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范文

杭州企业为何能行？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看气质”。这“气质”，很大程度上就是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工匠精神”。

在坚守中谋转型

坚守，是企业发展之本。

由一个家庭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电器龙头企业和新能源领军企业，正泰集团靠的是什么？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将秘诀形象地概括为：“听中央的，看欧美的，干自己的。”正泰集团自1984年创建起，就一门心思搞制造，不偷懒，不贪心。从“让电尽其所能”到“让电无所不能”，在坚守中，正泰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全球最大视频监控设备生产企业之一的海康威视，10多年来也一直专注在视频、监控、安防等领域。海康副总裁郑一波说：“面对诱惑，我们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想做成什么。”

饮料业“大户”娃哈哈，更是“坚守”的典型。在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食品饮料行业永远是朝阳产业，这个主业，他们不会变，而且还要继续做大做强。

从供给侧端促改革

改革，是企业发展之机。

自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备受瞩目。事实上，杭州的企业早就在做“供给侧改革”。

正泰集团近年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老旧产品进行压缩、去库存，积极拓展高端市场业务。2015年，集团主营业务同比增长15%，其中光伏业务增长近80%。

娃哈哈也在供给侧上狠下功夫。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娃哈哈把保健食品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以生物工程和中医食疗为突破口促进产品升级。

除了“卖产品”，杭州不少企业也开始“卖服务”。创建于1986年的传化集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针对公路物流行业一直以来“散、小、乱、弱、差”的状况，传化集团于2003年在全国首创了“公路港物流服务平台”模式，并计划到2022年形成全国性的公路港网络。

在创新中寻新动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之基。

中国制造要向中高端迈进，离不开孜孜不怠的创新。“存钱不如存技术”，正泰集团创业初期，实行股东不分红，把利润全部用于技术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如今，正泰集团一年投入研发费用近20亿元，仅2015年高端智能电器研发投入就达8亿元。正泰研发的我国首台薄膜太阳能电池关键高端生产设备，打破了西方在这个领域的长期垄断。哪怕花了十几亿元的“学费”，在南存辉看来也是值得的。

第2篇：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范文

一、我国居民消费偏好分析

居民衣着类消费支出占比继续下降。

2016年，我国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1203元，同比增长3.3%，增速较上年放缓2.6个百分点。衣着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7.0%，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一）居民购买服装仍处在物质需求阶段

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国居民收入成金字塔结构，对大部分人来说，尚不能很好地通过服装彰显其精神层面的需求；二是“占有心理”导致居民服装消费更新速度较慢，特别是应对重要场合的品牌服装，家里有一两套存货即可，高端服装市场极易饱和；三是服装和家电、手机等其他商品相比，近年来的功能变化相对较少，可以带给消费者新体验不多。

（二）居民消费呈现圈层化特征

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呈现圈层化特征。富裕人群对服装价格不敏感，高品质和优质服务是决定他们消费的重要因素，高端百货或是有VIP服务的门店是富裕人群的主要购物场所；对于城市中产阶层来说，商品价格的敏感度要远低于城市普通居民家庭。相对那些单一的零售业态，购物中心更能满足他们多元化、个性化、娱乐化的精神需求；对于城市普通居民来说，性价比是决定其消费的关键因素，购买高性价比商品的意识会体现在普通城市居民的各种消费行为中；对于最低收入群体来说，价格是其服装消费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品牌意识相对较低。

二、2016年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销售情况分析

2016年，我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服装零售额同比增长6.8%，增速自2011年以来逐年放缓。我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同比下降1.2%，自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服装销售单价同比下降0.3%，降幅较上年收窄3.3个百分点。男装、女装和童装零售额均出现下滑，运动服、防寒服零售量实现正增长。

（一）限额以上企业服装零售额增速持续放缓

（二）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小幅增长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16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2%，增速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从各类服装销量增长情况来看，女装销量大幅放缓5.1个百分点，成为抑制服装整体销量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男衬衫、T恤衫、童装、牛仔服、运动服和防寒服零售量均高于上年，且增速有所加快；男西装、茄克衫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裤子、针织内衣裤和羊绒及羊绒衫零售量不及上年同期。

（三）服装市场下半年企稳回升

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下半年服装销售情况相对较好，自6月份起，几乎各月均实现零售额同比正增长。服装零售量下半年降幅相对较小，并在12月份实现6.8%的全年最高月度增速。

（四）服装市场成交价格降幅收窄

2016年我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销售单价同比下降0.3%，降幅较上年收窄3.3个百分点。其中，下半年7月、9月、10月、11月服装价格在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涨幅相对较大。

（五）主要服装商品销售运行情况

1、男装：零售额下降，单价降幅扩大，销量上涨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男装零售额同比下降4.4%，降幅较上年扩大3.6个百分点。

2、女装：零售额下降，单价降幅收窄，销量与上年持平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女装零售额同比下降3.2%，增速较上年扩大2.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3、童装：零售额小幅下降，单价下降，销量增长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童装零售额同比下降0.9%，增速较上年放缓3个百分点。

2016年，童装单价同比下降3.8%，增速较上年大幅下滑7个百分点。童装销量同比增长3%，增速较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

4、运动服：零售量增速加快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运动服零售量同比增长9.6%，增速较上年加快3.6个百分点。

5、防寒服：零售量同比上涨，增速放缓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防寒服零售量同比增长1.2%，增速较上年收窄0.6个百分点。

三、2016年服装市场特点分析

（一）大多数品类市场集中度进一步下降

2016年，服装市场大多数品类市场集中度继续下降，一线品牌竞争优势进一步弱化。2016年，十四个服装品类中，男西装、茄克衫、女性内衣和童装前十品牌市场综合占有率合计较上年略有增长，其他品类的服装市场集中度均不及2015年。

（二）羽绒服、运动服领军品牌市场份额较大

从近年来服装领军品牌的市场份额变化情况来看，功能要求较少的品类市场集中度较低，且行业领军品牌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品牌可替代程度较高。羽绒服、运动服等专业程度较高的品类前十品牌市场集中度均超过30%，且领军品牌市场份额均在10%以上。童装市场近年来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行业竞争较为激烈，除传统童装品牌外，运动品牌和快时尚品牌也开展童装业务，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

（三）服装网购增速放缓，品牌消费占据主导地位

从过去情况来看，服装、家电消费占据着我国网购较大份额，食品类份额相对较小。近两年来，“穿”类消费增速放缓至网购平均增速以下，而“吃”类消费随着商品品种的丰富、物流基础不断提高，网购增速远高于“穿”类商品。

随着网购市场的不断成熟，商品品质和服务水平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网购决策的重要因素，实体店品牌在网购渠道中的品牌优势得以体现。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年B2C网购规模占比达到55.3%，较2015年提高3.2个百分点。B2C网购规模增速高达31.6%，远超C2C市场15.6%的增速。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6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从双十一消费数据也可以反映实体店品牌具有较大的网上发展潜力。2016年双十一女装排名前五的品牌中有五家来自线下品牌，而在2013年仅有一家是线下品牌。特别是优衣库，在2016年双十一期间提供“线上线下联动”的购物方式，仅3分钟销售额破亿。

（四）国际快时尚品牌增速放缓

2016年，主要快时尚品牌业绩增长均出现放缓：业绩下滑迫使快时尚放缓扩张脚步，并调整门店布局。根据赢商W统计，2016年快时尚品牌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增门店占比达到30%，高于2015年的数据，渠道下沉明显。而另一方面，本土快时尚品牌扩展速度加快，MJstyle、热风等品牌增长势头强劲，其中，Mjstyle2016年新增门店数量高达101家，涵盖全国各线城市。值得国内快时尚品牌注意的是，ZARA、H&M等业绩增长已经出现放缓，一味模仿国际快时尚的发展模式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除了高性价比外，国内快时尚品牌仍需形成独特的文化和卖点。

四、未来服装市场的发展趋势预测

2017年，我国服装市场将随着人们消费心理的改变而发生变革，消费者购买服装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占有以及迎合时尚潮流的需求，更是追求舒适健康的生活方式，彰显个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具有独特风格的设计师品牌和小众品牌、具有新功能、新体验的服装品类将更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随着大众运动休闲的快速发展以及冬奥会的临近，服装市场将推出更多穿戴轻便、具有科技含量、融合运动健身和时尚休闲的新产品。

（一）科技将加快服装业变革

新技术、新经济将继续推动服装行业的变革：一是从服装设计来看，大数据分析将帮助设计师及时了解市场流行趋势和消费者偏好，使得服装版型设计更加科学、人性化，服装色彩更符合市场需求；二是从服装制作流程来看，数字打印、激光剪裁以及3D打印技术的改良与推广，将逐渐运用在制造流水线，对传统的缝制工造成冲击；三是从服装功能来看，将有更多品牌运用发光纱布、智能面料、纳米材料和传感器等科技材料，设计出色彩亮丽多变、功能更加丰富的服饰，以此用于企业宣传，或是迎合热爱尝试新鲜事物的消费者需求；四是从服装展示来看，虚拟板墙、VR技术等将拓展门店的虚拟空间，减少库存空间，并为消费者带来购物新体验。

（二）服装品牌利用跨界多元化增强消费者印象

随着消费升级和消费圈层特征愈发明显的趋势，服装品牌需要提升品牌形象、明确品牌定位，宣传品牌文化，增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为此，服装业将呈现出一批多品类组合、产品+服务的生活方式品牌，通过跨界经营，推出家居系列、涉足主题餐饮、酒店、咖啡馆、书店和健身房等多种业态，形成固定的消费者圈层，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粘性。

（三）全渠道经营将更加普遍

2017年，电商和实体店从曾经的竞争关系，向合作共赢关系的转变趋势将更明显：一是新一代消费者对手机的依赖度更高，移动网络、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将使得手机成为最重要的购物渠道之一，服装品牌应加大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投入，让消费者更直观、便捷地接受到丰富的产品服务信息；二是网民数量增速将逐渐放缓，电商经营成本将有所提高，纯电商品牌应利用国家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契机，突破线上品牌发展瓶颈向实体店发展，提升品牌形象，提高消费者购物体验。

（四）快时尚将推出更多副线品牌

在过去的一年里，快时尚品牌销售增速放缓，盈利水平下降，店面调整频繁，这反映出快时尚扩张速度过快，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差异化、细分化的购买需求，快时尚品牌将积极尝试多品牌战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一是推出价位更低的副品牌，继续通过低价吸引中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二是与设计师合作，推出设计感更强，质量更好的中高端商品；三是涉足家居、文化、体育等产业，推出相应品牌，培育圈层消费群体；四是主品牌将进一步拓展三、四线城市市场，抓住城镇化发展的契机。

（五）设计师品牌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人们对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国内消费者将改变对国际一线大牌的盲目追捧，开始注重具有独特风格和高品质的本土设计师品牌。我国设计师品牌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一是在服装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中国文化和区域文化元素，给消费者带来与欧美流行风格不同的感觉；二是秉承工匠精神，充分研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特点，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服装产品；三是抓住零售业态调整的机会，积极与大型电商平台和实体零售商合作，提高设计师品牌在市场的知名度；四是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拉近设计师与消费者的距离，向市场传播品牌文化和创意理念。

（六）大众体育休闲将带动运动服装快速增长

第3篇：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范文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现象”的一把钥匙。由“块状经济”的讨论，我们会进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最精彩的部分，而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意味着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的挑战和创新。

一、“块状经济”现象“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型。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五、“块状经济”的优势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从“块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反过来对经济实践又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如：1、“集群战略”。确立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正确认识企业大与小的关系。中小企业不仅产权明晰，而且杜绝了大企业的内部寻租，隐性收入和。中小企业，针头线脑，一旦成为集群，则有竞争优势。2、“区域营销”。“块状经济”所获得的区域营销优势十分明显。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五金城”等等。3、“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并不是灰色经济，它与“非正式就业”一样，不在我们自上而下的“产业”、“就业”的归类中，属于不起眼的产业和“杂草经济”，往往难以进入“规划者”、“领导者”的视野，甚至不符合“政绩要求”。在这一点上，唐山和温州是一个很好的比较，一个是“规划经济”，一个是“百姓经济”。前者虽然拥有大而全的城市产业布局，但均未构成区域竞争优势。4、“地方小传统”。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小传统”，开发得当，就会变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成经济发展中宝贵的知识、技术和人文资源。5、“民间创新第一位”。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总量拉动”上面，对落后地区而言，“民间创新，政府引导”是更加有效的途径。6、“要素粘性”。应当设法塑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粘性，要素与地区之间的粘性。7、“合作大于竞争”。首先，竞争应当是充分的，但竞争中的合作更为重要。温州打火机，靠温州人的小发明，联手打败日本和韩国，就是合作带来的好处。八、“块状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块状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尤其外资进来后，以往“块状经济”的一些优势正在丧失，如，外资也会利用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成本优势。因此，如何认识规律，把握方法，扬长避短，从而继续促进“块状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1、发展“块状经济”，政府不是主角。工业小区和园区建设，应注意避免开发主体不明确和政企不分的痼疾。发展的趋势应是企业自己建，或开发商建。如正泰工业园，飞跃工业园，报喜鸟工业小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本身就有问题，要防止“块状经济”变成“块块经济”。不仅要考虑“块”，更要考虑“带”、“圈”，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注意分散与集中相结合。譬如，苏南的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比浙南普遍要好，不必过分集中。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过度集中的问题，如温州的地价过高，一些企业正在谋求外迁。2、注重综合投资环境建设。不仅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还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以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来保证自由的企业、廉洁的政府和竞争的市场，以及诚信宽松的融资和税收环境。适当淡化GDP及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意识，以地区小气候造就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形成要素流动的“洼地”。3、“块状经济”对城市化是有促进的，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等。但农村工业存在“散、低、小”的特点，存在社区性与开放性的矛盾。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应提早考虑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防止淘汰和污染的项目向农村扩散转移，防止“逆城市化”。毕竟我国还是一个城市化滞后、城市供给极为短缺的国家。4、注重龙头企业和品牌建设。当然，与其说龙头企业，还不如说是龙头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那些成功欲强，意志坚强，见识敏锐，敢于冒险，说话算数，而且有组织领导能力并取得创业成就的人就是企业家。温州“中国鞋都”的形成完全是由见多识广的商人们发动和催生。1987年前后，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皮鞋5000多双，武汉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没收温州皮鞋20多万双，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这时，一批温州皮鞋经销商愤而回家乡兴办实业。奥康、红蜻蜓的老板都是那时回家举业并取得了成功。5、重视并扶持民间商会和中介组织，恢复商会、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正常职能。在市场经济各国，商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它的职能，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调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处理与大家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第三是自律，即由自治组织自我执行法律，对违反行规的行为加以惩治。义乌、永嘉各专业市场都有市场协会，温州的眼镜行会、烟具行会，在打击假冒伪劣、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当中日益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