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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身份证号码:
所在学校、院系: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鉴于乙方已进入实习期但尚未毕业,乙方作为实习生在甲方处实习,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实习岗位
1、甲方为乙方提供实习岗位,并根据实习进程安排对乙方进行培训。
2、乙方应服从甲方安排,按照实习岗位要求进行培训。实习生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在培训部接受培训和实习工作
目标:融入公司文化,掌握培训部全面运营流程,从学校人转变为职业人。提高产品专业技能,熟悉客户心理,熟知部门业务流程。
目标:具备独立完成项目工作的能力,具备培训部门所要求的工作技能。
3、乙方实习期间应遵守甲方规章制度。
二、实习期限、实习期间工资
1、甲乙双方约定的实习期限为: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终止。
2、乙方在甲方实习期间,甲方将按照 工作报酬标准发放给乙方,报酬将按月发放。
3、在实习期间,如乙方通过甲方的实习考核,甲方将从XX年7月1日(乙方正式毕业)起与乙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4、乙方保证按上述实习期限完成实习任务。
三、实习终止及提前终止
1、本协议期满即为终止。
2、本协议期间,如乙方不能通过甲方的阶段性考核,本协议将自动解除,乙方不再作为甲方实习生在甲方实习。
3、如乙方违反甲方规章制度,或无正当理由脱离实习岗位,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不需要提前通知。
四、其他未尽事宜及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订立补充条款解决。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关键词]艺术教育 个性化 艺术管理 创意创新 创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1-0185-01
随着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艺术类专业在高校开设范围较广,艺术类考生数量逐步增多。但是相对于市场需求状况来看,落后于各高校的扩招速度,导致出现供大于求的社会现象。随着艺术类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社会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显得更为严峻。
一、创意、创新与创业、就业的关系
1、创意、创新与创业
创意是指以往经历过的事物过程中所产生的连续性的新构思与新观念,它是一种具有突变式的思维方式,自由性特征明显,信息来源渠道广;创意是创新的基础。
创业是指某个人或某团队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力量去寻求机遇的过程, 运用创新的形式满足愿望和需求,以达创造价值与谋求发展的目的。
创意来源于创新,创新是创业的灵魂。创意的本质是以创新的思维方式与创业的形式结合并赋予其 “有形的翅膀”。任何一种创业均要有创新点,否则将会失去顽强的生存能力,终究被社会淘汰;相反,仅有创新与创意却不能以创业的形式表现,同样也会削弱相应的创新价值。
2、就业是艺术创意、创新与创业的有机结合
高校应按照社会发展与市场需求状况不断对其教学方式与内容进行调整,使其艺术类学生的受教育程度更加贴近社会、市场与实际;应对现社会环境下的就业市场进行评估,根据实际变化情况对相应专业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加以调整,有利于高校艺术类学生更加了解职场情况,明确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
3、艺术创意、创新与创业为就业提供机会
经调查了解发现,解决艺术类学生就业困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全面实施与引导学生激发创意、结合创新,促进创业;并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理想化目标。不断从创意、创新与创业三者角度出发,以素质教育形式全面推动艺术生就业。
二、基于就业创业导向的艺术生创意与创新
就业是民生之本 ,创业是就业之源,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艺术类学生的优质创业成果。创意与创新是艺术的本质表达,与创业密不可分;形成以创意与创新促进创业,创业反哺创意与创新良性循环的艺术就业教育。
1、以创意与创新为理想信念的价值观念
艺术类学生的创新与创业教育要以创意元素为支撑,创意、创新教育的目的是以激发艺术类学生的创意方法来实现增强创意、创新的目的。
(1)高校应根据就业市场要求不断对艺术类学生的创新创意点加以指导,力求与制度、观念的创新结合,正确把握就业市场的要求与规律,建立符合实际就业趋势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做到适度理性扬弃,将艺术类学生的培养体系和教育环节调整运用得当。
(2)艺术教师应强化创意与创新的理想信念
艺术生的创新创意意识需要艺术教师的灌输,教师良好的创意创新教育、教学理念等方面应落实到实际教学当中,在将创意创新与教学改革相结合的基础上,创新教学任务,总结分享创新创意经验,落实艺术生创意、创新学习收获。
(3)艺术生应强化创意创新的理想信念。在艺术教师教学实践中,不断引导艺术生强化创意创新观念,提升自身创意创新动机与信心,真正为艺术生们开展创意创新的就业导向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2、开展艺术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学生创意创新能力
实践是开展艺术创意创新和就业创业活动的重点,是提炼创意的唯一途径。
(1)高校应根据专业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利用专业优势与实验资源,优化专业课程的结构体系建设,系统的为艺术生的创新教育课程改革并适应技术发展,多方面了解与掌握相关理论基础知识和创新思维方法。
(2)采取艺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积累更多的创意创新素材。坚持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校内外资源互相利用等方面,不断探索艺术类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的创新创意思路及趋势。
(3)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及学校组织的各项科研及竞赛活动,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学生创意创新就业的积极性,使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所提升,学习与就业创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得到强化。
(4)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联系社会创业导师进校园为学生指导授课,明确社会需求度,树立艺术创新意识,给予自身准确定位。同样,艺术类教师也应承担相应课程分配,从艺术的角度讲解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使艺术生的自身职业定位更具普遍性与个体性。
(5)树立榜样,挖掘典型,以榜样促学习,以典型促发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创新;同学之间形成“老生带新生,先进带后进”的帮扶群体,分享在创意、创新和就业创业环境中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与体会。
3、加强高校创新平台建设,为学生的创业孵化工作奠定基础
在艺术生的学习过程中应加大对创意创新意识的培养,在创业过程中提升创新创业的成功率,加强对学生创意环境的建设与维持,为艺术类学生们提供有利于发挥想象的空间与激发灵动创意的氛围环境。
(1)设立扶持政策加大对艺术生创业保障。根据艺术类学生的专业特点,得出其在自身创业阶段会有不同程度上的需求,如何解决,离不开各种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阶段的艺术生提供创新、创业保障的途径,促使艺术生的创业区域得以合理规划分区,形成以创意创新为导向、以创业催化为中心的连贯式孵化平台。
(2)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加大帮扶力度。联合院系学生社团、创意创新竞赛团体、创业学院等组织最大限度的为其提供必要场地场所、仪器等,降低租赁费用,延长使用时间,形成设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创意创新工作室,打造以教育、学习为方式,以高效运作为目的的实体运营中心。其次,对于计划性与可行性较强的学生创新创意项目,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加强艺术类学生的创意创新项目活动的帮扶力度。
(3)依托高校专业团队机构,给予合理化专业指导。进行多种形式的就业创业指导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活动,完善经营理念,储备经营经验,提升艺术类学生专业素质能力;学校与教师同样也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参与企业,融入社会,明确企业与市场间的关系及对接,依据艺术专业的鲜明特色开展相关针对性强的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吉东风,周钢,李俊龙,李海燕,兰叶青,高务龙,王恬.积极引导大学生参与创
业实践活动提升创业能力[M].实验技术与管理,2012,第2期
[2]傅筠,黄道平.创新、创业与就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关键词:压花艺术;高职院校;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0-0231-02
压花艺术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经过脱水、保色和压制处理,再依其形态、色彩和质感经过构思而制成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精致艺术品的过程。它是植物科学和艺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不但可以将自然界的奇花异草融入人们的生活,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留住、亲近和保护大自然;让人们在爱花惜花之余,能在冬天见到春花,夏日看到冬草,还可以通过艺术加工赋予其更多的遐想。压花是一门新兴的艺术,将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是农业科学中的美学和艺术。尽管国外压花艺术历史悠久,技术较成熟,尤其是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对压花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90年代压花开始在推广到国内,广东、云南先后发展了压花农场,2013年中国园艺学会压花分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成立,扩大我国压花艺术的研究交流和市场开发推广。
一、压花艺术课程设置必要性
1.行业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花艺师。2013年由国家林业局审定、中国花卉协会编制的《全国花卉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发展花卉加工业,增加花卉的产业链,而花卉的深加工是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近年来,压花市场所带动起来的干花生产、永生花加工及压花相关器具的生产已成为花卉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实事表明制约压花行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是高素质技能型压花从业人员的缺乏,对压花艺术作品的加工生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开展压花艺术教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压花艺术专门人才,不仅是压花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花卉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2.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压花技术。尽管压花艺术在我国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一出现便立即得到很多人的钟爱。它之所以如此受人青睐,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简便、简单,花材随处可寻,创意随时可想;二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提出更好要求而选择了这一高雅陶冶情操的艺术形式。同时,制作压花能减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制作一些简单的压花装饰品,在压花制作过程中既能充分享受自然、亲近自然,又可以修身养性而倍感轻松和温馨,因此更乐于参加压花技能的培训和购买压花艺术作品。
3.压花专业学生就业机会多,创业前景广。从当今压花艺术作品市场看,高素质技能型压花艺术人才相对短缺。而高职培养人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地方经济,在高职院校中增设压花艺术课程的正是顺应市场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英明举措。压花行业发展壮大,市场对具有压花专业技能的花艺师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不少的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园艺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显示,从事花艺设计制作的比例日益增加,并在发达地区的花卉市场从业者比例占有近二成,压花艺术毕业生就业方便,创业机会多。
4.压花艺术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压花艺术》是讲授压花艺术设计理论与基本制作方法的一门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观赏园艺类课程,也是一门艺术素质教育课程。压花艺术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而且能够美化环境、陶冶情操、点缀生活、提高艺术素养和增加生活情趣,并能使人们在充分享受压花艺术情趣的同时而关爱自然、善待自然。这一特性决定了压花艺术教学在课程设置中的特色及优势。故此,在许多农林类高校及高职院校,压花艺术教学既是园艺专业的专业课,还是拓展为全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公共课程,这对于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增强艺术素养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二、压花艺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997年,华南农业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共选修课程――压花艺术,受到各年级各专业大学生的欢迎,每学期都开设此课程,仍然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求。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农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等学校开设的“花卉艺术”选修课,也将压花艺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也开展压花艺术课程教学,广州市八十九中等中学甚至广州市柯木i小学、天府路小学等也把压花艺术课程作为扩大学生兴趣爱好、远离网络游戏的一种教学手段。尽管压花艺术课程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但由于各种原因仍存在诸多问题。
1.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形式存在弊端。压花艺术是近年涌现出的新时尚,在高职院校也是近些年才开设这门课程,在师资力量的储备上尚且薄弱。大多数的教师原主修生物专业、园林、园艺或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等,通过自修压花艺术相关课程转型为压花艺术主讲教师,其专业知识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现行高校普遍的压花艺术教学中,先讲理论课堂,再另行安排实训课堂,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时间不同步。教师基本局限教学,产学研、校企合作较少,学生基本凭爱好学习,没有意识到这是花卉行业的一个巨大产业链而应把它推广做大,学无以致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联系不紧密或者不衔接,实训课堂对理论知识的体现不够,使得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训的效果受到影响。
2.课时较少,学生实践机会少。目前,开设压花艺术课程的多数高等院校,教学课时相对较少,且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课时较低。授课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主要介绍压花艺术发展历程、压花艺术风格流派、压花造型、色彩理论、常用礼仪压花及花艺欣赏等内容。但动手压花的机会较少,一学期3~5次不等。因缺乏系统实践操作、花材制作机会少以及教学时数限制等因素,实践技能培养较欠缺。
3.教学条件不完善,经费投入少。实训室建设尚不完善,实训设备不足和压花设备简陋。大部分学校没有独立的压花艺术专用实训室,实训教学借用相关专业的其他实验室。压花艺术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专业课,实践教学环节尤为重要,课程教学缺乏实训设备保障是压花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一大限制因素。经费不足更是当前高职院校压花艺术课程的现状,由于经费不足,教学中不能大量使用花材,学生接触压花制作机会少,实践锻炼和技能提高难以保障。
三、教改创新与建议
1.培养“双师型”压花人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成立独立的压花课题组,通过协会活动等机会为教师提供行业培训、交流学习的机会,提高现有压花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促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通过教师的压花科研项目研究带动压花教学的创新,或通过建立压花工作室来推广压花技术,此外,聘请行业内专家充实教师队伍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2.建设学训一体化、标准化的压花艺术实训室。结合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以就业为导向的方针,建设一个集教学、实训、展览陈设、美学鉴赏诸多功能于一体的“教学训”一体化的压花艺术实训室。实训室需配备现代教学设备,如多媒体组件、移动式数字化投影仪及相关教学软件等。试验台的设置以分组教学为主旨,设备的数量与布局要方便压花艺术实践教学。压花实训必备的工具、耗材购置应与学生人数相匹配。布置压花艺术作品示范的陈列柜,实训室兼有艺术作品展览的功能,环境氛围具有浓厚的艺术气息。实训室管理上借鉴普通高校实训室开放管理方式,为学生课余时间进行压花训练提供场地和设备条件。
3.形成“教学训”一体化压花教学模式。“教学训”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在结合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下,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先进教学理念,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互动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压花艺术课程而言,应用教学训一体化教学方式,将压花艺术中部分理论融入到实训操作中来,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在不增加经费支出情况下丰富了实践教学内容。例如讲授压花花材的认识内容,无须课堂多媒体图片展示方式,而是带领学生到花卉市场中去,认识花材特性,融理论和实训教学为一体。在压花作品“教学训”一体化教学模式下,教师边示范边讲解,学生边听边练习,当堂完成作品的制作。
4.以产学研、校企合作形式的压花教学探索。和国内相关压花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把实验室建设成产学研基地,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参与压花艺术作用的制作和商品化开发,将所获经济效益再投入实践教学建设,同时利用学校各种会议接待、庆典机会推广使用压花艺术作品布置现场,由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相应压花作品,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压花技能。
四、结束语
随着国际压花艺术作品市场日益升温和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压花艺术的广延发展空间不可限量。高职院校开设《压花艺术》课程正是顺应这一发展事态,培养高素质压花人才,不仅可以为高职学生就业提供新途径,还可以发展我国的压花艺术,让我国的压花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国际。
参考文献:
[1]陈国菊,赵国防.压花艺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2009.
[2]赵国防,宗晶莹.试论压花艺术及发展前景[J].天津农林科技,2002,(5).
[3]张俊.装饰艺术的新宠――压花画[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08).
关键词:生产业;生产贸易;制造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05
MichaelPortor(1990)提出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高端的生产业匹配,历史已证实生产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地推动作用。而在本国生产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可以借助生产贸易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
1概念与诠释
生产者服务业的概念最早由Machlup(1962)提出,James R.Markusen(1989)首次提出了“生产贸易”的概念。JosepF.Francois(1990)认为生产贸易是指在生产中使用的对劳动分工和报酬递增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的服务贸易。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研究都较晚。余道先、刘海云(2010)、段丽娜(2012)、李静(2012)等认为生产贸易是生产业国际交易的统称,有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两种贸易方式。
Giuliani,E.、Pletrobelli,C.和Rabellotti,R(2005)认为,制造业升级意味着生产更好的产品,生产更有效率,或进入到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生产活动中。T Altenburg、H Schmitz和A Stamm(2008)提出制造业升级是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并用于制造业企业生产。吴崇伯(1988)提出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还有一部分学者把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两个概念的同等化(韩霞,2003;李培育,2003;靖W青,2008;李平等,2010等)。大量学者认为产业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刘志彪,2000;张耀辉,2002;汤斌,2005;阚大学,2012),实质上是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
2生产贸易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已有学者就生产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技术、生产效率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升级,因此有学者研究生产贸易对制造业技术、生产效率的影响,也有学者直接研究生产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2.1生产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Markusen(1989)、Langhammer(2006)认为生产贸易使得制造业使用的中间投入种类增加、质量提高,从而获取规模经济效应等,使得一国TFP提高。Markusen(2005)认为适时开展生产贸易,可以通过其产生的技术溢出、人力资本积累、资源有效配置、制度创新等效应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Fernandes和Paunov(2012)发现东欧国家的金融和基础设施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影响。
姚星等(2011)通过对143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分析发现:生产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一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升级。赵伟和郑雯雯(2011)以贸易成本为中介变量构建生产业与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的实证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生产贸易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影响最大,借助产业集群优势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王菁、齐俊妍(2015)在Marrewijk(1997)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和高技术的溢出效应,获取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邓晶,张文倩(2015)认为生产贸易自由化可以显著的促进制造业升级。
2.2生产进口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Macpherson(1997)研究发现通过生产进口能促进纽约州制造业的技术创新。Segerstorm(2000)认为如果所进口的服务与进口国生产要素发生关联后,服务具备了“当地化”、“适宜性”特征,会更容易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Coucke and Sleuwaegen(2008)研究发现服务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导致了比利时制造业的一些优势企业提高了资本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使得要素从一些低价值市场活动的企业中转移到较高价值市场活动的企业,这一过程导致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Amiti和Wei(2009)、Gorg等(2008)认为制造业企业将自己不具竞争优势的生产外包,借助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提高。
程大中(2006)认为消费进口的生产者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技术转让和自然人移动等获取技术溢出,从而促进服务进口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技术水平提高。张如庆(2012)实证研究表明生产进口显著地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王诏怡(2013)研究发现生产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更大,不同服务进口对其影响存在差异。熊凤琴(2014)首先分析了生产者服务进口贸易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然后实证分析结果证实这一结论。邱爱莲等(2014)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产贸易对制造业技术的提升作用显著,但进口的作用比商业存在大得多。董也琳(2016)研究发现,生产进口对制造业具有较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国内人力资本的投入将影响到制造业获取和吸收生产进口的技术溢出的能力。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生产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效率、制造业增加值率(杨玲,2016)、制造业出口(熊凤琴,2010;)的影响,而且有学者认为生产进口可以通过促进制造业出口来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陈启斐和刘志彪,2014)。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生产进口能够提高中国制造业整体效率,但不同行业进口对其的影响存在差异(蒙英华、尹翔硕,2010;王诏怡,2013;刘继森、林培斌,2016);但李惠娟,蔡伟宏(2016)研究结论与之相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向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强。
还有少量学者直接研究生产进口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宋易珈等(2014)指出知识进口贸易可以促进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效果较弱。郭根龙和鲁慧鑫(2015)采用10个分类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比率作为衡量制造业升级的指标,分别从高端服务整体和分行业进口两个层面来实证研究高端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端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通讯服务,最后是计算机服务。杨玲(2015)研究发现增加制造业中实际使用的进口的生产的比重和生产进口,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2.3生产FD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Markusen(1989)首次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生产业FDI能够提高东道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Francois(1990)认为生产者服务业FDI可以提高一国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促进东道国制造业升级。Francois & Woerz(2007)、Javorcik & Li(2007)、Amold,Javorcik & Mattoo(2008)和Fernandes& Paunov(2008)等认为生产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张如庆、时媛、刘国晖(2014)研究发现生产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生产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刘艳,2013;张B和杨思嘉,2014)。屠莉佳(2015)研究发现生产业FDI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但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荆林波和华广敏(2014)则认为由于高技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支持了大量的代工企业,高技术服务业FDI并没有提升中国国内制造业效率,相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部分学者研究生产FDI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对制造业效率产生影响,如赵伟、郑雯雯(2011)引入贸易成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冯泰文(2009)引入贸易成本和生产制造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华广敏(2012)引入交易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生产业FDI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路径和机理,但大部分文献显示生产业FDI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效率,只是路径有所差异。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生产业FD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如张如庆(2012)研究生a者服务业FDI促进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机制,研究发现其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技术结构有显著的推升作用;王诏怡(2013)认为生产进口贸易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效应大于生产业FDI的。
虽然一部分学者从反向服务外包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生产贸易出口对制造业生产率、制造业出口、国际竞争力、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如马欣,李保民(2016)研究发现生产出口可以显著地促进制造业出口。但专门研究生产出口贸易、生产行业OFD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的文献极少。
3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研究生产贸易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贸易的概念界定比较一致,但对于其包含的行业有不同的观点;而对于制造业升级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没有测度制造业升级的统一标准。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贸易自由化、生产贸易进口和生产业FDI有助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普遍支持生产贸易通过各种机制和效应影响制造业升级。但是从研究中不难发现:第一,有关生产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的理论分析较为薄弱;第二,已有文献主要研究生产进口贸易、FDI对制造业升级中某一方面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学者研究的结论存在的显著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结论,这与制造业升级界定不统一和测度指标体系不完善有关系;第三,研究生产出口贸易、生产业OFDI对制造业升级的文献很少。因而,有必要从中国具体事情出发,制定测度制造业升级的指标体系,全面地研究生产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参考文献
[1]Fernandes, Ana M.,Paunov, Carolin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evidence for Chile[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2008:4730.
由于目前中职教育的特殊性质以及长久以来应试教育结果,中职学生不同程度地出现对基础文化课的厌学心理。多数人只是着眼于职业技能的学习的掌握 。对数学的学习动机不强、信心不足 。加之中职数学学科课时较少。如何有效地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数学教育是中职数学教育的重中之重,以下谈谈本人教学中的一些经验与探索。
一、以就业为导向 改革课程体系
当前,学科本位的思想在中职数学课程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明显,能力本位的课程模式基本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从教学内容到方法手段几乎没有向能力本位转换。只有跳出数学学科课程体系,按照就业岗位所需技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从提高素质和加强应用的角度选择教材的内容,才能从专业学科本位向就业本位转变。结合中职学生的实际水平,将中职数学教学内容分为:基础数学平台和专业数学平台。基础数学平台要满足各专业岗位对高素质劳动者共同的基本需求,专业数学平台要满足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各大类职业岗位群对高素质劳动者的特殊需求。
二、以专业为目标 整合教学内容
根据专业课程和实习实训的需求,选择专业模块的内容进行组合,构成本专业的数学内容。例如:拆分传统的三角内容,适应不同职业岗位群的需求。介绍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是各个专业人才素质共性基本需求,列在共用基础平台内。把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及正弦型曲线放到机械类专业,满足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的需求。中职数学教师还可以根据各专科的动向和就业需求,适时地增减教学内容,使中职学生的知识储备更加丰富,更加实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满足就业需求。
三、以能力为基础 扎实数学教育
许多学生都认为上中职的目的在于就业,而数学学得好又不会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因此,很多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远低于学习专业课的热情。其实,中职生就业时面对着学历和能力等等的要求和限制,使得他们的就业选择面更小。面对这样的就业压力,中职学生只有不断地强化自身知识和技能,才能干出自己的一番成就。数学涉及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学教育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了必需的数学常识、概念、运算方法以及运算捷径技巧等等。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必要的数学基础,所以,只有掌握具备扎实的数学知识基础和技能,才能更加顺利地就业。例如: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器的功能不断增强。科学计算器已经能够按照自然书写格式进行输入和显示,并且具备解方程、进行函数运算、进行矩阵和向量的运算、进行概率与统计的相应运算等多种功能。因此,可以把计算器的使用作为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四、以兴趣为引子 加强实践教学
[关键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程度;非金融企业
经济金融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企业金融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的重要分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由金融化导致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很快被归咎为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引发了各阶层的广泛讨论。美国企业由此掀起了“去杠杆化”运动,奥巴马政府亦提及美国经济“再工业化”问题。我国政府决策层对经济虚拟化也有着高度警惕。企业是经济的细胞,经济金融化的基础是企业金融化。研究企业金融化发生的历史背景、程度、原因,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企业金融化,进而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企业金融化的研究植根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是经济金融化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企业金融化的涵义、度量、历史背景与原因,以及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与防范措施等多个方面;其研究目标主要是从微观角度为经济金融化提供证据与解释,以更为可靠地认识和防范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原因
(一)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企业金融化”一词源自金融化概念,是金融化概念的一种延伸。
1 金融化的概念。“金融化”一词的缘起至今不明,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屡被使用。从G.阿瑞吉(1994)开始,包括福鲁德、多尔、菲利普斯、爱泼斯坦等在内的学者们对“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定义。这些定义一般都是针对经济金融化展开,大体可以概括为四大类别:(1)金融化是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意味着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2)金融化是一种更注重财务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是财务价值成为主动性制度和组织设计标准的过程,意味着各类资本运作和投机稳定地取代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实体经济活动)。(3)金融化是金融业、金融控制者和金融资产日益增长的支配权。(4)金融化是非金融化公司参与金融市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刘骏民、成思危、李晓西等国内学者普遍使用“虚拟经济”概念代替“金融化”。与西方学者比较,他们在定义中更强调金融化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自我增值部分,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
2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
(1)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现状与问题。相对于金融化的多样化定义,企业金融化处于更加模糊的境地。虽然自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就开始广泛地使用企业金融化这一概念,但从未专门就企业金融化进行过正式的界定。因此,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只能从金融化的定义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前述阿瑞吉和克里普纳、福鲁德等、菲利普斯和多尔以及奥汗格兹的金融化定义,可以推导并衍生出企业金融化的定义来。阿瑞吉和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是利润日益并主要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菲利普斯和多尔认为,金融化是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支配权、各种资本运作(包括财务转移、风险管理、公司重组、资产证券化、衍生交易和其他形式的金融化包装)稳步取代实体生产(制造、扩张和运输活动);奥汗格兹认为,狭义的金融化是指NFCs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就是NFCs的金融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金融收益的增加。
西方学者关于企业金融化的上述定义,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金融化的内涵:第一,企业金融化是企业更多地投资或依赖金融市场;第二,由上述行为导致的企业利润来源的变化。
这些定义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些企业金融化定义仅仅局限于非金融企业,对金融企业是否存在金融化现象、如何解释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尚存在疑虑,而“一个完整的(企业)金融化概念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括非金融企业的活动”。另一方面,从奥汗格兹的狭义定义(这种认识具有一定普遍性)来看,企业金融化涉及非金融公司金融投资的增加和对金融市场支付的增加,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个属于资金运用范畴,一个属于筹资和利润分配范畴。那么,金融化究竟是投资问题还是筹资问题?是利润来源问题还是利润分配问题?
(2)企业金融化的概念。综合上述定义,我们认为,企业金融化可以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界定:第一,从行为角度看,企业金融化是企业采取的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企业资产更多地运用于投资而非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二,从结果的角度看,企业金融化就是企业利润更多地来源于非生产经营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运作,追求单纯的资本增值而非经营利润。这个定义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清楚地解释企业金融化的过程和后果,方便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度量;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同样适用,可以克服前述企业金融化概念的缺陷。
(二)企业金融化的原因分析
1 企业获利能力危机。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是美国企业金融化的源头。马格多夫和斯威尼就曾认为,金融化趋势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在G.克里普纳看来,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这种观点也是托宾、J.克罗蒂、O.奥兹格尔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共识;G.克里普纳还认为,美国公司的这种“金融化”是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化相一致的,反映了在全球视野下市场的空间重组。J.克罗蒂进一步认为,在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的背景下,结合马克维茨等提出的企业是“根据可赚取的短期回报率配置或重新配置的一个资产束”的“企业投资组合观”,导致了非金融企业(NFCs)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金融化。与此同时,金融化时代使金融市场发生了从“耐心”向“急躁”的转型,与以前的注重追求长期增长的制度不同,“急躁的”金融市场迫使NFCs将更多的盈余份额用于金融市场的股权债权支付,改变了管理激励,反过来又导致了企业金融化的加重。
与上述学者普遍认为实体投资利润不断降低和更高的金融利润导致NFCs金融化的观点不同,T.I.帕利认为,金融化的主要诱因是金融部门利益的变动,它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并通过金融市场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导致公司的金融化。
2 公司治理观念转变。E.斯托克汉默尔同时认为,更高的金融利润与公司治理的变化,导致了优先的管理目标和管理激励的变化,NFCs的管理者开始更多地利用金融市场。这种制度性变化,反映了NFCs更加积极地利用金融市场和关注短期回报,这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管理的企业制度’(managerial firm regime)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迎合机构投资者利益、依靠短期内股票升值的变化”的结果。霍姆斯特朗和卡普兰也认为,加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司治理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敌意收购运动,迫使公司管理者采取了股东利益导向;20世纪90年代股票期权开始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导致了公司管理者的短期化行为。这些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导致企业企图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
3 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对于美国NFCs金融化根源的认识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认为,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公司制度的变化,包括管理者更加关注通过公司收入的分配提高公司股票价格和股票期权价值、股东价值优先观念和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以及由于使用股票期权激励导致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还有公司控制权活跃市场上收购的威胁。这些制度性变化是公司短期行为的根源。拉佐尼克进一步认为,来自日本的商业模式的挑战,促使美国的商业模式发生了转型。“美国企业高管薪酬与股票期权挂钩,这种激励方式驱使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高管进行股市的投机与操纵股价的变动从而提高自身报酬,并且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美国NFCs的金融化源于公司高管“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高管基于这一压力,竭力以股票回购等投机性手法抬高股价、实现股东价值和高管股票期权价值的最大化。公司的高管为更高的股价而奋斗,而不是为了“公平与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奋斗。股东价值理念是美国企业金融化和破坏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4 阶级剥削的观点。西方著名左派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认为19世纪末以来金融的日益膨胀,金融资本的扩张及其所采取的“高利贷”掠夺性、投机性资本形式,是降低甚至周期性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促使企业金融化的根源。J.B.福斯特更为深刻地指出:“目前经济体系的特征是日益高涨的产能过剩与消失的净投资机会。……真正的问题在别处:整个阶级剥削体系植根于生产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化仅仅是一种补偿方式,补偿潜在问题对资本积累本身的影响。”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产生根源的研究尚不多见。秦晓曾指出,金融化源自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吴立波、郦菁曾研究认为,资本的出现,使生产的目的从“为了人类的福利增加”异化为“为了资本增值的实现”,这是金融化发展的社会动机。金融化是实体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为实现资本增值而找到的救命稻草。对于企业金融化而言,股份制、交易所制是其微观企业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
综合上述观点,企业金融化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企业实体投资获利能力危机;(2)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3)企业经营从“扩大再生产”观念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公开资本市场提供的土壤与契机。就这些观点而言,其中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导致金融投资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得到经验数据的检验,似乎很有说服力;而股东价值观念的压力和企业经营向资本增值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观点尚处于理论探讨的阶段。但实体生产获利能力下降是否必然导致金融化?金融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金融化的度量
(一)基于企业投资与筹资角度的度量
J.克罗蒂选择了20个测度企业金融化的指标:(1)NFCs税前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税后会计利润与企业净财富(市价计量)的比率;(2)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的净投资;(4)NFCs净投资与总产出比率;(5)金融企业利润与NFCs利润的比率;(6)所有部门短期信贷市场总债务与GDP的比率;(7)NFCs总投资与内部基金的比率;(8)信贷市场债务与NFCs净财富的比率;(9)NFCs内部基金中净金融负债比率;纽交所股票年度换手率;NFCs净利息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利分配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股票回购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现金流量的比率;NFCs对金融市场总支付与净利息加现金流量之和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与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金融资产净购入与内部基金的比率;NFCs其他杂项金融资产与NFCs总金融资产的比率;NFCs总金融资产扣减杂项金融资产后与NFCs有形资产的比率;NFCs总投资收益与现金流量的比率。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这些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都是上升的,验证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J.克罗蒂的这些度量企业金融化的指标,涵括了对企业金融化的两种理解:一是资产构成(资金运用)角度的金融化;二是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和利润分配角度的金融化。
O.奥汗格兹以美国1952-2002年的数据,从NFCs金融资产占有形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内部基金的百分比、NFCs总金融支付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NFCs非住宅固定资产净投资年度百分比变化、NFCs金融资产占所有资产比重、NFCs利息和股利收入占NFCs总增加价值的比重、NFCs利息支付占NFCs总增加价值比重、NFCs持有的净基金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NFCs净权益发行占NFCs资本支出百分比等角度,衡量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实证检验了NFCs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菲拉特・德米尔根据J.克罗蒂等的观点,将金融化的特征概括为实体企业短期金融资产净增加、固定投资率降低和金融资本回报率增长超过固定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增长,然后以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市场的数据为依据,通过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比率模型、金融利润/销售净额比率模型、真实固定资产投资净额模型,实证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风险、不确定性、波动性和实际利率的增加,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是不断加深的,NFCs已演变成为食利者。
T.I.帕利以美国1973-2005年的数据,从多个角度对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行了剖析,其中一些指标涉及企业金融化度量问题,包括NFCs债务及其构成指标、NFCs股票发行和新增借款指标等。这些指标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NFCs债务不断增长、股票筹资不断萎缩并且(由于股票回购等原因而)成为资金黑洞,美国NFCs是不断萎缩、企业金融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总体而言,帕利主要是站在企业权益构成(资金来源变化)的基础上展开企业金融化度量研究。
(二)基于积累角度的度量
G.克里普纳侧重从积累角度考察了美国企业金融化程度。G.克里普纳通过考察非金融企业收入的来源,证明同产生于生产活动的收入相比,“证券收入”(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越来越重要。她将1950-2001年美国NFCs来自金融投资的非生产活动的收入(即证券收入)与NFCs现金流量(利润加折旧)对比,用逐年的和5年的移动平均数估计了美国NFCs利润来源构成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是非常稳定的,大致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但从70年代开始证券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的收入开始攀升,在整个80年代急剧上扬,在80年代后期是一个峰值,90年代前半期略有回落,后半期再度急剧攀升,比率接近50%。G.克里普纳认为,非金融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的这种变化趋势,很好地说明了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与变化趋势。她还对美国制造业、非制造业企业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比率进行了估计,证明美国NFCs的金融化程度一直在加深,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金融化(即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的比率)程度非常显著,制造业部门越发依赖金融收入去弥补生产利润的不足。
(三)国内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张国庆曾从企业利润来源与构成变化的角度,探讨过企业金融化问题,但其研究对象仍然是美国企业,研究方法也与J.克罗蒂、T.I.帕利等人的研究相类似。张慕濒、诸葛恒中在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中,从部门层面和行业层面探讨了中国企业的金融化问题。他们参照G.克里普纳等的研究,从NFCs利润来源与使用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企业金融化程度。部门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金融部门上市公司自2005年以后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在企业总利润中占比激增,而制造业则一直在低位徘徊;同时FIRE上市公司来自证券收入的利润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制造业,意味着FIRE部门的金融化程度更高。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高于FIRE部门,2002-2009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而FIRE部门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行业层面的数据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看,行业差异迥异,通信、计算机行业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服装、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大起大落并与宏观经济周期呈反向变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则一直较高,饮料行业处于最低水平,并平稳变化、不受宏观经济影响。从利润使用的角度看,上述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比例下降的趋势。总而言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显著的、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对于企业金融化度量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如下局限:(1)所有研究几乎都是围绕NFCs的金融化度量展开的(国内张慕濒等的研究涉及了FIRE部门),金融部门甚少被提及;(2)所有研究几乎都是企业金融化趋势的研究,关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研究较为缺乏;(3)从目前的研究看,囿于对企业金融化定义的分歧,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度量,究竟应该立足何种角度(资金来源与利润分配、使用角度是否合适),仍然是一个有待从概念角度澄清的问题。
另外,对中国的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说,还必须认真思考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管理和决策部门一直认为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在加深,但是学术界实证检验的结果却不支持这一判断?
三、企业金融化的后果
除了H.马格多夫和P.斯威尼早期曾对企业金融化持正面看法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早在1984年,J.托宾在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中就认为,由于企业金融化使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性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将不断降低。J.克罗蒂也认为,企业金融化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挤占了实体投资,实体生产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导致经济的重心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这种变化与美国20世纪后期的“去工业化”趋势是一致的。
P.斯威尼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较小的金融附属部门支撑的生产体系,演变为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且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
G.克里普纳、J.B.福斯特认为,企业金融化意味着巨额财富的积累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拉大到极端程度,造成严重的收入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腐蚀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
W.拉佐尼克也认为,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不仅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而且使工人大量失业,企业金融化带来的是“无就业复苏”(jobless recovery)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急剧减少;同时,美国企业的金融化也是美国经济脆弱性的根源。W.拉佐尼克还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压力下,美国企业(和股东)以较高的股票收益率为目标,而管理者提高股价的途径有三种可能――创新、投机以及操纵,美国公司摒弃了传统的“留存与再投资”、通过创新提高股价的战略,转而采用“缩小和分派”战略,通过投机和操纵,实现股价提高和股东价值、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金融化事实上带来了公司行为和公司治理的改变。
在著名经济学家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集中了各方经济学家观点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包括企业金融化在内的金融化的后果:“金融化深刻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金融资本日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公司,使它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这些国家的国内外精英大发其财,但是经济却陷入停滞。”不仅如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危机根源也越来越多地归咎到经济金融化和企业金融化上来,并引发了美国的“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运动。国内学者尚未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角度深入展开金融化后果的研究,更少有对中国企业金融化后果的研究。
四、企业金融化的治理
对于实体投资萎缩、投机易不断泛滥的趋势,J.托宾一方面批评赌场性质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企业泛滥的投机性外汇金融交易开征“托宾税”的政策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企业(和经济)金融化的政策措施。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金融化引发的问题日渐显现并日益突出,关于企业(和经济)金融化治理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T.I.帕利认为,关于治理公司金融化方面,改革新的公司行为模式是治理金融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可以采取三种不同政策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主流公司社会责任方案,强调对CEO薪金过高、公司缺乏社会责任的担当、公司内部激励方式不当等进行治理;第二种方案是重新构建公司的法律意义和义务,以使公司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不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三种方案是调整对投资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以促使他们成为共同基金储蓄者的利益代表。”
格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企业金融化治理同样有集中和集大成的研究。在该专著中,托德提出了遏制泛滥的衍生品交易活动、降低社会成本的监管政策框架,认为“精心设计的审慎监管措施,除能提高效率外,还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合理性”,同时他提出“适用于任何市场或工具的审慎监管包括三大支柱:强制性注册和报告制度、资本与担保品要求、健康有序的市场规则。”站在金融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布莱克尔提出了管理汇率、管制资本并配套实施其他重大改革的建议;格拉贝尔根据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分析结果,提出了治理金融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征收国内资产交易税(凯恩斯税)、外汇交易税(托宾税),实行资本流入保证金制度,实施外汇管制,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波林提出了征收证券交易特许税以保证国内金融稳定的政策主张。
显然,上述治理措施绝大多数都立足宏观经济视角。从企业金融化治理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大多具有方向性的指示意义,但具体落实到企业层面明显不够。立足企业金融化治理的相关措施,应该既具有宏观视野又具有微观基础,保证具体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政府管理层对企业金融化治理有着明确的态度,但囿于认识的局限,政府对企业金融化治理的呼吁大多停留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唤起企业家的责任与良心层面,而不是建立在建设治理制度的“藩篱”上。而学术界由于对企业金融化研究的关注不够,企业金融化治理对策措施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界加强对企业金融化及其治理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五、小结
关键词:城市化;异质性劳动力;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36
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Jacobs,1984)。城市化是生产率提高的最终或根本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02%,2011年城市化率为51.3%,首次突破50%,城市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业稳定增长、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化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区别,统一调整为居民户口,使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二元制户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既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也有利于解决城市化中面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如城市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交通拥挤、人口大量失业、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此外,目前中国80%的制造业、FDI和对外贸易分布在东南沿海,产业分布失衡、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并存,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也是“千城一面”。因此,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以促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异质性劳动力合理流动与就业。本文试图在梳理总结目前有关城市化与就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基础上,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探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内在机制,为将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城市化对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1.1城市化对城市制造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尽管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也存在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但总体来看,城市化有利于社会就业总量扩大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从动态分析来看,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了工业化水平发展,使得工业和服务业在城市聚集,由于工业发展和服务业的崛起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Glaeser et al.,1992;王国刚,2010)。陆铭等(2012)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深入推进和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劳动力就业概率将会显著提高:城市规模每增加1%,城市劳动力个人就业概率将平均提高O.039%―0.041%。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企业集聚于城市,企业集聚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扩大就业需求,加速劳动力的聚集,如此循环往复,累积效应愈加显著。当然持有过度城市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不平衡会影响将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劳动力就业,但Moir(1977)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但是反之不成立。然而对于高度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是负相关关系。此外也有学者担心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会冲击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而Borjas(1994)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城市本地居民就业的影响程度很低,且没有降低本地市场工资水平。城市化仅是影响就业的众多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合理推进城市化的前提下,需要做好扩大就业的配套政策。
1.2城市化对城市服务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Singelmann(1978)首次提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大量文献对于城市化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关系做了研究。Lewis(1978)认为大量工业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在城市集聚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用,使得企业可以从更先进企业处学到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集聚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使企业更易获得和运输中间品,同时,城市集聚也使城市吸引力增强,进而吸引大量更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企业,这既提高了企业和城市的生产率,又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有效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和产出,并创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城市的集聚和扩张,对服务业就业会产生“乘数效应”。Moretti(2010)研究发现,对于给定城市,制造业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相同城市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贸易部门)就会增加1.6个就业机会;可贸易部门每增加1个就业机会,当地服务生产部门则增加2.5个就业机会。此外,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和不同行业,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亦不相同。从劳动力技能水平层面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乘数效应更加显著;从行业层面来看,高科技行业就业乘数效应表现得最为显著。当然,城市中不同部门的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也存在差异:城市中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大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甚至有的时候可贸易部门就业乘数有可能为负。对于就业乘数效应的分析,既有利于引导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间劳动力的合理分布、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同时也为研究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影响提供了新依据。
2城市化对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ILO)的定义,非正规部门通常组织机构水平低、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别很小或没有区别,且规模小,如果存在劳动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偶然就业基础上,通过亲属或者私人关系来获得保证,而不是通过合同关系。而正规部门通常具有良好的管理机构、更大的资本密度、更好的技术和技能。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也有其竞争优势:一是它们避税带来的成本优势,二是非正规部门的平均工资低于正规部门(Yuki,2007)。但非正规部门既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又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Todaro,1997)。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正规经济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然而非正规部门就业,通常和低生产率、低工资、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环境更危险等联系在一起,且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缺少社会安全保障,如失业保险等。此外,ILO(2007)认为,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快速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正规部门可能不能为城市新进入者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但是人们仍然愿意移民到城市,这就刺激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增加了人们对城市生存部门生产产品的需求。结果城市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上升,这也使城市最低工资和农村最低工资差距加大,进而刺激了移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者期待能够在正规部门找到一份工作,但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有时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50年以上(Cole and Sanders,1985)。Rauch(1993)首次提出城市化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之间的倒U型关系,Elgin and Oyvat(2013)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符合库茨涅茨假设。由于要素的推拉作用,在城市化发展早期阶段非正规部门的份额处于增长趋势,而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处于下降趋势。此外,在城市化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关系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半以上的工人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和非正规部门相互关联且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非正规部门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也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创造、生产和收入增加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显著促进了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尽管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予以了较多关注,但目前国内鲜有此方面的研究。
3城市化对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
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NEG)中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文献对城市化中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动力就业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rugman(1991)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集聚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或内陆地区/城市相城市部门或城市中心地区流动。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流动到城市部门,这些劳动力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之间选择他们的时间分配。但是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工资存在差异,所以工人必须考虑他们在什么时间移民到城市。
城市劳动力分布方面,Henderson(1974)利用马歇尔外部性的概念综合了AMM模型(Alonso-Mills-Muth Model)的城市内部结构理论,用它来解释城市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城市异质性劳动力的分布。Davis andDingel(2014)基于前人的有关研究,根据城市中异质性劳动力分布,以劳动力技能水平来刻画城市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和城市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研究了城市的比较优势,认为在分析城市经济问题和城市间异质性技能分布结果时,同时考虑这两方面更加符合现实。为了使异质性更加明显,Davis and Dingel(2014)假设劳动力技能是连续统的。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要素供应驱动的比较优势传统理论――HO理论使得理论家们通常将区位要素供给看成是外生禀赋,由于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当刻画比较优势如何决定产出构成时,应将城市要素供给外生化。大量的连续统要素和连续统部门的比较优势研究文献大都与Costinot and Vogel(2010)的研究有关。然而这些文章假设国家的要素禀赋表现出单调似然比特性,由此可知,如同均衡产出,城市技能分布也表现出这种特性。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一个国家内的城市是研究这些比较优势的基本要素。
此外,Glaeser et al.(2010)和Davis and Dingel(2014)研究认为城市间部门的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将和与技术有关的协同聚集相一致。随着城市化推进,大量企业和劳动力在城市集聚,一方面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集聚水平提高,促使城市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生产成本下降。Sveikauskas(1975)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增加5.98%。另一方面,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用也使得劳动力技能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城市集聚中获得的收益更大。高生产率和高工资使城市对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大量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主要原因是在大城市或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地区,学习效应更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劳动力匹配效率较高使得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或变动工作的机会更大(Sato and Ze-nou,2014)、收入增长也更快。同时也有学者从其它方面(如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壁垒、国家政策偏向等)研究了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原因。Elgin and Oyvat(2013)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不仅政府实施的国内贸易政策严重偏向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且社会投资包括教育、医疗、公路、供水、电力等也是严重偏向城市地区。所以,为了使家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异质性劳动力偏向于进入大城市。从城市间异质性劳动力分布来看,劳动力互补效应的存在,使大城市既有高技能劳动也有低技能劳动力,但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份额远高于小城市(Combes et al.,2012;梁琦等,2013),而低技能劳动力则大量集聚于小城市。从城市中不同部门来看,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王世平等,2015)。
关键词:音乐教育就业前景导向分析
一、保山市隆阳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1.隆阳区农村中学数量音乐教师配备情况
学校类型有:完全中学、初级中学、乡镇农村中学三种。完全中学9所,教师总数为453人,音乐教师24人,班级总数273个,周课时数为1;初级中学13所,教师总数为484人,音乐教师28人,班级总数260个,周课时数为1;乡镇农村中学17所,教师总数为536人,音乐教师15人,班级总数323个,周课时数为1。
2.隆阳区农村中学音乐教师年龄结构与学历情况
教职工总1473人,男教师624人,女教师849人。其中男教师年龄结构50岁以上103人,30到49岁284人,30岁以下237人;女教师年龄结构,50岁以上129人,30到49岁345人,30岁以下375人;教师学历结构研究生18人,本科生485人,专科生899人,专科以下89人。目前缺少的教师有音乐、体育、美术、语文、数学、外语。
3.隆阳区农村中学音乐教学设备情况
完全中学9所,设备总价值25万元,设备平均值2.8万元,设备总台件45件,设备平均件5件;初级中学13所,设备总价值23万元,设备平均值1.7万元,设备总台件38件,设备平均件3件;乡镇农村中学17所,设备总价值14万元,设备平均值0.7万元,设备总台件18件,设备平均件1件。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村中小学不论是从音乐教师配备情况、音乐教师年龄结构与学历情况还是音乐教学设备情况都较落后,正因种种情况,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不愿意到边远地区就业。
二、音乐专业就业观念的改变
为了促进毕业生就业,顺利完成就业工作,我院一直以来(尤其近三年来)都很重视对毕业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院领导责任明确,就业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实施,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案来促进就业工作的开展。相关教师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熟悉业务知识,掌握好各项就业政策;努力提高就业指导水平,积极为毕业生提供就业的各项服务,给毕业生以更多的帮助,关心和帮助家庭困难的毕业生就业。音乐专业的学生对就业问题在思想上也有了高度的重视。至此音乐专业连续几年在保山学院的就业工作考核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以上表可以看出,通过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就业情况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2.对音乐专业毕业生求职的建议
①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开设就业指导
学校应该将毕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根据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和学校的培养目标,安排一定的课时,使学生了解近几年的就业形式和就业情况,加强就业指导,并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的长期规划,并贯穿于整个大学生活的过程。积极开展就业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展模拟应聘、应聘礼仪等活动,使学生尽早做好就业准备。
②努力提高综合能力素质
综合能力素质的提高能为就业提供坚实的基础。综合能力素质中,包括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学习态度、人文素养等。应改变音乐专业学生只重视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学习文化知识的现状。同时,学院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思想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③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
陈旧就业观念是大学生顺利就业的最大障碍。许多学生对就业要求过高,还没有就业就想着择业。因此,应该教育学生理性地面对现实,强调自我生存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观念。使大学毕业生能做出合理的职业选择。让他们认识到只要更新就业观念,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确立积极就业的期望值,职业生涯的适当值,就一定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④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提供价值导向。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职业的看法和态度,择业标准、择业行为受到其支配。面对就业市场激烈竞争和新的挑战,部分大学生不守信用,不守承诺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大学生贷款后不按时还款,甚至恶意拖欠,还款信誉较差;求职过程中自荐材料的虚假包装,随意毁约等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丧失了道德基础。特别是在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今天,毕业生就业必须履行诚实守信原则,高校在就业指导过程中更应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⑤充分发挥辅导员、教师的作用
关键词:医疗机构;满意度;患者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3.0029.02
1引言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54389个,比上年增加17462个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机构总诊人数达62.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4.3亿人次(增长7.4%),2011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4.63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医疗市场必将会越来越大。
今年来随着我国的医改不断地改革,国家不断地鼓励社会各方面的资本进入我国医疗行业,希望使我国的医疗体制越来越完善,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这也给这个行业带了巨大的竞争,随着医院的不断增多,医院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于此同时病人对医院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如何向病人提供满意的服务成为每个医院竞争的核心。患者满意度就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对医院提供的各方面的服务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医院只有在赢得患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最终才能赢得市场。
2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并在前人对服务行业满意度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Williams(1994):通过研究发现患者的满意度与患者期望之间病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患者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是由患者实际所享受的医院所提供的各方面服务决定的。
Owens D & Batchelor C(1996):研究发现患者的期望对患者的满意度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与其之间沟通交流等这些却对患者的满意度又很大的影响。
Thomas V.Perneger et al.(2003):研究对比了不同的四种有关患者满意度测评的量表,发现他们各有优势和缺点,没有那种量表是十全十美的,并且患者对这四种的测评量表的评价也非常的相似。
综述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患者满意度理论研究的焦点一直是有关患者满意度与期望、感知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探讨。在这众多的研究中,1993年Zeithaml和Berry&Zeithaml提出的患者满意度模型非常有代表性,后来被很多学者借鉴和修改。虽然学术界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有争议,也没有哪个学者能够对这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又说服性的解答,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以后那些研究患者满意度的学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科学依据和参考。
3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有关患者满意度的研究,很多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医疗(主要指医院)行业的特殊情况,对患者满意度进行了大量德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张家钧等(1997):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患者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发现病房的饮食,医生对患者关心问题的解答程度,护士的服务态度等对患者满意度又较大的影响。
陈教生等(1999):为了探讨患者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医疗体制下对医院服务的满意情况,把上海和香港两家医院的患者满意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患者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医院的设施环境等基础的生活设施都有相同的要求。
苏维等(2001):研究发现医院的收费过高、收费透明度不高、手续繁多、患者选择权少等是医院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
薛桂英(2002):研究发现医院相关的工作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少、服务态度差;患者的知情权以及选择权少、医院的环境、饮食等生活基础设施差、等待排队时间长等一系列问题时医院患者满意度主要存在的问题。
夏云媛(2002):对基层医院的住院病人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对护士的服务态度、医院的环境等基础生活设施的满意率达到90%以上;有关护士对药物的用量、副作用等这些方面的解释的满意度在80%以下;护士对患者有关病情方面的解释以及对患者的照顾这些方面的满意率在80%-90%之间。
张澄宇等(2003):建立了一套包含8项二级指标(医院环境、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医务人员技术、服务项目、流程以及结果、看病费用、对患者投诉的处理)、28项三级指标和94项四级指标的门诊病人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每项二级指标派生出2.5个三级指标,每项三级指标再延伸出若干个四级指标。
葛玲侠等(2003):研究发现医院的住院环境不好、医疗设备差,医务人员技术不专业,住院流程不合理等是对患者满意度产生很大大影响。
姜蓉(2003):建立了一套三级医院门诊病人满意度测评模型,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医疗环境、服务水平、服务态度、服务流程、服务结果、医疗事件处理、收费价格共七大要素。
从上面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在患者满意度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他们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如这些测评很多是医院自己独立进行的,他们只涉及了一辆服务质量、医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及技术、医院的硬件环境等,然而对患者的期望、感知忠诚等重要内容却没有涉及。
4 医疗服务业顾客满意影响因素
弄清楚患者满意度影响的关键因素一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核心,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患者满意度影响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Ware、Davies Avery & Stewart(1978)研究发现:医院的环境、交通便利性、医务人员的技术、医疗费用、治疗效果等对患者满意度有影响。
Falvo D Smith J(1983)研究发现:患者的知情权(如医院向患者提供相病情的信息等)和选择权(有权利参加治疗方案的选择,医院应该多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多关心患者们所关心的事情)是患者满意度影响的重要因素。
Hall JA、Milbun MA & Epstein AM(1993)研究发现:患者的满意度与患者的健康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患者自我感知的健康状况能够预测患者的满意度水平。
Teisberg、Porter & Brown(1994)、Mummalaneni & Gopalakrishna(1995)研究发现:医院的环境、医疗设备的完善性、医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医院交通的便利情况等对患者满意度有较大的影响。
Rogut et al.(1996)研究发现:患者的自身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医疗保险、自身感觉的身体状况等对患者满意度有很大影响。
Pope et al.(1997 )、Mikael(2001)研究发现:患者的年龄对患者的满意度有较大的影响,年轻的或者中年的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一般低于年老的。
Hall & Milburn(1998)研究发现:患者的心理压力与患者的满意度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有关患者的患病体验、对医院提供服务的体验以及其他因素的区别作为导致患者不满意的原因很难被证明。
Andaleeb(1998)研究发现:医院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医疗设施的先进性、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医疗费用等对患者满意度有影响。
Young et al.(2000)、Hargraver et al.(2001)研究发现:患者自身背景因素如年老等、医院科室的不同、医院教学情况、医院的交通便利性等对患者满意度有较大的影响。
M.A.A.Hasin、Roongrat(2001)研究发现:医院的环境、医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以及其他服务(如餐饮)影响患者满意度。
Crow R、Storey L & Page,H(2003)研究发现:患者之前对医疗服务的满意体验以及满足患者愿望、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患者对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权这三个因素对患者满意度有重要的影响。
对上面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对患者满意度有影响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类:
第一类: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家庭人均收入、医疗保险、心理压力、自身身体的健康状况等这些与患者自身背景有关的因素。
第二类:医院的形象、口碑、交通便利性、医院的等级、教学情况以及科室设置等这些与医院背景相关的一些因素。
第三类:医院的环境、医疗设备的先进性、医疗费用、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看病住院的程序、治疗效果以及与患者之间的交流等这些与医院服务相关的因素。
根据我过医疗服务的现实情况和特点,本研究选取以下两类作为影响患者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患者自身背景因素:患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户口所在地、医疗付费类别、干扰因素。
医疗服务因素:医院的卫生环境、看病住院的程序、看病等待时间(如挂号、买药等)、医疗设备的先进性(主要指大型设备)、医院工作人员的技术及其服务态度、患者选择权和知情权、医院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医疗费用、治疗效果。
5 结束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疗服务业的实际状况,提出我国医疗服务业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类:1、自身背景因素:患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户口所在地、医疗付费类别、干扰因素;2、医疗服务因素:医院的卫生环境、看病住院的程序、看病等待时间(如挂号、买药等)、医疗设备的先进性(主要指大型设备)、医院工作人员的技术及其服务态度、患者选择权和知情权、医院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医疗费用、治疗效果。其中,患者选择权和知情权中的某些方面体现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情况。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医疗行业(主要指医院)提高顾客满意度提供一些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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