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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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作亩法 旱田 大豆 间作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随着高句丽南下政策的展开出现了密切的交流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鲜国家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4～6世纪，由于三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农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各国通过王权强化，来谋求新的支配体制，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各国引进先进的文化，图谋富国强兵的活跃时期。

但是，由于农业经济史料不足，至今还不能确认是否农业经济引起当时各国内部的变化。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把握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是十分困难的。但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来，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或《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

本文为了弄清三国时代的农业实态，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大约3～4世纪、上面刻有当时农耕图象的大田市盾牌农耕文青铜器，又进一步考察了在晋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农田遗址，并比较了其与农耕文青铜器上描绘的作亩方式的差异。从中发现其上层和三国时代的农田遗址相互关联，并可据此推知古代韩国的作亩法和农作法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另外，通过对4～6世纪汉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层农田遗址的研究，发现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很迅速，从中进一步地考证了古代韩国的旱田农业实态。

一、农耕文青铜器的农作法

初期农耕中的起耕是靠什么方式实现的呢？现在对此存在着很多解释。朝鲜半岛中部大田发现的农耕文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公元前3～4世纪农耕方式的形象资料。

农耕文青铜器表现的高田作亩方式，是一个人以后退的方式用双齿耒挖出播种沟[1] 。这和同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垄的耕作方式一样。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表现出了两个人一组的劳动组合，其中一个人用木耒直接在田地里作畎、作亩、起耕。在图1中，描绘了木耒末端的一部分田畎，真实的体现了作垄的过程[2] 。作亩过程是耕者后退着完成的，这和中国上古的耕作方式完全一样。

但这时期的作亩和《周礼》中所讲的耦耕中两个人用5寸耜并耕并不一样。古代韩国是一个人单独劳动作畎和垄。这说明耒耜劳动不一定是两个人并耕的。

从农耕文青铜器的耕作图象和耒的构造来看，耒是直接入土来做成畎和垄，水沟比以前更深，从后退作亩形态、水沟和田埂的相交的长度以及当时使用的石制农具看，推断田地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这和后述的江边沙质土冲积而成的下田的作亩方式完全不同。这里讲的耕作地点是丘陵的上田。所以，根据“上田弃亩”的原则[3] ，这里做成的沟不是排水沟，而是播种沟。

现在我们举一个“（造字）”字形钁的例子[4] ，钁的出现与农耕文青铜器时代相近。据《管子·轻重乙》记载，种地 “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5] ，这也是现在所了解到的当时华北地区所使用的重要农具。但是朝鲜半岛使用的钁是能除草、起耕、开垦和碎土的多用途农具，其主要特征是功能众多。

耒是用于起耕的。而这里的钁是于起耕后的作业。在牛耕还没有普及的华北地区，这种作业是用木榔头进行的[6] ，在农耕文青铜器上，则是用钁在播种后覆土，同时进行碎土和摩平。即，耦耕的时候，一个人在前面起耕做出播种沟，另一个人在起耕后播种，然后覆土，也就是所谓“耰”。“耰”是春旱多风的华北地区保墒农法中施行于表土层整地作业的一个环节。耕耰体系有很多种，在朝鲜半岛的上田采取的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在农耕文青铜器上耰这种作业是在耕者后面拿钁的人进行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土壤耕作和播种是紧密相关的。

只看农耕文青铜器的图，还不能了解这种耰作业的土壤耕作原则的；但可从同时期中国文献中获得启发。《国语·齐语》中有“疾耰”[7] 的记载，这是指播种后迅速用耰碎土、覆土于播种的种子上。《庄子·则阳》篇 “深其耕而熟耰之”则提到了“熟耰”。熟耰是指把土块打碎，细致均匀地覆土，也包含了摩平的意思。从中可以了解一人耕一人耰的耕作方式所重视的是什么[8] 。

农耕文青铜器耕作图后面表现的是在春秋时举行的祭祀活动[9] ，左侧图表现的是收获时往储藏容器里面装谷物的情形。可见农耕图象表现的是播种主谷的春耕。图中后面的人是往播种沟里播种。从当时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看，在播种前除去前茬作物的陈根或除草是不可能的[10] 。即用木制的耒耜不能在播种前直接起耕，然后播种、覆土。也就是说，在铁制起耕农具普及之前，春播前除陈根或除草是很困难的。据《管子·山国轨》。在收获后要进行一次除田，即除草整地[11] 。在收获后进行除田是比较容易的，它不但可以把田间的青枯草翻到下面，使土壤变得肥沃，还起到了改善“旱田”土壤组织的作用[12] 。经过了冬季的除田，翌年解冻之后可以比较顺利地起耕和播种。从中得知，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劳动场面描述的是上田春耕的情景。

农耕文青铜器上所体现的这种耕种方式与古代中国耦耕中的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完全一致的。农耕文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对上田作亩方式、劳动形态、耒耜耕作方式的长期争论获得解决，是研究古代农耕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593年“初税亩”[13] 。可知“亩”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是这里的亩是上田的亩还是下田的亩，以及用什么方式作亩，还不是很清楚。农耕文青铜器证明，在大约3～4世纪，朝鲜半岛已经开始用木耒在田地上挖播种沟进行作亩。

诚然，朝鲜半岛和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土质和风俗是不同的，所以在上、下亩的耕作方式上也存在着差异。华北地区夏天集中降雨和低湿地的开垦，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了排水沟的重要性，《周礼》中记述的是用二耜作排水路。农耕文青铜器上的畎则是播种沟，而不是排水沟；为了防备夏季的集中降雨，推测畎的方向是和等高线直交的。

畎和垄的大小由当时耒耜的宽度决定。但是从农耕文青铜器上的木耒的形象不可能得到其准确的宽度。当时的土质不是后述的沙质粘土层，而是丘陵地带的黄土层，耜的前端也没有铁刃，因此不容易入土，另外，翻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因此耜刃不会很宽。由此可见农耕文青铜器上畎的宽度不是《周礼》中所记载的5寸耜（刃部≈12cm）的宽度[14] 。韩国铁器时代初期的光州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以垄宽40～70cm，畎宽10～25cm为标准作亩，垄比畎宽3～4倍，畎宽10cm左右，畎深也与此相近。后述的大坪里玉房4号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深度都是在10cm左右，这就说明了用木制耒耜进行起耕的局限性。由于畎的深度和垄的高度不同，做畎时翻出的土可将垄上播种的种子覆盖上。由此看来，在新昌洞作亩所使用的农具也是木制耒耜，播种方式也和农耕文青铜器上描述的一样，也是在畎上条播，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

当然，正如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那样，如果在耜头上附着铁刃，刃的宽度8寸左右；用这样的耜可以做成宽一尺大小畎和垄[15] ，所以畎的深度要大于5寸。下田的情况大概是两个人用5寸耜并耕作成1尺大小的排水沟，并作成比上田的播种沟宽4～5倍的广亩，然后在亩上散播，最后通过开沟进行覆种[16] 。但是，和8寸耜一样，为了适应朝鲜半岛的降雨量偏多的条件，耒耜的刃变宽，所以畎也变宽了，这样就更有利于排水，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垄，在亩上进行播种；但在灌溉及排水设施发达的部分地区，也是在沟里播种。 二、晋州大坪里青铜时代的作亩法

我们对南部地区晋州南江流域三国时代的10，000余坪以上的农田遗址[17] 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大坪里玉房农田遗址位于南流的南江弯曲处，并与这里的自然堤防的倾斜面相对，中央部分人口居住密集，在先史时代这里的农耕已经很发达[18] 。大坪里玉房2地区的农田遗址与青铜时代中后期（公元前6～前4世纪）的松菊里型阶段相当，其农田遗址的特征非常清晰。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上部土层是由沙质土和沙质粘土反复堆积而成的，可以推知这里当时经常洪水泛滥。

（一）作亩形态

前面，我们对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进行了写实性的描述，但下田畎和垄具体形式尚不清楚。晋州大坪里农田遗址补充了它的不足，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具体的畎和垄的大小。

玉房2地区农田遗址面积5，016平方米（1500坪；南北33m×东西152m），东西方向上呈细长形。大部分畎和垄的方向（南北）与等高线的方向（东西）直交。我们是通过对沙质土壤的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19]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农作物的生长期正是夏天集中降雨期，排水尤其重要；播种后，如果排水不好，种子和作物很有可能流失，垄和畎的形态也难以保持。所以，为了便于排水，必须与等高线直交作亩，或者说与江的流向直交作亩。

田址内最洼的中央部分东西方向分布着5处有一定间隔的竖穴遗沟（大小是1～1.5×1.6～2.4m）。其可能的用途是水洼或粮食储藏库，但从江边丘陵地带的特点来看，更像是用来防备集中降雨的储水库。渔隐1号地区农田遗址的中央部分也发现了与此相似的情况。如果当时田的外围没有排水沟，下雨的时候水会直接流进田地中，为了防止农作物流失或作亩被毁坏，在堤防附近设置水库是正确的策略。当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村落的周围都挖有环壕，在与大坪里地理条件相似的三国时代的渼沙里下层田地遗址中也发现了沟遗址[20] 。二者的作用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在集中降雨时排水和防止水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渔隐1号地区遗址(4000余坪)的田地规模十分庞大（150 m×50m＝7500 m 2=2300余坪），但在其中间没有区划[21] 。这种情况会影响劳动效率，而在集中降雨时很容易出现问题[22] 。实际上，青铜时代的农田还没有边界线。如果仔细考察其作亩形态，当垄的方向发生变化或垄中断时，农田会起相应变化，所以地头都不十分整齐。在大坪里玉房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里，虽然畎和垄维持了原型，其地头也不整齐，玉房6号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垄的方向是朝着西南流向的南江，在垄的中间出现了中断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田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某种边界。这样的痕迹在三国时代的田里也同样存在。

这个边界可能是标志着耕作者的不同或栽培的作物的不同。在青铜时代不同的农田遗址上往往同时发现播种期基本相同的农作物，它们是通过改变垄来予以区别的。

与此相近的时期，中国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把象征着土地边界的“封”偷偷挪动的事件（“盗徙封[23] ”）。这也许与大坪里农田遗址中设置的竖穴遗沟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24] 。在古朝鲜的八条禁法和《周书》的百济传里面“对盗窃者处以其所盗赃物二倍的惩罚”。这些都说明了很早以前就发生了超过边界线侵犯别人所有权的事例。

表1：大坪里玉房3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样式（2500坪）

区分田遗址 畎和等高线 畎宽（cm） 垄宽（cm） 畎长(cm) 畎合垄的断面 宽度比较 坪 播种位置 备注

6号 直交 40-50 80-100 23 垄宽，穴孔呈 畎

7号 直交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230 畎一边很深，一边是倾斜的

8号 直交 40-80 40-60 锯齿状。间或底面呈W字形 畎>垄 1300 亩上播种 随小谷间田垄的变化，畎是点列的圆形小孔形成的播种沟。作亩形态是不凸凹不平

50-70 40-60 锯齿状 畎>垄 畎种

30-70 60-100 宽垄 上面有穴孔 畎

9号 直交 40-60 40-60 波状 畎≒垄 30 地面下4m处

10号 直交 40-100 30-60 21 W字形 畎>垄 150 畎内点种 畎内部有不定型的小型穴孔(播种沟)

11号 直交 20-40 80-100 10 垄宽波状 畎

直交 5 垄宽波状 畎

12号 直交 40-60 60-80 30 波状 畎

13号 直交 40-60 60-80 25-30 波状 畎

青铜时代的作亩形态多种多样。从玉房2号地区垄的形态来看，其两地头不整齐，垄和畎的大小也不一致，畎和垄的宽度分别是28～40cm、28～44cm，深8～10cm，最长的畎长达34m。渔隐地区的作亩形态与玉房2号地区相似，垄的长度也相似，长35m[25] 。与此不同的是，青铜时代大坪里田畎比农耕文青铜器上所表现的田畎更宽，平均是40～60cm，垄宽50～90cm以上。这与玉房4号地区的农田遗址相同[26] 。像这样的畎和垄，尤其是比较宽的垄，由于受当时一次性利用土地方式的限制，在上田的播种沟中播种实行自然的休耕。换而言之，畎和垄变宽说明了当时不定期改换耕地，畎和垄也随休耕法的改变而改变[27] 。

当时畎的断面是U字形，整体成波形，由此可知在青铜时代采取的不是在缦田中散播的原始农耕方式，而是通过垄作耕法作亩，畎种或在亩上播种。当然，因为资料不足，还不能像《吕氏春秋·任地篇》那样描述当时具体的耕作原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作亩形态已经成为初期国家时代的沟洫制或土地制的基础。

（二）耕作方式

通过青铜时代农田遗址尚难具体把握当时从事耕作的必要劳动力数量，但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估算。玉房2地区的农田规模很大，一整块田达5，016平方米，1，500坪，在劳动工具十分粗陋的情况下，只靠2、3名劳动力耕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广阔的农田里还没有清楚的边界线，推测是由集团式的大家族共同耕作。

从玉房2地区的平面图来看，从南、北方向开始的畎的末端中间被切断。玉房4地区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中畎的中间也被切断，分成东西两部分[28] 。这种形态的田在玉房3地区8号的田址中也有发现。这肯定不是发掘不完全所致，因为现在发掘出来的田已有1，300余坪。2地区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也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可知，这些田是由几个大的集团共同耕作的。又由被区分的田的面积小规模化，推断共同参加耕作的劳动单位已变成了个体家族（或夫妇劳动）。

从大坪里农田遗址还可以推知用耒耜耦耕的方式[29] ，当时作亩用的是宽度超过20多厘米木制耜，劳动方式是二人一组，或者两耜并耕，或者是用一个耜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或者一个人在前面起耕作亩，另一个人在其后播种、覆土（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30] 。

如前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耕作方式是利用耒一人耕一人耰。这种方式适合春旱地区的春耕，在黄土丘陵地带被广泛采用，但不适合像大坪里那样的广畎和广亩。在利用畜力之前，采用的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方式。在单靠人力挽犁起耕的阶段，如果耜的刃的宽度是20厘米的话，通过耦耕也能做成广亩。但是，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亩凸凹不平，垄与等高线直交，可知当时是由人力起耕的，而不是采用农耕文青铜器上的作亩方式，因为如果利用5寸耜的木制耒耜做宽50厘米左右的畎，需要二人一组并耕，往返两次才能做成一个畎，那么这样的劳动效率将很低。

在大坪里3地区的5号田和8号田中，在畎的底部发现了被挖成W字形的痕迹，推知当时的耕作方式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往返劳动，或者是两个人同时并耕。使用耒耜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如果耒耜的宽度超过20cm，耜刃入土时要承受很大的土压。即使是沙质粘土，用人力进行翻土也十分困难，在垄长35m情况下，耕作会更困难。玉房2号地区农田遗址的畎深8～10cm，如果用木制耒耜入土和翻土的话，会很费力。假如耒耜的宽度在20cm以下，作亩将需要更多时间[31] ，其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降低。发掘出的农田遗址中畎和垄凸凹不平是因为入土时左右摇摆所致。

目前，在农田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木制农具。出土的都是石材工具。在玉房3号地区收集到的农器具中，石钁长11.8cm、宽12.7cm、厚2.0cm，重412克；另外，石铧长10.4cm、宽6.0cm，重103克；在玉房2号地区出土的石斧长12.3cm、宽7.2cm，石钁长15.6cm、宽10.1cm[32] ，而且这些工具刃部的宽度都没有超过5寸耜的宽度。

如果利用这样的石材农具作亩，作畎时应是蹲着用手拉着铧形石器后退着劳动。青铜时代作亩的形状大部分是凸凹不平的，这可能由于当时劳动的动作是断续且反复的。特别是在表1中，锯齿状的作亩形态是耕者蹲着用石铧或石钁翻土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用这样没有手把的石材农具进行起耕，投入的劳动力该有多大！由此又可以推测，农耕文青铜器上所反映的点种方式或根耕复种的农作技术已经能灵活运用木制起耕农具了。

那么，为什么当时要用木石农具极费力地作很宽的畎呢？这与前述的土地利用的限制和气候及水土条件有关。由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气候特性和江边冲积地的地形特征，夏天集中降雨，在田埂和排水沟不发达的情况下，江边的下田需要快速排水，做很宽的畎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吕氏春秋·任地篇》中记载的“下田弃畎”的原则，在广亩上散播时，如果畎很窄的话，挖10cm左右深的畎所挖出的土不能把垄上播种的种子全部覆盖，因此，必须一次性的把畎加宽。

另外，栽培作物对畎的宽度也有影响。大坪里农田遗址的作物有大麦等，大麦是既不耐旱又不耐寒的越冬作物，必须实行畎种。据《四民月令》，黄河流域8月播种冬大、小麦，在翌年的4～5月雨季到来之前收获，因此无须排水，也无须畎种。在畎里播种不仅可以防止动物的侵害，而且也可使种子越过寒冬。当时究竟是在宽畎上畎种，还是像玉房6号地区那样在广亩上开出小畎来播种，现在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为了保障播种处的种子，宽畎和垄都是必要的。

在大坪里农田遗址中，田垄形态是不确定的。它一般取决于使用的农具，农具不同，其劳动生产性和编制也不同。如果使用石材农具作亩，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大坪里3地区的、6号、7号、8号和13号，其田垄接近直线形，其田的规模也很大。由此可知，当时存在贫富差距，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农耕文青铜器上的农田是由一个人用耒耜在沟中播种的，如新昌洞农田遗址中的垄很宽，其播种的面积相应就少。这就是说，当时上田的土地利用率比大坪里的下田低。所以，在以后的三国时代，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畎和垄变小了。 注释

[1]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年，第100~104页。

[2] 韩炳三：《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考古美术》112号，韩国美术史学会，1971年，第8页。

[3] 《吕氏春秋·任地篇》：“上田弃亩，下田弃畎。”

[4] 　钁与镐形态相近，附着着铁刃的农具。

[5] 《管子·轻重乙》：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

[6]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76~277.

[7] 《国语·齐语》记载的管仲返齐主政时农田耕作情况：“及耕，深耕而熟耰之，以待时雨。”

[8]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p.126 ~127.

[9] 前揭韩炳三文《先史时代的农耕文青铜器》，第12页。

[10] 　渡边信一郎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载《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年，第33~43页）中把耕作方式分为两类。即，战国时代以前采用的是除田（冬）耕种（春）芸耨（夏）收获、储藏（秋），由于劳动工具的原始，不可避免的在播种之前进行除田。战国时代及汉代的耕作方式是耕种（春）芸耨（夏）收获（秋）储藏（冬），在春天耕种之前的除草作业成为可能。铁器农具的普及，使得能在播种之前进行整地作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木制耒、耜，还有附着的铁刃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11] 《管子·山国轨》篇：“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中国农学史》（上）中认为除田一定是在秋耕以后。但根据《管子》时代的劳动工具，秋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除田只是在收获后，除去休耕田中的枯草，以及进行整地。参阅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 p.67。

[12] 　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 p.280.

[13] 从这时候亩税的单位来看，是根据播种的广亩（1×120步：1亩）为基准征收的。

[14] 战国秦汉时代勺形宽耜，《周礼·考工记》匠人条记载为5寸，在《吕氏春秋·任地篇》记载为8寸。在战国、秦汉时代1尺是23.1cm，因此其大概是12~18cm，利用它作畎的时候，畎的宽度大概是16~24cm。

[15] 闵成基，，《釜山大学校论文集》第九辑，1968；大岛利一，，《史林》53卷5号，1970；西嵨定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东京大出版会，1981，pp.91~94.

[16] 像这样宽广亩的耒，关于耜的长度是6尺，这个宽度很适合在生苗以后进行中耕除草。这个广亩的宽度是通过农民们实践经验形成的。所以这是比较正确的。

[17] 发掘的大坪里玉房有9个地区，渔隐分两个地区，玉房第1、9地区是晋州博物馆和庆南考古学研究所发掘的，玉房第2、3地区是庆尚大学校博物馆负责发掘的，玉房第4地区是东义大学校发掘的，玉房第5地区是鲜文大学校历史学科，玉房第6地区是东亚大学校博物馆，玉房第8地区和渔隐第2地区是昌原文化财研究所发掘的，渔隐第1地区是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发掘的。这些大部分地区的发掘报告书还没有发表，但庆南大学校负责的玉房第2、3地区的报告书已经发表，通过以上这些，可以了解先史时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方式。

[18] 庆南晋州市大坪面大坪里796-17番地附近的弯曲面为中心坐落在南部玉房洞和北方渔隐洞。

[19] 据尚大学校博物馆研究丛书第20辑，《晋州大坪里玉房2地区先史遗迹》，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9，p.232中记载。

[20] 据汉城大学校博物馆篇，《渼沙里》第4卷，渼沙里先史遗迹发掘调查团，1994， p.214中记载，到现在为止，能够被确认的大约是废弃100m以下的下层田以后形成的。水渠宽20cm，深50~70cm，另外的一个宽120cm，深40~50cm。

[21] 参考 郭种喆， 2001. 《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

[22] 与渔隐1地区居住地田遗址中和畎直交相反的方向邮沟存在的遗迹。这些沟只分布在田的南、北末端和中央的一部分，之间没有联接，起到了水库或排水作用和边界线的作用。

[23] 《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p.178。

[24] 据庆南大学校博物馆外，《蔚山无去洞玉岘遗迹》，1999年排水条件好的水田要维持水位，可以分成小块的田，在青铜器时代，田埂的宽是16~25cm，高1.4~6m，内外的水沟的长度相等。然而在排水条件不好的稻田里，就没有设置田埂。

[25] 渔隐1地区青铜器时代田的畎宽大约35cm左右，垄宽50cm左右，畎深施8~10cm，其断面呈波状。参考 郭种喆， 2001. 《韩国农经文化的形成》， 韩国考古学会， p.65.

[26] 据铄园，《南江DAM水没地区的发掘成果》，领南考古学会，1998年中说，垄的断面呈波状，畎宽40~60cm，垄宽52~84cm深10cm。

[27]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p.100~104.

[28] 据铄园前面的报告书；李相吉，《晋州南江遗址和古代日本－古代韩日文化交流的诸样相一》，庆尚南道，2000，p.346，参考的(2) 。

[29] 据耦耕方式存在二人并耕说，二人对耕说，一人扶犁一人拉犁说，二人一耜说，二人前后共发说，一人耕一人耰说及惯习说等。郭文韬编，《中国古代的农作法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pp.81~84；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 p.89．

[30] 据日本的弥生，古坟时代的木制农具是双齿、三齿和锸形农器具，并发现了许多挖土用的铲形器具和钁。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农具在朝鲜半岛的沙质土壤普及的话，会是非常适用的。在光州新昌洞出土的木制农具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些农具入土部分的部分非常小，所以消耗的劳动力非常大。

第2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哈尼族文化 汉族文化 民族管理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3-0038-02

我国云南的哈尼族养育着一批学习热情很大，对外来文化包容性很强的当地居民。在当地族人进入地区高校学习的预期方面，各项调查显示十分有优势。本文主要根据地方特色进行对哈尼族鼓舞进入高校的实践研究。

1 哈尼族聚居地简介

哈尼族出自云南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民族人口过一百万的民族之一。哈尼族人保有了世代承袭的勤劳、智慧的性格特征，云南省著名的哈尼梯田就是哈尼族勤奋耕作和群体智慧的结晶。另外，哈尼族在住处建设、服饰穿着、文艺活动、体育竞技等领域有超群的天赋。

哈尼族民间舞蹈源远流长，有哈尼族盛行的祭祀性舞蹈“打莫撮”和“鼓舞”，其中鼓舞是以民族特色为解读，当作是哈尼族母权时代的产物。“棕扇舞”由河县哈尼族民间传说而形成的古老而神奇的舞蹈。

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是该地区的一个极富特色的少数民族，此地高校红河学院是一所"省州共建"的省属综合性本科高校。普洱哈尼族处于宁洱彝族自治县，此地高校教育一直在抓，民族文化特色也很丰富。另外德宏、西双版纳、玉溪等地都有哈尼族聚居。

2 哈尼族进入地区高校的优势

2.1 正面的性格因素

《中国学生家庭教育问卷》（l1-18岁）和《中国学生性格问卷》（l1-18岁）对云南西双版纳州的汉族与哈尼族初中学生的家庭教育状况及性格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调查发现两种民族的学生的普遍性格发展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异性，这是符合客观预期的。好的结果是，汉族和哈尼族两族学生的性格特征在整体上是健康向上的。相对而言，哈尼族学生具有理性客观、自觉自律、勇敢诚恳等优秀的性格素质。

2.2 强劲的学习能力

统计表明，在云南省多民族高校实施的学业成绩检测结果中，汉族学生位列第一，而哈尼族W生仅次于汉族学生，平均分位列第二。但相比于国家中东部地区的院校，这个地区的学生总体成绩不算太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统计数据，在云南省的四大少数民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中，属哈尼族学生的学习兴趣最高，族群内有兴趣的百分比高达85%，由此得出，哈尼族对新知识的学习积极性高涨并会主动询问老师问题。另外，所有科目里哈尼族最拿手的是艺术和体育。

从哈尼族各具特色的舞蹈来看，出于对当地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舞蹈文化。因此，高校内开设舞蹈教育课程，在轻松愉快、歌舞说唱中促进了哈尼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融合。如红河地区表演的“同尼尼”，即反映了当地的祭祀守灵文化，目前红河学院和玉溪学院都有开设相应的舞蹈本科专业。

2.3 传统族群的文化渗透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是一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要利用起这种资源，打开民族交流的大门，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扬长避短。因此，一方面，汉族人民也在向哈尼族汲取丰富的农耕经验，学习别人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汉族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长、更完整，典籍更丰富，文化更成熟更发达，这是放之世界都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勤劳向上的哈尼族自身也有迫切的愿景想要掌握汉文化。

3 哈尼族进入地区高校的劣势

3.1 地理位置和农耕文化的局限

不同民族的自然环境差异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哈尼族均居住在高山地带，主要从事梯田水稻耕作。农忙季节青少年要参与家庭的农耕活动，可能造成学生在校率不高。再加上交通不便，很多族人就不再愿意接受高校教育，认为其没有用处并且上山下山给学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另外，哈尼族更多从事传统的粗放型农业经济，长期生活在高山地区，在恶劣的环境下靠农耕事业一天天发展起来。但他们缺乏科学技术知识，走出社会来缺乏竞争力，生产力不能得到质的飞跃，这也是山地民族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心理情况和人际交往的局限

在人际交往方面，不同民族学生也有差异。要知道，在西双版纳的学校教育进程中，学校容纳多民族共校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满足要求，它响应了中央政府对于多元一体的教育结构的期望；但实质上，一般本族学生更适应本族老师的教学，不同民族的师生之间互动较少。这就浪费了蕴含着巨大的教育优势的多民族共校资源。

然而不同民族学生间的交往非常少，甚至出现了不同民族“各自为政”的小团体现象，也并没有引校方的足够重视，使得我们的多民族期望停留在理论层面。

调查得出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当地汉族学生严重。好的方面是，教师及机构对哈尼族青少年的性格评价为：大多数活泼、健谈、待人诚恳、进取心强。他们想见世面，愿求学的愿景应该受到社会重视。另外他们喜欢新事物，喜交朋友的阳光的个性特征，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维护。

4 为鼓舞哈尼族进入地区高校的措施

4.1 重视对民族学生的心理关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汉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维护传承民族文化和接受适应现代社会的双重责任中背负巨大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带入与原始农耕的自然经济价值判断发生正面的碰撞，高校所教的主流文化价值与少数民族学生从小习得的传统文化的冲突巨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产生迷茫无措的感觉，给民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了不适和压力感。我国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根据民族情况，合理掌握教学进度，开展汉化教学活动，逐步稳定地进行科技文化普及。

4.2 抓好文化融合和共同进步

对多元化的理解，不仅要体现在各民族共同教学，还包括对各个民族间差异的承认和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他们平等的尊重。而事物是在矛盾冲突中不断发展和进步，一个民族要想不断地提高发展，就必须接纳民族之外的先进文化和更高级的生活、生产方式，必须打开大门，促进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去陈求新。在这个过程中，尊重民族差异是促进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外来文化的前提和尊重，但尊重差异并不代表着围绕少数民族的利益打转，不意味着对学生差异性的不加约束；而是要考虑保留优秀的差异特色，逐渐减弱落后的文化差异的影响。

各大高校，如红河学院、普洱学院、西双版纳教育学院、和德宏教育学院都开设了学报专栏并且将期刊上传到互联网，这些学报主要根据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进行一些专题研讨，例如《红河学院学报》对普洱地区哈尼族丧葬习俗的特点探讨。又如红河学院的哈尼族歌曲课堂教学实践就是民族音乐教育对“西方模式化”教学冲击的一个勇敢的探索。现在红河学院也已经把哈尼族舞蹈进入了课题进行专业教学，其开设的课程有《红河本土舞蹈》《哈尼族舞蹈训练》《红河本土舞蹈教学与表演》，其它哈尼族地区高校也都有哈尼族鼓舞的作品等。

4.3 政府出_相关鼓励政策

不同民族之间交往和摩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其中，民族偏见常常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摩擦里，表现出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等特点。例如一些汉族学生认为，少数民族学生都不讲卫生，习惯不好。由于哈尼族聚居高山，肤色受阳光长期暴晒，导致肤色偏黑。在此我们想要提醒，民族偏见或民族歧视问题属于政治意味较敏感的问题，此类问题目前没有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向汉族年轻人普及尊重少数民族的观念，鼓励汉族学生多与少数民族交朋友。

另外，在高山地区基础教育设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政府设立助学基金和各种优惠政策，提供机会让山区优秀学生进入到国内顶尖学府进行深造。鼓励他们将高级科学技术和人文价值带回家乡，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

5 结语

本文就云南省哈尼族为例，论述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进行学习深造，于推进边远地区建设，民族共同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现代化发展能带动少数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理想。

参考文献：

[1] 胡发稳.哈尼族青少年学生文化认同及与学校适应行为的关系研究[J].社会科学Ⅱ辑，2011（S1）.

[2] 张婷.西双版纳多民族学校中不同民族学生发展状况比较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

第3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满清文化；历史；遗产；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装饰

沈阳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如果简单将沈阳故宫这一世界遗产资源，其旅游装饰产品简单地按照市场化的旅游方式定位，必然造成以旅游价值评价取代遗产价值评价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历史的深刻性和文化的传承性的丧失。所以，对沈阳故宫这样世界遗产的旅游装饰产品的开发，必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潜在作用，对遗产资源要进行多方面的价值挖掘，包括美学、思想史、宗教、社会学、历史、科学与技术等，即通过考察研究、审美实践而不断发掘其科学、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并不断提高对遗产所在地的文化、民风、习俗等资源价值的研究与开发。这就是笔者对沈阳故宫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基本定位。旅游装饰产品开发设计定位是旅游目的地不断扩展和深化其旅游产品的前提。通过对沈阳故宫旅游装饰产品开发设计定位的分析，今后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装饰产品的深入开发，似应将重点放在能够充分反映满清历史文化民俗特点的旅游装饰商品的开发上。而在设计这些旅游产品时，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文化架构上要充分反映满清文化的特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清代初期政治的中心，充分体现着满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满族是我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居住在祖国白山黑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在不断的生息繁衍中，经历了从野蛮社会形态进入文明阶段的历史进程，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断分化、整合，最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其中不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风俗，也被列入保护或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满清的这些民族文化习俗，虽然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里没有逐一的具体展现，但是人们从其建筑风格、艺术设计、展品陈列中，仍会领悟到这些民族的特点。因此，我们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产品开发设计中，一定要坚持以满清宫廷文化为其内核，以满清民俗文化为其外延，充分挖掘满清文化的深刻内涵，以生动的形象设计体现满清文化的独特个性。

2 商品品味上要体现旅游地的地方特点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所在地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美称。沈阳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既是满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沈阳远在七千多年前，本土先民新乐人就在这里农耕、渔耕，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的新乐文化，成为华夏文化发展的重要支系。之后，这里发展成为汉族和东北各民族的共居地。由于沈阳靠近中原，作为其进入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被历代中央王朝列为其控制东北的战略要地。沈阳城邑形成于汉代，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历经数代王朝的更替，几经废置，又不断得到复建，并逐渐形成规模，而且始终处于东北边地军事重镇、区域内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后，它是国家重点建设起来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沈阳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它区别与其他地区的产品开发的特殊性、地域性，也是吸引旅游者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开发设计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旅游产品时。一定要以当地的民风、民艺为载体，充分反映当地物质文化产品的历史渊源，使每个旅游者所购到的旅游商品，都能铭刻着对这个旅游地难忘的经历。

3 商品装饰上要坚持满清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如前所述，我们在开发设计沈阳故宫博物院旅游产品时，一定要突出满清民族文化的特点，就是说，要以博大精深的满清民族文化作为支撑和根基，但又不能拘泥于满清文化的传统特点，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装饰艺术的设计手段与方法，使传统的满清文化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将现代的设计元素合理的运用到传统文化的设计中去，使二者恰到好处的融合起来。创作既有深厚的满清历史文化的气息，又能反映出现代装饰艺术特点的优秀设计作品。

4 市场定位上一定要坚持实用性、方便性和礼品性

我们开发设计的旅游产品，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市场需要。它必须从旅游者的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来考虑。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其文化价值内涵的基础上，一定要考虑其实用性、方便性和礼品性。所谓实用性，就是所设计的旅游纪念品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用途，如文化衫、风情包、特色扇子、室内装饰产品等；或者有一定的收藏和保存价值，如历史文物的复制品等。方便性就是体积不要过大，要便于旅游者携带。礼品性就是包装要牢固轻便，外观造型要美观大方、精美别致，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其亨.建筑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2]田浩.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以成都地区餐厅空间室内设计为例[M].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

[3]刘霏霏.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M].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第4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生态景观

 

城市湿地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利用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适宜作为公园的天然湿地类型，通过合理的保护利用，形成保护、科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为城市湿地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园类型和城市生态恢复保护的重要手段，城市湿地公园受到了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的热捧，成为近年城市建设的热潮，推动了城市湿地的建设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改善城市生态的希望。但由于建设的盲目性和管理法规监管缺位，过度公园化、景观同质化、生态硬质化和地域文化缺失等问题，使城市湿地公园遗失了生态恢复和保护的本位。如何在规划设计的源头，从规划设计理念、功能布局的技术角度，把住城市湿地公园城市生态恢复保护的使命，笔者试图从湛江市滨湖公园（西岸局部）规划设计项目中探索寻求。

1项目概况

滨湖公园位于湛江城市中心区的北部，海田区的东侧。论文格式。本次规划范围属于滨湖公园用地内的一部分，在公园西岸的西南角。规划用地的南面为军民大道，西面为海湾路，北面为东盛路。用地南北长2080米，东西宽40--160米，规划用地面积18.14公顷，呈狭长带状形态。滨湖是围海造湖形成的，而本次用地范围内的现状地形地貌除了防浪堤、浅滩外，大部分为鱼塘，属于人工湿地地形。但由于鱼塘这类人工湿地缺少植被、生态系统单一，所以自我更新能力很差。

湛江市滨湖公园是城市总体规划及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六区五心四廊三带”这一城市绿地系统结构中的“五心”结构之一，其性质定为市级公园[2]。

2 规划布局

规划对现状人工湿地的地形进行改造，通过局部缩小水面、局部提升水底标高、推填缓坡等方式，将原有的单一湿地形式改造成湖泊、池塘、沼泽等形式的湿地。遵循生态性、艺术性、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将滨湖岸线空间与防浪堤内外水体有机融合，充分体现自然特性、创造充满生态情趣的湖滨环境。而根据不同的亲水界面、环境特征，反映不同绿化群落特色，突出自身的不同个性，滨湖公园可以划分为临湖游赏区、生态休闲区、飞鸟休栖区和生态培育区等4大景观区。

2.1临湖游赏区

结合海湾路的规划走向，在海湾路东侧吹填部分滨湖水面形成高底错落的公园陆地，沿濒湖岸线布置“浮舟戏波”、“松风杉影”和“落日晚钓”3个主要的景观节点，构筑宜人的游赏园路、配置特色的绿化植被，创造充满休憩情趣的湖滨环境。

“浮舟戏波”景观节点主要是为了方便游人泛舟湖面，从水上欣赏公园陆地景观，结合吹填出来的濒湖岸线，设置了大台阶形式的码头和宽敞的平台，方便引导、疏散人流。

“松风杉影”是在滨湖主园路的西侧倚坡种植马尾松、东侧临水种植水杉、落羽杉等，在园路两旁形成高大葱郁的树林，让游人享受到阳光下凉风袭袭、光影流动的悠闲空间。

“落日晚钓”是在岸边设置一个出挑在水面的栈桥，主要供钓鱼爱好者享受午后、傍晚临水垂钓的乐趣，丰富游人的亲水体验。

2.2生态休闲区

规划现有堤坝、鱼塘进行整合、改造，扩大部分水面形成4个较大的湖泊，保留其中最大面积的一个水面作为观水亲水空间，在其北侧布置“水车叠映”，其余3个水面分别通过种植不同种类的绿化植物形成不同的景观节点：“水碧菱荷”和“水庭暗香”。论文格式。

“水车叠映”主要是模仿农家农耕所使用过的灌溉设备，如水车、输水道等，了解到历史上曾经是农村重要生产生活方式的农耕取水方法，让游人亲身体验过去岁月里的生产、生活乐趣。

“水碧菱荷”主要是在2个整合后的湖泊及其周围种植挺水类的湿地植物，主要是水陆两栖的挺水类花卉，再配合种植些以浮水类的植物。这些植物或在岸边与岩石相配；或立在水塘中，伸手可及；或聚在路旁，让人把玩。通过这些绿色植物和水面的相互映托，从而形成构筑成景点的意境。

“水庭暗香”主要是在湖泊里种植沉水类、漂浮类的湿地植物，这些植物在水面或水底若隐若现，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观赏效果，吸引游人的注意力，再配以成群的鱼类，更加强景观环境的趣味性。

2.3飞鸟休栖区

在远离海湾路、最接近滨湖水面的一侧，通过局部改造地形，利用水面为分割，形成一个全封闭的绿化小岛，营造一个适合鸟类栖息觅食的环境，从而营造一个“欧鹭栖归”的环境，使人和鸟类和谐地共存在同一个公园中。小岛的东侧设计一个小码头，供公园管理人员日常上岛维护。

2.4生态培育区

将原有的鱼塘，通过局部提升水底标高，在坡脚采用石笼、木桩或浆砌石块（没有鱼巢）等护底，其上筑有一定坡度的土堤，形成水位较浅的沼泽湿地，种植各类水生植物，使水景廊道有尽量大的绿化覆盖率，提高郁闭度，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湿地培育环境。另外，为了模拟自然生态的物种结构，规划建议有意识引进“消费者”形成食物链：选择能吸引“初级消费者”（食草、果类的动物，例如鸟类、鱼类等）的植物种类，形成森林群落的亚乔木层、灌木层等，为“还原者”（细菌、真菌、微生物，原生动物等）创造生存环境，使它们的分解作用得以进行，以形成完整的食物链。从而逐步完善食物链，提高生态系统的生命力。

在沼泽了设置栈桥（局部加设遮荫挡雨的联廊），蜿蜒穿梭在湿地之间，供游人进入到沼泽的内部，亲身经历野趣盎然的湿地，形成“栈桥探幽”的景观空间。

在靠近滨湖水面一侧的堤岸上营造缓坡疏林草地，种植以柳树为主，形成疏密相间、不同郁闭度的水岸风景林，形成“柳堤花明”的景观环境。

3 生态景观设计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以生态景观恢复为出发点，从竖向、植物、生态建筑等方面，因地制宜，融汇进地域特色文化，为整个滨湖的生态恢复和保护作出实践。

竖向上考虑减少填湖工程土方量，结合现有地形，利用现有防浪堤，保持外侧原有浅滩，通过局部人工增加种植湿地植物；改造内侧现有鱼塘成的湖泊、沼泽，水位线均高于滨湖水位，形成常年有水的湿地环境；增加水线以上的土质缓坡，种植湿地植物。

绵延2公里的驳岸处理，是本项目的一大难点。论文格式。从生态景观考虑，提出了生态驳岸处理方法：对于坡度缓的浅滩（防浪堤外侧岸线），考虑保持自然状态，配合植物种植，达到稳定堤岸的目的。种植柳树、水杨、构树以及芦苇、葛蒲等具有喜水特性的植物，由它们生长舒展的发达根系来稳固堤岸，加之其枝叶柔韧，顺应水流，增加抗洪、护堤的能力；对于较陡的坡岸（防浪堤内侧），不仅种植植被，还要在坡脚采用石笼、木桩或浆砌石块（没有鱼巢）等护底，其上筑有一定坡度的土堤，斜坡种植植被。实行乔灌草相结合，固堤护岸。

植物景观规划旨在重塑和恢复滨湖生态景观，将改造自然转变为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延续和恢复滨湖自然生态景观，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通过体现滨湖公园的总体特色，突出湿地景观框架，保护和弘扬自然生态优势，实现滨湖生态机能的恢复回归，植物品种选择以湛江乡土树种为主，因地制宜植物造景，从场地捕捉设计灵感，注意植物的形、叶、花、果的特性变化，注重植物景观的透、藏、露，注重植物景观的借景、障景、对景，做到有景可望，有径可寻，有境可感，贯彻自然生态理念，营造植物群落景观，重塑和恢复滨湖生态景观。

4结语

湿地在城市中心区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回归，形成城市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加强了城市生态恢复的步伐，形成绿色生态区域，是城市衰败区域得到恢复和再生，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鉴于我国现行城市绿地管理和监管现状，建议制定相关城市湿地公园规划建设规范，完善城市湿地公园规划恢复保护范畴，强化对其生态系统评价体系，真正做到城市湿地景观生态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孙新旺. 生态、节约与传承——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的乡土景观元素[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4).

[2]湛江市人民政府.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002－2020 ) [Z]. 2003.

第5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第6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方高校 旅游管理 毕业设计 产学研结合

一、湖南工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产学研结合情况

产学研相结合，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机制之一。它的兴起和发展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趋势。旅游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年轻的教育门类，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旅游应用型人才。它的职业特性促使其应更加明确地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旅游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应是逐步建立使旅游院校具有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有效机制。实行产学研相结合，正是为了加强旅游院校同社会的广泛联系，让社会参与办学，实现旅游院校的科研面向旅游市场的办学新路子。我院专业产学研合作建立在校企互动、企业与学校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了人才培养、技术进步、校企竞争力等相互提高的“互惠、多赢”的产学研合作目标。

第一，聘请行业权威专家、企业技术专家组成专业指导委员会员对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设计、课程教学进行全方位指导。定期邀请行业内专家、企业管理人员来校开设学术讲座，聘请专家参与对学生的实践指导，定期进行技能训练，与旅游企业合作，签订协议，共同培养人才，优先向合作企业提供优秀学生实习或工作。

第二，重视专业教学工作。建立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委员会既有高校教授、行业部门主管领导及一线企业经理和技术能手组成。专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指导专业教学改革及实践型教学基地建设方案，使专业学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确保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每学期均邀请有关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来校指导及作相关专题讲座。

第三，校企优势资源互补，战略合作提高竞争力。10多位行业权威专家、企业技术专家受聘为本专业客座教授或兼职教师；与区域内珠海昌安大酒店、长沙通程大酒店、衡阳雁城宾馆等1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教学实践基地；拥有衡阳交通旅行社、邮政旅行社、阳光旅行社、青年旅行社、教育旅行社、回雁峰景区等多个校外实训基地。

第四，加强专业师资培养。每年选送1名骨干教师到国内一流旅游学院进行一年的教学交流，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二、“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步骤

“产学研结合”中的“产”注重的是实践教学环节。实践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来说，除了能够积累实践经验外，还可以发现和解决生产经营中一系列问题，弥补学校教育不足。“学”要求教学内容设计要反映时代特点，注重知识的系统化和适用性，教学方法要注重教学效果及其可推广性，尽可能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知识传授的高效、便捷。“研”则强调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选题面向社会经济实际，特别是企业的应用性课题。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产学研一体化层面上与社会经济的密切整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机制，使教育教学系统的创新功能得以实现。为更好地实施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可以与企业建立协作关系，建设与专业培养计划相配套的实习基地，有条件的高职院校还应积极创办经济实体。

1、确定试点学科和试点课题。把旅游管理作为产学研结合的切入点，在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毕业班进行试点，并制定了毕业设计选题的质量标准。一是选题要符合旅游教育规律和教学基本要求，体现旅游专业培养目标；二是选题要突出实践性，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与科研、生产的结合，具有研究价值、现实意义和开拓性；三是选题应是旅游管理领域刚刚出现的新课题和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具有一定的广度和难度；四是选题具有可操作性强，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完成。根据质量标准，我们确定了“衡阳市湘江沿岸红光带建设”、“衡阳市雁城宾馆餐饮管理系统”等若干个选题作此次试点课题。这些选题都来自于实践应用研究项目，也是指导教师在研的课题，产学研结合特点明显，能形成阶段性成果，有利于转变为生产力，充分体现了产学研的结合。

2、人员组织。各试点专业公布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试点题目以及每个选题的毕业设计任务书，使学生明确“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选题的目的、意义和具体的任务；学生自主申报，选择题目和指导教师，导师在申报的学生中择优选用。试点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每位指导教师对整个毕业设计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阶段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积极作用是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

三、“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新模式建立的思路和对策

1、积极拓宽毕业设计选题渠道，与毕业设计课题来源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综合基地。产学研综合基地为广大教师提供了实践和科研的条件，目前许多旅游院校都与旅行社、饭店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实习基地。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而言，产学研三结合的形式主要是根据毕业设计的要求和特定的选题内容进行的三结合形式，如联合申报和承担科研项目；联合开发旅游景点、旅游产品等。通过这次试点，我们已与珠海昌安大酒店、长沙通程大酒店、衡阳雁城宾馆、衡阳华天大酒店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毕业生也深受欢迎。

2、选好合作伙伴，完善组织。产学研结合建设的好坏，是否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的领导要有改革意识，有远见，有开拓精神和竞争观念，要尊重教育，同时要考虑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是否具有三结合的必要条件。一般选择大中型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因为双方的互补性很强，互惠性也更能体现。现在一些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信誉差，亏损严重，不宜作为合作伙伴。此外，产学研合作项目要有选择性，有竞争力，与学校学科方向和科研优势比较一致，使学生增强了实践能力和就业实力，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3、加强领导，统一认识。产学研结合是跨出教育系统范围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需要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协同加强领导，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给高校及企业以有力支持，有效解决产学研合作中的矛盾和困难。

4、切合企业需要，融入职业技术，开展毕业设计。旅游活动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使得旅游企业对旅游人力资源的要求具时段性特征，而这种特征与学校旅游专业教学计划性相矛盾。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院坚持切合企业需要，融人职业技术，开展毕业设计。在实践中，以当地重大旅游节庆活动为切入点，积极主动谋求互利合作。衡阳拥有南岳寿文化节、耒阳蔡伦造纸文化旅游节、耒阳农耕文化旅游节、衡阳王船山文化节等重大旅游会展，而且是周期性会展。每年的毕业论文设计都有学生以此为选题，既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专业服务能力，又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显然，“产学研结合”的毕业设计对指导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师生双方都是挑战，因此，新模式既丰富了毕业设计内涵，又提高了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5、雄厚的师资力量为保证旅游管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提供了智力支持。我院旅游管理教育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结构合理，队伍稳定，他们熟悉旅游管理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业务熟练。指导教师均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副高以上职称的占63％，其中有很多是硕士生导师。由本校专职教师担任主讲教师的课程达100％。这样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稳定的师资队伍，为我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不断提高提供了保障。

总之，“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新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已取得前期成果。它能拓宽毕业设计选题渠道，建立相对稳定的毕业实习教学基地。来自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实际课题，使学生增强了实践能力和就业实力，有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利于造就优秀的应用型本科人才，而提高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方向，符合高等教育综合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黄一璜：世纪转换与成人教育工作者角色作用的发挥[J].中国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4）.

[2] 伍栖、赵初元、杨子华：“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毕业设计新模式在独立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应用研究[J].计算机教育，2007（10）.

第7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歙县 山区 农机化 管理 服务 浅析

[中图分类号] S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5-0158-01

伴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进步，过去传统的刀耕火种已经成为了比较原始的、落后的社会形态，在当前科技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今社会中，歙县山区的农耕如果仍然在牛耕锄挖以及镰收这样的生产状态之中停滞不前，一定会导致现在农业发展的不断失衡。农业机械是一种十分先进的生产工具，不仅代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的文明，更加是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能够从本质上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促进农业机械化，将农民从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进行解放。下面，笔者就对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进行浅析。

一、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农机服务组织的不断形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农业发展，从当前歙县农机服务组织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水平来看，仍然不能够很好满足歙县农业生产的不断需要，需要将其进行进一步完善以及实施，所以，贯彻落实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山区实施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必须要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广农业机械不断下乡，要求必须要做好农业机械宣传等工作，由于歙县山区的信息比较闭塞，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比较落后，很难对新事物进行认同，虽然相关人员在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歙县山区仍然很难保证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的质量。

二、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对策

1.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要明确意义

想要保证歙县山区的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质量，必须要明确其自身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开展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能够有效扶持以及鼓励各类农机专业合作的经济组织，使其能够按照优势互补原则、互助协作原则、风险共担原则以及利益共享等原则，引导农民能够通过劳动要素、技术要素以及机具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合作，推动歙县山区农机服务向产业化方向、专业化方向、社会化方向以及企业化方向不断发展，加快歙县农机服务产业化自身的进程。完善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必须要因势利导，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广泛使用以及推广适合山区进行作业、方便农民进行操作的小型农机具，开展作业服务，使得歙县当地的农民群众能够真正感受到使用农业机械化带来的诸多好处，不仅仅能够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更加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动的重要作用。

2.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要注重细节

完善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必须要注重细节，建立健全农机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建设，要加强领导，强化队伍管理，强化先进技术推广和使用，制定出规划目标。当前人们已经步入到信息时代中，在农机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农机信息化，实施农机信息化有利于提升山区的农机服务能力以及农机行政的效率，重点将乡级、县级信息站进行建设，使得农民能够及时交流综合统计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生产信息以及政务信息，建立起山区农机具的供应信息体系、维修信息体系以及生产信息体系。除此之外，还要创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进而对农机专业户进行不断发展，纵观歙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在家进行务农的劳动力大约都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青年的劳动力大多数都充实二产业和三产业，或者外出打工，这就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的贯彻和落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要求农机合作社要和农户签订合理的用工合同，在农忙的时候，农机合作社要按期为农户提供自身的农业服务。这样不仅仅能够节约工时，还能够提升其效率，年轻的劳动力可以拥有大量的时间外出去打工，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

三、结语

本文中笔者首先对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阐述，接着又从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要明确意义以及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要注重细节这两个方面对歙县山区农机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参考文献

[1] 在带动农民闯市场中找准农机站自身的位置——五莲县于里乡农机管理服务站发展情况调查[J]；山东农机化；1994年09期.

[2] 张洪河；多种经营 综合服务——记长清县归德镇农机管理服务站[J]；山东农机化；1994年01期.

[3] 会议论文 浅议山区丘陵农业机械化的思考 2010中国农业机械化论坛：“十二五”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 – 2010.

[4] 宗锦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A]；走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道路——中国农业机械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上册）[C]；2008年.

第8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5成

健康

5成职场员工“讳疾忌医”

卫生部宣教中心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大企业员工中，超8成人受到过各种健康问题的困扰。5成有健康问题者称“疾病不严重，拖拖无所谓”。

调查显示，颈椎病、腰椎病、肠胃病和脂肪肝是目前威胁员工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员工最大的困扰来自“疲劳”和“失眠”。78.9%的员工有过“烦躁”情绪，59.4%的人感受过“焦虑”，38.6%的人觉得“抑郁”，仅有5.8%的员工称自己没有压力。近60%的员工选择休息睡觉解压。调查发现，调查人群中专科以上学历者超9成，对健康知识知晓良好，但每天坚持锻炼者只有6.4%。

6倍

生活

网购不省时，耗时为逛街购物的6倍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报道，由英国某时尚活动发起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网上购买衣服所费时间是在商业街购买服装的6倍多！网购曾被赞为是快速无压力的购物方式，看来现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调查还发现，女性在网上买东西，每次平均要花22小时，而在商店里却只需要3.6小时。80%的女性更热衷上街购物，而80%的男性则表示更愿意在网上购物；将近半数的女性表示在休息时间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呼朋引伴去逛街，而近半数的男性则表示他们更喜欢跟朋友一起泡吧。

7成

社会

过7成中国公民不赞成《见义勇为法》

《中国日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87％的中国公民不太愿意援助跌倒在街上的老人，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事故的罪魁祸首。对于是否应该模仿加拿大、美国等颁布《见义勇为法》，77.7％的公民表示不同意。即便中国的《见义勇为法》也能像加拿大安大略省《见义勇为法》一样，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担责”；或如新加坡法律规定的“被援助者如若事后诬陷，则需要道歉并赔偿损失”，反对《见义勇为法》的公民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本来就相当严格，不希望道德行为再受到法律的强制。

新发现

读心术时代降临，

精神隐私无处藏身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称，在大脑扫描成像技术领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日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研发的技术可以让测试者“观看”到自己大脑思维中的动态图像，这是迄今已经获得证实的最令人惊讶的“读心术”。研究发现，大脑的神经活动能够直接被破译，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无需语言就能够被解读。

信息技术正使我们失去隐私。网络跟踪技术能够查到你购买了什么，手机可以泄露你的行踪，摄像头能够记录下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失去物理隐私的同时，如果再失去精神隐私，我们就真将无处可藏。

北极圈将成为人类新家园，

赤道附近国家将衰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气象科学家劳伦斯•史密斯，在赫尔辛基大学的报告厅演讲时预言：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圈附近地区会出现人口增长和发展趋势。因为温度上升，雨水量增多，这些地方会成为新的农耕大地，更适合生物居住，使整个世界的重心往北偏移。与此同时，接近赤道的国家将由于人口老化、水源短缺，物价攀升和洪水侵袭，越来越衰落。

2012虎口逃生，

“世界末日”将推迟一两年

美国宇航局在11月声称，一个巨大的、杀手级太阳耀斑将会推迟到2013至2014年某些时候发生，而不是传说中的2012年。宇航局的卡伦•C.福克斯在的报告中称：“太阳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发出一个致命火球，去摧毁9300万英里开外的地球。” 不过，该局同时指出，预计未来太阳活动峰值最大的时候应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而由太阳活动引起的“地磁风暴”，确实可以破坏一些无线电通信，危害卫星，甚至使电力系统瘫痪。这么说，对某些不能使用iPhone，GPS设备和黑莓的人而言，2013年看起来更像是世界末日。

超光速中微子被证实，

“时光逆流”指日可待

第9篇：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紫金城住宅小区

 

1 引言

为改善中低收入员工住宿、住房条件，稳定公司员工队伍的原则，在确保员工享受公司住房福利待遇的同时，尽快完成周边居民危旧房屋改造，从而加快承德市城市建设的步伐，提高城市整体环境、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河北瑞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承德市牛圈子沟镇红石砬村苏子沟拟建紫金城住宅小区。遵照国家有关规定，该公司于2007年12月29日委托我队承担该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

2 评估工作方法

本次评估工作紧密结合工程建设特点，以野外综合调查为主，充分搜集和分析评估区及其附近已有的基础资料。详细调查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及地质灾害的种类、类型、分布、变化趋势及其与工程的关系。评估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3 地质环境条件

3.1气象、水文

本区属大陆季风气候,冬长而寒冷,夏短而炎热,多年平均气温9.1°C,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4.4°C,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9.4°C,极端最高气温41.5°C,极端最低气温-24.2°C,最大日温差23.8°C。历年最大降水量835.9mm,最小降水量326.7mm,平均降水量557.9mm。历年最大积雪深度27cm,雪压1.8g/cm2。电线积冰厚度25mm。标准冻土深度126cm。

流经评估区附近的河流主要为武烈河。流量较大，随季节性变化较大。评估区位于武烈河北岸约300m处的Ⅰ级阶地外缘。

3.2地形地貌

评估区地处燕山山脉腹地中低山区，地形较复杂、地貌单元属武烈河Ⅰ级阶地外缘及山前坡麓地带，地貌类型较复杂。图幅内海拔高度310－600m,相对高差290m。区内山峦起伏，沟谷发育，评估区内沟谷主要为苏子沟，沟谷横断面呈“W”字形，沟谷走向东西，总长约600m，沟口宽约40m，沟道比降平均为120‰－150‰，两侧山坡坡度15°－30°，区内两侧山坡上植被发育。山谷和冲沟两岸大部分基岩裸露。表层岩石风化剥蚀作用较强烈，节理裂隙较发育。评估区未见第四系上更新统地层。

3.3地层岩性

区域出露地层从老到新分别为中元古界、中生界及新生界。

（1）中元古界长城系大红峪组（Chd）:多分布于评估区北侧。

图1 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流程框图

（2）中生界侏罗系中统后城组（J2h）: 岩性单调，层位稳定，主要分布于评估区西、北两侧。产状160°∠20°。与长城系大红峪组（Chd）呈断层接触。

（3）中生界白垩系下统大北沟组（K1d）:主要分布于评估区内及东侧，局部分布于西南侧。产状160°∠15°。与长城系大红峪组（Chd）呈断层接触。

（4）中生界白垩系下统西瓜园组（K1x）:主要分布于评估区东南侧。产状60°∠20°。论文参考网。

（5）新生界第四系上更新统（Q3pl+dl）：主要以黄褐-深褐色粉土及砂类土为主，厚度：6.0-8.0m，分布在评估区内及武烈河Ⅱ级阶地之上。

（6）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Q4al+pl）：主要以黄褐-深褐色粉土及砂类土为主，厚度：3.0-6.0m，分布在武烈河Ⅰ级阶地及外缘之上。

3.4评估区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评估区及附近所处大地构造单元为：Ⅰ级构造单元中朝准地台；Ⅱ级构造单元燕山台褶带；Ⅲ级构造单元承德拱断束，Ⅳ级构造单元大庙穹断束。区域性断裂均为非活动性断裂。

评估区及附近地区属华北地震区，在近代历史上本地区未发生源发性地震，是一个相对稳定地区。依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一2001），评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评估区区域地壳相对稳定。

3.5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

拟建场区地层从上至下简述如下：

（1）粉土（Q4 al+pl）:黄褐色，孔隙发育，局部含少量砂、砾石，稍湿、稍密。一般厚度1～1.5m。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约110KPa。

（2）砂、砾石（Q4 al+pl）：黄褐色，主要成分为细砂及砾砂，细砂主要成分为石英及长石，粒质较均匀。砾砂的砾石主要成分为凝灰岩、花岗岩等，砾石含量约30%-40%，一般粒径0.2-4.0cm，最大超过8cm，多呈亚圆形，磨圆度、光洁度较好，充填物为砂土，稍湿、稍密。一般厚度5～6.5m。细砂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约120KPa，砾砂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约250KPa。

（3）凝灰岩（K1d）: 灰褐色，凝灰结构,层状构造，节理裂隙较发育。表层风化强烈，岩体风化呈土状及碎块状。强风化层厚度0.5-2.0m，地基承载力特征值500KPa；其下为中等风化-新鲜岩石，新鲜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frc=25MPa。

（4）石英岩状砂岩（Chd）：层位以碎屑为主，下部夹有富钾页岩，上部为泥晶白云岩，厚度和岩性变化较大，砂岩中多含长石。

本区工程地质条件良好。

3.6 水文地质条件

本区在河北省水文地质分区中属燕山山地水文地质区，评估区及其附近地下水按类型及其赋存条件，可分为第四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分布在武烈河河谷上，水位埋深约8.0m。论文参考网。含水层的透水性及给水度较强。

本区地下水动态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地下水的变化受降水量的影响，年变幅1.5-2.0m。地下水与武烈河联系密切。

本区水文地质条件良好。

3.7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位于承德市牛圈子沟镇红石砬村苏子沟，评估区及附近人类工程活动主要是农耕和工民建施工等，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经济活动为较强烈。论文参考网。

3.8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综合评述，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69号文)附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4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评估区内主要沟谷为苏子沟，呈“W”字型，沟谷北侧基岩为长城系大红峪组（Chd）石英岩状砂岩，南侧基岩为白垩系下统大北沟组（K1d）凝灰岩。沟道内沉积第四系厚度为0.6－6.0m的砂类土，沟谷南侧坡麓地带为第四系冲洪积全新统砂、碎石土类，厚0.5－4.5m，山坡上植被发育，树种为松树、棉槐和灌草丛，沟道内种植有山楂树、栗子树。形成长条状的山麓斜坡台地。根据现场调查，斜坡安全稳定。

据现场调查及已往资料，在评估区范围内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体稳定，植被发育，评估区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5 地质灾害预测性评估

5.1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评估区地处燕山山脉中段，地貌类型为山前坡地，拟建场区位于苏子沟斜坡中上部及坡麓地带，附近出露的地层主要为长城系大红峪组（Chd）石英岩状砂岩、白垩系下统大北沟组（K1d）凝灰岩和新生界第四系粉土及碎石土类。建筑物依山而建。基础埋深浅，工程的修建不需进行大面积的挖方及填方，故不会对周围环境及山体造成影响；局部将形成3-5m的边坡陡坎，由于削坡与该区岩石走向相切，该区石英岩状砂岩、凝灰岩岩石坚硬，岩体稳定。工程建设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评估区可能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5.2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评估

评估区位于武烈河北岸约300m处Ⅰ级阶地之上，高出河漫滩约25m。工程的建设遭受洪水冲袭的可能性小。拟建场区位于苏子沟山麓斜坡中上部，苏子沟两侧山体岩石部分裸露，岩体稳定性较好，遭受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评估区上游汇水面积为0.59Km2，山体岩石部分裸露，局部及沟道内含有松散残坡积物，如遇雨时，可能遭受泥石流的地质灾害。其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小结：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

6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原则及防治措施

6.1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根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合评估区所在地质环境条件差异、地质灾害的类型、发育程度、分布范围、现状评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和预测评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综合评估认为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6.2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估

根据上述建设场地适宜性分级标准，建设场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建设场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6.3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为了确保工程安全，减轻地质灾害的危害，应采取如下防治措施：

（1）苏子沟两侧山体建议修筑挡土墙，以防发生岩质边坡崩塌掉块。

（2）为防止雨季洪水侵袭，场区应修筑防洪坝，场区外修排洪沟。

（3）评估区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经济活动较为强烈。场区周围应采取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保护周围环境。

7 结论与建议

7.1结论

（1）紫金城住宅小区属于较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2）该项目占地总面积286亩，建筑总面积9.5万m2.

（3）现状评估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预测评估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根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综合评估评估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区。

（4）建设场地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7.2建议

（1）工程建设必须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进行。

（2）为防止雨季洪水侵袭，场区应修筑防洪坝，场区外修排洪沟。

（3）对苏子沟两侧山体建议修筑挡土墙，以防发生岩质边坡崩塌掉块。

（4）场区周围应采取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保护周围环境。

8 参考文献

[1] 刘立捷，王瑾,红眼川乡移民小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J].环境保护，2009，1（1）：46-49.

[2]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四地质大队,紫金城住宅小区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Z].2008.

[3] 王先华,邓建辉.某水电站联合调度中心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研究[J].工业安全与环保.2010,36(2):27-28,39-40.

[4]罗元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方法[M].地质出版社，北京，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