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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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1.元素之一—动态

动漫是“动”的艺术，以动为本，多是在运动中讲故事。敦煌壁画中，对人物“动态”的塑造是艺术家们对生活精细观察后的成功创作。如敦煌的标志性形象—飞天能成为敦煌的LOGO，源于她的美，而所有的美感来自于她的动态。虽然在敦煌不同时期塑造的飞天体态各不相同，但是她们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形成流动唯美的S形，再加上衣裙飘带飞扬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都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灵动美。具有动感之美的飞天打破了洞窟中呆板森严的气氛，使观者眼前一亮，使洞穴富有生气。吉林动画学院参照敦煌飞天形象制作了原创动画片《飞天》，片中所流露出来的美感，浓郁的敦煌风格，强烈的本土气息，在今日一味追“日”追“美”的中国动漫市场上，给人唯美的视觉感受和心灵的震撼。

2.元素之二—夸张

夸张是动漫艺术惯用的手法，目的是为了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突出某种事物的本质特征。动漫画家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形象的某些方面刻意地夸大或缩小，做艺术上的渲染。文学家高尔基指出：夸张是创作的基本原则。2009年春节晚会上，舞蹈《千手观音》精美绝伦，令全国亿万观众震撼，其创作源头就来自于我国的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密宗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多首、多手、多眼是千手观音的主要特征。敦煌壁画中的图像就是根据佛经而绘制的经变图或变相图。这样夸张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型并没有难倒聪明的古代艺术家们，他们采取了以少代多、相互组合的办法，在观音的身上绘出许多持各种法器、宝物的大手，在大手外边画上千只小手，用小手组成观音的圆轮形背光，又让每只手中长出一眼，这就变成了“千手千眼”，使其多而不乱，美而优雅，法力无边。这种夸张的巧妙创作不禁使人啧啧称赞。在动画片中我们经常能见到，把身体的某一部分在角色上反复出现，表达角色的一种神力或表现一种幽默感，如《哪吒闹海》中的哪吒、《怪物电力工厂》中的小怪物们。

3.元素之三—色彩

形乃近观，色则远观。当观者走向画面时，映入眼帘的是色彩而不是造型，因此色彩对渲染画面神韵有着重要的作用。敦煌壁画的用色受中国文化的五行观的影响。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相生相克的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敦煌壁画每一个洞窟的建筑、雕塑、壁画都有统一和谐的色调，每一幅画的用色都服从整窟统一的布局。”在画面保持色调统一的基础上，又不乏局部绚丽丰富的色彩。壁画用色以红、黄、绿、蓝、白、黑、褐为主，通过大小对比、形状对比、补色对比、色相对比和冷暖对比，把单调的色彩丰富运用，形成强烈的装饰效果，绚丽又不失厚重，鲜艳又不失朴素。《九色鹿》《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飞天》等动画片都充分借鉴了敦煌壁画的色彩特点，有浓郁的本土气息，既给人视觉美感，又让人心理上产生自豪感。

二、敦煌壁画给予中国动漫艺术创作的启示

1.用虔诚之心做动画

敦煌壁画是以佛教故事为创作母题。最早在敦煌修行的僧人，要自己去塑造一尊心中的佛像，便日夜对着佛像静心修炼，十分虔诚。古代艺术家们在绘制这些壁画时也是怀着虔诚之心。绘制过程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劳作行为，而是一个调心养性的过程。佛理与艺心相连，佛性与人格相连。画者内心的修炼对敦煌壁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画者从精准和美妙两个方面严格把控壁画作品的质量启示，进而达到神正的目的。反思我们当今的绘画行为，是不是有些浮躁？或者狂热追“日”追“美”而失去了自我？古代艺术家们启示我们，只有静心思考，严格要求，倡导人文精神，我们制作的动画才会有前景。

2.用创造之心做动画

在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比例缩短、强劲有力的金刚力士，身姿优美、媚柔姣好的菩萨，愣眉鼓眼、威武勇猛的天王，还有许多兽头人身的天空神怪，如雷神、风神等。这些姿态各异的造型都是古代艺术家们根据佛经故事想象和创造出的形象，以满足人们的和审美要求。敦煌壁画从无到有，是一个原创的过程，为后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我国早期优秀的动画片《九色鹿》《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就是受其启发和借鉴的。早期的动画家们不仅借鉴了壁画，还融合了剪纸、戏剧等民间艺术，对其反复斟酌与修改，历经数年才创作出这些具有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的优秀动画片。古人和前人都已给我们树立了如此优秀的榜样。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要做自己的动画，要用时代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来制作当代的本土动画。如新生代的网络动画《包强》《抢狮头》《飞天》等便是例子，它们让中国动画业看到了希望。

三、结语

第2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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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南南，黄维忠.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J].中国藏学，2003，（4）：1，68-82.

[4]马德.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的几个问题[A].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杭州，2010：151-156.

[5]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42-43.

[6]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

[7]金雅声，束锡红.英法藏敦煌古藏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A].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7-12.

[8]（法）麦克唐纳.耿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2.

[9]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4.

[10]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11]郑炳林，黄维忠.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7.

[12]郑炳林，黄维忠.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学卷）[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5.

[13]郑炳林，黄维忠.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学卷）[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57-158.

[14]黄维忠.古藏文文献在线项目及其《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J].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4-85，101.

[15]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A].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C].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247.

[16]（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A].讲座敦煌――敦煌胡语文献（第6卷）[Z].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1-98.

[17]杨富学.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85-89.

[18]耿世民.敦煌出土回鹘文献介绍（续）[J]. 语言与翻译，1989，（3）：36-37.

[19]耿世民.敦煌出土回鹘文献介绍（续二）[J].语言与翻译，1989，（4）：10-11.

[20]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91.

[21]杨富学.敦煌回鹘文化遗产及其重要价值[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85-89.

[2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3-54.

[23]史金波，彭金章，等.中国夏文献综述[A].西夏学（第2辑）[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47-48.

[24]王静如.引论[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3）：24-33.

[25]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J].敦煌研究，1985，（3）：45-52.

[26]刘景云.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订[J].敦煌研究，2008，（3）：60-65.

[27]戴忠沛.法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6，（4）：96-98.

[28]耿.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4）：99-121.

[29]（英）西蒙斯・威廉斯.田卫疆译.粟特文书收藏情况简介[J].民族译丛，1984，（4）：54-55.

[30]（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J].考古与文物，2003，（5）：78-79，2.

[31]（英）格瑞纳，辛姆斯・威廉姆斯.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J].敦煌研究，1999，（1）：110-119.

第3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研究》作为敦煌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著名的学术刊物，在学界有着崇高的声誉和影响。作为《敦煌研究》前编辑和受其滋养的作者之一，感到由衷的高兴。借此会议机会，谈点对贵刊办刊方针、宗旨以及其学术担当的看法。

1. 学术刊物的责任，不惟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专业性学术刊物而言，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

作为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研究连续出版物的龙头刊物，《敦煌研究》无疑承担着敦煌研究及丝绸之路研究方向的把握与引领的使命。多年来，《敦煌研究》其实一直在履行这个职能。

2. 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吾辈学人当奉为圭臬。新问题之一，无疑包含“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丝绸之路研究的兴盛。

虽然敦煌学研究已历百年，石窟、藏经洞文献研究已然相当细致、深入，虽有新材料不断出现，但大规模、成批量的新材料难以再出现。如是，如何获得新材料呢？

我认为，还是那句俗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我在研究敦煌乃至丝绸之路饮食文化时，深感材料不是用尽了，而是我们的视野还大有局限。当然，这跟我们的学养、见识大有关系。不断出现的墓葬资料应该是敦煌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有些墓葬资料不仅出自敦煌及其周边，也出自中原等地。以笔者的饮食研究而言，汉魏时期墓葬出土的鬼灶，可谓当时饮食资料最富集的一件冥器。多年来研究者了了。而这些形象资料所揭示的饮食文化形态、方式、信仰等，少有人深入研究。

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研究的边界愈益宽广，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必然，亦应成为《敦煌研究》与时俱进办刊方针的考量。

3. 深度。“深度”是学术研究向前推进的必然。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征集相关研究课题，优先发表，以达到导向作用。这些选题须是前沿、重点、热点；二是进一步完善编辑制度，从制度上保证选优汰劣；三是扶掖新人，不拘一格x文章，从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中选取一些有新意的研究；四是出题约请一些专门家写稿。

第4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悠久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的文化。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饱含着历史文化底蕴。地处敦煌的学校有大漠自然风光的濡染，西域边塞文化的熏陶，深厚历史文学的传承和浸润。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语文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敦煌学校的语文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运用以下几种形式进行。

一、实地观赏敦煌大漠风光，体会西部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敦煌，是中国西部大漠绿洲地貌的典型代表。戈壁沙漠苍茫无限，绿洲翠玉镶嵌，森林如彩带飞舞，雪山巍然遥挂南。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相偎，同生共存，构成了敦煌的沙漠奇观，令人回味无穷。海市蜃楼增添了奇幻神秘的色彩，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叫人叹为观止，是大自然留在敦煌黄沙中的又一杰作。

“沙漠英雄树”胡杨，它能经受沙暴狂风、干旱盐碱、严寒酷暑的打击而顽强地生存，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质万年颂。骆驼刺、沙柳、沙棘等和胡杨一样，在如刀的漠风中勇敢地抗争，在如火的骄阳中不屈地拼搏，在严寒的隆冬坚强地屹立。这些共同孕育了西部人不畏，战腥风、斗血雨的精神意志。

开发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观察欣赏，收集与阅读资料有关的图片，或自己喜欢的风景图画，并作以记录和介绍，阅读课上，分主题进行交流。还可以通过栽培，摄影，攀登，综合地理、生物、植物、美术等学科知识，体会西部大漠戈壁环境以及敦煌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二、阅读历史，实地考查，体会敦煌丰厚的西域边关文化

敦煌是西域文化、边塞文化、大漠文化、藏传佛家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儒家文化等的融合交汇点。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敦煌这块热土曾经孕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英勇善战的将帅张奂，名垂青史的“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首次在敦煌建都的国王李，收复河西荣归大唐的将军张议潮，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常书鸿樊锦诗……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各领，建功立业，都曾为灿烂辉煌的敦煌历史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阳关、玉门关和汉长城声名远播，令人心驰神往。它们都是敦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千佛洞”莫高窟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它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的精髓，在国际上由此而兴起了一门显学――敦煌学。

面对如此浩繁的历史文化，实施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阅读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典籍，可以走进敦煌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请有关专家讲解敦煌的历史，网上搜集敦煌历史资料，深入思考探讨，写出小论文，探讨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感悟和见解。这些都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途径。

三、收集有关敦煌的古诗文，分类整理古诗并鉴赏

古典诗文里描绘与敦煌有关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如唐代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幽怨凄凉的别绪，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对千古盛传的阳关心驰神往。类似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的《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苏轼的《阳关曲》“使君莫忘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学生的归纳筛选能力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语文校本课程可以组织学生整理与敦煌相关的古诗文，并按内容分类，然后装订成册，写上自己的赏析。在此之前老师可分发给学生分类，如写自然景物的、抒发离情别绪的、表达失意悲愤的、表现领悟人生的、表现豪情壮志的等等。学生整理好后，然后在阅读课上评析交流。

四、观看名著影视，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敦煌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影视资源地，著名的敦煌影视城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第5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如果说要阐述的道理构筑了议论文的骨架，那么支撑观点的事例材料则丰满了议论文的血肉。都说“文章一枝花，全靠例当家”，而诸多学生习作，往往多空头大话，多架空分析，致使文章成了缺少事例、材料佐证的“空头议论”，好像一副没有血肉的枯骨。或者，常常是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罗列一大堆或详或略的事例，却不展开分析论证，就算是得出结论了，这种“以叙代议”的写法也是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的一大通病。这样，哪来论证的深度，语言的灵动？

因此，我们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还得为学生整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尽力引导学生拓宽狭窄的思维与情感的空间。本文主要针对学生议论文写作中“空头议论”“以叙代议”的通病，探讨让学生轻松学会使用事例生动说理的方法。

在使用事例材料论证观点时，我认为可指导学生将论述材料运用情景化，即在围绕话题或论题的前提下，根据所用材料和所涉及的人物（对象），展开合理的联想和想象，组织一些符合人物（对象）特定情感的意象来营造意境，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场景中加以形象化、细节化的描述，使人物在场景中鲜活起来，从而使议论文语言更灵动、意蕴更深刻。

材料运用情景化的效果，我们可从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一文中找些感觉：

①中国的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②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这两段文字揭示的是政府官员腐败无能，明明已知敦煌艺术价值巨大，却无心去保护它，只想多得几件求得加官进爵的机会；而当中国官员正盘算着私吞几件敦煌艺术品为自己谋取前程时，外国强盗则已悄然来临，准备掠夺。

但若把这两段文字改为上面笔者转述的那种表述，就会使语言死板，光彩顿失。因为相对于原文，上述表达就抽象了些。我们读了或听了之后，最多是认同他的观点而已，而原文却能让人想象出一幅幅画面。比如，能让人想到中国官员“文雅地摸着胡须”的画面，而后面的几句又能使人想到他“文雅”行为背后“不文雅”的念头：不想承担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职责，只想着个人升官之途。动作、语言描写使得政府腐败、官员无心保护文化遗产的形象更直观了。又如第二段中“股股炊烟”“茶香缕缕”两词也能让人想象到两幅对比性很强的画面：外国侵略者在沙漠里风餐露宿，不畏艰辛，正虎视眈眈地直奔敦煌遗产而来；而中国官员却端坐客厅，手捧茶杯，口味茶香，正安闲自在地做着升官的黄粱美梦。

总之，余先生的两段话能打动人心，原因在于他不是对事情作僵死的叙述或单纯的议论，而是对历史作了鲜活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个“情景化”场面。事实上，这些“情景化”的场面，余秋雨先生并没有亲见，然而他却合理地想象了出来，文字也因这一层想象化的情景让读者仿佛走进电影院观赏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那样，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那痛彻心肺的民族悲剧。

那么如何情景化地使用材料，形象地来表达观点呢？

具体做法是，改变抽象直白地“说”材料的方式，而是借对材料中的人（对象）的言、行、神等细节描绘呈现出具体情景，让读者不单单是“懂了”，而是“我看见了”“我听到了”“我明白了”人物的内在精神。

下面结合学生习作——话题作文“肩膀”中的几段文字——具体探讨“情景化运用材料”的三个原则。

文段一：女娲用肩膀担起五色石，她肩负起了为暴雨中的生命创造一方晴空的责任。于是，她燃起了熊熊烈火，任滚滚浓烟暗淡她明亮的双眸，任红热炭火灼伤她细嫩的肌肤。她义无反顾地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五色石飞向倾斜的天柱。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女娲用肩膀扛起五色石，担负起了补天的责任。“于是……天柱”这两句就是情景化的表达。

作文话题是“肩膀”，不过第二句并未提到肩膀，这样的想象是否合理？

稍作分析，我们会发现应该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句里两个“任”字领起的场景，能让我们“看”到女娲补天的果决行为，突出表达了女娲为补天付出的代价巨大，而且以她的弱小，更加有力地突出了她用柔弱双肩担起补天重任的艰辛和伟大。正是这两个“任”字，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女娲勇于承担责任的伟大精神，且正好扣合了后一句的“义无反顾”一词。

第6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韩国敦煌学；敦煌文书；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26-02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敦煌绝不是偏僻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敦煌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远近的僧人和艺人聚集在此地，许多中原文人也来此活动。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地区在地理、商业、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纪后期被吐蕃占领的几十年之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为止，敦煌地区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绵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文书和考古资料不能看作是珍贵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认定为平凡或一般的资料。某个特别地区发现的资料不只代表该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同样，在敦煌和东西方交流的文化流传到中国各地，也对韩国文化起到不少的影响。根据以上内容，韩国敦煌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下面所说的“敦煌”也不是作为特别地区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跃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来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曾经指出，“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首尔中心的方向应该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说是韩国敦煌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中、英、法、俄等国家不同，韩国几乎没有与敦煌学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这是韩国敦煌学本身的研究条件，我们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可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韩国拥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从古以来很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过海把它流传到日本。实际上，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个学术单位和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交流不够，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应有的学术价值，甚至有时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研究计划和内容重复的情况。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最近“国际敦煌项目”首尔中心和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签订共同出版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韩文版，已经集合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人才组建翻译队伍。韩文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仅忠实翻译原文，还要介绍韩国所藏丝绸之路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为此，需要各个学术单位的交流和协助，这样才能实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特点以及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希望能顺利完成此事业，并使之成为韩国丝绸之路学研究的一种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书中有关韩国的资料

韩国人所著敦煌文书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人慧超游记《往五天竺国传》，写本编号为p.3532。该卷的作者和题目是在上世纪初就被认定的。此后，韩国人和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国的敦煌文书中突然发现新罗僧人元晓所著《大乘起信论疏》，因而敦煌遗书在韩国再次引人关注。据中国学僧定源，这些写本是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纪抄写的。实际上，敦煌文书中很难发现韩国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来只发现两种作品。虽然情况如此，不能否定韩国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这两篇在宗教、哲学、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资料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寻找这样的资料。美国梅维恒教授曾经参考编号p.3935敦煌写本和那波利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论文，主张在唐代敦煌地区曾有韩国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种土地请求书，其中说“韩寺地北至大户地”，原文内容就说明韩寺好像占有较大的居住地。当时韩国僧人可能在这个住所学习佛法，在接受当地的文化后，准备去西域长途旅程。据有关资料，唐代不少韩国僧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求法活动。就像西域的许多僧侣来东方布道、写经、译经，韩国的僧人也从相反的方向来敦煌和丝绸之路学习佛教、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韩国使臣也不时到敦煌和中亚地区参加各种活动，该地的壁画就曾描绘他们的形象，而在韩国保存下来的西域和丝绸之路文化可能是这些人带过来的。文化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其交流的过程甚难而时间久远，但一旦适合于本国的国情，便很快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又流传到各个地方。上述的僧人和使臣都可称为另一个“慧超”，对文化交流起到极大的作用，而寻找另一个“慧超”就是韩国丝绸之路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继续关注敦煌和韩国佛教文化相似之处

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都是佛经或者与佛教有关的文书、故事、图画等资料。如果当时韩国人在敦煌或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活动，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了佛经，也想要学习表演、舞蹈、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并把它们都带回韩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对现在的韩国佛教文化和敦煌资料中佛教文化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韩国佛教除了被迫害的一段时间外，从三国时代传入以后到今天，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传统和形式，尤其新罗国虔诚信奉佛教，派遣许多僧侣到中原修学，所以不得不受到唐代佛教的影响。唐代是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时代，甚至可说是任由外来文化传播的时代，这是大国风度的表现，在唐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这样的情况。与唐代同一时代的新罗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统一全国后积极地包容外来文化，而外来的佛教几乎成为国教，当时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围绕着佛教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佛教在韩国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很有可能保留着已经看不到的唐代佛教文化。比如说，唐代敦煌地区的讲经仪式和说唱方式或与韩国的佛教仪式有相似之处，也可能在韩国佛寺里面能够发现敦煌遗书的描述。为此，我们又需要抛开单纯的学术视域，用跨国交流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第7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1、初传时期

大体从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止。此期唐朝佛教文化早期输入吐蕃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两位公主远嫁吐蕃时带入；二是派遣使者赴唐求取佛教文献；三是邀请汉僧进入吐蕃译经。文成公主是吐蕃翻译汉地佛经的倡导者。

2、吐蕃佛教创建时期

约指从桑耶寺筹建到剃度蕃人僧人出家时期。此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特点有五：首先是依靠汉人桑喜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作准备；二是命桑喜等卦五台山参观学习汉地寺院形制；三是派塞囊和桑喜赴内地学习佛教教戒，为吐蕃剃度僧人出家作准备；四是请汉地僧人入藏，为译经作准备；五是赤松德赞从学习汉地佛教知识入手，形成在吐蕃正式创建佛教的思想。论文百事通

3、吐蕃佛教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从赤松德赞中年起，到热巴坚赞普时止。此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特点是：一是发展初期，所请汉地僧人更多《莲花生传》载，当时被迎至吐蕃从事译经等翻译工作的汉人有：帕桑、和尚玛哈热咱、和尚德哇、和尚摩诃衍、汉地学者哈热纳波、和尚玛哈苏扎以及毕洁赞巴。（见该书，本版，146页下）。此外还有汉地学者桑西。二是成果更突出，数量大出现了系统的《丹喀尔目录》，在所译六七百佛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31种。（《丹喀尔目录》日本影印大藏经，卷145、145、146、149页）三是自公元781年后，吐蕃从汉地吸取佛教成果的地点集于敦煌，吐蕃既在敦煌当地充分利用汉藏等族僧人从事各种佛事活动，同时又把汉地佛教和名僧中的精华部分和人物迎入吐蕃。755年以后敦煌所出的禅宗经典和语录，约有二十部左右，诸如《顿悟无生般若颂》《顿悟真宗金刚般卷（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顿悟大乘秘密心契禅门法》《最上乘顿悟法门》等等。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涉及汉藏佛教禅宗交流的一本书,即《顿悟大乘正理诀》,此书大约成书于792__794年,作者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又称“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他给吐蕃赞普上书时自称“破落外臣”。王锡在敦煌陷于吐蕃后留居敦煌,可能出家或为居士,故自称“破落外臣”。该书详细记载了赞普赤松德赞请敦煌汉僧等三人赴吐蕃辩论佛经之事,其中之一即是王锡。①四是汉地禅宗传入吐蕃,其代表人物就是大禅师摩诃衍那,从而引出吐蕃佛教历史上的“顿渐之诤”。五是在吐蕃佛教发展晚期,出现了敦煌译经讲经的,其突出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高僧法成,他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法）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18页及附录。

二、文成、金城公主与佛教入藏译经的关系

唐朝佛教同吐蕃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吐蕃佛教的初传、创立和发展均与唐朝佛教有关。黄灏说：“吐蕃多元文化的两个源头－－汉地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两者相比较,汉地中原文化影响远比印度文化为深、为早。……文成公主入藏为汉藏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这不仅在《贤者喜宴》及《王统记》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有实物为证。玉树州巴塘乡勒巴沟的寺院及佛像崖刻,昌都乍丫石刻等姑且不论,最生动的体现就是大昭寺供奉至今的释迦牟尼佛像,此圣像是由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的,此像被藏族人民视为“幸福的源泉”,受到藏族人民的话千百年来的顶礼膜拜。藏文史料说,文成公主奉像入藏,历尽艰辛,这一路是传播佛教文化之路,也是释迦佛像为吐蕃人民不断加持之路。整个吐蕃时期,大量的译经今日已无从得见,但此释迦镏金佛像却独存至今,佛光普照,香火不绝。”②新晨

初传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上指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期，是佛教开始传入吐蕃时期。其间，唐朝佛教是其极重要的渠道。

1、文成公主

第8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炳灵寺所在积石山山岩的地质结构系细黄沙岩，易于开凿雕造，但不耐风化潮解。由于该地气候干燥，加之峭壁高处岩层往往突出如屋檐，对部分窟龛起着遮蔽和保护作用，因而虽历经千百年岁月，许多窟龛造像至今仍得以完整地保存着。但也有部分窟龛和佛像受到严重损毁。

屹立于崖面的炳灵寺石窟最大的佛像弥勒大佛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九年（731），高达27米，上半身依山石雕，下半身为泥塑，它是世界第九大佛、中国第五大佛。由于大佛露天耸立，长期经受风吹雨蚀，已出现表层风化、局部脱落等病害，保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2006年，经甘肃省文物局积极协调，大佛的维修保护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同意大佛保护工程并拨款150万元。随后，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展开了对大佛本体测绘、病害调查、保护方案制定、论证申报等工作。2010年底，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批准了大佛保护维修方案。

2011年6月16日，炳灵寺唐代大佛保护维修工程开工典礼仪式隆重举行。甘肃省相关领导及龙门石窟、云岗石窟、乐山大佛、大足石刻、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全国著名石窟的研究人员，以及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上百人，来到炳灵寺见证了唐代弥勒大佛维修开工典礼。

此次唐代大佛维修方案设计和施工单位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所，将重点对佛像面部、手部、脚部等病害较多的地方实施治理，整个工程将于2012年10月完成。

第9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敦煌藏文本《羊胛骨卜抄》；吐蕃；苯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84-05

一 文本概述

法藏敦煌文书P.T.1047，前后均缺，由14纸粘连而成，正面汉文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背面为藏文占卜辞，约403行，大致可分为192组卜辞，每组的起始常以朱笔书写。目前学界对这部分卜辞尚未完全释读。从朱笔笔迹在各组卜辞之间或不在、时或在卜文中等情形来看，朱笔当在各组卜辞抄完之后，在预先留出的空白处另行补写的。这一迹象表明，此件藏文占卜文书应是以某部占卜书为底本，利用汉文佛经的背面誊写的。换句话说，P.T.1047V并非此前所认为的从吐蕃传入之原书[1]，而是在敦煌地区誊录的一件抄本。

P.T.1047V自上世纪以来备受国际学界关注。法国学者A.麦克唐纳较早地对此件文书的占卜性质与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2]。国内学者王尧、陈践详细释读了P.T.1047V，并附有具体解题[3]。近年陈楠教授从写卷卜辞入手，综合分析了卷中的历史人物及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此件文书的认识[4]。不过作为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P.T.1047V仍有诸多基础性的研究有待进行，尤其是文本属性、创制时间与内容考释等关键问题尚需落实。今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不当或错谬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 P.T.1047V的文本属性与定名问题

学界虽已无异议地认定P.T.1047V系占卜文书，但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占卜书，目前仍有分歧。A.麦克唐纳认为属于骰子卜，陈践先生提出是羊胛骨卜。判断占卜书的文本属性，其内容形制是关键。敦煌文献中的骰卜文书涉及汉文、藏文、突厥卢尼文等三种语言文字。一般以骰子作为卦具，在骰子四面刻写一至四的骰点或数字，占卜时扔三次，得出三组数字，有时也用圆圈来表示具体数字，然后排列出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等局/卦，每局/卦后面附对应的吉凶占辞。敦煌本骰卜书除画写骰点外，其所存局/卦无有超出65组者。新疆发现的鲍威尔写本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亦是两件内容独立的骰卜写本，同样书写骰点数，其卜辞分别存有59组与65组[5]。

与以上文书相比较，P.T.1047V通篇未见可以表示骰点或数字的符号，所存卜辞亦多达192组，其形制、内容均不符合骰卜的特点，故基本可以排除其是骰卜书的可能。而考古发现的羊肩胛卜骨，其内容与书写风格与P.T.1047V极为相近。新疆米兰地区唐代吐蕃戍堡遗址曾出土相当数量的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呈规则排列，其旁记录卜辞，如：“在此灵骨（羊胛骨）上占卜：吉，祈求神门启开，鬼门闭合；凶，人有生命危险……右肩胛骨，可卜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之迹象？”[6]沈括《梦溪笔谈》曾介绍过吐蕃的羊卜：“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之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7]此段记载与新疆米兰出土卜骨共同证明了羊肩胛骨卜在吐蕃社会生活中的流行。笔者据此认为，P.T.1047V不应是此前学界所认为的骰卜书，而为羊肩胛骨卜辞文本的可能性绝大。由于此件文书是多次占卜记录的汇编，并人为地分成官方占卜与民间生活占卜两部分，因此其定名当拟以《羊胛骨卜抄》为妥。

三 《羊胛骨卜抄》成书时间与

相关史事再探

陈楠教授根据P.T.1047V卜辞中第8条、第14条关于琼保·邦色苏孜及征讨李迷聂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指出前15条卜辞共有11条所言国王均指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n-po）[4]，藉此可推《羊胛骨卜抄》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松赞干布时期（617—650）。由于陈楠认为P.T.1047V涉及国王内容的卜辞包括了吐蕃王朝时期的每位赞普，故将第47条卜辞“水冲跋布川，国王社稷灭亡，百事皆凶”，对应《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赤德祖赞）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并把第38条及第39条卜辞“王妃背弃国王，国王患病，人神威胁本命神”、“妇人参与国王政事，国王社稷不保，国王脸色如寒鸦。妇人当权，社稷败亡”，与吐蕃后期朗达玛（达磨）与反佛大臣发动宫廷前在朝野上下制造舆论准备的历史背景相比定。这一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P.T.1047V《羊胛骨卜抄》成书时间的准确判定，因此有必要就此详加探究。

笔者认为，P.T.1047V卜辞的时间下限并未到朗达玛时期，其内容也没有涵盖吐蕃王朝的每位赞普，论证如下：

首先，从语言史角度来看，P.T.1047V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带有古藏文重后加字“da”的词汇频繁出现在文书中。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在赤祖德赞（khri-gtsug-lde-btsan，815—836）时期曾“厘定文字，对古代诸难懂之词予以舍弃，使之合于地区及时代，既易懂又适宜诵读，为精减文字，取消了下加字形、重后加字及后加单体字”[8]。其具体时间王尧先生考订在公元826年至827年之间[9]。笔者检索了目前公布的除P.T.1047之外的全部敦煌藏文占卜文书，包括骰卜、金钱卜、鸟卜和十二因缘占、十二生肖占等，均无一处有重后加字“da”。因此P.T.1047V的创制时间当是在此次藏文厘定之前。

其次，《羊胛骨卜抄》鲜明的苯教特质与吐蕃王朝时期佛、苯争斗的宗教历史并不贴合。

P.T.1047V的苯教色彩极为浓厚，卜辞中多处出现“苯教师”、“苯经”、“苯教仪轨”等，其他宗教成分未见述及，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份苯教占卜卜辞。苯教是吐蕃社会的原始宗教，《土观宗派源流》载：“从聂赤赞普至赤吉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10]《贤者喜宴》亦称：“以上赞普世系二十七代，其政权由仲（sgrung）、第乌（ldevu）及本教（bon）所护持。”[8]11以上说明吐蕃早期的苯教与王朝关系密切，可以参与到事关王政的决策之中，具有“护持国政”的政治地位。随着佛教向吐蕃的传入，苯教的“国教”地位变得不再稳固，从松赞干布到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glang-dar-ma，836—842），苯教在此期间经受了吐蕃政权的多次打压[11]。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755—797）曾公开宣布苯教在“佛苯之争”中失败，决定不得施行苯教，并规定：“不准为死者宰杀牛马及生灵，不得放置肉类。再者，又决定：凡为诸王消祸禳灾时，如果对妖魔想举行本教法事，除蔡米（tshe-mi）及香雄两处外，他处不得做此法事。继而又将本教书籍悉数投于河内，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8]148苯教“护持国政”的身份在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丧失。吐蕃《六类大法典》之“以万当十万之法”（khri rtse vbum bzher）明确要求“显贵褒以佛法（lha-chos）；贱民（g·yung-po）贬为纺织工及本教徒”[8]51，此法令明确划分了佛教与苯教的传播阶层，愈加推动了苯教向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如果说P.T.1047V第47条卜辞中的国王是朗达玛的话，那么文书为何丝毫体现不出佛苯之争后苯教地位的历史变化？尤其从文书对赞普面容以及吐蕃王朝内部矛盾斗争的描述可以推断，只有相当贴近王室、活跃于王朝权力核心的苯教师才能拥有如此细致的卜辞记录，而这显然与佛苯之争后苯教政治境遇下滑的状况极不相符。

再则，陈楠教授对P.T.1047V第38、39、47条卜辞的史事比定有可商之处。

其一，第47条卜辞“水冲跋布川，国王社稷灭亡，百事皆凶”，不应比对为《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朗达玛时期“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据学界研究，“跋布”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作为地名有两种解释：一为泥婆罗；二为吐蕃王都夏宫，在吐蕃王廷统治中心附近[12]。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最早提及跋布川是在675年夏，赞蒙墀玛类驻于跋布川；其后赤都松赞曾在690年、695年、697年、699年四个夏季驻于跋布川，自公元701年以后，赤都松赞先后引兵出征河州、洮州、松州等地，直至亲征洱海蛮部，其夏宫地点随战事转移，未再驻于跋布川；之后赤德祖赞从公元707年至725年19年间有11年夏季住于跋布川，俟其成年之后也再未住跋布川[13]。自此藏史中再无跋布川的记载。无疑，上述“跋布川”是指吐蕃赞普避暑的夏宫所在地，而非泥婆罗。同样，P.T.1047V卜辞中的“跋布川”当指吐蕃夏宫，既不是泥婆罗，更不应是唐蕃交界处的洮河流域，何况“洮河水逆流”在当时被视为打击佛教徒遭到的天谴，也不符合此件文书的苯教背景。笔者认为P.T.1047V所言“水冲跋布川”系指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发生的“水冲旁塘宫”。《拔协》载：“请大师在龙促宫中（向赤松德赞等人）宣讲了‘十善’、‘十八界’、‘十二缘起’等佛法，共讲了四个月。对此，吐蕃邪恶的鬼神等大为不喜，发水冲了旁塘宫，轰雷击毁了拉萨玛保山（红山），出现瘟疫和荒年，人们纷纷议论道：‘这是赞普举行佛法的报应，快把阿杂诺雅赶走！’”[14]《布顿政教史》、《王臣记》也都记录了这一事件。由于此次灾难严重，赞普不得不遣返了佛教高僧。而“水冲旁塘宫”应该就是敦煌文书P.T.1047V《羊胛骨卜抄》所言“水冲跋布川”。从发音来看，“跋布”（bal po，川是译为汉语后加的，“川”可与藏语“塘”对应）、“旁”（vphang）两者发音相近，藏语中“跋”（bal）的字根古音发“ba”，安多音发“wa”，拉萨音发“pha”；“旁”（vphang）的字根古音、安多音、拉萨音都发作“pha”[15]，也就是说古音中“ba”可以对应藏文厘定后拉萨发音中的“pha”。除了音似外，这两个地名对应于今天的地理位置也一致。《辞海》“跋布川”条：“一译疋播城，又名勃令驿。为公元7世纪吐蕃迁都逻些前的旧都，迁都后仍为赞普夏令牙帐所在。即今乃东县的昌珠区；故址在今琼结。”[16]“旁塘宫”遗址同样也位于今天的乃东县境内。所以教法史籍中的“水冲旁塘”与敦煌文书P.T.1047V记载的“水冲跋布川”当指同一起灾难。

其二，陈楠教授将P.T.1047V第38、39条卜辞中的“妇人”理解为赤祖德赞的王妃觉诺萨·白季昂楚，恐亦有误。根据《王统记》对觉诺萨·白季昂楚的记述[17]，此王妃并无参与吐蕃政务的经历，更谈不上有“当权”的任何作为。吐蕃历史上能称得上“妇人当权”的王妃大概就两位：没庐家族的墀玛类（khri- ma-lan，又译作赤玛类、赤玛伦，649—712）、蔡邦家族的玛加东格（tshes-pang-

za-rma-rga-rgyal-lkong-skr）。从时间序列来看，蔡邦氏干政发生在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去世之后，而P.T.1047V有关吐蕃赞普的最后一条卜辞（第47条）经前面考证属于赤松德赞在世之时，因此P.T.1047V第38、39条卜辞中的“王妃”或“妇人”不应是蔡邦氏，更不是诺萨·白季昂楚，只能是吐蕃王朝杰出女政治家墀玛类。墀玛类出身吐蕃四大尚族之一的没庐氏家族，历经吐蕃三代赞普——芒松芒赞、赤都松赞、赤德祖赞。作为芒松芒赞之王后，她就协助赞普施政；唐仪凤元年（676），其子赤都松赞继位，她以母后身份辅政。太后久视元年至长安四年（700—704）赤都松赞外出征战，墀玛类负责处理吐蕃本部各项事务。704年赤都松赞死于军中，赤德祖赞年幼，墀玛类又以祖母身份主理吐蕃政务，直至712年逝世[18]。在此期间，墀玛类对外迎娶金城公主、发展唐蕃关系，对内处决叛臣、巩固王室政权，牢牢掌握着吐蕃的军政大权，功绩显赫，是真正意义上的当权之“妇人”。从墀玛类主政的诸多举措来看，她似乎是站在苯教势力对立面的。早在赤都松东征期间，她就曾派使者前往大唐为赤都松请婚，后因赤都松阵亡而中断。接着她又为其幼孙野祖茹（即后来的赞普赤德祖赞）求婚，最终促成历史上有名的金城公主和亲吐蕃。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一样代表着佛教新兴势力，公主入藏后的各种作为也体现了力图复兴吐蕃佛教的意图。墀玛类辅佐的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tsan）及其之后的赤松德赞（khri-srong-lde btsan）都延续了王后的既定策略，致力于发展佛教、加强王权，为赤热巴巾时期吐蕃佛教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8《大事纪年》载中宗神龙元年（705）“赞普王子野祖茹与祖母墀玛类驻于‘准’地，岱仁巴农囊扎、开桂多囊等叛，于本教之‘那拉’山顶杀岱仁巴等诸叛臣”，虽据此不能遽断墀玛类具有反苯的宗教倾向，但其和唐、兴佛的举动仍不免会触动苯教利益。这或许就是敦煌苯教占卜书P.T.1047V《羊胛骨卜抄》出现“妇人当权，国王社稷败亡”等负面说辞的历史缘由。

通过上述对P.T.1047V《羊胛骨卜抄》的语言史分析与卜辞所涉史事的重新考释，笔者认为此件文书不会早于赤松德赞时期，亦不会晚于赤祖德赞时期，应大致成书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期之间。

四 《羊胛骨卜抄》学术价值刍议

P.T.1047V《羊胛骨卜抄》，不仅是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而且也是敦煌遗书中唯一的一件骨卜文书，形制特殊，内容丰富，是探究吐蕃民族文献典籍与社会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预言卜辞一般多参考先前发生的时事，以增强自身的可信性，这是古代占卜文化的一个普遍特点。《羊胛骨卜抄》不仅详细记述了多位赞普或大臣的活动细节，而且还保存了诸多与吐蕃王朝历史相关的时事信息，如前文对“水冲跋布川”卜辞的考察，就有力证实了教法史籍有关吐蕃时期发生过“水卷旁塘宫”重大历史灾难记录的可信性。因此，《羊胛骨卜抄》亦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文本，就其中相关史事的考证与落实，可弥补传统史料对吐蕃历史记载不足的缺陷。

此外，《羊胛骨卜抄》对于梳理吐蕃苯教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目前对苯教的整体发展脉络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就吐蕃时期苯教历史研究而言，仍存在不少空白。作为苯教主导下的历史文本，P.T.1047V《羊胛骨卜抄》所存有关占卜、仪轨等活动记录，具体再现了苯教在祭祀、禳厌、疗疾等领域的宗教实践和在吐蕃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而文书关于苯教神灵的丰富记述，不仅为重绘吐蕃时期苯教神灵谱系提供了可能，同时亦助益于学界对苯教与吐蕃政权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苯教护持国政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占卜预言方面，更体现在将赞普与政权安危置于苯教神灵体系的保护之下。从这一角度来看，《羊胛骨卜抄》与其说是一部占卜书，毋宁说是苯教教团强调其“国教”身份的一种文化表达。受吐蕃政权的多次打击，苯教曾一度向西域、敦煌等其他地区传播，但在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苯教同样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排挤[1]。在此情形下，苯教师需要借助《羊胛骨卜抄》的编写，重申苯教曾经“护持国政”的政治地位与辉煌历史，借以向区域社会传递其宗教生存合法性的现实诉求。敦煌藏文本《羊胛骨卜抄》创制的历史背景即在于此。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P.T.1047V《羊胛骨卜抄》特殊的苯教背景，决定了该文书的书写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会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地开展“历史记忆”，笔者认为文书对墀玛类的若干描述就是其生动例证。所以对卷中相关史事的考订工作需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防止简单盲目比定，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感悟文书中的历史隐寓。

参考文献：

[1]陈于柱.唐宋之际敦煌苯教史事考索[J].宗教学研究，2011（1）.

[2]A.麦克唐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耿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138-194.

[3]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74-92.

[4]陈楠.P.T.1047写卷卜辞与吐蕃相关史事考释[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4）.

[5]任曜新.新疆库车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骰子占卜辞跋[J].敦煌学辑刊，2011（3）.

[6]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3.

[7]沈括.梦溪笔谈校正[M].胡道静，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2-613.

[8]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黄颢，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259.

[9]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9.

[10]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94.

[11]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32-37.

[12]陈践.bal—po考[J].敦煌研究，1994（4）.

[13]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9-95.

[14]拔塞囊.拔协[M].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18.

[15]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10-112.

[1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