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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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中国传统节日中，清明是唯一与农时节律“二十四节气”相吻合的节日。这是一个追忆和祭奠先人的日子。《左传》一书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在古人看来，祭祀的重要性甚至可与国防和军事这样的大事相提并论。所以中国古诗文中写清明的篇什着实为数不少。而众多有关清明的诗篇中，笔者以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新隽永的诗不用典故，也无华丽的辞藻，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气候特征和人们缅怀祭祀故人的心情。白居易《寒食望野吟》一诗同样写得悲恸不已，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宋代诗人高菊卿也有诗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读完这篇小诗，亦让人不禁悲从中来。宋代另一诗家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则一反常态地走出“魂断最是春来日，一齐弹泪过清明”的悲切气氛，而是兴致盎然地描述了作者踏青赏春的愉悦心境，诗曰：“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北宋文学家王禹的《清明》诗亦可算是咏清明诗中的另类：“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作者在诗中没有写踏青探春、怀古祭祖的心境，而是一反常态地描写了诗人寂寞清苦的生活和不同流俗的追求。清人郑板桥描写清明的小诗言简意赅：“小楼忽洒夜窗声，卧听潇潇还淅淅，湿了清明。”一个“湿”字，将清明前后多雨阴湿的天气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古诗人笔下的清明，亦悲亦喜，亦诗亦画，亦人亦物，各种各样的情感尽在其中。

与清明节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寒食节。寒食节一般在冬至后105天、清明前的一二日。是日要禁烟火，吃冷食。这一节日源自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曾辅佐他的介子推而设立的，至今已延续2640余年。唐代诗人卢象的《寒食》一诗阐明了这一节气的来历：“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唐代之后寒食、清明两节便合而为一了。

端午节在中国也是一个十分隆重的节日，曾先后入选国家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节日本是夏季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气，后因楚国诗人屈原端午这一天投江殉国，从此端午又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唐代诗人文秀有《端午》一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夕节”，因为与牛郎织女的故事有关，所以这个传统节日颇具浪漫色彩，由此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有关七夕的古诗不胜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当属五代后唐时期杨璞的诗作《七夕》：“未来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杜牧的七言绝句《秋夕》亦堪称为此类诗文中的上乘之作：“云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得形静而神动，表现了对爱情的向往。全诗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哀怨与期待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见于言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白居易《七夕》：“烟霄微月澹长空，云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的《鹊桥仙》也是描写七夕的名篇：“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描写的是天上景象，实际是词人七夕仰观星空的所思所想。特别是词的最后两句，不落俗套，立意很高。时至今日，依然为人们所引用。

中秋当属一年之中又一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是一个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节日，因而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的咏月诗大都与思乡怀古有关。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词句是作者大醉之后的高声纵情。中秋之夜，为怀念远在他乡的弟弟，苏轼以童稚的真率和赤诚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亲人的思恋。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推出一轮人世间同享共照的朗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充满暖意的诗句让本是清冷的月光显得浪漫而又温馨。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望月》也是唐诗中众多咏中秋篇什中的佳作。诗曰：“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语言，渲染了中秋特定的环境氛围，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八月十五夜月》采用虚实结合、借景抒情的手法，表现了作者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内心感情：“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故又称之为登高节。杜甫的《九日》诗曰：“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从此不须开。”诗人借助重阳登高、饮酒赏菊，因花生情，表达了思亲念乡、忧国忧民的情怀。此外，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等，都是描写重阳节的经典名句。

第2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著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人权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著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著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3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当股市的指数上涨得投资者胆战心跳时，仍有管理层在说国内股市有发展空间；当早些时候市场十分担心国有股会涌向市场时，而如今许多上市公司并不愿意把手上的股票卖出；当上市公司的持有股越多，其业绩就越好时。已经变化的股市，风险又在何处？

首先，中国股市泡沫的问题已没有讨论必要了。因为，从市盈率结构上看，以2006年度每股收益为基数，市盈率超过1000倍的接近49只，其中渝开发达到7382倍，位居榜首。500倍-1000倍的将近63只，100倍-500倍的大约479只，58倍-100倍的接近350只。市盈率在百倍以上的股票超过三成。市盈率是股票的投资收益率。如果市盈率为100倍，那么投资收益率为1%，是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四分之一。因此，这样一个投资收益率水平，除非获得股票的交易收益，否则是没有投资者愿意进入这样的市场的。

其次，当前股市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财富观念。在我们以往接受的教育中，财富的获得与增长无不是个人通过努力劳动积累的结果。但是，当前股市告诉国人的是，只要进入股市就能够一夜暴富。当垃圾股炒上了天，当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上市公司获得天上掉下馅饼时，当股市中所有的人都赚得钵满盆满时，整个股市所有人的财富观都改变了。在股市赚钱是这样容易，这样便利，谁还需要去劳动呢？谁还需要去创造财富呢？这种财富观的形成，其对己、对社会、对市场都积累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这种财富观成了社会的主导价值，它不仅会摧毁持有这些观念个人之财富，也会摧毁整个社会靠个人努力创造财富的价值观念，摧毁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再次，当前股市正在改变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与赢利模式。据中信证券的不完全统计，当前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达到179家，5亿元以上的达76家，10亿元以上的达37家。按照广义的参股概念，目前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60%－75%，这意味着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股权结构复杂微妙的阶段。从多个券商的研究报告看，市场对交叉持股不仅相当宽容，而且看成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掘金机会。虽然今年上半年，国内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捷报频传，但很大部分都是股市价格上涨的结果。试想，当上市公司不是去努力生产好的产品，不是去认真地开辟市场创造财富，而是挖空心思如何进行所谓的资本运作炒作股市时，那么整个上市公司的观念都完全变化了。长此以往，市场的潜在风险就会逐渐地增大与积累。一旦市场的泡沫破灭，上市公司的所有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第4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价值时空的维度是最超蹈的，在那里，工具性的生命形式完全被超越，现实性的生命结构也得以充分分化；在那里，生命的灵性之光照亮万物，万物皆有生命，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在那里，道德的完善、境界的超越是生命活动的全部指归，美和意义是最高的真实。

第一章：生命：语言流程的文化观照

……透过人体来看所有维度的时空……

诗作为语言的流程，变化多端，奇幻无穷。语言之流背后有文化之流的创造伟力，而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正是人的生命力量的展现。因此，若对诗歌语言流程作文化意义上的审视与观照，就必须对人类的生命形式、生命结构，乃至生命意识的诸多方面加以诠明。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本性是什么？这个也许可以有成千上万种并行不悖的解答，如辜正坤教授站在诗歌美学的立场，指出了思维、语言、制造工具等常规答案的不足，并申论说：

“人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人有诗心。人的诗心诗化了外部世界。一切都可以变得美好起来。风雷雨电，花鸟草虫，天地山川，洪荒万古，都可以凭借人的诗心异化为美妙的诗章。动物漠然地踏碎草丛间新开的蓓蕾，毫无感触地离开去；人却可以捧起带伤的花瓣，倾吐内心的寄托，零落下热泪千行。月儿的圆缺至多可以使动物联想到时令的轮回，然而人因之而感触到的，却可以是柔肠寸断的乡思离绪，或变幻莫测的祸福悲欢。人是诗人，人也同时就是一首诗。所以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将得到如下答案：人是一种诗化的动物。”［1］

这样的回答固然精彩，如：“诗心”、诗性即是人类生命的本性，“感触”、“寄托”即是生命体验的基本形式，“诗化”和“漠然”即是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的根本区别。但是，在我们看来，仍有必要从生命结构的角度将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再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明晰。

1.1：新生命学：中国型的“巨系统”观

前面曾说，人体生命本是多维聚合的巨系统。这一思想是我们在深入和发展“第三界”理论的过程中得出的。简单地说，人体生命可初步析分成工具性的肉体生命、价值性的灵性生命以及现实性的人文生命。肉体生命栖居在第一自然界的工具时空维度当中；灵性生命栖居在第三自然界的价值时空维度当中；肉体生命和灵性生命彼此互根，互构，互补，互彰，互证，互抗，互进，互生，从而构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文生命，它则栖居在第二自然界的现实时空维度当中。

工具时空的维度是最古久的，发现动物也能制造工具，尽管比较粗糙；进一步说，动物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工具，以自身为工具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工具时空中没有人，也无所谓人，无论直立与否，皆是工具性的肉体生命，那是一维荒凉寂寞的时空。

现实时空的维度则是有人的，属于人的，工具性的肉体生命被注入了生气，赋予了意义。社会在这里展开，人文世界在这里呈现，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动态平衡将“运水搬柴”的生存提升为“人生在世”的“妙道”；人文生命在这里担负起文化创造的使命，“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和工具时空的万事万物打交道中，在热热闹闹的逆转工具时空内在秩序的生命实践中，生生不息地觉悟、丰富和确证着生命自身。

价值时空的维度是最超蹈的，在那里，工具性的生命形式完全被超越，现实性的生命结构也得以充分分化；在那里，生命的灵性之光照亮万物，万物皆有生命，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在那里，道德的完善、境界的超越是生命活动的全部指归，美和意义是最高的真实。

人体生命是三个时空维度聚合的中介和敞亮的窗口，或者说，人体生命可谓是一种透明的地方，透过它来看所有维度的时空，人体生命为自身打开了通向所有维度时空的道路。这仅仅是我们从“第三自然界”理论中推演出的新生命学的简明的框架，但它与以往种种相关的阐发均略有区别：譬如，我们曾从历时性演进的角度，将人体生命放置在三个维度时空按层级依次跃迁的发展历程中去加以理解；而这里则转而持一种共时性的观点，试图诠明由三个维度时空互渗共存而形成的复杂的生命结构。这是一条和今日主导的西式生命理论迥异的、中国型的理解生命的思路。

1.2：肉体生命：工具时空及其内在逻辑

人的肉体生命是三维聚合系统中最具体直观的部分；作为可做相应的化学构成检验和物理过程观测的复杂有机体，它只能存在和活动于工具时空的维度中。这样的生命在生命巨系统中是单纯工具性的外在的生命，古典文化称之为“身”或“形”。若从古典诗歌中梳理其潜性语谱，如《诗·小雅·何人斯》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孟郊《古兴》云：“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于谦《石灰吟》云：“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可以发现：“身”是必死的，这是肉体生命的限度之所在；“身”又是直接限制在工具时空当中的，所以才可能“不见其身”；相对于“玉”、相对于“清白”而言，“身”的地位是次要的；“粉骨碎身”，正是生命超越其限度的灿烂升华。缪袭《挽歌》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陶渊明《连雨独饮》云：“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同样是渲染肉体生命的脆弱和生命限度的局促。“形”不仅必死，而且必然“灭”和“化”，回归工具时空的万物环流当中，转化为其它的肉体生命，所谓“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悲也罢，喜也罢，从“落”到“化”正是工具时空的内在逻辑。工具时空的这种逻辑具有显在性、必然性和客体性的特征，古典文化将这种逻辑称为“命”。《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苻朗《临终诗》云：“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白居易《李白墓》云：“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南山石”是说肉体生命（“四体”）的长度，“沦落”是说肉体生命的遭际，总之，“命”的根源是一种巨大的外在异己力量，“薄命”也好，“康且直”也好，根本不能自主。在“命”的摆布下的肉体生命完全是工具性的，如老子所说“刍狗”，祭祀时扎起来，过后便弃之一边，完全“委化任冥纪”，无法违逆，更不可挣脱。

肉体生命也有其生命能量，这种依附于形体之上的生命力量，古典文化称之为“魄”。陈亮《谪仙歌》：“李白字太白，清风肺腑明月魄。”“魄”和“肺腑”（即肉体生命）处在同一层次，“明月魄”是赞美李白的身体中蕴积游走的精气，如“明月”般清朗、明澈。夏完淳《别云间》：“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人因其“毅”而不屈的大复仇精神，故而专门选择“魄”这一字眼，表示他日于“空际”卷土重来的，定是如神话中的刑天那样“猛志常在”的血肉形躯。卢仝《感秋别怨》：“魄散瑶台月，心随巫峡云。”诗人用“魄散”来形容肉体生命的感性沉迷，并与“心随”即灵性生命的理性追求相对言，可见“魄”的限度其实也即是“身”与“形”的限度。但，形躯而有精气，肉体而有能量，这本身就是生命之谜，是单纯依凭化学构成检验和物理过程观测，依凭工具时空内在逻辑的运演所无法解决的。当肉体生命超出它固有的限度，向着新的层级跃迁，全新的时空维度便向着人体生命敞开了。

第5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股市；股票估值；历史问题；估值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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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网上市的估值问题

在新股“三高”发行备受诟病的情况下，作为首家“整体上市”的新闻类公司人民网在网上申购的当日，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在A股共计发行6910.57万股，募集资金5.27亿元，其中2.88亿元用于移动互联网增值业务，1.46亿元用于技术平台改造升级项目。

虽说人民网属于网络媒体，但必须承认，其背后的运营框架和运营逻辑依然是传统媒体的方式。在当代，媒体不仅仅处于夕阳产业的尴尬地位，而且即使在传统媒体中，其市场化程度也会较差。仔细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消费者会去人民网看新闻？从时效上来看，人民网是比不了新浪、搜狐等新闻巨头的，比微博的迅速传播和广泛使用相差更远。根据ChinaRank的统计，2011年8月22日，本公司所经营的人民网独立访问者数量为19，608人/百万人，环球网独立访问者数量为9，703人/百万人，而新浪独立访问者数量为247，343人/百万人。此外，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的开放及充足资金支持，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不但可提供转载的新闻信息，同时能够灵活运用综合的优势积聚用户，对本公司形成了很大的挑战。从受众上看，普通消费者较少关注其网站，更多的则是政府、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关注，因为人民网主要还是官方媒体平台，具有政府方面的权威性。

再看估值，如按其发行计划，本次发行确定的价格区间20.00元/股-22.50元/股计算，对应发行后市盈率46.13倍-51.89倍。而人民网的股价还在被一直炒高。根据中金公司出具的数据统计，从行业来看，A股传媒板块预计今年的市盈率中值为22.8倍。此外，由于人民网属于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免征税收优惠。如果2013年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就会立刻面临占总收入三分之一的利润来源的消失，而这个结果，将会由二级市场投资者来承担。

综上所述，人民网看似具有强大的舆论召唤力和看好的投资前景，但是实则与之前的国企脱困或国有资产变现而上市的众多银行、石油石化、电力、纺织、钢铁、造纸等等毫无差别，高市盈率、衰退行业、无增长，至于分红，口号要高声喊，然后悄悄的不做。获益的是上市公司自己，而现在承受代价的则是投资者。

二、中国股市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股市发展之初，是基于为国企脱困的思路，上市的大多是具有夕阳行业、极少盈利、不分红、频繁融资、国企改革等特点的公司，如银行、石油石化、电力、纺织、钢铁、造纸等等，在其上市后的漫长过程中，都在偿还着它们的高估值所带来的历史欠账，使得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下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因此从股市的产生原因来看，中国股市就是有很大问题的。中国股市总的估值问题存在于价值投资在中国“水土不服”，股价不反映基本面。中国股市估值的内在价值方面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的：

1、以财务评级进行价值评估

利用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数据“计算”出来公司的价值，这种评估体系的核心就是设计一套财务指标（例如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等）系列并对这些财务指标“打分”累加，由此得出该公司是否有投资价值或给该公司的一个投资评级。但是，由于股价表现经常与其“研究成果”严重不一致转而使这些学者认为中国股市的股价“不表现基本面”。

2、以经营形势或当期的市盈率来定价

对于很多分析师和投资人来说，在分析、预测完公司的业绩情况后，“估值”不过就是确定“20倍市盈率应该多少价”，或“15倍市盈率”应该多少价，所以现在的市价“严重低估”等等。但是他们忽视了证券市场是个套利的场所。如果某某市盈率是“共识”的话，那么套利将逐渐地不存在。那么20倍市盈率还有何意义？

3、以“成长性”来给公司定价

比如在分析一家公司时主要考虑的就是未来几年这家公司能有多少利润增长。但“价值评估体系”的明显缺陷之一就在于忘记了所预测的利润增长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靠巨额增发、转债等来实现的。把“成长性”作为研究上市公司价值的核心独立指标，而不搞清楚公司创造价值的内在因素――公司价值驱动因素，对公司所做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三、针对我国现存估值方法的注意要点

1、慎用估值模型

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成本结构的上市公司财务指标不能拿来直接对比，此外，估值模型往往是对历史业绩进行评估，不能完全反应未来股价走势，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性。

2、避开经济高增长与估值的必然联系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也应该是快速的，但估值水平不应该高。因为，上市公司的估值在理论上来说是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贴现的结果与公司盈利增长呈正比，但与社会平均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价呈反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社会平均收益率高，无风险收益率较高。

3、股权分置改革与股价重估

股权分置改革和股权激励制度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使大股东的财富与股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使经理层关心股价。但大股东仍有动机操纵在股价上升，然后高价套现。此外，导致估值水平不断下移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了单一资金无法操纵或左右市场价格，就像几年前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导致封闭式基金迅速折价的原因一样。

4、注意中国股市的特殊性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市场的合理定价水平将取决于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与股票资产在给定价格下所能提供回报率之间的均衡。然而，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及其实现，不仅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股息回报率紧密相关，还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股本结构、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成长性、市场投资偏好等，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股市的特殊性重构股市估值的基础和标准。

参考文献：

[1]张先治，论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价值评估[J].求是学刊，2000，139（6）：4045

[2]蓝裕平，张卫国.中国股市估值问题研究[J].求索，2010，（05）

[3]王华锋.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定价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3

[4]“CAPM在我国股市的应用”课题组.论CAPM在我国股市的应用[J].财贸经济，2001，（10）

[5]李胜东.中国股票发行定价研究[D].湘潭大学，2005

第6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含义及其对股票交易的影响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现代人与现代企业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信息是有价值的数据，可分为两类，即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公共信息又称公开信息，是人人都可以免费得到，是市场中交易双方都同样拥有的信息，私人信息是个别人所拥有的信息，又称隐蔽信息，他人不花代价就得不到，有时甚至花高代价也得不到。市场交易的双方，一方只拥有公共信息，另一方不仅拥有公开信息，而且拥有另一方无法得到的隐蔽信息，这就形成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股票市场交易中，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股股票市场上尤为严重。这种现象对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一方面，部分买方对隐蔽性信息的占有，使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处于“信息真空”的环境中，很难把握股票的质量与走势，加之主力资金的诱空行为，会使信息缺乏者在股票交易中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或处于“抬轿”的地位。虽然在股票交易中“坐轿”与“抬轿”者的存在是客观必然，但人为的信息的不对称引发“坐轿”与“抬轿”地位的变化，则违背了股票交易的“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卖方对隐蔽信息占有，加之虚假信息的散布，会使多数股民高度“套牢”，而他们却全身而退。因为多数股民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是不能及时或提前清楚股标涨跌的理由，也分不清股票交易中的真伪，当他们醒悟过来时，早已被套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上两方面产生的结果都必然影响中国股市的健康及可持续性发展。

股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成因分析

导致股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驱动及证券监管机制与证券监管力度的问题。中国股市长期运作的过程中一直笼罩着“政策市”阴影，股民过分看重消息。由于管理政策的拟定时间与公开时间的不一致，致使这些影响股票价格的政策信息更加成为一种被掠夺的财富，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隐藏信息，为少数“神通广大者”占有，而多数股票投资者却被隔离于该信息环境之外，形成信息的不对称。此外，由于违规处罚力度不够，致使会计师事务所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粉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帮助公司造假，股民无法区分上市公司业绩的优劣，形成股民与上市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2、一级市场运行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一级市场上，一支好的股票上市，中签率在千分之一左右，买股票如同买古董，供不应求严重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大大高于价值，一支股票的价值原本2元、3元，结果被炒到20元、30元。这种被炒高股标，当然不能作为投资对象，作为赌博的赌具。买股票的人当然不能当股东，而只能当股民。结果，整个证券市场成了游离于企业之外的一套独立的体系。股价的涨跌不是因为企业效益的好坏，投资者和股市也不能对企业发生应有的约束作用。这促使“抄信息”的投机为大量发生。促使信息不对儿越演越烈。

3、证券从业机构的人员的素质低致使股市信息的不对称性。这里所说的素质是指证券从业机构的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技能。有人曾对中国的股评家（证券分析师）进行了归类：第一类是买方分析师，大多受雇于理财机构。他们发现投资机会时，优先推荐自己所在的公司的购进股票；第二类是卖方分析师，在受利益驱动下帮助自己的公司大力推销该公司承销的股票；第三类是独立分析师，他们自称不依附有利害关系者，只靠出售自己的分析获得利润。他们声称提供分析是不收费的，这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这与市场经济下证券分析师作为“市场人”的行为准则不符。可见，不论哪一类证券分析师都会向部分投资者隐藏成公开私人信息，形成信息的不对称性。此外，证券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偏低，规模小一点的证券部能够利用会计报表进行公司财务状况分析的很少。加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公布内容不完整，所以他们自身也是信息的缺乏者，不能为投资者提供快捷、准确的信息。一旦他们不顾隐蔽信息的真伪，向相关群体扩散，便加重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股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防范

归结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说假话”，针对这一问题及其成因，当局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改善证券市场运作机制，特别是一级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机制，像实施“双审制度”（证券信息披露16号规定）那样，在工作中多重视创新。

第7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2、天坛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

3、颐和园被称为北京市古代皇家园林，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也是国家重点旅游景点；

4、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城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脚下，是一座古人类遗址博物馆，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4A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第8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 ]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 ]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 ]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 ]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 ]。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 ]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 ] 扬雄：《法言君子篇》。

[ ]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 ]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 ]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 ] 《续汉书律历志中》。

[ ]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9篇：中国古诗文范文

关键词：国有控股企业；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制度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25-05

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股市的波动

一般认为，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是上市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从而股票持有者可以通过股息分红获得可观的收益：同时，基于对股票未来股息收益的预期不同，股价会因为供求关系出现波动，从而给投机者带来价差收益；大量的投机者存在又了股市，为股权转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上市公司的分红预期是支撑股价走强的主要因素，一旦上市公司没有分红，即使业绩良好也不会给股东带来资本收益，预期未来收益为零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投资者甚至投机者关注，股价波动也不会出现，整个市场交易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决定股市能否健康发展的并非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业绩，而是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能否为投资者带来预期收益。对于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它们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可以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新股发行阶段与上市运行阶段。新股发行往往会对股票市场产生一定的资金压力，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往往股本多，融资额较大。在市场位于阶段性顶部或底部的时候，大盘股的发行或停止发行会成为改变趋势或加深趋势的助力。在一个成熟的股市中，准备挂牌上市的公司通常会选择市场资金充裕、股市走势较为稳定的时期公开发行上市，但在中国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对于挂牌时机几乎没有选择，2010年。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过去一年里分别下降14.32%和9.06%，但中国股市新股发行成为创纪录的一年，“正安永近日的2010年IPO市场回顾与展望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引领全球IPO活动，深交所和上交所预计融资4840亿元，创历史纪录。大中华区共有442宗IPO，募集资金总额为1179亿美元，占全球46%，居世界第一”。其中，“农行A、H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547.9亿股。成为截止当时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IPO项目”。但就在农业银行上市的当天，上证综合指数大跌1.87%。即使在2011年9月之后，在整个股市极度低迷，市场成交额日益减少，股指下跌至2400点左右的情况下，依然有中中国水电、凤凰传媒、东吴证券、新华保险等多支国有大盘股发行。新股发行成为抑制股市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国有控股公司的上市发行更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国有控股公司在新股发行阶段由于资金压力的原因，造成股票市场的波动异常，那么在其上市后，由于权重的庞大，使其行为选择直接对股指波动产生强烈的影响，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在总市值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根据市值管理中心2010年的信息，在存量市值上，中央国企以10.45万亿元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地方国企以6.98万亿元位居第二，民营企业以4.14万亿元排行第三。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出现诸如“不分红”之类不利于投资者收益预期的行为时。必然会对股市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73家上市已满10年的公司，居然在上市期间没有进行过一次现金分红……到了2010年，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达到了30635.50亿元，年度分红为4994.30亿元，分红占比下降至16.30%。10年期间，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在逐年递增。”这些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甚至有多家的业绩非常优良。

可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股本权重，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向，它们的行为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股市的波动方向与幅度。一个健康良好发展的股市对上市公司是有益且必须的。这种市场氛围需要所有上市公司共同呵护维持。但从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表现上看，即使股市处于下跌甚至底部震荡区域，也不会停止其大量的融资再融资行为，这种不顾股市长远发展的“圈钱”行为直接促使中国股市形成上涨短促、下跌漫长、跌幅巨大的特征。

二、根本制度性矛盾造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非理性选择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其日常的经营行为中，经常出现对于股市整体发展不利的非理性选择，这种非理性选择并非是经营管理上的偏差，而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运行的天然制度性矛盾所导致的，在制度性诱因的促使下，个体的理性选择汇聚为群体的非理性选择，直接形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特征。

1.管理层的政治利益预期扭曲职业经理人的“委托——”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干部设立全国统一的行政级别制度，国家曾政策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经过几年的实行，这项制度仍然没有被完全废除，在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重点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上市公司中还普遍存在，即使在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中，其高层管理者也依然存在着“政治发展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成为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管理层实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从而发挥出既有激励约束机制作用的重要原因。原本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委托——”制扭曲运行，公司经理与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博弈关系也变成了董事长与上层主管部门的博弈关系，用政治层面的上下级博弈取代了现代产权制度下的委托者和受托者之间的平等博弈，其最终后果就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扭曲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失效。由于直接任命制度，董事长并不是股东代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持有者——国资委的人。董事长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之间是一个“委托——”的关系。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道德风险成为这种管理模式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由于董事长成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的唯一决策者，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他会利用自己的经营决策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即使他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也无法对其行动做到足够的监管，这种失去制约的权力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最终必然会损害到国有资产的利益。

可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同时，由于政府出于保护国有股的目的实施了一系列干预企业运营的措施，最终造成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紊乱。内部决策、监督机制在管理者代表所有者实施管理权的过程中被扭曲，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和企业长远发展决策均掌握在董事长手中，而除了上级管理部门。并没有人对董事长的职权进行制约。由于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董事长的上级管理部门即国资委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控，董事长成为企业唯一的最高决策者和执行者。对董事会和监事会而言，他代表着资产所有者；对国资委而言，他代表着企业管理者，这种交叉的地位为其隐藏道德风险暴露的可能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使主观损害国有企业集团利益的道德风险不会发生，客观上决策过程失误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从而使整个企业集团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失控。这种风险失控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决策失误甚至恶意经营、所造成的国有企业资产流失，还包括企业管理者在面对维持股市稳定为企业获取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造成股市波动的矛盾选择时。他们会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选择短期利益，损害了企业长期运行的经济基础。这种根植于企业管理制度所形成的管理层行为选择偏差，直接导致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未来出现悲观预期，影响到股票市场的稳定运行。

2.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地位异化

中国股票市场在其运行过程中有了一个特殊的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一特殊功能直接造成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特殊地位。股票市场是一个投融资的平台，其运行应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在这一平台上的个体应该绝对的平等，不能允许任何个体享有特殊的权利。“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功能应该根植于资本市场运行的规则之上，而不能以此理由改变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实行股票市场运行个体的差异对待。这种地位的异化最终造成其行为选择的偏差。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运行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无论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还是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公司及其管理层会利用这种异化的地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为自己牟利，此类手段不仅损害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甚至也影响到股东的权益。大量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利用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不遵守股票市场运行规则。损害股票市场运行基础，致使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无法实现。这种具有明显优越性的个体在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对股票市场负责，但股票市场却有义务为其服务，责任与权益严重脱离。大量国有控股公司能够在股市低迷时通过证监会的发行审查上市甚至推出再融资方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并非完全的市场经济行为的个体与完全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融合后所产生的摩擦，其后果要由所有市场运行的参与者承担，直接造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极度不稳定运行态势。

3.大股东绝对控股地位造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行为选择的偏差

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些上市企业的股权改造过程中，国有股处于一种绝对控制地位的“一股独大”之中。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企业控制权的不可竞争性，但另一方面，也为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股东结构、股权流通及公司治理的形成、运行和绩效。在这种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已经名存实亡，少数控制了绝大部分比例股票的大股东决定了股东大会的决议走向，从而使股东大会决议直接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进行。上市公司不分红、增发、大股东占款、担保、关联交易转移利润等为人诟病的现象都是缘于此。

之所以存在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表面上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都可以获得资本收益，其利益方向一致；但事实上，由于大股东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可以利用其特权对公司的剩余进行先行侵占，通过借款、担保、关联交易等形式在上市公司中获得利益输送，直接通过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获得收益。以影响极大的ST猴王（000535）事件为例：大股东猴王集团通过合伙炒股、关联交易、担保借款等方式从上市公司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中套取大量资产，因猴王集团公司宣告破产，ST猴王对猴王集团的5.9亿元应收款形成损失，为猴王集团提供的4.2亿元担保成为直接负债，导致ST猴王严重资不抵债，最终在2005年退市。尽管这种收益具有短期性并且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但对于大股东而言，却从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于是，上市公司成为大股东的“圈钱工具”、“提款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因为力量对比严重失调而造成上市公司行为选择的失衡。其实质是少数人凭借其绝对的控制力实行对多数人的暴力行为，损害了中国股市的运行基础。

另外，在一个正常运行的股票市场中存在着大量兼并竞争对手的机会。当上市公司股价过低时，就会增大被其他公司收购的可能性，而一旦公司被收购兼并，原有的管理层通常会面临失业危机，自身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就迫使企业管理者将日常决策与股价波动联系起来。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上市公司不会面临在股票市场上被收购的困境，隔离了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的联系，公司日常的运营与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完全没有联系。上市公司没有了被收购的压力，管理层没有失业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公司管理层不会也没有必要对公司股价采取任何的关注，股票市场的稳定与否，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影响并不大。所以，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存在从市场融资等需要股价配合的计划，他们一旦需要采取某些对于公司股价不利的经营举措时，几乎没有丝毫的顾忌。这种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运行的天然隔绝，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选择行为。

4.缺少监管的低成本融资扭曲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行为选择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与银行信贷等其它方式相比，在资本市场中增发再融资无疑是最为低廉的方式。按照中国股市的规定，申请上市的公司至少连续三年业绩良好，而只要它们在上市后的一年时间内继续保持原有的盈利状态，达到净资产收益率6%以上，就完全可以增发扩股。而在上市初期募集的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完成这样一个目标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它们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6%，只要满足公司及主承销商应当充分说明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在新股发行时向投资者提供分析报告；公司发行完场当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应不低于发行前一年的水平，并因在招股文件中进行分析论证：公司在招股文件中应当认真做好管理层关于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等条件即可增发。同时，由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地位，使得增发融资后所获得的资金在使用方式上缺乏足够的监管，增资扩股前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对于上市公司并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它们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利用大股东的表决权轻易改变资金投向，中小股民对此毫无办法，上市公司逐渐变成了母公司的资本提供者。这种行为在某些重组企业中最为明显。母公司先是对这些企业注入资金和优良资产，让这些已经要退市的企业摇身一变变成了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这种资产重组往往是通过关联交易、资产转移形成的，就总量来讲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亏损转由母公司承担而已。当公司因重组因素股价上涨后，就可以通过增发的方式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然后通过关联交易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母公司去，以此作为回报。在这个重组过程中，股民成为事实上的最终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重组的公司出现了“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使上市公司所获得的资金能够留在公司内部，但由于公司进行资本扩张的目的不清，这些资金也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甚至根本不会投入到公司的主营业务或其它生产领域，而是以“委托理财”的名义直接投入到股市中进行资本炒作，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而管理层在缺乏约束激励机制的条件下，对于所获得资金的投向和投资效益自然不会关心。在股市的繁荣时期，这种行为的危害还不是很明显，不断上涨的股价甚至令股民对于公司的这种“圈钱”做法持欢迎的态度；但在股市的萧条期，由于以往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上的投资不足，公司也就失去了支撑的根本，公司业绩不断下滑，以至于市场往往用暴跌来对“增资扩股”的消息做出反应，上市公司开始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

5.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个体理性选择与群体非理性选择的矛盾

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它们往往处于一种选择的两难境地：如果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可以为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发展机遇；但如果众多企业都采取这种行为，股票市场有限的资金容量将受到极大的压力，最终造成股市的震荡甚至低迷。从远期利益上看。股市的稳定对于所有上市公司均是有利的，但这种稳定对于上市公司能否获得更大的利益则处于一种动态博弈之间。上市公司对股市影响最大同时也是上市公司收益最大的一项。就是利用股市来进行融资，从而无偿地获得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观察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在股市中进行融资计划时的行为选择。

假设市场上只有两家上市公司，公司A与公司B，两家公司完全同质，即股价Pa=Ph=P，股本Na=Nh=N，如选择增发，则增发n股，进入市场的增量资金为S，当股市处于上升阶段时，S>0；当股市处于下跌阶段时，S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当双方均推出融资计划时，因进入市场增量资金为S，P’=2PN+S/2N+2n，双方博弈的结果是（PN+S/2，PN+S/2）；当公司A推出融资计划而公司B不推出融资计划时，P’=2PN+S/2N+2n，

博弈的结果是[2PN+S/2N+2n（N+n），（2PN+S/2N+n）N]；当公司A不推出融资计划，公司B推出融资计划时，P’=2PN+S/2N+n，博弈的结果是[（2PN+S/2N+n）N，2PN+S/2N+n（N+n）]；当两者均不推出融资计划时，P’=2PN+S/2N，博弈的结果是（PN+S/2，PN+S/2N）。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AS>0还是AS

这个简单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当2008年3月中国股市处于一个快速下跌阶段时，中国平安在海外投资巨亏的情况下。还会推出千亿元融资方案的原因，而且“A股股东和H股股东双双以高票通过了再融资计划……所有投票股东对增发A股议案的赞成比例约为92.8%。对发行可转债议案的赞成比例约为93.2%。”尽管在股市下跌时大规模融资是对市场的破坏，但对单个企业而言，这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的一个前提就是管理层不会因股价下跌受到股东的责难，影响到管理层的收益，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恰好符合这一前提。所以当众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这种理性选择时，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整体的非理性选择结果：股市持续下跌，市场低迷，直至企业融资计划失败。2011年下半年，大量企业选择对大股东定向增大而非公开增发的方式融资，就是市场整体环境被破坏后所带来的后果。

三、限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理性选择的制度建设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对中国股市稳定性的影响完全在于根本性的制度冲突。这种制度冲突直接导致股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市场失灵，要维护股市稳定长期发展，就需要对此做出相应的制度建设。

首先。引入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与大股东相比，中小投资者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绝对的控股权，常常进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经营决策，这种行为严重威胁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推出一系列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强制性制度措施，覆盖到股票的发行规模与定价、再融资的规模和资金投向、公司日常运营的信息透明、已制定经营决策的变更、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强制性股息分红、法律诉讼支援、上市公司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损害补偿等各个方面，才能够限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维持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强制性分红措施，是在股票市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维护股市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