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汉语国际教育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汉语国际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 跨文化 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与探索”（2014JSDXLXSJY04）；江苏大学“高校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与课堂评估研究”（2015JGYB014）项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而人际交往功效的优劣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会经历与兴趣爱好、认知水平等等，势必影响着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势必制约着每一位汉语教师的交际能力。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者，需要把相关的交际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不仅仅是熟知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母语文化有一种包容姿态，从细微之处遵守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交际言语的信息沟通、自我认识和人际协调的诸多功能。

二、跨文化沟通中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和非语言及文化影响方面各不相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跨文化沟通，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能够在沟通中对对方的编码和解码求同求异，这样才能够保障沟通的畅通性。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选拔与培训方面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如何掌握中华才艺，如何把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烂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国习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种忽视甚至是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明显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分析归纳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与误区很有必要。

（一）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联系的文字，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提供了便利的参照工具。

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周围世界。而中国人的直觉感受与形象思维又恰恰是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象定势。这种表象定势带来的先入为主，忽视了个体差别，从交际活动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固化模式，这样的思维定势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

1.文化差异导致误解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用语方面，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本民族早已习以为常的交际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交际时出现误解或失误，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比如中国人的好面子吃完饭抢着付钱、在车上抢着买票等等行为举止，在外国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外国人擅长契约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会发生各自抢着付钱、买单之类的肢体碰撞的行为。再有因为认知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个体无视跨文化者之间的差异，盲目类推，或自高自大，总是设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

2.交际界定导致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时，交际者对对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够全面，就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中国人习惯询问他人的年龄、工资、婚恋状况、所购物品的价格等，自认为是关心或喜欢与对方交往才会如此表达。而许多异民族认为是自己的隐私问题，不宜在社交场合公开谈论。这方面在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使用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西方人则对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汉语教师往往会热心提醒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项，而作为成人的学生并一定领情，甚至觉得教师过于干涉他们的个人行为，或小瞧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与自理能力，从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识导致语用失误

中国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使得教师的角色一直是处于被尊敬的地位。师生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导师引导、W生回答这样的模式，课堂一切进度与环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而在汉语国际教学中，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用于任何课堂。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或是国外中学大学的汉语课堂，学生们对待汉语教师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往往会不停地打断教师的讲课程序，影响教师的讲课进度，学生会因为刚刚听课过程中自己没有理解的问题随时发问。针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教师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应对这种自由开放的互动式教学，与学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沟通关系，创设愉悦轻松的教学课堂。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始终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从表情到身体语都流露出一种“为何要打断我的讲课秩序”的情绪来，甚至有教师说出：“这个问题我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不认真听讲或者你就没来听课，跟我没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怨言来，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契机。

（二）语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一种语用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能够容忍对方语音的缺陷或语法的误用，但对语用的失误，人们常常把他归结于不礼貌或不友好，甚至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因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体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约相互之间的沟通与领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产生尴尬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

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所有的异族文化，语用失误就会大大减弱。我们应当承认，本民族文化中视为阳光的、正义的，也许不能被另一种文化所理解。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绝不可认为自己所处的价值标准是先进的，而另一种价值标准是落后的。每当交际双方编码与解码出现偏差，交际活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1.称呼语的误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说话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意识不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和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文化错误”，让对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间的误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面对的关系图式基本一致，称谓方式大同小异。但不能小瞧这“小异”，这可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由词头“老”构成的称呼语，老王、老李、老刘等等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后来由此衍生出“老外”这个词语，统称外国人，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外国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毕继万先生就这个词语的使用专门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老外”一词还是慎用为好[1]（毕继万，2000：35）。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并不受外国人欢迎的称呼语竟然进入部分教材，让留学生很无奈，在教学中往往需要花时间去解释。2007年东南大学还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国》的汉语教材，网络媒体方面也出现英语脱口秀“老外看东西”，“老外在中”等等栏目，而中央电视台首个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纪实性专题节目的名称却是《外国人在中国》，语体很正规，很得体。笔者认为“老外”一词还是得慎用，它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称呼语。

2.问候语的范围

问候语是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问候语表面看是一种礼貌语的使用，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是潜在的，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的建立或延续。汉语的一些询问式的问候语常常因与对方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误会。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没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还不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询问语，让大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人喜欢探听隐私，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学中当请学生介绍“我的家”之类的话题时，有的教师非得纠正学生表达中的“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小狗皮特”这样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个成员。再有，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句型练习：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体好吗？我很好，你呢？……其实这样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汉语的常用问候语。达到较高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很快发现，在与中国人沟通中，中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问候语，大多数中国人与普通人交流时并不是很乐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论。诸如此类的问候语，在汉语教学中，我们主张，尽量使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句，以确保交流的质量。

3.态势语的界定

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的风度美、气质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态势语的运用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一种情绪和情感、态度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应，是语言交流的最好补充，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间隙大小取决于沟通情景及交际对象的关系。交际距离远近又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习惯、性别、政治地位的影响，因而人际交往距离的远近就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彼此的亲近，长辈在夸赞对方孩子的时候，伴随的体态语常常是抚摸对方孩子的脑袋或搂抱孩子等动作，这在欧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传统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抚摸或搂抱自己。未经许可，外人不得随意抚摸或搂抱对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行为是对方比较忌讳的，哪些行为是对方接受和认可的。只有正确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种种差异，规范个人的行为举止，才能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需要。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独有的空间表现为四个区域：（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众距离。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是公众距离，有的教师忽略了这个界定，引起学生的不快，就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当然，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空间需求，才能有意识地选择最佳的社交距离，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学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话题。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念是确认文化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者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编码程序，而是同时需要了解对方与自己有关联的所有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独特性与认同感，再进行双方都认可的语言编码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交际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加以运用。

（一）熟知各国的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多样，对外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面对西方人，或是亚洲人，而是同时面对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各国人。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信仰与禁忌、尊重各国的交往礼仪、区别言语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6，西方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野兽数字；俄国人偏爱的7，加纳人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人的礼仪交往中也是一个忌讳数字；俄国人喜爱的3，在汉语中同样是极为活跃的数字，3在汉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极多，甚至是表示尊贵之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绝韦编、三句不离本行等等。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为顺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2]（刘光准、黄苏华，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异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事实证明，当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上的差异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能顺畅进行并获得成功。所以，交际双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文化适应性便产生了。文化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文化的过程，即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

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从理解尊重异族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说教，而是必须从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开双方的心结，以达到包容、适应、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冯・洪堡特，1999：48）。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探求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差异，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个有效路径。

（三）知己知彼，提高认同感

21世纪是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的时代。重视并开展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已成为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文化差异的认知度，还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和行为习惯的不得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为习惯来解释和评价另一种文化现象或他人的行为，用本族文化的语用规则去套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用规则，这种因语用迁移造成的交际障碍屡见不鲜。比如，汉族文化别注重面子，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小到时间的商定，大到请客送礼都是要考虑面子问题的。维护自身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是在汉族文化人际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根据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4]（丁允珠，1998：336），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给面子”。“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请客时劝酒劝吃的那份热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动，往往弄得双方尴尬不已。许多民族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礼仪是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避免让“面子”尴尬。

（四）强化文化认同意识，提升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管理者都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何兆熊认为“跨文化言语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际。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伴随着母语的一些特征，因此称为跨文化言语交际”[5]（何兆熊，1999：243）。汉语国际教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不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在课堂与课外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约和语言的制约，从而减少语用失误。同样的课堂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信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谈论的学生，常常喜欢提一些话题，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现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比如，“大龄青年”“ 闪婚”“ 白富美”“ 高富帅”等等，在与中国年轻人交往中获得的新词新语，留学生往往会向教师询问。教师在教学中应客观而中性地讲解，并借此机会引出“中国人喜欢询问年轻人婚恋问题是一种民族习惯，不是打探对方隐私，而是一种关怀……”等话题，诸如此类的教学环节就是对汉文化习俗讲解的最佳契机。再比如同性恋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也是可以谈论或者持包容的态度。而对于南亚与非洲的穆斯林来说，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不易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而是借机对有关词语的理解与发音开展分类训练，从而发挥课堂教学话语策略，减少语用失误，力争国际学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双文化、多文化的差异，才能在教学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以确保汉语教学的顺畅进行。

注释

① 语文建设[J].2000.11：35

②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论人类语言机构向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印书馆，1999.11.48

④ 初识传播理论・面子协商理论（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学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

[4] 毕继万.跨文化交际研究与第二语言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

第2篇：汉语国际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课程；芝加哥大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116-04

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在美国，在政府倡导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强化，汉语已被列入美国最急需语言人才的关键外语（critical languages）之一，汉语学习者的数量得到稳步增长，汉语教学亦在美国大学、中学与社区蓬勃开展起来。

众所周知，对外汉语教学包括语言要素教学和语言技能训练，语言要素教学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教学；语言技能训练则包括听力技能、会话技能、阅读技能、书面表达等技能训练。而对外汉语教学目的也经历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是以培养汉语的听说读写语言技能为教学目的，到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现在确立的培养汉语交际能力为教学目的的转变 [1 ]。因此，汉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和意义乃在于以汉语为中介，帮助外国学生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

如何实现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互动、结合和协调发展？如何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实现跨文化交际？这是目前我国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在国内教学的经验和在美国高校从事汉语教学的体验，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考察对象，对此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芝加哥大学开展汉语教学的历史考察

芝加哥大学创立于1891年，其中文课程则滥觞于1936年。最初，开设中文课和中国研究的Herrlee Creel先生出版了一套教科书“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共三册，即《孝经》、《论语》和《孟子》。Herrlee Creel先生将《孝经》1 799个字中的388个不同的汉字作为教学的起点，要求学生充分理解每个字的起源和意义，要点是学会字义和语法，从而掌握整个语言。芝加哥大学最初即建有商学院（1898年）、法学院（1902年）和东方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编写的最早的中文课本是关于文言文的，显然也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研究而聚焦于古代中国 [2 ]。

几十年来，芝加哥大学的中文教学历经了“为学术研究而学中文”、“为战争而学中文”、“为经济而学中文”三个历史阶段，也走过了“归纳法”、“经验法”等教学法的探索和实践历程 [2 ]。

2000年以降，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化的急速增长，芝加哥大学选修中文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多，越来越多主修经济的学生开始选择过去往往只是主修历史、人类学、语言学的学生才选修的中文课。而汉语教学的内容也不断得以拓展，更加着眼于文化的交流与接受；汉语教学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选择、教学法的运用，也呈现出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气派。基于汉语教学70多年的深厚积淀和丰富经验，秉持“益智厚生”的校训，随着芝加哥大学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教学的理念、条件、模式亦日益明晰而成熟，这主要表现为：

1. 优越的师资及学习条件

芝加哥大学拥有一个设施先进完善，可以教授50多种语言的语言中心，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教授外语。中文组的教师们也大多毕业于中国国内的北大、北师大等著名大学，并在美国获得了与语言教育有关的学位。语言中心有着语言教学及学习的现代化设备，为学生们课内课外的活动提供了物资的保障。在那里学生可以和母语为中文的助教练习会话，拥有独立的视听间学习语言，还可以使用录音录像设备完成短剧拍摄等活动。

2. 课型设计合理完备

中文教学设5个年级，包括零起点班、双语班（教授华裔子女中文）、中级班、高级班，以及为中文水平很高的本科生、研究亚洲及中国文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高级汉语班等。分班调配、课程结构、教材使用、教学模式选择、教学进程安排、实践及语言测试等各个环节无不设计精当。

3. 课时量有保证

选修中文的学生们每天都有1小时的中文课，这一课时量在美国的中文教学中也是相当充足的。课时量的保证，让学生们的中文学习能够快速进步。

二、“第二课堂”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显著特色

与上述基于课内教学的优势比较，异彩纷呈的“第二课堂”乃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显著特色，也是芝加哥大学中文教育的最大亮点。

众所周知，第二课堂是相对课堂教学而言的。如果说依据教材及教学大纲，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称之为第一课堂的话，那么第二课堂就是指在第一课堂外的时间进行的与第一课堂相关的教学活动。在芝加哥大学的汉语教学中，课堂教学是学生们学习中文的主要阵地，丰富的第二课堂和活跃的校园文化却是汉语学习极其有益的重要方面，是构建起汉语言文化教学大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 第二课堂展开的具体形式

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形成了惯例，每周四中午都有一个小时的“中文桌子”（CHINESE TABLE），学生和老师一边用餐，一边用中文自由交流。参加者除了学习中文的学生，有时还有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也为今后选修中文奠定了基础。

一年级设有“中文短剧”（VIDEO PROJECT）等特色活动，学生自己创作中文小剧本，拍中文短剧，然后向大家展示。这种中文电影小品制作每年都评奖（被大家称为中文课的奥斯卡，奖杯的样式也与奥斯卡的“小金人”一样）。一年级中文助教课的设立也是很有特色的，它让每位同学在课外每周都有40分钟时间与中文母语者对话，及时练习课堂所学内容。

其他年级也都有中文短剧表演、演讲、研究报告会等丰富的活动。老师们设计了学生的一系列“小项目”，如采访中国人，用中文开模拟学术讨论会等等，帮助学生在听说读写多项技能之间搭建桥梁，获得在中文语言技能方面的全面提高。

至于校园网站上的“CHALK”，很多美国大学叫“blackboard”，更是丰富多彩、意趣横生。这是新的科技条件给中文教学带来的重要变化，以利用电脑和网络实施中文教学。在课程的网页上有新型的阅读材料，还有一些视听练习也放在各门课的网页上，供学生使用，并与老师互动学习。美国学生对写汉字感到很困难，但是对拼音和使用键盘掌握较好，近几年来学生在写作上进步很快，即与用电脑打字有一定关系。

中国始终是学习中文的最好课堂，“芝加哥在北京”暑期班的开设，使很多学生有了到中国学中文的机会。“芝加哥在北京”运用了全新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在教室里通过教科书学习词汇和语法，另一方面在完全的中文环境中向中国人直接学习中文。其中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叫做“采访北京人”。这是在课外完成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习作，包括准备中文问题，提问和记录得到的回答，以及最后用中文写成文章并在课堂上报告。学生采访的人，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也有摆摊修自行车的人，有年轻的商店售货员，也有80岁的退休人员。听了课堂报告的北京的老师们说，报告不但反映了学生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很大进步，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很有思想，充分体现了文化关注和文化理解。

到北京参加暑期班的学生们还到北京五道口服装市场购物、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以及到中国家庭参观、与中国人面对面地交流；观看少林功夫表演、皮影戏、中国杂技等中国文化表演项目也是常见的项目。经过暑期班学习的学生，在中国的语言学习提高特别快，回到芝加哥大学他们都能跳级进入更高的年级，这跟丰富的课外活动以及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可以说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而且学生的参与也是主动积极、态度认真，师生配合默契，实际成效显著。

2. 着力发挥第二课堂“文化引导”平台功能

课外语言实践活动是学生运用汉语的重要机会。要更好地使用汉语，没有中国文化做底蕴是不行的。特别是欧美，与很多亚洲国家不同，学生选修外语没有强制性观念，主要根据个人兴趣，这就更加凸显了“文化引导”的重要性。现在芝加哥大学每年都有约200人在选修汉语，这在芝加哥大学的外语选修课中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提升，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学生关注的兴趣所在，发挥“文化引导”功能，即可在中文教育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第二课堂则是一个发挥“文化引导”功能的最佳平台。

芝加哥大学设有一个东亚语言文明系，有一个研究资料丰富的“东亚中心”，还有2010年6月刚刚成立的孔子学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亚洲及中国艺术的优秀学者及相应的研究机构。层出不穷的中国文化艺术活动也不断在芝加哥大学上演，形成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例如，很多节日里都会有中国艺术团体来大学演出，中文班的同学们更是积极参加汉语桥的比赛活动，热衷于中文演讲、演奏中国乐曲、表演中国舞蹈、唱中文歌、表演中文小品、相声等等。

这里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每个新年，芝加哥大学剧院都要上演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多幕剧，这是由华人学生组织发起的，由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到2011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每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9年演出的剧目是改编自吴宇森导演的同名电影《天堂口》，中国的场景、服饰、人文环境，让人仿佛置身于旧中国的上海，只是他们的台词是英文的（这样方便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了解和接触中国文化）；2010年的主题更让人震撼，名为《翔》，讲述的是奥运飞人刘翔的传奇经历。2011年的剧目则是《花木兰》。这么多中国化的主题在芝加哥大学的舞台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集中展示，剧目主题深刻，演员表演到位，整个演出极具文化感染力，深深吸引了芝加哥大学的莘莘学子，他们被中华文化所深深地打动。这项活动已成为芝加哥大学校园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第二课堂运用的目的

芝加哥大学在汉语教学中着力发挥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与其整体教学课程体系设计、教学目标实现是密切相关的，第二课堂的运用合乎其目的性，即帮助学生在“接受性技能”（听和读）和“生产性技能”（说和写）之间搭建起桥梁，获得中文语言技能的全面提高，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实践层面的语言交际能力。

芝加哥大学汉语教学第二课堂活动是在汉语课堂教学之外，由学校组织指导的，用以补充课堂教学、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活动，活动的内容、方式与活动的组织、过程控制等，无不与提高学生的美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息息相关。事实上，丰富多彩、富于创新、注重内涵的第二课堂正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鲜明特色，第二课堂与汉语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芝加哥汉语教学的整个体系。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目标的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将“教育”概念定义为：所谓教育，就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 [3 ]。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教育现象，教育实践主要以“目的—手段”的结构所呈现，即它总是要不断地以教育为手段达到所追求的教育目的 [4 ]。教育目的即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研究教育实践问题，主要应针对的也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在规范概念的意义上，教育目的意指一种规范，它描述了一种设想的有关一个（或多个）受教育者的人格状态或人格特征，它（或它们）不仅应该成为现实，而且教育者还应该通过教育而有助于他（或它们）的实现 [4 ]。

长期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的目的，一直是对外汉语教育界探讨的主要问题，而所设置的教育目的不同，也直接制约或影响着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路径选择。过去，我们也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近年来又加之篇章，这只是就语言本身而言。现在看来，似应在功能和话题的导引下，更加关注学习者的情感态度，即兴趣、动机、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 [5 ]。这种转变一是基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培养这一教育目的的重新界定，二是在此目的观照下教学手段的必然转变。

在上述“目的—手段”的结构中，如果把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在内的语言知识的传授，视为第一课堂必须关注的重点运用手段，那么，第二课堂恰恰是关注包括兴趣、动机、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学习者的情感态度的有效手段，亦即有效提高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相关因素的必需手段。在这里，如果说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必要补充，毋宁说第二课堂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必需组成部分，是与第一课堂拥有相等地位、功能的必需环节。

从跨文化交际出发，无论从语言教育理论，抑或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处理好结构、功能、文化三者间的关系，使整个教学交际化，是构建新的汉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的重点，而语言技能的训练，必须与交际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则是这一新模式的关键。一个难点在于，不同的交际活动对语言交际能力有特定的要求，“一个人学会的语言只是其中为了他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些部分” [6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个别教学被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课堂教学代替，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不例外。因此，要解决语言教学中个体需求的多样性、差异化、复杂性，就必须在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侧重语言技能训练的第一课堂之外，从实际需求出发，因材施教，构建起利于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满足不同交际目标的、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从内容、方法到手段，都应该有所变革，有所创新 [7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相继探索过不同的课程、课型、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基于跨文化交际目标的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亦将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中，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真正变革创新成为适应新时期国际汉语教育发展要求的新的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赖于国际汉语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者的共同努力，而芝加哥大学基于跨文化交际的汉语言文化教学第二课堂成功实践，则是这个国际汉语教育范式创新的很好借鉴。

参考文献：

[1]程 棠.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友琴.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学73年回顾[J].国际汉语教育，2009，（4）：3-8.

[3]沃尔夫冈·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胡劲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唐 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5]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论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