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合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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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承诺合同范文

承诺方(以下简称甲方)：

合作方(以下简称乙方)：

为体现甲方与乙方的合作诚意，确保双方合作顺利进行，达到双赢目的，乙方特向甲方作出如下合作承诺：

1、 甲方向乙方提交人民币8万元的合作保证金，作为产品质量、生产周期、交货期限的保证金。

2、 按乙方订单以每一万只为基准，已在产产品交货周期为20天，初次生产的新产品交货周期为30天，订单数量与交货周期以此类推。日期计算以乙方下单日期为准。

3、 交货的产品质量确保以交给乙方的打样的产品质量为标准。 除不可抗力外，交货周期每延误一天，甲方将按本订单货款总值的5%赔偿给乙方，延误期超过一周的，乙方将扣除甲方所有保证金作为乙方的损失赔偿。

4 产品质量如有不合格的，以一赔二的方式赔偿给乙方，并从保证金中扣除，不合格率如超过20%的，乙方将扣除甲方所有保证金作为乙方的损失赔偿。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新产品开发打样工作。 本承诺书有效期两年。

第2篇：承诺合同范文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法学阶梯》规定：“……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的义务……”显然，在罗马法上赠与为诺成合同。《日本民法》第549条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发生效力。显然，在日本民法上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同样台湾地区的民法也规定了，凡赠与合同，不论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标的，均为诺成合同。只是除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义务之赠与外，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合同法》之所以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是为了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障受赠人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则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可不受任何约束。不仅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会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而为接受赠与所作出的准备、付出的花费得不到救济，这对于受赠人显然不公平。所以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同时也为了顾及赠与人的利益，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登记;二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之见解，赠与之撤销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由此可见，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的存在以赠与合同已有效成立及赠与物尚未交付或办理登记为基础。因此，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才有任意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因赠与物之交付或办理登记与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发生，任意撤销制度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本身就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最直观的标志。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生效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合同，使之归于无效的行为。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为保证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赠与的任意撤销、法定撤销、穷困撤销(又称穷困抗辩、紧急需要抗辩、拒绝赠与之抗辩或赠与履行之拒绝)。

赠与人的撤销权(也有学者称“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获对价而负担给付义务，其对赠与人的拘束力应比有偿合同低才较为公正，并且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固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无偿的赠与合同中，若赠与人赠与的表示系出于轻率，则使其如一般的表意人那样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但对赠与人不利，而且使赠与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欠缺正当性基础，因此，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应允许赠与人的反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立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这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负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就是赠与的任意撤销。该撤销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但对于赠与合同来说，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我国学者谢哲胜先生所言“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赠与的财产权利尚未转移

赠与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只能是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为什么赠与能否任意撤销以权力转移为标准呢?这因为有的情况下，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在已经为接受赠与财产作出物质上、经济上或者精神上准备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特别是在受赠人已经接受赠与的时候，赠与人又把赠与的财产要回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既对受赠人不公平，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虽然赠与是赠与人单方的无偿行为，但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也可能会对受赠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对社会道德也是一种冲击。因此，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合同法对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撤销赠与作了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进行的限制性规定。“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的情况，既包括赠与财产未交付给受赠人，也包括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还包括赠与财产已交付给受赠人，但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的情形。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的财产一部分已转移其权利，任意撤销赠与仅限于未转移其权利之部分，以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稳定。

2、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合同法》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不得撤销，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所以，这种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是指在出现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特定情形时，赠与人取得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发生下列事由时，赠与人或其继承人、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这一要件要求：第一，须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受赠人的侵害行为不以直接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的个人法益为限，受赠人有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法益之罪，例如妨碍选举、诬告、伪证、伪造文书等，因其间接或同时侵害个人法益之罪，亦有适用。第二，须侵害的对象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第三，须侵害行为达到严重的程度，而不是轻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法国民法》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犯有虐待罪，轻罪或侮辱罪时”，赠与人才得以受赠人有负义务行为而撤销赠与。《意大利民法》规定，“只有在受赠人犯有本法第463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或者在受赠人故意严重伤害赠与人或故意使赠与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忘恩负义为由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我们认为，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如果受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丧失了扶养能力的，则其不履行扶养义务有客观原因，赠与人不具有撤销赠与的法定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一要件要求：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义务;赠与人已将赠与财产交付于受赠人;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财产后，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也有学者认为，所附义务非因受赠人之事由不能履行或者不必要履行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并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事由，有不妥之处。在此，笔者也认为，当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的，赠与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4、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本条对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未作限定，因此只要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论其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人就可以行使撤回权。不过应注意，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必须与受赠人的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若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并非受赠人违法行为的直接结果，则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作为法定撤销权行使的事由之一，如《德国民法》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规定：“受赠人因故意不法之行为，……妨碍其为赠与之撤销者，赠与人之继承人，得撤销其赠与。”对此，我国合同法尚未规定，实为法律的漏洞。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时，应当类推适用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人以撤销权，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三)赠与合同的穷困撤销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穷困抗辩权又称紧急需要抗辩权、拒绝赠与之抗辩权或赠与履行之拒绝权，是情势变更原则在赠与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在赠与合同成立后，遇有特定情势时，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拒绝履行其对受赠人所负之给付义务而不负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德国民法》第519条规定：“赠与人因赠与使按其身份之生计或法律上扶养义务之履行频于危殆时可拒绝履行。”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妨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

第3篇：承诺合同范文

你激励承诺投入的能力永远不会大于你自己的承诺投入。培育共同承诺的关键在于与你自身的关注相联系，与你组织的关注相联系，并逐渐把这两者编织在一起。

所有组织，特别是那些存在了十年以上的组织，本身就具备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否则，它们不可能在周围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存下来。但问题在于这种能力往往会退化，即便最为成功的组织也会失败，尽管它们拥有资源、人才、市场地位和强烈的生存动机。探求超越工业时代泡沫生活所需要的深层创新，为挖掘乃至不断提升这种生成能力，提供了超乎寻常的机会――仅从所需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论，也是如此。

健康食品供应链原创试点

通过与可持续食品实验室合作，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之一好市多（Costco，也是全球最大的批发销售俱乐部）成为健康食品供应链原创试点的领导者。好市多参加到食品实验室中并非出自其CEO的要求，也不是公司实现食品产业可持续战略的一个手段。正相反，这个故事始于一位妇女，她当时的工作与这家企业的食品业务并没有直接关系。

谢里・弗莱斯（Sheri Flies）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兴趣的时候，已经在总部法律顾问的职位上工作了十二年。“我对食品系统有些了解，对食品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全球农民陷入贫困的悲惨情况也知道一些，但我不是专业人员。我自己会去买公平交易系统的咖啡，但我一直在想，‘我一定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但是，要找到一个可行的路径，她就必须把自己的关注与公司的关注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她去学习一些她已经知道的东西――只是她当时还不了解，其实她已经知道了。

对自己公司究竟代表什么意义还不甚了解的可持续发展提倡者，常常只会试图把自己的观念“硬塞”给组织。他们这样做只能产生微小的影响力，却同时面临风险，即疏远许多原本能自己参与进来的人。当弗莱斯在食品实验室成员会议上开始会见其他企业（比如联合利华和蓝山咖啡）代表并了解各种项目的时候，她可以感受到它们与好市多的潜在联系。但是，她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也有这种认识：“好市多是个有自己做事方法的公司，在当时就提出变革整个供应链，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着调’。”

她开始与公司中的其他人进行探讨。出乎她的意料，她发现公司中已经有人在为创造更可持续的食品供应链而认真开展工作了。他们只是没有给自己贴上标签，说自己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最终她找到了给自己想法定位的合适办法，让它在公司管理层中产生了共鸣。

“这花了我好一段时间。但是我逐渐理解了怎样才能与公司的DNA联系起来，”弗莱斯说:“我们有与忠实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的传统。从本质上说，我们是一家‘握手成交’的公司。我们很重视关键供应商，把他们看作我们业务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意做得好，我们就能做得好。所有这些都植根于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就我所知，在整个行业中，只有我们这一家公司在总部政策层面就限定了加价幅度。因为如果我们加价过高，就是对我们的会员客户不公平。所以，我们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并且有真正关怀供应商的天性。”

“我能看到，现在只需要扩展这种关怀的边界。我只要帮助经理们了解：今天的可靠供应链，需要超越我们的直接供应商，看到它们的供应商。这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发程度不同的积极行动，保障农民和农业社区的健康。”

挖掘组织的生成性DNA，能创造出承诺投入和创新所需要的火花。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没有什么“魔法配方”，但总是涉及造就了组织的特质――与造就每个人的特质一样。尽管如此，在那些拥有强大的自我认知的企业中，我们一再看到，那些具备开放的头脑、对（系统）整体的健康做出承诺的人，如果同时具备足够的耐心和谦卑，最终总会找到方法去建立这样的联系。

一旦他们找到并建立了这样的联系，弗莱斯和耐克的魏斯洛这样的领导者，就会帮助组织中的许多其他人，重新发现他们代表的意义。在交出“结果”的日常压力之下，人们很容易忘记，组织实际上是人的社区。组织作为社区能够获得生命，是因为有足够的人关注某些事，共同进行探求。在耐克，一位传奇教练训练出了激情高昂的赛跑运动员，并在为世界级运动员制造跑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星巴克是那些咖啡爱好者；在谷歌，是想要塑造互联网的远见卓识的技术人员。好市多创始于一批具有丰富零售经验的人，他们真诚地致力于为“会员”顾客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行业随之演化，新的环境和愿景造就了新的运营方式。但是，就像在其他所有人类社区中一样，“根”很重要，从“根”出发的变革过程，激发广泛参与并获得成功的潜力要大许多。

为志向和热望的成长创造空间

培养承诺投入是一个难于进行抽象探讨的问题，因为它都非常个人化。然而，它又完全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这看似自相矛盾。

就像一位CEO曾经说过的：“所有的真心承诺都关乎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物。”

通过观察各种富于才华的领导者，我们得出结论：耐心和对个人自主性的深切尊重，是他们处理共同承诺这个问题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动旁观。他们会不知疲倦地把代表关键相关利益的各类参与者聚拢在一起，帮助大家看到各自和对方的现实和热望。他们尊重历史和实际环境，精于“保留空间”，也就是创造氛围让大家安全地反思，并相互开放，坦诚相待。换言之，他们对深层连通会有一种庄重的神圣感。

在谢里・弗莱斯参与可持续食品实验室工作两年之后，她辞去了集团法律顾问的工作，转到了公司负责食品业务的部门。在参与了运营方面的强化培训之后，她开始负责几个试点项目，管理健康价值链方面的新型实践，都是原型项目的工作。每一个项目都涉及到培养新的、规模超越前人想象的协作。

这些项目之一是好市多从危地马拉收购法国青豆。一年之中，她持续开展了“聚拢”工作，也深深沉浸于这个食品产业链第一线的现实之中。随后，她参加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工作会议。

2007年1月一个清冷的早晨，在危地马拉的安提瓜，弗莱斯坐在一所在400年前女修道会上重建的小礼拜堂中，参加一个庄重的典礼。坐在她旁边的是她组织的项目团队，其中包括好市多负责采购的副总裁助理兼货物总经理弗兰克・帕蒂拉（Frank Padilla）；好市多的采购商之一达尔・霍里斯沃斯（Dale Hollingsworth）；两位好市多的本地采购商；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这是一个专门从事热带农业社区建设的地区性非政府组织）的主任；库特拉・匹诺思合作社（Cuatro Pinos Cooperative）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图利欧・加西亚（Tulio Garcia）；几位本地的农场主和合作社员工；以及洛杉矶沙拉公司（LA Salad Company, 这是一家食品批发公司，也是合作社的客户和好市多的供应商）的总裁。这个活动是为加西亚的儿子胡安・弗朗西斯科（Juan Francisco）举行的弥撒，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死于一场悲惨的车祸。在此之前，弗莱斯建议，为表达对他的纪念，这个试点项目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典礼进行过程中，弗莱斯回想着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当她了解到，有了健康的青豆产业链就可以保护当地农业社区的环境健康之后，她就到危地马拉出了几次长差，与国际热带作物中心的马克・伦迪（Mark Lundy）一起工作。他们俩人达成了共识，要一起参加一次对这个国家的供应链的独立审计，试图了解其中所有资金的流向，以确定在供应链每一环节上谁增加了价值，并评估其中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这次审计开始把这个系统拼成一幅图画――哪些部分运行正常，哪些部分存在问题。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个难题：“审计是为谁做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的典型做法，是以这项研究为基础采取“单边”行动，不考虑合作社或者供应链中其他成员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一次他们决定，在检讨审计结果的时候，把所有关键参与者都包括进来：本地的农场主（这些农场主还从没见过这么深入到野外一线的公司总部人员）和农民合作社的代表。

弗莱斯说：“如果不请所有人参与进来，就会破坏正在建设的人际连通感。”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这个会议不在美国的好市多总部举行，而是在危地马拉的农村举行，就在玛雅农民当年居住的高地附近举行。他们想为会议的参加者营造不同的体验和经历。而后，当加西亚提出要他们参加为他的儿子举行的弥撒的时候，弗莱斯同意了――她了解并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相信他的直觉。

在仪式的过程中，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家人谈到了他的生活。弗莱斯说：“那非常感人。对好市多的人来说，是很有冲击力的。这不是普通的采购商会议。”随着仪式的进行，他们也明显沉浸到了当时的感情气氛之中。弗莱斯说：“自从开始这项工作两年以来，我的学习收获之一就是，当我们一起严肃交谈时，神圣事物很重要――祈求指引的简单祷告，长者的祝福，或是每个人在会议开始时都有机会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愿望。”

当图利欧提到这次家庭弥撒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觉得这是让大家了解我们所属的社区和家庭的理想场合。我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弗兰克・帕蒂拉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用西班牙的一场完整的天主教弥撒。他后来告诉我，这个场景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庭和家乡的“根”。我相信，这对于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家庭也是个弥合创伤的经历。我从未想到过可以用这种方式帮助他们。

在这场弥撒和家庭聚餐之后，项目团队围坐在一起审阅审计报告。在此之前，每个人都阅读了这个报告。它记录了农民生计的脆弱性，也记录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还描述了使这个产业“压力越来越大”的各种影响力。弗莱斯和兰迪提出了三个问题：“你主要希望我们的项目实现什么？这个报告中哪些内容使你吃惊？对于我们实现这个项目的最高期望，你觉得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在此之后的对话中，大家畅所欲言，许多人都听到了自己从未亲耳听到过的观点。

第二天上午，这个小组驱车四小时前往一个偏远的村庄，与农民家庭进行为期两天的探讨。“我们到达高地的时候，天气非常冷，但是已经有农民在那里等我们了，”弗莱斯说：“农民们准备了一个介绍，每个家庭都花一段时间和我们坐在一起。家里的每个人都会跟我们谈话――孩子、父母和祖父母。对有些人，谈话的内容要翻译两次才能听懂，先从他们的本地‘奎彻语’（Quiché）翻译到西班牙语，再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他们领我们去看他们的农田和他们的家。他们告诉我们，孩子们现在有鞋穿，有更多的衣服穿，还可以去上学，也有更多钱买食物了。这都是因为他们的作物有了一个好市场，他们通过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尽管审计报告里写到了紧张压力和风险，项目还是获得许多方面的成功，特别是在好市多、洛杉矶沙拉公司和库特拉・匹诺思合作社的合作方面。“

在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农民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平等的对话。”另外一位补充说：“每个人都在倾听。”

弗莱斯说：“非常有趣的是。当我们第一天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对这个项目的目标都有不同看法。依我看，这非常重要。这体现出我们是可以真正以诚相待的，这似乎象征着这个项目背后的全部理念：真正深入观察不同的环境条件和需求，同时又承诺投入让每个人都满意的系统。”

三天之后，好市多的人在离开以前，承诺与库特拉・匹诺思合作社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提供商业建议、协助改善可持续作物的产出，以及开发对农业社区健康更具针对性的通用采购流程。这次会议之后，他们还协助合作社培育了更多的作物品种。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更大规模的胡安・弗朗西斯科项目的一部分。

第4篇：承诺合同范文

关键词:要约;要约人;承诺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160-03

一、关于要约

(一)要约的定义及其成立的条件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范:(1)内容具体确定;(2)表示一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是新合同法关于要约的立法定义。

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签订合同的愿望和要求,提出要约的一方被称为要约人,而相对方即接到要约的一方被称为受要约人。要约人提出要约应注意五个问题:(1)要约人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2)主要条款必须明确、肯定、具体、真实;(3)要约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范;(4)要约人提出要约必须基于自己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5)要约人要有受该要约约束的表示。

根据《合同法》对要约的定义及其内容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项有效的要约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愿意与受要约人订立合同这一目的。

要约的目的在于订立合同,故凡是可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都不是要约。如果一项意思表示中没有体现出愿意与对方订立合同这一目的,该意思表示就谈不上是一项真正的要约。

(1)要约应向特定的对象发出

要约的特点就在于:受要约人一经承诺,合同即告成立,毋须再经要约人同意或经其确认(除非要约中事先声明要约人保留对承诺的确认)。换言之,只要受要约人对要约人的要约予以承诺,要约人就必须受承诺的约束,不得否认合同的成立。为此,才在法律上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合同法》定义了与要约密切相关的“要约邀请”的概念,它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为要约邀请。”可见,要约邀请是一种订立合同的准备工作,是向消息或请求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它与要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①要约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愿意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表达某种意愿的事实行为,其内容是希望对方主动向自己提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②要约中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承受要约约束的意旨,要约人将自己置于一旦对方承诺,合同即告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位。而要约邀请则不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承受拘束的意旨,要约邀请人希望将自己置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

(2)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

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这意味着要约中应当包括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一旦受要约人表示承诺,就是以成立一个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的合同。根据《合同法》,合同一般应包括以下主要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及其解决争议的方法。因此,要约人不必在要约中详细载明合同的全部内容,而只要达到是以确定合同内容的程序即可。

(3)要约在其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合同法》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时生效。”但各国立法则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原则:一是表示主义,认为意思表示成立,要约就生效;二是了解主义,认为要约从相对人了解时生效;三是发信主义,认为要约由要约人将要发出时生效;四是受信主义,要约到达相对人时起生效的称为到达主义。我国采用第四种。

也正因为要约在其到达受要约人生效,所以相应地有撤回要约这一问题。所谓“撤回要约”是指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在其送达受要约人之际,即通知撤回要约。对此,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达到要约人之前或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这一点与《联合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相一致。

(二)关于要约的约束力问题

要约的约束力问题是指在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到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与否这段时间,要约人能否反悔,能否把要约的内容予以变更或撤销要约,或者受要约人是否必须对要约作出答复。

要约对受要约人来说没有约束力。因为受要约人接至要约只是取得了一种在法律上承诺的权利,并不因此承担必须对要约承诺的义务。不仅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受要约人即使不对要约进行承诺,也没有义务非要通知要约人收到要约不可,它完全可以对要约置之不理。事实上这种接到要约而不予理会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当然,也有不少受要约人虽然没有承诺,却通知要约人,这主要是由于商业礼仪上的考虑。但也没有例外,例如德国、日本的法律规定:商人在其营业范围内接到老客户的要约时,应即发出承诺与否的通知,如怠于通知时,则视为承诺。

关于要约对要约人本身的约束力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人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俣同通则》的相应规定一致。

关于要约的失效,前面笔者已经阐明要约的约束力主要是针对要约人自身而言的。因此,要约一旦失去效力,要约人就不再受其发出的要约的约束。要约对受要约人来说一般谈不到失效与否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失效有下列情形:(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2)要约人依法撤消要约;(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来做出承诺;(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关于要约承诺期已过而失效,应注意其两点:其一,要约中如果规定有承诺期限,则要约在该承诺限制终了之时自行失效。此后,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但能算是一项新要约。其二,要约中如果没有规定承诺期限,则有两种情况:第一,以对话方式订立合同,须受要约人对此要约立即予以承诺。否则,要约失效。第二,以非对话(分处民地、以信函、传真、电报等)方式订立合同,须受要约人在相当期间或合理期间内作出承诺。否则,要约失效。

二、关于承诺

(一) 承诺的定义及其成立的条件

《合同法》将承诺定义为“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并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表可以通过行为来承诺的除外。”

根据国际通行的理论及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是指要约人按照要约人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要约一经承诺,合同即告成立。承诺表示分为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

通知是承诺表示的一般形式,它又可分为口头通知与书面通知两类,他们都是意思表示的明示方式。口头通知是指以对话的形式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其优点是简便、迅速、利于达成交易;缺点则是缺乏客观记载,一旦发生纠纷日后难以取证。书面通知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记载内容的通知,它使权利义务明确化,并可保存证据,利于解决纠纷。

行为是承诺表示的特殊形式或例外形式,因为“行为”成为承诺的表示方式是有严格限制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表明才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就“行为”一词的含义而言,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行为仅指“沉默的行为”,而另一种则认为“行为”的含义包括“沉默的作为”与“沉默的不作为”。一般地讲,后者的含义广泛也更符合实际,也就是说单纯地保持缄默不构成承诺。虽保持沉默,但采取了某种认可积极作为者,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构成承诺。一项有效的承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承诺必须由受约人作出

这里的受约人既可是其本人,也可以是其授权的人。除此以外,任何第三者即使知道要约的并作出愿意接受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也不能称为承诺,更不能因此而成立合同。

2.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作出,并传达到要约人

《合同法》规定:“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1)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迟到的承诺”有两种情况:第一,“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生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除外,为新要约。”既然是新要约,则需经原要约人承诺后合同才能成立。第二,“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这是合同法作出的照顾承诺人利益的规定。关于承诺期限的起算,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约以信件或电报做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之日开始计算。要约的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做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3.承诺应与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

如果受要约人的承诺是对要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后的接受,则从原则上讲这不是承诺而是新要约。我国《合同法》对问题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它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人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的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这是《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相应规定也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国《合同法》与国际接轨的一方面。

(二) 关于承诺的失效问题

《合同法》规定:“承诺失效时合同成立”,因此,承诺从什么时间生效就成为合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各国的实践中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原则:既投邮生效原则,送达生效原则,和解生效原则。我国采用送达生效原则。《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

第5篇：承诺合同范文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我们在签订合同后、履行过程中要分辨的重要点。合同成立了,但不一定生效;合同生效了,该合同一定成立。合同当事人所履行的合同是否生效是能否最大保护自己权益的重要依据。

    一、合同的成立

    合同成立的两个要素是要约和承诺。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做出的希望以一定条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即指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要求告诉另一当事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要求,同意成交的意思表示,如果该意思表示有效,双方的合同即成立。《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承诺在什么时候生效呢?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在到达要约人时生效。但是,我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

    承诺在要约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处,或者到达法律规定的地方都能生效。如在我们公司很多合同采用数据电子形式订立合同,当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的系统,即使收件人并不一定立即收到,合同也算成立。

    第二种情况是承诺在要约规定之外的时间到达要约人处,这时候的承诺一般而言不生效,也有很多学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要约。但我觉得是一种待定效果:如果要约人仍然愿意接收这个承诺,那么合同则可以成立;但是如果要约人否认这个承诺,那么,这份承诺即变成新的要约,以前的要约人如果可以提出新的条件,同时他的地位转变为承诺人了。

    【案例分析】如甲公司在11月10日给乙公司发一份传真:我司有一批毛衣,单价30元\件,若要购买,请于11月20日之前传真我司。11月15日,乙公司给甲公司发一传真:若单价降至25元\件,我司将购置500件。甲公司没有回应。后11我25日,乙公司又给甲公司发一份传真,表示愿意接受甲公司的传真内容。在这个案例中,如何看待乙方在11月25日的传真呢?因为该传真已经超过甲方要约中规定的日期,因此不算是承诺,可是说是新的要约,对于这份新的要约,甲方可以提出新的条件;但是如果此时甲方愿意以自己先前的条件来签订合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这份传真认为是承诺。

    所以,合同的成立,即是合同双方达成意思一致。而这种意思一致的主要表现方式为承诺和要约合意性。

第6篇：承诺合同范文

一、传统承诺理论的规定

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人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在国际贸易中，也称“接受”或“收盘”。被要约人一旦表示承诺，则表明要约人、被要约人之间以达成协议，合同即宣告成立。《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8条第2款规定：“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人所规定的时间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就成为无效，但须当适地考虑到交易的情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程度。对口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有别者不在此限。”传统理论中，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存在投邮主义和到达主义两种不同理论。

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即在以书信、电报作出承诺时，承诺的通知一经交付邮局投邮立即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即使是由于邮局的疏忽致使承诺的通知在作践耽搁或丢失，风险仍由要约人承担，而与受要约人无关，且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英美法系采用“投邮主义”的目的在于缩短要约人能够撤销要约的时间，从而改善受要约人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但在要约人收不到受要约人承诺时，以“投邮主义”而强加给要约人的合同成立其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之不同，大陆法系采用到达主义，如《德国民法典》第130条规定：“对于相对人所做的意思表示，于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发生效力。”我国亦采用到达主义，即遵循《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关于承诺的撤回，除当面表示承诺和采用投邮主义立法的国家不存在外，采用到达主义的国家规定了承诺撤回问题。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22条，“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我国《合同法》规定与之相同。

二、e时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及问题

e时代，最初用来指电子(electronic)时代，电脑网络出现后email以其快速、简便、多功能等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了传统的手写邮寄信件。电子商务合同，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当事人通过数据输入进行要约、承诺，以网络传输进行送达。

传统的书面合同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原件上手书签名、盖章或按指纹，以表明当事人对该书面合同内容正确性的确认。而在edi合同中，手书签章被电子签名所代替，即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经由键盘输入并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中。

在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过程中，要约与承诺的意思表示由当事人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以电子方式实现瞬间传递的，因而由其所依赖的技术和其运作方式的独特性，产生许多新问题。

如：数字形式的电子签名很容易被他人模仿、破译或篡改，服务器故障导致延迟而产生生效时间争议及撤销争议等问题，这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亟待解决。

三、新形势下“承诺”的法律问题探究

(一)“承诺”表达新形式问题

在电子商务中，虽然采用edi取代了传统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形式，但承诺仍具有在电子商务合同当事人间意思传递的重任，因而电子意思表示在形态上仍然可表现为要约、要约邀请或承诺。在edi环境下的承诺，因法律并未具体规定表达方式，又是当事人约定的结果，故以数据电文新形式表达的承诺也当具有法律效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制定的《电子贸易示范法》第11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合同要约及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手段表示，并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否认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二)“承诺”的撤回与撤销问题

承诺的撤回，是指承诺人阻止承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意思表示。采取投邮主义作为承诺生效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承诺可以撤回，但大陆法系国家对承诺生效采取的是到达主义原则，认为承诺可以撤回。e时代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承诺开始以电子形式表达。从法律规定上，撤回需要在承诺尚未送达要约人之前追回并终止其效力，然而计算机一旦发出承诺，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一种方式，将撤回的通知先于或同时于承诺送达。因而，此种意义上承诺撤回是不可能的。

承诺的撤销在传统合同中并不多见，因为要约一经承诺，就标志着合同的成立。承诺的撤销即意味着对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撤销，因此进入到违约制度规范的范畴。但是，鉴于网络交易的快捷和特殊性，法律可以采用约定或法定宽限期限的办法对电子承诺给与特殊的待遇：承诺到达相对人时暂不生效，在经过双方约定的宽限期后承诺始生效。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一个合理宽限期限。

(三)“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问题

传统意义上承诺的生效时间，英美法采取投邮生效原则，但需要的是，根据英美法学者的解释，投邮主义的承诺只适用于邮寄承诺及以电报承诺两种方式。倘双方以电话、传真等即时同步传递要约或承诺时，则承诺人之承诺必须清楚地传到要约人的手中，否则不生承诺之效。 大陆法系对承诺的生效采用的是“到达主义”，承诺的通知必须于其到达相对人时才生效，合同亦于此时才成立。因而综合两种学派观点，最为科学的电子承诺生效的时间点，应以“到达主义”为主。

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是在不同地点的计算机系统内完成的，但由于电子数据可在任何地点发出，如果采用英美法系的“邮箱规则”，会使合同成立的地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发生诉讼时管辖法院与法律的选择。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缺陷。

(四)电子商务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应用，商务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也出现了新问题。传统理论中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问题，如我国《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缔约责任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是由于合同订立过程必须由第三人(网络经营者)的介入，二是网络安全与商业秘密的泄露问题。故合同缔约无效或不成立，可能由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讯失误或网络安全等问题造成。

此外，在电子数据的传输过程中，当事人的有关信息也可能被窃取、泄露或者删除、篡改等。但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合同无效或撤销，尚无专门的网络安全立法规定，故在加强技术手段保障的同时，也应当弥补这一领域的立法缺陷。

四、相关立法比较及应对建议

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我国采纳的是大陆法系的做法。由于利用edi的方式仍然有一定间隔，如到达文件箱后的保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必须设定“到达主义”的例外。 如韩国《贸易处理促进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受要约方的信息在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里记录后，“度过通常运行时所需的时间后”，被推定已到达。此即规定在到达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并记录之前的危险，均由信息发送人负担。

对于承诺撤销的规定，建议通过立法规定，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当事人约定对电子承诺给予特别期限的宽恕，或这直接由法律规定合理的宽限期限，但应注意此期限应当比较短暂，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对于承诺表达新形式下的安全性问题，可赋予电子签名与手书签名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规定：“如果一项法律规则要求签名，或者规定某一文件未经签名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则采用电子签名的形式满足该法律规则。”同时，也可借助指纹、声纹、dna比对辨认等技术，加强电子签名的安全性，确认当事人的身份。

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缔结过程中数据泄漏、删除、篡改等问题，一方面可采取技术措施，如防火墙保护、口令输入、生物码指纹输入技术等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可借鉴国际商会制订的《电传交换贸易数据统一行为守则》的规定：“传送电文的中介人保证，对中转传递的电文不得作未经授权的改动，并保证不得将其内容透露给未经授权的任何人。”

第7篇：承诺合同范文

    承诺生效合同成立,而承诺生效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是基本原则。但如果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成立合同的,特定形式完成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如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要求采用确认书、合同书等书面形式的,确认书从签订生效时起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时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合同书从签字或者盖章时起成立,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必须经过公证合同才成立的,公证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非要式的合同,一般以承诺生效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要式合同,以要式达成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成立以前约定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以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如果当事人以要约与承诺达成合同后又协商签订合同书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合同已于承诺生效时成立,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订立的地点。此外,合同成立的地点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

第8篇：承诺合同范文

[关键词]强制承诺；合同自由；合同正义；附随义务；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14-01

一、强制承诺制度的涵义

卢梭曾说过：“人们生而自由，但无不处于枷锁之中。”自由不是无限度的，合同自由亦如此；强制承诺制度是伴随合同自由原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为了践行合同正义、维护弱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出现的。

众所周知，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一些像交通运输、供水供气、电力等关乎国计民生却又有着垄断性质的行业，如若听任其自由决定是否履行自身所负的承诺义务并自由选择当事人，势必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所以，这些面向公共服务的经营者对符合法律规定、行业习惯条件的消费者所提出的符合其经营范围的关于向其提供服务的要求都应予以满足。这便是强制承诺制度在发挥作用。

强制承诺是指由受要约人基于对其所负有的承诺义务的履行而对要约所进行的承诺。此处所谓的“强制”既不是来自要约人的强制，也不是来自政府机关或第三人等第三方的强制，而是指来自于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义务的强制。其特点正于，它并不体现受要约人的自愿，而体现着它对承诺义务的履行。

因此可以这样说：强制承诺制度是为了维护合同正义而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制度，它的基础是合同自由，手段是限制合同自由，目的是追求合同正义。此处“合同正义”的内容是指在承认受要约人和要约人的经济实力不平等及在缔约过程中的地位不相称的前提下，将其分别视为强者和弱者，并在此基础上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要约人的利益。

二、一项完整而具有实用-性的强制承诺制度包含的内容

（一）关于承诺义务来源的规定

由受要约人负有的承诺义务或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实际确认，或来源于行业习惯、交易习惯、生活习惯，或来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当然，法官在自由裁量时要从有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出发。

（二）受要约人履行承诺义务的条件

要求要约必须具有合理性，该“合理性”包含以下几个意思：1.要约人合格，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要约内容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诚信原则，也不违背公序良俗；3.要约不违反受要约人事先针对不特定的人提出的合同条件。

（三）受要约人履行承诺义务的方式

受要约人履行承诺义务采取明示方式与默示方式均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当将受要约人对其内容具备合理性的沉默视为承诺。

（四）受要约人承诺的时间

在此有一个先后的选择顺序：法律有规定的就依法律规定；无法律规定则依照习惯规定；没有习惯规定的则按照公平原则。

三、有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附随义务

（一）受要约人若基于正当理由可以拒绝履行承诺义务，正当理由包括

1.受要约人对要约人订立的合同存在履行不能，即没有履行能力和履行条件；2.受要约人具备法律或习惯允许其不履行承诺义务的其他事由。

（二）受要约人基于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义务是合法行为

但应当在收到要约后的合理时间内以明示方式向要约人做出。不仅如此，在法律或习惯有规定或在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应当如此的情形下，受要约人在自其拒绝履行承诺义务的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就负有体现为帮助义务的附随义务。

1.该帮助义务的内容是说只要受要约人有能力、有条件如此办理，则其在拒绝履行承诺义务的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便应当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和措施来帮助要约人向其他受要约人发出要约。

2.考虑到体现为帮助义务的附随义务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费用，因此应当从严把握：若法律或习惯有规定，受要约人就有此义务；若无规定，则只有当确认受要约人履行承诺义务是公平、合理的时候，才能有此附随义务。

南京大学法学院张淳教授认为，此处的“公平合理”不仅指受要约人有能力或条件履行此附随义务同时要约人自己没有能力和条件向其他受要约人发出要约，从而只有在受要约人的帮助下才能向其他受要约人发出要约。

当然，受要约人由于履行附随义务所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要约人来承担。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义务及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

第9篇：承诺合同范文

关键词：要约、承诺、电子合同

一、对三大法系要约、承诺制度特点评析（侧重于从要约约束力角度评析）

在要约对要约人约束力的强弱问题上，要约人在德国法系中受约束最多，在罗马法系中受约束次之，而在英美法系中受约束最少。

在英美法中，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无约束力，虽然要约一旦为相对人接受即构成合同，而且，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时起，直到因要约人确定的或根据环境决定的一段时间逾期时止，要约都处于能被承诺的状态，但直到要约被接受，要约人保留在任何时候予以撤销的自由，甚至在他已宣布在某一确定的期间准备受其要约的约束的情况下，在那一段确定的期间内，他在法律上仍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这种不对要约人强加义务的状况，及这种宽松的制度仍能适应交易安全的需要，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受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二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

三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罗马法系中要约有较强的约束力，当然这一约束力的加强也有一个过程。如法国，早期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认为：不存在意思表示一致即不存在义务，这是其要约可自由撤销的理论基础，鉴于它在实践中所导致的对受要约人的不公平，法院对此进行了修正，使得在要约有确定期限或者根据个案确定有期限，而要约人提前撤销要约时，由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德国法系中，要约对要约人的约束力最强。每个要约都是不可撤销的，撤销要约的声明不是引起损害赔偿的法律义务，而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在承诺人承诺后，合同强制成立，除非要约人已排除了他的建议的法律效力。

比较而言，德国的做法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逻辑性强。

德国人一向以其逻辑思维的缜密性而著称，这点也充分体现于其法律中。相较于英美法承诺生效的“发信主义”，德国的承诺生效“到达主义”显然更符合合同作为协议一致的产物这一本质。因为依“发信主义”，当一个合同已经成立时，要约人尚不知道，即使承诺的意思表示在邮局中丢失了，合同也可成立生效，这不符合逻辑，而“到达主义”就避免了这一缺陷。

2.理论更加清晰统一。

罗马法系要约的约束力是通过令要约人承担提前撤销要约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来实现的，而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解释有侵权论和前合同说，但前合同说纯粹构建在想象的基础上，侵权论又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持，这种不确定的理论带来了司法实践中法官权力的扩大及判决结果的不统一。而德国法系则没有这一问题。

3.公平正义性。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做到所谓的利益均衡，否则就显失公平，导致不正义。在要约约束力的问题上也要兼顾要约方、承诺方二者的利益，关键就是要把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由于要约人在合同成立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他可以通过排除其要约约束力的方式来规避风险，所以在其未对要约的约束力进行限制的情形下，应承担因供应和价格方面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而受要约人的行为则因其知道承诺将成立一个合同而得到保证。同时，依《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的规定，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之前，要约人可以撤回要约，这种要约生效的到达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要约人的风险，维持了双方的利益平衡。

4.有助于迅速安全地促进民商事交往。

通过维护要约的约束力，有利于防止要约人随意撤销要约给受要约人造成的损害，让作为主动方的要约人在发出要约时能三思而行，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受要约人对自己的行为能有确定的预期，产生更大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合同订立的效率和质量，达到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统一。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如市场上出现不可抗力、行情变化等情形，此时若不给要约人一个补救的机会，则不利于保护要约人的利益，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针对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问题，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吸收了情势变更原则，第313条规定交易基础受干扰时，当事人可以要求对原合同进行调整，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要求解除合同[2]，从而进一步克服了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缺陷。

小结：

1.尽管开始时三大法系在要约约束力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却越来越趋近，都赋予了要约一定的约束力。从这一点上，可以明确看出法律制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随着实践的开展而进一步得到修正，正是各国民商事交往对安全与效率的共同需要推动了要约约束力的趋同。当然，从理论的科学严密性与实践的效用性来讲，德国法更胜一筹。

2.由于每个制度的存亡也要经历实践中优胜劣汰的考验，一个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必然具有其合理性，与每一国的特定国情、传统、文化及其他配套制度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就制度谈制度。比如英美法系法官具有很大的衡平权，可以使要约制度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我们假设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德国采用要约撤销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交易安全与效率的呼唤下，肯定不得不进行立法上规则的修改。再看，英美法尽管允许自由撤销要约，但其承诺生效采发信主义，又减少了受要约人承担风险的时间。德国法尽管不允许撤销要约，但由于要约生效采到达主义，则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享有撤回权，同时，合同成立后的“情势变更”原则也赋予要约人在一定情形下通过变更、解除合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一系列辅助制度，不论哪一个法系的要约约束力规定都不会在实践中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

我国《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与德国法相同采“到达主义”原则，承认了要约的撤回权、撤销权，但对要约撤销权生效期间采取了发信主义原则，承诺一经发出，即产生阻遏要约人撤销要约的效力，同时，又严格界定了要约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及要约不得撤销的情形。这一系列规定，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要约承诺制度的合理成分，是较符合法公平正义、交易安全高效的要求的。

二、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仍有存在意义

合同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行为，以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为成立要件，订立合同的过程即是当事人双方使其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过程。当事人双方的协商过程，在法律上一般分为要约和承诺。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合同订立的时空都在扩大，以要约承诺制度的有关规定为基础判断合同成立与否、进而分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就愈显必要。可以说，现代要约承诺制度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使合同成立过程清晰，易于判断。

由于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经过要约承诺，当事人意思表示趋于一致，合同就成立了。这一判定过程主要涉及要约承诺制度中的要约的概念、要约的要件、要约的效力、要约的撤回与撤销、要约的失效、承诺的概念、承诺的要件、承诺的效力、承诺的迟到和迟延、承诺的撤回，这些内容基本囊括了要约承诺制度的全部。

2.有助于分清在曲折复杂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一方面，当要约人主动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之后，双方当事人就从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关系，受要约人会对要约产生信赖，从而进行一定的行为，而要约人应为维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而负一定义务；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多变化，当事人对自己的意思表示应拥有一定的修正权。这主要涉及要约的撤回、撤销及承诺的撤回制度。只有建立完善的要约承诺制度，才能通过赋予双方一定权利义务的方法处理好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合同不成立、无效，而这主要涉及要约承诺生效与否的判定及当事人在意思表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瑕疵的判定。

三、电子商务的兴起对要约承诺制度提出的要求

当然，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也需要随经济的发展而进行一定改进。要约承诺制度需要改进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电子合同。

所谓电子合同，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订立的，以数据电文的方式来生成、储存和传递商业贸易信息的一种现代贸易方式，主要有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电子邮件（E-mail）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3]

电子合同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合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电子合同从传统的物理方式转移到网络空间，这就需要界定要约承诺的形式。

2.电子合同完全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当事人往往并不见面，这就涉及有关要约承诺效力中的当事人身份的确认。

3.合同应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有时是在无人工介入的计算机自动回应系统控制下进行的，这种要约承诺是否可归属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合同的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易受到影响、破坏，易被篡改或因其他原因而失真，这使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可信度降低，为此出现了一系列技术保障制度，最突出的是电子签名的出现及认证。

5.由于技术故障的客观可能性，一旦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计算机故障受到了影响、破坏，这种风险应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6.信息传递能够以光速在网络上进行，从而使得传统合同订立所需要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甚至被取消了，也就是信息传递地点的距离差异并不会产生信息传递的时间差异，因而电子合同要约和承诺的有效期大大缩短，使得对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的确定与传统合同大相径庭，也使得电子合同在要约的撤回、撤销以及承诺的撤回问题上很特殊，需要具体规制。以上的特殊性都是由于合同订立媒介-网络空间的技术特殊性所导致的，它对传统要约承诺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源于实践的要求将促进要约承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意味着法律对电子合同进行一种专门的规范，但这种专门规范不应脱离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总体框架，因为电子要约、承诺本质上仍属于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意思表示。

这种专门规范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定专门法对其进行规范，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新加坡《电子交易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二是对原有法律进行解释或在原有法律修订过程中对相应内容进行修正、补充，如我国新《合同法》即属此类。

下面针对电子要约、承诺不同于传统合同的几方面特殊性介绍一下对电子合同进行专门规制的主要内容。

1.关于电子合同的形式问题。各国主要有两种做法：

（1）将电子合同拟制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比如我国新《合同法》的第11条。再比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也承认数据电文形式属于书面形式的范畴，但这种承认不适用于某些材料，如遗嘱、流通票据、所有权文据、不动产买卖合同。不过部长有权对所列这些材料的名目进行调整，因而仍有一定的灵活性。[4]

（2）承认电子合同在一定情况下的效力，但不将其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如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原则上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但未将其作为书面形式的一种。该条例规定，某些文件类别仍必须以书面作出，不可用数据电文的形式，包括遗嘱、信托、授权书、不动产契据、誓章、法庭文件及可流传票据等，这是考虑到电子商务在香港始终是一个新生事物。[5]

香港、新加坡的规定尽管表面上不同，但实际效果大致相同，都限制了电子合同在某些领域的适用，都是出于电子商务还不够成熟的考虑而规定的。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电子商务实践远远不如香港、新加坡成熟，却对电子合同的适用范围不加限制，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2.在当事人互不见面的电子合同订立过程中，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自己去认定对方的合法性（对方是个人，涉及到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企业，涉及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合同标的是否在订立的经营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针对当事人身份确认问题，各国发展出几套规则。

个人身份认证，按信息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网络上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确定交易身份。关于电子签名，以下将会具体论述，在此不赘。

企业主体资格认证上，目前，我国外经贸部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制定了具有唯一性、规范性的企业电子商务身份认证。在企业进行进出口许可证的申领、报关、商检、结汇、出口退税等电子贸易过程中，企业代码即可作为唯一身份认证，从而形成全国外经贸领域的企业代码库。

另外，不论个人主体还是企业主体，都可以通过签定确认书的方式确定当事人主体身份。

3.在合同订立过程自动化的情况下，“虽然由计算机进行着合同订立的过程，但计算机程序是按照人的意思运行的，仍然执行的是人的意思。在这一自动化过程中，可能要约与承诺并不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者自动化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事人而言，其主动性是可以随时介入程序运行过程。[6]”因此，电子要约承诺是可归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电子签名问题。由于网络的特性，传统意义上的“纸面签字”方式对电子商务而言就很难适用。为了防止邮件在中途被他人截获并篡改，使合同文本失去真实性，同时也为了规避签名被人模仿等风险，出现了以电子签名（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的机制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新的认证方式。所谓“电子签名”是指“某人或该人的电子人出于签署合同协议或记录的意图，由该人或其电子人签署或采用的，以电子形式附于或与一份电子记录逻辑相关的电子声音、符号或者程序。[7]”

由于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巨大差异，而电子签名是否具有传统签名的同等效力决定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终结。国际社会一般通过“扩大解释”的法律途径承认符合一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名。应符合的条件一般有三方面：第一，签名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签署的事实；第二，任何其他人均不能伪造、篡改该签名；第三，如果当事人双方关于签名的真伪发生争执，能够由公正的第三方仲裁者通过验证签名来确认其真伪。

可见电子签名是否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很大程度上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只要技术能保证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再现性，法律就能认可该签名的效力。目前较成熟的技术包括生物测量法、数字签名。数字签名是通过密码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变换实现的。常见的是采用公共密钥技术的数字签名。比较合理的技术方案是建立起类似印鉴管理和登记制度的电子商务认证中心，来识别和鉴定电子文书的真实性。

在规制电子签名的问题上，美国于2000年10月1日生效的《在全球和国际贸易中的电

子签名法案》，必将推动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最近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

可见，对电子签名的规范化管理，不但要有技术上的支持，法律上的承认调整也是很必要的。

5.关于计算机故障引起的风险如何在当事人间进行分担的问题，通说认为应依网络开放程度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分析。在封闭型的网络环境下，因用户都事先签有协议才能进入该网络系统，协议规则中对此已作出了规定，当事人应当按协议进行。如果协议中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违反事先约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方的意思表示都是无效的，合同也无法成立。在开放型的网络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该网络系统。因此，如果商家或者厂家的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理应由商家或者厂家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是客户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则应由客户自己承担责任。这是符合现代合同法基本原理的。[8]

6.关于要约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及其撤回撤销问题。

新《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规定如下：“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有人认为，在电子商务中，到达主义与发信主义无区分必要[9].我认为还是有区分必要的，当网络出现技术故障导致信息发出却被堵在途中时，依到达主义，意思表示未生效，而依发信主义，则意思表示生效。

应该承认，这种到达主义的做法能使意思表示的传达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各方对其控制范围内发生的风险承担责任。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仍存在以下缺漏：

（1）有学者认为，仅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或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作为到达时间，对收件人显失公平。应在不违背“到达主义”的前提下，将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的特定系统或未指定的任何系统的时间再加上一段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作为电文的“最后到达”时间，即若收件方在电文进入系统那一刻起至“等待阅读”时间过去的那一刻止的时间段内的任意时间看到电文，则就以该时间作为电文的“到达”时间；电文的到达时间最迟不晚于“等待阅读”时间全部用完的那一刻；若在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过去之后，接收方仍未看到电文内容，则是接收方自身的疏忽，不应再予以迁就。[10]

（2）有人认为，确定要约承诺生效的到达主义只能是任意性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通过约定的方式，提前或推迟要约承诺生效时间。[11]

（3）规定不够全面，未规定“已指定了特定系统接受，但对方却没有将信息发入到此信息系统时”，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有人认为可参考《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的规定，该规定为“如果收件人为接收数据信息之目的制定了一个信息系统，收到的时间为：如果该数据信息发往一个属于收件人的但不是其指定的信息系统时，在该数据信息被收件人取回之时。”这值得借鉴。

（4）法条中所称的特定系统和收件人的系统究竟指的是什么系统？是用户所在的ISP系统还是用户本人所控制的计算机系统？这一点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12]

针对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作了如下规定：“除来源者和收件人另有约定外，一件数据信息视为在来源者的营业地发送，并视为在收件人的营业地收到。为本段之目的：（a）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营业地，营业地为与正在进行的业务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或者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业务，指主要的营业地点；（b）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点，指他们的惯常居住地。”而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可见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与《电子商务示范法》基本保持一致，但《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更加细致，在主营业地之前还有与业务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的规定。

针对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合同成立地点可以自行约定，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且可能会更便利于合同的履行。但由于大型电子商务活动往往是跨国的，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电子商务还不规范，电子商务法既要鼓励交易，又要保证交易在正常秩序中进行，而且后者更重要，这不仅能避免规避法律的投机行为，保证交易秩序，而且对于电子商务在今后的发展中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有深远意义。因而，应对合同成立地点的自由选择有所限制。[13]

关于电子要约可否撤销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种认为可以采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即如果撤销要约的通知能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则要约得以撤销。

第二种意见认为将要约撤销的规则应用于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电子商务的方式如EDI传输速度极快，如要约人的计算机一旦收到电文，就可以自动发出承诺，从而使撤销要约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第三种意见认为电子要约能否撤销应视采用的电子通讯方式而定。具体说来，通过EDI等计算机自动处理信息，在收到要约的同时能自动发出承诺者，要约的撤销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其他电子通讯方式传递信息时，如通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由于这类方式需人工的介入，是否接受要约是由受要约人或其人决定后再通过电子通讯方式传递承诺通知的。电子要约送达受要约人后，到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前，存在一段受要约人处理信息的时间。这阶段，要约人有时间和机会撤销要约。在此情况下，要约得以撤销。因此，法律上仍应允许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权利。[14]我赞成第三种观点。

关于电子要约、承诺可否撤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文本的传输速度极快，在要约人发出要约指令的几秒钟内，该要约即可到达接收地点；并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交易环节，使撤回要约在现实中成为不可能，因为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说，撤回要约的通知不可能与要约同时发出或先于要约发出。同时在电子合同中，承诺一经发出，即刻通过网络进入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到达要约人，因此，在电子合同中，承诺的撤回与要约的撤回同样困难。[15]

另有学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仍存在撤回要约承诺的可能性，应赋予相对人合理的撤回权。[16]

相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比较科学，也符合我国《合同法》的法条规定。

注释：

[1]李先波：《论要约的约束力》，《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第61、62页。

[2]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电子合同：网上商务游戏规则》，《法制日报》1999年10月11日。

[4]朱宏文：《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述评》，《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5]胡惠生：《浅析香港的〈电子交易条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8]艾奇：《我国电子商务中的若干特殊法律问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7]韦燕：《美国全球和国家贸易中的电子签名法案》，《经济与法》2001年第3期。

[9][11][13]萨沙：《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相关问题的思考》，《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0][16]王国金、贺小年：《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幸红：《电子商务合同纠纷适用法律的几个主要问题》，《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