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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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第2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明初海禁政策　基本国策　朝贡贸易　朱棣　新发展　商舶贸易　趋势

一、明初对民间的海禁政策和政府的朝贡贸易

明初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防止窜踞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勾结倭寇侵扰，危害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因此，在对外贸易上，一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人海”，“海滨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了凡“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与海外诸国相处，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实行和平友好的朝贡贸易，借此“通夷情”“羁縻”海外诸国，“怀柔”远人，消除“衅隙”避免引起侵扰边疆战争的目的。

明朝的朝贡本身就是一种贸易，因为每次朝贡，明政府照例依据朝贡物品偿以相当的代价。但多数朝贡国家并不以为满足，他们的贡使或附带的行商，常常运载大批货物前来互市，进行民间贸易。但当时的朝贡贸易是在明政府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不是朝贡国家“即不许其互市”。明初载在《黄明祖训》允许朝贡的国家，计有：真蜡、暹罗、苏门答腊、古里、锡兰山、满刺加、爪哇、日本等15国。这些朝贡国家的仪式和手续相当繁琐，贡期、贡道和船数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携带勘合、表文、号簿，市舶司与之对号簿，并验视表文方物，皆无诈伪，才准人贡。管理朝贡和贸易的机关是市舶提举司，朝贡者运来的物品，除贡品外，其余货物运到京师的，由礼部派员监督，在会馆开市；运到市舶司所在地的，也可以互市。互市日期一般仅三至五天，惟朝鲜、琉球不拘限期。互市时，主要实行“给价收买”的制度。互市前由礼部申告商民，不许携带军器、铜铁器等违禁货物与外人贸易。由此可见，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因负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再加上市场狭小，至洪武术年便衰落了，出现了“诸番久缺贡”“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的现象。

二、朱棣时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新发展

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已经基本好转，出现了“府藏衍溢”的物质条件，加上宋元以来造船航海技术的发达，已为发展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明帝国从此走上巩固和繁荣阶段的标志。在国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和明朝进行商品交换，扩大贸易范围。史称：“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在这种形势下朱棣出于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一方面重视朝贡贸易，另一方面派遣郑和下西洋，扩大和加强与海外各国的关系，也极大的促进了朝贡贸易的发展。

朱棣基本上继承了朱元璋的朝贡贸易政策，只要采取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放宽了“祖制”的一些限制。如海外各国，只要是来朝贡的国家，都一律欢迎。对“祖制”认为是非法的一些贡使进行的贸易活动，也加以默许。至于对各国来的贡使和随同人员，从登陆口岸到京城，从京城到出口国，沿途食宿交通马匹船只之类，都由政府供应，市舶司派员护送，为了“怀柔”远人，实行“厚往薄来”的方针，回赐优厚，对贡舶附至的货物，仍旧不征税。

朝贡贸易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组织管理机构的加强。永乐元年，恢复了泉州，宁波和广州三市舶提举司；并分别设置来远驿、安远驿、怀远驿站，专以款待外国贡使及其随从人员。同时，又派内臣提督，大大加强了对朝贡贸易的管理；其次表现在朝贡贸易制度的完善上。比如实行“博买”制度，外国贡献的物品由政府出卖，“贫民承令博买”交税后转售民间。另外还有“牙行”制度，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的商行，作为买卖的中介，评定货价，维持秩序，主持公正。这些制度的产生，填补了朝贡贸易下商品流通的环节，使朝贡贸易制度日臻完善。由于朱棣采取了这些招徕的措施，从而使朝贡贸易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

三、明中叶海禁政策开放，商舶贸易的发展

明中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国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增加了，这样一来，更加推动了海外贸易的新发展：朝贡贸易走向衰落，商舶贸易得到发展。

商舶贸易是指海商私自造舟出洋贸易和私人在东南沿海的“通番”贸易，这在海禁时期是非法的贸易活动，但明中叶后逐渐增多。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僚地主也勾结商人，伙同进行海外贸易，甚至勾结倭寇造成明代倭寇之患。再加上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因此，明朝再次重申严厉的海禁政策，封锁沿海港。断绝海上交通，停止一切外事活动。打击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侵扰，捍卫国家，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因此而厉行海禁政策，却是一种消极的闭关主义的表现。许多官员比如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就主张开放海禁。明朝政府在倭患大体平息的情况下，为了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便于1567年。准许“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随着海禁的开放，明朝政府又建立了对贸易的新的管理制度：出洋贸易必须领取“引票”即通行证，及特许金“引税”，同时税收制度改为饷银制，征收水饷、陆饷等，关税征收货币，这也是明代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是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反映。

第3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政策 对策

一、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

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赵细康.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2003.

第4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05年年初，美国财长访华，又一次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升温，国际社会又一次紧紧的盯住了中国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体，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金融为基础的汇率开始的，最终延伸到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各个层面。

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推定

1994年，人民币停止贬值，稳定在了对美元873：100的位置上，而随着各项改革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的速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及利率的下降速度，因此导致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在根本上，中国十几年来的贸易顺差使人民币升值潜力增加。

为了建立汇率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我们引入两个模型：首先引入偏差系数K，它是调整后的实际汇率与用货币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的汇率的比值，因此K=调整后汇率/PPP系数=PPP法计算的人均GNP/汇率法计算出的人均GNP，K与GNP的关系，然后再用乘数关系计算GNP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首先我们用计量方法计算K=β1+β2GNP，通过计算可以得出 K=3.69-0.0002Y 2000≤Y≤14000

K=0.9 Y≥14000

外贸对GNP的依存度=外贸额/GNP

可以看到，在2003年，对外贸易额对生产总值的依存度已达60%，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依存度从整体上来说是逐渐增大的，只有1994年不正常的突然增高，这是由于当年人民币汇率被高估所引起的，由于这不是对外国的过度依赖，而是没有考虑来料加工等增加附加值产品进出口，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将会保持在这个位置，由此可以计算对外贸易额对偏离系数的依存度，将60%Y=X代入上式，K=3.69-0.0002*1.67*X，因此K=3.69-0.0003*X，可以看出，对外贸易额每增长1000，K值就下降0.3，因此增加的对外贸易额会使汇率下降（间接汇率）或者说使币值上升，汇率P=K*PPP法算出的汇率。

由此就能看出贸易总额与汇率的定量关系，并且GNP对对外贸易的净出口额有反作用，对外贸易额的增加（指出口与进口额同时以相思比例增加）一方面使GNP提高，进而使得货币有升值的压力或升值，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升值，将使出口产品的成本提高，导致出口与进口额相反方向的变动，使得GNP降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需要对外贸易额的增加，才能引起一系列变化，这里开始时贸易额的增加是外生的，当我们认为开始时汇率的下降是外生时，可以看到，汇率下降，将首先导致出口产品的成本提高，进而使出口与进口额相反方向变动，使GNP降低，或增速减缓；但同时向出口部门流动的资本和劳动力就会流向进口部门和生产部门，产生对内投资，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使GNP提高。因此汇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以及对对外贸易额的影响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中国对外贸易实践中，可以看到汇率波动对不同行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如图所示，中国最大的净出口产品是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汇率的下降在国内市场方面对进出口额相近的产品影响比对进出口额相差较大的产品的影响小，我们发现，大部分商品的出口都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即低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以及手工制品，而进口的除了工业原材料外，有很大一部分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虽然像图中显示的那样，进口与出口的机器等设备价值相差不大，但产品种类与附加值高低有很大差异。很明显汇率下降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会从净出口最大的纺织产业开始。逐渐波及到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对整个中国产业带了一次冲击。

应该意识到，这种冲击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着技术进步，这种货币的升值，将导致流向出口部门也就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金就会流向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会转向投资国内市场，当货币升值后，资本就会寻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进行投资，使这些产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改革，增加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这是伴随着汇率下降产生的，在对很多产业有巨大的冲击的同时，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来说还是有益处的。

如今进行汇率稳步的调整，正是一个带来最小冲击的时候，因为由于中国加入WTO，关税的下降已成为必然，而外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也在同时下降，在这个时候对汇率进行下调，对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外的价格可以不造成或少造成影响，以顺利的使人民币逐步升值，而由于进口商品的降格降低（汇率下降以及关税下调）使得进口商品的供求出现新的平衡点，使一部分出口产业投资流向进口产业，以增加资本品的购入。在汇率调整阶段，由于投资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中国三大产业的比例调整也可以同时进行，由于贸易品出口受阻，非贸易品的投资与生产必然加大，第三产业也可以得到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达到国际水平。

人民币调整的相关政策使用

政府在汇率调整的时期应该有三方面政策：

1、开放国际收支账户的资本账户，汇率调整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按照市场规律波动，不会造成效率损失。不过资本账户开放使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效，因为外国短期投机者会根据利率高低来对人民币进行买卖，进而影响汇率。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放任发展，而是要进行资本的控制管理，以防止人民币升值时的套利行为。

2、 政府对本国投资的引导，如果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进入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那么汇率的下降对中国的冲击将只是暂时的，而且将会带来更高更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这种投资也不是盲目的投资，顺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不是单纯的指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而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变化将会促成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

第5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该法案宣布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基石。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积极策划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建立霸权地位，从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各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为此，美国提出“贸易自由化”口号，首先倡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简称ITO)，把它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重的，专门协调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国际性组织。

1946年2月，经美国提议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筹建该组织，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草案。在《国际贸易组织》起草的同时，同样是在美国的提议下，1947年4月至10月举行了由23个国家参加的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议及制订了减让表，共涉及45000项商品。为了尽快获得关税减让的好处，参加国把这些协议与国际贸易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 从GATT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GATT建立以来，从194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促使缔约方的进口税率不断下降，也集中体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转向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服务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GATT的前七轮谈判的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迫切地需要将自由贸易的一般原则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1986年9月总协定缔约方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决定发起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开始极力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应运而生。GATS首次确定了有关服务贸易规则和原则的多边法律框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服务贸易更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美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一。其中进口额为182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13.7%;出口额为251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8.8%，服务贸易顺差达649亿美元。

3.失败的“千年回合” WTO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酝酿着新一轮谈判的准备工作。在1998年于日内瓦举行的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中，各成员方开始就如何发动未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展开讨论。当时，美国由总统克林顿亲自督阵，向会议派出了 包括10位部长级官员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团。克林顿发表了长篇演讲，为新一轮谈判提出框架，并为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定下基调。美国希望借助西雅图会议在美国举行的天时地利，主导WTO的会议进程，增加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有利的新议题，如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商业腐败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图会议召开，启动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新一轮谈判，称为“千年回合”。

美国力图把新议题的重点放在美国最具有优势的领域，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特别是对其具有较大优势的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领域更为关注。此外，美国还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电子商务和WTO的体制等问题表示极大兴趣，而对投资和竞争政策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谈判竞争政策问题，只是希望WTO继续研究。虽然，西雅图会议最终在抗议的声浪中黯然结束，计划中的新一轮谈判也以流产而告终。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来世界贸易的某些发展趋势，美国的建议更是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写WTO规则的背离 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以GATT/WTO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与WTO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全吻合。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时它所需要的是用贸易自由化来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可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世界逐渐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演变，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

1971年，美国终于在维持了80多年的贸易顺差之后出现逆差，受到进口打击的有关行业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代表相应地区和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也不断向国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虽然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仍然强调战后一直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的措施。这期间通过的两个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582%。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以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局部的胜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了双边互惠主义，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解决贸易争端与冲突;同时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来获取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利益。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都证实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一转变。其次是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强调对等的互惠待遇，强化其贸易法的自我保护性和主动性。事实上，美国判断国际贸易是否公平的标准是看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在竞争优势能够充分体现的领域，“公平贸易”就等于“自由贸易”，在实力不对称的领域“公平贸易”则被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美国的这种与WTO规则不符的贸易政策集中体现在其国内立法中。

l.不公平贸易法 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下面仅以反倾销法进行说明： GATT的第六条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反倾销条款。其对倾销的定义是：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并因此 对该国领土内已经确立的某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某一产业的兴建产生严重的阻碍，即构成倾销。进口国可以对倾销的商品征收数量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然而，美国的反倾销法的定义与其并不一致，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定义，当商品以低于公平价值(Less-than-fair-value)销售时，倾销就发生了。这里对公正价值的确定与GATT/WTO中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进口产品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一个单一价格被认定是小于公正价值，就可以被判定为倾销，而作为参考的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必须是平均价格。例如，出口国国内平均价格是95美元，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为从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价格为95美元)。依照美国法律，仍有一半(价格在95美元以下的)产品可以被认定为以低价在美国倾销。

其次，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该类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不具可比性的，应找第三国作为参考。例如在对中国实行反倾销时，美国通常选用印度作为参考国。印度的产品在特性上、质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国产品。这种替代国的做法无疑有利于美国任意使用它的反倾销技术。 2.201条款 201条款，即“保障条款”或“进口救济法案”。按照美国的201条款，如果国内行业受到由于进口增多而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或威胁，可以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实施补救性措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确认进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损害。如果委员会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就会向总统推荐实施紧急性的补救措施。美国总统决定是否实施补救性措施。201条款比美国通常使用的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在运用上更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不必顾及出口国方面，不用调查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是否公平正当。例如，在运用反倾销法时，美国需要证明出口国的产品其国内价格高于对美的出口价格，而如果使用201条款，就没必要进行类似的调查，只要美国国内声明受到了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能够确认损害是由于进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这更加体现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色彩。 2002年3月20日，美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正式启动。按其规定，美国将对钢材、长板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8%至30%不等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进口钢铁施加的最严重的一次贸易限制，也是对WTO贸易政策一次新的背离。

3.301条款 301条款正式成文于1974年《贸易改革法》。此后，该条款又历经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1994年WTO协定正式生效前国会修正案所作的多次修改。因此，目前所谈及的“301条款”，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指的是经修改后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1-1310节的全部内容。301条款包括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后两个部分是一般301条款的变种。301条款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信，美国依据任何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外国的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贸易协定并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和限制，则美国代表必须采取行动，以实现美国依照贸易协定所应享有的权利，或消除上述立法、政策或做法的影响。就其核心而言，301条款下的措施完全是基于美国对外国有关贸易立法和做法的单方面评价，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考虑业已达成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严重地违反了WTO规则。虽然WTO规则的完善有利于遏制301条款的实施，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第23条“加强多边体制”明确禁止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方，就他方是否违反WTO下的各协定义务或者减损本方应享有的权益，寻求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确认或救济。

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美国无意放弃这一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武器，更不会因为WTO的规定而将此条款予以废弃。 三、小结 总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同WTO贸易规则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点，产生了同WTO规则的背离。美国不仅在同WTO规则保持一致时获得经济利益，也在与WTO规则发生背离时获得了它期得的经济利益。例如，2002年5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农产品补贴法案，决定未来的6年内将农产品补贴增加67%，对农产品的津贴增加金额多达19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WTO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原本就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再增加补贴，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将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其他各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虽然美国最近连续出台了几项带有浓厚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如钢铁限制措施和新农产品补贴法，固执地对WTO规则采取了背离的态度，但它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趋势。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仍然是自由贸易，这是与WTO规则相一致的。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来看，单边主义和保护贸易不可能成为控制政府决策的主导思想。而且，单边主义的主张与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的客观趋势相炸，其极端利己性已引起其他国家的严重不满。在世界经济和市场日益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美国经济已经完全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可能完全“向后转”，回到孤立的轨道上去。所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对WTO规则的背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两者必将保持一致。 四、思考与启示 1.正确认识WTO 半个世纪前，当GATT刚刚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约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加强，到1995年WTO成立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成为WTO首批成员，到WTO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时，发展中国家已达96家，占所有成员总数的4/5.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WTO看作是发达国家的工具和“富人俱乐部”。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WTO是中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WTO规则为自己说话。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GATh就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目前WTO已有135个成员国(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股正在形成和壮大的力量。1999年底WTO西雅图会议受挫，“千年回合”夭折再次证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会议的失败也为富国敲响了警钟，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积极参与WTO 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努力谋求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上，美国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没有人相信，在美国挥舞301大棒，要求对方单方面开放市场的时候，美国是出于利他的理由。历次多边谈判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出于担心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况而被动参与谈判进程的。“被多边贸易体制裹挟着前行”应当是对发展中国家状态的一个较为准确的描述。因此，被动的政策选择显然不能等同于主动的政策导向，而且二者是否已经发生转化或者发生转化的条件更是需要深入考察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学会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在WTO体系中积极地参与并且表达自己的贸易主张。

第6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出口退税；对外贸易；促进；发展

出口退（免）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出口货物在报关时免征国内或区内间接税和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或区内生产、流通或出口环节已缴纳的间接税的一项税收制度。出口退（免）税是为了平衡税负，使本国出口货物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货物具有相对平等竞争的税收条件，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扩大出口创汇。目前，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加入WTO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自由空间相对缩小，在一定范围内出口退税可以成为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通过对外需的调节而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这样出口退税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励外贸出口、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发展时期（1949—1957）；停滞时期（1957—1978）；初步恢复时期（1978—1983）；形成时期（1983—1994）；建立与调整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之出口退税政策进入建立与调整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当年依据国际惯例，中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17%和13%的政策；对从小规模的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6%的政策。出口退税和零税率政策执行不久，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即由原来的17%和13%下调到9%、6%、3%，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2007年，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连续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从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中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出口退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手段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是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响，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地震。为尽量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上调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一）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从2008年下半年起，已经连续六次提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关统计显示，出口退税率提高后，中国实际办理的出口退税明显增加，不仅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部分调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还表现出跌势趋缓的积极现象。

（二）出口退税率上调的积极作用

1.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了解，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即可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获得76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额。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和11月，国家先后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2个和1个百分点，很快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形势就得到好转，2009年1月在工业出口下降了17.6%的情况下，纺织工业出口却能基本与2008年持平，仅下降0.2%。此次将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提高到16％，对于相关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将带来实质性利好影响。

2.配合产业调整规划，提振企业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实现小幅加快增长。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纺织纱线、纤维和相关产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长0.4%，服装及衣着附件和鞋类出口12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0.9%和23.6%，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扬。200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为了配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在之前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增加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的办法来减轻负担。因此，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中国主动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困难，恢复出口企业信心。

（三）出口退税上调的局限

1.出口退税率上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退税率上调对出口来说只是一个短期利好，并不能彻底改变外贸形势，因为中国进出口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大幅缩减，企业出口订单锐减。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迅速调整产品出口方向，将出口方向从欧美日转向南美等国家，有的企业也确实已经重新拿到订单、开工生产，似乎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税上调后，很快就会收到外商提出降低产品报价的要求，导致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政府补贴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税率实际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税率再上调的空间已非常小。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公平贸易政策出口产品零关税的内容，企业出口退税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业人士和专家都表示，希望将出口退税率一次调整到位，甚至有些行业可望与国际接轨，实现零税率。但是在经历了近一年连续六次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高，大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继续上调空间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税率上调可能使贸易出口摩擦抬头。国际贸易对一国进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影响了一些国家国产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抬头。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滑辊和铝箔产品，发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利害关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该局表明立场。2月份又传出消息，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认为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属市场导向行业，并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为使中国尽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困境，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一）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

中国加入WTO后，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到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们在享受世贸成员权力的同时，也将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税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定主义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税法中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立法级次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也使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在中国经济已驶上高速发展道路并已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这样的税收法律级次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落伍。不仅退税资金长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税管理各个地区也自成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外部不规行为，使出口退税管理失去了统一性和规范性，也使中国出口退税难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扭曲，产生负效应。另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了出口骗税的屡屡发生。出口退税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手段，而外贸出口又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税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国税收基本法的进程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出口退税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退税外部环境，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将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认真、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迫切需要。

（二）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消费地课税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也鼓励各国通过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办法实现自由贸易，并且强调各成员方不得将出口退税视为出口补贴。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对出口商品退还已征的国内商品税，但是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退还。这就给各国处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国内商品税留下了较大自由决定的空间，即各国可以自行确定退税的程度，如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甚至还可以不退还。税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优出口退税理论就是研究在不违背经过国际协调的国内商品税课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税能够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是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倒数，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低，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出口征税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反应越差，那么其需求数量变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国将出口征税转嫁给国外，这样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高（最优出口退税率越低）。反之，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低（最优出口退税率越高）。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无限大，本国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无法使外国消费者接受更高的价格，出口征税只能使本国的福利减少，此时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应为零（最优出口退税率为国内商品税征税率）。

从中国出口产品的性质上看，很多出口产品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弹性比较大，只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甚至占有垄断地位，需求弹性很小。根据最优出口退税理论，考虑行政管理和实践的可行性，确定中国出口退税程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大多数产品实行完全退税政策；对少数国外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如工艺品、土特产品和稀有矿产品等实行不完全退税或不退税政策。

参考文献

[1]李时凯。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率[J].税务研究，2009，（1）。

[2]谷永芬，吴倩，陈文勇。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8，（8）。

[3]陈旭。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7）。

[4]程晨，曾繁银。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以黄山市为例[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3）。

[5]佚名。4月1日起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N].中国税务报，2009-03-30。

[6]武长海。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其对策[EB/OL].新华网，2009-01-20。

第7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现状；政策；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而言，对外经济贸易的作用不容忽视，只有积极融入到国际贸易当中，才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获取稀缺的资源、设备以及技术等。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

（一）发展的机遇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对外经济贸易自由化一直都是国内倡导的重点，这样有利于双边以及多变贸易体系的完善。在对外服务经济贸易上，大幅度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二）面对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使得贸易摩擦与国际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究其原因，第一，各个国家一直以来都需要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政策与体制方面，国内无法保持其达到完善的地步，从而出现了一些贸易摩擦。在全球经济化的推动下，想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就需要对国外诸多因素加以考虑，同时，再针对自身问题作出调整。另外，国内当前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还采取的粗放型增长，这样对于环境、能源方面的运用都会产生矛盾，容易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建议

（一）做好多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完善

对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我们都应该深入做好其市场的开发，建立自由贸易区，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质检的经济贸易来往，做好对其市场经济的研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拓展在拉美、非洲以及中东等区域国家的进出口市场份额。另外，从国内的发展出发，为了确保自身的建设作用能够在谈判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融入多边经济贸易的谈判

中去。

（二）做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出口产品结构的建立完善，不断地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才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于产品出口当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也需要积极推动其发展，并且将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致力于开发的关键点，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方式，推动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资源可持续发展，降低环境成本

为了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开发绿色产品，降低环境成本也是不可缺少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在对外贸易经济领域当中，为了适应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朝着效益质量型的方向发展，避免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对策

（一）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需要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

在战略方面，出口导向是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目标，但是，如此的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却无法带来利益与对外贸易数量的同比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经济贸易的竞争力也会产生

局限。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国，其经济结构还无法达到经济贸易强国的水平。这也就要求了国内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需要朝着平衡型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才能够就解决国内资本、资源与技术方面的缺失；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与强化，我国也逐渐地增强了对世界各国的竞争性与依赖性。因此，想要将竞争优势体现出来，就需要将自己的竞争优势作为主要的导向，能够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增加。

（二）优化升级产品结构，加快产业集聚

对于国内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增长，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是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集聚、沟通与信息的传递，同时，对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强化竞争，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都有着直接的作用。目前，由于国内产业化集聚还无法达到较高的要求，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使得企业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都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所以，在机遇与发展并存的时期，对各类产业采取联合、改组与租赁等方式加快其集聚与整合，才能够将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分割打破，从而形成整体化的区域优势，如此才有利于保持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生产经营当中所耗费的成本。另外，集聚优势的利用，还能够对调整与升级自身的产品结构，深化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革，从而满足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占据一席之地。

四、结语

只有在了解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之后，才能从政策与对策方面找到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措施，才能够推动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版权贸易；文化产业；韩国；竞争力；对策研究

一、研究背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迫使我国处于发展初期的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强势文化产业同台竞技。加入WT0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是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对于第三产业而言却未必如此，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更是难以下此结论。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出口支柱产业，开始主导国际市场，并影响国际间服务贸易条款的修订。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富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点。2001年北京荣获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同时，重大体育赛事带动会展业和相关传媒业，成为拓宽我国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最大亮点。而且根据有关专家预计，体育产业的上升趋势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奥运会”以后。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体系中的支柱产业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己经积累了一定的发展经验，其产业构成、产业政策及产业的优势定位都有自己一套成熟的体系，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有利的竞争地位，在全球消费者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拥有数量可观的各种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经济功能日益提升的今天，如何有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既发展经济，又发展、传播文化的双重效果，利用文化资源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

二、中国版权贸易的现状和分析

出版贸易分为图书进出口贸易和版权贸易两大类，图书进出口贸易属于一般的商品贸易；版权贸易则超越了商品流通的意义，是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方式。

(一)现状——我国版权贸易的单向性问题严重

1、权贸易持续增长，但贸易逆差大得惊人

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全国版权贸易数据显示，我国引进版权的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输出版权的年平均增长率，贸易逆差惊人，反映出我国版权出口的能力十分薄弱。引进和输出版权的关系呈现引大于出的单向性。

2、进版权和输出版权的地域呈现出单向性

从引进版权的来源地看，西方国家占据重要地位。在版权输出方面，我国的版权输出主要还是集中在台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大中华文化圈国家与地区，这也说明中国出版物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引进版权和输出版权的地域同样呈现出单向性。

3、贸易作品引进的多样性与输出的单一性

从引进作品内容看，图书品种不断增多，学术类、财经类、科技类与电了类图书开始在版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仙是，版权输出仍然主要以老三样：中医中药保健类、旅游饮食类、传统文化类为基本格局。

(二)版权贸易及市场单向性的分析

l、技术层面的分析

(1)出版社文化创新能力差我们的版权贸易观念还是以生产为中心观念指导下的版权贸易观，简单地说就是“以产定销”。国际上通行的是营销观念指导下的版权贸易观，是“以销定产”型，即生产在国际版权市场上可以销售的版权，销售实现是版权经营者的出发点和终点。版权贸易观念的差异，带来的是出版社在版权贸易市场活动能力的差异。

(2)版权贸易人才严重缺乏

在整个出版界，专门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极度匮乏给贸易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现在，一些国外大公司为了打开并深人中国市场，实行本地化人才策略。国内出版社有经验的版权贸易人才、有市场经营能力的优秀编辑都是他们招聘的对象，使得人才战更加激烈。

2、政策层面的分析——版权贸易国有专营，版权生产是垄断性产业体制

在我国，主管部门监管是版权公司设立的必备条件，而这一条件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具备，另外，从事版权贸易的出版社也是国有单位。所以在版权贸易领域实际上实行的是版权贸易专营的政策。版权贸易专营意味着垄断，垄断就不能有效交易、有效竞争、就不可能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我们应该从市场的角度考虑版权贸易的政策调整和创新问题，尽快完善版权制度，加强版权机构的建设。这是发展版权贸易的迫切需要，也是使版权贸易与国际管理接轨的迫切需要。此外，出版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是这种行政性垄断体制的典型表现。这必然将资源导向效率低下的企业，造成经济资源的低效利用。以此看来，转变出版体制成为出版贸易政策创新的关键所在。

综上，我国的版权贸易的现状和所暴露出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现状和我国文化产业体制与机制不健全、核心竞争力缺失这两衣重要原因的集中体现。版权贸易正是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如何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迅速扭转我国文化贸易的巨额逆差成为中国这个文化大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渊源的邻国韩国，近几年其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探究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背后的文产业政策和产业运作模式，将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启示。

三、韩国文化产业迅速崛起分析和启示

面对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现实，世界各国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战略及措施。韩国在此方向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把文化产业作为2l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从2001年开始，韩国决心用5年时间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的份额由目前的l％增加到5％，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最近几年，“韩流”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语。韩流既代表包括娱乐产业、时尚、生活方式在内的韩式潮流，也是人们对韩国文化在海外不断升温的一种描述。可以说，在韩围迈向文化大国的过程中，政府的前瞻性战略措施和文化企业成功的产业运作在其中功不可没。

(一)韩国政府的管理措施。

1、加强立法立规，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机制。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或修订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还建立了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韩国工艺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振兴中心等机构全面负责文化产业的各项事务。同时，还成立了各种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协调每个行业的发展，如韩国卡通形象产业协会等。

2、确保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的供给。韩国政府通过加大国家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动员社会资金、完善相关文化经济政策等措施，保证了文化产业的健康迅速发展。

3、建立集约化生产机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韩国政府规划在全国建立多个文化产业园区，形成全国文化产业链，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集约化经营、提升整体实力。同时，韩国充分认识到国内市场狭小，为此瞄准国际大市场，以中国、日本为重点，大力促进出口，通过海外市场创造赢利。

4、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韩国政府的主要措施是完善人才管理系统，利用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利用网络及其他教育机构加强专业培训，以及加强与国外的人才交流与培训等。

5、建立奖励机制。韩国在文化产业相关领域基本都有一套奖励措施。近两年尤其加大了对影像、游戏、动画、音乐等重点文化产业的奖励力度。2002年，游戏、动画业分别评出15个、12个获奖产品和单位，其中“国务总理奖”(大奖)为最高奖项，奖金1000万韩元；“文化观光部长官奖”(优秀奖)奖金500万韩元；“特别奖”奖金300万韩元。

(二)成功的文化产品市场运作

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下，韩国的文化企业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推介方面是很成功的。其文化产品的生产，不仅深挖文化内涵，并以现代意识为包装，树立起诸如“韩剧”，等文化品牌，并对品牌元素进行整合营销。即品牌在营销过程中，销售的不仅是产品本身，还有附加在品牌内涵之上的其他相关信息。如韩剧在营销过程中，除了利用电视剧本身的销售外，还同时采用其他传播方式来整合营销韩剧品牌内涵中蕴涵的韩国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服饰、化妆品、旅游、饮食等。文化产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效益，更在传播的过程中树立了韩国的形象。

参考文献

[1]范军．我国出版物出口现状问题及对策[_J]．《中国出版》2005年第12期：17页－19页。

[2]赵丽芳．韩国文化产业爆炸式增长背后的产业振兴政策[J]．《新闻界》2006年3月；

[3]郑琳．探解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

[4]杨京英、王金萍．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统计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07年1月：

第9篇：对外贸易政策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金融危机；影响；政策

处于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中，对外贸易企业稍有不慎将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甚至破产。然而，危机的“危”虽然表现出危险的信号，但是危机也蕴含着很多机遇，这将是经济复苏、企业起死回生的重大转机。在金融危机中如何趋利避害，主要在于如何聪明、冷静应对。本文就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企业的不利影响，结合对外贸易企业现状，提出个人看法及应对措施。

一、世界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企业的不利影响

世界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企业的冲击尤为巨大，虽然形势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很艰巨。目前经济形势下，通货膨胀引起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上涨，效益降低，造成运营困难。在2008年随着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带动了一系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外贸易企业的生产成本骤然上升，使对外贸易企业以前的盈利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然而由于对外贸易企业的市场议价能力不足，在成本日益上涨的形势下难以增加产品价格导致利润被大幅度缩小。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江浙、广东等地区影响尤为严重。根据广东统计局对280家对外贸易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得知：“在很多引起企业资金紧张的因素中，原材料大幅度增长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74%。”另外，新《劳动合同法》后，企业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和税收政策的改革政策，使得对外贸易企业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国外经济严重受创，美国等欧美国家经济形势不稳定，造成对外贸易企业不敢贸然接收订单；国内消费者迫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消费萎靡，消费额度较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敢轻易地支援对外贸易企业。这些企业面对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订单额的下降或国内市场需求较小的形势下，又需要面对资金不足，这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很多对外贸易企业迫于形势只能关停或破产。

二、当前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现状

1.技术创新“不给力”，产品附加值是“短板”。对外贸易企业中民营企业数占绝大部分.企业运营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最大化利润，经营模式不健全，资金短缺，导致对外贸易企业对产品更新、升级等研究投入不足，也缺少有效地激励机制。所以，出口产品不具有个性及特色，就好比川菜缺少给人刺激的辣椒一样，失去了特色，必然会在餐饮行业渐渐失去市场，长期以往就会慢慢地被挤出市场。川菜的“辣椒”就是个性，就是致胜法宝，若没有了它，即便是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严重压缩利润，也会被市场所淘汰。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大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消费者对产品的视觉美感以及功能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是企业稳定发展的支撑，特别是对于资源匮乏的小型对外贸易企业来说，有了创新才有了竞争的实力，也才拥有了市场。

2.工资造成成本上升。根据有关权威调查机构统计数据分析得知，目前对外贸易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根据企业经营人员选择比重高低排在最前面的是“人工成本上涨”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对于对外贸易企业成本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力工资。尤其是在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实施严格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已成定数。

有关研究分析得知，工资的增长对于劳动人员来说，是对劳动者收入偏低的一种补充，是对外贸易企业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需要看到，我国产业升级缓慢。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形势下，工资增长直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利润。所以，工资上涨要求对外贸易企业摈弃以前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发展模式，积极转型升级，实行发展模式，才能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3.外贸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以来，对外贸易企业长期实行“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性发展模式逐渐被淘汰。由于订单数量的骤然下降，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纷纷陷入停产甚至破产的困局。根据我国统计局统计分析，2008年江浙一带破产的企业高达4万家，全国大约有10多万对外贸易企业相继破产，危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进入了艰难发展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不仅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造成企业破产，引起失业率大幅上升，使得我国社会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这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长期实行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三、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决策

1.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世界金融危机社会背景下，我国重要出口市场需求减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越演越烈，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发展步步艰辛。在这样的形势下，促进自由贸易区构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分别在2005年、2008年与智利和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曼谷协议》，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安排》。我国还积极拓展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空间，进一步实施只有贸易区战略，其构建核心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在能源、技术、劳务、金融、投资、交通物流等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开拓自由贸易区，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复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另外，我国积极促进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模式的同时，还需要坚持“走出去”发展策略。我国具有丰富的外汇储备，最好拓展对外投资，激励实力较强的对外贸易企业加大对外投资，降低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发展我国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时，我国应加大对能源领域的投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我国使用各种手段拓展进口渠道，增加能源进口，确保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3.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劳动力和信贷成本、税收方面，我国政府积极颁布了更加有利的政策。首先对于货币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资金，尤其特别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对中小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贷款，为对外贸易企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出口退税，国家通过鼓励高新产品而调高了退税率，反之，为了淘汰耗能产品而降低甚至取消这些产品的退税率。这样既鼓励企业创新高附加值产品同时又淘汰了耗能产品，这也是国家财政政策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另外，除了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外，我国还加大对财政政策的力度，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确保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这也是对外贸企业营造好出口环境。

四、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呈现出回暖发展趋势

2008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持续增长，制造业贸易则骤然下降。根据有关权威统计数据得知，我国一般贸易的出口额为6732.45亿美元，相比2007年增长23%，相比2007年，增速下降了6.5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出口6541.32，增长8.2%，相比于2007年大幅下降10.3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占总出口贸易的比例相比以前增长了2.1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总出口比例比去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制造业贸易出口均大幅下降，并且一般贸易降低速度超过了制造业贸易下降幅度。1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3894亿美元，同比下降25.6个百分点；制造业贸易出口41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5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降幅逐渐增大，制造业贸易幅度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产品以机电为主，产业链较短，在金融危机出现初期受到的影响较大。到了2009年6月份，外部需求情境逐渐改善，订单越来越多，制造业贸易出口明显回升。

总之，最近几年，国内国外贸易环境比金融危机之初有所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逐渐好转，但依然需要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不移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国外主要经济市场需求仍不旺盛，我国经济自主增长强度也仍不够，一些对外贸易企业经营还很艰难，产品过剩的现象尤为突出，经济结构调整还需进一步深入，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效益还未发挥作用，而关于长远的政策还有待时间的考验。所以宏远经济政策的导向性不能转变。必须确保经济稳定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此同时，作为外贸企业自身一定要努力挖掘潜力，创新产品，同时要尽力开源节流，努力降低产品出口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只有这样才使得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在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中奋勇前行。

参考文献：

[1]黄斌全，熊启泉.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的机理―――基于中国1981～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0（09）

[2]蓝美丽，言英杰，朱启荣.加工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品与质量，2010（S8）

[3]关溪媛.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及对策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2）

[4]吴灿，许健，佟仁城.金融危机通过对外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16）

[5]王小宁.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