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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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原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据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椒元亩，西瓜元亩，西葫芦元亩环绕村子还重了棵柿子树，每棵树收入多元，年人均收入元。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⒈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⒉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⒊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三）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⒈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⒉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原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⒊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转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第2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在此次暑假期间，我对江王村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通过这次深入的调查，我对该村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理性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该村的经济主导产业是农业，除此之外并没有形成其他产业更不用说发展其他产业，因此村民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农业收入，并且是“靠天收”的现象。如果年成较好的话那么村民的收入自然就多一点，一旦遇到年成不行的时候，村民的收入就没有了保障，生活水平就也没保障。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走出去”。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留在当地的劳动力也就随之减少，劳动力的减少继而引起许多农田旱地的荒芜。近几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土地被设施建设所压占。土地被压占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商机”，村民对当地土地升值的期望越来越高，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赔偿费用，村民大多选择在土地上建房，在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种房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一夜之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建起了一个村。大量的抛荒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建设压占和私房建设就又引起土地资源的大量减少，这一浪费加之这一减少该村的土地就所剩无几了。

除了上述存在的土地问题外，村民外出务工还诱发了另外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问题，当然这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教育上，该村目前有不少孩子辍学在家，适龄孩子的入学率低，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形成这三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村民的思想上出现错误。大多数的村民只看到了眼前却忽视了长远，他们认为读书没有多大用处还要花钱，因而让自己的孩子放下书包课本去打工挣钱，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会误导孩子的一生，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在生活上，他们得不到很好得照顾，缺乏亲情关爱和教育。他们过早的踏入社会，并且形成不好的习惯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存在的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过于悲观或者对其视而不见，而是应该乐观面对并且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各个击破的统筹指导方针。

目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村民的收入低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一系列相应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切实做好农民增收工作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此可见，增加收入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的重要。

那么应如何增加村民们的收入呢？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切实解决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大力发展乡村的经济。那怎样才能让乡村经济发展起来呢？

首先，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以前那种产业结构单一的现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其他相关产业，例如渔业、林业等。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交通便捷、临近湖泊、有大片适宜种植林木的山地、有适足的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形成多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相关产业发展起来了必将改变当地农民的收入结构，让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加他们的收入。与此同时这还将促进本地的农民就业，将大量的农民留在本地，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也会因此下降。

其次，就是要转变村民的思想，这一条也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从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才能做到标本兼治，否则一切只是治标不治本。转变思想就是要改变以前那种轻视教育的思想，就要让他们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的孩子重返课堂接受教育；转变思想就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财富是靠双手劳动得来的，而并不是投机取巧。转变思想就是要改变以前那种陋习歪风，从而形成一股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就是要增强村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让他们明白只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经济建设就一定会搞上去。让他们对将来充满信心，他们的收入一定会增加，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让他们相信，只要肯诚实劳动，努力付出，他们并不比别人差。

做到了以上的三点，上述这些问题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该村的经济肯定会有长远的发展，会上一个新的台阶；该村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提高，人民必将生活得幸福美满；该村的村容村貌也会大有改观。

总而言之，我相信，江王村的发展前途必然会是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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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假期前，院团委向全院广大同学发出了《关于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并印发人手一份的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各系学生会（分团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根据自身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作好动员工作。广大同学都以认真的姿态对待这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热情的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从而锻炼了广大同学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了广大同学的综合能力。

二、 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 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

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

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

（二）从社会实践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开展便民服务。各小分队利用当地的圩日在市场上设立家电维修、单车修理、理发等便民服务点，尽己所能，不怕脏、不怕累，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好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青年志愿者的精神。

2．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法律宣传与咨询活动。暑期不仅中小学放假，而且正是夏收农忙时节，中小学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大学生们将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文化辅导。

3．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如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组对荔浦县部分镇、村产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写出几分调查报告。

4．开展义务劳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属、五保户收割庄稼。下乡期间，正值夏收时节，许多军烈属和五保户因家里缺少劳力，庄稼熟在地里而无人收割，同学们积极帮助这类家庭，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5．文艺下乡。由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文艺大蓬车到村镇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巡回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开展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不少假期未回家的同学在学院的组织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勤工助学活动，一方面了解社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

7．环境保护。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宣传倡导环抱观念，治理环境污染，装扮母亲河。

8．考察实践。我院集中部分学生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三个代表"服务团，赴河池地区开展考察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史、革命史的学习和教育，牢固树立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9．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今年全院共确定了大学生科研课题一百多项，为迎接11月份我院的科技活动周，提高我院科技学术水平，各个课题小组纷纷利用假期时间收集数据，抓紧实验。

总之，今年的社会实践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以提交报告的总体情况来看，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有几个特点：（1）社会热点问题调查；（2）结合专业进行社会实践。

三、 总结经验，评比表彰

写经验总结、相互交流。提高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层次和水平。8月份院团委下发了关于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总结的通知。要求各系分团委、学生会在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对今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方式、特点、规模、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提交一分总结报告。同时，在全院将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评比表彰。并要求各系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召开社会实践交流会，同时，全院共推荐出60多篇不同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层次和水平的社会实践报告。

（四）经验和收获

1．学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是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多年来，学院党政领导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社会实践，并组成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并把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形成制度加以保证。全院广大同学自觉把社会实践作为了解社会、接触社会、投身改革、锻炼才干的重要渠道，积极深入生产第一线，体验生活。

第4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两课”教学 实践教学模式 创新

“两课”教育要达到预期的育人目的,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构建“两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试方法,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利用校内校外社会实践空间组织实地参观、社会调研、社会考察等,培育学生的实践精神,形成和提高实践能力,是促进“两课”教学紧密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

1.改革教学内容

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的方针原则。“两课”作为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当然也应坚持这一原则。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新问题,实际在不断变化,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所针对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所以高校“两课”教学也必须与时俱进,以变应变才能把握实际,找到理论和实际的切合点,达到增强教学实效的目的。“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涉及课程设置、教材、教师、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归根到底必须围绕增进“两课”教学效果,实现教育目标这一中心。改革如果脱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无论教学方法怎样先进,教学手段怎样现代化,都会将理论教育变成华而不实的屠龙之术,都会窒息理论课的现实生命力。因此,“两课”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在保持“两课”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注重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整合部分课程的教学内容,避免在内容上的重复;优化教学内容,合理地详讲、略讲、不讲,让学生自学等。否则,理论离现实越远,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越减。

2.充分发挥师生多极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构建实践性教学平台

课堂讲授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它是学生走向社会,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但由于目前解决社会实践活动的经费来源等还很困难,在人力、物力上都会受到限制,教师不可能搞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师生多极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构建实践性教学平台。实践基地的建设应当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意义,可比较的作为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如建立农村社会调查基地,既要选择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比较富裕的乡村,又要选择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相对贫困的乡村;同样,建立企业社会调查基地,既要选择公有和非公有大中型企业,又要选择公有和非公有小企业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比较中提升辨别能力,使他们能更加认清国情,使他们对“两课”所学理论知识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1)建立“两课”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分期分批下去参观访问,撰写小型调查报告或社会现象分析报告,记入学生成绩。实践教学基地的确立,以就近、典型、有特色为原则,典型教育意义突出。便于短期操作,便于与课堂内容及时结合,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容易增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且方便教师组织、指导,便于学生分组开展活动,也可以保证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不会打乱整体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进程。如果难以组织大批学生统一安排社会实践,可以在各班中选调部分学生代表,分期分批进行,他们要负责把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系统地向全体同学作汇报。另外,还可以配以图像等方式,增强实地感。如果影响到其他课程的进行,可以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但是这种实践教学模式,需确定一个或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教学基地,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够独立操作的,需要学校和学院的配合。如果组织大批学生下去,人数多、规模大,时间安排比较难,还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老师,需要和其他学院进行协调,另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实践经费。如果利用正常上课时间下去,可能与其他课程发生冲突,需要教务处协调。

(2)在校内开展诗朗诵、教学录像、演讲赛、知识竞赛、参观展览、撰写学科论文等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参观展览就地取材,随时可以操作,只要有相关的展览就可实施。放映录像、电影的实践教学形式已经被很多学校采用,具有生动性、直观性、材料的典型性等特点,而且对“两课”而言是很好的辅助教学手段。撰写学科论文是检验学生对该课程相关理论学习深入程度的考核手段,不需要经费投入,不和其他课程发生冲突,而且占用的时间比较少,可以边学习边思考,逐步积累。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给学生一周时间专心于论文的撰写,以保证论文质量。参观展览、购买影像资料需要学校提供经费等的支持。演讲赛、讨论和知识竞赛,不能调动所有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开展的次数不可能很多,因此学生数量越多,相对而言参与的人数就越少,效果越不明显。

(3)结合假期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如:任课教师可与院学生工作处、团委配合布置社会实践内容和形式,可由学生根据实际自行拟定调查题目,于放假前发放到学生手中,并提出调查的具体要求,开学后学生以调查报告、心得体会等方式递交小论文,并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一次社会实践报告会。这样做不仅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两课”的教学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实效,方便易行,能解决目前学生多,难以组织大规模社会实践活动的难题,是比较经济一种的实践教学方式,且符合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要求,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这种模式需要多部门的支持与合作,需要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学成绩管理规定进行调整。因为假期社会调查报告要在新学期开学以后才能出成绩,和教务处的成绩管理要求脱节。如果能有学校支持,教师可以在期末把试卷成绩和平时其他方面的成绩先上报学院教学秘书,待开学后一个月之内把成绩综合,上报教务处成绩管理部门。这是这种社会实践操作起来难度最大的地方。

教学目标是实践教学所欲达成的目的,是实践教学的终极追求,是主导实践教学的统帅和灵魂。教学目标不同,所选择和采用的教学模式也应不同。采用何种模式进行实践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性质来确定。

3.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实践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事任何工作都要运用一定的方法,没有相应的方法要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志则把工作方法比喻成“桥”或“船”。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拼船就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都说明,方法是人们为解决一定任务而采取的工具、手段或操作的总和,而教学方法则是人们达到教学目的的手段、工具和途经,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取的工作方式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学习方法。对于方法的运用,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完成同一项任务,能够运用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在诸多方法中,有的可能达事半功倍之效,有的可能达事倍功半之效。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将引导人们有效地实现教学目的,不科学不合理的教学方法将会延缓或阻碍教学任务的实现完成。因此,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掌握知识为基础,以培养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素质为目标”为指导思想,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育学生的实践精神,使学生形成和提高实践能力。

4.改革考试方法

“两课”实践性教学模式所关注的最终目标是:理论是否能真正运用于实践,能否真正解决实践问题。注重培养学生学会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理解、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考试方法应随着教学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创新,改革“偏重知识测试,忽视能力考核”的传统考试方法,实行“知识与能力并重,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考核方式。考试内容除了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外,还应包括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后所内化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所以命题不能过死,单纯记忆性的题目要少,理解说明的题目要少。为了达到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命题要保持“活”的特色,题型就要灵活多样。如简答、填空、辨析、改错、简述、判断、说明、立论、驳论、写论文等多种形式,从多方面变换不同的角度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创新“两课”实践教学模式,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带着理论问题走向社会,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丰富理论,使理论因实践的丰富而五彩缤纷,从而强化对“两课”理论的理解和接受,增强信心,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增强“两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穆晓睦.高等院校“两课”教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4,7.

第5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林类院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现状分析；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049-03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使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提高专业知识运用能力、激发学习主动性、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社会化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存在流于形式、学生参与面较低、针对性不高等诸多问题，妨碍了活动的开展。笔者结合农林类院校实际及自身带队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实例，对当前活动的开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三下乡”是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指在校大学生利用暑期时间，以个人或团队形式根据实践课题送文化、科技、卫生到农村并进行调查研究的活动。多年以来，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日益受到重视。2012年1月，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要求充分认识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各项工作，文件的下发表明，党和国家足够重视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工作的开展，也充分肯定了“三下乡”实践活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各农林类院校也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并且一直以突出专业学科为特色，走在各大高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前沿。通过这样的活动，农林类院校大学生将专业知识与“三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激发了其学习主动性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

一、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林类院校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提升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

1.增加农林类大学生的专业归属感，实现双赢局面。从“三农”角度考虑，目前，我国农林科技人才匮乏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林类院校大学生在毕业后不愿意回到基层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对“三农”问题没有深层次的了解。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学生通过下乡就农业对农村进行考察、就农情对农民进行访谈、就专业知识开展宣讲会等一系列活动，更直观地感受和认识农林类专业的特色及这些专业在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政策导向中的优势。

2.激发农林类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实践能力。很多农林类院校学生由于对所学专业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农林类专业没有一个好的就业前程，所以在校期间，很多学生宁愿选择转入金融学等当前较为热门的专业，或者对所学专业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使农林类学生意识到我国国情、社情、农情的发展需要他们以及帮助他们看到自我价值所在，从而使这种心理上被重视的满足感转化为实际中对于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在暑期“三下乡”活动中，农林类院校学生培养了遇事思考、勤于动手、善于沟通等多方面实践能力，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

由此可见，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二、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现状

（一）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优势

1.突显专业学科的特点。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更应该坚持贯彻落实“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的口号，而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是首当其冲的。农林类院校专业主要包括农学、茶学、林学等，虽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农林类院校也逐年增设了文学及理工类专业，但相较于其他院校而言，农林类专业仍是农林类院校的优势专业。在需要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服务的“三下乡”活动中，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能够学以致用，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来，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为服务三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农林类的大学生相对于其他院校而言，在学科专业等方面更有优势。

2.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对于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言，农林类专业学杂费用较低，并且奖助学金比例较高，因此，很大一批来自农村家庭的子女在升学时会选择农林类院校就读。他们大多不是独生子女，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相较于生活在城市家庭中的学生，他们更愿意走进基层服务农村，更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对农村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感。

3.拥有丰富的实践基地。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长期稳定有成效的开展下去，必须通过院校的力量与当地村委进行联系，通过定期开展活动加强双方的沟通，多方式地丰富实践内容。农林院校一般都处于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面积较大，在校园内或校园附近有许多农村社区，且具有一定面积的农林实践基地。这样一来，学生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同时也节省了活动时间。在“三下乡”活动开展的时候，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有机会进入有合作的基地进行实践，不仅能够方便管理，而且可以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活动当中。

（二）农林类高校大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不足

1.“三下乡”实践活动流于形式：一方面，目前仍然有个别高校对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期对学生采取流放式的管理，少过问甚至不过问，活动后期又急于追求实践成果的宣传，实则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三下乡”活动时间较短，在交通上费时费力，又考虑到暑期的特殊天气，学生走到实践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对实践的热情度早已降低。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不积极、不主动，大多流于形式，走个过场，实践过程中大多存在懒散、消极的状态，甚至存在很大一部分学生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在实践单位盖章，并未达到思想教育、培养综合素质以及促进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2.“三下乡”实践活动学生参与面不广。调查表明，参加过“三下乡”活动的人数较少，约有2/3的在校大学生没有参加过这项活动。由于暑期“三下乡”需要的活动资金较大，参与人员不便于管理，组织活动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各大高校或学院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不仅队数有限，而且每队人数有限，导致能够获得机会参与的同学寥寥无几。同时，为了在实践活动中能够取得一定成果，院校往往挑选一些成绩较优异或者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干部组成核心团队，而忽略了其余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时所需要的帮助与支持，这样就导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参与面较低的局面。

3.“三下乡”实践活动针对性不强。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强调实践与大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相结合，开拓一些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基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扫盲和卫生宣传上，要把扫文字盲和扫意识盲结合起来，把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结合起来，把送文化下乡和送文明下乡结合起来。而当前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由于缺少老师的指导，实践过于盲目，往往局限于只是挑选了一个较为简单普遍的主题，进行了粗略的调查研究，而没有根据所学专业进行针对性的实践，所以得到的调查结果对“三农”问题而言用处不大。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农林类高校大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不足，这样以后才能更好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三、改进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建议与思考

（一）健全保障机制，保证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健全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保障机制需要从制度、人员和资金三个方面落实。首先，农林类院校需要高度重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的教育意义，成立专项领导班子，每年拨付固定资金以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政府应该给予学校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让农林类院校能够扩大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规模，以确保更多大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实践中来。最后，院校也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与当地企事业单位联系，通过帮助企事业做宣传或学生进行自愿无偿服务等形式得到资金或物质资助，建立“共赢”的长期合作关系。

（二）加大指导力度，确保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由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地点各异、时间不一、形式多样等原因，对于参与实践的学生不便管理，因此，在鼓励学生参与实践的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指导工作，每支“三下乡”实践队伍都要安排指导老师。由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学生应进行每一阶段的成果汇报，在活动中如果遇到了专业方面的困难，可以及时与指导老师商量解决办法，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在实践中由于解决问题方式不正确而做无用功。有了学校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效果会进一步提升。

（三）发挥新媒体作用，增加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林类院校学生自身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存在误区，因为还未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学生对于实践的思考层面仅仅局限于参与之后可以给自己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好处，而不是自主地意识到社会实践对于自身能力会有怎样的提升。因此，农林类院校在平时的教学工作当中就要有着重点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宣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展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利用新媒体（微博、QQ、人人等）平台展示“三下乡”活动成果并分享学生的活动感悟，促进交流；举行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摄影、感悟等方面的比赛。以湖南省为例，政府利用近年来网络宣传发展迅猛的优势，已连续多年通过网络新媒体举行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等活动，不仅扩大了宣传社会实践的力度，相应的也增加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综上所述，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农林类院校学生发展以及“三农”问题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活动能够使学生对中国国情拥有全新的认识，改变其价值观，培养其主动走进基层、投身服务农村的事业中来。但是要使活动意义更加彰显，仍需要农林类院校进一步联合多方支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颉登科.农林院校社会实践与大学生专业思想教育[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3）.

[2]郭涵，郑逸芳.探寻具有农林院校特色的文科类大学生社会实践途径[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4）.

[3]任江林.深化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刍议[J].现代教育科学，2009，（6）.

第6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学环节

随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政策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基层将成为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之一。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发展前景广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需要一大批了解农村、熟悉农村经济，服务一线的专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但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现行课程体系明显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强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储备和咨询服务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一、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向的确定

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适应面广，富有创新精神，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从事农业企业或乡镇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具备系统的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类农业企业、村级、乡级政府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管理技能，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微观经济管理和服务的中、高级管理专门人才。

二、对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要求

通过近年来我们所作的调研，用人单位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外语应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敬业精神、诚信、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主动、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吃苦耐劳、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竞争意识、职业道德、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身体素质。其中最强调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

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学生要学习先进的思维方式，为培养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实基础。学生要能以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学生的素质和风格。要能以口头方式充分表达出所思所想，把自己的观点以优美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来。要能思、能说、能写，还要能做，要能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独立地解决问题，具备实践中的操作动手能力。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必须考取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涉农企业要求现在的很多岗位都必须是持证上岗，比如：搞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搞营销的要有营销资格证书，搞农村收购的农村经纪人员也要有经纪员资格证，从事企业管理的可考职业经理人资格等等。学生在校期间考取了资格证书，为今后从事某专业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三、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其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掌握知识的结构、学识的深浅和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方向及其能否顺利发展。对农业经济管理的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需充分考虑基础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科学配置，体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要求，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构建适应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培养所需要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置由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公共任选课三大部分构成（见图示1-1课程体系设置）。公共必修课包括思政课、语数外、计算机、体育、就业创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卫生与健康、安全消防、形势与政策等。公共任选课开设素质类课程，意在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个人修养。专业课分为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三部分构成。

四、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学内容的改革

农林经济管理是涵盖农业、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是以农业经济学为主线，重视经济学课程，轻视管理学课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企业逐渐成为接纳毕业生就业的主体，以往偏重于政府需要的经济理论分析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需求。对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作出调整，增加管理类课程的比例显得尤为重要。高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可设置的专业方向有：会计电算化 、农（畜）产品营销。专业核心能力为：农业经济调查分析及市场营销、财务核算技能。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课可开设：农业经济基础、农业技术经济、农产品加工概论、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经济法、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农村财政与金融、农业经济调查、会计核算模拟训练、市场营销综合实训、毕业顶岗实习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要加强新教材建设，积极选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科规划类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鼓励教师主编或参与规划教材编写，使课程内容充分反映学科的新发展、新要求。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强调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先进的思维方式，为培养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实基础。

五、教学环节和教学手段的完善

不断改革现有教学方法、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不同课程特点，合理规划每门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训的课时，宜实验、实训的就安排实验、实训，宜理论教学的就安排以理论为主，兼顾实验、实训。课堂教学推广以案例教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主要方式是根据农村、农业职能部门、企业具体实际，让学生自己去规划农村、企业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理论部分由教师讲授，由教师统一出案例题，学生课下自己找资料、去思考和设计方案，回到课堂上，教师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在案例教学中融入畅谈式教学方式，畅谈式教学使学生如鱼得水，让学生自己阐明观点，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案例的讨论，借助学生间的知识互补、信息刺激和情绪鼓励，形成良好的互动效果。案例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样学生就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住，通过畅谈，探索更好的答案。

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比赛、竞赛活动，例如开展演讲比赛，每个学年举行一次，要求以班为参赛单位，先在班内进行选拔组队，再在全系范围内进行淘汰赛，以提高学生的应对能力，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个人修养，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先进的思维方式，为培养创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实基础。

六、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建设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基地意义重大，选定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基地的依据，必须在农业和农村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民主建设等方面，选择有突出代表性的地方，作为选定建设实习基地的重要依据。另外，实习基地共建单位还应广泛包括涉农企业、乡镇政府和事业单位等等。

开展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利用寒暑假时间，要求学生深入到农村、企业和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并开展指导与评比工作，将学生成绩计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许玉清.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5（2）：31-33.

[2]韩玉志.我国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培养模式改革取向的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 2004，（11）：80-81.

[3]樊东，王晓云，赵奎军.农科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4，1（1）：18-21.

[4]姜大源：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理论、实践与创新[J].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李学锋：基于工作过程导向开发高职课程的"3343"模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年第19期。

第7篇：农村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范文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