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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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已经在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税务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掌握和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较好地解决，那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将难以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一、关于核定征收方式的存在问题及建议
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税务机关对六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有权采取核定其应纳税额，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对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核定征收方式存在问题
1、核定征收方式确定条件的不足。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六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之处。⑴“账目混乱”的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到达何种程度才算“混乱”难以掌握和判断，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容易发生争执；⑵“成本资料”的范畴不明确。如入库单、出库单、投料单、月末在产品盘存单等，按照相关的会计制度，都属于成本核算中的有关资料，缺失上述资料的企业是否符合“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这一条件难以认定；⑶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缺乏具体解释，“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的定义未能明确。
2、核定征收方式条件的缺失。新征管法对适用核定征收的几种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涉及税务机关对企业记假账、或提供虚假账簿、凭证资料该如何处理，这就必然会给一些企图偷逃税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按照规定，只要企业设置有账簿，而且账目清晰，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齐全，税务机关就应该对其进行查账征收（企业采取两套账偷逃税款的除外）。如果企业设置的是虚假账簿、虚假凭证，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其形式满足了账目明晰、凭证齐全的要求，那么税务机关能否实行核定征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其虚假的账簿、凭证对其进行查账征收，大量税款将从这一政策漏洞中流失。
3、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如果税务机关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则不一定依据发票、账簿、报表进行计税。通常的核定依据方法包括：⑴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⑵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⑶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⑷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方法确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定征收给税务稽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难以有效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利益。
4、核定依据欠缺说服力。在有关纳税信息方面，纳税人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最清楚自己必须纳税的事实及实际收入和成本等纳税资料。由于征管技术、征管人员和征管费用所限，要求税务机关完全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是不现实的。正是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可是，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往往会促使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以一些“虚假行为”来蓄意隐瞒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技术处理”，致使税务机关掌握的是虚假的或质量很低的纳税信息。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纳税人必然会更多地强调其经营情况的特殊性。加上由于税务机关内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税源监控部门，涉税信息的采集缺乏专业化、规范化、连贯性和时效性，这就造成税务稽查人员在运用核定征收方式时，难以找到使纳税人感到有说服力的参照物。
（二）完善核定征收方式的建议
1、对有关规定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明确，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方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随意性。
2、对缺失部分予以补充，以减少政策漏洞造成的税收流失，打消部分纳税人借以偷逃税款的幻想，避免税收征管资料失真现象，提高相关数据对税源情况反应的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加强税源信息的采集分析，及时将部门信息、征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按行业、分类型制定核定征收的参考标准。
3、运用听证制度，使纳税人了解核定征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否充分、正当，所运用的核定方法是否合理，而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涉税额的大小设置正式和简易两种听证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
4、建立辩论制度，即纳税人对核定的税款有异议的，有权辩论和质证，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确凿证据，税务机关应当尽快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促使纳税人提供更多的据以征税的真实情况，并使核定结果更接近真实。
二、关于偷税行为的问题及建议
（一）偷税行为存在问题
1、偷税认定的内涵过宽。根据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偷税行为采取正列举的方法，从会计账簿和纳税申报两个方面对偷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其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⑴从征管法条文的字面来看，没有漏税的字眼，会给人造成“非欠即偷”的误解，凡查补的税款都认定为偷税，从而把一些本该属于漏税范围的非主观故意的不交和少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来处理，使纳税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⑵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理解，只要纳税人不如实申报，那怕是不如实申报“一分钱”的税款，也是偷税，造成偷税认定的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⑶现实工作上漏税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公认的税收理论，漏税是指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纳税人有可能由于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不甚理解或者粗心大意而导致应税收入确认、税率适用发生差错，从而造成税款的“不缴或少缴的”不良后果，即引发漏税。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常常被偷税认定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的现象所困扰，影响税务机关的执法。
2、难以准确认定偷税行为。偷税行为的主观故意，无论在取证上还是在性质的认定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偷税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以欺骗手段获取特殊行业资格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或获得退税资格，从而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又如，有的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隐瞒销售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有的纳税人甚至利用因特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手段，通过在网上商务信息、采取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不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从而大肆偷逃国家税款。
3、偷税行为的认定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冲突。由于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因此对纳税人有的行为在客观表现上符合偷税行为的条件，但主观上是否具有偷税故意很难判断和取证。⑴纳税人按《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值准备金、折旧以及确认收入时，按税法规定则要做相应纳税调整。⑵如果纳税人出现应当作进项税额转出而未转出，应当视同销售计提税金而未计提，该进行纳税调整而未调整等情形，在会计制度上完全合法的，但按照税法规定则可能出现申报不实，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
4、偷税手段的列举外延过窄。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举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否则就难以认定。这种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⑴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⑵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法存在形式多样性和易于变动性等特点，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二）完善偷税行为认定的建议
1、修改税收征管法，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轻处理。既然漏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法律法规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漏税的构成条件、应当承担的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等等，通过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而填补法律的空白，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的界限，对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理，对漏税行为纳入税务行政处罚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税收工作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下述现象：⑴一些漏税被当成是偷税从严处治、使违法者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执法的公平与合理。⑵一些漏税被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处罚”的原则免受法律制裁，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以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效率，体现执法的刚性。
2、采取明晰内涵、概括外延方式规定偷税行为。针对新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实际情况，修改征管法，尽量对偷税的内涵予以明晰，能量化的就量化，如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这种偷税行为，就要把虚假的方式明晰为那几种情况，尽量以正列举方式来明晰，做到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对于外延不足的情况，以概括方式解决，并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偷税行为的变化情况，以补充列举方式解决完全列举方式列举不足的弊端,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新出现的、高科技的偷税方式都能纳入偷税范围,这种立法方式将可以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更接近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可以大幅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刚性。
3、逐步减少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两者尽量融合。有关部门在修订税法和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要注意减少两者的差异，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财务处理与税法差异需纳税调整的情况，减少纳税人客观出错的机会，降低纳税成本，最终达致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成本的降低，给纳税人提供依法纳税的机会和便利。
三、关于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
1、加收滞纳金难。从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看，征收滞纳金工作的好坏反映了新征管法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滞纳金征缴过程执行难的问题非常突出：⑴部分税务人员以及纳税人对征收税收滞纳金认识不够。有些税务人员、纳税人错误地理解了滞纳金的概念和性质，将滞纳金看作一种处罚，认为对纳税人既打又罚不合理。其实，加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行政处罚。这些有法不依的行为削弱了税法的刚性，使得部分涉税违法者感到违法成本低廉，以致形成故意欠税的恶性循环。⑵滞纳税款计算存在难度。例如加收滞纳金以流转税为依据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期缴纳税款，一旦延误，就应该加收滞纳金。如果说纳税人当期税款延迟缴纳，这笔滞纳金计算还简单的话，那么在一年中每月有笔收入少缴或不缴流转税，计算这个滞纳金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稽查局往往是一查几年，计算滞纳金更复杂，工作量更大。这也使一些税收征管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⑶滞纳时间难以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偷税行为加收滞纳金的计算起止时间为，从税款当期应当缴纳或者解缴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之日止。而新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所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3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所以说，税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日。如果查获企业偷税每月都有发生，滞纳金的起始时间势必要查日历来得到，并且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休假日是否影响纳税期限。如果是前几年的偷税，还要查历年的日历。这样计算的滞纳金，税务稽查人员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容易出差错。一旦发生有关滞纳金的行政诉讼，极易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这导致了一些税务人员不愿征收滞纳金。
2、税收滞纳金过高的征收比例与其“补偿”性特征不相符。新征管法在实质上已经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补偿金”。那么作为一种“补偿金”，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律原则，其补偿额应当与其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含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基本相当，不应该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如果显失公平，按理当视为无效。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制度规定的滞纳金的征收比例却高达每日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征收率则为18％（365×0.5‰），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左右。这一种“补偿”显然可以视为“显失公平”，应当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现行的税收滞纳金根本就不能看成是补偿金，它除了补偿成份之外，还具有相当的惩戒与惩罚成份。
3、税法对滞纳金的计算问题规定得不全面。滞纳金应当如何计算？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要真正计算加收滞纳金了，却又实在地成了问题：滞纳金该加征到何时呢？也就是说滞纳金的终止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只计算到税务人员到单位实施稽查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稽查资料移交审理之日？是计算到审理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税款最终入库之日？应该说加收到税款入库之日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妥之处，主要是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稽查审理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长达半年乃至更长，这对纳税人来说，滞纳金负担将会因审理时间延长而加大加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很愿意将相关税款尽早入库主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延迟纳税的过错，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却仍然必须承担额外的滞纳金负担。这显然不妥。
（二）完善加收税收滞纳金的建议
1、用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信息化使税务管理走向规划化、标准化，但过多的环节、繁琐的手续，又常常使纳税人感到办税太麻烦。要充分体现税收工作的服务理念，发挥税收信息化潜在的优势，提高办税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电子缴税信息系统，使税务机关在当天就可以了解企业账户透支情况，及时电话催缴。税务部门应尽快开发出一种高效简便的计算程序，对滞纳金实行简便计算。对滞纳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按日加收滞纳金，一个月以上的加收一个固定比例的滞纳金，达到计算上既简便又合理的目的。税务部门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计算软件的开发，把对加收滞纳金内容的检查列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同时，对应加收的滞纳金实行强制执行，让欠税的纳税人切实感到拖欠税款的代价。
2、进一步下调滞纳金的征收比例。虽然新征管法已经大幅度下调了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但是滞纳金的加收比例仍然很高，甚至比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近4至5个百分点。过高的滞纳金征收比例已经让纳税人不能承受。纳税人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结果会如何呢？纳税人可能会选择不法手段如偷税逃税、不按照正当渠道办理注销手续即关门走人，甚至还可能发展为直接对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纳税人破产。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结果对经济发展与国家税收收入都没有任何利益。因此，从经济决定税收看，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下调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最佳的选择是与银行利率挂起钩来。
3、滞纳金时间的计算应扣除一些不应由纳税人负担的时间。如从现阶段稽查实践看，从通知企业查账开始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缴税期限，这段时间应视作滞纳时间停止，不作为加收滞纳金情况处理，纳税人不负担税收检查期间的滞纳金。
四、关于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新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而且也会由于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新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新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第2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 问题 修订 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第3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一、当前征收契税存在的问题
1、纳税意识较差。以我县为例，据对20__年以来漏缴户进行彻底清查摸底来看，漏缴达289户，漏缴面高达35%。主要是纳税人意识淡薄，认为购买的商品房有房屋开发单位的正式发票和购房协议,不需要办理《房屋产权证》保护，当然也就漏缴契税，存在侥幸心理偷税。
2、被动式征管。现在房屋买卖契税征收一般都是将征收环节放在房产管理部门，在办理《房屋产权证》是委托代征和自征。但有很多购房户认为应缴的契税和房屋交易等费用较高，因而购房户不愿办理《房屋产权证》时间一长更加无所谓，这样就出现一部分购房户缴税，一部分购房户不缴税，久而久之造成漏征现象越来越多，给征收工作带来被动的局面。
3、征收政策执行不到位。1997年10月国务院重新颁布了契税新条件。与原政策相比，扩大征收范围，把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列为征收范围。契税新条例实施下来，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契税漏征现象较多。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将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变相改为划拨或出租，以达到偷逃契税的目的。除此以外，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提供宽松环境，擅自减征或缓征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应征的契税。
二、《征管法》在征收契税中运用
在契税的征收中，《征管法》能得到运用，使契税的征收成绩显著，从以下8个方面进行运用：
1、根据征管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条和契税条例第九条规定，契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在主管契税征收管理工作的财政机关或者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简称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县以上征收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在征收机关批准的期限内，不加收滞纳金。纳税人未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征收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2、根据征管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八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 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①、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②、扣押、查封、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征收机关除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契税款外，可以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3、根据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补缴税款，但不得加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计算错误或失误等，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征收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未缴或者少缴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
4、根据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征收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__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20__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5、根据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以偷税论处。偷税数额不满1万元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不足10%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偷税款，处以偷税数额百分之五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6、根据征管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欠缴税款、滞纳金，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7、根据征管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征收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8、根据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同征收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契税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缴纳税款及滞金，然后可以在收到征收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征收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征收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当事人对征收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或者征收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或者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征收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或者征收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发法院。复议和诉讼 期间,强执行措施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对征收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作出处罚决定的征收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契税征管工作的几点建议：
1、广泛深入地宣传契税政策。要把契税政策宣传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除集中宣传活动外，还要把宣传工作贯穿于日常的征收工作之中，真正做到“宣传先行”。要利用电视、广播、宣传车、宣传标语和会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契税政策宣传，让全社会都来理解和支持契税征管工作，为契税征管工作奠定良的基础。
2、建立协税护税网络。根据契税的特点，仅依靠财政部门征管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注重发挥房管、国土、房屋开发公司、城镇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的作用，从上到下形成协税护税网络。确保契税税款及时足额征收入库。
3、开展未征契税清查补税工作。对于往年形成契税未征行为，要组织力量全面彻底进行清查，要坚持依法治税。对查出契税未征行为，加大补税的工作力度，足额补征到位。对于抗税不交和偷税逃税行为的，按照税收征管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给予坚决打击。20__年度我县开展未征契税清查补税工作，清查补税40余多万元，取得较好效果。
4、做好契税源头征收。实践告诉我们，房屋销售契税征收源头就是房屋开发公司。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税收征收有关规定，在当地政府重视和协调下，与房屋开发公司签订委托代征关系，对代征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辅导。同时，要争取房屋开发公司配合和支持，提供建房竣工有关资料。财政征收机关根据提供资料，深入实地，按楼号、面积、层次、房价建立征收台帐，实行源头控管，做到应收尽收。
5、实行把关征收
①、严把集资建房审批关。凡集资建房都须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发改委凭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下达前期计划，县房管局在审查集资资格时做到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凡第一次购买了公房或已集资建房用集资款的人员，不管是否退还已购公房，一律按购买商品房征收契税，否则，谁批准负责缴税，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②、严把合伙建房征地关。国土局在办理合伙建房征地手续时，做到了严格把关。购地时是多少人，就只办多少人的土地证，杜绝了事后按购房户分割办证。在购地者发票上逐一填写购地者的姓名，在建设用地许可证上也写全了所有购地人。规划部门则按建设用地许可证上的购地人发给规划书。凡购地发票、建设用地许可证、规划书上没有写明的人，一律按规定缴交购房地两个环节契税。否则，谁办证谁负责缴税，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③、严把房地产市场准入关。禁止个人进行房地产开发和买卖，规定只有具备相关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方可进行房地主开发。
④、严把房地产证件办理关。国土、房管部门在办理相关证件时，必须凭契税所开具的“已税证明”或“免税证明”才能办理,且必须将“已税证明”或“免税证明”同其他办证资料一起装入档案。公证机关必须凭契税所开具的“已税证明”或“免税证明”办理房屋买卖协议公证。否则，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第4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 立法完善 税收征管
电子商务最权威的概念是指实现电子化的整个贸易活动。从涵盖范围可定义为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学者认为电子商务是利用电子数据信息的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其按商务范围可分为广义的电子商务和狭义的电子商务。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使用了电子数据信息的全部商业活动，即包括契约型和非契约型的商业活动。狭义的电子商务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契约性质的贸易和服务的过程，也即互联网电子商务。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中尚未涉及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然而电子商务税收问题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日益突出。
一、电子商务对现行税法问题的挑战
1.电子商务对税收基本原则的挑战
电子商务对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都存在着挑战。就税收法定原则来说，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无纸化、无址化、高流动性等特点对税收法定原则所要求的税收征纳必须有明确，肯定的法律依据提出了挑战。就税收公平原则来说，由于建立在国际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不能被现行税制所涵盖，其本身具有流动性、隐匿性以及数字化与当前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水平不相适应，使电子商务成为合法的避税港，并且，许多国家的税法在适用税收公平主义时，都特别强调“禁止不平等对待”的法理，也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特定纳税人给予特别优惠。但由于各国或地区对电子商务的税法规定不一致、不统一而造成税收公平原则不能得以实现。就税收效率原则来说，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行政效率要求税务机关在行政方面减少费用支出，最大限度降低税务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其要求税收的征收者和缴纳者都应尽可能确定、便利和节约，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因此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立法应当贯彻确定、简洁和便于操作的原则，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提高税收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原则又称为税收中性原则，强调税收不应对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发生干扰和扭曲，应尽可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运行，提高经济效益，要求的是尽可能减少税收的负面效应，使市场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2.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的挑战
电子商务对地域管辖权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常设机构上。常设机构是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场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的确定常设机构的物理场所被服务器和网址所取代，而这些网址和服务器能否构成常设机构目前并没有定论。另外，网络提供商是否构成非独立人也很难认定。因此，判定常设机构的人和物的因素都无法确定，导致常设机构无法确定。在居民管辖权问题上，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自然人可以很轻易的以虚假身份进行网上交易，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也可以避开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进行网上交易，致使其居民身份难以确定。另外，伴随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的可视会议技术，各大股东、董事虽分散在各国，可以就地参加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从而根据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地点来判定法人居民管理控制中心的标志，也显得无所适从。
3.电子商务对税收管理的挑战
电子商务对税收管理的挑战体现在税务登记、账簿管理和纳税申报三个方面。首先，税收征管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应当进行税务登记，这就使税务机关无法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其次，在电子商务中，一方面纸质凭证被无纸化的数字信息所取代，使传统的账册凭证计税方法失效，一些税种(如印花税)无法征收；另一方面，这些电子凭证极容易被不留痕迹地任意修改，再加上信息资料可以被多重密码保护，使税务部门难以收集到纳税人的交易活动情况。最后，在电子商务下，广大的网民都是潜在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因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准确认定变得非常困难，纳税申报无疑会受到影响。另外，现有的上门申报、邮寄申报和报盘申报等方式并不能满足纳税人的远程申报、快速申报及随时申报的需求。
4.电子商务对税务检查和税收法律责任的挑战
对税务检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纳税人难以认定、课税对象难以确定、建立在对纳税人原始凭证、报表，实物财产进行检查的传统税务检查方式无法实施、现行的人工查账方式及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匮乏、不能适应对电子商务进行税务检查的需要等方面。由于现行税收征管方式对电子商务的不适应导致电子商务征税方面法律责任上的空白地带，对电子商务征纳税的法律责任无从谈起。
5.电子商务对税款征收的挑战
电子商务的交易双方直接交易减少了商业中介环节，使中介机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的作用迅速减弱甚至消失，影响了代收代缴方式的实施。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兴事物，税务机关寻找用以确定收入额和利润率的参照物比较困难，导致定期定额征收方式难以实施。因此，利用转让定价规避税负更是轻而易举的事。除此之外，电子商务的虚拟性也造成税务机关无法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
二、我国应对电子商务对税法所带来的挑战的对策
1.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确定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
我国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时，应以现行税收制度为基础，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现行税收制度作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二是建立近期免税，长期应保持税收中性的原则。电子商务是近年来伴随着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极具潜力的新型贸易方式。各国为了扶持本国网络经济的发展，目前都对网上交易实行税收优惠。如1998年10月，美国的《互联网免税法案》规定：3年内(至2001年)暂不征收国内“网络进入税”。为了促进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了使我们不要再错过一个时代，笔者认为在近期应对电子商务实行免税或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三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谋求全球一致的电子商务税收规则，保护各国应有的税收利益。
2.基于地域管辖权的税收管辖权的标准
这是解决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挑战的有效对策，常设机构的确定仍然是行使基于地域管辖权的重要因素，OECD税收范本第五条对常设机构定义的注释说明中提到：互联网网址本身并不构成常设机构，而存储该网址的服务器(硬件、有形的)用于经营活动时，可以构成固定营业地点，从而构成常设机构。笔者较为赞同这一观点：第一，从常设机构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当国际经贸领域出现新的经济活动时，它的内容就会有新的突破。所以，不必要废除常设机构而只需对其进行重新界定。第二，OECD税收范本对第五条的解释已经承认自动化机器如自动售货机、游戏机等可以构成常设机构，人的参与已经不是成立常设机构的必备条件，所以存放网站的服务器可以被认定为是营业场所。第三，服务器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第四，服务器可以完成企业主要的或者重要的营业活动。至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可以构成常设机构，笔者认为，当网络服务提供商按照其营业常规开展营业活动时不构成非独立人即不能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但两种情况下除外，一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要或者专为一个客户服务；二是网络服务供应商经常性地为某一客户保存数据库并有权代表该客户将数据库中的数字产品直接从网上送到该客户的顾客手中。据此，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明确服务器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被认定为常设机构的条件。 转贴于
3.运用相关法律规定解决电子商务对税收征收、税收管理、税收检查以及税收责任的影响
笔者认为应在现有的税收征管法中加入相关的制定内容：
（1）在已有商业网站服务内容上附加上相关的税收项目，把税收项目作为网上交易必不可少的内容加以罗列，在网上交易的同时，相关税收内容能永久地粘贴在网上交易的内容上。
（2）对于在互联网上新登记的商业网站必须将真实网址和服务内容向税务机关汇报，过去已经登记的要向税务机关补报，以便税务机关及时有效的查询税务登记情况和进行税收检查。
（3）凡在银行设立电子账户，必须先到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并申请专门的网上交易税务登记号。申请人必须用真实的居民身份证才能开立个人账号，账户中要表明真实的住所，以便税务机关能够及时查阅。
（4）在设立的电子账户结算程序上，必须规定税务项目，货币结算必须设立用途，在交易双方进行结算时，货币用途必须经过检查复核确实对应一致。
（5）税务机关的管辖以开立电子账户的银行或分理处的营业地址作为管辖依据，而不以纳税人的营业场所和居所为管辖依据。
（6）制定网上服务专用发票，每次网上交易后，必须开具专用的发票，并且把专用发票的开具作为网上交易必经程序。
（7）网上交易用户每一次交易过后，必须将交易内容存储打印，邮寄给管辖税务机关，或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税务机关，以便进行纳税核定。
（8）尽快建立全国税务机关网上税收查询系统，并建立全国税务稽查协作制度，以保证税收稽查能对税务管辖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纳税人的状况做到及时有效的检查。
三、电子商务引起的其他国际涉税问题
⒈交易人身份的确认
由于网络贸易中交易主体的虚拟化，确认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的人的身份是非常难的。这个问题又影响到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适用。日前，由发达国家组成的联合组织正在寻求通过发展一种数字身份证来确认网上交易者的身份。税务部门可以利用数字身份追踪网上交易商，这反映了有关当局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正在付出努力，力图使之得到解决。
⒉会计记录的保存
现有税制要求纳税人以书面形式保留完整准确真实的会计记录以备税务部门检查。然而，在电子交易中，这些交易记录只是一种电子形式，并且可以轻易地被更改、不留痕迹，使交易无法追踪，审计失去依据，征税没有基础。
⒊商品流转税的征收
电子商务会影响到商品流转税的征收，商品流转税又称商品税，是在商品流通环节上对商品流转额征收的税。商品税的具体税种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如在美国主要是货物税，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我国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等。电子商务的数字化产品及服务的商品税征收是个问题，税务当局对在网上进行的大量的这类交易难以掌握，因此难以征税，对这类逃避税行为实际上也难以控制。
电子商务的出现，带来了众多的税收问题，电子商务是全球性的经济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税收问题也是国际性的，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协商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税务机关相互交换税收情报和协助监控，充分收集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信息，才能掌握外商电子商务活动的状态和行踪，进而对电子商务所得进行征税，防止其避税。
参考文献：
[1]吴伟光.电子商务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张松.税法概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8.
[3]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周忠海.电子商务法导论.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
[5]田文英.电子商务法概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第5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
申报纳税包括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不同形式的不依法申报纳税行为。探讨不依法申报纳税的表现形式及其法律责任，有助于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正确执法。
一、纳税人未按期进行纳税申报，但按期缴纳了税款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违反了纳税申报管理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管理秩序。税务机关应根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明确：“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纳税人按期如实进行了纳税申报，但逾期未缴纳税款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违反了税款征收管理规定，导致国家税款不能及时入库。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相应的措施。
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第一款明确：“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还可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八条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纳税人按期进行了纳税申报，但申报不实笔者认为，申报不实与虚假申报的含义是一致的。针对纳税人的不实申报，税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
1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且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属偷税，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纳税人的这种行为，违反了纳税申报管理的规定，但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对这类行为，不能按偷税进行处罚，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纳税人未按期进行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使核税权。
新《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明确：“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在此基础上，税务机关应区别纳税人是否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按偷税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2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但未形成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针对这种情况，税务机关应依据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按“情节严重”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第6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税务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税收法律，税收法律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是带有“税”字的法律构成，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带“税”字的法律。税务行政执法如果离开其他相关法律来理解带“税”字的法律，那是很难贯彻到位的。例如，某税务机关于2005年11月11日对某纳税人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纳税人于11月12日上午9时缴清了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是在24小时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那么该税务机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则超出了规定的时间界限。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将税务机关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时限由24小时改为一日，那该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参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上述税务机关是属于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
二、参照司法实践判断税务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性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过去税务实践工作中有三种看法：一是在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书面通知其申报；二是税收征管法本身就规定了纳税人只要是发生纳税义务就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就是通知了；三是认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同时要办理税种登记，告诉纳税人应该缴哪些税，如何缴税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目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上述问题做了具体解释：“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分三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即为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二是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三是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也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该司法解释是对刑法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的解释，明显不能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而税收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又没有做具体规定，那么在税务实践工作中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理解上述问题。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实践标准的统一，司法解释一旦出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这就是司法实践。所以税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述司法实践来判断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司法实践中是站得住脚的。
在税收检查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关书面的法律知识，多看税收方面的案例之外，还应该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检察官对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还应当多与法官、检察官沟通。因为法官、检察官对税收政策和会计制度并不如税务人员熟悉，税务机关应当多向法官、检察官多介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对涉税案件的理解更准确。
三、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
税收法律体系明确了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有些权利和义务明确得不是很具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当是：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从字面理解，“扶养”是指同辈之间的一种帮助关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儿童。对老人应当是用赡养，对儿童应该是用抚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是这么理解的。那么能据此说明上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儿童了吗？很明显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对此做了含糊的解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根据这个规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纳税人的家属了？那么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应如何理解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纳税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其他人，三个条件是：一是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由纳税人扶养。只要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管与纳税人是什么关系都应当是纳税人的家属。
四、合理理解税务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条文是死的，如何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条文这就需要依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不同的事实合理理解运用了。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就直接关系到征收权力的落实和纳税人利益的保护。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这个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全税款不至流失，即为一种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赋予税务机关在特定条件下的提前征收权力。提前征收毕竟是对纳税人权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错误地运用了这个权力则是对纳税人权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那么什么是“有根据”认为呢？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线索，另一种说法是有证据。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有迹象，但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就更不是行为了。因为行为是正在发生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是迹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的前提条件是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所以，“有根据”就不能理解为是有线索就可以了，而应当理解为有一定的证据，但也不能理解为要有充分的证据，因为税务机关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防止税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充分证据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
人无完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出台的错误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出台的擅自减免税的规定等。所以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对那些已经出台的税收方面的各种文件应当认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
那么如果税务执法人员发现有关规定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呢？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公务员法》已做了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并不一定就决定成败，但成败关键就在于细节。目前，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思想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对的，纳税人不告的确是没有问题，但纳税人把税务机关告上法庭后那些细节就成了决定税务行政诉讼胜败的关键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导致税务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如某税务稽查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中有个数据与事实不符，打印校对时也没有发现，依法送达纳税人后，纳税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把税务机关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决该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作出撤消该处理决定的判决。再如，某税务所对纳税人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后，纳税人在三个月内既不履行，也不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税务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是加盖该税务所还是该税务所所属的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呢？对此很多税务执法人员认同应该加盖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因为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都应该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如果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加盖的是县以上税务局的印章，则说明这次税收强制执行的执法主体即是该税务局。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强制执行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也就是说，谁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谁实施强制执行措施，而上述税务行政处罚是由税务所作出的，所以对税务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的主体也应当是该税务所。
七、执法程序要合法
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税收法律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税种的法律法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在税务行政执法应当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不管税收实体法运用得如何正确，只要是执法程序上发生错误都会导致税务行政诉讼的败诉。以往的事实证明，很多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败诉败就败在执法程序违法方面。
八、行必有法
过去大家都很注意：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那么在税务行政执法中还应当注意“行必有法”，也就是说每一项税务行政执法活动都应当找到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税务行政行为都是越权行政，税务机关不得为之。因为税务行政权力是属于公权力，而公权力的特点即是法无明确规定不得为之。所以衡量某一税务行政执法活动是否有法律效力关键就看其是否有法律依据。
除以上八个方面以外，在税务行政执法中还应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如税务行政诉讼风险、执法工作难度风险和执法成本风险等。
第7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一、加强领导，成立机构。在县车辆税收清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车辆税收清收小组办公室（设在地税局分局），由地税局副局长任主任，分局分局长、征管股长任副主任，成员由地税局分局抽2人、公安局经侦大队1人、交管大队2人、交通局运管所1人组成。
二、建立“审、检、险把关，先税后审、检、险”管理制度。即：纳税人在办理车船上牌、过户、年审时，由县公安交管大队把关；在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年（季）审时，由县交通局运管所把关；在办理车辆检测时，由机动车检测单位把关；在办理车船强制险时，由各保险公司把关。坚持先纳税，后审、检、险。未纳税的，交管大队、交通局运管所、机动车检测单位不予年（季）审或检测，各保险公司不能将保单、保险标志和保费发票交给投保人。
三、征管具体措施：
1、对摩托车车船税的征管：委托县交管大队、各乡镇人民政府代征。
2、对汽车车船税的征管由各保险公司在办理强制险时统一代征。
3、对营运汽车的营运税收，如是挂靠在各运输公司、物流公司或出租公司的，由挂靠的单位统一向地税申报缴纳；未挂靠在公司的，由车主自行向地税局申报缴纳。交管大队、交通局运管所、机动车检测单位在办理年（季）审、检时，应先查验完税凭证并保留复印件。
4、对“三无”车辆的税收征管，由县政府通告，对纳税人限期缴纳车辆营运税收及车船税。未按规定缴纳的，由车辆税收清收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清缴，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5、征收标准：
（1）摩托车车船税的征收标准：每年每辆60元。
（2）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包括半挂牵引车、挂车）的车船税征收标准：按车辆自重（即整备质量）每吨80元/年。
（3）载客汽车车船税的征收标准：核定载客大于或等于20人的客车按每辆每年480元征收；核定载客大于9人而小于20人的客车按每辆每年420元征收；核定载客小于或等于9人的按每辆每年360元征收；微型客车（指车长小于等于3.5m，发动机汽缸总排量小于等于1L）的征收标准：按每辆每年240元征收。
（4）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的征收标准：按车辆自重（即整备质量）每吨每年80元征收。
（5）汽车营运税收的征收标准：按核定吨位每吨每月综合税额90元征收。
四、工作职责
1、县交管大队、交通局运管所、机动车检测单位履行“审、检把关，先税后审、检”制度的落实情况，由县政府车辆税收清收领导小组每年不定期地组织一至二次检查，对未履行制度造成税款漏征的，由把关单位负责缴纳漏征的税款，由县政府追究当事人、责任领导的责任，并通报批评。
2、保险公司履行“先税后险”的情况由各保险公司按月向车辆税收清收小组办公室提供交纳强制险的金额和车辆数，由车辆税收清收小组办公室进行核对。如存在未代征车辆税收的情况，未代征的税收由保险公司缴纳。
3、县地税局应做好税务公开事项，主要有：一是税收政策。主要公开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各税种的征收管理办法、纳税人的权力和义务、税务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标准等；二是税收执法程序。主要公开税务登记办理、纳税申报办法及受理申报、涉税审批事项、审批权限、发票领购、税务稽查、税务行政处罚以及其它税收执法程序等。三是税务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税务机关要将税务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公开，以达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四是税收减免情况。主要公开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业户、性质、期限、税额、方式、用途等。五是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未做到公开的，年终给予通报批评。
4、信息交换
车辆税收零星分散，其税收征收管理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持。各单位在严格执行“先税后审、检、险”制度的同时，更要抓好信息交换工作。各单位应指定专人于每月初将上月有关信息传递到车辆税收清收小组办公室。现将各单位信息交换职责明确如下：
（1）县交管大队：提供车辆上牌、过户、核销、年审等环节的信息；
（2）县工商局：提供车辆办理营业执照的信息；
（3）县农机局：提供农用车辆的数量、吨位等信息；
（4）县交通局：提供车辆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及年（季）审的信息；
（5）县采购办：提供全县各单位申购车辆的审批信息；
（6）县国税局：车辆购置税的完税信息、摩托车的销售量信息；
（7）县检测单位：车辆（含摩托车）检测情况的信息。
五、奖惩机制
第8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关键词：税务行政执法；自我保护；税收征管法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所以目前的税收法律在税收实践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税收任务问题、法律规定含糊或不明确等等。那么作为税收行政执法人员在税收执法实践中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税收执法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执法的过程中同样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并且要学会自我保护，免得出现执法犯法的现象。所以税务行政执法人员也应懂得自我保护，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税收检查工作环境。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笔者认为，税务执法人员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多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增强对税收执法法律依据的理解
税务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税收法律，税收法律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是带有“税”字的法律构成，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带“税”字的法律。税务行政执法如果离开其他相关法律来理解带“税”字的法律，那是很难贯彻到位的。例如，某税务机关于2005年11月11日对某纳税人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纳税人于11月12日上午9时缴清了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是在24小时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那么该税务机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则超出了规定的时间界限。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将税务机关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时限由24小时改为一日，那该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参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上述税务机关是属于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
二、参照司法实践判断税务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性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过去税务实践工作中有三种看法：一是在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书面通知其申报；二是税收征管法本身就规定了纳税人只要是发生纳税义务就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就是通知了；三是认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同时要办理税种登记，告诉纳税人应该缴哪些税，如何缴税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目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上述问题做了具体解释：“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分三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即为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二是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三是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也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该司法解释是对刑法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的解释，明显不能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而税收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又没有做具体规定，那么在税务实践工作中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理解上述问题。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实践标准的统一，司法解释一旦出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这就是司法实践。所以税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述司法实践来判断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司法实践中是站得住脚的。
在税收检查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关书面的法律知识，多看税收方面的案例之外，还应该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检察官对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还应当多与法官、检察官沟通。因为法官、检察官对税收政策和会计制度并不如税务人员熟悉，税务机关应当多向法官、检察官多介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对涉税案件的理解更准确。
三、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
税收法律体系明确了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有些权利和义务明确得不是很具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当是：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从字面理解，“扶养”是指同辈之间的一种帮助关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儿童。对老人应当是用赡养，对儿童应该是用抚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是这么理解的。那么能据此说明上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儿童了吗？很明显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对此做了含糊的解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根据这个规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纳税人的家属了？那么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应如何理解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纳税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其他人，三个条件是：一是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由纳税人扶养。只要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管与纳税人是什么关系都应当是纳税人的家属。
四、合理理解税务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条文是死的，如何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条文这就需要依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不同的事实合理理解运用了。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就直接关系到征收权力的落实和纳税人利益的保护。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这个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全税款不至流失，即为一种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赋予税务机关在特定条件下的提前征收权力。提前征收毕竟是对纳税人权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错误地运用了这个权力则是对纳税人权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那么什么是“有根据”认为呢？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线索，另一种说法是有证据。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有迹象，但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就更不是行为了。因为行为是正在发生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是迹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的前提条件是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所以，“有根据”就不能理解为是有线索就可以了，而应当理解为有一定的证据，但也不能理解为要有充分的证据，因为税务机关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防止税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充分证据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
人无完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出台的错误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出台的擅自减免税的规定等。所以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对那些已经出台的税收方面的各种文件应当认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
那么如果税务执法人员发现有关规定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呢？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公务员法》已做了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并不一定就决定成败，但成败关键就在于细节。目前，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思想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对的，纳税人不告的确是没有问题，但纳税人把税务机关告上法庭后那些细节就成了决定税务行政诉讼胜败的关键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导致税务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如某税务稽查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中有个数据与事实不符，打印校对时也没有发现，依法送达纳税人后，纳税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把税务机关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决该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作出撤消该处理决定的判决。再如，某税务所对纳税人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后，纳税人在三个月内既不履行，也不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税务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是加盖该税务所还是该税务所所属的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呢？对此很多税务执法人员认同应该加盖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因为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都应该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如果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加盖的是县以上税务局的印章，则说明这次税收强制执行的执法主体即是该税务局。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强制执行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也就是说，谁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谁实施强制执行措施，而上述税务行政处罚是由税务所作出的，所以对税务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的主体也应当是该税务所。
七、执法程序要合法
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税收法律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税种的法律法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在税务行政执法应当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不管税收实体法运用得如何正确，只要是执法程序上发生错误都会导致税务行政诉讼的败诉。以往的事实证明，很多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败诉败就败在执法程序违法方面。
八、行必有法
第9篇：税收征管法范文
(一)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生成机理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现代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参与人所掌握的信息与另一些参与人所拥有的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这一方面表现为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去损害劣势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信息劣势主体不能通过获取及时有效的信息去维护自身的利益。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存在于多元主体之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税务系统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第三，税务机关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税收征管实践中的“常态”，为征管过程中的税收风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所谓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指损害或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瑞典税务专家Blickman和Wittberg则宽泛地认为风险是任何可能影响一个组织达到它的目标的事情。信息不对称语境下的税收风险，从主体的角度讲，表现为税收征管中的纳税人以及征收人员的双重道德风险。按照传统的理性人假设，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纳税人在决定是否诚实纳税时取决于其对预期逃税的“收益”与“成本”权衡的结果。在税务部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一方面，纳税人利用私有信息，可能存在伪造、隐瞒收入以逃税避税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当居于信息劣势的税收征管部门不能正确地通过信息甄别制度来判断选择高质量(诚实守信)的纳税人时，将出现类似“劣者驱逐良者”的“逆向选择”现象，即低质量(不诚实守信)的纳税人会越来越多，高质量(诚实守信)的纳税人会越来越少。对于税务系统内部上下级税务征收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言，税务征收人员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行为：偷懒，税务征收人员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小于其已经得到的报酬；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反映在为了获得“权力租金”，往往采用“设租”、“寻租”等手段，通过征纳串通合谋个人效用，其努力的方向与上级税务管理部门背道而驰。
税收风险的存在是税收风险管理的逻辑前提。美国学者Williams和Heins将风险管理定义为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小的成本使风险所致损失达到最低程度的管理方法。认为风险管理是处理纯粹风险和决定最佳管理方法的一套技术。综合以上观点，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以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技术和信息技术研究税收风险的发生规律，通过对税收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小的成本，使税收风险所致损失达到最低程度的最佳管理方法。税收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管理，提供了税源控管的路径和方向，进而提升了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税收征管方式，正好契合了信息不对称语境下税收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需要，通过各税收主体之间的信息联动消解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从而有效提高税务部门对税收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能力。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不应当是一种“非典型性”制度，而应当是一项常态性的工作制度，通过纳入日管工作体系，使税收风险管理常规化、制度化，从而促进传统征管方式向现代化征管方式的嬗变。
(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所谓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指在各级部门之间、上下层级之间以及税源、税基管理的主要环节之间，整合职能配置，整合数据应用，建立起职责清晰、衔接顺畅、重点突出、良性互动的管理制度。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指税务部门与非税务部门之间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狭义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则是指税务部门系统内部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分为不同的类型：
首先，从联动主体的角度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包括横向联动和纵向联动。税源管理的横向联动是指同级税务部门之间以及同级税务部门与非税务部门之间的税源联动管理关系。税源管理的横向联动应当细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指同级税务部门与非税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包括同级税务部门与工商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建设规划部门、国土房管部门、金融部门、统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与税源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同级非税务部门之间所建立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制度；第二个层级是指同级税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主要是指国地联动，即同级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的税源联动管理关系。税源管理的横向联动与广义的税源联动管理有所不同，尽管两者都包含税务部门与非税务部门之间的联动管理关系，但是前者仅强调联动主体的同级性和横向性；后者则无此限制，同级和不同级的税务部门与非税务部门之间的税源联动都属于广义的税源联动管理。税源管理的纵向联动是指国税系统或地税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联动管理关系。税源管理的纵向联动有“三级联动”和“四级联动”之分。“三级联动”主要是指市局、区县局、税收管理员上下联动汇聚纵轴的三位一体的管理制度。如济南、晋城等就实行“三级联动”管理制度。“四级联动”是指通过构建贯通四级的税收风险联动控管体系，实行省局、市局、区县局、税收管理员的“四级联动”管理制度。江苏省国税局就实行四位一体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
其次，从联动流程的角度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一种流程联动。流程导向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纳入税收征管流程中，实行程序化操作，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征管业务流程的主要环节之间，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工作流程，推动税源管理分析、监控、评估、稽查四个环节的良性互动。在流程联动中各主要环节结成节点，每个环节在发挥其作用时，既能得到其它环节的呼应和有力支持，又能使自身的作用成果与其它环节共享。
再次，从联动税种的角度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还可以在关系密切的税种之间建立起税种联动制度。如房产税、契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之间的联动制度，增值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之间以及增值税与所得税之间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等。
最后，从联动地域的角度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可以在不同区域之间建立起地域联动，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由于当前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还处于发展初期，各地的地域联动实践还尚未兴起。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地域联动能够突破区域之间的信息壁垒，应对税收实务中出现的“跨区县外出管理证明书问题”(或异地工程问题)，因此，建立税源管理的地域联动非常必要。随着税源管理的地域联动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最终将形成一个全国“一体化”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这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最高形式。
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律缺陷
(一)法律制度缺陷
1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缺乏税收实体法依据。从税收实体法的角度讲，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执行依据具有很强的行政命令色彩。我国一直存在税法效力弱化和税收立法行政化的倾向，税收执法行为大量依据行政解释，直接导致了税法效力的削弱，税收法律关系也因此被扭曲。作为一种发端于税收实践中的税收程序制度，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税收行政化倾向则更为明显，其零散而杂乱的行政执行依据有违税收法治原则。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缘起可以看出，无论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萌芽初期，还是其形成时期，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和税务行政主管机关的大力推动；而政府和各级税务部门所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实践最主要的执行依据。这些执行依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件层级低，目前有关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最高层级的文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要点；二是执行依据的零散性和杂乱性，主要表现在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没有统一行动，而是分别在自己的系统内部进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实践，而且即使在国税系统或地税系统内部也都是各自为政。各地税务部门的实施依据各不相同，其实践效果也大相径庭，从而不利于税收法制的统一与税收程序正义的实现。
2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缺乏税收程序法依据。《税收征管法》是税收程序法，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一种税收程序性制度，理应在《税收征管法》中得到体现。然而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明显缺乏其应有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现行《税收征管法》中税务机关管理的被动性和事后性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税务机关管理的主动性和事前性之间存在矛盾。现行《税收征管法》以纳税人的主动性和税务管理机关的被动性为逻辑起点，忽视了纳税人的经济人本性，以纳税人均具有高度的纳税自觉性为前提，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求纳税人主动进行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并自觉进行账簿、凭证管理，如若出现相反的情形，则税务机关只能进行被动的事后救济——税务稽查。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则以税务机关的主动性和纳税人的相对被动性为前提，强调无论纳税人违反纳税申报和进行账簿、凭证管理与否，税务机关都可以预先进行税务信息的调查、收集与管理，因而这种管理更具有主动性和事前性。
第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信息化管理没能在《税收征管法》中得到具体体现。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一种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的税收征管制度。税源联动管理机制的科学化体现在税源联动管理机制在风险识别——纳税评估——联动应对的过程中，运用数据模型等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税源联动管理机制的精细化则体现在税源联动管理机制建立了一套以联席会议为主导的、纵横交错的精细化管理体系；税源联动管理机制的信息化体现在税源联动管理机制的运行必须以信息平台为依托，整合数据资源，以进行一体化的数据管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法》对税源联动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做出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然而现行《税收征管法》仅在第二十三条规定了税控装置的推广使用，由于《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原则性，加之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缘差异，税务信息失灵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是税务信息呈静止状态，靠人工输入的税务登记信息资料往往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及时变更；二是税务信息的非真实性，纳税人隐瞒经营成果、设立假账应付税务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税务信息的滞后性，实施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后，有的地方形成以查代管、管理缺位的状态，弱化了征前监控，使准确的税务信息呈现滞后性。
第三，《税收征管法》中部门协调制度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税源联动管理中的“部门联动”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税收征管法》第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管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在我国依法行政尚不完善、权力寻租在某些地区还颇为盛行的情形下，该条规定无疑从法律上为政府对税收征管执法的不当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税收征管中的部门协调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五条仅原则性地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至于究竟有哪些部门，具体的支持协助义务是什么，《税收征管法》仅用两个条款对工商管理部门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出粗略规定，其他部门却没有含摄。此外，在“法律责任”一章中也没有对不履行支持协助义务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责任的约束无异于一纸空谈，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是税收实务中部门协调依靠“人情”而非“法律”的重要根源，部门协调制度的不完善在严重削弱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
第四，《税收征管法》对信息共享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计算机辅助功能的有效发挥。《税收征管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然而，计算机在税收征管中虽然普及但使用水平较低，大多数仅限于以电脑代替手工劳动，而其信息共享、管理监控、决策分析功能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税务软件开发各自为政，且层次低、投入高、浪费大，“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征管模式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二)法律理论缺憾
1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税收契约精神之缺憾。长期以来，国家一直以“超社会”的形象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出现，纳税被定性为一种无偿的行为。由于政府的强制征税权被过度强化，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监督与制约制度缺位情形下，纳税人对政府征税行为的软约束与政府强势征税权力对纳税人弱势权利的侵犯。
税收契约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宪法中的税收条款就是税收契约，即人民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国家的上述要求。由此可见，税收契约关系是一种理性关系，双赢互利是双方缔约的初始动机和目标诉求，纳税与征税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首先人民基于公共产品的消费需要与国家达成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权利，做出同意纳税的次优选择；而后产生国家征税权，国家征税权的行使在于为纳税人服务，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为了征管而征管。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税收契约法律关系中，纳税人的权利是一种原生权利，属于第一性权利；征税权是一种次生权利，属于第二性权利。
2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程序正义之缺憾。税收契约论重新阐释了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来源，国家征税权的正确行使离不开税收征管程序正义的保障。程序正义对于税收征管而言，不仅是税收征管的必然要求，更是税收征管实然的过程本身。税收征管程序正义应当遵从以下原则：(1)程序法定原则，即税收的征管程序不仅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规定应当尽可能明确而不致出现歧义，其精神实质是通过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排除或限制行政机关在税收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2)程序透明原则，即税收的征管程序应当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公布，为纳税人的决策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3)程序民主原则，即税收征管程序的各方主体应当在充分协商与对话的基础上全程参与税收征管程序的制定、执行和遵守等各个环节；(4)程序平等原则，即程序与平等相互依存，程序正义的理念内生于税收征管程序中各方主体之间的对等关系，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
税源联动管理制度通过税收信息资源的联动整合，为税务部门提供及时的税收信息和准确的执法依据，使税收征管工作有的放矢，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税收程序正义的实现。但是，如果以税收征管程序正义的四大原则为视角重新审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不难发现存在以下缺憾：
第一，有违程序法定原则。从前面有关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缘起的考察中可以知道，目前实务部门所推行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依据大多散见于省、市一级税务部门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或工作意见之中，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所出现的最高级别的文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要点。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在税源联动管理实践中，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各自为政的行政行为而非制度化的法律行为，呈现出个别性、政策性、零散性、地方性的特点。第二，不符合程序透明原则的要求。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发端于税收实践，以各具特色的不同层级的税务机关文件为指导。税务机关的文件是一种内部政策性文件，缺乏普适性和透明性特质，致使税收行政相对人——纳税人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运行方式缺乏合理的预期，作为“理性经济人”，纳税人无法在充分掌握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信息的情形下做出战略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三，与程序民主原则不相契合。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税收实务部门基于税源控管需求所进行的征管方式的实践试炼，是税收征管权实现的创新途径。在这一创新过程中，税收征管部门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主导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消极被动的服从地位。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并非源自于税收征纳主体之间协商对话的结果，而是税收行政部门的单方意志的体现，因而当前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缺乏纳税人的民主参与。
第四，有违程序平等原则。由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有违程序法定原则、程序透明原则和程序民主原则的精神实质，程序正义的理念很难内生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设计运行之中，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形下，税务行政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偏好，难以在其制定的内部文件中“自缚手脚”以彰显纳税人的利益诉求。综观目前税收实践中林林总总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发现其中唯独缺乏税务行政部门征管责任的制约制度。
3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纳税人权利保障之缺憾。“契约是意志自由的双方所作出的合意，这种合意来自平等、友好的协商。协商是契约的重要理念，体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与沟通的精神，这一点在习惯于以单方意志思考的行政领域尤显得难能可贵，它能弥补权力行政的不足，让纳税人参与到优化税务行政的过程中。”税收契约论的精神实质在于政府对纳税人利益格局的重新调适，实现政府与纳税人应然角色的回归，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弱化甚至消解征税权的强势性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因此，纳税人享有权利是税收契约论的应然之义。纳税人的权利一般包含以下内容：(1)限额纳税权；(2)税收优惠权；(3)税收秘密权；(4)税收回避权；(5)税收知情权；(6)取得凭证权；(7)税收救济权。由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缺乏双向交流制度，在法律的视域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存在着纳税人权利缺乏保障之缺憾。
第一，税源联动管理制度难以保障纳税人的税收秘密权。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主要依赖于横向联动制度消解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障碍，由于现行《税收征管法》仅原则性地规定了部门之间的协助义务，至于部门之间应当怎样协助、其它部门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信息披露、在信息披露(或者联动)过程中应当如何保障纳税人的信息秘密权等，《税收征管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也缺乏统一的度量。可见，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制，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在矫治税收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为税务部门征税权的不当行使提供了运作空间，为侵犯纳税人的税收秘密权提供了便利。
第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不利于保障纳税人的税收知情权。如前文所言，由于现行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仅以内部文件的形式规制，缺乏普适性和透明性，由此极易导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纳税人可能因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内容、程序等信息缺乏了解而无法做出合理预期，从而不利于保障纳税人的税收知情权的行使。
第三，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未能很好地与税收优惠权对接。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税收风险控制理念下的产物，税收风险的深层次根源来自于纳税人的信用风险，对于纳税人信用风险的防范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对纳税人予以外在的制度约束，即加强税源控管；(2)对纳税人进行内在的激励，即建立与税收优惠权相对接的纳税人信誉等级制度。但是目前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只是税务行政机关的单方管控行为，尽管某些地区实行了纳税人信用等级制度，但就总体而言，税收部门尚未普遍建立起纳税人信誉等级制度。即使建立了纳税信用缺失等级监控制度，也未能将这一制度与纳税人的税收优惠权相对接，以至于既不利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运行中纳税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纳税人税收优惠权的有效行使。
第四，纳税人的税收救济权利在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缺乏实现的途径。由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只是一种政策化的征管权运行方式，而非一种法制化的税收征管方式，税务部门基于本位主义思想，仅从征管权的行使和税收风险控制的角度设计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而忽视了对纳税人的税收秘密权、税收知情权等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三、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进路
(一)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
实践是源，理论是流，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学界应当在论证思辨中寻求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与税法精神理念的对应、关联与转换，以一种主动化的进路渗透到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与修正，从而达到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与税法精神理念之间的契合与互动。为此，法学界应当从法理层面积极回应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然而据现有资料显示，尽管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已经实施两年有余，但是实务部门从经验和方法的角度探讨较多，学术界的理论探讨较少，法学界的回应则更为迟缓——目前几乎尚未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学理论进行探讨。税源联动管理制度背后的法之源在哪里?法之理是什么?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否关涉税收程序正义与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主体和客体范畴应当如何界定?……等等，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应当进行充分地论证。
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发端于税收征管实践，是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税收管理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背景下的产物。实践需要理论的升华与指导，更需要法律的规制和完善，否则实践将因缺乏理性而迷失方向，因缺少法治而丧失正义。法制化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然的路径选择。
所谓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借助于一定的立法程序，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实践活动从政策层面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活动。其核心内容是将税收政策实践转化为法律规范。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并非缘于税收实践的单方需求，而是税收实践与法律相互需要的产物。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应当依循以下向度：一是理论指导实践，税法理念与法治精神应当主动渗透到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实践工作中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与修正，这是一种主动的法制化；二是政策实践法制化，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政策实践的演进需要借助法力的强势而将其实践化为最基本的法律制度，这是政策实践对法律功能的需求，是一种被动的法制化。这两个向度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蕴含着法治精神的实践政策才有可能转化为法律；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实践政策经过法律程式的分析、评估、筛选与凝炼而具有成熟稳定的品格，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存续下来。
(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进路
1税源联动管理理论的法制化——税法基本理念的融入。(1)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克服税法的行政化倾向。税收法定主义，是英国近展的产物。税收法定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要件法定主义，这是税收立法的准则，包含税收要件明确的要求；二是税务合法性原则，这是税收执法的准则。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一方面，应当进行形式上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立法。在税源联动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设计中，应当就有关税源联动管理的联动主体、联动对象、联动关系、联动准则和联动程序等，应尽可能地在实体法律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应当严格依法征税，不允许逾越税法的规定而随意扩大征税权利，以行政性规定取代法律的规定，以至于在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违反程序正义原则，忽视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尊重。此外，在当前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为保证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应当严格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禁止税务行政机关对税法漏洞进行补充，克服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行政化倾向。(2)尊重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契合税法契约精神。税收契约论以全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对“税收国家主义”的修正，税收契约精神是现代民主制度与法制观念的产物。鉴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严重疏离，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在注入税收程序正义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彰显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通过消解信息联动与税收秘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确保纳税主体的税收秘密权不受侵犯；通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的联动制度保障纳税人的税收知情权的行使；通过纳税人信誉等级制度与税收优惠权的对接，调动纳税主体自觉纳税的积极性；通过税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为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最后的保障。(3)遵守税收程序正义，彰显现代法治精神。税收程序正义是弱化甚至消解征税权的强势性，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的根本保障，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法制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试炼中融入税收程序正义的理念，体现税收法治的精神实质。鉴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税收程序正义的缺失，我们首先应当融入税收程序正义的精神理念：通过权责统一的税收征管制度，适当约束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协商对话、民主参与等制度的建立，使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更加透明化、民主化与平等化。
2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现行《税收征管法》的完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税收实践试炼的结晶，具有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的现代性特质，是税收征管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路径选择。法律制度的形成及其功能进化源于社会实践的变迁，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作为一种新生的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在新一轮《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中得到回应。
作为一种征管方式的创新制度，尽管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所有制度不可能在《税收征管法》中得到全面体现，然而现行《税收征管法》可以在“税款征收”一章增加专门性条款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将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条款进行细化和完善却是切实可行的。(1)修订和完善《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部门之间的协作是横向联动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五条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就具体的协助部门而言，《税收征管法》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仅对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做了粗线条的规定，而对于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之间的协助义务、税务部门与审计部门、国土房管部门、交通部门等与税收征管工作密切相关的其他部门的协助义务，《税收征管法》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横向联动法律依据不足，在新一轮的《税收征管法》修订工作中应当对此予以完善。(2)修订和完善《税收征管法》第六条。健全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关键在于依托信息共享制度打破信息瓶颈，然而现行《税收征管法》仅用一个条文进行了粗略的规定，信息共享制度应当如何构建?主体是否就只能是抽象的“国家”?信息共享制度中每个信息共享者应当享受何种权利?履行何种义务?遵守什么样的信息共享规则?信息共享制度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不遵守规则时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等，《税收征管法》需要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3)修订和完善《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三条。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三条对税控装置的使用做出了规定，但仍有不完善之处：一是“纳税人”作为“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主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有待进一步探讨；二是可以将“税控装置使用”的有关制度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中“税收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相结合。
3．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制化进程。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既关涉税收实体问题，也关涉税收程序问题，是实体与程序的有机统一体，因而不宜也不可能将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进行割裂，而应在相应的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分别做出规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制定一部统一的《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单行条例》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未来的路径选择。
关于《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单行条例》的具体制度设计，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过程，但就《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单行条例》制定的成熟时机而言，至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在税收实践中经反复试炼而趋于成熟；第二，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由内部政策上升为国家政策，由区域政策上升为全国统一政策，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第三，理论界尤其是法学界在税源联动管理制度实践与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之源和法之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对税源联动管理制度的法律制度设计进行了充分的证成。
法律与实践是一种互动互生的关系：法律的建构与运行是实践的，而非冥想的，它需要回应和关注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实践的践行与运作是制度化的，而非零碎的，它需要法律的支持与调适以获得普适性的品格。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是内生于税收实践的社会产品，需要一个漫长的法制化的过程，实践的试炼——政策的指导——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法律证成是税源联动管理制度法制化必经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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