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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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思想范文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第2篇：文学思想范文

美国汉学家费威廉(Craig Fisk)曾指出，早在《诗经》中就包含着大量关于诗歌功用的言说。一些诗人宣称诗歌是为表达哀怨、阐明志向、颂扬美善、讽刺君主、缅怀先王。在此，诗歌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政教观在儒家典籍与其他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费氏举例说，《礼记》就有每五年君王命百官吟诵民歌以观其政的记载。《尚书》中的“诗言志”成为后来关于诗歌本质的权威表述――诗乃政治与集体意志的传达，与情感和个人无涉。此外，《左传》与《国语》明确记载了诗歌在社交场合的应用，君子援引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语句来暗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费威廉看来，这种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做法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基本否认了孔子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侯氏认为孔子没有视文学为审美经验，而是注重文学实用的一面。而马幼垣(Ma Yau-woon)则通过孔子与古希腊文论家的对比研究，断定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资格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两类相左的论点，费威廉进行了调和与折衷。他说，侯思孟的《孔子与中国上古文学批评》一文旨在指摘马幼垣过于夸大了孔子作为批评家的身份。侯氏认为散见于《论语》中的有关《诗经》的评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学性的。而且，孔子纵容对《诗经》的有意曲解，以便将之用做道德标签。费威廉对侯氏的上述观点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对孔子的批评过于苛刻。费氏说，孔子用前代的文化遗产以教育王公子弟，《诗经》对孔子而言不是缅怀过去的挽歌而是作为其思想的当下言说以及施教的典籍。中国古时有在社交场合引《诗》的传统(赋诗断章)，而孔子正生活在这一传统的没落期。因此，侯氏攻击孔子未将诗歌视为艺术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费氏进一步分析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子论《诗》是否属于文学批评活动，而是在于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哲人，其影响对后来意味着什么。《论语》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文与质”(cultivatednessand substance)或者说是“义与仁"(cultivat-ed virtue andinnate humaneness)的关系。对孔子来说，“文”本身绝不是目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同君子一样，必须是文质彬彬。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的主题、乃至历代批评家对文学风格与文学史的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Shih，VincentYu-chung)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孟子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孟子主张以开明的姿态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的只是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thefostering of the vital spirit orbreath)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to know one，s character through his words)：“敢问夫子恶乎长?"El“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子的特征，是一种道德勇气，这种勇气形之于言辞，言语就变得合乎情理，产生势如破竹的力量，就会赋予文学诸如雄浑、劲健、豪放、飘逸等风格。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气”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含有最初单纯的道德意义，还增添了美学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品评作家才能及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孟子的“知言”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何谓知言?"El：“诚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词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对此，字文所安认为孟子所谓的“知言”并不是指简单地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当然更不是仅仅再现说话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知言”是：理解一段话彰显了说话者的何种意图，又使什么(what)得以澄明(manifest)。更为重要的是，说话者所说的是不自觉的，或许根本就不是其原意的表露。在此，宇文所安格外注意到孟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引导方向。他说，在西方语境中，“member of an audience”中的“mem-ber”暗示“集体”(the collective body)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文本所给予的接受期待不能由某个读者实现。而孟子的“知言”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去试图理解另一个人。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与文本的封闭关系元涉。即使一个文本虽经千万人之手，但它永远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施友忠认为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学观更具有实用性(practical)。对他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它的有用性(usefulness)，这一观点最初见于孔子，在实用主义的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施氏说，尽管荀子关注社会行为的原则和产生社会和谐的途径与方法，但荀子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某些价值，如对人性格的美化作用。问题在于荀子所谓的“文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学问”(1earning)的统称。文学与学问之间畛域的模糊或许是作为纯文学起点的诗歌逐渐承担上道德教化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处处援引《诗经》来表达他的道德观点。

在施友忠看来，虽然荀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他对创作活动的根源与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对创作心理有着合理的阐释。通过引证荀子论“乐”(music)的一段话，施氏解释说，荀子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调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首先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然后再经由“礼”(1i)使社会和谐得以实现。而“礼”指的是社会行为(social conduct)，是“乐”的内在原则的外化。由于音乐与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的乐论对后来的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3篇：文学思想范文

一、外国文学思想与大学英语写作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与外国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其实，作为外国文学，无须貌似真实的历史性解说，那种神话式的解释反倒更能提炼出文化思想和人性的蕴涵。外国文学思想的主体是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做出准确的把握。比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的后代，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都在某一神祗的保护下完成一番惊人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凡人中的精英不应回避生活的挑战，相反，他们有责任在赴汤蹈火的实践中，把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上升为对人生价值的追寻。

那么，基于以上的外国文学思想，我们国内的英语写作也成了一个复杂的智力过程。因为写作需要很多观察和反思得出结论，这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文学语言是重要的英语写作根源，文学提供了真实材料，语言和文化的滋养。文学语言可以发掘复杂人物隐蔽的内心世界。正因为文学语言如此丰硕，我们利用外国文学思想进行文学语言写作便可以大行其道了。笔者认为文学将增加所有语言技能，因为文学语言知识的延伸促进了广泛和微妙的词汇的用法以及复杂和精确的语法。

但在当前，我国大学生英语写作存在常见的几种现象：①看见作文题目就紧张害怕，没有思路，没有兴趣；②单词拼写错误，用词不当，搭配混乱，乱用习惯用语；③句型单一，缺少或多于句子成分；④修饰成分错位；⑤汉式句式、句意；⑥文体结构松散，段落无中心句，文章无主题句，无连贯性。在基于外国文学思想的大学英语写作中，首先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文学功底提前查找与写作主题相关的信息，从而扩大内容的涉及面，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其次，在写作完成的过程中，能将语言知识（单词、句型、目的语）和写作技能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综合语言能力。再者，写作过程可以进行多人交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任务要完成。学生们既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又能通过交流相互学习，这样易于保持学习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最后在学习活动中，培养人际交往、思考、决策、应变能力，通过相互交流把对语言材料的所思、所想和写作结合，真正做到脑手的结合。

二、外国文学思想在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指导作用

一般来说，大学英语写作通常会使用传统的“结果教学法”，这是一种“范文学习———写作———批改”的线性教学模式。教师关注的也是写作的最终结果：框架是否清晰，句法是否准确，要点论据是否连贯。课堂的活动方式：复制模仿———由提示词扩展成句子———仿照，发展成段落。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基本上都是出于一种被动的状态，缺乏师生的交流，也很难意识到可运用的写作手法、技巧及好词佳句。这样，新的知识得不到运用巩固，写作能力也很难提高。运用任务型教学法，首先是活动的设计和选择。设计的方式不能总是重复（当然不能要求老师每次都不同，但是重复中间一定要有一定的间隔，避免学生觉得乏味）。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要有趣、有挑战性，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调动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愿意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

（一）命题方式的确定奠定写作风格

通常作家在给自己小说命题时，都会很好地把握住目的性原则，也就是在文章标题中，有目的性地导入或创造具有一定可概括全文情感的字眼，引发读者情绪上的体会，进而使他们加深对文章主题的理解。外国文学命题方式目的明确，并能引导读者对小说主题的发掘，绝不会简单地安一些低级、重复，与全文不着边际的题目。因此，学生写作过程中，首先要仔细推敲命题的内在含义，确定写作主题时为何会使用该标题，以期对文章内容的目的性把握清晰，这么一来就刺激了学生心灵上对写作的情感探求，将外国文学中原本隐晦难懂的段落结合自身标题进行分析，如此眼见心受，写作教学效果自然就事半功倍了。比如在奈保尔的短篇小说《没有名字的东西》中，作者行文隐约，讽刺意义极强，纵然在学生在阅读完全文之后，对小说的中心内容也甚难把握。这时我们可以联系文章，对波普嘴中“没有名字的东西”细做推敲。作者对情节发展和对木匠波普的形象描绘，文中的波普自称木匠，但他只做过一样东西，而且也做得不像样。那么他所说的“没有名字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呢，读者必须要紧贴着文章标题去进行研读，并联系故事的前后发展的转变，进而去探索主人公心理变化的深层原因，从而去把握这个人物的语言和形象。小说中，理想和诗意已然远离了生活，工作仅仅呆滞、死板了，没任何情趣色彩，任何人的身上都透露着“平庸”两字，这个世界就如一场场游戏，不值得谁去关心与相信，这也正是奈保尔对这个病态世界的分析。想到这一层，“没有名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就豁然开朗了。这正是作者让这个世界在瞬间颠倒的表达方式，虽诗意但脱离现实的生活，必然会被生活抛弃，走出理想的空中楼阁，脚踏实地生活和工作，才是真实而理性的人生。

（二）细腻的细节描写为写作铺平道路

小说中的环境、情节、人物可以说是把握小说主题的三把钥匙，通常来说，外国小说文字简洁，很多作者对文字基本上是信手拈来，展现了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与底蕴，这与中国古文中反复推敲出来的“之乎者也”“亦已焉哉”等语气助词不同，但同样都具有历史特定的文化元素。作者通过对环境、情节、人物的描写，从而将文章所体现的内容更庄重、更文雅地表现出来。因此，要想结合外国文学思想开展大学生英语写作教学，不但要深入了解外国小说的中心内容，还应该从题材上分析，准确抓住写作的环境、情节、人物等因素。在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中，作者构建了一位父亲的心灵寄寓所，将“河的第三条岸”比喻为“父亲”毕生追求的梦想，从“第三”两字就可以看出，这条河岸它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它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每个人精神上的归宿。小说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自白和对话描写，刻画出一个“父亲”对灵魂上独立的渴望，“父亲”一旦踏上了“河流”，也就说明他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漂泊，那条仅能容纳他自己的小船也许就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精神不被外境所干扰的“避风港”，而用含羞草木制成的小船也就表现出“父亲”所要寻求的生活是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了。这种引而不发的笔法不但扩张了语言的内涵，丰富又朦胧了小说的环境、情节、人物因素，给读者的人生阅历和思想情操也带来无尽的解读和体味了。#p#分页标题#e#

（三）紧扣文本，充分发扬外国文学的情感思想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小说风格手法都十分奇特，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多通过自身修养对原文的语言特色和作者的创作风格做出定位，并且很可能由于不同语言间固有的障碍而导致原意缺失。因此，大学生在进行英语写作时，仅依靠传统的语言式表达方法无疑是不可行的，我们该从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和思考问题，准确把握自己所要表达的潜在情感思想。厄内斯特•海明威是美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其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主要作品如《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他的短篇小说更强调的是情感与思想，他的“冰山文学理论”认为文字与形象仅是冰山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则占据了冰山的“八分之七”，也是作者有意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这一特点在其短篇小说《雨中的猫》中显得尤为突出。

《雨中的猫》以猫作为故事的主线，旅店老板作为重要的副线，年轻的丈夫“乔治”十分反感妻子的唠叨，可他却不会积极地去开导她，相反地，只是粗暴地让妻子闭嘴。虽然他也曾想过对现状加以改变，但最终却没有任何行动。尽管“乔治”自私暴躁，让读者闻而生厌，然而读者通过丈夫与妻子间的对话，如对于妻子的头发，丈夫说：“我喜欢这样子。”而妻子的反应却是：“我可对它厌腻了。”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深层次的挖掘中，读者一下子就容易了解到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的情感与思想，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就暴露无遗了。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非常值得现在大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借鉴。

第4篇：文学思想范文

扬雄吸收先秦文学理论的丰富营养，联系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进一步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传统文学观，同时，融合道家观点，崇尚自然。他论述文质关系及有关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发表了不少有关文学的意见。扬雄及其文论在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东汉桓谭、王充、班固文论的影响是不小的。

首先，扬雄潜心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所言包含文学见解，这常常为东汉人们所推崇。桓谭“博学多通”，“不为章句”，反对迷信，非毁俗儒，“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1］（P955）。他指出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全后汉文》卷十五《新论•闵友》）［2］（P551），强调“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汉书•扬雄传》）［3］（P3585）。王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1］（P1629）。他并称司马迁、扬雄，盛誉扬雄、桓谭，认为“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论衡•案书》）［4］（P1170），“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佚文》）［4］（P864），“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超奇》）［4］（P606－608）。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为章句”（《后汉书•班彪列传》）［1］（P1330），所受前人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无扬雄的影响。他对桓谭称赞扬雄文章的意见富有同感，并指出“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汉书•扬雄传》）［3］（P3585），“其言有补于世”（《汉书•楚元王传》）［3］（P1972）。这些反映出他们受到扬雄著述精神的启发，在研究他的著作中继承他的许多文学观点。

其次，扬雄尚用的文学主张在东汉文论中发展成更为详明的理论。桓谭表示自己写作《新论》，“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兴贬邪”（《全后汉文》卷十二《新论•本造》）［2］（P537），要求人们以文章来褒贬人事，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新论•琴道》记载：“雍门周曰：‘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即衡。从成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譬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即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儿牧竖，踯躅其足而歌其上，行人见之悽怆，……’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商，叩角羽，初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全后汉文》卷十五）［2］（P552－553）作者谈论史事，借雍门周与孟尝君的对话希望有识之士通过言辞的教育和音乐的感化，对执政者进行讽谏。为了改变“是时帝方信谶”和“天下不时安定”的局面，“有益于政道”，他一再上书，“极言谶之非经”（《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1］（P959－961）。这也体现出他对文学社会作用的重视。王充《论衡》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文学应该有益于世。《自纪》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4］（P1202）。《对作》说圣贤写作经书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4］（P1177－1178）。《定贤》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4］（P1117）。《佚文》说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4］（P868－869）。作者论述包括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的文，批评“空为”、“妄作”的人和无益于世的作品，主张文学必须为时事政治服务，褒贬善恶，辨别是非，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桓谭、王充发挥扬雄的尚用观点，提倡以文“褒贬”、文“为世用”，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三，扬雄提出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等文学观点在不同程度上为桓谭、王充所继承与发展。桓谭指出：“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文心雕龙注释•通变》引《新论》佚文）［5］（P331），又指出“余少时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全后汉文》卷十五《新论•道赋》）［2］（P550）。他不满当时一些赋颂应酬之文，赞同扬雄批评作品内容空虚、形式靡丽的意见，又与扬雄后来一概否定辞赋创作的态度不同，非常欣赏屈原思想进步、感情炽热、文采绚烂、结构宏伟的《离骚》，积极肯定刘向、扬雄事理与文采结合较好的辞赋散文。他关于音乐艺术的质朴和雕饰的言论也与这些见解有联系。《新论•启寤》说：“夫不剪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全后汉文》卷十四）［2］（P544）显然，作者注意到文学艺术发展的自然趋势，主张质文并重。王充在《论衡》中具体论述质与文即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超奇》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心思为谋，集札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4］（P609－612）。《自纪》说“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就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4］（P1199－1200）。《书解》说“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龙麟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虫仑；龟知，背负文”，“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4］（P1149－1150）。王充指出作品内容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他用“根株”与“荣叶”、“实核”与“皮壳”、羽毛与肉体的关系，来论述作家品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先有真情实意蕴酿在心中，然后文辞才能写在竹简书帛上，文笔流畅是感情激奋的结果。作家要有优良的品质，作品要有健康的内容，然后加以辞华，才能使作品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他引经据古，特别强调真诚的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在重视思想内容的同时，王充也不忽视艺术形式。他批评取消文采的无识之辈，指出“质”不能离开“文”而独立存在，“实情”只有通过“文辞施设”，才能充分表达出来。他用“龙麟有文”、“凤羽五色”、虎“毛蚡虫仑”、龟“背负文”等许多生动的比喻说明“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突出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因此，王充不赞成作品的“华而不实”与“实而不华”，认为内容与形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学必须“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从桓谭、王充涉及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论述来看，他们比扬雄关于文质关系的见解有所进步、更加具体。其四，扬雄评论作家作品的意见在王充、班固的著作中得到反映和发挥。受扬雄指责汉赋缺点的赋论影响，《论衡》有不少篇章对辞赋提出中肯的批评。《自纪》提倡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满辞赋的语言风格，指出“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4］（P1196），认为赋颂之类专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深覆典雅”，令人感到“指意难睹”。#p#分页标题#e#

《定贤》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批评“言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4］（P1117）的辞赋对制止弄虚作假而崇尚实际的教化没有益处。《谴告》进一步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赋，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4］（P641－642）所言说明汉赋因为过分追求形式华美，缺乏真挚的感情与讽谏的内容，所以令人迷惑不解，无益于社会政治。王充对辞赋的评论涉及语言的通俗、内容与形式、真实与夸张和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问题，有其合理因素。与王充几乎同时的班固也有关于作家及其著作的评论，其中对屈原、司马迁的批评渊源于扬雄。论屈原，《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睢》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作者不完全同意刘安、司马迁等人肯定屈原及其代表作的意见。他发展扬雄明哲保身的观点，对屈原的斗争精神及其作品所包含的强烈怨悱之情表示不满。他还根据儒家经典，对《离骚》所运用的神话传说题材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缺乏理解，认为它们“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全后汉文》卷二十五）［2］（P611）。又论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3］（P2737－2738）。扬雄曾说《史记》爱奇而杂，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3］（P3580），班固接受这些意见，同时直接受到其父班彪批评《史记》的言论影响。他指责《史记》违背儒家经典，叙事有参差抵触之外，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等等。这种指责与他对屈原的批评一样，呈现其文论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当然，班固还是基本肯定屈原、高度评价司马迁的，所论放射出思想的光辉，和扬雄的类似观点有精神上的联系。此外，扬雄谈论创作艰辛和学赋方法，桓谭也颇有同感。《新论•祛蔽》说：“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

第5篇：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唐宋文派；七子派；古文正统；诗歌正统；文派争论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在后七子派势焰熏天之时，茅坤也曾产生过欲与七子派和平共处的想法，并付诸行动，那就是写给后七子派徐中行的《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他希望后七子派能承认王、唐“正宗”、是“圣学”羽翼的文学地位，如仅从词气看，似还颇谦卑：向读李历城与王苏公倡和诗什，盖已截然如坐身于日观之上，而东望扶桑、北眺碣石者已。独于文章之旨，犹未及扣历城公之深。适过兄，得解囊中之录本读之，内有论次本朝名家，大较首何、李而退唐、王。仆之私，窃以秦汉来文章名世者无虑数十百家，而其传而独振者，惟史迁、刘向、班掾、韩、柳、欧、苏、曾、王数君子为最。何者?以彼独得其解故也。解者，即佛氏传灯之派，彼所谓独见性宗是也。故仆之愚，谓本朝之文崛起门户，何、李诸子亦一时之俊也。若按欧、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经术之遗以为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尽左袒而弃之。不知然乎?否乎?即如圣学亦然。伊尹相汤伐纣，以创顺天应人之功；伯夷饿死首阳山，《采薇》之歌于今使乱臣贼子闻之而破胆摧气者，何雄也!然颜、闵。一眇然儒者。孟子于此则曰“姑舍是”；于彼则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谓其属正脉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仆之愚，于王未敢论；若唐武进，于文章之旨，即未得谓之正宗，当亦庶几羽翼也已。历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与何、李，推颜、闵者与武进可乎?信中提到的李攀龙论“文章之旨”的文章，当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为王世贞出使江南而作的《送王元美序》。按：李攀龙和茅坤有交往，李氏嘉靖三十二年为顺德府知府，第二年茅坤为大名兵备副使，按察顺德，期间李攀龙曾访问茅坤。此盖即茅坤信之第一段所言。在该文，李攀龙将前七子派的李、何与唐宋派的王、唐合论：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昆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

第6篇：文学思想范文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着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盘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盘”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第7篇：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第8篇：文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追溯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运用形象思维用地道流利的艺术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译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灵感如泉涌，达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种境界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维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译文才会枯木逢春一般生机勃勃，生命力持久。

2运用形象思维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气力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言谈举止间尽显自身特点，作品读来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敏感体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马良神笔来塑造人物，下笔如有神，使人物在笔下活起来。因此，运用形象思维能够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人曾这样评价其中的人物:《红楼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们仪态万千，无异于人物的艺术画廊。他们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数人在性格上不能简单地律条绳墨。因此小说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为小说译者的中心任务，状物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均应为其服务，文章的遣词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语如在耳边。译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过语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灵魂，借助原作者的艺术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语言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兹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来说明形象思维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红楼梦》）

（1）杨宪益译：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译：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这是黛玉初见贾母时的场景，通过描写，贾母在贾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向来以“直译”著称，透过此例便可管窥一斑。霍克斯的翻译译语言则更加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贾母的形象，塑造成功。总体而言，通过短短一句话里贾母的一系列的动作描写：catch,pressandburst体现出贾母所处的强势地位。所利用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包含译者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灵活现，能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审美想象。3运用形象思维再现诗词意境与神韵

在诗歌翻译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认为译诗必须也是诗。译诗关键在追求神似，闻一多强调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说的“神韵”还有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诗歌讲究形神共济，意象融合，在对“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远邈，形象思维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手法，而且诗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诗的眼睛，诗歌的意境和神韵皆源于此。诗歌翻译者应该作为读者感悟诗歌中的意象，进而追溯并把握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歌意象，从而再现诗歌的意境与神韵。然而形象思维因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用以表现思维的语言的巨大差异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这一理解过程便是一件难事，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便是难上加难。兹例说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

短短十六字读来却美不胜收，让人称叹，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维的妙用。其一、运用隐而不显之暗比，即《诗经》常用的“赋、比、兴”中“比”这一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诗集传》中这样概括“比”的艺术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诗中，用雌雄雎鸠来比淑女与君子，前两句看似写景起兴，实则与下句作比。其二、双字“关关”及双声词“雎鸠”，叠韵词“窈窕”。双字与双声叠韵两种表现手法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国古代诗歌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译者是如何再现原诗的艺术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黎千驹论文学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2］李智漫谈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山东外语教学，20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诗稿修订版［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编傅雷谈翻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7］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杨宪益译红楼梦［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译石头的故事［Z］英国：企鹅出版社，1973

［10］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1］龚景浩译英译中国古词诗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9篇：文学思想范文

一、了解《大纲》要求，把握教学方法

所谓数学思想，就是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本质认识，是对数学规律的理性认识。所谓数学方法，就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程序，是数学思想的具体反映。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数学方法是数学的行为。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感性认识不断积累的过程，当这种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序时就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上升为数学思想。若把数学知识看作一幅构思巧妙的蓝图而建筑起来的一座宏伟大厦，那么数学方法相当于建筑施工的手段，而这张蓝图就相当于数学思想。

1、明确基本要求，渗透“层次”教学。《数学大纲》对初中数学中渗透的数学思想、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了解”、“理解”和“会应用”。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了解”数学思想有：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的思想、化归的思想、类比的思想和函数的思想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数学思想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来，比如：化归思想是渗透在学习新知识和运用新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方程（组）的解法中，就贯穿了由“一般化”向“特殊化”转化的思想方法。

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应该使学生能够领悟到这些数学思想的应用，而且要激发学生学习数学思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独立思考，不断追求新知，发现、提出、分析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教学大纲》中要求“了解”的方法有：分类法、类经法、反证法等。要求“理解”的或“会应用”的方法有：待定系数法、消元法、降次法、配方法、换元法、图象法等。在教学中，要认真把握好“了解”、“理解”、“会应用”这三个层次。不能随意将“了解”的层次提高到“理解”的层次，把“理解”的层次提高到“会应用”的层次，不然的话，学生初次接触就会感到数学思想、方法抽象难懂，高深莫测，从而导致他们推动信心。如初中几何第三册中明确提出“反证法”的教学思想，且揭示了运用“反证法”的一般步骤，但《教学大纲》只是把“反证法”定位在“了解”的层次上，我们在教学中，应牢牢地把握住这个“度”，千万不能随意拔高、加深。否则，教学效果将是得不偿失。

2、从“方法”了解“思想”，用“思想”指导“方法”。关于初中数学中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内涵与外延，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其实，在初中数学中，许多数学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很难分割。它们既相辅相成，又相互蕴含。只是方法较具体，是实施有关思想的技术手段，而思想是属于数学观念一类的东西，比较抽象。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加强学生对数学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以达到对数学思想的了解，是使数学思想与方法得到交融的有效方法。比如化归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初中阶段的数学，具体表现为从未知到已知的转化、一般到特殊的转化、局部与整体的转化，课本引入了许多数学方法，比如换元法，消元降次法、图象法、待定系数法、配方法等。在教学中，通过对具体数学方法的学习，使学生逐步领略内含于方法的数学思想；同时，数学思想的指导，又深化了数学方法的运用。这样处置，使“方法”与“思想”珠联璧合，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寓于教学之中，教学才能卓有成效。

二、遵循认识规律，把握教学原则，实施创新教育

要达到《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教学中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渗透“方法”，了解“思想”。由于初中学生数学知识比较贫乏，抽象思想能力也较为薄弱，把数学思想、方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还缺乏应有的基础。因而只能将数学知识作为载体，把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渗透到数学知识的教学中。教师要把握好渗透的契机，重视数学概念、公式、定理、法则的提出过程，知识的形成、发展过程，解决问题和规律的概括过程，使学生在这些过程中展开思维，从而发展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形成获取、发展新知识，运用新知识解决问题。忽视或压缩这些过程，一味灌输知识的结论，就必然失去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一次次良机。如初中代数课本第一册《有理数》这一章，与原来部编教材相比，它少了一节——“有理数大小的比较”，而它的要求则贯穿在整章之中。在数轴教学之后，就引出了“在数轴上表示的两个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正数都大于0，负数都小于0，正数大于一切负数”。而两个负数比大小的全过程单独地放在绝对值教学之后解决。教师在教学中应把握住这个逐级渗透的原则，既使这一章节的重点突出，难点分散；又向学生渗透了形数结合的思想，学生易于接受。

在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过程中，教师要精心设计、有机结合，要有意识地潜移默化地启发学生领悟蕴含于数学之中的种种数学思想方法，切忌生搬硬套，和盘托出，脱离实际等错误做法。比如，教学二次不等式解集时结合二次函数图象来理解和记忆，总结归纳出解集在“两根之间”、“两根之外”，利用形数结合方法，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新旧知识的过渡。

2、训练“方法”，理解“思想”。数学思想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方法也有难有易。因此，必须分层次地进行渗透和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全面地熟悉初中三个年级的教材，钻研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的各种因素，对这些知识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作认真分析，按照初中三个年级不同的年龄特征、知识掌握的程度、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可接受性能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分层次地贯彻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如在教学同底数幂的乘法时，引导学生先研究底数、指数为具体数的同底数幂的运算方法和运算结果，从而归纳出一般方法，在得出用a表示底数，用m、n表示指数的一般法则以后，再要求学生应用一般法则来指导具体的运算。在整个教学中，教师分层次地渗透了归纳和演绎的数学方法，对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