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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饭店业的快速发展,打造一支适合中国国情的饭店职业经理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本文在对青岛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经理人的访谈分析饭店职业经理人的发展现状及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个人、学校、饭店、行业协会角度提出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
饭店业是我国旅游行业中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与国际接轨的行业之一,也是我国最早一批职业经理人(ProfessionalManager)产生的行业之一[1]。中国饭店业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饭店职业经理人是饭店实行两权分离的产物。饭店职业经理人是指运用系统的现代饭店经营管理和经验,对某一饭店(或一个部门)进行经营和管理,以经营和管理饭店为职业的经营者[2]。伴随着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饭店业呼唤着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饭店业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成为饭店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1饭店职业经理人的现状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7年底中国本土星级饭店已经达到14326家[3]。由于我国饭店职业经理人制度刚刚起步,人才市场不成熟,用人机制不完善,使得我国饭店职业经理人队伍的职业化程度不高,真正的职业经理人不多。目前,我国人才市场已经拥有一支职业经理人及高级管理人才队伍,但由于饭店行业的特殊性,经理人既要熟悉旅游市场动态,把握发展趋势,在市场定位等决策层面具有判断力,又要精通业务,懂管理,还能进行实际操作,所以人才市场的职业经理人和高级管理人才并不适合饭店管理人才的要求,存在饭店职业经理人短缺的现状。
青岛作为沿海开发城市,饭店业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据青岛市旅游局的统计资料,自1988年青岛首家高星级饭店开业至今,截至2007年底,青岛市共有星级饭店132家[4]。各国际著名饭店集团纷纷入驻青岛,青岛饭店业发展水平与国际接轨,在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青岛多家四五星级饭店为调查对象,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青岛饭店职业经理人现状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07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为83.3%。青岛饭店职业经理人发展现状可概括如下:
1.1背景现状:本次调查对象覆盖了饭店中、高层管理者,男性58人,女性42人。分别占样本的58%和42%。样本结果显示职位越高,男性比例越高。
年龄结构上,31-35岁占主导,为样本结构的32%,其次为25-30和35-40岁,分别占总数的27%和17%,总体来说,这一分布是比较合理的,体现了饭店职业经理人的年轻化趋势。
从学历情况看,51%的职业经理人为专科及以下学历,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占47%,但拥有研究生学历及以上的人数却极少,只有3%,体现了高层次人才匮乏,高学历、高能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应是解决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的重要突破点。
1.2市场化现状:从来源上分析,32%的被调查者是旅游管理专业出身,26%的来自管理类相关专业,19%来自经济类专业。这表明青岛饭店业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相关度较高。
从事饭店业业时间显示,29%被调查者从事饭店行业小于5年,23%时间为6-10年,19%为21-25年,结果显示从业时间越长职位相对越高。这表明,饭店职业经理人需要具有很强的本行业管理经验。
分析饭店职业经理人任职途径,53%为内部培养,其他途径依次为人才市场招聘和员工、亲友推荐,从结果可以看出,饭店重视员工的忠诚度,踏踏实实工作就会有升迁的机会。
饭店职业经理人认证证书拥有及认可度调查结果显示,89%的饭店职业经理人没有饭店职业经理人认证证书;就其认可度情况来看,69%的人认为其认可度一般,17%的人认为不认可,只有10%的人认为比较认可,没有人认为非常认可。由此可见,饭店职业经理人认证证书总体看来是不被业内人士接受的。这表明,饭店职业经理人认证工作有待加强。
1.3职业化现状:问卷对饭店职业经理人必备素质和企业培训情况及饭店职业经理人认证情况进行了调查。素质统计结果显示,丰富的工作经验、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忠诚度、敬业精神和事业心、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管理技能是饭店职业经理人必备的素质。调查结果为饭店业职业经理人培养提供了依据和努力方向。
对企业培训中最欠缺的内容进行了调查(图六),结果显示最缺乏的是对决策能力、应变与危机处理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培养。这显示职业经理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体现了职业化现状,为饭店职业经理人培训确定了重点。
1.4访谈结果:在对饭店职业经理人进行访谈时,主要讨论的是“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如何才能在饭店业中更快、更好的发展成为饭店业职业经理人”这个问题,通过交谈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相结合。饭店业对实际操作能力要求较高,它要求员工要具备良好的实际操作能力。本科四年的教育使自身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具备了良好的个人素养,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因此必须结合旅游管理本科生毕业生自身的优势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本科生在从事饭店业时,要学会将自身的知识转化为工作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能力。
(2)就业初期及时调整心态。饭店业属于服务行业,众多大学生在从事饭店业初期心态不平稳,认为自身学历高,应该直接进入管理层,总是好高骛远。作为本科生,在就业初期,一定要及时调试心态,努力从基层做起,掌握好操作技能,同时广泛接触社会,扩大眼界,提升能力。
(3)提高学习和适应能力。社会是个大学校,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进步,要学习最新的管理理念,学习为人之道,学习处理危机的方法和技巧。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适者生存,要不断增强和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这样才能用最短的时间融入新环境,才能更好地展开工作。作为本科毕业生,要有从基层做起的低姿态,但不能只满足于从事基层工作,要明确自己的所需所得,设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不断进取。
2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
2.1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首先体现在管理体制不顺,对于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主体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职责不清。表现在谁都在管,又都没用心管,多流于形式。其次,缺少培养饭店职业经理人的外部法律环境;再次,饭店企业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饭店企业的培养着重在一线员工的操作技能培养,以及对客服务上,在职业经理人培养上制度不完备。
2.2高校培养模式陈旧: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是饭店人才培养的摇篮,我国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及专业介绍》中对旅游管理专业(110209)本科业务培养目标做出如下规定:“本专业培养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5]。但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课程教学着重在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不是在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培养上,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过窄,文化素质有缺陷,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差,不符合培养目标规定。2.3饭店企业培训机制落后:饭店企业培训机制落后体现在培训计划不系统,培训内容、方式和培训对象单一,缺少灵活性,培训缺乏针对性与创新性,与企业人才使用和企业发展目标相脱节。
3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策略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职业经理人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但涉及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尤其是饭店职业经理人的具体研究却相对较少。饭店业的特殊性使饭店职业经理人在具体培养机制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要深入了解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的实际情况,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结合青岛星级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机制调查研究,从四方面论述饭店职业经理人培养策略。
3.1个人努力,自我培养:个人是饭店业职业经理人来源的决定性因素。首先从个人出发明调整心态,确职业发展方向,制定发展规划,不断强化职业意识;其次,增强学习能力,提高职业水平。要通过增加实践力,不断获得丰富的经验;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真正提升中国饭店业的国际竞争力。
3.2学校配合,人才储备:高等院校是饭店职业经理人后备力量的主要来源。因而,各高等教育学校应积极发挥配合作用,创造良好成长环境。首先,明确教学目标和培养模式。只有明确教学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人才培养,才能保证人才输出的有效性和层次性,减少高学历人员的流失;其次,强化课程实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将专业课程中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融入教学实践中,既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又结合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从而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应用型人才;再次,加强师资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只有拥有出色的师资力量,才会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主要措施是教师定期到饭店挂职锻炼。聘请饭店高层管理人员作为高校兼职教师,充实专业教师队伍,通过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向广大学生言传身教。
【关键词】甘肃省旅游饭店人力资源
饭店是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组合而成的竞争实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环境的变化、对手的改进和自身内部的资源消耗都会影响饭店的运行和发展。饭店竞争优势的持续保障是饭店获得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这又有赖于对饭店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科学定位。它在根本上影响着饭店资源的增值潜力及竞争价值[1]。
1.甘肃旅游饭店人力资源现状
甘肃的饭店业是甘肃省改革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也是最早与国际接轨,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分离的行业。甘肃目前拥有各类宾馆饭店招待所共计4700家,其中星级饭店169家,主要分布在兰州、天水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占总数的79%。床位37.6万张,从业人员23.5万[2]。
笔者于2004年7月至9月,对甘肃兰州、敦煌、嘉峪关、酒泉、天水和平凉六个旅游热点城市的星级旅游饭店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饭店的一般员工和中高层管理者,分别设计了“甘肃省旅游从业人员问卷”和“甘肃省旅游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问卷”。通过对以上六个城市旅游饭店的重点调查以及对省内其他城市旅游饭店的基础性资料收集研究,并对回收后的有效问卷和访谈记录进行认真的审核、整理、归纳和分析。调查显示甘肃旅游饭店人力资源基本现状如下:
1.1年龄结构
21~30岁这一年龄段的员工最多,占36%;31~40岁的占25%;20岁以下的占17%,41~50岁占12%,50岁以上的最少占只6%。年龄结构逐渐趋向于合理。其中高级管理人才如总经理的年龄普遍在31~40岁,占39%;中级管理层中25~35岁这一年龄段最多占42%;而一般员工中21岁以下占31%,因一般员工所从事各项具体服务工作,劳动强度较大,无需具备太多管理经验,所以年龄是较为年轻的。
1.2性别与学历结构
女性占59%,男性占41%。整体员工队伍中高中或中专学历所占比例最高为28%,其次是大专占11%,初中居于第三占18%,本科占9%,研究生最少。女员工中初中学历的比例最高,为22%;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分别是15%、10%、3%。男性员工中则是高中或中专学历比例最高,占28%,以下为初中、大专、本科,所占比例分别是:18%、12%、5%。可见饭店中男员工学历普遍高于女员工。在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具有大专学历者居于第一,占31%,其他依次是本科、中专或高中、初中和研究生。整个中高级管理层以男性高学历者居多。
1.3培训
甘肃省饭店员工的培训形式主要以饭店自己培训为主,占所有培训形式的83%,通过旅游院校培训的占6%,参加政府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占5%,到国外去培训的占0.13%。其中就培训内容而言,外语培训占31%,管理知识和服务技能培训占55%。培训周期平均为每年2次,但每次培训时间较短。培训支出费用占饭店利润比率平均为0.1%。
1.4目前最急需的人才
按需求紧急程度依次是中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营销人才等,所占比例分别为42%、29%、17%。
1.5人力资源制度建设
调查表明饭店星级越高,人力资源制度建设越为完整。约有11%的旅游饭店中编制了员工手册、有明文的人员招聘制度、奖惩制度、竞聘上岗制度,并制定了饭店人力资源规划。而有近21%的饭店还停留在过去传统的人事管理基础上。
1.6员工流动状况
甘肃饭店业员工的流失率普遍较高。流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员工对薪水、福利、环境、条件以及升迁机会等不满意。21~30岁这一年龄段的员工流失率最高,而这一年龄段的员工占饭店员工总数的比重约为36%,其流动对饭店管理的影响较大。其次还有少部分员工流失是因为饭店经营效益下降,为控制其经营管理成本而被裁减。
2.甘肃旅游饭店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调查的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甘肃省旅游饭店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存在以下隐性和显性问题,主要表现在:
2.1人员分布的不合理性,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奇缺
甘肃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旅游硬件设施已有较大发展,而配套的软件——旅游人才却是极其稀缺。甘肃旅游饭店人力资源结构分布不平衡。纵向来看,目前甘肃旅游饭店不仅需要大量操作型服务人员,更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初中、高中与本专科及更高学历的硕士、博士等旅游高级管理人才的比例严重失调。从横向来看,甘肃旅游饭店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缺口问题。需求的岗位从饭店营销、餐饮、客房、财务管理、电脑工程师、质检部、大堂副理到空调、强电等技术工程员和工程管理员等。而旅游职校的学生则主要集中在总台服务、客房服务、烹饪、餐厅服务;饭店工程部、物业管理及市场营销的人才奇缺,部门经理以上的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缺口严重[3]。同时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旅游人才最为缺乏。相比而言,甘肃旅游饭店中最受欢迎的是旅游职校的学生,因为这个学历层次的学生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操作能力,而学历较高的本科生则在旅游饭店实践上有着较大的欠缺。甘肃旅游饭店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误区。不少饭店在与国际标准进行接轨时,只注重物质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而轻视人力资源等软件的深度开发和优化配置。从而制约了饭店员工队伍结构的合理化过程,最终使得甘肃旅游饭店在市场竞争中,在市场影响力、品牌号召力、人均经济效益等反映饭店综合竞争力的诸多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因此,饭店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是形成甘肃旅游饭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态势的主要原因。
2.2员工流失率高
众多饭店还未意识到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地位和重要性。人力资源是饭店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是饭店竞争制胜的关键因素,是跨越时空的战略工程。尤其是饭店业,其服务产品的质量高低直接与员工的工作相关联,或者说,员工的工作过程就是产品的生产与提供过程。甘肃饭店决策层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如何开发认识不足,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方法落后,尤其是培训作为开发的重要手段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因循守旧,创新意识较弱,未体现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的管理也未从落后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这使员工得不到合理提升,必然选择流动来达到目的。甘肃饭店人力资源的人才流动出现了两个极端,员工队伍稳定性较弱。既存在下层操作服务型员工流动过于频繁的问题,又存在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才不正常流动的问题。这也是我国饭店业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统计,甘肃旅游饭店员工的年流动率一般超过了35%,有的饭店甚至高达50%。一线操作服务层员工流动最为频繁,由于这部分员工目前缺口很大,加之其在饭店中的经济待遇较低,而劳动强度很高,往往导致熟练员工的流动频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甘肃饭店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合理流动始终是一个难点,特别是部门经理以上的人才流动还未形成市场。这就造成了饭店中高层管理人才竞争意识不足,不能充分发挥个性和创造力。
2.3考核管理与提升机制不足
考核和提升机制是饭店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项对数万员工的调查显示,有2/3的流动人员不仅是因为工资待遇而离开饭店的。从员工个人来讲,主观原因中收入太低只是其中之一,求得个人的发展空间(职务、培训等)是他们选择离去的主要缘由。他们中大部分是对前途不满意或得不到升迁机会而离开饭店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饭店人力资源机制存在问题。人力资源的培训不被重视,甘肃饭店中五星和四星饭店基本都设有人力资源部和培训部,长年不间断进行培训工作,但大多数培训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培训方式方法不具吸引力,内容也不丰富。低星级饭店别是位于地、州的饭店,很多没有人力资源部和培训部,人员招聘、培训管理一般都由饭店总经理办公室和营销部负责。而饭店之间的交叉培训尤为欠缺,特别是与其他发展较好城市的旅游饭店间的交流和学习。由于饭店考核和提升机制的不完善,加之旅游饭店业本身具有季节性、脆弱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行业特点决定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有限,流动是必然的。那些想得到提升或想有一个发展机会的员工就必然会选择流动来寻找一个得到提升的机会。而员工的流动与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饭店之间的竞争。
2.4人力资源供给不足与旅游饭店的发展相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甘肃饭店业处于高增长、高变动的上升阶段,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人力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由于旅游教育体制滞后,甘肃省培养高层次旅游人才的院校数量、招生规模和旅游行业的需求量不成比例,学校数量少,学生少,师资缺乏限制了人力资源的供给量。而且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教育,忽视了旅游饭店专业的特点,不注重实践环节,学生动手能力差,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受择业心理的消极影响,把饭店业看成是一种吃青春饭、伺候人的行业,因而只把旅游饭店业当成自己一时的就业选择。这些因素促使人力资源的择业心理是一种不稳定的心理,尤其在基层操作员工中这种心理更为普遍。随着甘肃旅游业的发展,饭店人力资源的需求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2.5甘肃旅游产业化机制并未形成
这是造成上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旅游业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产业,而是产生多功能、全方位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产业”。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有敦煌、酒泉、天水等诸多历史名城,有莫高窟、麦积山、雷台等众多名胜古迹,有甘肃草原、山丹军马场等自然景区,风景名胜不胜枚举。拥有众多旅游资源的甘肃,却不是一个旅游大省。主要是因为甘肃旅游大产业观念较为淡薄,产业链不完整,旅游产业地位不明确;省会兰州作为集散地地位弱化,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度较小;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旅游企业分散弱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旅游企业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等。
3.甘肃旅游饭店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饭店的管理,可谓最为细微复杂的管理,而人的管理又是最根本的管理,抓人的素质管理,对饭店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保证服务产品质量、提高饭店效益的根本所在。目前中资饭店在市场竞争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从一个侧面揭示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在饭店新一轮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3.1实施“人性化”管理,完善考核和提升机制,稳定饭店员工的心态,提高员工对饭店的忠诚度。
国外饭店管理专家已提出将饭店传统意义上的CS(CustomerSatisfaction)战略向ES(EmployeeSatisfaction)战略转变,即只有满意的员工,才有满意的客人。饭店员工的高流动率是目前存在于许多饭店的普遍现象。员工流动是饭店经营中的必然现象。饭店应在经营管理中倡导“员工第一”的人本思想。员工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因此要做大做强饭店品牌,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学习型饭店。提高员工的团队精神,维持长期而有效的激励。及早建立具有特色的激励文化,培养员工良好的自我激励行为。加强员工与饭店的沟通,保持诚信。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员工对饭店的忠诚度。可以在饭店引入合理的内部竞争,推行竞争上岗。饭店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关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4],使员工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将个人目标与饭店目标相连,让员工对饭店前景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为有远大志向的优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我超越的广阔空间,使员工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使饭店得到不断发展。
3.2实施以人力资本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
重视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从而具备一种终身就业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饭店或是其他旅游企业来讲,起关键作用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即在饭店效益递增中的全部要素贡献部分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正在不断递增,有的甚至要大于50%。近年来,不少品牌饭店发展结果已经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饭店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大小,与饭店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力和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相关。甘肃旅游饭店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对饭店人力资源的开发强度,优化中高层管理人员队伍结构,强化对饭店全体员工的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投资力度,促使甘肃旅游饭店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投资驱动的阶段转变。如针对培训,首先做好培训的需求分析。即按照员工的需求差异(优势、基础、劣势等)拟定可行的培训方案,并且实施有效的评估。制定出正确的培训战略和计划。培训的内容应体现出及时性、多样性等特点。根据员工的需求进行培训,使员工真正通过培训受益,达到培训目的和效果。
3.3实施饭店员工的柔性开发战略
从饭店经营目标的柔性和人力资源的柔性特质出发对人力资源进行柔性定位,建立柔性的用工机制,充分利用旅游院校等培训基地,使长期储存的员工与临时用工相结合。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下,饭店经营的具体目标会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饭店产品的具体形态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波动。这种波动的背后,蕴涵着饭店人力资源需求的变化。因此,要想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下维持饭店的竞争优势,饭店人力资源的种类、结构和数量必须具备相应的柔性[5]。在饭店中,人力资源的改变和流动是饭店资源变动的主体,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产品形态的改变。饭店可以通过改变人力资源的技能、经验来营造完全不同的服务产品。其次,在保证骨干人员相对稳定的同时,通过管理人员的柔性流动和流动中的竞争,逐渐提升甘肃旅游饭店管理人员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饭店管理运作的整体绩效,拓宽中高层管理人员柔性流动的渠道。研究表明,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管理人员的创造力、开拓力发挥较好的时间只有4年,其后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在饭店内的不同岗位及行业内部不同饭店之间流动。通过管理人员在流动中的竞争,加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考察、培养和遴选。通过流动方式,引进国内外饭店管理人才,加强管理人员结构柔性调整,保持柔性流动机制的长效优势。
3.4建立和完善饭店职业经理人制度
饭店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外普遍采用的一种用人机制,旨在通过严格的认证和监督管理,规范与提高饭店中高层管理人员素质,促进饭店业人力资源整体质量的提高并为行业的发展储备相应的高素质人才。甘肃旅游饭店业真正形成完善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尚需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市场认证机制和监督机制上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快建设步伐,以便及早形成甘肃旅游饭店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为甘肃旅游饭店的崛起和腾飞提供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
3.5加快甘肃旅游业产业化进程,把旅游业作为甘肃支柱产业之一
树立甘肃大旅游的资源观、环境观、质量观、开发观、发展观、主体观。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走质量型经营、效益型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之路[6]。围绕“甘肃特色”做文章,始终依据市场需求和资源特点,科学合理地进行市场定位,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理顺旅游管理体制。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开拓旅游市场,同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机制,实施“合力兴旅”的方针,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对旅游业的投入。围绕这些观念的树立,统一思想认识,做出甘肃省旅游总体规划,强化参与意识,运用经营理念,努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把旅游业培育为甘肃经济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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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攻》里有没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但应该说《墨攻》中的主题,在中国电影中绝对是很少涉及的。
这就是《墨攻》中弥漫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
而这种反战情绪,恰恰是日本电影与文学中经常可见的主题。
当然,这原因看似很简单。就是《墨攻》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漫画作品。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日本历史上曾经有对世界的攻击前科,却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呢?
看《墨攻》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主人公革离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讨厌一切战争,不管是赵军还是梁军,在他的眼中,只要有一方去攻击别人,在他的眼中都是他的仇敌。
这种影片的基调,与我们国家多年的影片基调是不同的,与好莱坞电影的基调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奇怪的是,这种反战的强烈情结,倒可以在日本电影中经常地看到。
因此,我们一直觉得《墨攻》是一部已经日本化的电影,沾染上了日本电影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比如黑泽明在《乱》、《影子武士》中都对战争采取了一种超脱的冷然的观看,写出战争的虚妄与非理性。我们注意到的一种态势是,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日本文艺作品对反战的大力宣扬,这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中国电影一直宣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不反对战争,而是要尽力表现出正义战争的伟岸与神圣,好莱坞电影当然有强烈的反战主题电影,但大多没有什么反响,像《细细的红线》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一味地表达出对战争的迷茫感,但并不讨好,而与其同年度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却到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斯皮尔伯格在《兄弟连》中更是强调了“为什么而战”,一旦找到了战争的理由,斯皮尔伯格就不惜强化出战争的壮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战争的观念更为接近。
日本有反战电影的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电影的这种反战情结,其实更多的像是藏着一种阴谋。这可能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潜在的心态。日本电影回避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是一味地强调战争的残酷与野蛮。实际上,日本人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二次世界大战。一提到二战,日本人首先会说到原子弹,说到轰炸东京,说到日本沦为焦土,于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找到了委屈的倾诉与发泄点。日本电影愿意去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狰狞,这使它有效地回避了去探讨战争的正义性与目的性,而可以在反战上,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家一起找到共同的话题。这已经成为日本游刃有余地逃脱历史反思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理论模式。这其中的根本因素,就是日本把战争都一律拖下加以反对的“水”里,然后,浑水摸鱼,把所有的战争一棍子打死,于是,不管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日本的文化体系里统统抛掉。日本电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达到两个好处:一个是站在当年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与人民的一边获得同情,另一个就是让正义的战争一方也被妖魔化,就像洗澡水中的孩子一样,与糟粕一起扔掉。
日本文化中的这种潜在的反战情结,贯穿于他们的动画片及电影中,像“奥特曼”系列,翻来覆去的都是战争主题,本来是很令人厌恶的,但它一套上反战的情结,便变得寇冕堂皇,大言不惭。至于日本拍的很多战争题材电影,都是表现出日本普通人深受战争毒害的主题,不问战争的策划者,一味强调自己的很受伤,这几乎演变成日本人共性的社会情绪。
《墨攻》里也潜伏着日本电影的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战略情结。它把战争的正义性抛到一边去,而尽力强化战争对民众的伤害与屠戮,从而在批判战争这一主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样的主题设定是很有它的好处的,你反战肯定是没有人反对的,你写出战争的残酷,肯定也符合人类多少年来的梦想。但是,它这种反战宣传的目的,只是叫对方不设防,放弃固守,可以说,反战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不妨设想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一部日本电影宣扬反战情绪,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向外的侵略野心是不会受到这种宣传情绪影响的,倒是被侵略的一方,会无形地受到这种战争恐怖论的影响,而感到恐惧,放弃城池,缴械投降。因此,日本电影的反战情绪,总是令人狐疑,明明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反对战争的传统,反而有一种酷爱战争的情结,但叫起反战来,却比谁都响。日本电影甚至没有《巴顿将军》诚实,至少巴顿将军毫不隐讳自己对战争的热爱。
《墨攻》的故事情节移植于日本漫画,这使得电影烙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印迹。当然,我们无法去指责电影中的这种理念,因为日本人谈反战,从来是不会错的,更不会受到指责,但是,日本的反战,向来是混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这一点,便使得它的反战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墨攻》中的革离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不讨好。这种对战争的荒诞感的揭示,很少在激昂的对正义战争的讴歌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体现。我们感到新鲜,我们感到的确如此,我们看了这个电影后,会不自觉地加入到对所有战争的诅咒。我们既不会站在赵军的立场,也不会站在梁王的角度,我们只会站在中立的位置,反对任何一场战争。
当然,电影是有其合理性的。应该看到,影片把这种反战情结放在“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了存放的理由与基础,电影更把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湮没无闻的墨家思想拿出来作为最正确的一方,也似乎暗示着日本的这种反战情结扶摇直上从历史的渊源中寻找立论基础的苦心孤诣。墨家思想的这种反战情结与儒家的入世、救世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仁人志士,金戈铁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战争、对死亡的传统文化观念。日本漫画中,把墨家的子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祖先,似乎在暗示着日本人继承了和平的传统,这不知是一种自作多情的附会,还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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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电影也不敢声称革离就代表着正宗的墨家思想。因为革离拯救孤城,并没有得到墨家的认可,是他自作主张前来参战的,手里连梁王的信物都没有。漫画中,他还与墨家发生了思想与行动上的交锋,可以说,日本漫画也深知他塑造出来的这个墨家人物,只是一个挂着墨家头衔、表达着日本文化意识的虚拟形象,所以,日本漫画原著也有意地在情节中安下伏笔,以逃避正宗的墨家思想可能施加予身上的有责认定。电影名为反映墨家思想,其实被编创者已经作了否定。想从电影中去探讨墨家思想,无疑是与虎谋皮。
实际上,在《墨攻》中,我们更看到的是根本与墨家思想无关的革离的一种行为尴尬与思想混乱。因为革离本就不是墨家派来的,他基本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对战争的一种看法,但因为他无视战争的正义性,所以,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圆其说,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革离在影片中是战争的领导一方,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充满着斗争与矛盾的,他不知道他主持的战争是否值得,可以说,他一直在怀疑着自己,比如他经常提到的就是:真的是杀敌为上吗?当革离向逸悦表达出自己的这种狐疑与不解的时候,逸悦很清醒地看出了革离的内心矛盾,说:“当你问别人是非黑白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就已经动摇了。”电影在这里,也没有让革离继续对战争的是与非作出判断,很快让逸悦岔到爱情的是与非上来,逸悦的话,大致是说,你可以不懂战争,你应该懂爱。
后来,革离再次对那个黑人说:“非攻与兼爱才是和平的道理。”这里本该是革离的坚定的思想,但是,那个黑人很尖锐地指出:“你不懂得选择要爱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黑人看出了革离不懂得选择是与非,也正是革离不懂得选择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困惑。这句话本该让革离进一步可能思考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但电影再次让革离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接下来就是革离回身去“跟所爱的人道个别”。
可以看出,电影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非攻,一个是兼爱。非攻是以否定战争的正义性为前提的,电影在这里闪烁其词,相当混乱,因为电影要表现一个非攻者去主持战争,他的思想立论基础,必然是充满矛盾的,电影不敢直视革离真正的内心。所以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思考的时候,电影赶快让“兼爱”站出来说话,一旦革离要对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作出判断的时候,电影立即转换到“爱的选择”的主题上来。这实际上是否定战争正义性所带来的必然的尴尬。电影不得不用“爱”的主题来拯救“非攻”主题的不能成立,革离与逸悦的爱情关系,看似闲笔,也是原来漫画所没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情的线索,那么,革离的非攻主题就会陷入死胡同,无法排解得开。
因此,直到最后,革离的反战情结仍是软弱无力。他依然重复着不分是非的反战观。所以,电影中,革离只能不断地说反诘句,显现出他在抛弃掉战争正义性之后立论上的中气不足。比如,逢到机会,革离就要反问,如对赵将军:“为什么不可用更理智的办法去化解战争?……如果停止杀戮,可以换回更多生命,你说值得吗?”“战争只会将更多的活人往死里推,活的死的都不会安宁”。“难道生命就没有比活着重要吗?”革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法选择正义战争与爱情的徘徊者的形象,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体现出反战情绪在面对真实的战争情境后的左右为难状态。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电影,《墨攻》变得容易得到认同,它是顺向的,是一个历史上共性的主题,所以,少见《英雄》、《夜宴》、《无极》中的那种概念化的拗着观众思想来的古怪主题,后者这类电影中的人心是一种阴谋的代表,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是一种图解的需要,虽然很复杂,但写出合理性来很困难,所以,虽然主创者绞尽脑汁,心胸很大,但却犹如夹生饭一般,令人望而生畏,遭人唾弃。
[关键词]电影片名;翻译;关联理论
一、引言
电影,作为一种无国界的大众艺术的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除了电影本身的内容、拍摄技巧、演员阵容等,首当其冲的便是影片名了。电影片名,犹如电影的品牌商标,有极强的“导视”作用。好的片名犹如好的书名,不仅言简意W地揭示剧情内涵,而且会激发观众的丰富联想,希望能一睹为快。好的片名翻译,除了要符合语言的规范性,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达到与影片内容的完美统一,同时还要兼顾观众欣赏层次的多样性,不能忽视其广告促销功能。比如《飘》这一极具美感的译名,因其凝练贴切而广获世人称赞;与其相比,《乱世佳人》则雅俗共赏,但具有更大的票房吸引力。
近年来,电影译制出现了一片多名、良莠不齐的混乱现象,以进口影片为例,除了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的公映译名,还有港台译名和各娱乐媒体翻译的片名。而针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对电影片名翻译的标准、原则及所采取的策略则存在较多争议。本文运用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来探讨电影片名的翻译,试图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解读电影片名的翻译。
二、关联理论与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
1 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1986)联名出版了一本题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两位作者提出了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它是近年来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较大影响的认知语用理论。关联理论提出理解话语的标准是人类认知假设,即认为人类的认知靠的是关联。关联性指人们理解话语时在新出现的信息与语境假设之间寻求关联。关联就是指其中的认知与推理过程。Sperber和Wilson宣称,当新出现的信息在某特定的语境中能够取得语境效果,才说明该语境假设取得关联;而且,取得的语境效果越大,表明该信息与该语境假设的关联越强。两位学者在关联理论中提出为理解话语而需要达到“最佳关联”的条件是:a,当话语能够产生足以引起听话人注意的效果;b,该说话让听话人为取得这些效果而确定付出了一番努力。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理解自然语言时,不自觉地利用示意推理这一认知过程,即说(写)者提供关联性最大的信息,明白无误地或含蓄地示意,听(读)者则挑选关联程度最大的假设做逻辑推理,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关联就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的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2 关联理论对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诠释。
电影片名具有精练生动、整齐匀称、雅俗共赏、形神兼备等特征。由于电影片名的特殊性,在翻译中,我们要力求做到以下五个最大关联性,要让电影片名既能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心,引起观众的兴趣,又能让观众能大致了解电影的主题内容。
(1)译文和源语及异文化的最大关联性。翻译不单纯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社会现象。在片名翻译中体现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由于中西方在社会发展历程、地理气候、历史政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和不同,文化价值的实现首先表现在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情感,避免出现误译,以求达到译文和源语表达及异文化的最大关联性。
以动物词为例,大多象征丰富,寓意迭出。要想译笔传神就要正确理解它们独特的含义,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DragonHeart没有直译为“龙的心”。考虑到“dragon'’在英语中的负面联想意义(使人联想到残忍、魔鬼),以及中国文化对龙的推崇(中华民族、帝王、成功的象征),该片加上一个“魔”字译为“魔龙传奇”。
另外,片名中的习语、典故负载大量文化信息,常常不能从字面意义理解,马虎从事,率尔操刀,势必会错误百出,贻笑大方。比如,“Rambo:First Blood” 一直被译为 “第一滴血”。殊不知“first blood”是英语习语,意为“首战告捷”。台湾将“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译为“飞越杜鹃窝”,其实“Cuckoo’S Nest”在英语里是“精神病院”的意思。
(2)译文和译人语及本国文化的最大关联性。中国人习惯于使用对仗、韵律感强以及那些耳熟能详的具有丰富的文化联想意义的词(如:侠,丽,淑),再加上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追求译文和译入语及本国文化的最大关联性。
美国百部经典名片之一的“the Third Man”起初译为“第三者”,结果被中国观众误以为是婚姻。其实“theThird Man”指的是片中车祸事件的第三个目击证人,现在该片改译为“第三个人”或根据剧情转译为“黑狱亡魂”。
在影片文化价值的传译中,我们应该有以下的共识。一方面,应该看到片名翻译受制于译入语的文化。译入文化必然对源文化进行选择、规范、强化、排斥、贬低,同时附加自身文化色彩。如英文电影“Love with My Father”“the Weddin~Night”的汉译为“天伦乐”“洞房花烛夜”,就明显夹杂了汉语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应当认识到翻译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因而对译文评判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衡量。在某一地区、某一时代被认为通顺可读的译作在另外一些地区、时代则不一定是好的译作。如港译“太空也入樽(Space Jim)”“走佬俏佳人(the Runaway Bride)”在香港颇受欢迎,但内陆观众就很费解。“入樽”在粤语里其实是“打篮球”的意思,而“走佬”则意为“逃跑”。
(3)译文和电影内容的最大关联性。片名翻译要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译文和电影内容做到最大关联。捕风捉影,离题万里,背离信息的关联是翻译片名的大忌。台湾曾经将“the Sound of Music”译为“仙乐飘飘何处闻”,这种标题简直适用于各类音乐片。更有甚者,将“True Lies”(大陆译为:真实的谎言)、“AnnaKarenina”(大陆译为:安娜・卡列尼娜)译为“魔鬼大帝”、“爱比恋更冷”,与影片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令人费解不说,还误导观众,引起对影片错误的心理预期。
再如影片Casablanca一般以《北非谍影》取代《卡萨布兰 卡》,既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还告诉观众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而非地理科教片。
根据译文内容进行补译,以求达到译文与内容最大关联性的优秀译文也不乏其例,如:Terminator《魔鬼终结者》,ThePiano《钢琴课》,Pretty Woman《风月俏佳人》,Sister Act《修女也疯狂》等。
(4)译文和电影目标观众群的最大关联性。纽马克把译文读者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结合不同文本来决定采用翻译程序、方法。他说“要对目标读者做出估量,以便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决定译文的文字格调、繁简和感彩”。我们可以将引进西片的读者(受众)作如下细分:第一,完全依赖于翻译的受众。对这种类型的受众,因无法领略原文,只能通过译文来吸引他们。他们不在乎译文是否切合原文,只要译文新颖,就会产生进电影院的冲动;第:二,稍懂外语,但还要依赖翻译的受众;第三,无须通过翻译即可欣赏影片的受众。对第三类受众来说,他们更在乎译文是否与原文契合,是否体现影片的文化内涵。但是此类受众毕竟在少数,绝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是为了休闲娱乐,满足视听需要,片名译文翻译得好与不好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因此,通俗、新奇的语言才符合他们的欣赏需求,那些遭到传统译者抨击的习惯字眼,如“终极”、“雷霆”、“魔鬼”、“神鬼”、“战警”、“王牌”等,正好反映了大众的习惯与需求。
(5)译文和审美情趣及市场的最大关联性。片名的翻译讲求摆脱原文词语束缚,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匠心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用本族语言的艺术形式传达原作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从而将美感经验传导于观众,吸引观众。实现审美价值首先要讲究炼字。选词时应力求音、形、意俱美,达意传神。正如毛姆所说,“词有其力、其音、其形;唯有考虑这些,方能写出醒目入耳之句”。在目前的译文中不乏经典之作,
此外,电影制作业涵盖了王业制作、商业体制和文化传播。众所周知,声名赫赫的好莱坞既是电影制片的“梦工厂”,近年来亦跃升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究其因,乃是其商业文化运作革新所致,市场成为好莱坞一切变化和取向的核心。因此在片名翻译时当然需要考虑到受众的审美情趣,又要考虑到商业因素。这首先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语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创造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标题,引起其心理认同,激发审美愉悦而产生观看欲望。比如根据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捷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而成的the English Patent,讲述的是以二战为时代背景下男女主角一段超越道德界限、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小说荣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保留小说原题对欧美观众很有吸引力,而香港当地观众对小说知之甚少,若直译为“英国病人”,反而显得索然无味,译者因此将之另译为“e问我是谁”,抒情意味浓厚,又扣住了全片追寻英国病人身世的情节,深受当地观众喜爱。而台湾译名“英伦情人”,VCD译名“乱世情天”也都扣住了影片凄婉的爱情主题,诗意浓厚,亦不失为佳作。
商业价值的另一体现是片名强调新颖醒目,善于制造悬念,渲染气氛。比如将It Happens One Night译为“一夜风流”,Sister Act译为“修女也疯狂”,the Net译为“网络惊魂”,就十分新颖e致,引人入胜。而惊险片The Rock的大陆译名“勇闯夺命岛”,港译“石破天惊”,台译“绝地任务”也都雅俗共赏,自然贴切,悬念十足,成功地体现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结合。
商业价值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要求大胆创新,“得意忘形”,甚至可以以改变片名形式为代价,最大限度地保存原片名之内容。在具体操作中,译者经常运用增词、减词、转类、扩展等方法进行翻译,从而起到深入传达原片内容、增强片名感染力的作用。
电动三轮车具有轻便、实用、经济的优点,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日常出行及接送学生的需要,电动车数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电动三轮车随意上机动车道、非法营运、乱停乱放、闯红灯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难题。调查显示,县级区域电动车交通管理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人员复杂,安全性差,安全隐患多。驾驶人员层次复杂多样。从年龄上看自十几岁到七十几岁不等,且多以中老年人为主,少部分驾驶人员身体残疾,此类人群身体状况相对孱弱,驾驶车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从文化层次看,此类人群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并且缺乏专业系统的安全驾驶培训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相关知识的教育;加之电动三轮车本身制造工艺不够精细,技术含量不高,安全性能差。这些车辆一旦上路,若遇到紧急情况或危险的时候,驾驶人员根本不懂得如何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势必威胁着坐车人的生命安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二是干扰出行,扰通秩序。存在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肆意掉头、变道、压线,不按照交通安全法规行驶,给他人正常行驶带来很大影响。特别在交通拥挤时,电动车见缝插针,抢占道路交通资源,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干扰了他人安全出行。营运载客的电动三轮车更是在一些主要路段、路口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场所。驾驶人员或三五成群闲谈等客,或一拥而上抢生意。这使原本较窄的路口变得拥挤不堪,造成人车拥堵。公共的道路交通资源被占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大大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
三是立法体系缺失,执法效果不明显。法律规范方面对电动车没有明确限制或管理规定,因此造成了执法部门工作边界的不清晰。如果参照机动车对待,那么非法营运应由交通运输部门履职管理,但是交通运输部门往往没有强大有力的执法队伍去专门整治管理。由于电动车是电瓶输出动力驱动,不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影响到道路交通安全又不能不管。所以目前只能不定期组织公安交警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集中规范整治,电动车在路上违章行驶,是交警部门管理,由于无法可依,大多只能劝说引导;停放占道由城管部门管理,但是城管部门很难明确对电动车的管理条款。加之,电动车上路行驶涉及整个面来说具有灵活、点多、面广的特点,故屡禁屡不止。
基层建议:
一是完善公交体系建设。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公交体系建设或者出面筹资,加大对城市公交系统的投入,使城市公交以公众服务为主要目的,实施“路路通、区区到、线线达”工程,实现城际城乡公交路线网络全覆盖。规范管理,科学合理的分配公交资源,并对各站点给出班次时间表,加强公交车辆的运行智能化监管,切实满足居民对城市公交的需求。根据消费水平合理控制出租车价格,公开出租车路程的基础标准价格表,并加大监管力度,解决百姓出行难、出行贵的问题。
关键词:食品,监督机制,监管
0.引言
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与否,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但近几年来,从食用油到炸鸡翅,从速溶茶到儿童奶粉,被查出的、被披露的有毒、有害及假冒伪劣食品,几乎涉及所有食品种类,真是令人“举箸四顾,无不惊心”。面对新形势下的食品安全问题,郓城县技术质量监督局作为政府的食品安全综合管理部门,创新思路,积极探索,真正建立起统一、协调、高效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用机制为全县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
1.食品市场的基本状况
我县人口为110多万人。全县现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200多户;食品经营企业1800多户;餐饮企业约2000余户;有较大的注册养殖企业7户;有生猪屠宰企业18户,其中有一户大型肉鸭屠宰加工企业,日屠宰能力6000头; 日屠宰牛羊10余头;有家禽屠宰企业1户,日屠宰10000多只。这些食品生产、加工及经营企业为满足全县人民饮食需要发挥了突出作用,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几年来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践上看,我县食品市场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急需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2.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2.1在某些基层食品监管工作者的头脑中,尚存在着“只要没有食品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监管工作就是做到了位”的思想认识。这种认识导致个别食品监管部门出现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工作拖拉滞后,检查留于形式的现象。
2.2由于体制的原因,食品安全的执法主体归属于多个部门,监督力量分散,一方面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复检查,企业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监管“盲区”。整合监管资源,夯筑监管合力,迫在眉睫。
2.3一些在城区被打的无处藏身、经营“三无”食品的商贩,把目标转移到了农村,跑到了执法相对薄弱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战”,农民群众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2.4由于投入太少,食品安全检测仪器和技术缺乏,农药残留检测工作难以开展。
2.5全县餐饮业中低档饭店居多,基础设施简陋,卫生环境较差,社会群众饮食安全存在很大隐患。而在一些群众的心理,还存在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陈旧观念,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很差。
2.6食品加工企业约200余家,多数都在10人以下,设备简陋,加工能力低、产品质量差。
3.调研得到的启示
3.1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统一认识是前提
在日常监管工作中,食品安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并不等于没有问题,只是没有造成后果而已,不注重监督的过程,只注重结果是不行的,必须要达到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所以,各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牵头部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克服懒惰思想和厌战情绪,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相一致,紧紧依靠政府,充分发挥出政府“抓手”作用。要放下架子,贴心感化,科学引领,通过组织召开食品监管理论研讨会、市场形势分析会、对照找差距座谈会、征求意见反馈沟通会等形式,不断澄清模糊认识,达到理念共识,真正把食品具体监管部门领导和执法人员的认识统一到“食品安全无小事”的政治高度上来,为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思想保障。
3.2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协调配合是基础
食品安全问题链条长、牵涉面广,涉及多个具体的行业和监管部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牵头部门,必须在组织协调、密切配合上找出路、想办法,想方设法整合分散的食品监管资源,把责权统一起来。可以通过践行“三投三动”方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力量。
3.2.1以热情友情投入感动。主动走过去,热情请进来,经常保持与工商、公安、技术监督、卫生、农业、商务等部门的联系,努力增进人文感情,建立彼此深厚的工作友情,成为真诚互信的友好单位。。
3.2.2是以人力物力投入打动。在节假日期间开展大规模食品市场检查时,主动出人出车、带头组织,并适当承担部分活动经费,激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同志的工作热情,为加大假劣食品市场专项整治力度起到促动作用。
3.2.3是以声势气势投入带动。通过新闻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食品具体执法部门的工作形象,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口碑。。力求使食品安全各相关部门集中行动迅速快捷,分散行动主动自觉,形成“互联、互补、互促、互动”的新型工作机制。
3.3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以法定的形式明确工作责任是关键
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以分段负责为主,以行业监管为辅。这种监管方式,必须明确责任,明确目标,以法定的形式明确失职的惩戒条款。
3.3.1各层次虽然都自行制定了失职责任追究制,但力度太弱。在食品安全法中应明确规定监督管理失误,应受到严厉惩处。
3.3.2各级监管部门都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但对其实现的目标规定的模糊,应以法定的形式加以明确。3.3.3根据不同时期情况,要及时调整监管工作重点。比如夏季来临,餐饮业即可列为监管重点;“禽流感”流行时,禽蛋产品即为重点。
3.3.4综合监督的权威性,应以法定的形式加以确定。食品安全法应明确综合监督的管理权限。。
4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增强综合监督权威性是重点
4.1要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思想,积极取得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让政府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撑腰壮胆。
4.2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和领导者的责任意识,牵头制定并以政府名义下发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相关监管部门各自的职责及承担的责任。
4.3要加强检测工作,像重视药检一样重视食品检验机构的建设,可以组建食品检验覆盖网,定期抽查,或者逐渐把药检所扩大为食品药品检验所,投入必要的人财、物力,使之尽快开展工作。
5.结语
面对突如其来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的忠诚卫士,必须做到居安思危。一是要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机制;二是要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三是要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通过以上机制,达到未雨绸缪,全民皆兵,预防为主,长备不懈。“食品安全是一件天大的事”,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忠于职守、边学边干、及时总结,努力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机制,把食品安全的“防火墙”逐步构筑成“防火带”,不断开拓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洗钱;反洗钱;监管制度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8-0106-06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认识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人类对洗钱和反洗钱的认识,也要在掌握洗钱和反洗钱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从已有的相关文献看,业界对洗钱和反洗钱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与人类反洗钱实践水平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洗钱危害、影响及后果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洗钱措施也就越来越严密。因而,业界对洗钱和反洗钱的研究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洗钱活动的危害、影响及后果一洗钱活动产生原因一打击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一预防和遏制洗钱活动的行政手段研究一反洗钱制度、框架、技术、方法等研究。本文重点对洗钱涵义和反洗钱监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评述。
一、关于洗钱的研究
关于洗钱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来源“引申化”、定义“官方化”、过程“阶段化”、危害“不确定化”。
(一)来源引申化
从已有文献来看,洗钱最早来源于20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圣-弗朗西斯的行为。该老板看到饭店收取大量沾满油污的硬币容易弄脏顾客的白手套,而这些污染的硬币可能会影响饭店的日常经营,于是就用碱液清洗这些“脏钱”。因而,最初的“洗钱”行为是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清洁行为,与现代意义上的洗钱含义有重大区别。现代意义的洗钱行为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阿尔・卡彭(Al・Capone)等有组织犯罪集团以经营洗衣店为名,将贩毒收益融入正常的营业收人并申报纳税,变成合法收入的一部分,业界普遍认为这就是现代意义上带有犯罪性质的洗钱活动的开端。
第一次使用“洗钱”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水门事件”期间,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将受贿所得的非法政治捐款转移到墨西哥,随后再通过迈阿密的一家公司将这些资金转回美国,此后英国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创造性使用了“洗钱(Money Laundering)”一词。而最为权威的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则在“Launder”词条中收录了洗钱的现代含义,特别援引了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相关报道"Suitcases stuffed with 200,000 dol-lars of Republican campaign funds;money being‘laun-dered’in Mexico”。可见“洗钱”的现代意义与其原意不尽相同,而是在其原意基础的引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服务国际化,洗钱手法和方式隐蔽性、多样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洗钱的过程也越来越复杂,更加赋予了“洗钱”一词的现代含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犯罪的专有名词。
(二)定义官方化
由于洗钱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对洗钱的定义大多见诸各种国际公约、各国法律。
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第3条第1款将洗钱定义为:“(一)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任何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为了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为了协助任何涉及此种犯罪的人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换或转让该财产;(二)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任何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这是最早得到国际上认可的正式的定义。此后的1995年《联合国禁止洗钱法律范本》对洗钱作了如下界定:“直接或间接参加来自于犯罪收益的财产的交易,接受、拥有、隐匿、掩盖、处理犯罪收益财产或将犯罪收益财产带入所在国;明知或者有理由表明财产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间接非法活动变现而来,没有合理的理由,不采取合理的步骤确认财产是否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直接或间接从非法活动变现而来”。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从监管者的角度1988年对洗钱下的定义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在无意中被用作转移或储存来自犯罪收益的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银行系统付款和将资金从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掩盖资金的来源和受益人以及通过保管设施保存银行票据,这些行为一般称之为洗钱”。
此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在相关的反洗钱立法中明确了洗钱的定义。我国则在刑法修正案(六)第191条明确了洗钱犯罪的定义,“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即构成洗钱罪”。
可见由于洗钱活动的特殊性及打击洗钱的专业性,对于洗钱的定义一般由国家立法机关或权威组织界定。
(三)过程阶段化
洗钱通常涉及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一系列交易,以方便罪犯在处置这些资产时不被暴露。对于洗钱的过程,杰弗里・罗宾逊(1998)认为,典型的洗钱有三个阶段:一是放置(Placement),即洗钱分子将犯罪收益融人合法收入放入银行,转化为金融机构存款;二是离析(Layering),即掩饰犯罪资金的来源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掩盖其非法特征;三是融合(IntegrNion),即将清洗后的犯罪收入或资金转移至与犯罪组织或个人无明显联系的合法组织或个人的账户中,从而完成整个洗钱过程。
国内学者多是借鉴国外经验,也将洗钱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思相近。邹明理、宫万路(1997)认为一旦非法资金业已被存人金融机构,该笔资金可以电汇的形式存放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其运作步骤为:部署,主要指非法资金存入金融机构以便将其转化为无纸存单;也可以把赃款走私到境外而只申报一部分或不申报;或者以商业机构作为屏障,以解释巨额现金储蓄的来源;或贿赂银行管理人员以免于银行的审查。分层,即洗钱分子伪装交易的层次,以迷惑司法机关。同化,一旦非法资金经过足够的“屏幕公司”多次使用,则将不必担心被查获。周云龙(1999)认为洗钱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放置就是将贩运所得的收入转移到金融系统中;离析是旨在隐瞒非法现金来源的一系列转移活动;归并是洗钱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非法所
得终于同化为合法收入。陈亮(2000)认为洗钱通常有三步:存放阶段,对来自非法活动的现金款项进行处理;分离阶段,通过一系列复杂而频繁的金融交易掩盖资金的来源;融合阶段,将资金转回犯罪地,以合法的形式回到罪犯手中。张燕玲(2002)认为洗钱活动的过程相当复杂,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从逻辑上讲,一个典型和完整的洗钱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放置阶段、培植阶段和融合阶段。封文丽(2002)认为典型的洗钱交易分以下三个过程:入账,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他途径将不法收入放入一个金融机构;分账,即通过多次复杂的转账交易,使犯罪活动收益脱离其来源;融合,以一项显示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隐瞒不法钱财。通过这些过程,罪犯便将非法所得转移并融合到有合法来源的资金中。有时洗钱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并不容易明显划分,李若谷(2004)认为洗钱活动的过程相当复杂,模式并不固定,但一般的洗钱过程有四个特征,洗钱分子首先要考虑隐藏犯罪收益的真正所有权和来源;其次要改变有关犯罪收益的形式,例如,将现金变成金融票据;再次,尽可能避免在洗钱过程中留下明显痕迹;最后,洗钱全过程能被洗钱分子有效控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个阶段有时明显,有时则发生重叠,交叉运用,难以截然分开。
(四)危害不确定化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洗钱危害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危害后果不确定和洗钱规模不确定两个方面。由于洗钱活动侵害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秩序,并没有最直接的受害人。因而,对一国的洗钱规模及对经济金融活动的损害难以直接观察,单从局部或微观领域角度出发很难研究。Quirk.Peter.J(1997)就国际范围内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对一国货币表现和洗钱、逃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洗钱对一国货币具有重要影响;在1997年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指出,犯罪行为是工业国家通货和货币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的重要解释变量,犯罪量每增长10%会导致通货需求量减少10%,总的货币需求量就会减少6%,而从货币需求的变动情况也能估计出洗钱的规模。
由于反洗钱数据属于国家秘密,反洗钱权威机构受制于保密要求不能随意向社会公众,国内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由于无法掌握上述数据,因而对我国洗钱规模的测算不一定能够反映全貌。如蔡羽中(2002)估算,中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2000亿元人民币黑钱主要分为三部分: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腐败收入洗钱300亿元人民币,其他则为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逃避在中国缴纳税款。梅新育(2004)通过计算,得出1987-2002年中国资本外逃合计2766.6亿美元,是同期我国利用外债资金总额的1.47倍。其中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平均估算为536.8亿美元,大大超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55亿美元,当年中国资本外逃占GDP比重高达5.7%,甚至超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墨西哥、韩国(约2.2%)一倍以上。尽管如此,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测算我国洗钱规模仍具有开创性意义。
国内对洗钱危害的研究多采用规范的方法阐述。一般来说,洗钱破坏市场经济规则,干扰经济运行,严重危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梁英武(2003)认为洗钱危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经济扭曲,导致经济调控政策失灵,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危害金融体系,引发信任和支付危机,影响利率和汇率的稳定;损害国家形象及危害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李东荣等(2004)则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洗钱的危害,洗钱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洗钱滋生腐败,影响政府信誉;洗钱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表现在洗钱会严重损害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反洗钱工作不利会使国家陷入孤立的境地;加剧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而使得穷国依附性加强,为南北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洗钱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破坏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对金融机构的损害尤为严重,以洗钱为目的的假投资造成经济短期内的假繁荣,对一国金融市场产生不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守法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洗钱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洗钱助长上游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稳定,损害社会公平原则和威胁国家安全。
二、关于反洗钱监管的研究
(一)国外反洗钱监管文献综述
从国外的反洗钱监管研究成果来看,对反洗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反洗钱、反洗钱监管制度、反洗钱监管组织架构、经济学在反洗钱中的应用和反洗钱信息技术等领域。
1.金融机构反洗钱研究。从国际反洗钱监管经验来看,几乎所有涉及反洗钱的国际公约都把金融机构反洗钱置于核心地位,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1990年提出了促进世界反洗钱立法和行动计划的《40项建议》,其中第4项一25项建议为金融业在制定反洗钱措施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采取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以避免金融机构沦为洗钱工具。我国已认识到金融业与洗钱密切相关,也通过立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防止金融机构被洗钱分子利用。
从洗钱的过程来看,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既是发生洗钱活动的主要行业,又是各国政府有效反洗钱的前沿阵地。Rowan Bosworth-Davies(1997、1998)和Byrne,John J(2000)研究了反洗钱中重要的原则“了解你的客户”(KYC)与侵犯客户隐私权的问题,认为如果运用不当,无法保护客户隐私权。JackA.Blum,Esq.,Michael Levi,R.T.NayIor and PhilWilliams(2005)深入探讨了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原则与洗钱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洗钱与其他金融犯罪在离岸金融中心有着共同的手段特征,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个人企业隐藏自己的财产,单独修改银行保密法对此未必能起到帮助作用,更有甚者,还会促进这些金融机构采用更为先进的金融工具组合协助转移资金。
2.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研究。国外学术界对反洗钱监管评价出现了无用论和有效论两种观点。无用论认为,反洗钱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Masciand-aro(1998)根据意大利反洗钱制度发展历史,认为反洗钱制度严重影响银行的效率。Rahn(2002)认为反洗钱措施对于打击犯罪是无效的,当局采取反洗钱措施只能助长犯罪的发展。洗钱业可能由于反洗钱而发展演变成一个崭新行业,反洗钱制度会加大了社会成本,干扰市场的运行。
与此相反,有效论认为反洗钱制度有助于减少上游犯罪。随着各国反洗钱实践经验的积累,FATF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各国反洗钱监管部门开始对反洗钱制度的有效性开始进行认真评估,英国政府不断评估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并以此
改进和完善反洗钱体系。美国也迫于行业的压力,于2007年6月启动了提高反洗钱监管效益和效率的监管改革计划。从业内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多数认为强化监管有助于减少洗钱上游犯罪及洗钱数量,反洗钱制度越有效,洗钱成本就越高,对洗钱行为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3.反洗钱监管框架的研究。由于各国的法律、社会环境的不同,因而相关的反洗钱监管框架也不相同,概括来说有五种监管框架:一是以重罚为主的美国模式,在此模式中,不同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和优势进行分工,形成分工清晰、有效合作的反洗钱框架,法规对洗钱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和监管处罚措施,以保证反洗钱法律的能够有效执行。二是以自律为主的瑞士模式,自律是瑞士反洗钱监管框架的主要特征,行业自律组织在反洗钱法规体系、监管机构和监管职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管职能分工以行业自律组织为主,监管部门为辅;监管手段以外部审计为主,现场检查为辅。三是以适度监管为主的英国模式,该国反洗钱法规体系包括法律、行政规章、监管手册和行业指引等四个层次,这种制度安排形成了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执法部门、金融情报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等组成的综合监管体系,将官方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制定与实务操作、打击犯罪与防范风险等有效融合,从而形成较强的反洗钱监管合力。四是以教育为主的澳大利亚模式,该国较少动用刑事处罚措施,以教育和指导式的监管为主,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强调更多的是合作关系。五是以中央集权为主的韩国模式,韩国金融情报中心承担主要反洗钱监管职责,一般委托韩国银行和金融监管委员会进行反洗钱检查,必要情况下由该中心直接对报告机构进行检查。
上述模式与所在国的法律体系、文化等密切相关,尽管监管框架和运行模式不同,但从实践来看,上述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打击洗钱活动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4.反洗钱监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全面认识反洗钱的基本规律,需要借助经济学理论。从国外反洗钱经济理论分析所使用的方法来看,主要体现在博弈论、成本收益分析、信息经济学等领域。意大利经济学教授Masciandaro(1999,2001)在洗钱分析中引入博弈论,研究结果表明反洗钱活动与监管存在反向关系,并运用意大利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英国金融监管局(2003)利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测算一个国家反洗钱制度的成本和收益。Peter Reuterand Edwm M.Truman(2004)评估了全球的反洗钱制度,尤其是美国反洗钱制度的有效性。国际货币基金专家Elod Tak a ts(2007)运用博弈模型推导出金融机构“防卫性可疑报告”出现的结果,并利用美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Hans Geiger,Oliver Wuensch(2007)认为执行规则的成本很高,银行需要付出显著的成本和投入,制度的收益以减少反洗钱上游犯罪为目标,而预防金融体系被犯罪分子利用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有效性的目的指标。
5.反洗钱监管信息技术研究。金融机构要落实反洗钱义务,就必须从其庞大的账户交易数据中进行数据挖掘,从中发现可疑交易线索上报监管当局;而各类机构按规定将可疑交易报告给监管部门后,这些监管部门同样面临着从海量数据中挖掘金融情报的问题。因而,提高自身的反洗钱信息技术水平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面临的共同难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IT技术在反洗钱监管中的应用,美国金融执法犯罪网络(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建立了“GATEWAY”数据库,通过SQS查询系统、VisualLinks、12等软件技术开展情报分析。法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也都开发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反洗钱情报系统,来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可疑情报线索。这些情报系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报告机构的数据报送情况进行有效评估,利用技术手段有效遏制了金融机构滥报告、乱报告的行为。
(二)国内反洗钱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反洗钱研究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次对洗钱罪做出规定,国内开始了对洗钱和反洗钱的研究,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层面,而此前对洗钱和反洗钱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自2003年人民银行履行反洗钱监管职责以来,国内有关反洗钱的文献开始增多,这些文献重点研究了我国金融业反洗钱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具体建议。从研究反洗钱的群体来看,以单位组织的研究为主,复旦大学专门成立了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与人民银行合作开展了反洗钱专题研究。从研究重点来看,反洗钱监管方法由研究规则为本的转变为研究风险为本。从研究领域来看,研究范围由银行业扩展至证券、保险业,伴随着人民银行监管范围的扩大,又扩大到对非金融业反洗钱的研究。国内反洗钱文献综述如下:
1.对金融机构反洗钱作用的研究。在当今经济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市场国际化和金融服务信息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而金融机构在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洗钱分子所利用,洗钱分子之所以选择金融机构洗钱,是因为通过金融机构洗钱相对成本较低、效率较高,有利于犯罪分子对清洗后的犯罪收益再利用,而且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给则洗钱分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而,许多国家都将金融机构反洗钱列为反洗钱工作重点。从国内专家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来看,对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王大东(1998)认为一切具有相当规模的洗钱活动都得通过金融渠道进行,金融机构的行动在反洗钱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反洗钱的重要环节,政府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各种努力,若无金融机构的积极配合将难以奏效。王自力(2003)认为由于国际洗钱活动主要通过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活动中处于第一线,加强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能力是打击洗钱活动的核心。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2005)认为现金交易使得洗钱资金难以追踪,异常现金交易的背后隐藏着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并总结了现金异常交易的特征,构建了异常现金交易监测分析模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2006)对证券、保险行业的洗钱风险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了证券、保险行业可疑交易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资金监测模型。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认为银行业电子支付在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特点,给洗钱分子利用银行业洗钱提供了更快、更隐蔽、更难跟踪的新手段,严重威胁银行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课题组(2009)认为银行被动卷入洗钱主要通过存款、贷款、现金、支付汇兑、银行卡、网上银行、私人银行和信用证业务,银行应从产品设计的源头考虑防范被动洗钱风险。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进行了研究,蔡丛露(2007)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成为洗钱犯罪的中间媒介和主要渠道。完善我国金融机构洗钱内控制度必须严肃银行开户审核制度,建设反洗钱信息系统,独立反洗钱工作职能,加快培育反洗钱专业人才,建立内部反洗钱奖罚制度,健全反洗钱评估制度,编写反洗钱评估手册,完善内部会计记录原则,提高对反洗钱的警惕性等。熊海帆(2008)从商业银行角度揭示了内控制度与反洗钱活动的内在关系,认为商业银行应坚持反洗钱的“基于风险的方法”原则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在风险管理框架下,致力于建立与反洗钱相关的内部报告、内部审计和内部评估制度,高度重视并切实搞好反洗钱的员工培训工作,严格划分反洗钱内控制度的岗位责任。
2.对我国反洗钱监管体系、框架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合法性、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职能等方面。刘泽华(2003)进行了反洗钱金融监管模式的研究,指出央行职能转变后,反洗钱监管模式模糊、定位不准,急需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的反洗钱监管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课题组(2004)从立法和实践角度论证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合理性,从合理使用政府资源的角度考虑,人民银行是我国最适当的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并提出组建国家反洗钱局的构想。欧阳卫民(2004)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是对我国金融情报机构(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定位、定性、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将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定性为“事业单位”,与联合国有关公约关于金融情报机构的定义相去甚远,金融情报工作与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有天壤之别,工作手段和方式更是大相径庭。
3.对反洗钱监管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课题组(2009)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为我国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和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大部分有效。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课题组(2009)利用信息不对称与公共物品理论、管制成本理论、激励相容监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对反洗钱监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监管内化有效性概念及监管内化有效性的实现途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边维刚(2010)以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机理起点,在对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以上海为例,对上海金融业的反洗钱监管有效性进行了总体评估,并提出了我国金融业有效监管的实现机制和优化路径。
与官方研究的结果相反,西安交通大学高增安(2007)认为由于我国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反洗钱目标存在冲突,金融机构对反洗钱报告制度褒贬不一,金融机构自卫性报告心理盛行,“狼来了”效应显著和报告制度缺乏成本交易性,导致我国反洗钱报告制度的效力较差。
4.利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对反洗钱的研究。原永中、张新福(2003)认为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反洗钱问题上存在博弈,并对收益和成本进行了分析,通过将反洗钱行动中收缴的黑钱返还给商业银行,从而改变商业银行的利润函数,提高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朱宝明(2004)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对洗钱各方的成本利益分析,揭示了影响我国反洗钱的微观机理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加强法制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反洗钱激励机制,培养反洗钱主体的反洗钱意识,增加洗钱分子的成本,从而构建一个良好的经济和法律环境才能更好地解决洗钱问题。严立新(2006)从监管部门的目标人手,分析中央银行在与商业银行的博弈过程中,应当如何合理地搭配和运用约束与激励这两个策略,进而更为有效率地打击洗钱这一非法活动,提出银行业反洗钱约束一激励机制的基本框架。李成、钱华(2006)运用博弈方法,对国际反洗钱非均衡金融监管现象进行了剖析,结论是短期内国家之间的反洗钱非均衡监管现象难以消除,长期来看,反洗钱均衡监管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监管国际合作。李子白、沈杰、贺东(2007)认为金融机构反洗钱与自身利益存在冲突,监管机构应对金融机构进行成本补偿,通过激励机制引导其积极参与反洗钱。杨胜刚、何靖、曾翼(2007)认为监管机构在在完善反洗钱约束机制后适时采用分成制,按照一定原则向商业银行分配反洗钱追缴资金,从而使其做出符合监管机构目标的行动;监管机构可运用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成效或社会声誉机制等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行为。邱兆祥、朱宝明(2007)通过对反洗钱过程中的洗钱方和反洗钱方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对比,揭示了外部性对银行业反洗钱的影响。戴淑庚、吴锦蓉(2008)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认为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洗钱分子存在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金融机构已陷入了“囚徒困境”,不严格反洗钱是金融机构的最优选择。吴崇攀、朱米均(2008)站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角度,对反洗钱面临的制度和现实困境及相应的突破路径进行了探讨。福州、海口和深圳等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以行政监管为主,激励机制为辅的激励性监管机制。
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价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论文奠定了坚实基础,详细的研究方法、广阔的研究思路、完美的研究框架对本文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当前反洗钱监管研究成果呈现出“六多六少”
对反洗钱监管制度从法律角度研究和国外经验的介绍的较多,立足于改进监管方法的研究较少;对反洗钱监管具体措施研究较多,对反洗钱监管制度低效的深层原因分析较少;利用博弈论分析工具从局部对洗钱和反洗钱研究的较多,而对反洗钱整体研究的少;对洗钱的经济影响总体估算多,精确计量较少;对洗钱和反洗钱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尤其是通过建模并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更少。
(二)跟踪国外研究是我国洗钱和反洗钱监管研究的重要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较晚,时间较短造成的,我国的反洗钱研究成果与该项工作的深入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从研究成果和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跟踪国外反洗钱最新成果,利用相关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对我国自身反洗钱工作研究的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