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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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也许是由于作者的缘故，一个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作品应该与经济发展挂钩。但并意味着对青少年毫无用处。譬如，他指出的经营之道要讲诚信，这对我们就有点用了。

亚当斯密这本书对人类丰富多彩的情操世界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本书告诉我们相互同情的愉快，同情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轻痛苦。人的风气和习惯对有关道德赞同和不赞同情感有直接影响。个人的品质，我们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一是他对那个人自己幸福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它对其他人的幸福所产生的影响。道德和法律一样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法律有强制力保证实施。

我是班长，这本书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告诉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华。我们要善于由大及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绝不要以微小儿而不足道，细小而不足为。班长要有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思想觉悟，始终把大家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好事喜事首先想着大家，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做到艰巨任务抢在先，严控班级整体态势，加紧改革创新。

亚当斯密耗费毕生心血写成了这部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不要伤害别人，而要帮助别人。总理推荐这本书，我想总理认为这对维持整个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甚至民族强盛是至关重要的。

亚当斯密在书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地分到大众手中，那么他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而言，我必须考虑到我的计划要符合同学们的需求，不能有偏私的成分。今后，我的第一任务是解决班级较为突出的问题，重视公平与正义。

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功绩是无法衡量的。这本书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意味着只对经济有用，对任何一个人都有着巨大的帮助。

第2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　经济伦理　启示

论文摘要:“斯密问题”自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已争论了二三百年，至今尚无定论，但如果把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考虑，把他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探讨的话，“斯密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本文对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斯密问题”的源起及存在的意义，指出其对我国构建市场经济伦理制度方面的启示。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简称为《国富论》，而在此巨著出版前的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这两本著作凝集了斯密一生的心血，被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部伟大著作。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富论》可说是家喻户晓，而他的《道德情操论》远不如《国富论》普及。其实，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要得多，他一生的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和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了六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对《道德情操论》修改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没有理由推崇《国富论》，而忽略《道德情操论》，而应把两本书一起来解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是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哲学课题的继续，《道德情操论》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没有《道德情操论》作为思想之根，是不会结出《国富论》这个丰硕之果的。本文追本溯源，把二者结合在一来探讨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

1.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集中概括，就在于他对道德人和“经济人”的论述。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人性原理。他认为，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是利他的，他把利他界定为“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来自人们的冲动和情操而不是来自其理性。”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在这里，斯密把利他看成人性的特点，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他论述利他心是人所共有的。“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他论述所谓的“同情”，不仅包括为他人幸福而感到高兴的情感，同时包括当看到或想象别人的不幸时所产生的“哀他人之所哀”的感情。“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他把作为人的本性的这种同情心，看成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保持和谐的奥秘。斯密认为，人类社会由于人人具有利他的本性，会自发协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秩序，从而利他主义成为整合道德世界的统一原则。他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相互关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的话，社会将会崩溃。”。由此，道德规则对整个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的假设，并作了系统的论述。“经济人”是经济活动中具有强烈利己心的个人，他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以攫取财富为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屠夫、酿酒家、烙面师都是在斯密笔下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他把利己主义看作人的一种本能。既然人们都是出于利己心而与他人进行经济交易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那么，整个社会又何以能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呢?社会资源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接下来，斯密描述了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最终能达到社会和谐。他写道:“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人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表明一种思想，即自利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制约，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然秩序，就是经济活动中的自发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整个社会实现利己和利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尽管出自自利的经济理性，但是，当他努力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于它的用途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其自然而然地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其追求自利的行为不自觉地向与他利、社会公利相一致的方向，从而有效地促进他利与社会公利的实现。

2.关于“斯密问题”源起及争论

“斯密问题”并非由斯密本人提出，而是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对于谁是最早提出者，学界尚无一致意见。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卢约·布伦塔诺指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早期，我们知道，斯密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表明道德行为仅是那些唤起无所不知，公正的旁观者的同情心的行为……然而在《国富论》的研究中，他却完全同意了爱尔维修的观点，在书中，对人性、对自利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唯一原动力的论述完全表达出来”。从其论述中可知，他指出斯密著作中存在矛盾和对立。这就是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人性原理，即人具有同情心，是道德人，是利他的。而在《国富论》中，他又提出自然人的假设，人是利己的，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基于人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立和冲撞，掀起了关于“斯密问题”(也叫“斯密悖论”)的论争。

自从德国的历史学派发现并提出“斯密问题”以来，关于 “斯密难题”的争论，持续了二三百年，至今学界仍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绝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密难题”存在，斯密思想是前后矛盾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如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提出“二元”说，斯密在《情操论》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出发点是同情心;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经济世界，其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他没有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fsl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其人在1985年指出:斯密既研究人的物质生活，又研究人的精神生活，研究精神生活时，他是唯心主义者，认为人总有一种抽象的同情心，这见于他较早的著作《道德情操论》;研究物质生活时，他是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活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这见于他的代表著作《国富论》。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密问题”其实不存在，斯密的思想体系的是前后一致的。国内著名经济学者陈岱孙指出:“我们认这个所谓二书中存在的‘亚当·斯密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翻译过《道德情操论》的著名学者蒋自强也认同这一观点。万俊人指出的，“我们只要了解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并仔细解读斯密的这两部作品，所谓的‘斯密问题’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也就是说，“斯密问题”在斯密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斯密问题”的意义在于，斯密首先提出了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并以自身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实现早期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协调运转。 从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持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如果把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看作一个体系，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的话，“斯密问题”其实不存在。就斯密自己看来，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统一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连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是一种与世界观分不开的学问。的确，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跟伦理学体系未分开，政治经济学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从属于道德哲学。斯密之后，近代学科开始分离发展，经济学和伦理学走上日益相互背离和相互疏离的道路，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从而在现实中造成经济跟伦理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使得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精神生活的贫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的话，势必影响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基础，在现实中造成危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划时代的著作，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为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奠定自由法则，即使在今天，对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自身，如何实现个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完整、统一，从而到达自身的和谐;对于社会，如何协调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通过指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伦理之间的统一性，论证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从而为从不同的方面解决当时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论证，也为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考经济与伦理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

3.关于我国建构市场经济伦理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张集体主义至上原则，大肆宣扬集体利益，贬抑个人利益，极大的压抑和扭曲了人们追求个人合法利益的心理，导致利己与利他不协调，从而不能有效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美籍学者孙隆基指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不协调导致的后果，“户国人认为抹杀了个人，就可以造成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效果，可能在革命时期出现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如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是，抹杀个人，并没有促进集体的公益，徒然造成了个人的不发展而己。这种不发展状态，既没有私，也没有公，而是一种公与私两败俱伤的状态。”

第3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提要] 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管理者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看法，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冲击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信任。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对企业具有经营决策权，还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义务，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者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不仅受到外部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自身的价值观念、素质、能力、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管理者的人性假设出发，继而研究高层管理者个人价值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关键词：管理者；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4月9日

一、管理者在企业中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各项决策的中心、各项指令发出的中枢，这一指挥棒的方向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因此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确认企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时，必须展示传统法律为贯彻股东本位原则、促使企业管理者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地位和责任做出界定，使企业管理者传统意义上的地位和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对企业管理者地位和责任的传统定位做出调整，增强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促使企业管理者在行使企业决策权时认真权衡和顾及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消极影响并力图提升社会公益。因此，企业的法律观念必须实现全面的更新：企业应被当作是所有利害关系人围绕于权益的获取和保护形成的制度网络或组织体系。当然，作为“法人”或“实体”的企业，又是法律上的主体；而非如传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仅仅是由物质资本的供应者（即股东）为谋取经济利益所组成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力来源于企业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明示的或默示的授予，并非像传统理论所坚持的那样，只是产生于股东的让渡；企业管理者应是企业所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对所有利害关系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地把企业行动的社会效果考虑在内，而不能按传统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将企业管理者只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从而使其严格地在如何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经济效益这一 “底线”上做出决定。

 

二、管理者的人性假设与社会责任

对于管理者的人性假设，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即古典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和社会经济学派的“道德人”假设。

管理者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管理者具有自利人格，作为资本家的人，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应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管理者的责任是唯一的，即对股东负责，使股东的财富最大化，除此之外的责任，都会对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当然，古典理论并不反对管理者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但承担责任的行为应能够增加股东的利益。古典经济理论观认为管理者只要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外部效应，而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反而会损害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营效果。

 

“道德人”假设认为管理者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管理者应贡献于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道德人”假设将管理者的责任对象由股东扩展到整个社会，管理者不仅应对经济公平负责，还应对社会公平负责。在道德取向上应该是无私的，管理者对社会的责任应该超越经济和法律上的义务，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观努力。

 

对管理者人性认识的不同，可以推衍出很多管理者道德观念。管理者道德的功利观认为管理者以经济后果决定自己的管理行为是合适的，管理者道德的权力观强调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尊重，管理者道德的公正理论观注重法律规章下的人的平等性，管理者道德的社会契约整合理论强调一般性社会道德契约与具体环境契约的合理融合，管理道德功利观是自立“经济人”假设的合理表述，而其他三种观念则更多的符合“道德人”假设的内在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道德观念，管理者道德观念的前后取向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观念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强度。

 

现实中的管理者往往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体，更符合“复杂人”假设，即管理者的人性不是一维、单向的，既有自利的本性又具有高尚的道德诉求。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实际上是在“经济人”假设和“道德人”假设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而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管理者价值观与社会责任

管理者把握着企业经营的轨迹，从很大程度上说，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构成企业的核心价值，决定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市场反应。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价值观对他们制定企业的社会政策会造成强烈的影响。相应的，政策的执行也深刻地影响企业作为一个机构对社会应负有的责任。因此，一个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与主管人员对政策的规范性倾向有关。这一政策通过影响组织中行为者对价值观的选择及保留，也能影响企业对实际社会问题的回应。

 

在正式的组织中，主管人员的价值观是通过命令链传递到下属人员，由此设定了下属人员决策处理权的范围。当每一层级决策都朝向由更高管理层所制定的源于价值观目标时，管理者个人价值观对企业政策的影响就产生了，进而通过组织中的中介影响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些管理决策和政策的影响只能间接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雇员和代表、经销商、供应商等的行为被利益相关方所感知。这些个人行为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反映出高管的道德情操和个人价值观的呢？

 

首先，高管层的道德将反映在公司所采用的激励和约束制度上（即对雇员的各种行为给予奖励或惩罚）。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将反映出高管人员的价值观，从而反映出其道德情操。管理人员对这些规则的执行也将强烈反映出其对各种道德议题的价值观。高管层的行为、价值观也会影响企业文化，高管层通过其行为所设立的榜样往往被公司低层人员所采纳、效仿。高层主管人员的下属雇员将倾向于通过社会学习过程来采纳公司及其高管的“道德信条”（jones&quinn，1993）。trevino等学者的研究证据显示，组织的道德指引在个人道德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各种激励能积极地影响道德决策。jone指出，语言在个人道德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人们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来“感知”其所处的环境的，组织专用词汇中现有可用的道德（或非道德）的语言将引导个人沿着各种道德（或非道德）的路线制定决策。带有非道德倾向的企业将增强雇员的非道德主义的倾向，而带有道德倾向的企业将培养雇员的道德倾向。因此，管理者个人价值观通过正式、非正式规则及企业的组织机制反映在企业的各个方面，影响企业的行为，影响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其次，管理层价值观、道德的影响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主要体现在

雇员个人的自我逆选择的过程。即道德感强的人将倾向于离开或回避道德感弱的、与管理者价值观相悖的企业。根据意象理论，这样的员工将发现企业的价值与其自身的价值形象不相容。类似的，非道德主义者的价值形象将与有道德的企业的价值不相容。此外，非道德主义者也将倾向离开道德的企业，因为具有道德的企业的规范和激励机制使得他们的非道德主义行为难以获利。同时，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企业也倾向于要么回避这种非道德主义的个人，要么开除他们，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从而在经济上损害企业的利益。因而，企业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将会影响企业文化，将吸引同质价值观的员工，而这些员工将间接影响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的社会行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此外，在公司层级制度中处于相邻级别的内部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关系中，由于频繁的相互接触，他们之间的举止和信誉的检验将是经常性的。因此，公司雇员的道德情操将为那些关系紧密的人熟知。同样的，对于直接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如供应商和消费者）来往的员工，其道德情操也将为人所知，这些道德情操除了来自其他雇员的信号函数外，也是外部信号（如投诉和诉讼）的函数。因此，道德情操与公司高管的价值观不相容的个人将倾向于回避、离开或被开除出企业。由此，公司将在道德方面趋向于形成一种相对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因此，即使企业在道德议题方面的行为不是其高管道德的一种简单的延伸，企业也将由那些道德情操与高管层的价值观相吻合的雇员所构成。因而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企业组织等各个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企业的高管从理论角度而言也是利益相关方，但他们的主要角色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企业的一个签约方，同其他利益相关方签订契约，他们在利益相关方模型中处于中心位置。为此，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负责。从长远利益考虑，企业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企业良好的形象，因为公众的消费偏好可能融入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为使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管理者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个体人和整体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四、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

如果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道德底线，不惜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一些内部成本外部化、社会化，以损害社会、损害消费者利益，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必将受到严重的动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管理者既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同时也是联接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枢纽，因而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强化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倡、鼓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也应将对管理者的道德情操作为选聘、晋升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设计有利于价值观扩张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设计和信息系统是在企业文化中强化价值观扩张的重要方法。halal的理论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对于垂直型结构，较为扁平的结构能够更好地传递与价值观相关的信息。

 

主要参考文献：

[1]杨帆，石金涛，吴治国.中国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研究[j].管理评论，2009.4.

[2]杨言芝.如何强化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责任[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7.

第4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关键词： 五年制高职 道德情感 家庭因素

道德情感是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体验中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及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1]。一个人要确立道德情感，不仅要提高自己的道德认识，而且需要长期的实际生活体验。在生活中陶冶道德情感是大学生德育的重要环节。

家庭因素对于学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学生性格的形成，道德观、价值观的树立，以及道德情操的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助力。对于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一些调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更能反映学生的实际道德情感倾向。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从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及其他高职院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1320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分为五年制高职大专学生440名，三年制大专学生440名，三年制中专学生440名，分别从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加以调研。

二、对环境因素的具体分析

1.您是否为独生子女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独生子女人数占所有学生的65%，非独生子女人数占所有学生的34%，总体而言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我国国民大多都落实了这项基本工作。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数据发现，五年制大专中的独生子女比例最高，占五年制大专全部学生的76%，而三年制大专里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比例相比五年制大专更均衡，相互间仅有5%的差距，但非独生子女占多数，占全部三年制大专生的52%。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数据发现，三年制中职里的独生子女比例和五年制大专相比最平衡，相差并不算很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我国公民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都跟随党的指导，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控制住人口增长的大问题，但独生子女的教育，学生道德情操的养成，往往在执行完政策后，因为家长溺爱等种种因素而被忽视。

2.您所在的家庭居住地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分布大多都比较平均，其中以乡镇学生占总人数的34%为人数最多，居住在县城的学生人数最少，占总人数的18%，而居住在中心城市和乡村的人数没有很明显的差距。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的家庭居住地的数据发现，各项数据基本都比较平均，和总平均人数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入。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的家庭居住地的数据发现，各项数据基本都比较平均，和总平均人数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生道德情操的养成和其所在的家庭居住地并无太大关系，虽然在交通、视野、交际圈和认知程度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理解的偏差，但其能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养成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3.您的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都在初中及以下，占49%接近半数，而以专科及以上为最终教育的家长人数最少，仅占总人数的5%，整体数据呈一个金字塔形。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的数据发现，整体数据依旧呈一个金字塔形，只是在五年制大专学生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中，高中和初中及以下的差距被缩小。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的数据发现，整体数据依旧呈一个金字塔形，而且几组数据相比较均没有特别大的出入，只五年制大专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中，专科的人数相比三年制大专，三年制中职，略多一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生道德情操的养成和其父亲或母亲所接受的最终教育并无太大关系，虽然在交通、视野、交际圈和认知程度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理解的偏差，但其能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形成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4.您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单位固定工作收入的最多，占总人数的51%，经营收入其次占24%，零工收入和务农收入的人数差距不大，分别占总人数的11%和14%。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数据发现，三年制大专内收入来源的比例相对于五年制大专来讲更平均，而五年制大专里，在单位有固定收入和经营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学生数量占绝大多数，但与总平均人数并无太大差别。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数据发现，三年制中职在五年制大专的基础上又拉开二者间的差距，在单位有固定收入和经营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学生数量占总人数的86%。而零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学生数量则很少，但与总平均人数并无太大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学生道德情操的养成和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并无太大关系，虽然在交通、视野、交际圈和认知程度等方面会有一定的理解偏差，但其能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形成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5.您父亲和母亲生活的地点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其他和父母都在您就学地或附近生活的比例做多，分别是44%和41%，母亲不在身边的最少，只占3%，而AD两个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85%。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的父亲和母亲生活的地点的数据发现，三年制大专学生其他选项占63%，是绝大多数，五年制大专和总体数据一样，AD两个选项的差距都不是很大。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的父亲和母亲生活的地点的数据发现，三年制中职学生父母都在其生活的地点选项占63%，是绝大多数，五年制大专和总体数据一样，AD两个选项的差距都不是很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父母离家近的学生，因为从小就有父母亲在身边，很容易会滋生出娇生惯养的坏习惯，加上家长的袒护和放纵，所以道德情感的培养很容易失衡，从而产生错误的价值观。

6.您从初中到现在的住校情况

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中，现在住校的学生比例最高，占总人数的42%，而一直住校的人数和从未住校的人数差别不大，比例最小的事从前住校的学生，占全部统计人数的11%。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大专学生从初中到现在的住校情况的数据发现，五年制大专学生现在住校的学生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1%，而三年制大专学生中一直住校和现在住校的人数基本持平，差距不大。

对比五年制大专和三年制中职学生从初中到现在的住校情况的数据发现，三年制中专学生从未住校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4%，其次便是现在住校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37%，和总人数的平均值有较大差距。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住校可以培养一个学生的责任感、道德感和使命感，在离开父母之后独自一人生活的过程中，学生的道德情感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更健全的人格。

三、调查结果概况及其成型原因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场所，对于青少年来说，有2/3的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的，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家庭是影响青少年道德情感的极为重要的场所，家庭对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影响是多方面，家庭影响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2]。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氛围，改善父母的教养态度，宣传伦理国学等有益的教养态度，促进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使父母与子女了解双方各自的需要，从而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处理双方的关系；应加强社会各界对离异家庭子女的关爱，重视其道德情感的发展，做好父母的工作，努力为子女提供正常的家庭环境；应该提高父母的综合素质，为子女树立好的行为榜样，潜移默化地引导子女道德情感向好的方向发展。

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帮助青少年形成积极向上、友善乐观的道德情感。青少年无时无刻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扶植有利于青少年道德情感发展的积极因素，弱化甚或消灭对青少年道德情感发展不利的因素。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培养是青少年成长的内在条件，对五年制大专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应引起重视。

三、如何通过家庭因素，影响五年制高职学生的道德情感

1.独生子女普遍较懒，偏执，孤僻，不容人，但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智力较好，聪明伶俐，思维活跃，才思敏捷，记忆力好，精力旺盛，活泼开朗，兴趣广泛，情感丰富，更易于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应对措施：（1）不要让孩子“特殊化”；（2）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劳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3）创造条件让孩子在集体中生活成长；（4）对孩子在思想品德上进行严格要求。

2.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导师，从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其性格、思想、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尤其重要，对于家庭和谐和心态发展起到更长远的作用。

如何才能在父母和子女间搭起一座良好的沟通桥梁呢？（1）认清不足，虚心认教；（2）换位思考，沉着冷静；（3）互相理解，坦诚相待。

3.自立作为我们的成长过程，是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过程，更是我们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能够自立自强的人。

该如何自立？（1）摆脱依赖性；（2）勇于承担责任；（3）遇事要有主见。

综上所述，五年制高职教育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把培养学生掌握从事职业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作为主要的培养内容，培养技术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倡导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势下，基于它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自身特点，对五年制高职学生道德情感培育的研究，将对培养出新一代优秀的高等职业人才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第5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在1759年出版之后，反响极好。他的好朋友休谟在信中调侃，连牧师、妇女都如此推崇这本书，真是让人同情。《道德情操论》所讨论的问题高尚，所用的语言又是典雅妥帖，让人们联想到作者定是一位富有涵养、待人处事十分得体的谦谦君子。

很自然地，他成为贵族社会家庭教师的理想人选。在陪伴小布莱克公爵游历欧洲大陆近三年回到苏格兰后，斯密靠着公爵支付的优厚年金，隐居在家乡专心创作他的《国富论》。

1776年，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硝烟，《国富论》出版了。斯密成为当时欧洲最懂得经济的人，连英国首相小皮特都当着内阁成员的面尊称斯密为老师。《国富论》让人忘记了斯密曾经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斯密的命运与他的挚友休谟相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皆全然不同。他29岁那年，就成了大学正教授，中年被贵族眷顾聘为家庭教师，有了一份优厚的终生年金，晚年得到了海关专员的肥缺。此时，他的年收入达到1000英镑，据说，这是250个苏格兰农民劳动一年才有的收入。总之他一生顺利，晚年更是尽享荣华富贵，不得不让人羡慕。

但是，死后的斯密，经历了休谟所没有的继任者们虚伪的敬意和长时间的冷淡；也遭遇过无数对他著作的误读和批评，甚至来自论敌的诽谤。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沉浮不定。

最初的一个世纪，人们很少再去谈论他，他逐渐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符号，一幅挂在经济学家壁炉上的装饰画。在这个世纪，经济学属于股市高手李嘉图、神童穆勒和性格高傲孤僻的马歇尔。作为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曾经的代言人，一个攻击重商主义体制的斗士，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斯密的祖国，英国人在津津有味地享用经济自由主义的蛋糕，谁会想到那位提供了鸡蛋和面粉的农夫呢？！

人们以为，斯密的理论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早已过时，只配在学术博物馆陈列，供后人瞻仰。人们连《国富论》都很少提及，至于他那本直到死前还在修改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也并未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反响，沉寂一个半世纪无人问津。

在欧洲大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正在发动对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讨伐，这种挞伐后来居然波及到了斯密的人品。德国人怀疑斯密的作品抄袭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理由言之凿凿――因为斯密两部引起轰动的书，在基本原理上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道德情操论》鼓吹同情心，而《国富论》主张利己心。

他们推测，在陪伴贵族子弟游历法国的近两年里，斯密广泛拜访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多名重要思想家。这些毫不设防的法国人，其言论被谨慎的亚当斯密偷偷记下带回家乡，运用修辞学手段整合在一起就成了《国富论》。一句话，斯密也许是偷了法国人的东西。到19世纪末，至少在德国，对斯密的贬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变成不可违背的学术传统。当时德国学者这样写道，“想得到经济学专家赏识的人，没有一个想信奉斯密。”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笔记陆续被发现，最终洗刷了德国人加在斯密头上的不白之冤。而专家对笔记的研究发现，斯密生前涉猎之广，思考之深入，与现代社会联系之紧密，皆足以让人惊异。他留给后人的遗产被此前的人们大大低估了。1990年，在斯密逝世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收到的论文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几乎全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思想史家的工作，逐渐复原了斯密作为一代社会科学大师的形象。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学生告诉我，哈佛和麻省最近几年都开设了讲读《道德情操论》的专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家们忙着从斯密的书中寻找开辟新领域的线索；前不久，斯密的半身素描头像又上了20英镑面额的纸币……看来，人们对斯密的兴趣还在进一步增强之中。

记者、评论家布坎于2006年推出的这本《真实的亚当斯密》，大概可以看做是对英美社会大众认识真实斯密的呼吁的一个回应。

书中所使用的任何材料，对斯密研究者而言，自然都不再新鲜，但一般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很多让人新奇的内容，从斯密的性格、气质、经历到他的真实思想。鉴于中国学术界对斯密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令人沮丧的现实，此书首先值得国内的经济学从业人员们好好读一读。

第6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关键词]“斯密问题”；自利行为；情感共鸣；镜像神经元

一、引言

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学应该是关于人的学说。对此。马歇尔曾作过这样经典的概述：“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事实上，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分析贯穿了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对人们经济行为的不同解释构成了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分水岭。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也是在对利己假设不断修正和补充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对自利假设的不断质疑则衍生出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

但是，随着“经济学帝国”的不断扩张，出现了“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的现象。阿马蒂亚·森对此批评道：“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对利他行为的刻意回避必将导致“现代经济学出现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经济活动中个体行为模式和动机的差异呢?本文基于文献对“斯密问题”的经济学阐释给予综述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围绕人的本质问题进行讨论和总结。

二、“斯密问题”及其历史由来

在斯密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一部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对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充分强调了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道德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接着斯密进一步强调，“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因此，“同情心”被斯密看作是驱使人的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却向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情形，“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推而广之，“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人天生就有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且为人类所特有”，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础”并不是来自利他心，而恰恰是出自利己主义考虑。以上提到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这两段陈述被后世学者们广泛引用，被当作“斯密问题，，存在的有力佐证。

“斯密问题”的争论最早是由德国的历史学派发起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强调和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抽象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们的行为动机归于同情或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在斯密著作中呈现出的这种利己和利他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即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就构成了所谓的“斯密问题”。边际学派则试图证明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基于同一思想立场，并积极提倡作为“精密科学”的理论经济学，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承认“经济人”作为方法上的假设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

三、对“斯密问题”的不同解读

围绕“斯密问题”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斯密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斯密的经济和伦理思想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卢森贝认为·斯密“描写资本家，是连资本家的矛盾都描写在内的，是连他的商人的利己主义都描写在内的，而这种利己主义又需要用一张无花果的叶子来局部地掩饰着，这张无花果叶便是掩饰的利己主义的、较体面的伦理学”。因此，斯密没有能够把经济和道德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对于同情心的定义，就是‘对于别人遭遇的关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而对于为什么会存在“斯密问题”，卢森贝将其原因应归结为斯密的阶级局限性所致。

同样，在雅各布·瓦格纳看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某些差别是无法解决的，他认为。试图把这两本书完全调和起来的做法必定会歪曲其中任何一本书的思想。同时瓦格纳注意到，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分析不同人的道德情感背后的自然秩序是为了证明一种道德心理学，这种道德心理学是可以普遍描述人的本性，同时又是静态的。因此，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或进化的。这种观点斯密在《法学讲稿》和《国富论》中阐述的历史、法律、社会和政治经济的进化并不相符。

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也认为，斯密的道德人是有同情心的，他的经济人是利己的。因为，斯密的“道德人实际上是自然人或氏族人的道德规范的人格化，而经济人则是商品社会的经济规律作用的产物”。斯密混淆这两者，是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

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斯密的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之间是内在一致的。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实质上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在马歇尔看来，影响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渴望。但马歇尔同时也承认：“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他应该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是一个“怀有利人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

康芒斯依据斯密的“天赐恩惠的神学”思想。认为“不管是同情心或是利己心，总是相互的关系。发源于上帝赋予的是非的意识。……‘是非的意识’，这是丰裕的世界里一种认为合宜的意识、良心和协调。同情心以自我牺牲来促进那些德行获得赞许的人们的福利。可是，交换的倾向对于那些即使我们所厌恶的邪恶的人，也让他们受益。两者相互补充，并不矛盾”。

陈岱孙先生也认为所谓的斯密的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两个不同的论点成为两本书各有的强调重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之而认为二者就必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蒋自强等《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者则认为“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在蒋自强等看来，各种利他都是“一种开明的自利”，人们的利他行为无非是“自爱”的拓展和延伸。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浙江大学汪丁丁教授等在借鉴现代生物学桑塔费学派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利他行为作为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在维持个人之间的合作劳动、有效提高族群生存竞争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在ess基础上提出一个演化均衡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利他行为的进化优势以及合作剩余导致利他偏好内生的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盂捷教授认为，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具体经济关系中的人们的利己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是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的抽象人性。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中的不同侧面。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

四、对“斯密问题”的重新审视

斯密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对人类的天性给予科学的解释。笔者认为，从斯密已完成的两部著作来看，斯密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斯密的著作中没有将利己和利他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不论利己还是利他，都是斯密关于人类天性的若干维度中追寻中的一种。以此为支撑，斯密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公正的制度安排。在“公正”这一美德的制约下，利己和利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动机才得以统一，从而最终为斯密所设想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公正的制度框架才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一方面深刻批判了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得出道德判断标准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每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每当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被扯断，它所维系的不同成员似乎由于他们之间的感情极不和谐甚至对立而变得疏远”。另一方面，斯密也并不认同利他是人们行为基本动机的看法。在他看来，公正这种基本美德才是一切社会和政治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如斯密书中强调的那样：“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在此基础上，斯密试图为道德判断建立一种可能的解释机制。按照斯密的观点，“公正的旁观者”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能够根据其他类似的情形来判断当前这种情况。并按照社会认为应该赞同的道德规则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样，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恰如熊彼特评价的那样：“正是这本书中而不是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其有关财富和经济活动的哲学”，从而为其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果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公正思想以及解释机制的话，那么《国富论》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在被认为是“《国富论》全书最精练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斯密绝非仅仅想告诉我们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们的行为是单纯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或是出于合作的欲望或“节俭和谨慎的美德”等其他什么别的动机，而是要探究导致这些交易行为能够顺利进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屠夫没有选择使用暴力或是欺诈等手段来得到酿酒家的美酒?烙面师为什么没有用劣质的面包以次充好以获得屠夫手中的肉食?斯密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想这种交易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这种公平交易的基本前提下，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都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交易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利己和利他也在这种公平交易中得到最充分的诠释。由此可见，在将利己心导向社会公利的过程中，内在的公正约束和外在的市场机制同样不可或缺，“经济人”们不自觉地受到公正的制约。产生了相互利益和对社会的同情心。

诚然，如果说受到当时所处条件的限制，斯密对人的行为动机所做的分析还只能停留在内省的基础上，但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释的“情感共鸣”基本上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同情有大脑活动的基础。同情的产生基于做某件事情时和观察到同一件事情时对神经网络(或者说神经元系统)共享”，这就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印证了斯密在几个世纪前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生物试验证明，在猴子大脑的中央前皮层中，有一个区域是控制手和嘴的活动的，被称为f5区。受试猴子的大脑f5区的一些神经元不仅在受试者自己做动作的时候会放电，而且在它看到另一只猴子做出同意动作的时候也会放电。这是一些具有“双重活跃”性质的神经元：在受试者做一个动作以及观察到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些神经元都会放电。于是，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mn)。umlilta等人通过试验也证实，当一个人看见他人被针扎的时候，镜像神经元做出的生理反应有如他自己被扎一样。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心理状态，比如“情绪的镜像”。wickers等人通过试验证实，受试者观察到的情绪也会激活相关的镜像神经元。神经元经济学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同情共感”是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基于镜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这种“共享”对个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率)意义，因此是该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型”的。

五、结语

第7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一、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

18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亚当·斯密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讲到：“出于挂念自己的福祉，我们会具有审慎的美德；出于挂念别人的福祉，我们会具备正义和仁慈的美德”。班主任是学校德育队伍的中流砥柱，比一般的科任老师还要挂念学生，因此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是班主任的首要素质，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情操才能把关爱学生放在首位。那么什么才是良好的道德情操呢？笔者认为：

（1）理解是道德情操的前提。多理解他人就是让我们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得到启发，让我们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及时认清自己的不足，让我们学会互相帮助、互相体谅，让我们学会面带微笑的去对待每天工作，面对每天的生活。新时期的学生个性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主任是否理解学生，引用王文英老师的观点就是：现代的学生其实不需要你管理，而需要关心；不需要责骂，而需要鼓励；不需要说教，而需要行动；不需要考验，而需要分担；不需要冷落，而需要疼爱；新时期的班主任不仅要理解优秀学生的个性张扬，而且要理解后进生的个性差异。班主任多理解学生就能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和成就感，又能消除师生之间的隔阂，创造出一个和谐、温馨的班集体。

（2）爱心是道德情操的核心。爱学生才能真正把“整个心灵都献给孩子”。总理也曾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可见真诚的、深沉的爱是新时期班主任必须具备的重要素养。王文英老师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天说过：“我并不希望在行为上约束你们、征服你们，我会用我的爱征服你们的心，这就是我做你们班主任的宗旨”。爱心是教师敬业精神的凝聚和体现，班主任对学生有爱心，会使学生有一种被重视感和关怀感，学生被老师重视了，他就能以努力读书来回馈老师对他的关爱，所以教学中我都深信只有爱心才能架设起老师与学生情感交流的桥梁；才能产生感化、激励和调节的功能，为新时期教育提供坚实、深厚的基础。

二、具有健全的法律意识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职责。因此教师在具备较高的教学业务水平的基础上还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在教师应履行的义务中明确规定： 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如今的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从小生长在长辈无微不至的呵护中，缺乏一种家庭、社会责任感，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稍有不顺就容易与家长、同学、教师起冲突，因此作为班主任，首先要明确自己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教师的教育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义务，教育学生不能动不动就对学生责骂、甚至体罚，一定要冷静从学生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立场，然后问清前因后果，对学生进行灵活、耐心地教育。其次，作为班主任要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班主任天天和学生打交道，不仅要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还要运用我们教师的智慧来降低各种安全事故带来的职业风险系数。

三、具有多才多艺的人格魅力

有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学生心目中的老师应该是一位善良、体贴学生的老师、负责任的老师、多才多艺的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师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们不仅喜欢教学水平高、工作责任心强的老师，更喜欢多才多艺的老师。在山东培训会上，所有参加培训的老师都深深为王文英老师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她是一个富有个性且很“另类”的教师，她主张“活出精彩，活出自己”；她的独特魅力表现在自己的多才多艺：吹、拉、弹、唱、跳、指挥、服装设计、剪裁与制作、主持人、演讲等等，无不让人惊叹弗如。所以新时期班主任要适应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变“一专”为“多能”，如果班主任都能多才多艺的话，就可以把美术、音乐、体育、政治等渗透到各科教学中，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各科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也会非常活跃。这样的一个多才多艺的班主任，是学生的骄傲和福分，哪个学生不佩服？哪个学生不自豪？而且多年以后等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他们还会对这样的老师念念不忘。

总而言之，班主任是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因此新时期新阶段，只有提高班主任的基本素养才能适应新时期中学生的特性和新课改要求，才能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英国著名伦理学家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第8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关键词】教师德性；反思；人性

一、前提性讨论：“教师道德”概念的明晰

在人们的印象中，道德通常指的是个人按照一定的规矩和规范长期身体力行后在内心有所得的东西，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道德是沿着两条基本线索在发展的，一条强调道德成为社会的意识形式和行为规范，如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一条强调道德旨在提升个人的品性修为。这就是说道德除了诉求指向自身的“反身内省”，还谋求指向社会的“道德立法”。对比于西方，第一条要求更像是西方的“伦理”，而第二条才对应着西方的“道德”。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的道德≈西方的伦理+道德。在中国道德的双重内涵下，我们来讨论“教师道德”一个概念。从专业角度讲，“教师道德是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进行的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体道德要求的总和。”教师道德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教师作为人的道德和教师作为教师的道德，也就是教师个体道德（德性）和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

二、现实背景：当代教师道德（德性）存在问题

当代教师德性主要在三大方面有问题，一是教师德性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遗失的危机。另外，在教师与教师内部关系中，教师过于关注个人的工作成绩和发展而缺乏集体主义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与学生的关系中，除了利益化的倾向外，教师更关注成绩较好的学生。二是教师德性陷入了制度化、过分职业化的困境。首先表现为教师在规范性制度文化的影响下，以道德规范、具体的制度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规范的执行者，而丧失了德性光辉。教师不再追求个体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满，这一职业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是谋生的手段，对于教师自身而言，这样过分的职业化也会使自身受损，每天上班下班，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为了那一份稳定的工资养活自己，教师是很难从教学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满足感和实现感。三是教师育人理念的退化和教师形象的模糊。

三、理论基础：教师德性的重要性

俗话说：”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兴衰，系于教师素质；教师素质，重在师德。“首先，教师德性的完满可以使教师自身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实现感，是对自己角色价值的认同。“德性的获得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并且还能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可以说，教师的教育幸福是以内在精神的满足为标准，教师在教育幸福的内在获得的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和优势，感受到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教师拥有的德性便意味着教师不断向善的追寻和探索，而追寻善的过程便是教师教育幸福获得的过程，是教师德性创造了教师幸福。

其次对学生而言，教师的德性对学生是一种示范性的作用。教师在自身的德性的无意趋势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应用到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负责任的态度、专业的育人理念会推进专业知识更加深刻、有层次的投入到教学过程中，另一方面学生同时受到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教育，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重塑教师德性的可行性方法

（一）内在机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

首先，教师的内在德性培养需要内在的反思和探索，更具体点说是在教学中反思和探索。反思，是一个人对自身外在行动和内在品质的质疑和重塑，教师的职业是最需要在教学中不断完善自己行动的同时提示自己内在的境界的人了。在考察北师大时曾对教师们提出要保持“四有之心”――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其中第二点，道德情操，认为：“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好老师的道德情操最终要体现到对所从事职业的忠诚和热爱上来。”

（二）外在机制的必要性――监督管理与适当激励

内在道德也是需要外在力量的监督和管理的，无论是教师职业道德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上的管理，还是学校相关郭门要根据不同层次的教师的情况，制订相应的师德建设规章制度和实施规章的具体措施，无论是用事业的发展激励人，还是用榜样的力量激励人。无论是各级学校党政领导加强领导，把师德建设当成一项事关全校全局的大事来抓，还是相关部分建立相应豹领导责任制，把师德建设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目标管理体系之中。

五、教师人性的一面的反思

在关注教师道德的同时也应该从人性的角度上体谅理解每一位辛苦工作的老师：首先，教师与普通人一样是道德上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道德完人。“从道德的生成本质来看，道德家的道德没有哲学上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因而也没有真正的可能性，世间并不存在真正终结、完美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家的道德只是人们克服自身局限的道德乌托邦，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幻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也不是完美的圣人，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和体谅每一位教师。

第9篇：道德情操论范文

根据语文教学的特点，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首先应该重视课文的思想价值和情感动因，在逐步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的前提下，注重精神熏陶和情感激励作用，注意阅读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化体验。为了体现学生对课文理解的深层次反应，让学生在阅读以后把各自的体验和感受说出来、写下来。阅读教学同样需要探索最佳方法和有效阅读途径，只有在把握了正确的航向的前提下，进一步掌握了正确的阅读方法，才可以实施广泛阅读训练，才可以提高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叶圣陶老先生这样说过：“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品读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读，其宗旨都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指导学生自读课文，大量吸收思想精华和语言材料。小学高段语文教学的课文阅读是一种常规教学内容，但如何才能指导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完成阅读任务，并且在阅读过程中真正实现语文能力的提高，常用的阅读形式和方法需要改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通过学生大量的课内外阅读训练，并且注重反馈交流，关注每一个学生的阅读接受效果，探索符合学生各自实际水平的阅读方法和思路，使阅读的速度能自己调控，阅读的内容自主把握，阅读的方法自主选择，并且根据阅读教学的长期和近期目标内容，有的放矢地进行阅读教学的指导，避免教师把学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范围控制在教师自己的兴趣上。对学生难以读懂的地方要指导精读，通过反复朗读、精读品味，体会到语言的魅力。

二、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陶冶情操

小学语文课文中塑造了饱满的人物形象，有各式各样的成功人物、英雄人物，有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先进工作者，他们超前而成熟的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情操，可歌可泣的故事，感人肺腑的事迹……无时无刻都在激荡着每一个青少年的胸怀，这些正面的人物形象，感动了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都为小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高尚的人格、掷地有声的言语都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无论是战死沙场的革命英雄主义者，还是为民族兴旺而发奋读书、勤学苦练的仁人志士，他们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的象征，更有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伟大形象，如孔繁森默默献身的平凡者形象，都是在极其高尚道德情操的勉励下将自己的生命同祖国和人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楷模。他们的光辉形象和博怀永远激励着青少年奋勇前进。虽然当今社会没有当年炮火硝烟的激烈战斗，但在平凡的生活、工作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同样涌现了许许多多奋进者，他们用生命的最强音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民族战歌，塑造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这种民族精神时刻激励着每一个青少年学生，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高尚道德情操的火种，形成萌发崇高情操的胚芽，这是实现小学生素质教育作用的有效途径。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让学生感受到语言的形象美，语言的生动形象使用本身就是美感的体验。我们曾指导学生做这样的尝试，把描写水“静、清、绿”，山“奇、秀、险”的语言任意换成同意词试试表达效果会有何变化。语言的朴实本身就是美。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