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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班 雷瑜
是花,就尽情地绽放,吐露生命的芳华;是水,就尽情地流淌,迸发生命的激情;是星,就尽情的闪烁,释放生命的光芒;成长,成就的是强大的自己,长的是前进的决心,成就,无非就是人格的完善过程。你我的成长之路,便是人格的铸就之工序。
不退缩!不彷徨!
依稀记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人格铸就记:为了心中的作家梦,她用磨难砥砺自己,使自己成长。她义无反顾地去农村体验生活,只为了活出自己的闪光点。最终成为一代名家。难道不是坚定的决心使她铸就出自己的人格魅力?
不抛弃!不放弃!
清晰记得零八年奥运会上他失落的身影;清晰地记得他得到大满贯时脸上的骄傲与欢喜。清晰记得,他不管成功与否,从未低沉。奥运会上,他跌倒了,就当我们认为没有希望时,他又站起来了,一蹦一跳地“走”向他的胜利,患难与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我想苏格拉底的话用在刘翔身上再合适不过。
泰格尔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我说:磨练练的是人格的钢铁,绝唱唱的是人格的魅力。
儿时,父亲心血来潮,教我溜冰,第一次看到别人在地面上滑行,像蝴蝶一样,我急于想上场一试,可是换来的是一次次狼狈的跌倒与疼痛。这让我害怕,想退缩,父亲在一旁给我鼓励。跌倒,爬起来,再次摔倒又重新爬起,从起初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意气风发。长大后才明白,种子,如果害怕埋没,那它永远不能发芽;航路,如果害怕埋没它永远不会畅通。只有以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永挫不败的斗志,才能最终化茧成蝶,翩然高飞,演绎出自己光彩夺目的人格传奇。
成长的路上,有失败,有考验,有泪水,有磨难,有伤痛,有打击……它们不断累积成,高尚的人格。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人格的完善,每一次考验,都是对人格的考验;每一次的泪水,都有对人格的醒悟;每一次的磨难,都是人格的财富……
青春,是与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而最后那个正在成长。
把原本看重的东西看轻一点,把原本看轻的东西看重一点-所谓成长,就是如此。
2、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人品.人品是生活的通行证,在冷峻又善变的时代,人品是彼此心灵最后的依赖。
3、善良是好人品的关键要素。人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方能使人敬仰。要多存善心,多兴善举。只有这样,才能坦坦然然做人,达到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的境界。
4、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什么事也干不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键是要讲信用。古人把守信看作是做人非常重要的品行之一,讲究言必行,信必果。
5、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
6、做人,人品是最硬的底牌。以宽容之心待人,以义气之心处友,以慈悲之心立世。知感恩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受人尊;受人尊者,必有品。
7、一个人不管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做人,人品很差,那么,他的事业将会大受影响。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 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7]583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5]224 他还认为“真”、“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真”、“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9]10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261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6]18
陶渊明文章的归宿及他人品素养高、心胸开阔是因为他志向的高洁。刘熙载在陶渊明身上所体会到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正而实的志向,且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实践着儒家的理想。因此,陶渊明不是遗世独立、保持清高的人,他在诗文中情感真挚且深厚,如一股浩然之气在萧散冲淡的意趣下激荡着。“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6]55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6]55这种真性情的表达需才与学,更要有操守。正与刘熙载所提倡的 “文当兼‘尊’、‘亲’二字。高风亮节,尊也;深情厚谊,亲也”[7]582的主张一致,且与他自身的一生“表里浑然,夷险一节”[1]的行为相契合。
刘熙载对仕与隐的观点与《论语》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持志塾言》中曾说:“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7]4“对避世者言,则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对干时者言,则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可以观其合矣。”[7]30“成仁取义,不独当懔之死生之际,凡外富贵贫贱及一切之境,皆不可须臾忘之。”[7]38“处逆境,能宽解而不自苦;处顺境,能抑损而不自奉。世俗或遂以此为难及,不知一境有一境当尽之事,此未足副其实也。”[7]38
不管身处何境,仍须以仁义唯上,不忘自身修养。可见志不当在境而是在道。正所谓“时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时有颠沛,而心不可颠沛。每当造次、颠沛时,须念之”[7]44。儒家君子之志就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尤其是在名利权贵前,不阿谀怯懦,卑谦乞怜,又非书生意气,逞气争强;而能始终坚守志向,锻造深醇的涵养。在刘熙载看来,遵循儒家仁义的宗旨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境界,而且是文人救世的良方。儒家的“三不朽”中就将立德放在首位,只有自身有了根柢,才能将仁义惠及百姓。而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这种志趣,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以求的。
刘熙载处在清末,恪守着儒家济世之道,他把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坚定儒家圣贤之志,其志洁行芳是值得敬佩的。正如陈澧所言:“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耳。学政一官,世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孔子的遗意。《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7]556“圣贤只是亨于心,境不足道,于此可知孔、颜乐处。”[9]556 “隐居求志,乃能行义达道,凡事皆然。观闭门造车者可见。”[7]566 “君子在贫如客。然岂惟贫哉?处富及处贵贱、死生、皆当如是。”[7]567在其诗中“志士遇穷困,好修常自娱”[7]493。“处境意常适,道在齐亏盈。” [7]494正因为道溢胸中,充盈自足,所以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能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由此可知,在刘氏看来,陶渊明的文章和一生的行迹都是对《论语》最好的诠释。
从刘熙载对陶渊明的理解来看,我们也可知其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品了,因为这种人品就是儒家理想的自身的现实体现。也许诗文与个人的才学有关,但对更多人来说,诗文是心学,是表达性情的方式,倘人们具有胸襟与品德,就可使它具有感染力。“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的修养。”[9]6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6]82“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浇浇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6]83“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6]104
刘熙载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既是对前代的总结,也是他自身独到的体会。“人品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而“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则是指不阿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私小人了。“尚才不如尚品”都可见他对君子崇高品德的推崇和对媚俗的小人的深恶痛绝。这里需辨析一下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把人品的高下和作品结合起来判断作品的高低,以人品的高低标准定诗品。人品的标准在其《持志塾言》人品篇中说:“观品者观其志与行”,“喜怒、语默、行止、去就、利害、毁誉皆可征心以定品”。这样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道德准则为人品的标准。他肯定“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6]93 。“圣人所恶者,舍狂狷而就乡愿也。”[7]575他肯定坚持正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表现,否定“乡愿”虚伪之徒。当然“心画心声总失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的现象刘熙载并非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言行一致。我们在其作品中可见他始终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又以此来规范人品,这正是其思想特点的反映。“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9]14他一生也是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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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2007年《每周一读》中的文章《误教与无教》,之后,令人感受到了一代知识界人士忧世拯民、奋进求成的的慷慨激情。
“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但不能毫无目的的抄袭,要创造一种中国的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这是晏阳初先生一生事业所遵循的主旨,也是这篇文章给我的最大启示。
在本文里,晏阳初先生从重视教育的调查研究、怎样做一个现代人、学问的追求与人格的修养三方面来阐述实现新教育的途径。首先,他从20世纪的教育入手,谈了中国的教育状况,提出“中国为什么到如此田地?”其根本原因就是“无教”与“误教”所谓“无教”就是从未受过教育的人,而“误教”即所谓受的教育都是不切实用的。“无教”这种情况如今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而“误教”让我想到了如今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即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考试而考试,经过这种教育造就出的“人才”只不过是学习的机器,思想呆滞,没有创造性和所谓的个性。这就像是“误教”学生学的东西都不切实用,导致了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在90年代末提出的素质教育相对而言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教育主张学生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展,得到均衡的锻炼。
其次,晏阳初先生提出了今后的教育途径:“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但不能毫无目的的抄袭,要创造一种中国的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以及用怎样的教育来造就一个现代人。文中说道:“要知道教育的基本不在大学和专门的学校,而是在小学。比如:建筑房屋,没有坚固的基础,就不能筑成一座崇楼高阁,没有好的小学,又从哪里去得到好的大学生和专门学生?”这些是晏阳初先生在20世纪初的观念,我想,如今教育的基础已不是小学了,而是幼儿园。从孩子入园的第一天,老师就要为其今后的发展开始奠定基础了,所以,幼儿园的教育应该是人生教育的奠基阶段。
文中还说到:“师范教育这个名词倒是很好,师范二字的意义,是说即可为师,又能做范。有许多做先生的不见得就能够做人的模范,能过做人模范的,却都可以做人的先生。”由此我想到了作为教师的为人师表。其实,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阶段,不会学到很多学以致用的东西,在这个期间,就是让孩子走进、融入社会,让孩子形成一种乐观、向上、积极的性格,所以,作为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其责任在于对孩子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孩子心里,老师就是模范,他们会模仿老师的言行和动作。所以,作为实施奠基教育的教师们都要进行反思:我们做过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怎么做?
对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的能力欠缺也是影响人际交往的原因之一。有的同学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体会到,往往想关心别人都不知从何做起;想赞美别人却不知从何开口。
想协调人际关系却越协调越复杂;想与人为善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而语言生硬。人际交往能力是一个人的知识、人品、修养以及各种心理能力的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大学生在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来源:文章屋网 )
—是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性素质培养。主体的情性素质构成主体的自身强度,它包括人格品位的提升,志气识见的扩展,价值取向的确定。散文是最能体现人性、人格的文体。人有人品,文有文品,人品决定文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人品由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意志毅力等因素构成,也包括思维敏锐度和深刻度的训练。这实际上是作者的才华与智慧的培养。散文的立意在于机智的发现,敏锐的感悟。作者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如科学的思维方式、高尚的理想信念等,就能决定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态度和思考深度。所以,要有意识地掌握一些科学的思维方式,如唯物意识、辩证意识、系统意识等等,学会科学地看待事物,分析事情。还要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才能保持高度的敏锐感。同时,还要有丰厚的学识积累。见多识广,才会有比较,有发现,才能见人之所未见,感人之所未感。还要热爱生活,热情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关注生活,把握自己独特的生活境遇与人生体验,把握自己特定条件下的情绪状态与情感质量,始终保持一种生命活力和情感活力,才能有真知真识,才能有新颖鲜活的情感和意念的产生,也才能有新奇深刻的立意。
审美水平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也是决定散文审美价值的关键因素。审美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可以加深我们对感知对象的兴趣和热爱。审美意识是人们对待客观世界的美的态度的意识过程。有了审美意识的加入,感知世界的过程就变成了欣赏世界的过程和热爱生活的过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对作者是一种良好的陶冶。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散文作者就要善于去进行这种审美发现。这就要求散文作者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审美意识,从审美的角度去感知世界,让自己获得一种精神愉悦,从而乐此不疲,坚持不懈,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并以此感染人,愉悦人。审美对感知的参入,是一种观感结合,物我双向渗透的过程。即从动情到移情,将人自然化,或将自然人化。动情越真,体验越真,其审美意义也就越深。
同时,散文作者还要注意强化立意意识。古人作文,特别重视立意,无论学者之文,应试之文,抑或交际之文,都追求一种“文道合一”的境界,追求“文以明道”,“文以明志”,“文以明理”,“文以致治”,以文施教化,借文以陶冶情操等等。这个传统一直承接下来,使作文者在意文章的“经世致用”,览文者留意文章的主旨深浅,因而使得古往今来的无数文章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用。当然,自古至今,也一直有人主张淡化立意。新时期以来,就有散文作者明确提出了“文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主题”的质问,显然有失偏颇。立意就像是文章的统帅,没有统帅的军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强化立意意识,一是要强化作者的写作角色意识,包括作者想要去寻找发现值得写和可以写的东西的表达欲望。没有明晰的立意意识,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就不会去做生活的有心人,以敏锐的眼光去寻找生活的闪光点。也不可能去思考、发现与判别客观世界中那些美的、有价值的事和物与情和意。就和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一样,对客观外物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但凡提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历史,都不能绕过苏民的名字。苏民原名濮思洵,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是中国话剧界元老级的艺术家,2004年获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金狮终身成就奖”。其子濮存昕也是知名演员。
苏民是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代演员,在人艺舞台上先后扮演过《雷雨》中的周萍、《蔡文姬》中的周进、《胆剑篇》中的范蠡等。他的角色深入人心,常使人多年不忘。老演员赵韫如回忆道:“范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套古装穿在苏民身上,是‘活’的,是美的,和他这个人是那么相配。苏民身上有种‘书卷气’,这种气质,是演不出来的。苏民爱琴棋书画,爱读诗写诗,而‘书卷气’就是他多年来注重自我修养的结果。”转行做导演后,他又先后导演了《王昭君》《虎符》《李白》《蔡文姬》等剧目。其中,父导子演的原创历史大戏《李白》更是话剧舞台文人戏的经典之作。
苏民是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话剧事业中的人,在他心里,剧院的事、演出的事永远是最重要的。去年7月《李白》在首都剧场演出时,即便重病在身,苏民依然坐着轮椅来看戏。好友蓝天野回忆起前不久探望苏民的情景,又心疼又生气:“我一推开病房的门,真是愣住了,他居然搬一个小椅子放床上,还在那儿工作。”
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之外,苏民也是个好老师,宋丹丹、梁冠华、徐帆、胡军等明星都是他的学生。晚年,他仍亲自参与招生及教学,传承表演、解悟人生。梁冠华记得,苏民以前上课时给他们画过三个圆,分别是“生活”“艺术”和“修养”,三个圆中间有交叉,“他说这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的部分是最高级的。”这是苏民总结出来的“三环教学”思想,想来,也是苏老先生做人的根本吧。
《艺术人生》节目里,朱军曾让他总结自己的人生,老先生只说了八个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2007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人事部、文化部授予了30名中国戏剧人以“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荣誉称号,濮存昕在这个名单里,而苏民没有入选。“我把此事告诉父亲,他只淡淡说了句‘一辈子不是图这个的’。”
苏民曾说,他一生中只有几个不能忘情的东西:“不能忘情书画,我是学这个的;不能忘情戏剧,我是干这个的;不能忘情旧交,就是知心的朋友;不能忘情山水,可惜看得太少。”这种风骨也体现在剧作家郭启宏对苏民的总结上:“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有社会责任心,无投机取巧意,能孜孜于学问,惟兢兢于艺术。”
热议锐评:相对于现下的演艺界人士,苏老先生更像一名传统的士人,或者说,更像是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知识,有阅历,更有气度,有胸襟。他对戏剧的用心与热情,尤其令人感佩。用剧作家郭启宏的话说:道德与文章,绝非两张皮。只有艺术和人品双炮齐鸣才能称为大师,苏民则当之无愧。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以善德感化人,熏陶人,塑造人为宗旨。
先生与道家老子同姓,大名是宗德,于1931年3月6日出生在四川崇庆黑石河边小镇的一个贫困家庭。先生如今已经在雅州廊桥岸边居住了58年。
他于《在父亲的病床前》一文中这样写道:“父亲说:‘我为什么为你取名宗德?在家族中,你是宗字辈的。人贵有德,不可缺德啊。不仅要有德,还要德高。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只有德高才能望重。要德高,就要坚持不懈,长期积德啊。宗德,宗德,宗旨是德——唉,向你讲迟一点了。’”
与先生初见是在1988年6月26日,他带队来荥经做师范新生面试。很巧的是,当年9月15日,时年57岁的先生教我《文选与写作》课程。其间,我所感觉到的先生是名如其人,表里如一。最深刻的印象是在第一节课上,他说:“同学们,你们将来是要当教师的人,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一句话:‘教师要有一张会说话的嘴巴子和一支会写文章的笔杆子。’有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连话都没有说好过几次,遗憾啊;而有的老师呢,能说会道,又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但是,要叫他把这些经验写成文章与人交流,他却无从下笔,也是一大遗憾呢!……”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铭刻在心。
先生虽然没生在雅安,但是,他大学毕业分配来雅安工作后就没有离开过雅安。他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美丽的雅安。也有他的文章《雅安,我真爱你》为证。
2005年10月26日,我与先生聊到有关雅安的话题时,他说:“雅安,‘三山四水八桥’风光旖旎。青衣江是雅安的母亲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路过雅安时感慨说,‘我还不知道中国的西南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小城。’如果说多瑙河是欧洲的美人,那么,我认为青衣江就称得上是中国的美人。山美,水美,人更美。游遍全国归来,感慨于‘江山如此多娇’,一比才知道,雅安——‘风景这边独好’。”
2、身体里有一种流动的平安,叫做血液,生命中有一种流动的平安,叫做时间,问候里有一种星光的灿烂,叫做晚安,亲爱的,祝你好人好梦,晚安!
3、上国风光初晓日,抛开一天烦心事;床前一轮明月光,早日实现心中望;睡起莞然成独笑,人生快乐又逍遥;觉窗风雨碎人肠,这条短信记心上:上床睡觉晚安。
4、色渐渐暗下,心缓缓平静,不知心中的你有没入睡。送上我温馨的祝福,洗去你一天的烦恼,一句晚安送你进梦想,醒来的你会觉得明天更美好。
5、如隔三秋,是因为有人正在思念;长夜漫漫,是因为有人在想念;展转反侧,是因为有人在品味孤独;孤枕难眠,是因为有人在数绵羊,爱就两个字:晚安。
6、人与人之间有距离,但心里时刻挂念,生水与水之间有距离,但地心下一直相牵,发条短信道声晚安,梦里我们相见。
7、人生路上多磨难,遇事要往宽处看;烦恼忧愁抛脑后,豁达心态时时有;莫把埋怨放嘴边,放眼日子很灿烂;放下一天恩和怨,收拾心情道声: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