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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摩擦是中国崛起的伴生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仅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4%,几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取代稳坐60多年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交椅的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而且在国际经济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5年之后,两国的地位就互换了,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美国的数字减少至76个。2014年前9个月,中国对海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2%。投资分布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美洲到欧洲。2014年全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将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入。中国将在国外拥有大量股本,成为美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因此,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国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华实行贸易救济调查等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美国已经15次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是该组织其他成员中国次数的两倍还多。在2014年年初仅44天中,美国平均每4天发起一场对华的贸易调查或争端。
(二)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依赖加深中国在过去35年能实现令世界瞩目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美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5590亿美元。在21世纪以来的13年中,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也不减反增,中国已经连续10余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仍增长迅速,这为其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对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国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将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但是,按人均计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数据,假设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年均增长速度是6%,美国是3%,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52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1/4左右。虽然受经济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仍居世界强势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软实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无以伦比。
(二)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呈常态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上地位的不断强大,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从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战略考虑,都将在各个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将只会增而不会减,而且必将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发展,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等都曾有过贸易摩擦的经历。
(三)与中国合作是解决美国经济脆弱问题的出路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美国一直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欧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严冬,失业率一直高企,正处于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走向停滞和通缩。奥巴马政府为复苏美国经济,提出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产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2年增长10.15%,美国对欧盟出口比2012年减少1.22%。“中国需求”能为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实现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需要美国大量的服务产品、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220.2亿美元,增长10.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6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404.3亿美元,增长3.5%,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4%,提升0.7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英特尔、百胜餐饮集团等37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约1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始终稳居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持有美国国债约1.3万亿美元。中国是支持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处理贸易摩擦,促进中美贸易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
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2006(8)
论文关键词:套子,讨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任何时候都会遇到批评的声音。别人总会找点事儿闹闹,与其闹人权,闹知识产权,不如闹货币,因为货币是最好搅和的。所以,有一个外国大使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大国就要厚脸皮,因为全世界都在盯着你。
通过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让我感觉,我们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总是跳进别人的套子去讨论别人提出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年复一年地辩论下去,根本辩论不清楚,这使得我们非常被动,又显得不够理性。我们应该找出一些建设性的方式,拿出自己的办法来应对,别人听不听是另一个问题,但能不能拿出来自己的办法是最重要的。从目前情况看,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都不平衡,无论是谁的责任,这是一个事实。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即使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也应该缓解这些不平衡问题。
中美之间总在吵架,总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如何来,互相都能支持对方的舆论和观点,并在这个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美之间的共同点:首先,中国和美国都认同一件事,就是中国不要有过多的贸易顺差,中国用贸易顺差赚美元,然后去投资,还总赔钱,这肯定划不来,所以要减少贸易顺差。
其次,中美都关心各自的就业。从美国来看,没有什么比增加就业更重要;对中国来说,也非常关心就业问题。在这方面,中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中美之间的中小企业能不能合作?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可以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同样,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需要发展。
中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很多机会,美国的中小企业有先进的技术,但中美企业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些困难,比如信息问题、成本问题等,这就需要两国政府的参与,比如办一些美国中小企业贸易促进会或投资促进会,把中小企业带到中国开展销会,用这种方式来合作。
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存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和非洲合作。非洲市场急需投资,急需发展,非洲的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市场。如果中美能联手,加强对非洲的投资,把非洲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就可以创造很多需求,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
同样,美国的很多地方也在招商引资,也有很好的项目,中国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用这些储备来促进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很多方面都可以合作。如果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并拿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认为,这比打“汇率战”更有意义。
论文摘要:纺织品服装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之一。随着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及纺织品配额的全部取消,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量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服装进口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使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策略。
纺织品服装是我国出口贸易创汇的主要产品。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快速增长,形成巨额的中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采取各种贸易壁垒与配额设限等措施来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增长。文中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着重讨论了基于合作博弈的前提下,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如何利用合作关系,积极主动地应对贸易摩擦;如何有效制定优化企业发展的战略和措施;提高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一、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及摩擦现状
(一)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现状
基于特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纺织品服装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出口的强势产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纺织品出口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出口额不断攀升,短短数年间便从2003年的790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1771亿美元。200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据中国纺织品贸易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1至8月,中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包括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已达l189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9.1%。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2006年,美国进口纺织品服装达932.77亿美元;其中,我国20o6年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达270.67亿美元,与2005年同比增长20.81%,占美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9.02%t~3。中国的贸易出口增长对美国本土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形成巨大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及进口国,中美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不断,成为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
(二)中美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由于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短时间内激增,对于正处在衰落调整期的美国纺织服装产业形成压力。此外,巨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产生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经济诱因。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而主要部分是纺织品与服装的进口,美国认为巨额的顺差背后是美国工人的大量失业。在政治方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是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的直接诱因。由于美国很多州都存在失业问题,而纺织服装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高就业率的产业,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竞选者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此外,墨西哥、印度、东盟、中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是对美国出口服装和纺织品的大国,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施贸易限制,可以给上述国家带来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换取他们给予的各种回报。
二、中美纺织服装贸易摩擦博弈分析
(一)博弈、囚徒困境
博弈是指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闭。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的不断摩擦过程就是在贸易关系下双方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博弈过程。一次性博弈常常导致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非合作博弈的例子,其内容是: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犯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8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在警方没有证据指控对方时,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两人同时认罪作证,则二人同时判监5年闭。解析囚徒困境,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即在两个参与者和一个庄家之间,参与者如何运用属于自己两次机会即合作和沉默。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选择坦白。因此,这场博弈中最可能达到的结果,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选择坦白,结果二人同样服刑5年。二人均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而视另一方利益与不顾,这就是“困境”所在。双方利己的选择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当然不可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早在2003年11月17日美国决定对我国针织布、袍服、胸衣3种纺织品出el设限;2004年又发动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同时继续对针织布、袍服、胸衣3种纺织品出口设限。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05年5月30日,中国财政部宣布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关税进行进一步调整的决定,规定对2005年1月1et开始征收出口关税的148项纺织品中的78项产品停止征收出口关税,原定于2005年6月1el提高或降低出口关税的相关产品同时取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的降低出口关税针锋相对,双发的博弈关系走向囚徒困境。
由于中美都期待双方有长期的贸易合作,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获利并非建立在另一方完全利益损失的基础上,因此激烈的贸易摩擦最终引发了两国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在摩擦一博弈一再摩擦一再博弈的过程中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双方合作的重复博弈的过程,
(二)“合作博弈”实现双赢
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妥协之所以能够增进妥协双方的利益,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这种剩余从合作关系和合作方式中产生出来,且以合作关系为条件。因此,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达成共识进行合作,以获得最大的合作剩余闭。由于在合作博弈过程中,任何一个博弈方的不合作行为,都会受到对方的报复或惩罚,而不合作方由于担心引发惩罚行为,就需要积极与博弈方合作,因此合作博弈通过对合作关系的合理利用可达成双方共赢的收益。’
由2005年贸易摩擦引发的中美双方谈判,最终于2005年i1月8et,由中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后简称为《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及出口量等,例如中美双方同意在协议期内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21个类别产品(包括11个类别服装产品和1o个类别纺织产品)等实施数量管理。《备忘录》的签署为中美两国创造了暂时稳定的贸易环境。然而2007年以来,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社会责任标准和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成为美国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设限的新手段,国际市场竞争等不利因素使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2008年《备忘录》有效期的结束(2008年12月31et止)、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济滑坡等因素进一步引发中美双方的深层贸易摩擦。在整个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当双方出现摩擦时,选择让步和牺牲更多的是处于劣势的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实力,从被动应战转变到主动出牌,从而在合作博弈中争取更多的利益。
三、建议和策略
(一)政府积极创造贸易环境
首先,中国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激励纺织服装企业的发展。从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来看,加快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纺织产业的当务之急和必由之路,整合国内现有资源,完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是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发展的重点。其次,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行业自律,避免行业间恶性竞争。
国内一些纺织品企业为抢得订单,向国外客商的报价越压越低,利润空间被压缩到极限。恶性竞争的结果不仅损害企业自身的利益,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秩序。只有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才能拥有健康的贸易环境。第三,建立贸易预警体系,构筑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如利用现代高科技、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国内外贸易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定期编写纺织行业预警报告,通过相关的信息数据库和网站,为国内企业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减少企业由于遭遇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失。
(二)企业从求“量”转向求“质”
第一,企业应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由于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的生产力成本和产品原材料优势消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市场竞争力明显下降。面对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一系列贸易障碍,中国的企业生存艰难。只有具有自身技术优势,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江苏某植绒有限公司,注意收集欧美市场的流行趋势和市场动态,保证公司的产品研发和产品种类贴近世界行业的前沿。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以产品的多样化和高品质参与市场竞争。第二,企业应注重人才培养,扩大产学研合作力度。企业需要的不只是生产型的技术人才,市场分析、产品开发、国际贸易以及政策研究等各类专业型人才都应成为企业的生力军。企业应重视人才的储备和培养,重视与高校等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构建创新研发平台。企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及优质的人才队伍,才能使企业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使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真正实现企业从求“量”向求“质”的转变。
(三)拓展多元化的市场空间
【关键词】WTO,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例外,案例分析
一、国际文化贸易与中国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
国际文化贸易是指国际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贸易方式,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是跨境产物,是文化产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目前许多文化贸易的交易形式与规则都已经纳入到了WTO自由贸易体制之中,如:《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中均制定了涉及文化贸易自由化的相关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文化贸易的约束相对灵活,“文化例外”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1993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由于其强大的文化实力,试图将影视业等文化产品与服务等同于一般商业,接受GATT(WTO的前身)的规制;但是法国和加拿大则提出“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具有特殊性,不应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流通。经过激烈的谈判,最终将影视产品排除在一般商品适用的GATT规则之外。自此,“文化例外”的概念被人所熟知。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在此过程中迅猛发展。2010年,中国文化贸易出口总额达978.8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文化贸易出口总额的3倍;2010年,中国文化贸易进口总额为79.6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文化贸易进口总额的2.9倍;从贸易平衡看,2002―2010年,中国文化贸易呈总体顺差、结构性逆差状态,且总体顺差随着出口额的不断增长逐步扩大。
二、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
2007年4月10日,美国就“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案”请求与中国磋商,随后欧盟也提出与中国磋商。2007年6月5日到6月6日,各方在日内瓦进行磋商,但是并未达成有效共识。
本案中,美国提出磋商的事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贸易权,美国认为,虽然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入世后3年内全面开放其贸易,但中国仍采取了多种措施为一些政府指定的企业以及国有合作企业保留了进口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家庭视听娱乐产品(如:录像带和DVD)、录音产品和出版物(如:书籍、杂志、报纸和电子出版物)的权利;第二方面分销服务,美国认为,中国虽然在其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对分销服务业和视听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做出了承诺,中国仍采取了多种措施对致力于从事出版物和一些家庭视听娱乐产品分销的外国服务供应商进行市场准入限制。
在此案件中,美国是胜诉的,专家组认为中国政府对阅读出版物、家庭娱乐影音作品、音乐制品和影院电影的限制违反了《中国加入WTO协定书》的相关规定,认为中国对读物、DVD音乐制品的外贸经销限制措施违反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同时认为中国为反对上述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实施的歧视性措施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在涉及中国作为被告的WTO争端解决案子中,中国的有些措施如果被证明违反了中国入世承诺,中国可能的一个辩护理由就是援引GATT第20条的例外。但在WTO判例实践中,援引GATT第20条的例外有着苛刻的门槛。
三、总结与建议
本文以“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这样一个关于“文化例外”概念的案例论述并说明了正确运用WTO规则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基于WTO规则框架为中国文化贸易的发展提出建议:
第一、中国政府需仔细研读WTO的相关规则,特别是针对WTO规则中有争议的内容,如:GATT第20条。研读这些规则的内容有助于当我们发生贸易摩擦时运用法律武器更好地保护自己。
第二、保护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进一步保护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受侵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发展文化贸易之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等国家强势的文化侵入为中国的文化贸易发展增添了一份不稳定性,中国需在发展文化贸易的同时加大对外来文化的监管审查力度。
第三、发展文化贸易的同时,加大对中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力度。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使我国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下宣扬中国文化,而且还能使中华文化的良好形象牢牢屹立在国民心中,不至于被外来强势文化同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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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妤,女,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国际金融与商务研究所所长。已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2012年11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过努力从助教升任至教授;2010年3月―2012年11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时担任中国国际货币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12月至今,在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担任教授;在2013年7月同时担任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2014年5月至今,担任暨南大学国际金融与商务研究所所长。
二、研究领域
孙华妤教授长期从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近年来特别聚焦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关系等领域。强调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中国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特点出发,参考和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务必对其前提条件和现实环境有细致和深刻的理解,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
三、研究成果
孙华妤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诸多论文,在2008年教育部的“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活动中成为入选者。2013年发表的《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可能与现实》荣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2013年发表的《人民币升值并非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荣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优秀报告)。2008年的《贸易差额的衡量:基于所有权还是所在地》荣获第十五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004年《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负面冲击与钉住汇率制度危机的理论分析》荣获第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奖二等奖。近年孙华妤教授的研究重点在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改革上,主持研究的科研项目有: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研究:目标与手段(项目号11AZD039)。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危机时代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战略研究(项目号10AZD017)。3、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外自主性的衡量(项目号09YJA790037)。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应对策略(资助编号NCET-08-076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协调关系(批准号05BJL056)。6、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项目《外汇储备规模和损益的再审视一从政策角度》。
四、主要论著
1、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升值压力的缓解:利率机制和政府对策,金融研究,2004年第6期。
3、“不可能三角”不能作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8期。
4、利率市场化:目标、障碍和对策探讨,金融论坛,2004年第9期。
5、通胀和通缩时期中国货币数量与价格的动态关系,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6、化解热钱流入形成的升值压力――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和政策措施,世界经济,2005年第4期。
7、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下经济的自动稳定性,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8期。
8、贸易差额的衡量:基于所有权还是所在地,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5期。
9、汇率的四个事实――伯格斯坦《汇率的四个神话》背后的事实,武汉金融,2006年第6期。
10、中国货币政策独立和有效性检验:1994―2004,当代财经,2006年第7期。
11、传统钉住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和有效性:1998到2005,世界经济,2007年第1期。
12、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以改革促进内外均衡,国际贸易,2010年第4期。
13、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金融,2010年第7期。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3日早盘两市大幅低开,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弹,维持绿盘震荡。
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预计他即将迎来一生中最惨烈的股票熊市,而这一预测还没有考虑贸易战的因素。
“因为债务的原因,下一个熊市将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还遇到贸易战,那么情况将会比灾难还要糟糕,”今年75岁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长罗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极度地担心。我读了足够多的历史,经历了足够多的市场变化,所以知道贸易战通常都是灾难性的。”
罗杰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一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最早本周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此同时,据《华 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特朗普实施大范围关税举措,中国将针对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业和州进行反击。
“你觉得中国会无动于衷?” 罗杰斯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买家,所以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将会反击的地方,因为这对特朗普先生的打击最严重。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边的那些人,才是中国必须要打击的。”
罗杰斯表示,在美国和欧洲股市接近历史高点之际,他正在关注俄罗斯、中国、日本甚至越南的投资机会。他说,他周三买进了短期的俄罗斯本币政府债券,原因是卢比稳定和高实际利率具有吸引力。他还投资了俄罗斯公司Qiwi Plc和Rosinter Restaurants Holding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