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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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第2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今年，我驻点河市镇村。该村地处河市镇西南方向，三面环山，总人口余人，耕地亩，山地亩，主要种植柑桔、龙眼等农作物。年经济作物效益显著，农村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市场变化，农产品价格下滑，利润大幅度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多，农民增收困难。农业发展缺乏动力和亮点，现有的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结构单一、品种质量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日益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要求；受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的限制，当地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外部工业区建设难以惠及农民；农民增收缺乏支撑，规模较大的产品增产不增收，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缓慢，村里现只有两家小型鞋业加工场，经营困难，而相对优势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却未能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因观念陈旧、技术技能缺乏、就业信息不灵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向相关产业转移。具体分析如下：

一、劳动力就业格局

年，全村劳动力总数人，（劳动力指岁－岁从业人员，下同），其中：男人，女人。劳动力中，小学以下（含小学）文化程度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从事农业、果林生产人（其中从事水果场承包人），农忙在家从事农业农闲外出打工人，长期外出从事其他行业人。××年全村劳动力总数人，其中男人，女人，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从事农业、果林生产人（其中从事果场承包人）在村从事手工加工业人，农忙在家从事农业，农闲外出打工人，长期外出打工从事其他行业人。农村岁以上的农民，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未能掌握从事工业生产必要的技术或技能，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又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农民原来的收入都比较高，在开展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①年岁的长期外出人员中，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有一部分人员回村从事手工加工业。②××年岁，在家人员比较多，他们受家庭和农活的约束，又没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大面积转移，只能依靠技能的提高和本地企业的吸纳。）

二、农民收入情况

年，全村农民柑桔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柑桔总盈利万元。全村农民龙眼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龙眼总盈利万元。粮食作物、蔬菜、畜牧业，外出承包果林场等盈利万元，外出从事其他行业收入万元，全村农民纯收入万元万元，人均元。××年，全村农民柑桔产量增加到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柑桔总盈利万元。全村农民龙眼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担（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龙眼总盈利万元。粮食作物、蔬菜、畜牧业等盈利万元，外出劳工（含小商贩）等从事其它行业收入万元，全村农民纯收入万元，人均元。由于村主要农作物只有三种，没有相应的农作物深加工企业，农产品品种单一，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农民收入受市场价格变动大。加上农产品技术含量低，未能规模化经营，生产成本偏高，难以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出现增产不增收。此外，交通设施落后，也制约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生态型企业的入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全村农民收入来源情况单位：万元（①农闲时外出打工人员，因流动性比较大，其收入未能统计。②其它产业指外出劳工从事各行业的收入。）

三、劳动力转移动因

村农业属粗放型，农村品结构单一，质量不够精细，技术含量不高，难以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加上加入后，关税下降，农业保护垒壁逐步消失，国外农产品（如进口优质水果）冲击市场，国内农副产品的生产成本偏高，保鲜措施不足，未能形成农副产品产业链，导致销售时间短，市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有的甚至出现亏本，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迫使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为提高收入找出路。年外出劳务人员占总劳力的，劳务收入占劳动力总收入％；××年外出劳务人员占总劳动力的，劳力收入占劳动力总收入的％，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外出劳工人员不含在家从事手工业人员，收入也不含在家从事手工业人员的收入）

四、发展思路

面对村劳动力的就业格局调整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双重目标，发展社会事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当前重点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⒈抓好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工作，首先要做好农村闲置劳动力的调查工作，了解他们的年龄、爱好、文化程度、就业意向，工薪要求等；其次要摸清我区产业工人的需求情况，做好企业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桥梁作用，尽量培训河市工业区所需的劳动力，使农村劳动力在今后一至两年内在当地就业，（能减少住宿费用、伙食费用，又能关照到家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形成劳动力转移和企业稳定员工的双赢局面。

⒉积极研究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措施。目前村共有水田左右亩，每户平均亩左右水田地，许多青壮年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成本太高，同时也制约劳动力的转移。若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能降低劳动生产成本，把短期闲置劳动力转化为长期闲置，促使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也可先进行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土地集约经营的压力）。

⒊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共有山地左右亩，年产柑桔万担，龙眼万担，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但这些产品质量不高，精细不够，有的上市时间短，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今后要加大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和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指导，积极争取扶持政策，种植速生丰产林、野山辣、反季节蔬菜等农作物和水果高接改良，分散市场风险，努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水源保持能力。

⒋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村水源严重贫乏，现有的两个小五型水库存在渗透现象，每年万元的村财收入是难以解决水库的维修问题，今后需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扶持，解决水库问题。

⒌村距镇政府所在地约公里，生态环境优美，村级公路面窄，弯度大，严重制约农产品的外销，生态开发企业的入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每天人的学生和大量村民面临交通安全的威胁，要积极争取政府扶持，拓宽完善现有的公里公路。

五、意见和建议

要改变村的现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前提，乡村公路、农业设施建设是基础，大力引进各类企业，增加人气商机是关键，产业结构调整，推广订单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为此，我们建议：

⒈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要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取消歧视性政策，避免出现类似干部下乡“补贴”，农民进城“收费”，农村三级办学，城市包干办学的现象。其次，要大力发展工业小区，壮大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阵地，对吸纳和培训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企业，要给予扶持和奖励。再次要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出台针对入城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或解困房政策，把城镇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转化为常住人口。（购房农民必须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流用和集约化经营，低价转让农村旧房，有利于农村的整体规划和旧村改造）

⒉做好相关服务，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宣传力度，排除成年人学习劳动技能的心理障碍。其次，要充分发挥村、镇、劳动就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和劳动力情况信息，强化沟通协调，加速劳动力的转移。再次要做好劳动力的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利用敬德职业学校，选择好就业方向，采用校企联办的方式，积极培养农村初中毕业生，使他们具有技术技能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要针对富余劳动力的现状和企业用工的需求，采取镇村组织，劳动部门协调，企业培训，政府扶持的方式，做到边学边用，培养实用型劳动者。

⒊根据实际，积极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涉及到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结构调整，农业规模化经营等，是解决我区农业生产水平低、成本高、产品质量差、市场风险大的有力措施，是解决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重要方法，鉴于我区的现状，在符合区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将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放在山地开发，选择一至两个较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水利设施，山地给水灌溉，果树高接改良，产品结构调整，农业技术指导，实行多种经营分散市场风险，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积极引进扶持生态性开发企业，努力发展订单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第3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把产业定位确立好.选择和确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要眼睛向内，先把自己的“家底”盘点清楚。盘点的目的在于盘活，盘活则需要以战略眼光从不同角度去审视现成的“家底”，去谋划它的未来。近两年，我们对我县的国有集体企业资源、知名品牌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和领域全面盘点，通过盘点，从而找到了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县域经济发展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要跳出县域看县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营造县域经济发展新优势。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发展县域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也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只有突出个性，尽快培植出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影响力较大的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发展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既要对县情的一种梳理盘点、客观认定，也要面向国内外市场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选择。在发展主导产业上，必须坚持三点原则：一是培植特色产业要有韧劲，要像经营百年老店、打造跨国公司那样，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只争朝夕，不断推进。二是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求特”、“求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用世界的眼光、全局的思维来审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从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趋势中找准自己的特色经济定位。三是在选准“特色”产业的前提下，要千方百计促其扩张、裂变、规模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说到底就是要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而提高特色经济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使特色经济产业化，形成由几个特色产业为主导的县域特色经济构架，最终实现用几个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大发展。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紧紧围绕投入和发展这个主线，把起飞的平台搭建好（一）民营突破。把民营经济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能否有大的突破，关键是政府能否出台鼓励农民放心、放胆、放手、放开发展非公经济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好的政策平台。近两年，我们就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税赋、土地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使大批农民进入国企改革、城建、教育、卫生等领域，由此改变了固有的所有制经济格局，转变了经营方式，膨胀了民营经济总量。

（二）壮大园区。创办工业园，发展专业村、镇，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产业族群，促进行业、产业、产品之间优势互补和集约经营的好路子。我们按照“民营企业园区化、园区城镇一体化、乡镇经济产业化、特色产业规模化、产品质量标准化”的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县范围内形成了10个特色经济块状群体，这些块状经济群体的形成，不仅提升了各个园区和产业的经济运行质量，而且拉动和派生出其他产业，发展了配套经济。今年，县城工业园区要入驻20家企业，总投资要突破3亿元。

（三）开放先行。扩大开放，外引内联，是提速县域经济的明智之举和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努力做到：一是要把土地、资源、劳力、电价等比较优势的“王牌”亮出来，促其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民营经济的优势；二是要把特色产业的“王牌”亮出来，科学编制招引资规划，使客商因利动心，迎利而来；三是要把优良环境的“王牌”亮出来，使人们感到异地创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敢来投资、愿来投资、主动来投资。

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把求真务实精神弘扬好发展县域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必须增强四种意识：一是要增强大局意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事关全县大局，没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就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吃亏落伍，同时还会因一个县的落后影响到全市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我们绝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二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像我们这样县域经济相对落后的县份，再也不敢按部就班，必须瞻前顾后，超常规发展。三是要增强机遇意识。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向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正全面进入新的快速发展周期，这为我们进一步拓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了良好条件和机遇。失去一个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我们必须乘势而上。四是要增强实干意识。实干兴邦，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力戒空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一定要在全县上下大力弘扬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把压力化为动力，坚定信心，励精图治，同心同德，实现县域经济新跨越。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发展县域经济要真正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基本的方针。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发现，在各地的县域经济的推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偏差在于后起的县在先进的县考察过程中仅仅看到它的一些皮毛，看到了它们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它们增长的过程。比如他们学到要建大房产、要修大马路，却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用到这上了。所以我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说到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建设”是指社会财富充分利用的概念，不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概念。

第二，既然说要发展县域经济，就要实事求是，要以发展非国有经济为主的企业。不明确这一条，县域经济很难发展。因为我们县域经济一个最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在县里没有多少国有经济，以前的国资结构里面，县一级有多少国有经济？有也不归县管，比如银行、电力、电讯这些。既然没有国有经济，当然就要努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有的地方两者都不发展，县乡的财政却在增长，钱从哪里来？就只有加重农民负担。所以民营经济不发展，大言之，就是没有了县域经济、没有了县的经济支柱，小言之，它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级为不利。我们到浙江、广州去看，农民富的地方，县域经济繁荣的地方，都是靠民营经济为主导，打江山。不发达的地方，差距也是在这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领导还局限于依靠国有企业、财政部，“跑部钱进”，认为靠国家给项目的那点资金能把县域经济搞起来，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市场经济，财政支出要从经济里面退出，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国家审计的项目会越来越少，国家直接投资的项目会越来越少，这点县级政府一定要非常明确。

第三，发展县域经济一定有一个开放的活力的市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开放的市场，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不是说只想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还要不拒绝别人的东西进来。所以有些地方经常搞地方限制，限制他人卖啤酒，以为这样能把自己的经济搞好，保护自己的企业，实际是保护了落后，有朝一日害了自己。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开放的要素市场，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流动和重新优化组合，这是最关键的。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第4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0引言

 

农村的经济发展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保障农村的环境要从多方面进行加强。在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下，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愈来愈重要，只有从环境的问题上得到了有效解决，才能更好的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1 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三农”发展的问题

 

1.1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分析

 

“三农”的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在农村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加强就比较重要。农村的环境主要是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人工改造自然因素的整体，其中有诸多的因素，例如大气以及土壤等层面，在这些方面进行加强，就比较有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农村的环境加强保护，能够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发展要求，在农村的环境方面得到了保护对整个农村的风貌优化就有着积极作用[1]。

 

再者，农村的环境保护有助于促进新农村的生产发展，新农村的建设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和谐发展是农村生产发展的需求，只有将两者得到有效的结合，统一化的发展，才能真正保障农村生产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农村环境加强保护，是农村村容整洁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在这些方面要能得到有效加强。

 

1.2农村环境保护和“三农”发展的问题分析

 

从当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的发展现状来看，在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注重对农村环境的优化解决。当前农村的环境字各个方面都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其中的水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对农业的生产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水污染的严重性对农业的生产产量和质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农作物自身含有有毒元素，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2]。

 

再者，农村环境污染中的土壤污染也比较严重，以及草地的污染也比较突出。其中的土壤污染是对农作物有着直接作用的，由于农作物是依靠着土壤生长的，如果土壤的破坏比较严重，或者是土壤当中存在着有毒物质，就会直接作用于农作物上。还有是草地方面的破坏也比价严重，这样就会对畜牧业的发展带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农村的环境问题还体现在土地的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等方面，这就会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这些层面的环境问题，对农民的经济收入就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并且对农业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对这些方面要能得到充分重视，要能充分重视，并要找到针对性应对的策略加以解决。

 

2 农村环境保护促进“三农”发展的优化策略探究

 

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加强促进“三农”的优化发展，在策略的实施要从多方面充分考虑，要在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上进行加强。各地的领导干部要能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并要能够将带头作用得以体现，主动的对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深入到基层进行宣传。在宣传的方式上也要能够多方面的加以体现，可以通过广播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让农民能够在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技术的学习上有更深的认识[3]。

 

再者，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的优化实施，还要能够充分证实环境保护的监督机制的完善。从制度上进行规范，让每个农民都能够在环境保护的工作上做出自己的努力。还要能实现新农村和新环境的发展目标，构建环境保护的完善体系，将环境保护卫生以及综合管理等系统得到有机的整合发展。

 

另外，对农村的生态环境系统进行有效优化发展，这就需要能够对新农村建设的资源开发和环境容量两者得到有机的结合，将生态平衡这一问题得到充分的重视。再有就是要能够对农村的生态配置得到优化体现，要能将环境保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如此才能真正的保障农村环境的良好发展[4]。要能对农民生态权益方面进行改善，加强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深化认识，政府的职能作用发挥要充分，并要能在环境保护的资金以及技术的投入上要能得到充分。这样才能真正的保障农村环境的良好发展。

 

3 结语

 

总而言之，对农村的环境保护的措施实施，要能从多方面得到有效加强，只有从环境上得到了有效保障，才能有利于农村的“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此次主要从农村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以及重要性等层面进行的分析，然后结合实际探究了问题的应对策略，希望对实际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5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不到位农村改革制度后，由于合并等的原因，工作人员减少数量较多，使得专门从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人员减少，导致了监管力量的严重匮乏。

(二)各部门农村集体“三资”监督不力司法机关、纪检机关等监督十分乏力，群众监督流于形式，使得民主管理意识淡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不到位，不能切实为农民群众着想。

(三)思想认识不足，人员素质欠缺思想上不重视导致了农村领导班子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偏差和错误。有些工作人员不熟悉财务相关流程和制度，严重阻碍了监管的有效进行。

二、加强“三资”监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职能和责任划分明确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中应有的职能。其中，村委会是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主体，上级党委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组织者，财政部门主要对农村集体“三资”实行财政指导和监督职能，而审计部门则是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检查的主要部门，像是违规违纪等行为都要确定部门职责予以监督，这样职责明确有利于统筹协调之余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模式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决定了基础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对那些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较好，制度规范和民主机制完善的农村区域可实行“自管模式“，这样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上级主管部门可实行必要的监管、服务和指导职能，以确保三资监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区域可实行“代管模式”，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服务，代管农村集体“三资”，但是代管职能必须是在履行民主程序后，村民自愿进行的，应签订代管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细则，防止挪用以确保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界定农村集体“三资”范围，充分了解现有状况资金上，应该由各个相关部门合理组成领导小组，对农村集体“三资”进行全面的，广范围的清理核实工作。将有关补助补偿、集体租赁和经营收入等资金管理项目纳入核算范围，严禁挪用、私存等弊端的产生，真正做到及时结清，台账清晰的要求，确保其真实完整性。资产上，应该将集体的房屋、建筑、设备设施以及集体无形资产等纳入管理范围，进行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产在使用、处置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账实相符，权责明确。资源上，应该将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水域等所有资源纳入监管范围，将资源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源名称、经营方式以及合同的相关情况，以便在农村集体资源流转等各类情况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他债权债务管理上，应该尊重农村集体经济原有和现有的复杂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清理核实相关的债权债务情况，将由于各种原因未纳入核算的依法纳入核算，对已经完结的或者账实不符的债权债务以及坏账，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处理。通过以上清理核实逐步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状况，摸清家底，有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展开和实施。

(三)建立健全相关监管的制度规范1、应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的民主监督机制投票选择代表组成村级理财小组，村里的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等相关证明和原始凭证必须经过村级理财小组的集体审核后才有效，然后入账。较为重要的或者重大的事项由村民代表民主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对集体“三资”范围内的财务状况、设施建设等事项进行及时地公开透明。设立监督意见箱，及时掌握农民群众对工作的意见或者建议，并经过讨论通过根据有益的建议及时调整工作，建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联合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相关制度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等相关交易行为，应该经过专业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评估并且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确保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招标投标等。集体经济相关交易行为成交后，应该立即签订正规统一的书面合同，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将合同以及相关材料归档保存，上级主管部门和村民代表应该做好后续的监管工作，将所得收入纳入集体，并且定期公开账目。3、是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机制提高对农村的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引进青年大学生等到村任职充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队伍，加强与管理相关的各级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相关知识输送，培养和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质高管理水平的队伍。要积极研究开发集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电子化、信息化，以达到全面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第6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一、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表现为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村向城市倾斜,国家以隐蔽的价格形式(即“剪刀差”)、税收方式及储蓄方式从农业提取大量剩余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有关部门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里,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经营的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同时,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有所改观,可供农户分配的财力大幅度增加。但是,国家分配政策调整的另一方面,却是减少了财政对三农的支出比例,造成财政支农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1.财政支出中支农投入的比例趋于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预算内,下同)的绝对量从1991年的34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691亿元,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整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从1991年的10.26%下降到2009年的7.66%.其中,1998年支农支出比例提高到10.69%,这是因为1998年国家增发1000亿元债券中有350亿元用于与农业相关的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区建设移民建镇和水利枢纽工程等,但实际上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亿元.

2.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农业GDP在整个GDP中的比重

从图2可以看出,财政性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般只及农业GDP在总GDP中比重的1/2到1/3.也许有人会说国家税收中来自农业的也就一般在4%左右,但须知农民对财政的贡献还有乡镇企业纳税,这一块占到国家税收的不小比例。以2001年为例,农民通过农业、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就占国家税收的18.7%,高出当年财政支农比重13.6个百分点,上交的金额达2352.7亿元,多出财政支农支出金额1388亿元.

第7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1.1社会发展遗留问题多

（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留守农村务农的农民少而散，所生产的农产品比较分散，生产种植集约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农产品由分散的农户提供。

（2）城镇居民利用周边空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产地来源复杂，有的是垃圾场、化工厂、污水沟附近等不宜农产品生产甚至有害场地，产地严重不符合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由此可见，“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控制态势严峻，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履步维艰。

1.2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但乡镇及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尚未健全，村级追溯工作尚未启动。

1.3认识不深入，缺乏主动参与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利益相关主体，即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都对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甚至从来没有关注过，“小散”农产品生产者更谈不上。特别是城镇周边的小散农产品生产者为了赚取利润，在拆迁后的废墟上(垃圾场、化工场地)生产农产品，毫无意识场地金属及其他有害物质是否超标，甚至使用速效化肥农药，快速生产农产品后未经任何检测就进行市场销售。部分消费者误认为，这类“小散”农产品是农民自己种植的，理应是“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完全扭曲了“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真正含义。曾有国内调查研究反映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度很低，而支付意愿则更低。这直接导致农产品生产者都不愿意参加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因为参加追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而追溯后的产品价格没有明显差异，最终导致利益相关主体缺乏主动参与性。

2加快“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

2.1进一步拓宽监管渠道，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小散”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监管，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拓宽监管渠道，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建立区县1镇1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服务体系，上下协调联动监管。目前，区县监管体系已建立，应着重建立镇、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服务站，充分利用属地管理原则，落实相关责任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并与培育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有机结合，做好属地管辖内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常态管理和源头管理等相关工作。

2.2多途径、全过程采集相关信息

多途径、全过程采集相关信息，做到农产品有“证”可出，确保农产品有溯可追。

（1）实施产地编码，建立源头数据库。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机构，要对辖区内各乡镇、村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制定统一规范的产地编码，建立与本地区相适合的条形码标识规范。镇、村级追溯监管服务站做好辖区内的农产品相关编码的登记工作，全程监督生产者规范使用条形编码工作，确保源头数据库的真实性。

（2）建立数字档案，掌控生产全过程。按产地编码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按照生产标准和规范，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并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农事信息。

（3）狠抓质量检测，实行追溯制度。利用镇、村所属地检测室对每一批次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建立农产品质量检测档案。

（4）严控流通环节，不留死角。严格控制收购者如实记录农产品产地、生产者及生产日期等相关信息，进入批发市场时并按规定逐一登记、标识，以便农产品有“证”可出，有“证”可入。对于辖区内收购、辖区外销售的农产品，在出境之前及时登记并发放产地信息标识码，以便农产品有“证”可出。

2.3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度

相关利益主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知度和实施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加大宣传，提升相关主体的认知水平，确保他们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生产，才能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利用镇、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服务站，积极引导“小散”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度，严格实施追溯制度，有望实现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

第8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第9篇：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水土保持;“三农”问题;农民创收;解放劳动力;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如何选择最经济、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农”问题突破口,专家学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观点。论文百事通(1)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经济策略;(2)发展县域经济与小城镇建设;(3)确保农民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策略;(4)增加农村投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5)以新农村为契机解决“三农”问题。

本研究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镇化),根据中国现有国情,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并可能将自始至终伴随着社会安定问题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虑过远,要么一直在围绕着经济,却极少的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水土保持将可能成为山地丘陵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不仅能够发展农业现代化、解放富余劳动力、促进城市化进程,并且保护了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三农”问题

在生态脆弱的山地丘陵区,“贫穷”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投入长期不足,农业技术停滞,造成了农民教育、技术和经济的“贫穷”,农民剩有的财富只有土地,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农民只有扩大开荒面积,增加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然而,由于生产技术难以保障,土地贫瘠,人口压力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贫瘠,人民只得再次扩大生产面积,形成“广种薄收”的局面,导致“贫困-人口压力-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2水土保持是中国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特别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垦,草原的超载放牧,乱砍滥伐,森林锐减,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乱采滥挖,对地貌植被的破坏,人为加剧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生态功能衰退;泥沙淤积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险情的局面,给防洪保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水土流失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头号环境问题。

2.2水土保持提高农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人口环境容量,使群众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安居乐业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程,将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成为“富民工程、生态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对对2003-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项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7省(自治区、直辖市)45个项目区、57个县。3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区年均土壤侵蚀总量减少1227.99万吨,年粮食总产增长41747.4万公斤,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9877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逐步实现“两改一变”(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改单一农业经营为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变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一项有效途径。有机结合生物、工程、农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实现农田增产增收,经济持续发展。2002-2006年实施的黄河水保生态工程乌兰察布市项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018.8hm??2。项目区累计治理程度达到54.09%,林草覆盖率达到39.58%,减沙效率为47.1%,保水效率为21.6%,水资源利用率4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亦即农业现代化过程。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安定人民与酷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战严寒,修梯田,积累了丰富的梯田建设经验。截至2006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梯田10.26万hm2,农村人均0.26hm2,基本农田达到12万hm2,累计总投资约6.3亿元(国家投资1.2亿元,群众投劳折资和自筹资金5.1亿元),投工1.23亿个,移动土石方6亿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实现了大旱不减产,小旱保丰收。梯田建设促进了马铃薯、畜草、劳务三大产业的发展,农民年人均从马铃薯种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劳动力7.8万人,年人均实现劳务收入780元。

退耕还林工程是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中涉及面最广、投资额度最大、政策性最强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力争25°以上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对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农户家庭调查显示,2002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比刚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2000年减少了13.7%,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从原来的80%下降到69%,农业中减少的劳动力主要流向建筑业,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非农行业。1998年以及2003年数据对比,与退耕前相比,全县总人口增加了0.76%,农业人口减少了0.1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了20.67%,这说明退耕还林对人口资源的分布产生了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丽明,赵敏.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5):4245.??

[2]宋亚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J].江汉论坛,20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