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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
,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个百分点。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5%逆转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年10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
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4和90.2。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节因素)。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个和2.8个百分点。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
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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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论文下载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金融市场二次危机
近20年来,美国住房按揭金融市场爆发了两次危机。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危机爆发后,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在解决危机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美在建立了发达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二级市场后又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债危机。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这两次危机的形成脉络,找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美国的Allen.F和D.Gale提出了金融体系风险分担理论。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两部分,金融市场提供了横向风险分担机制,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利用多样化投资组合来规避非系统风险,而对系统风险无能为力;银行中介向投资者提供了分担系统风险的机会,存款者利用存款进行跨期风险分担,可以较好地规避系统性风险。但是,银行本身所面临的非系统风险绝大部分是通过贷款多样化和分散化来规避的。但是对于系统性风险,银行是无法规避的,只能是银行中介与企业之间进行分担。在系统风险很大的,银行就可能成为一个系统性风险最终聚集的部门。美国次贷危机使积极参与次贷相关产品开发交易的银行成了风险汇聚的重灾区。
一、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危机
(S&L)储蓄信贷协会是专门从事储蓄业务和住房抵押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1831年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家储蓄信贷协会,到1970年代末,全美共有4700家储蓄信贷协会,成为资产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重要的金融巨人之一,是美国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重要部门,具有浓厚的“国营色彩”;储蓄信贷协会(S&L)的业务单一,仅为购房者提供低息住房抵押贷款,贷款融资渠道大都来自利率更低的政府借款和中息揽存,拥有制度性存贷息差收益,美国政府对其经营方式和范围有很强的管制。
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通货膨胀之下,资金大量向短期金融资产投资信托基金(MMF)集中,银行和储蓄机构的资金外流难以制止。如果银行和S&L不大幅度提高普通存款利率,就会失去储户,营业面临困难。假如实行利率自由化,提高存款利率,则S&L面临存贷款利差倒挂,在经营上出现赤字。美政府当局决定在1982年实行利率自由化。结果,存款利率上涨,S&L的经营急速恶化,400多家S&L濒临倒闭危机。S&L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失败。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濒临倒闭的S&L的所有存款,需要巨额资金,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没有这么多资金,绝大部分需要政府负担。,政府为了逃避负担,采取放宽限制的措施,为S&L创造了增加利润的机会。银行本身所面临的非系统风险绝大部分是通过贷款多样化和分散化来规避的,允许其参与多行业的高风险商业贷款等业务经营,但是没有经验的S&L参与此类的经营,近乎进行赌博。1988年,储蓄信贷协会出现更大的危机,总亏损额如天文数字,大约在五千亿美元左右。储蓄信贷协会(S&L)危机是先过度管制,后放松管制的结果。
二、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
1.1990年以前美住房抵押融资机制的改变
S&L危机以后美国政府放松管制,促进金融市场创新,把原来高度集中在银行系统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资产通过金融市场分散给不同的投资者主体,美国的住房按揭抵押贷款金融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二级市场的结构。其一级市场机构经营模式由传统经营模式“贷款并持有”(originate-to-hold)让位于新的“贷款并证券化”(originate-to-distribute)的商业模式,一级市场机构也基本为私人机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渠道不再完全依靠吸收存款,而是依靠出售贷款合同,获得直接融资。
在1990年以前,住房贷款二级金融市场的主体还是只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GSEs)。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房利美(FannieMae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FreddieMac美国抵押贷款服务公司)这两个机构来支持、调控美国住房融资体系的,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整个住房融资体系的基础。其赢利来源于MBS的发行费用。
2.次级抵押贷款繁荣时期美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市场的变化
其一,由于“贷款并证券化”的经营模式,使得一级市场上贷款公司可以快速回收资金并获得手续费收入,为扩大信贷市场份额,降低信贷标准,给低收入者种种优惠条件,于是次级贷款市场开始迅速扩张。到2006年,美国住宅抵押贷款规模已超过国债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贷款余额高达13万亿美元。次级贷款分额约为7%到8%。
其二,美国政府背景的机构“房地美”、“房利美”不再是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二级市场的主要力量,高额的证券发行费吸引私人中介机构和大型投资银行进入,私人房贷公司如ImpacMortgageHoldings、“新世纪”(NewCentury)、Countrywide、Ameriques和多次等利用高财务杠杆向银行借贷购买次级抵押贷款合同后通过打捆、证券化为MBS后出售大型投资银行,后者将其再次证券化,目的已非分散抵押贷款风险,提高贷款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而是更注重获取暴利。房地产抵押贷款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变成(一级市场贷款,出售贷款合同——二级市场证券化MBS—再次证券化——出售给投资者)的循环。
其三,美银行业普遍认为“银行债权证券化会有效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再者发行并交易衍生品可获高额利润,美各大银行都设立了附属机构开发金融衍生品,近十年来该项业务的利润往往占银行总收入的50%以上。美政府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一直是鼓励银行进行金融衍生品开发的。因此以次级按揭贷款债MBS为基础资产的再次证券化的各种证券产品,如债务抵押凭证(CDO)、合成CDO、夹层CDO…投资银行还利用分档技术对不同还款概率的CDO不同处置方式。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环节,使评级机构和投资者很难真正了解所评级或购买的投资产品的风险。欺诈性的产品设计或有发生。
其四,商业银行出现信用循环式担保;一是商业银行纷纷设立SPV,发行CDO,因出售证券化资产时通常附有协议,在一定期间出现违约风险,最终投资者有权向发行者要求赔偿;二是银行出资设立SIVs,便于其发行ABCP。虽然在法律上有所谓的“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安排,两者的资产负债表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为了提高SIVs的信用评级,银行通常对SIVs有融资承诺,这是一种或有负债,为了发行更多的ABCP,SIVs的财务杠杆很高,且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一旦资产贬值,自有资本很快就会被冲销,会形成银行的实际损失。三是因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的高收益,银行亦购买别家或干脆持有自家发行的这类高收益产品。因此,美银行隐藏的巨大的重复性的资本损失风险。
3.美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自2004年中开始,美联储先后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上调至最高时:2007年9月的5.25%。不断升高的利率导致还贷成本激增,超出众多借款人的实际还贷能力,构成了借款人后续违约的直接原因。随着金融机构执行抵押,将回收住房重新推向市场,更进一步加剧了房价下跌。以次级抵押贷款MBS为基础资产的各种CDO证券化产品评级大幅下降,从而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引发了金融动荡。
次级贷款的根本原因:一是放松贷款发放标准,美一级市场各放贷机构未能遵守“谨慎性原则”。二是美住房金融的二级市场机构以“获利性”为目的的过度证券衍生引发信用过度扩张,潜在风险还无法计算清楚。
三、我国发展住房融资市场应思考的几点问题
思考一:是否应加快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二级市场的建设。
储贷危机爆发时,由于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系统,因此必须由存款保险公司或国家出资清理,危机处理成本完全由政府(并最终由全体老百姓)承担。而此次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美具有发达健全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分散的持有者结构,使危机的影响由金融市场各子市场共同分担,虽然涉及面更广但却减少了危机的冲击深度,尤其是大幅度减小了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增加了危机处理的灵活度。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按揭贷款的金融二级市场并未形成,没有信贷风险横向分散的机制,一旦出现住房抵押信贷风险,只能由中国的银行系统承担。这一点应该引起关注。
思考二:住房抵押金融一、二级市场的风险控制是否应双管齐下。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既是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的市场,又是政府高度干预和调控的市场。政府行政手段都曾出现在美国储蓄协会(S&L)的经营和美国住房金融二级市场机构经营的早期。但2007年次级债危机和1980年代的(S&L)危机都显示出对于信贷风险控制的失效。因此,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一、二级市场的风险控制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行为。单靠市场力量或单靠行政手段都不及两者双管齐下来得有效。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迅速爆发,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普遍遭殃。美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自身的管理和制度等存在的问题,使美国银行业在本次危机中深陷泥潭。2008年全年共有25家商业银行和吸储机构被关闭,其中包括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截至2008年第四季度末,共有252家被列入“问题银行”名单,而2009年年初以来,又有14家商业银行和吸储机构被关闭,并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美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在2008年为24341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73289亿美元,盈利状况明显恶化。在2007-2008年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银行业贷款损失和资产负债表中计提的贷款准备金不断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在2008年全年达到151235亿美元,占了整个净营业收入的50.2%,美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不断加大。金融危机给了美国银行业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美国大银行的冲击较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银行业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也未能幸免,中国银行等四大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欧美地区国家战略投资者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了较大数额直接损失,也阻碍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次级抵押贷款泡沫迅速膨胀和泡沫破灭之后的全球风险共振提示我们,这场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金融背景和微观经营基础。同时也与美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体系的缺陷紧密相关。
(一)低利率政策刺激银行次级贷款业务盲目扩张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发展,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至1%。面对如此低的利率金融论文,商业银行都想把充裕的资金贷出去以获取高额利润。次级抵押贷款的高收益率博得了商业银行的青睐,大量商业银行瞄准了这块市场,并展开激烈的竞争,纷纷提出各种优惠政策,争相降低贷款条件,发放大量贷款给那些信用等级在BB级以下的购房者。商业银行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刻意低估违约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又将发放贷款所获得的大量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市场,致使房价持续高涨,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商业银行次级抵押贷款业务的盲目扩张为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导致风险扩散
次级抵押贷款的高利润、高回报早已让商业银行忘却了其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银行家们一再降低贷款标准,将眼光锁定那些原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次级贷款人,促使次级抵押贷款数量激增。次级抵押贷款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然而金融衍生产品却将泡沫破灭的影响迅速放大,扩散到全球范围。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s)、抵押担保证券(MBS)、债务抵押证券(CDO)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使银行可以不用将抵押贷款记录在自己的账面上,而是将其卖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将其包装,加上信用评级机构的“帮助”,将其以优质证券形式出售给全球范围内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投资者,转移风险。由于这些衍生产品具有高杠杆效应,对冲基金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能从事交易,基金公司亏损后,银行也受到牵连,而且损失成倍扩大,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扩散到全球范围内各个经济体。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的大火熊熊燃烧,波及世界经济,我国经济也未能幸免。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银行业的外汇资产业务和我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影响,进而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程度;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发展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我国银行业的潜在风险程度。具体来说,主要的影响如下:
(一)债券价格下跌导致资产减值损失
美国次贷危机的暴发与蔓延使与次贷相关的证券价格剧烈波动,市值大幅缩水,有些证券甚至面临信用危机,而有些证券则因为发行机构的倒闭而一文不值。尽管我国银行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非常谨慎,但在此次危机中还是受到不小的损失。据统计,截至2008年上半年,上市中资银行持有约240亿美元与“两房”相关的债券,在亚洲金融机构中居于首位。其中,中国银行持有172.86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16亿美元,建设银行持有32亿美元,招商银行持有2.55亿美元,民生银行持有2.27亿美元。根据《证券市场周刊》测算,我国六家商业银行中中行亏损额最大,约为38.5亿元。建行、工行、交行、招行及中信银行依次亏损5.76亿元、1.20亿元、2.52亿元、1.03亿元、0.19亿元。
(二)战略投资者抛售中资银行股份
次贷危机的暴发与蔓延使中资银行原有的战略投资者资金缺口加大,不得不以收缩其国外投资以解燃眉之急,这使引入欧美战略投资者的中资上市银行的股权在市场上遭受抛售风潮。美国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资银行已经遭受了两波抛售风潮。最先是瑞银在2008年底将其所持有的中国银行33.78亿H股抛售,随后是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以股份配售方式售出56.2亿股建行H股;紧随其后,李嘉诚基金会通过美林证券配售中行20亿股。2009年1月13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抛售所持的全部中国银行108亿股,彻底结束了3年的战略投资。
(三)实体经济受损导致资产质量下降
美国金融危机向欧美国家实体经济的渗透引发欧美国家实体经济衰退,从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的信贷质量。数据显示2008年11月至2009年1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已连续5个月出现负增长。海关统计数据还显示我国对欧盟和日本等地的出口也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初到现在,我国的外贸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公布的,2008年广东省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而不良贷款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中损失类贷款数额逐季增加金融论文,占总贷款比率也逐季增长。
三、加强我国商业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外国发达的商业银行经营体系,我国的商业银行还远远不足。鉴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可以看到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严格控制贷款质量。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才刚刚起步,由于缺乏信用风险预警和评估的有力工具,商业银行不能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困扰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信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主要包括道德风险和企业风险。由于我国风险评级机制的严重缺乏,导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对象信用调查成本高、难度大,造成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同时,又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集中在大型企业,且数额巨大,如果大型企业一旦倒闭,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就会受到巨大的打击,使我国商业银行面较高的企业风险。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房价飙升,住房贷款占了银行贷款的很大比例,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这部分贷款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很不稳定。银监会相关调查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的房贷不良率连续3年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假房贷”、“假按揭”案件层出不穷。单一的收紧信贷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注意提高个人房贷资产质量,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监管,尤其注重评估市场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才是防止风险贷款产生、维护信贷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从而避免由此引发楼市和金融市场危机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所以,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客户信用审查机制,积极开展对借款人借贷历史、还款记录、违约记录等信用情况的调查,客观评价其信用等级,严格控制贷款质量,审慎发放贷款。
2,加大金融创新产品管理力度,完善金融创新监管体制。尽管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效率,为银行创造了新的利润来源,也为银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极端的金融证券化和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各种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地泛滥,最终成为引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金融创新具有高杠杆性、高风险性和转移风险的作用,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虽然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才刚刚起步,金融衍生产品种类很少,且我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金融衍生品准入机制,但是金融衍生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且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吸取教训,将风险管理覆盖金融创新的全过程。尤其是要重视新产品、新业务的开发、销售和运行等各个环节的风险评估、预警和控制,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在新产品,新业务推出之前,要确保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控措施先行到位。此外,在兼顾风险全面管理的基础上应突出重点,对高风险领域与环节进行重点评估并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在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监管时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不断调整金融监管结构和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创新产品的市场监测与预警金融论文,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充分揭示衍生品的结构和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3,高度关注外币风险,审慎开展海外业务。新型金融危机传导的渠道之一就是持有高风险的外币债券。本次危机中,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持有为数不少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和相关资产,蒙受了不小损失。因此,今后国内商业银行在投资外币债券时,要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和稳健的投资策略。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仅要择机从高风险债券中减退,防范和化解存量债券投资风险,还要严把投向关,优先选择信用等级高、发行主体信用评级高于投资级别的债券,严格控制新增外币债券投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外币债券投资的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外币债券投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充分计提外币债券投资减值准备。另外,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因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而遭受的损失为数不少。比如,受危机影响,中司对黑石、摩根士丹利与JC弗劳尔斯等的投资损失惨重。虽然目前的危机环境有利于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扩张,但盲目并购欧美金融机构资产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必须对并购的潜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银行而言,一方面要谨慎开展自身的海外并购活动,在推进海外并购时,要对被并购方的资产质量、现金流、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进行全面评估,还要充分考虑东道国政府的反应,另一方面要谨慎评估客户进行海外并购带来的风险,防止海外并购活动增大企业的信用风险,影响银行信贷资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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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美国的次贷机构提交破产申请,全球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都不会预见到这会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开端。随后的22个月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单一金融产品向复杂产品蔓延,从单一金融市场向所有关联市场传导,从单一国家市场向全球市场扩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局部区域性危机,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也仅是某一特定行业的危机,一般性的历史经验和政策手段都不足以对危机发展作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这要求金融从业者必须着眼于本次危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真正推动金融体系持续修正自身的缺陷。
次贷危机是当前金融市场恐慌的“导火索”,但不是根源随着2006年底贷款家庭违约率的高企,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质量持续恶化,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导致了场外交易市场的失灵。众多金融机构由于过度参与次贷产品相关交易而蒙受巨额损失,导致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随着信用评级机制公信力丧失,投资者趋于保守,信用市场短时间内迅速紧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在缺少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随着时问推移难以支撑。本轮危机以次贷恶化为“导火索”,但究其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形成互动,推动了价格泡沫的形成。在缺少自我修正能力和外部监管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步入了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运行的泡沫循环。
二是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日趋激进,导致经营行为的投机化和短期化。在经济繁荣周期,众多金融机构的利润诉求被绝对化、单一化。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异化使得金融资本更多地流向短期回报高的领域,并使用过高的杠杆率。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三是央行等金融监管者无条件地信任市场,导致了监管空白。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没有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策略。在市场出现泡沫化倾向的时候仍然坚持“市场万能”的理论假设。
金融危机的真正前景取决于金融市场的修正,而不是短期二救市”措施
针对本轮金融危机,此次国际发达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干预措施,其规模和频率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政策意图直指当前金融市场存在的信贷极度紧缩、流动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短期看,市场的信用“痉挛”源自于投资者、交易者的信心丧失。对于交易对手的缺乏信任使得市场参与者手中储蓄的流动性无法转化为市场中可用的流动性。“救市”举措就是用国家信用填补市场信用的不足,这是短期之内的应急措施,也是无奈之举。
从长期看,金融危机要得到根源性的缓解,必须在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一系列真正的调整和修正,重新建立起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国家的信任。
一方面,市场纪律必须得到重新梳理和改革。理性、均衡的市场文化需要回归。正如传统的金融理论所言,市场中应该是风险对冲者和风险投机者协调并存。在投资取向多元化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才是平稳而准确的。从近期情况来看,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主要金融机构股票价格被大量做空仍然反映了市场中的投机倾向的泛滥。许多金融机构激进逐利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因危机的发生而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观,或将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恢复,或将为未来其他新的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者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市场的发展变化。市场并不总是万能的。特别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国的市场往往不仅在本国因素的影响下自我调节,而是受到全球市场的共同影响。在市场自主运行的领域,金融监管者需要不断质疑本国金融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效性,持续对市场运行规则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并及时提出修正意见;在政策直接干预的领域,监管者需要全方位地运用监管工具,及时地掌握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信息并分类采取监管措施。建立清晰明确的监管规则,让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进入,让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机构和产品退出。
中国金融业需要充分利用此次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对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十分有限。这得益于国家宏观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所提供的坚实基础,监管部门制定了审慎有效的监管要求,以及我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等原因。但从长期趋势以及全球实体经济联动性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心存侥幸,独善其外,而是以此为鉴,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一是按照宏观调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积极应对短期国际经济冲击,充分加强内需的缓冲效应。此次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将不断显现,并将可能危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出口依赖型向均衡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化将加快这一进程,庞大的内需市场也是我们对冲外部影响的重要支撑。中国金融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采取更多的行动适应和参与这种转变,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规避风险。
【关键词】金融危机现实影响战略性投资人民币区域化
我们有两种选择:制定全局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跟随型策略
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如果着眼点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二战之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使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推进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全面退潮,而国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并可能在一段时期主导公共政策。这种状况可能使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受阻,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与金融边界将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资本管制下,我国基本未受国际金融效应波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相对位置较为有利,这表现为:在宏观层面,发达国家全面拯救金融机构以恢复市场信心,而我国则是防范金融冲击;在资本市场,各类公司处于财务困境,而我们则是潜在买方;在国际金融体系博弈中,欧攻美守,均拉我国以壮其势。
总的来说,此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如何修补与调整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对中国而言,这次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拓展未来空间,由既定利益格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设性合作者的历史性机会。
一、当前的首要任务
过去150年世界经济史的启示是:各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全球化,以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为基础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自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全局性公共产品,多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以三十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与或重组;金融全球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全球资源进行跨期配置的市场机制,其危机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其崩溃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解体。
1970年代后期,国际金融体系完成了布雷顿固定汇率体制崩溃后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由此得以全面推进。事实上,这一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理想的外部环境。三十年的发展使我国融入世界市场,受益匪浅,成为增长最强劲的大经济体。只要国际金融体系再稳定三十年,我国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直接威胁我国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我国主动与积极地参与防止国际金融体系恶化与崩溃。
对于我国,这次危机的意义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远远超过预料,依靠作为公共产品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搭便车发展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与1980年代后日本面临的局面相似,我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这一体制的部分成本,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巨大;我国的金融改革难以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模仿复制达到,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必须与改变国际金融环境紧密结合。
问题在于: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或重组?怎样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与博弈逐步扩大我国的利益边界?如何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调整中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结合?
面对大变局,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全面考虑未来发展,结合国际金融体制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国际金融战略,从当前开始布局,逐步建立与扩展我国经济边界相适应的金融边界,为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或是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对美欧关于当前危机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提议简单应对、或零敲碎打的提出一些战术措施。
显然,后者无助于我们逐步确立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历史上,两种选择均有前例。二战之后,欧洲从1950年代初欧洲重建时期的煤铁同盟开始,在1970年代初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机会建立货币共同市场,直至本世纪初欧元区的确立,都沿着富有远见的长远战略思路逐步推进,其中不乏反复和倒退,但大的方向始终如一,终于使欧洲市场相对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可能成为修正国际金融体系缺陷的重要力量。
日本的例子则是相反。198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开放金融市场。但日本当局真正关心的是维护原有的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及此后的“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长达十年的多轮会谈中,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通盘思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与动态的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转变。二十多年来,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日本金融体系危机、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处于长期萧条都与之有相当的关系。
从国家长远利益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从推动建立内外平衡的经济结构的高度,谋划我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空间与格局,以我为主,提出一系列的综合策略安排,即总体战略构想。只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找准方位,形成连贯的而不是矛盾的、整体的而不是零碎的政策思路,为即将展开的多边与双边会谈提出符合总体目标的具体建议与技术提案。
不可否认,在目前,形成并提出国际金融的战略思路有诸多难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依赖、固化的部门利益格局、行政当局缺乏研究未来发展的内在动机、内向型格局与求稳心态、缺少系统的长期研究等等。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逾越,关键在于决策者的前瞻眼光与政治决心。
二、短期:战略性投资
我国近年来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与二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储蓄余额的比例大致为0.6:1。这两项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
传统上,亚洲的公众与政府有很强的储蓄偏好,同时也有将储蓄等同于国民财富的倾向——然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
近来各方纷纷提出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建议,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数十年难遇的好时机。但是,财务投资并不应该是我国战略性金融资源关注的重点。如果十年之后,巨额外汇储备仅只在财务上保本或年均增加几个百分点收益,而没有给我国开拓未来空间,这便是战略上的失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三、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
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