业论文 指导方法
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是每个艺术设计类毕业生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这四年来设计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对于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论文与设计往往使他们绞尽脑汁,烦恼不已。那么,艺术设计系的教师如何指引他们交上满意的答卷,为四年的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我结合实践教学经验作出探索,旨在找出适合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的论文指导方法。
一、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毕业论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总结出了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类的毕业生在论文方面存在着以下种种问题。
1.有一小部分学生重设计而轻论文。
这与许多学生头脑中存在着重设计轻论文的观念有关,平时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认为论文无关紧要,只要设计能过就行了,有的甚至认为自己是设计师,不屑于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构思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认为艺术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的学生不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初稿,对指导老师的修改意见不予以理会,从而使毕业论文的质量不高。
2.大部分学生文化底子弱、写作功底差。
大部分艺术设计类毕业生对于论文有心无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高考中属于艺术类考生,总体文化考分普遍偏低,而入学后,大部分时间都侧重专业技能学习,对《艺术概论》、《中外设计史》等专业文化课程普遍学习热情不高。这样的学习态度导致毕业论文写作理论功底较差。如有一学生论文题为《浅谈中外卡通发展史》的论文,首先这个选题就有假、大、空的潜在问题,中外卡通发展史本身已经是一门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一些真实性的记录,而不是谈出来的,这是假。而大呢,中外,包括中国和国外,而国外包括各个大陆上的国家,卡通包括卡通人物、场景、剧本等,题目选题范围太大,自然就难以写得详细,从而产生了空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写作基本功底差,语言表达不清晰,结果论文颠三倒四、牛头不对马嘴,连自己都看不明白。对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不能从几个方面分清条理来论述,也分不清主次。如谈“古代龙凤纹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重点应在“运用”上做文章,但学生却用大半篇幅来解释什么是“龙凤纹”、“龙凤纹的由来和历史”,等等,而对龙凤纹究竟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运用”却聊聊数字,草草结束,还没说到重点就没有下文了。
二、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论文指导探索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探索,总结出以下几点。
1.端正学生的写作态度,提高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这一点对艺术设计类毕业生来说尤其重要。应该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无所谓这一错误认识,让他们了解到毕业论文质量如何会影响整个毕业设计过程。
2.加强写作训练。
可以结合专业课学习,进行针对性的小论文,重点在于寻找相关资料和建立个人论点,对论文字数和规范性要求不高,但应符合论文的基本格式。以包装设计课程为例,学生独立确定主题、选择材料、制作1―2套包装成品;以论文形式完成相应的课程报告。具体报告可能包括“设计背景、设计构想、设计形式、材料应用、后期问题、市场定位等”。通过应用和分析促进学生对设计基本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够用更理性和研究性的方式对待设计,对于学生独立参加各种比赛、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相当有益。另外,文献检索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查找学术资料非常重要,因而在二三年级阶段有必要开设文献检索课程。
3.实行理论与实践现结合的模式。
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让论文内容更充实,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毕业生综合能力和毕业设计的质量,应当实行理论结合实践的操作模式,即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的同时,还要完成与设计紧密结合、息息相关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这种模式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大篇幅是对自己设计的一个阐述,相当于一个完整版的设计说明。这个设计说明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其他格式及具体要求与普通本科论文要求相同。这种模式通过对作品的创作过程、构思和材料等方面进行阐述,形成论文,由于都是自身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说明详尽、到位,能够很好地阐释设计思想,不仅可以弥补毕业论文无话可说,毕业设计说不出口的缺陷,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抄袭现象,提高毕业生论文与设计质量。
4.加强指导环节。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老师的指导十分重要,只有在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及时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在写作时才能避免走弯路。如:选题时要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要大小合适,便于操作;修改文章时主要从调整结构、充实内容、修改文字等方面进行。
总之,民办综合性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有其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作为艺术设计系的教师,我们应当因材施教,针对其特殊性制订特殊的指导方法。毕业论文与创作的指导不是一成不变、完全一致的,每个高校需要不断地改革、尝试、总结,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操作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王苏凤,王兴亮.综合性大学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思想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0.
[2]田蓉辉.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08).
论文关键词:艺术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改革
艺术教育的推进一直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人文环境的生态演绎不断地进行变革与发展的,在欧美国家近百年的艺术教育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艺术教育总是不断地随着时代需求,从不同的认知层面与发展取向上作出变革的回应。在当今多元文化及全球性的后现代艺术生态中,艺术教育更是要肩负起培养符合社会文化环境需求的全方位人才。
20世纪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与人文等各层面上都经历了较过去几个世纪还要多的发展、变化与进步,这些人文的、科技的积累酝酿、涵养了人文艺术基础,为新世纪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很丰富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文化艺术也从单一国界迅速演绎为多国界多文化及多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共融。面对这多元的文化艺术现状,当代艺术与人文教育的责任日益增加。现在很多国家艺术教育已经着手从课程设置与课程多元的角度,注入多元文化意识与素养的陶治。那么国内艺术课程该怎么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艺术院校共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变革,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作为21世纪的艺术教育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注重创意性、开拓性与前瞻性认识培养。
我国的艺术教育系统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其中美术艺术教育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保持前苏派传统教育模式,是以绘画、雕塑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为艺术教育注入了很多新元素,这时美术艺术教育改变了过去大一统的绘画教育模式,逐渐分离成为绘画类与设计类两大阵营并逐渐扩展外延,演变出诸多超出美术范畴的艺术形式,诸如:多媒体、动画、影像等艺术形式。随着当代科技与当代艺术的日趋交融,艺术观念的不断更新,艺术表现形式更是越来越多元化,这又促使绘画与设计再次走向一种新的融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除了具有传统的表现形式外,其多元化形态更是囊括了众多新的表现形式。诸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声光电艺术、数字艺术,等等。这使得当今的美术艺术学科已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细分。模糊的专业界线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正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发展大趋势。
而艺术与社会的交融程度也要求高校艺术教育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关注当代,关注社会,关注更多的艺术现象与艺术表现形式,充分了解艺术前景的广阔性,以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做到与世界同步,避免成为新世纪艺术世界的“井底蛙”。
要改革好艺术院校美术艺术的专业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开拓视野,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随着不同类型、性质的艺术活动的层出不穷,艺术创作的形式、手段的灵活多样,当代艺术本身的多元化,使美术艺术冲出了过去单一的架上绘画、雕塑方式而极具包容性。它可与不同的艺术观点共存并产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如:装置方式、行为方式、观念摄影等。它在不排除架上绘画和雕塑方式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新的媒材,如数字媒介,光、电等,而不单我们常见的纸、笔、墨、颜料来丰富艺术表达方式。它提示我们,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美术艺术与其他领域的交融会促使艺术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扩展,美术艺术学科的内容正在广泛增多。
第二,运用新形式、新媒材开发创造性思维。在现今的高校专业美术艺术教育中,基础课以素描、色彩(水彩、水粉)为主,学生接触到的不外乎各种纸张、炭笔、炭条、炭精棒,水彩、水粉颜料、油画颜料、调色油等常见材料。现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段超越了传统的点、线、面、色彩等美术元素,体现出对材料无所不及的运用。而且,在对艺术工具的选择之中,诞生及成熟于20世纪的各种新科技如摄影、影像,以及新兴的电子虚拟技术,都以艺术的名义聚集到一块,与传统媒材交互融渗,构成了当代艺术新的视觉形态。阿恩海姆说过:“用任何媒介塑造形象都需要创造性与想象力,每换一种新的媒介,就会产生新的创造。”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每一次材料的更新都会带来艺术的观看方式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艺术重视新材料的探索与研究,尤其是与传统艺术媒材结合的综合实验,对技能的要求不一定很高,鼓励人们主动、积极地寻找表达自己的媒材,轻松愉快地参与到艺术活动中去,正如20世纪德国艺术大师博依斯所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第三,通过艺术认识社会。当代艺术立足于迅速变化的生活和公众之中,赋予作品当下性观念的同时,尽量使作品的含义浅显易懂,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通过选择有效的语言表达形式揭示困扰人的精神自由的种种现实问题。高校美术艺术教育可以通过对材料运用、对观念表达的启发,引导教育,促使学生关注社会,关注当代。
第四,有利于学生更好理解艺术及寻找自身发展定位。当代艺术强调观念,所反对的正是传统的观念,但对现当代艺术的学习,并非对传统艺术的否定。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是相互借鉴、融合渗透的。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避免缺乏审美,避免苍白肤浅,避免在艺术全球化的大潮流里盲目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口味,借用现当代艺术的语言思考本土问题。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